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90年）
一 英、美、印度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和农业相结合的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逐步解体；就是某些城市里专业性的手纺织业，也多半衰落下去。这是中国棉纺织史上一次巨大的变化。变化的起点发自国外机制纱布的内销。
最先销到中国来的机制棉纺织品来自英国，后来美国和印度的产品也大量来销，这三个国家销来的机制纱布，是绞杀中国古老的手工棉纺织业的主要力量。三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可以简单叙述如下。
事情首先发生在英国。1733年凯氏（John Kay）取得棉织机上的飞梭专利权。这种飞梭装置增加布幅的宽度，提高织布效率，因而产生了旧式纺车的产纱能力和新式织机的消纱能力配合不上的问题。1735年魏亚特（John Wyatt）和保尔（Lewis Paul）两人发明了罗拉纺织（Roller Spinning）。此机已经运用现代纺纱机的基本原理，乃是真正的纺纱“机器”，十八世纪棉纺业里的技术革命就此开始了。不过这种纺机仍然是家庭用手工纺机。
六十年代起，纺织两业的技术革新，进展得都很快。1767年哈格里夫（James Hargreave）发明吉妮纺机（Spinning Jenny），为多锭结构开辟了途径。1768年阿克拉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水力纺机，使人类开始有可能摆脱发动纺机的体力劳动，同时也使多数纺工有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的必要。三年以后，阿克拉特便在克隆福（Cromford）开设了一个利用水力发动的纺纱工厂。1775年克隆普登（Samuel Crompton）发明走锭纺机（Mule Spindle），结合吉妮式和阿克拉特式的纺纱结构，提高了棉纱的品质。近代机器纺纱业至此便立下了基础。
近代蒸汽动力的应用经瓦特（James Watt）1782年复动式（Double Action）蒸汽机的发明而臻于完善，这个发明立刻就被应用到纺纱方面去（1785年）。1803年哈洛克（William Harrocks）发明蒸汽力织机，三年后，英国便有使用蒸汽发动的织布工厂出现。至此，近代棉纺织工业机械化动力化的技术革新过程可说已经完成了。(1)
整个十九世纪里，棉纺织生产技术是在不断地改进革新之中的。纱锭的回转速度提高了，布机的打纬次数也增加了；随着机器的革新，纺织工人的劳动强度也不得不加倍又加倍地增强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下面一表，可以说明这种增加速率。
英国棉纺织工人平均每人产量增加率
资料来源：库秦斯基：《1750年来大不列颠劳工状况简史》（Jürgen Kuczynski，A Short History of Labour Conditions in Great Britain，1750 to the Present Day，1947，London），页49。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自然就要形成生产费用的降低，这方面，我们只找到零碎的前期资料可以说明。在纺纱方面，1775年克隆普登所发明的走锭纺纱机就使棉纱的生产费用立刻降低，由最初的每磅10先令落为8先令，再落为6先令8便士；到了1790年再落为4先令；1792年，3先令1便士；1793年，2先令6便士。1795年机器经过一次改进，并且很快地被人普遍采用，于是在几年之内，棉纱生产费用便从2先令6便士落到8便士，到了1826年则低至6½便士(2)。这样看来，纺机的进步使得1775—1826年这五十年里，棉纱的生产费用由120便士跌到6½便士，就是说，跌落了94％还强。不用说，1826年后，纺纱机还在继续改进着，棉纱的生产费用也还是会继续跌落的。
织机的进步，远不如纺机那样的快，但有一个记载说，从1820到1830年这十年间，由于动力织机的使用，棉布的市价也跌落了一半左右。(3)另一个记载说，由于新型蒸汽织机的使用，使得布匹的织造费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时本为2先令9便士的，到了七十年代便减为5⅛便士。(4)
“劳动手段一经采取机器的形态，便成为劳动者自己的竞争者了。”(5)在英国，机器对手工的竞争，把手织工人每周的工资由1797—1804年间的26先令8便士，压缩到1832—1834年间的5先令6便士，(6)是即在三十年左右压低了97％还强。而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许多则长期间每日以2½便士养活一家。所以，到了1838年，英国的手工棉织工人便最后消灭了。(7)
进步的机器到处被资本家传播着，模仿着，最新式机器棉纺织工厂，不仅在英国的兰开夏飞快地扩张起来，接着也在美国的麻萨诸塞州和印度的孟买飞快地建立起来。英、美、印、三国的棉纺织设备，大体有如下表：
英、美、印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设备
资料来源：1832，1845，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Session 1876-1877，1877，pp. 232-233；1850-1890，英美数字见J. Conrad，Politische Oekonomie，Jena，1920，pp. 326，330；印度数字见A. S. 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India，manchester，1930，p. 22。
作者注：1860年英国纺机织机数字缺，以1861年数字代之。
1880年英国纺机织机数字缺，以1881年数字代之。
这许多纺织机里，有好些就是专门为中国市场而建设起来的。
二 中国市场的开放
1．两次鸦片战争
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发展，当然不是为的衣被人民，而是为的给资本家赚取利润。十九世纪初年动力织机出世以后，英国的手织工人在冷酷的机器竞争之下，苟延了三十多年，逐渐绝迹了。在这同时，英国的机制纱布也开始向世界各地泛滥。1815年以后，英国制品开始遇到了欧洲大陆和美洲同样制品的竞争，三四十年代起，欧洲大部分国家都禁止或重税英国纱布，(8)于是英国纱布主要的国外市场便转向远东来。
在印度，英国纺织机器对手织工人的竞争得到和在英国同样彻底的胜利。1815年以前，英国对印度的贸易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利的。这个公司只须向印度输送海盗和军火，就可以从印度运回大量的金银财宝，因而它对于推销英国货物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点，英国日益强大的产业资本家和出口商人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废止了。果然，从1814年到1835年这二十一年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5，100万码以上。从1818到1836年这十八年间，从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也增加了5，200倍。(9)“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10)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专利英国的对华贸易。到了十八世纪末叶以至十九世纪，这个公司只消在印度种鸦片，再由别的所谓商人向中国运送鸦片，就可以换回大量的茶叶和生丝。不过在推销英国棉纺织品方面，东印度公司确实也做过不少的尝试。计算起来，从1786年起，中经1788，1790，1821，1826，1827，1828，以至1829年，前后曾八次推销。(11)但是，这时英国私商要到中国来做生意，却受到东印度公司的种种限制。这一切当然也是英国的产业资本家和海外商人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从1829年起，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罕、格拉斯哥和布列斯特尔等等城市制造家和商人就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反对东印度公司对华专利权的运动。(12)结果，专利权在1834年废除了。在这次运动里，棉纺织工厂的厂主和棉货商人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1834年后，英国输至中国的棉纱棉布，也是增加得非常之快的。从下面一表可以看出，拿专利权废止前的1833年和鸦片战争开始时的1840年比较，则平纹棉布增加了将近五倍，棉纱增加了八倍多。只是增加的趋势不很稳定罢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只开放广州一口；并且还有满清政府特许的行商垄断进出口业务；广州地方官吏的贪污勒索也很繁多。这一切都成为英国鸦片贩子鼓动战争的借口。
另一方面，就在英国棉纺织品以空前的速率销入印度声中，英国资本主义体系却在1825年爆发其诞生以来第一次的周期性恐慌；五年后（1830年），大恐慌；又八年后（1838年），再度恐慌。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体系里要求海外市场最为迫切的棉纺织资本家而言，印度手织工人的白骨显然在拥有三亿人口（当时英国商人相信中国人口数如此）的中华帝国画出一幅极端美妙的图景。于是，以他们为主的英国远东利益群也就配合鸦片贩子煽动侵略战争的活动，狂喊要用一切方法去除中国的“贸易障碍”。从1835年6月以后，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伦敦等等都市的产业家和商人就不断地向英国的首相与外交大臣递备忘录，上请愿书，呼吁行动。这里面，以1840年3月曼彻斯特的纺织巨头、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MacVicar）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私函最能表达英国纺织资本家的愿望，莫克·维卡说：
英国机制棉纱布输华数量
资料来源：英国下院蓝皮书，《1847年小组委员会报告书》，卷1，页145，147。
作者注：此表系利物浦商人劳生（C. Rawson）提交小组委员会的资料，劳生握有利物浦出口至华商船的每一船记录，此表即系根据英国官方统计并补充他所搜集的资料编成。数字内容包括伦敦与利物浦两港输华量，基本上可以代表英本国全国输华量。
中国每年从印度输入棉花二十五万包，并出产大量棉花以供自己消费。所有这些棉花都经妇女纺成棉纱，不用任何机械去帮助体力劳动。纱布品质恶劣。尽管中国人勤劳耐苦，劳动价格低廉，其成本总远在我们所能供应他们的成本之上，因为我们是用机械技巧帮助劳动的。……
在这次对华交涉中，……我迫切地恳求你……注意到将来（对华贸易）可能扩张的程度。中国那么庞大的人口，并且一般也是穿得很好的人民，是能够成为我们制造品之最最重要的大量消费者的。(13)
接着，莫克·维卡就提出建议要增开口岸、废除行商、调整关税、割取中国的厦门、福州或舟山作为侵略根据地，获致其他便利货物进口的种种条件等等。
1840年所发生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那就是英国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强迫满清政府开辟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港，允许英国商船得至这五港自由航行通商；割香港给英国；废除行商制度；成立协定关税；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确立领事裁判权原则；给予英国大量赔款等等。总之，原为鸦片贩子所提出而又为英国远东利益群所鼓吹的要求，几乎样样都满足了。这里面，在协定关税上替英国棉纺织品所削减的进口负担如下。
鸦片战争前后进口棉纺织品的关税税率
资料来源：R. Thom，Foreign Trade of China，1844，见Sir Henry Pottinger to Earl of Aberdeen，1844，Feb. 16.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228/32.税率是编者根据Thom数字计算的。
这个时候，进口棉纺织品只有八种共值2，090，000元，这里所列五种主要货品值1，975，000元。所谓旧征税率是包括进口关税、规费，以及一切额外勒索在内的。从此可知，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棉纺织品的最高负担不过32.5％，经过一次战争，最高的只7％。英国纺织资本家在欧洲到处碰到禁止进入或被高额关税所挡驾，在中国，凭一场龌龊战争，“自由”了。难怪亲手结束这场战争签订条约的英国全权代表朴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回国以后，洋洋得意，公开告诉英国纺织资本家，说是英国已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任听他们自由进入，而“这个国家异常庞大，倾所有兰开夏纺织厂的出产，都不足供给她一省消费之用的。”(14)
美国现代棉纺织业的发展，迟于英国，但也在任何其他国家之上。本章第一节统计1832年美国有纱机120万，1845年达250万；（一说1840年美国纱锭设备已达228万余枚；）(15)1841—1845年间世界纺织工厂消棉量平均每年为九亿四千余万磅，英国独得五亿二千余万磅，美国也达一亿五千余万磅，而全部欧洲大陆也不过两亿六千余万磅，这说明美国纺织业具有世界第二的地位。(16)一说在1830年至1840年间美国输华的棉纺织品曾增加了一倍以上，(17)但据东印度公司的记录看来，则达三倍以上，其绝对数值且也并不低于英国。(18)因此，美国的资本家对于中国市场同样也是抱着莫大希望的。
鸦片战争之后，美国资产阶级趁火打劫，也迫使满清政府和它签订了《望厦条约》（1844年）。这个条约除去为美国资产阶级获得了和英国的同等条件外，还增加了十六项以上的有利条款，更进一步明确协定关税的原则，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肯定所谓“利益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和修约的固定年限，并创立洋货转口免税制度等等。不用说，《望厦条约》又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了。
《望厦条约》以后不久，满清政府还和法国、瑞典、挪威、帝俄等国订过类似的条约，把中国市场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开放。
鸦片战争既已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资本主义各国机制棉纱布之向中国倾倒，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了。1840至1860年这二十年间，英货输华的情况如下。
数字说明一二两次鸦片战争之间英国输华货值是增加得相当迅速的。拿这两次战争爆发时的1840与1856年两年相比，总值增加了将近四倍；来货中棉纺织品经常占50％至81％，前后比较，增加四倍以上。但是，这和朴鼎查所描绘的图景当然是相差得很远很远的。于是，以纺织利益为中心的英国对华利益群又不耐烦了。
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纺织利益群对于中国市场扩张速度的不耐烦情绪是很容易理解的。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之初，本是英国资本主义飞黄腾达地上升时代，马克思曾经指出1833—1847年英国工业的进步，胜过采行工厂制度以后半个世纪的进步；而1848—1867年间的进步，则又胜过1833—1847年间很多。纺织中心的兰开夏工厂数在1839—1850年间增加4％，在1850—1856年间增加19％，在1856—1862年间增加33％。(19)棉纺织品的输出价值在1848年为两千二百六十余万镑，在1851年为三千万镑，在1860年则为五千二百万镑。这样“巨大而迅速的工业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以及需要底增加”(20)，所以，经济恐慌那个幽灵时时在英国纺织资本家的眼前摆动。就拿一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来说罢：1842年以后不久，1846年便有了不祥的征兆，到了1847年，终于又爆发了危机；1848年，还是不景气，曼彻斯特要由军队保护；1851年物价下降，工资低，罢工频仍；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1857年，又是危机。(21)
英联合王国输华货物价值统计
资料来源：输华货物总值，B. B. P.，Accounts and Papers，1864，Vol. XIII，p. 23；输华纱布值，1840—1846：B. B. P.，Accounts and Papers，1847，Vol. LX，pp. 12-13；1849-1857：Mischell's Report，F. O. 17/287。
以中国市场而论，鸦片战争后“1843年的条约，不曾扩大美国和英国对华的输出，反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22)。但是，英国棉业资本家计算一下，中国有三亿六千万人口（这时英国商人相信中国人口数如此），1853年消费英国纺织品价值1，129，799镑，平均每人合0.75个便士。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大发现：中国人民消费英国纺织品的价值低于小小的海地（每人1先令9.25便士），低于更小的厄瓜多尔（9.25便士），而只有一万四千六百人的英属洪都拉斯却每人消费3镑17先令10个半便士。(23)结论是很明显的，“中国市场的远景却是广阔的，将来它的销量会比全欧洲还要多。”(24)对于这样的远景，几乎全体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都确信无疑。
在这里必须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里，英国侵略者已经彻底把满清统治者慑服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连碰都不敢碰到外国人”(25)。因而他们对于条约义务是忠实履行的，对于侵略者的任何非法行为都是不敢干涉的。这一点，就是英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1847年英国下院特设的调查中英贸易情况的小组委员会就公开承认满清政府是忠实履行条约义务的，英国某些商人说满清政府在内地加重通过税以阻止英国货物的内销是无稽的。(26)1852年香港总督府秘书密切尔（Mitchell）上英国政府的报告书，则根据过去21年的情况强调说：“内地通过税问题，我是不相信此地某些人广为传播的那种说法的。在厦门与广州或其附近，并没有这种税，这是确定的。我曾经就在运输我们货物的船上从厦门溯江北上，这条江是通到人口众多的头等城市漳州去的，我这样走过六趟，我能保证，事实是，那条路一个小钱的税也没有征过。”
另一方面；就是英国女王驻中国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在华英商并不依照条约定章纳税，例如英国驻满清公使卜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就承认上海海关在开埠后不久就因走私猖獗以致“海关税则实质上已失其作用”(27)。1853年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 S. Parkes）承认广州的满清海关“常常被迫经过第三者之手向外商接洽上税，实际外商所纳的税饷只抵得上法定数额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28)。而先后担任过厦门、福州、上海三处领事的阿礼国（A. Alcock）总结他自己的经验，则又“不得不承认……关于忠实征收中国皇帝在对外贸易上应得的一切海关税饷的事情，条约已无异于废纸。……外国人随时准备玩忽法令，以武力抵抗中国官员的干涉”(29)。这就是说，尽管鸦片战争替英国棉纺织品的关税负担减低到最重也不过是7％，但实际上英国侵略者连这点进口税都是不纳的。
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像印度人民那样迅速地接受英国纱布，而经济恐慌那个幽灵却又是时时在英国纺织资本家眼前摆动的，怎么办呢？阿礼国说得很清楚：“战争（鸦片战争——著者）过去了，战争的时机又已到来了。现在我们又再度处在这样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经扩张了的，但是还是有限度的利益作为最后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30)
在中国的英国侵略者努力于“制造那些纠纷”，在本国的英国资本家就努力于利用那些纠纷，掀动战争。这一次，纺织利益群又是起着很大作用的。
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从1845年起就对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感到不耐烦了。起初他们还只是要求英国政府减低茶叶进口税，企图从扩大茶叶消费量，借以提高中国购买力这样的途径去推广英国纱布的销华量。1845、1846、1847年三年，他们就曾几次向首相和外交大臣发出这样的呼吁。(31)经过1847年的经济危机，他们的腔调改变了。他们还是不断地向首相、外交大臣提备忘录，上请愿书，但是却捏造起种种谣言来。1848年他们说“人们疑心除去在口岸征收的关税而外，在通到内地去的路上还强征一种内地税”，所以，“解救之道，无疑地，乃是进一步深入内地的权利”(32)。1849年他们说“对华商务发展不健全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努力用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蛊惑土人猜忌，庇护土人排外”，解决的办法也是“取得深入这个国家的更大自由”。(33)1850年他们说：“广州对茶叶的国内外贸易采取了管理办法，而这办法，本质上……是间接和条约相抵触的。”(34)1851年他们要求英国政府“注意中国官方的排外态度。”(35)1852年他们曾把宁波土布四十种各标市价，在曼彻斯特公开展览，以便纺织资本家研究土布的市场竞争力；(36)1854年他们又曾把五个通商口岸的土布样品和各种染色颜料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地展览，以便更多的资本家做更进一步的研究。(37)但是，经过研究，他们仍然发现“英国制造品之向内地运销是被不知名的、无限制的内地课税阴险地阻挡住的”(38)。当1856年英军炮轰广州城的消息传到曼彻斯特的时候，曼彻斯特商会主席特奈尔（J. A. Turner）在商会年会上大喊“教训中国人”，他说“我相信，虽然引起最近冲突的事件本身殊不必小题大做，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然而，情况是到了这样地步，必须教训中国人，要他们尊重条约的时候已经到了。……而除去用强硬手段以外，好像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教训他们了。”(39)
于是，1857年，就在这英国资本主义体系再次爆发周期性恐慌的年头，英国资产阶级再次大规模地进行了可耻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满清政府被迫和英国及其帮凶（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中国增辟牛庄、登州、台湾府、淡水、汕头、琼州、镇江、南京、汉口、九江、天津等十一个口岸，而外船为运输货物，得自长江内驶，直达汉口，则又开内河航权丧失之始。关税方面，自然仍旧维持协定的原则，并明定修改税则的限期为十年，“期满须于六个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声明更改，则税课仍照前章完纳，复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后均照此式此限办理，永行弗替”(40)。这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侵略国不愿修改税则，那么他可以在满期的六个月之前不去“先行知照”，也不同意满清政府的知照，于是旧税则就自动生效另一个十年限期。事实上，这次所订税则就是照“此式此限”一再自动生效了四次，经过四十四年，直延至1902年才被修改的。
这份长寿的海关税则，名义上是按值百抽五的原则拟定的。实际上英国代表在议定税则时，压低市价，减低税则，满清政府则唯命是从，原封接受，所以结果是不足百分之五的。这可以从下表看得很清楚。
下表是用英国和议代表报告英国政府的各货市价，分别按照1843年和1858年两次协定的进口税则结算所得的进口税率。从此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棉纺织品的进口关税负担又减轻了。除去斜纹布一种新税率为5.05％而外，其他各种都不足5％。此中负担减轻得最多的是印花布，计自14.25％减至4.98％。
进口棉纺织品新旧关税税率之比较
资料来源：B. P. P.，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1857-1859，pp. 418-423。
这样的低率进口税，不用说，对于英国纺织品之销入中国市场是毫无阻挡能力的。
但是英国纺织品跨过中国的海关，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由进入中国的腹地——农村，中国政府仍旧有可能对洋货征收通过税或其他税课来阻止洋货的内销的。这项主权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对洋货总是一种可能的阻碍。所以侵略者还需要更进一步。
这个关系英国货物“进一步深入内地”的问题，在子口税制度上获得了彻底的解决。依照《天津条约》的规定，洋货内销可以在口岸一次缴纳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此后即任凭销至中国的任何角落，都不再缴纳任何的税。土货出口，也可在首次经过的子口缴纳同等子口税后，享受同等待遇。这样的规定，破坏了中国的内国税制度，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洋商贩运货物，不论进口出口，少则只纳一次海关正税，多亦不过加纳子口半税，便可通行无阻。后来为了使子口税制度推行得更加彻底，英国侵略者又在1872年逼迫满清承认中国商人贩卖洋货，也得享受子口税的保护，免予重征其他任何的税。于是创立了一种制度，为洋货内销提供了无所不至的保护条件。而另一方面当土货在国内销售时，反而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这就形成了土货负税反较洋货为重的奇异现象。
必须说明美国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个凶手。
棉纺织业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里发展得极其迅速的部门，因而也是要求海外市场特别迫切的部门。美国棉纺业消棉量在1841—1845年间是152，000，000磅，到1856—1860年间是358，800，000磅，(41)十几年内增加了135％，这当然并不是为的给美国人民消费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棉纺织品也进一步向中国市场倾倒。我们所找到的数字说明1850至1853年四年里，美国棉布输华值从1，203，000美元升至2，801，000美元。棉布的价值在美国本国一切输华货物总值中占到81％至89％。输华棉布值在美国棉布出口总值中也占到32％至40％的地位。(42)无疑地，棉纺织品是美国急于向中国推销的最重要商品，而中国也正是美国纺织品最大的国外市场。美国驻华专使马沙利（H. Marshall）认为中国乃是“美国企业的一个广大领域，美国商业的一个无涯市场”(43)。因此，我们就听到了美国侵略者唱着和英国侵略者同样的腔调：进入中国内地。所以马沙利的继任人麦莲（R. M. Mclane）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就大喊：“只要整个内地都开放，中国就会成为美国工业产品之最有价值的市场。其价值大于美国现时所能进入的全世界一切市场之总和。”(44)当时所谓工业产品，基本上就只是棉纺织品。
就是为了这样的侵略目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强盗便积极地和英法合作，也在1858年胁迫满清政府和他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份条约同样含有片面最惠国条款，不用说，英法所享受到的一切便利侵略的条件，美国也同样地享受无缺了。
2．棉纱布市场的开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直到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开始运转的1890年，这三十年间是国际资本主义机制纱布开辟中国市场的奠基时期。在这以前，外洋纱布销入中国，是受到中国那古老的手工纺织业的坚强抵抗的；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机制纱布在低率关税和子口税的保护之下，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腹地，由城市深入农村，由少数市民偶一服用的消费物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同时，旧式手工棉纺织业的衰退现象也一天比一天显著，经过了三十年外洋纱布狂潮的袭击，中国手工纺织业必归破灭的命运是最后地确定无疑了。
在打破满清政府闭关政策上，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完成了奠基的任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三十年里，满清政府又曾被逼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几十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都是扩大两次鸦片战争所已经失去的主权，进一步便利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的，这里我们就不去细述了。
另一方面，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里却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市场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首先，1857年经济恐慌以后，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至1860年达到繁荣的顶点。1861年，起初还是繁荣的，但不久美国内战就造成了棉花荒，到1862，1863两年，就完全崩溃了。(45)美棉荒延长了五年，就不得不使英国纺织厂向印度和埃及去搜集原料，同时，也刺激资本家进一步改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46)
英国厂家收购印度棉花，抬高了印度棉价。这一方面就使一向以中国为主要国外销场的印度棉花转向到欧洲去，因而减低了中国手纺织业的原料。另一方面，则替孟买的棉商造成空前的良机，使他们大大地赚取了战时利润，形成了第一批发展孟买棉纺织厂的资本积累。(47)而这些纺织厂里，有许多却是专门以中国市场为销售对象的。
关于英国厂家受原棉荒的刺激而提高生产效率的事实，马克思曾经特别提出来分析过，他说“自1861至1868年间，有338个棉工厂消灭了，……。蒸汽织机减少了20，663架，但同时期蒸汽织机的生产物反而增加了，可知改良织机比旧织机是更有效率的。纱锭数增加了1，612，541个，职工数则减少50，505名”(48)。提高了生产效率，当然同时就降低了生产费用，增强了对中国手工制品的竞争能力，这对于我们当前的问题，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节里，我们曾表列英、美、印三国生产设备的统计和英国纺织工人生产效率统计，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这些资料，就可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三十年里，销入中国市场的机制纱布，一直是在降低生产费用、提高竞争能力的。
美国内战以后，英国曾在1866年发生金融恐慌，结果使上海十一家外商银行中有五家倒闭，(49)这当然影响到英国纱布的对华输出。但这次挫折延续的时间不久，市场景气很快就恢复了。到了1869—1873年又连续发生了以下几项事件。
1869年11月17日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彝士运河正式开始通航。这条运河不仅缩短了中英之间的海程28％，因而降低了英国货物来华的运输成本；而且因为帆船通过运河必须用人力背牵，所以间接地也大大促进了远东航线上轮船的使用。
到了1871年4月，上海香港间和同年6月香港伦敦间的海底电线又接通了。“交通的迅捷减少了获取大笔利润的机会，但也减少了严重损失的危险”(50)，所以上海外商一致欢迎这种发展。
1869和1871两年所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古老的手工业的中国，更进一步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机器生产物的便宜，与变革了的运输方法、交通方法，……是征服外国市场的武器。”(51)从此，上海的行情将不得不紧随着伦敦行情的波动而波动，而中国经济也就逐步走上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道路了。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点，开始走上了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道路——帝国主义道路了。1873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大危机，从那以后，资本主义就害上了长期萧条的病症，达22年之久，只在八十年代之初稍有间断和1889—1890年有过短期高涨而已。(52)
长期萧条，决不会阻止资本主义世界向中国倾倒过剩商品，相反地，那更其逼使资本主义拼命地向中国倾销。在降低了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的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各国在这次长期萧条中长期地降低纱布市价，推广钞布销路。这情况有下列数字可作证明。
物价统计，非常难得，下表是根据香港通行市价计算的结果。我们以为香港行情，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行情。这里，数字表现得最为惊人的是棉纱，自从大恐慌以后，几乎每年都在跌价，和大恐慌前一年（1872年）相比，最低时曾跌去三分之一以上（1886年）。
与跌价相应的就是进口棉纱量之不断地提高，1872—1890年这十八年里竟增加了2，064％！棉布方面，价格指数所用本色市布、标布和粗斜纹布三种都是当时销路最广的布匹，这个指数所表示的趋势和棉纱相像，其跌落的程度尤有过之。但是用各种棉布进口总匹数所计算出来的指数，则显然不如棉纱增加得迅速。增加得最多的一年（1889年），也不过提高了66.2％。这个现象且留待下节去说明。
进口棉纱布价格指数及其进口量指数
资料来源：价格见The Chinese Man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82-1892，appendix，p. XX；进口量见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Vol. I，pp. 113，182。
作者注：价格为香港市价；棉布价格指数系由本色市布、标布、粗斜纹布三种市价结算而得。
三 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
在资本主义机制纱布长期跌价的竞争之下，中国那古老的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乃是很自然的。但这个解体过程也是相当曲折的。
在第二章里我们曾经说明鸦片战争前，分布得最广，在衣料供应上占着最大比重的棉纺织业生产形态是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浪费人类劳动以维持其极端坚韧的生存力的小生产单位。鸦片战争以后，正是这种和农业相结合的手工棉纺织业，给予机制纱布以极端坚韧的抵抗。对于“穷年仡仡而不赡其口”的小农而言，是自己纺织衣料，还是购买外洋纱布，几乎是一个关系全家人生存的严重问题。农民是必须拿出一切力量来抵抗外洋纱布的侵袭的。
英国纱布输入中国，和输入印度有所不同。英国资产阶级是印度人民政治上的主宰，但是他们在中国却没“直接的政治权力”来帮助他们推销货物。于是，“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53)。马克思曾经一再指出这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阻碍了资本主义商业对中国经济的分解作用。马克思所摘引过的1852年“密切尔报告书”是这样写着的：
当1842年新贸易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头一件事情是，我们即将和世界上最大的从事制造的民族开始竞争了。远在西方各国还披着羊皮的时代，这个民族已经自行织造布匹了。……（中国）每消费我们的棉布四十码，必然是我们的布正好代替土制棉布四十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自织的布匹，其品质从最粗到最细的，通统都是农舍里生产出来的，其成本真正地并不在原料价值以上。……
中国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这或许要算是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了。别的国家里，人们只是清棉、纺纱，而把纱送到职业织工那儿去织成布匹，中国则自清、自纺、自织，并且很少光是为自己家庭需要而生产的，而且把这项生产当作季节活动的主要劳作，为供给邻近城市与水上船户而生产一定量的布匹。就这样，福建的农民不独是一个农民，而且还是农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在庄稼收割以后，在下雨天，在田地无工可做或不能做户外劳作的时候，总之，在全年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时间里，这些农夫就动员自己的妻子儿女乃至雇工在家从事纺织。一位曼彻斯特的制造家看到农舍里那种原始的布机及其笨重的零件是会发笑的，可是这种布机完成了工作。而这个民族之不息的劳动则代替了蒸汽动力，他们人数庞大，因而他们就胜过蒸汽动力。(54)
在初期，中国农舍所出产的土布对于英国机器制品的抵抗，表现为非常曲折的现象，迷惑过许多人。例如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说法，洋布质地轻薄，不如土布厚重耐穿，所以人们喜爱土布而拒绝洋布。密切尔就是把这种表面现象看作是最后原因的一个。据他说，“没有一个从事劳动的中国人愿意做一件经不起顶粗的粗工磨上三年的新衣服的。而像那样一件衣服，和我们出口到中国来的最重的货物比较起来，其所织进去的棉花，至少要重上三倍。”“对于要求新衣服顶顶耐穿的阶级，不论他们的职业如何轻松不费力气，谁也不穿我们的洋布。你永远遇不上一个中国人会承认我们的料子是和他们的一样好的，而就我对于衣料的知识而言，他这种偏见却也是对的。”(55)1886年英国外交部曾通令驻在中国各口岸的领事收集土布样品，调查洋土布竞销情况，各领事多半也作同样的观察。例如厦门代理领事霍布金斯（L. C. Hopkins）的报告就说，如果问一个中国人何以他不穿洋布而穿土布，那么他的回答就会说是因为土布“比洋布耐穿三倍、四倍或五倍”，因为土布“在冬天暖和得多”。至于土布何以比洋布暖和，则是因为土布所用的纱“和洋布大为不同，天性就暖和”(56)。上海代理总领事阿拉巴斯特（Alabaster）也作同样的说明。(57)甚至迟至1896—1897年英国一个考察团到四川、云南、贵州去调查时，也到处听到同样的说法。(58)
洋布不如土布耐穿而温暖，用洋纱织成的土布自然表现同样的缺点，同样的为劳动人民所不乐服用。据说“下江民间……洋纱初来之时，民间并不喜用。间有掺用者，布庄收买后致销路濡滞，于是庄家必格外挑剔，不收洋纱之布，民间遂亦不敢以洋纱掺用”(59)。这种现象一直到了1892年还有些地方存在，“其时（南通县）布商收布，凡见掺用洋纱者，必剔去不收”(60)。
洋布或洋纱布不如土布与土纱布的耐穿温暖因而遭到人民的摒斥，都是事实。但是这现象所反映的，既不是兰开夏的机器不能织造厚重的布匹，也不是中国人民存有任何偏见，不过说明和农业相结合的中国手纺织业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时间节省”，因而能在市价上能对洋纱布作“顽强的反抗”罢了。
大体说来，外洋机制纱布对于中国手工纺织业的分解作用，就是以低廉价格为武器去进行的，其总的过程则经过这样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了土纱，把手纺业强制割离手织业；其次是洋布代替了土布，把手织业又强制割离了农业。具体的历史实际是非常分歧曲折的。大体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地区和城市附近，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完成得最早最快，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或偏僻乡村，这过程进行得最晚最慢。当然，这并不是说手纺织业在大都市就一定会根本绝迹。须知时至1935—1937年，上海开埠已将近一百年，然而上海近郊还有大量手纺车在纺纱，而公共租界也还有手织机八九千架之多的。(61)
机制棉纱代替手纺棉纺的具体过程，一般都是机纱首先代替土纱用作经线，然后再用作纬线。这显然是机纱远比土纱坚韧，当纱支同等粗细时，机纱更适于用作经线的原故。这种现象，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28年就已经有人指出过。据说当时“中国人自纺的棉纱不如我们（英商）从英国进口的便宜，只是他们很难用它做纬纱，通常都是用来做经纱。然而时间会克服这种困难的，果尔，那么消费量必然会大大增加的”(62)。可是就在这只用作经纱的初期阶段，机纱对于中国手纺业的破坏作用，已经显示出来了。当1829年进口棉纱达50万磅时，广州附近的手纺业已经部分地停止纺纱，致使为供应手纺业做原料的印度棉花销路停滞。这一年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的报告说：“目前广州市场上，棉花几等于死货；有几个行商手上还存有两年前买进的棉花没有卖出。据我们所知，外国棉花主要是在广东消费的，从大不列颠进口来的棉织品与棉纱，对于（广州）市场的影响当然很大。”(63)
1830年广州英商报告说：“织造家之间，对于（英国）棉纱的评价日益增高。”(64)很可能，就在这初期阶段，英国机制绵纱已经部分地代替土纱被用为纬线了。如本章第二节统计所示，1831年，英纱输入广州量为955，000磅，广州附近手纺业所受的打击就更加严重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报告本年广州发生的一次骚动就是这样引起的。据奥伯（P. Auber）记载说：“中国人，特别是沿海居民，是乐于发展对外贸易的；不过同时他们对于国外贸易之可能损及他们自己利益的事物，也十分敏感。这一点在1831年就已表现出来了。该年从英国输入的棉纱大为增加，大班报告（伦敦）董事会说，进口棉纱在广州近郊的两处和距广州二十里的一处地方居民中间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骚动。他们家里的妇女儿童过去是从事纺纱的，这次他们大事埋怨进口棉纱剥夺了他们妇女儿童的生计。他们决计不用进口棉纱上机织布，并且宣布决定，要烧毁进入他们村庄的任何进口棉纱。这些地方人口众多，其人也和一般中国人同样的勤劳。——这次骚动是英国机器战胜（中国手工）的一个证明。同时，这也表示，这种成功在其他工艺国家的工人阶级中，亦如其在英国一样，也会造成同样的不满情绪的。”(65)从史料推测，这次可能是一种手织业者的集体行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只有在手纺织业比较集中的区域才会发生。在我们所见的史料里，这是中国手工纺织业劳动者反抗机制货物的很少见的一次集体行动。当然，这种行动可能暂时发生一定的效果，例如1832年广州进口英国棉纱就落为三十多万磅。但是，长期说来，手工业劳动者总是要失败的。从第二节统计里，我们清楚地看到1832年后进口英国棉纱几乎每年都有增加，到了1842年便高达450万磅左右了。
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机纱代替土纱的过程就在各个通商口岸及其邻近腹地猛烈地展开了。单纯从机纱土纱市价的对比上，人们已经很明确地可以判断这种代替过程的必然性。例如1887年有人报告洋土纱在牛庄的售价，就是每包300斤的洋纱售价银57两，而同量土纱却要售银87两左右，价格悬殊如此之大，当然土纱是无力和纱洋竞争的。(66)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把棉花的市价和棉花的对外贸易情况，也一并考虑在内。有不少的人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某地进口洋纱布的数量，常随该地棉收的丰歉而涨落。(67)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我们在此似乎可对中国纺织品贸易得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中国原棉的价格若廉，在中国广大民众的日常衣着上，我们与土制品的竞争是不可能的。”(68)棉花是手纺业原料，它的价格涨落当然是决定手纺业命运的重要因素。
从这方面考察，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情况说明中国手纺业的命运是极端凄惨的。
前面曾经说过，美国内战期间，一向以中国为主要国外销场的印度棉花不复销入中国而转销到英国去。战后印棉这种西方销路还部分地继续保持着；同时印度纺织业也大为扩张，大量消费印棉，所以印棉销入中国市场的数量，也就继续减少。另一方面，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也发展起纺织业来，开始吸收中国棉花做原料；就是西欧国家，也间或有采购中国棉花的。凡此都说明中国市场上，棉花的国外来源减低了，而国外销场却增加了。(69)这结果，在棉花的对外贸易方面就形成这样一种趋势：进口日少，出口日多，入超渐少，逐渐形成出超。在棉花市价方面，如果不是抬高，至少也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自1867至1891年间的统计数字也确切地证明这种长期的、相当一贯的发展趋势。
棉花进出口量与棉花市价
资料来源：棉花进出口量见历年海关报告册，棉花市价为香港市孟加拉棉价，见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appendix，p. XX。
*四年平均。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七十年代以后洋纱的市价变动是一贯下落的，而且下落得极其猛烈。如果在这同时，棉花的市价变动却是提高或维持稳定的，那么，这就对于中国的手纺业形成了一种长期的剪刀攻势了。有许多记载，正面地说明了这种剪刀形夹击正是毁灭中国手纺业的致命性打击。
1868年厦门的海关报告说：“从前棉花是本口主要进口货，和1867年相比，本年进口不到一半。这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并无变动，而用棉花纺成的棉纱市价，却每包几乎跌去五十元之多。所以人们把棉花纺成棉纱，就无利可图了。”(70)这里清楚地可以看出土纱跌价而棉花价格稳定，其结果就使手纺业无利可图。土纱跌价当然是受洋纱排挤造成的。1890年宜昌的海关报告写得更清楚，进口洋纱“激增的原因，是由于四川必须依赖东部诸省供给棉花，而现时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使用洋纱更贵”(71)。1882—1891年间海南岛文昌县手纺业就因为同样的原故几乎全部停了业。海关报告说：“随着洋纱之大量进口，土纱的纺制业几乎完全停业了。孟买纱的质地本较土纱为劣，但价格上，土纱却不能与孟买纱竞争。土纺业的停歇，使棉花的进口也终止了。”(72)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手纺业在洋纱跌价竞争和棉花相对昂贵的夹攻之下，不得不放弃纺车的必然性。中国手工棉纺业具体的解体过程就是这样。如果从事手纺业的劳动者原是农民家庭里的妇女儿童，纺纱以自织，那么他们的纺业就这样被强制地剥离了农业，从而不得不买进洋纱来织布；如果手纺业劳动者原是城市里依赖纺纱为生的独立生产者，那么他们自然就成为被强制地剥离生产手段的劳动力了。
洋纱是凭借低廉的价格渗入中国社会的，洋布也走着同样的道路。但是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起洋纱代替土纱来，却是缓慢得多的。
洋布销入中国，最先成为城市里某些市民的消费对象。前引“密切尔报告书”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的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73)
洋布“碰巧”比土布便宜时，城市富裕市民舍土布采用洋布了。当洋布贱于土布的差价扩大时，舍弃耐穿的土布而服用便宜的洋布的消费者自也必然跟着扩大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商对于中国市场抱着莫大的野心，运囤太多，造成呆滞，终于不得不亏本推销，结果遂使土布遭受沉重的打击，1846年，有人记述手织业素称繁盛的松江太仓情况说，“木棉梭木，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消减，……商贾不行，生计路绌”(74)。又说“近日洋布大行，价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75)。这里我们看不到洋布轻薄不如土布耐穿温暖的问题。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洋布“价当梭布三之一”。七十年代初头海关报告说明宁波进口本色市布的增加理由时这样讲：“中下层阶级的人，从前是偏爱他们自己土布的，因为土布比洋布便宜而又耐穿，如今这第一层理由可说是不存在了。”(76)
1881年镇江的报告也说：“尽管人们已经发现洋布不如土制品的耐穿，但是因为洋布便宜，所以还是多买洋布。”(77)事情甚至演变到这样程度，劳动人民本来是因为土布耐穿而宁穿土布不穿洋布的，如今则因为土布太贵而必须穿着洋布了。1884年九江的海关报告就有这样一段：“手工织品要出较高的价钱，这种情况常常使得比较穷苦阶级的人必须买用那比较起来并不耐穿的进口货。”(78)事情就是这样明显，洋布正是凭借低廉的价格代替了土布的。
在后果上，洋布代替土布和洋纱代替土纱有某些类似之处。那就是说，如果因为洋布的竞争而放弃织机的生产者原是农民家庭里的任何成员，织布以自给，或有剩余以出卖，那么，他们的手织业就是这样强制地被剥离了农业，从而使他们不独无以自给，无剩余可卖，亦且不得不成为棉布的买主，如果他们原是城市里依赖织布以维生的独立生产者，那么他们也就成为被强制地剥离生产手段的劳动力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洋布代替土布的具体过程和后果，毕竟是和洋纱代替土纱有所不同。
前面说过，在1872—1890年这十八年里，进口洋纱增加了2，064％，而进口洋布最多也只增加了66％。
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机器代替手工，丝毫不是没有限度的事情。资本家所关心的，决不是机器能够节省多少人类劳动力的消耗，而是机器能够为他节省多少劳动力价值的支出。资本家是否采用机器代替手工，要看机器价值能够为他代替多少劳动力价值而定。(79)在我们的问题上，纺机和织机所代替的劳动力价值是有极大的差别的。这方面，我们找不到英美直接的数字，可是据我们根据中国资料所做的估计，可知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约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的出布能力的4倍。(80)从此不难推断，纺纱机器为资本家所节省的工资开销是远大于织布机器的。因此，纺织两业的发展速度必然产生了差异。人们可以翻遍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史，要想找到织业的发展速度能够和纺业相一致，而不是落后于纺业，就连一个例子也是很难发现的。(81)这种纺织两业发展速率上的差异说明十九世纪销入中国市场的洋纱和洋布，其本身对中国土货的竞争潜力就是不相同的。
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对于洋纱和洋布，也必然要采取不同的态度。
1887年芝罘的海关报告说，山东的“土纱纺制业几乎全部停顿了，因为纺工每天只能得到二十个制钱的工资，而他们如果打草帽缏，却能得到加倍的，甚至是更多的工资”(82)。这就是说，纺工转入和纺织无关的其他行业了。1882—1891年海南岛文昌县的纺纱女工也放弃纺车了，但是她们都“转移她们的力量于织布，以为补偿”(83)。这就是说，纺工专力织布了。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阶级中间因机器而被转化为过剩人口（即在资本价值增殖上不复被直接需要的人口）的部分，一方面，是在旧式手工业经营和手工制造业经营对机器经营的不平衡的斗争中消灭掉了，一方面，是泛滥入各种比较容易接近的产业部门，拥挤在劳动市场内，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84)又说：“在旧的发展的国家，机器在若干产业部门被使用时，会在其他部门生出这样的劳动过剩，以致在其他各部门，工资跌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从而妨碍机器的采用，使其采用，从资本的立场说，成为不必要，乃至不可能的。”(85)
研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永远不该忘记马克思这种分析，这是了解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许多现象的钥匙。尽管在中国造成过剩劳动力的是资本主义的机制商品，而不必是中国境内的现代工厂；尽管这些过剩劳动力所将泛滥进去的也不必是现代工厂，而是各种手工业部门，然而，根本原则都是一样：过剩的劳动力，宁愿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卖的劳动力泛滥着。
在我们的具体问题上，英国的机制棉纱棉布同时销入中国市场，人们对于纱布所采取的态度却是大有差异的。人们迅速地接受了棉纱，但是却缓慢地接受棉布，或根本拒绝接受棉布。这丝毫不是因为洋布不耐穿，而是因为英国的纺纱机代替了中国的手纺车，造成了大批的过剩劳动力。这些过剩劳动力宁愿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寻求任何劳动生存的机会（如果他们原来是以纺业为生的话）；或者，他们就宁愿降低生活水平以从事某种副业性的家庭手工业（如果他们原来是以农业而兼事纺纱的话）。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以后变为草帽缏的编织者，文昌的纺工则变为土布的手织劳动者。事实上，中国手纺业者放弃纺车以后，很多是转入“比较容易接近的产业部门”，转入洋纱土布的织造业去了。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外洋机制纱布的侵袭之下，一部分固然是把手中的纺车和织机一并放弃了，一部分却仅仅放弃纺织业的一半工序——纺纱，同时又抓紧了另一半工序——织布。这就等于说，中国人民就利用了输入的机制洋沙来抵抗输入的机制洋布了。这就是为什么进口洋纱的数量增涨得远比洋布迅速的理由。
以上所述，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直到九十年代这期间内，资本主义机制纱布对于中国那古老的棉纺织业所发生的分解作用。这一过程，在九十年代以后，还是继续深入扩大的，但就这三四十年的历史已经足够给我们得出结论说，在机制纱布的分解作用之下，中国固有的手工棉纺织业之必归解体的命运是确定不移的了。
四 洋货对中国棉货市场的争夺
随着中国棉货市场的开辟，进口洋货彼此之间在这块新市场上的竞争，也就必然不可避免了。
最先把棉货向中国市场推销的是兰开夏的资本家。惟中国市场的开辟，除十九世纪的开首几年外，却从不曾由他们单独霸占过。当英国初次的武装侵华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我们便已开始消费美国棉布了。六十年代后英美棉布的竞争未已，印度的棉纺业又接踵而起，于是英纱在中国市场的销路又遭到了猛烈的竞争。这种英美棉布与英印棉纱的竞争局面，到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告一段落，即是英美两国分别在粗布、细布两个领域里各占优势，而棉纱市场，则为印度所独占。
1．英、印棉纱
印度机纱业的发展，开始于1856年，(86)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就乘着英国无暇东顾的机会，在他们的出产还不足自给的时候，便开始把棉纱向中国市场推销。1871年后，印度纱厂的创设与扩充异常迅速，而其中有许多纱厂的经营，却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忽视国内市场，专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而生产。(87)事实上，中国也就成为印纱之唯一的国外市场，其详有如下表：
印度棉纱输华量及输出总量
资料来源：Report of the Indian Tariff Board，1927，p. 94；Vakil，Bose，and Deolalkar，Growth of the Trade and Industry of Modern India，Calcutta，1931，p. 120。
为说明印纱来华如此迅速增长，及其击败英纱的原因，可先从中国市场的需求入手。
中国手织业所销棉纱，一向就限于24支以下各级粗纱。(88)而兰开夏机纺业的发展，却集中于24支以上的细纱，所以英国的生产和中国的消费，本是不相为谋的。1887年（同治十三年），有人向某中国商人探问，何以他偏爱孟买纱而不喜曼彻斯特出品，回答说是“孟买纱较曼彻斯特纱便宜得多，也强韧得多。孟买纱只织造下层阶级所用粗布，除却它的价格低廉而外，它确能做成坚牢的日常衣料。至于曼彻斯特纱，则太细；若论细布，那我们宁用我们自己的手纺纱而不用机纱，因为我们自己的货色更耐穿。”(89)这是华南的情形。“英纱输入无进展；因为它的支质太细，不合织造西部各省所需用的布匹。”(90)这又是华西的情形。此外，许多口岸的海关报告册也都说到类似的情况。例如1872年厦门报告说该区“主要消费16至24支，也用28至32支，但很少很少”(91)；1887年九江报告说江西全省最需要的是16支和20支；(92)1882—1891年琼州报告海南岛所销的是16支、20支和24支；(93)同时期龙州报告所销洋纱16支、20支和32支；(94)而蒙自则说10支是进口大宗。(95)总之，中国市场所需要的以24支以下粗纱为主，全国各地莫不如此。
细纱既不合中国市场的需要，竞争就只限于粗纱方面。成本的差异自然是决定的因素。英印两国生产条件的对比，最要者，莫如印度特富棉产，而英国则需自国外运入原料一点，这种对照，常使英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若以向中国市场推销而言，则孟买距香港只有3，525浬，而伦敦至香港则有9，799浬。(96)路程的辽远，必然也加重英纱的运销成本。况且“中国总是一个用银国，中印之间的汇兑既以银计，便能稳定。反之，中英间之汇兑，正也和英印间一样，逐渐变得于英不利。除地理上的邻近而外，此层对印度（棉）工业也给与特殊的利益”(97)。有了这些优越的条件，虽则当时印度创设纱厂的资本须为兰开夏的两倍半，(98)虽则印度工人的生产效率特低，致使工资费用比兰开夏特高，(99)然24支及其以下各级粗纱就是在印度市场上，英货也不能和印货竞争。(100)因此，印纱终能在中国市场上排挤英纱，乃是必然的趋势。
具体地说，纱支之粗细，成本之高低，终会使英印纱在中国市场上售价悬殊。1884年，琼州税务司的观察谓：“此地需要几尽限于孟买纱，和英货相较，这种纱之低廉的售价，实是它获得稳定市场的主要原因。”(101)或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印纱价格贵贱之差，每担约达一两至二两。(102)各地确数虽未必皆然；要之，英纱远较印纱为贵，确是普遍的现象。(103)当时输入洋纱既以织造下层阶级所消费的棉布为主，则这种价格之差自有决定的意义。所以在印度棉纺业兴起之前，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英纱尚能独占中国市场；(104)八十年代起，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105)
2．英、美棉布
十九世纪中，印度机纺工业虽有急迅的进步，机织业方面却并未能作比例的发展。印度棉布纵有输出，一向也以印度洋沿岸各地为主，像纺界之专为中国市场而设厂的事情，在织界是始终不曾发生过的。因此，依当时各国棉业发展情势看来，有力与英国争夺中国棉布市场者，主要的只剩下了美国一国。事实上，美国棉工业的发展，虽颇迅速，但美国从不曾以棉纱努力向中国推销，反之，棉布方面，中国则常是她的大主顾。
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已开始销用美国棉布。其后美布来华，进展颇速。不过就输华棉布总值论，美国还是远在英国之后的。1860—1865年，美国商船毁于内战，美布来华，一时遭受很大的打击。但这次内战所给与英国棉工业的打击，也颇为深重。十九世纪常为聚讼中心的英布掺杂问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06)七十年代起，美布输华，逐渐恢复其原有的数量，(107)其对英货的威胁，也逐渐严重。
要说明七十年代以后英美势力在中国市场上的消长，须先明了两国棉布的生产条件和中国市场的需要。
英美两国生产条件，最易使人想到的，莫如两国棉产贫富的差异。但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若干种输华棉布所以压倒英国棉布，并非因为美国自产原料。(108)据1902年曼彻斯特商会秘书杨氏（T. M. Young）的实地观察，美国具有三个优越条件：第一，美国南部各厂的劳工，均来自附近小农家，求工人数众多，致使工资特别低廉；第二，自纽约至中国的运费较自英国口岸至中国者更为低廉；第三，美国各厂，普遍地采用自动织机，英国则尚未推行此机。(109)这虽是二十世纪初年的观察，无疑地也可以说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情。(110)
况且，美国所产市布、标布和斜纹布在国内有最好的市场，只有剩余才运到中国来，所以他们能够而且常常是按照成本输出，以控制国外市场。反之，英国出产市布和斜纹布完全是为的输出，国内市场很少，甚至全不销用；所以国外贸易的呆滞便逼迫英国制造家囤积制品，以待将来，或是根本停止机器的运转，任何办法，都使他们负担利息的损失，弥补利息的损失便须抬高售价。(111)
不过若就棉纺织技术发展的历史，以及工人的熟练程度说，英国也有优于美国的地方，这种优越之处，只有在细质货品的生产上，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可是当时美国努力输华与英竞争者，却以粗布为主。
中国市场对于输入棉布的需要，也正和棉纱一样，大都以粗货为主。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城市较发达，间有充足资力，可以销用细布者，主要地都是中产以上人家及城市居民，若论农民大众，莫不以粗布为衣着原料。至华北、东北两区，尤其不是细布的销场。
英国制造家既受过分的运费担负，又没有国内市场以资调节，更在工资成本的计算上远不如人，所以他们便不得不使用劣等棉花作原料以减轻成本。(112)劣棉纺纱需要加上很重的浆料才能织布；中国市场需要粗重的布匹，他们必然地、也是有意地在布匹上加上很重的浆料和其他杂质，以求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嗜好。于是1863年美国内战时所出现的掺杂工作，到平时也就继续下来。(113)英国制造家们常常实行掺杂，中国市场上的英货，也就常常发现霉烂。1879年输入汕头的一部分漂白细布，其掺用垩粉（Chalk）、面粉和胶料等杂物的重量，竟有达布重的25％者，因此不能做成普通衣着，差不多全部销出去用作丧服之用。(114)这可谓掺杂风气的极至。
英国输华棉布掺杂风气之盛，正表示英国在输华棉布之生产条件方面，不若美国之优越，也正表示在中国市场之争夺上，英不如美。有些人以为中国下层阶级无力购买品质较好的布匹，他们虽明知英货掺杂，但仍不得不购用。(115)这种意见在某地发生水旱灾荒时或相当正确。一般的，英制粗布的销路，受掺杂的影响是很大的。(116)它的售价诚较美货为廉，但中国消费者总是爱好坚牢的美货，而吐弃英制假货。(117)当时英美竞争的主要货品是斜纹布、市布诸种粗布，大约自1875年后，华北、东北两大市场上，美货便已压倒英货而占绝对的优势了。(118)华中、华南方面，粗布的销路既不若华北、东北之大，英美的竞争，自亦不若华北、东北之猛烈。总之，在粗货方面，或则英货不断地下落，美货不断地上升；或则美货增涨的趋势较英货为速；或则短时期内美货不若英货销数之大，不数年间，美货即进而独占市场。(119)英美粗布生产条件之优劣，最迟至八十年代，就是在华中、华南市场上也充分地反映出来了。
关于英美两国棉布输华数量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可查。大体说来，十九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英货输华总值较美货为多，增加较缓；美货总值虽较小，增加的速度则较快。粗布方面，以美货占绝对优势，细布及杂类布方面，英又占统制的地位。美货以华北、东北为主要的销售区域，英货则独占华中与华南市场。美货既以下层阶级为销售对象，则中国农产之丰歉及布匹价格之升降极易影响其销售数量，故历年输入量之变动甚大；反之英货皆供中产以上之人或城市市民消费，英商又能维持价格不使有剧烈的起落，故历年输入量之变动自较美货为小。英、美两国制品而外，当时中国市场亦销荷制布匹，但为数甚少，不足以言竞争。英、美、荷三国在粗细棉布上的势力分配可从下表中看出。
英、美、荷三国三种棉布输华净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海关贸易报告第二部。
作者注：粗、细斜纹布均以英、美、荷三国合计数为100％；粗市布以英美合计数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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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参考A. P. Wordsworth and J. de L.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1931, Ch. 21-23；L. C. A. Knowle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47, London, pp. 47-55。
(2)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9th ed. Vol. 6, p. 499.
(3) 英国下院蓝皮书，《1830年小组委员报告书》，卷5，页188。
(4) 《资本论》，卷1，页506。
(5) 同上书，页523。
(6) L. C. A. Knowles, op. cit., p. 119.
(7) 《资本论》，卷1，页524。
(8) Ch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I, pp. 479-482.
(9) 杜德：《今日印度》，上册，页106。
(10) 《资本论》，卷1，页525。
(11)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II, pp. 120, 152, 179-180, Vol. IV, pp. 1, 124-125, 146, 186-187.
(12) Arthur Redford, Manchester Merchants and Foreign Trade, 1794-1858, Manchester, 1934, pp. 116-118.
(13) 1840年3月18日莫克·维卡致巴麦尊，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41。
(14) B. B. P.,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1857-1859, p. 244.
(15) 美国第六次统计结果，转见卿汝楫：《美国侵华史》，页50。
(16) Joseph Spencer, "The Growth of the Cotton Trade in Great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during the Half Century End with the Year 1875,"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Session 1876-1877, 1877, p. 232.
(17) 波加特等编著：《美国经济史资料》，页283。
(18) H. B. Morse, Chronicles, Vol. II-IV.
(19) 《资本论》，卷1，页507。
(20)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参考资料》（近代史部分第一辑），页13。
(21) 《资本论》，卷1，页554。
(22) 《马恩论中国》，解放社版，页90。
(23) "34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at www.diancang.xyz Manchester for the year 1854," Appendix.
(24) Note on Our Present Position and the State of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Consul Alcock, Jan. 19, 1849, Michie, An Englishman in China, Vol. I, p. 422.
(25) 1861, May 30th, Sir F. Bruce to Lord John Russell, F. O. 17/352.
(26) Report from Committees, 1847, Vol. I,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pp. VIII-VX.
(27) 1860, Oct. 26th, Bruce to Lord John Russell,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59-1860, p. 248.
(28) 1853, Aug. 9th, Bonham to Lord Clarendon, F. O. 228/151.
(29) 1854, Apr. 10th, Alcock to Bonham, F. O. 97/99.
(30) 1849, Jan. 19th, Alcock to Banham, Michie, op. cit., p. 421.
(31)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 1845, p. 11; 1846, p. 7; 1847, p. 1.
(32)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Manchester, 1848, p. 16.
(33)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Manchester, 1849, pp. 18-20.
(34) Ibid, Annual Report, 1850, p. 15.
(35) Ibid, Annual Report, 1851, p. 5.
(36) Ibid, Annual Report, 1853, p. 20.
(37) Ibid, Annual Report, 1855, p. 10.
(38) Ibid, Annual Report, 1855, p. 6.
(39)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 held Jan. 19th, 1857, p. 4.
(40) 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
(41) Joseph Spancer, op. cit.
(42) Shü-Lun Pan, The Trade of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1927, p. 206.
(43) 美国众院档案，第123号，页208—209，转见卿汝楫：前引书，页118。
(44) 美国参院档案，1858—1859年，页55。
(45) 《资本论》，卷1，页554—555。
(46) 同上书，页528—529。
(47) H. J. Day, The Indian Tariff Problem, London, 1933, p. 91.
(48) 《资本论》，卷1，页529。
(49) "History of External Trade, 1834-1881,"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Vol. I, p. 63.
(50) North China Herald, Restropect, 1868-1872, p. 138.
(51) 《资本论》，卷1，页549。
(5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文选》（两卷集），卷1，页931—932。
(53) 《资本论》，卷3，页413。
(54) Mitchell Report, Lord Elgin to Clarendon, 1858, Mar. 31, F. O. 17/287.
(55) Mitchell Report, Lord Elgin to Clarendon, 1858, Mar. 31, F. O. 17/287.
(56) Acting Consul L. C. Hopkins, to the Earl of Iddelsleigh, Report on the Native Cloth in Use in the Amoy Consular Districts, 1886, Foreign Office, Miscellaneous serics, No. 19, 1886, p. 4.
(57) Acting Consul-General Alabaster, to the Earl of Iddelsleigh, Foreign Office, Miscellaneous series, No. 20, 1886, p. 2.
(58)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 1896-1897, Blackburn 1898, p. 256.
(59)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42，“利用宜广制造论”。
(60) 葛渊如：《江苏省纺织业状况》，附录，“张总长季直经理大生纱厂十二年之历史”。
(61) 详第八章。
(62) 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Cambridge, 1951, p. 101.
(63)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IV. p. 186.
(64) M. Greenberg, op. cit., p. 102.
(65) Peter Auber, China, London, 1834, pp. 63-64.
(66) Chinese Martime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art II, 1887, Newchwang, p. 2.
(67) 例如上海，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II. 1878, Shanghai, p. 123。
(68) A. G. 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Oxford, 1907, p. 205.
(69) Vakil, Bose and Deolalkar, Growth of Trade and Industry in Modern India, 1931, p. 105, C. F. Remer, Th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p. 94.
(70)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II, Amoy 1869, pp. 70-71.
(71)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Ichang, pp. 131-132.
(72)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Kiungchow, pp. 620-621.
(73) Mitchell Report, Lord Elgin to Clarendon, 1858, Mar. 31, F. O. 17/287.
(74) 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见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
(75)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齐民四术》，卷1。
(76)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71-1872, Ningpo, p. 133.
(77)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1, Chinkiang, p. 14.
(78)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4, Kiukiang, p. 107.
(79) 参看《资本论》，卷1，页474。
(80) 详第八章。
(81) 1934-1935年中国全国棉布产量中有61％是手织的，手纺纱则极少。详第八章附录。
(82)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7, Chefoo, p. 42.
(83)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pp. 620-621.
(84) 《资本论》，卷1，页523—524。
(85) 同上书，页475。
(86) M. P. Gandhi, The Indi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pp. 53，56.
(87) Vakil, Bose, and Deolalkar, Growth of the Trade and Industry of Modern India, p. 128.
(88) 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然如此，详后。
(89) Trade Reports, Pt. II, 1887, Pakhoi, p. 463.
(90)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Ichang, pp. 131-132.
(91) Trade Reports, Pt. II, 1872, Amoy, p. 174.
(92) Trade Reports, Pt. II, 1887, Kiukiang, p. 115.
(93)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Kiungchow, p. 620.
(94)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Lungchow, p. 654.
(95)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Mentsz, p. 456.
(96)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7, p. 526.
(97) Vakil, Bose, and Deolalkar, op. cit., p. 130.
(98) G. M. Broughton, Labour in Indian Industries, 1924, p. 23.
(99) "The labour cost of production in Indian mills, …was in 1888 far higher even for the coarser counts than the labour cost in Lancashire." S. J. Chapman, Work and Wages, Pt. I, p. 151; cf. M. P. Gandhi, op. cit., p. 75.
(100) M. P. Gandhi, op. cit., p. 64.
(101) Trade Reports, Pt. II, 1884, Kiungchow, p. 358.
(102)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Chefoo, pp. 43-44.
(103) 关于英印纱价对比，无统计数字可查，零星记载则甚多，如：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Swatow，p. 526；Kiungchow，pp. 620-621；Canton，p. 549；Trade Reports，Pt. II，1886，Swatow，p. 331等。
(104) 此点无统计数字可资证明，零细记载则不少，如：Trade Reports，Pt. I，1870，Amoy，p. 174；1872，Amoy，p. 174等。
(105) 中国海关报告册自1889年起始将英印棉纱分别记载，前此各年印纱代替英纱之文字叙述甚多，如：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Kiungchow，p. 620；Lungchow，p. 654；又中文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1884，汕头，页312；琼州，页358；1886，汕头，页331；1887，芝罘，页43；九江，页115；九龙，页402；上海，页183；1888，汕头，页360；广州，页380；琼州，页470；北海，页484；九江，页124；上海，页188；等等。
(106) 美国内战所引起之原棉恐慌，使英国棉工业于1861年4月开始其不景气。英国厂主们为减低生产成本，乃削减棉布用纱量，而以胶质物（glue）以维持棉布原重量。据1863年10月的工厂检查报告所述，一匹八磅重的细市布（shirting），计掺涂胶质物二磅。若干他种棉布，胶质物且常占棉布总重量的50％（《资本论》，卷3，页139）。今日棉布的浆纱用物，本有达100％的可能，并不致损毁布质；但当时浆纱技术尚未发达，这些加重胶料的棉布运到中国时，即不免霉烂。故1865年上海进口英国本色细市布竟有15％业已霉烂（Trade Reports，Pt. II，1865，Shanghai，p. 124.）
(107) S. L. Pan, op. cit., p. 206.
(108) "Mr. Young found that the cost of bringing raw cotton to the mills of New Englang was practic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conveying it to the Lancashire spinner. In the South, no doubt, some advantage is gained by the saving of carriage, yet even there the advantage is not considerable." T. M. Young, The American Cotton Industry, New York, 1903, p. XII.
(109) T. M. Young, op. cit., pp. XIII-XV.
(110) 中国方面的记载谓：“同样货品来自纽约的运费常较来自英国者每吨低20先令。美国制造家已使用诺苏普（Northop）自动织机有年，此机每人可管20台。然兰开夏普通工厂中，每人只能管理织机4台。故美国制造家与其英国敌手竞争时，每运转织机20台，即可节省四个工人的工资成本。”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II，Tientsin，pp. 533-534.
(111)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I, Tientsin, pp. 533-535.
(112)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I, Tientsin, p. 534.
(113) "As regards the adulteration of British cotton manufactures with starch , clay, barytes and other substances, thereby render them excessively liable to mildew and rot, Mr. W. Thompson , F. C. S., in a lecture upon the ‘Sizing of Cotton Cloth', given before the Society of Arts in London, enumerated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adulteration, and said that, ‘as a general rule the whole margin of the manufacturers' profits lies within the size used.'" Reports on Trade, 1878, Newchwang, p. 4.
(114) Reports on Trade, 1879, Swatow, p. 212.
(115)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Relations, 1878, p. 212,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nsul at Shanghai; Reports on Trade, 1879, Hangkow, p. 27; Shanghai, p. 104.
(116) Reports on Trade, 1878, Newchwang, pp. 4-5; Chefoo, p. 19; Shanghai, p. 124; 1879, Tientsin, p. 232.
(117) Decennial Reports, 1882-91, Ningpo, p. 352.
(118) Reports on Trade, 1878, Newchwang, pp. 4-5; Chefoo, p. 19; 1879, Tientsin, pp. 261-262; Newchwang, p. 2; Trade Reports, Pt. II, 1886, Newchwang, p. 16; Tientsin, p. 36; Chefoo, p. 54; 1887, Newchwang, p. 1; etc.
(119) Reports on Trade, 1878, Hangkow, p. 38; Wuhu, p. 96; Shanghai, p. 123; Ningpo, p. 135; Wenchow, p. 167; Foochow, p. 199; 1879, Chinkiang, p. 81; Shanghai, pp. 105-106; Foochow, p. 156; Trade Reports, Pt. II, 1884, Wuhu, p. 138; Chinkiang, p. 143; Wenchow, p. 222; Amoy, p. 305; 1886; Shanghai, p. 166;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Chingkiang, p. 295; Ningpo, p. 352;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