思想一生物也，进行无时或息。世界文明，缘此不绝之轨线，逐渐进步，非可躐等而至也。吾辈读史，有时见万事停滞，人类之进步，似永无希望，有时见万象顿新，人类完满之幸福，似可一日而几。以欧史而论，中古时代，绵绵长夜，亘逾千年，黑暗世界，生机几乎尽歼，此千载中，思想界领袖，咸困于咀嚼文字之蛛网，而绝无发明新理之能力。迨文运复兴时代（The Renaissance），曙光乍放，思想维新，其势力渐推渐广，历改革时代（The Reformation），而达十八世纪，酝酿既久，遂成法兰西之大革命。旧时一切之政治学术思想，几一扫而空，史家称之曰光明时代（The Enlightenment）。当时人民，以为一切革新，不日成功，洎乎十九世纪，始由革命观念而入历史观念。至今日则为科学精神之时代（The Age of Scientific Spirit），一切政治学术思想，无不贯之以科学，故二十世纪为科学时代。读史者往往以中古世为一鸿沟，后此为旧，前此为新，后此为古，前此为今，实则非也。古今之过渡，其由来渐，非骤跻也。中古世非绝无生气，不过其进行甚迂缓耳。以其迂缓，故人不易见。
人类之历史为接续的发展，绵绵延延，无时或绝，但有隐而难见，显而易见二者之别而已。过渡时代，人以全力思所以排除旧习，启发新猷，摈弃旧器，制造新械。初则旧习固而难破，既则旧基础动摇，而新者不足以继之。全国思潮，纷乱错杂，流连彷徨，民不知何所适从。此种彰明较著之征象，固显而易见者也。
今请以欧史中之过渡时代，约略言之；并察其教育思潮之如何，与中国现在之情形比较论之；于吾国教育之进行，不无裨益。吾国近二十年来，经过种种变更，欧化横来，文明之基础动摇。其变故之大，兼希腊中古与十八世纪三大时代而共之。且今日之欧战，复推其波而助其澜。故国民思想之错杂，人心之惶惑，虽国中学界巨子，亦觉目眩神昏，不知向何方而进行。是以近年来国民扰攘不已，智者怀宝而善身，狠者持刀以行劫，士子窃言，腐儒盗德，政纲既改，武夫乘机。吾辈处此过渡时代，当操何术导此漂荡之舟而登彼岸乎？识往事而知来者，吾不得不借鉴于历史。
先言纪元五世纪前之希腊。当是时也，希腊社会中有数种之新势力澎湃而生。其最要者，为政治之基本改革。当纪元前六世纪时，旧时之贵族宪法，蜕变而为民权宪法；官职之为市民所选举者已不少；议会得放逐不法之官吏；市民之政权日增；故必须受一种相当之训练。然而旧教育则无此训练，以应新生活之要求。
希腊与波斯之战，藉雅典之力，得奏凯旋，故雅典为希腊诸国之盟主。商务日盛，新思想因之而输入，使臣往还，旅行者亦纷至沓来，雅典遂成一新思想酿造之场。于是一种新哲学家起，倡“以个人眼光判断是非”之学说，雅典人之游历各国者亦日众。故其国民所抱之观念日广，各种新思想，均受欢迎。新思想来，则旧思想不免受其打击，而减杀其固有之势力，或被屏弃，或受影响而革新。雅典遂大变其往日之眉目，自一孤寂之小城，一跃而为世界之孔道，成新知识交换之场矣。
雅典受政治、社会、经济诸变迁后，希腊社会之基础为之动摇，人民之新生活因是而起。此可与中国现时情形作平行之比较。中国自采取共和政体以来，政治之基础大变。握政权之皇帝既去，代之以人民所选举之国会，因此骤生一班所谓新政客者。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际，各都会法政学校之设立，如春园之笋，遍地皆是。盖一般青年，羡政治之荣誉，欲藉此为进身之阶也。
中国天产丰富，久为欧人所垂涎。数十年来中国之外交史，不外为西人争夺利权之舞台而已。外国辟户而来，欲开我宝藏；我以能力所及，则拒之；不及，则敷衍之；能力既不足，敷衍又不成，则让权利、土地以畀之，以求旦夕之安。吾国人初则以为西人之强在枪炮，故设兵厂，立海军，以冀抵御外侮。甲午之役，海军尽歼；于是知国弱之原，在于政纲不振。戊戌政变，为改革庶政也。庚子拳祸，肇自顽固之朝臣。中国受此大打击后，国几不立。于是爱国志士，奔走号呼。政治革命之潮流，遂奔腾而不可遏矣。
民国成立以来，叠经政变。以武力定是非而是非不明，政争更不可遏。近年以来，国民渐知社会不良，政治恐难有改良之日。社会事业之思想，渐渐起矣。
因通商外交而输入新思想，因新思想而激动政变，经济及社会亦随之而变，而家庭，而道德，而美术，而人民之生活，均受基本的打击而动摇，此之所以谓过渡时代欤。
以种种之变迁而论，中国近年之情形，与希腊纪元前五世纪甚相似也。希腊政治经济社会之变迁，前已言之矣。今请言其文学与道德之变迁。纪元前五世纪之前半，希腊之文学注重悲剧；演之于戏曲，则多涉道德、社会、宗教诸问题。此悲剧之基础，为义与利之冲突（即道德上之义务与个人之好尚相冲突）；以国家之义务为上，个人之好尚为不足轻重（与中国旧剧之以忠孝为本相似）。逮至此世纪后半，其戏剧以个人之好尚为重，诙谐之剧起矣。
诙谐戏剧以指摘家庭、社会种种怪状为问题。如因家庭之不睦而作嘲笑之语。或取男女之关系，或取政治之腐败，或取教育之荒谬，造作喜剧，以社会所有之实情为原料，或褒旧贬新，或反之。惟以有趣味为目的，旧时宗教的意味，乃大失其势力。
中国之变迁，与希腊多不谋而合。试观吾国之旧剧本，除小戏为士君子所不谈者外，何一非以忠孝节义为本？或以忠孝而褒之，或以不忠不孝而贬之，其用意同也，皆所以为移风化俗之具者也。个人之生命可牺牲，而忠孝节义之大道，不可移易；一般社会心理，信仰之如宗教。凡为殉忠孝节义而死者，哀其所受之痛苦，而敬其气节，崇拜其神灵。近来之新剧则不然，不以忠孝节义为本，而以指摘家庭、政府、学校、社会种种怪状为问题，与纪元前五世纪之希腊同也。
希腊纪元前五世纪时，非惟于戏剧为然，即道德与宗教，亦受同样之变迁。希腊道德之原，半出于神话，相传既久，以神权为道德之基础。此种多神宗教，对于国家、家庭，多所维持。个人以效忠于国家、家庭为神圣之义务，崇勤俭，斥奢侈，褒公德而贬个人权利之争。逮乎五世纪（纪元前）神话之势力顿薄，神权道德之信仰大减。旧时道德之基础，堕落无余；然而新道德（以思考为基础之道德）之势力，未能普及于国民，以为旧道德之替代。故绝端怀疑派与无思考力之守旧派，大起冲突。全国扰攘，莫知其极。由怀疑而重自由，自由过度，则肆于淫逸放恣。讲新道德者，将旧时道德之基础，尽行毁弃。于是昔时之礼让威仪、急公好义之品格，一变而为漂薄浮躁、急私忘公之性情。社会势力，大都以旧时道德观念为无可取，甚至以不道德之行为为足多者。盖其多合乎时尚之所谓思考也。
论以上所述之情形，则诡辩学说（Sophism）之出现，亦理之所必然。诡辩学说之主张曰：“具有断定是非之能力者惟人而已。”换言之，即“人为事事物物之权衡也”（Man wa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时人视诡辩学家，为传布不道德之教训者。然以其学派而论，实无所谓不道德。盖彼派实无甚全体一致之主张。其所同抱之宗旨，不过曰，心无一定不变之观念，行为无一定不变之标准，“惟人也者，为事事物物之权衡耳”。盖此对个人而言也。希腊个性主义，萌芽已久，个人于道德上及教育上，渐占重要地位，至此而大放光明，为纯粹之个人主义矣。
中国自与西洋文明接触以来，旧道德之势力渐减（我国之旧道德，以家属为基础）。工商业日兴，交通日便，而家庭之势力日薄，个人主义遂渐渐露其面目。势将愈趋愈甚，非数辈旧道德家所得而抑制之，亦非数册旧道德书所得而防止之。新思想来，旧日之道德信仰，必为所打击而失其势力，亦理所必然。希腊如是，吾国亦如是。旧基础动摇，挽救之道无他，筑一新基础以代之而已。此希腊哲学家所藉以解决当时之问题者也。
当时希腊大哲学家，如苏格拉底者，即筑此新基础之一人也。希腊之教育亦然。当时一般教育思想，以个性为人生价值之基础。凡往日之教育宗旨，以政治、社会、家庭等所要求为人生之价值者，则尽为所摈弃。故当时所需要者，为一以个人为本位之人生观，并一己对于他人之道德关系（此为西洋人生哲学之基础，读者不可不注意之）。而应其需要，倡此学说之人，即苏格拉底也。
苏格拉底以诡辩派“人为事事物物之权衡”之学说为起点，更进一层而言曰：人既为事事物物之权衡，则人之第一责任为识其自己。于是以“识己”为一生之功夫，专心致志，持躬反省。苏氏遂开希腊思想界之生面。其言曰：在个人自觉之中，与夫人之德性之内，道德之标准存焉。此标准即人生之目的，教育之宗旨也。以社会遗传之习惯为道德之标准，希腊之旧道德也，在此过渡时代，已失其势力。以自觉之中，德性之内，而立道德之标准，希腊之新道德也，苏格拉底倡之，以解决希腊之道德问题。
吾国之旧道德，为遗传之习惯道德。今其势力日益衰微，人人知之。建筑新基，于苏格拉底之言，其亦足有采取者乎？吾国今日个人主义之趋势，吾辈固不得不承认之。而其问题，不在消灭个人，而在斟酌个人与个人之关系也。换言之，此问题为个人之发展及个人与社会之调和也（按吾国陆王派之道德，为个人主义之道德。陆象山曰：“天之所以与我者，至大至刚，我问你还要做一个人么？”此至大至刚者即为心，故心为判断是非之主。阳明曰：“证诸吾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愚夫愚妇者吾是之；证诸吾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周公孔子者，吾不敢以为是，况其言之非出于周公孔子者乎！”阳明名此光明正大之心曰良知，为判断是非之主宰）。
欧洲自中古过渡至近世，为欧史中过渡时代之最广大者。以时而论，则自文运复兴时代至十七世纪之末，为时三百年。以地而论，则南自意大利，北至瑞典挪威与英伦，为西欧之全部。以人类之思想而论，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宗教、神学、法学、政治，无一不受根本上之改革。欧西思潮，受完全之变迁，而脱离遗传习俗之羁绊。一言以蔽之，此数百年内，中古主义死，近世精神生。此近世精神惟何？曰：以思考为基础，为不拘泥的研究；以世界为乐土，用全力开辟天产，供人生之需要；求人心与物质中所蕴藏之天然律，以为制天之具。教育兴而中古之黑暗去；与亚洲通商而新知识、新商品来；美术兴而人民得灿烂华丽之娱乐；各种科学制造之发明起，新学之进步更速，中古主义之潜力亦因之而大减；寻获新地，放大人民之眼光。以此种种之新猷，近世与中古世遂判若鸿沟矣。
虽然，时代之过渡，必不能于俄顷之间，与旧习惯骤相隔绝。无论思想如何新奇，宗旨如何激烈，新精神如何活泼，终不能与往时之思想，完全断绝关系。自培根（Roger Bacon）至葛必楼（Kepler）、加利利亚（Galilio），更进而至牛顿（Newton），斯诸子者，虽自称排去旧习，代以新理，而其学说中仍含古时之凿空思想，新旧混杂。近人读其书，未有不怪彼新学者，何多为旧思想所环绕而不能脱也。
中国近二十年来之变动，多类似西欧。论其时，不过二十年；论其地，则南自滇粤，北至满蒙，无不受其影响；论其思想，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宗教、法学、政治，无不受根本上之动摇；全国思潮，受完全之变迁，势将脱离遗传习俗之羁绊。余敢曰：此二十年内，旧主义奄奄待毙，近世精神已蒸蒸日上，非数辈顽固学者所得而摧折矣。此精神惟何？曰：欧西所有之思想，或已潮湃而不可息，或已成雏形而晨夕滋长矣。
十八世纪，欧西称为“光明时代”者也。其最彰明较著者，为“法国之大光明”（即法国大革命时French Illumination）。其消极思想之趋势，固得而言之。其在政治也，曰推翻专制；其在文学也，昌言扫除人民之苦痛；其在宗教也，曰诛杀恶僧。苟无假善名行绝恶之徒杂其中，则法国革命党徒之行为，得代表法兰西之完美精神。此精神惟何？曰：民赫斯怒，振臂一呼，推翻腐败之贵族，顽固之政府，龌龊之教堂，而造成光华灿烂之法兰西。
吾国于改革以前之十年中，“法国大光明”时代之思想，充塞青年之脑海。卢梭（Rousseau）之民约论传入中国，“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名词，成为口头禅。无论知与不知，莫不喜言之，以为如尽将旧时种种机关扫除，则中国便成极乐土。此所以武汉起义，全国响应，不数月而产出中华民国也。
教育思想，必与其所处时代之思想相共进行。当法国革命时代，“顺天然”主义为时代之思想。以之言政治，则持民约论。以之言学术，则重科学。以之言人生观，则重“自由”，重“天赋人权”。以之言教育，则重自然教育。卢梭曰：“天生成的都好，人造的都不好。”故其教育主义，主张儿童自然之发达。中国当昌言“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时，学校之主持人，大都与此等精神居反对地位，故酿成罢学之风潮。后之政治革命，实于此已兆实行之端矣。
过渡时代，以消极思想为标帜。一般思想之趋势，大都属于破坏的。人民厌旧喜新，对于旧时道德，多抱怀疑。希腊之诡辩学者（Sophists），十八世纪之思想家，可为消极学派之代表。吾国近年来之新思想家，亦多在此列也。
中国自有史以来，变迁之速，未有甚于今日者。以短促之时间，千奇万变之经验，相与并来。社会基础，因之动摇。时代不仁，横肆要求。大势所趋势，无可为力。嗟夫！我国人，其将何术以使中国与世界之时势相调和乎？
欧化横来，思想错杂，学术衰微，民智昏蒙，尊孔复辟，欧化共和，吾民其知之否乎？此就政治言也。若就社会言，家族主义渐破，个人主义日益萌芽，习惯之道德渐衰，个人之道德尚无标准，怒潮汹涌，荡舟其中，回望故乡，已出视线，前望彼岸，杳无所见。中国之前途，其谁知之？其谁知之？
虽然，中国之前途固无人能言之，吾辈凿空悬想，推测将来，其谁能禁之？然后事之结果，或与今日所悬揣者大相径庭。“础润而雨，月晕而风”，简单粗劣之比喻，不足为推测国家文明前途之具。 现今科学世界，不容预言家置喙。预言家饱食终日，空谈将来。科学家则不然，终日勤劳，无时或息，广求精确之事实，以为研究之基础，以归纳之方法，使事实与真理相证明，为之虽不易，舍之实无他道。
中国旧时各社会机关，如家庭国家职业等，衰落破坏，为世之所必然者；若欲恢复旧日状况，势必不能。旧日已逝，不能复返，欲登正道，惟有积极前进而已。社会种种征象，由来已久，非一日所可扫除；吾辈惟积极进行，以能力所及者为之。证诸史乘，过渡时代之告终，必赖有积极思想。希腊过渡之代表，为诡辩学派，消极者也。苏格拉底，代表积极思想者也。苏氏学派出，希腊自过渡时代而达积极时代矣。欧西十八世纪，过渡时代也。如卢梭，如伏尔泰（Voltaire 法国哲学家），代表消极思想者也。十九世纪之诸大学者，如康德（Kant德国大哲学家），如孔推（Comte法国哲学家），如达尔文（Darwin英国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英国哲学家），代表积极思想者也。由是言之，中国如有积极思想之大学者，而后始得自过渡时代而达积极时代。旧者已去，而欲挽之，愚也。不从积极建设着想，而徒事消极破坏，不过为过渡时代之产出物，为过渡时代之代表而已。
吾人之泥古，几若第二天性。故与其弥补破烂之旧物，孰若消极而攻击之？然而消极攻击，不若积极建设之为愈。积极建设之道将奈何？厥有五种：
（一）定标准 标准不定，前后参差，民无所适从。有积极之标准，然后能将新思想传布国中；否则千言万语，人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昔孟子曰仁义，朱子曰穷理，陆子曰明心见性，阳明子曰良知，皆为便于传道而立之标准，提纲挈领，便学者之易于适从也。
（二）定中心问题 一时之内，虽万事纷纭，实则必有一中心点在。此中心问题为万流归源之所。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是孔子以德为政之中心问题也。中心问题一定，则民得合群心而趋向之，犹众星之拱北辰也。
（三）新陈交换 凡破坏一旧思想，必求一新思想以代之。如我国旧有之家族道德既被摧折，必立个人道德以代之。
（四）适社会生活之需要 凡思想或道德之所以为社会所信仰者，必适应社会之需要。旧思想、旧道德之所以失其势力者，以不合时势也。若新思想、新道德于社会之需要无关，必不能生存也。
（五）方法 除旧启新之最要者为方法。良法美意，往往因方法不善而难于推行。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善哉言乎！”
中国与世界交通后，必不能不应世界之潮流而图进化。故欲言内部思想之改革，当先察世界之大势。而欧美近世文化中荦荦大者，厥有二端：
（一）科学之精神 近世西洋学术，莫不具科学之精神。科学之精神云者，好求事实，使之证明真理是也。凡凿空臆度之学说而自以为真理者，与科学精神相反对者也。
（二）社会之自觉 西洋之文明，根乎希腊之个性主义。个性主义云者，发展个人固有之能力，不使为外界所压迫，养成一活泼、强健、灵敏之个人是也。西洋修身之基础在乎此。结合多数之个人而成社会，故社会之兴衰，个人之幸福系之。人人对于社会有自觉心，即社会之分子，自觉对于社会负责任是也。此即所谓社会之自觉心也。
如何得以养成上述两种之精神乎？厥有五端：
（一）科学发达，使人力得制天力。（二）进化（即天演）学说，使人知发展生长有天然律存。（三）历史精神，使人知文明之进化为接续的，徒事去旧不足以启新也。（四）审问事理，使人尽其心力而求真理，不为无思考的信仰所羁绊。（五）民权主义之发达，使人知万事之本位为自然人，不以职位财力而定人之价值。
中国如欲出此过渡时代，当于上列诸点加之意焉。中国之教育，当与近世之精神相谋而并进。泥古之教育，为过渡时代以前之教育，不可行矣。消极破坏之教育，而无积极之进行者，为过渡时代之教育，可暂而不可久。若为今日之教育图长久计，当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通新陈交换之理，察社会要需，采适当之方法以推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