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1895年）
一 手工棉纺织业解体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
前面说过，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棉纺织业的主要生产形态，是纺织结合、耕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形式，这构成当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的基础；同时，也存在着少量的以纺织为事业的小商品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形式。鸦片战争以后四十多年里，这一切都受到外洋机制纱布的影响，不得不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这里，手纺业被洋纱强制割离了手织业，而手织业也同时被洋布或洋纱土布强制割离着农业。越来越少的劳动者自行纺纱织布了，更少的人能以纺纱维生了；同时，许许多多的人连手织机也丢弃了。许多向来自给衣料，或有剩余出卖的人，如今则成为纱布的买主。这就是说，中国商品市场上，棉纱布的流通量扩大了；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也必然出现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旧日的以纺织为生的小商品生产者和脱离纺织就不得不破产的农民。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选集》，页596—597）。
由于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业所发生的分解作用而出现的商品市场，是可以用数字说明的。进口外洋棉纱布的销量就是这种市场的一个指标。以1880—1890年这十年的情况而论，则进口棉纱值从3，648，112关两直线上升，到1890年最高达19，391，696关两；棉布进口值，始则在一千六百万关两以上，继则超过两千万关两，最高达30，941，793关两；棉纱布两项合计，以1890年为最高，凡45，020，302关两。这恐怕是中国自有棉纺织业以来，最称庞大的纱布流通量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庞大的纱布流通量首先是集中在少数都市然后发散出去的，此中尤以上海一处集散的数量最大。
就下表可知每年自外洋及各通商口岸汇聚于上海的棉货总值，不断增高，至1890年已达三千余万关两。这些棉货集中于上海以后，除一小部分留为本埠消费及再运外洋外，大部分皆向内地发散。上海于是逐渐成为长江流域各省棉货需求的总供给地。这就是说，当洋货以其低廉的市价将这些省份无数的手纺织业加以破坏之际，上海则以其特殊的地位，将这些省份无数小市场的供给线总揽于一处。上海既已获得这样的地位以后，由上海向内地散发的棉纱布是进口的外洋货物，还是在上海制造的本国货物，都是无所不可的。这就是说，洋纱布的流入上海，为上海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商品市场的客观条件。
上海一埠集散外洋棉货价值
资料来源：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Pt. II，Shanghai。
作者注：汇集数即外洋及通商口岸进口总数；运散数即出口至外洋及通商口岸总数。
由于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业所发生的分解作用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是很难估计的。假定以1890年进口洋纱做推测的标准，那么这年进口洋纱共1，082，000担，合143，906，000斤。第二章里说过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纺业每人每10小时劳动日只能纺纱4两，所以这143，906，000斤的洋纱就相当于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纺车产量。棉布方面，这个时代最高进口量是1888年的18，664，000匹，洋布通常长40码，宽1码；又第二章所述旧式手织机每10小时劳动日能织宽1英尺的土布10码。按这样标准估计，则1888年进口洋布18，664，000匹便相当于两亿两千四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织机产量。用这样的方法计算被洋纱布剥离生产手段的劳动力数量，当然是很不科学的。但从此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个数量必然是很庞大的。事实上，如前所述，早在1831年广州进口棉纱还不足一百万磅时，其后果就已经引起广州附近纺织劳动者的骚动了；又1846年，即上海开埠后的第三年，全国进口棉布不过值三百多万两，而松江太仓的纺织劳动者就已经因为“布市消减”而“生计路绌”了。到了九十年代，纱销已达一亿九千一百多万磅，布销已达四千九百多万两，那后果之严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被洋纱布剥离生产手段的旧日手纺织业者，不用说，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又一方面的客观条件。
在上述情况下，中国棉纺织业里终必发生资本主义生产，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在落后国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程序是这样的：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发展，那些主要以本人直接需用为目的，只把多余生产物转为商品的一切旧生产形态，就愈是不免受到破坏和解体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是以生产物的售卖为主要动机，在开始的时候，似乎对于生产方式本身无何等影响。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剌伯那样的国家的最初影响，就是如此。但在它立稳足跟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生产物当作商品出卖的商品生产形态，尽行破坏。它起初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逐步把一切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
所谓“逐步把一切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首先就表现为手工业生产关系的转化。
事实上，当外洋纱布对中国古老的旧生产形态进行着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分解作用时，中国手工棉织业里是不得不同时酝酿着生产关系的蜕变过程的。
广大的耕织兼营的中国农民被迫放弃纺车织机以后，他们自然就成为棉布的买主。他们所消费的棉布一部分是由洋货来供应的，一部分则由那些仍旧顽强地紧抓着织机的小农户或城市手织业者来供应。广大地区手织业的破坏，恰恰为少数地区造成了提高商品生产的条件。一般说，那些拥有长期的纺织传统，纺织收入在农家总收入中的地位较高，在地域上接近于交通路线，在时间上接触洋纱较早的地区，比较容易发展成这样的区域。在初期，人们只看到向日纺纱以织布的农家，买取洋纱来织布，掌握生产资料的还是那个农民，从事劳动的还是那些农家妇女，唯一的新因素——洋纱，对于生产方式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似乎并不发生影响。
但是市场的要求促进这样的地区提高其商品生产的数量，于是以手织为副业的农家便更多地织造布匹，逐渐把副业提升为主业。这就是说，只把多余生产物当作商品出卖的商品生产形态，逐渐转变为以出卖为主要目的的商品生产形态。正在这个时期，生产关系就开始蜕变了。
手织业生产者取用洋纱织布，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依靠商人供应原料；而手织业者以出卖为主要的生产目的，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依靠商人推销成品。这样，手织业生产者就不得不陷入商人的罗网了。他们越是提高产量，更多地依赖织布为生，他们就越是逃不了商人的掌握，越是更多地遭受商人的剥削。在商人剥削之下的手织业者，总是要消瘦下去的。于是他们始则偶或向商人赊购原料，终则经常向商人领纱织布，原料、成品两项都不是自己掌握所有权的财产，而成为商人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了。于是，手织业生产者就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小生产者，沦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工钱劳动者。
在手工业范围内，上述蜕变过程的最高形态，是集合多数工钱劳动者在一个工作场所，而遭受一个资本所指挥剥削的工场手工业形态。
我们理解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破坏旧生产形态，而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基本上就是如此。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远不全面，有许多问题是没有涉及到的。
有一件事实很值得注意。中国的土布输出，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本有衰落之象，这趋势一直继续着，到七十年代以后，却又逐年增加起来。这就是说，正当资本主义进一步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大举向中国廉价推销机制品的时代，中国手织业却也从衰落中复苏了。根据我们在第八章所做的估计，则1934—1935年间中国全国棉布生产量中还有61％是由手织机生产出来的。这就是说手织业不仅仅是短期的复苏，而且还长期地保有着广大的活动领域。
中国土布出口统计
资料来源：海关报告册，转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页328。
手织业衰而复苏和大量存在的理由，可留待第八章里去讨论。这里我们所注意的是手织业的生产关系问题。根据我们考察河北高阳与宝坻、山东潍县和江苏南通等等手织区域发展史的情况而论，可知手织业里自乡村家庭副业以至城市工场手工业，各种过渡阶段的生产形态是同时并存的。但是，如果那里手织业是在提高商品生产的比重，长期地发展手织业，那里就必然走上我们前面所说的发展路线——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路线。
在目前所讨论的时代里，有关手织业生产关系发展史的资料，我们几乎连一个文件都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在那个区域已经进行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从手织业的复苏现象和晚期资料推测，我们相信，在七十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绵纱布对中国旧式生产形态的作用，可能还是处在“似乎对于生产方式本身无何等影响的阶段”。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当洋纱已经大量进口，已经在中国市场“立稳足跟”的时候，那么，某些区域的手织业生产关系就必定走上“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阶段了。
由此可见毛主席的指示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解作用的一个方面，是“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丝毫不是说，棉织业里，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是同时全面地破坏无遗的。不是的，许许多多的城市手织业和农民家庭手织业确实是破坏了，但某些地区的手织业却还继续保持着，继续发展着。并且，正是因为如毛主席所说，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所以那继续保持着的农民家庭手织业就循着马克思所说的道路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另一方面，在前述客观条件和可能之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态，则是使用大机器生产的现代棉纺织工厂。
二 几家棉纺织工厂的创立经过
1．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是1890年开车生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这个厂最先是由一个姓彭的候补道在1878年呈请开设的，后来历经郑观应、龚寿图、龚彝图诸人接办，经营了十二年才部分开车。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最初创办人彭某的事迹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在1878年做四川候补道，1879年做湖北候补道。根据种种迹象推测，这彭某大约和上海英国商人很有关系，很可能是一个买办，候补道的头衔是纳捐买来的。
1878年10月5日，彭某给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上过一个禀帖，请求李、沈两人奏准他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其后不久，彭又特别到天津去面谒李鸿章，并再上禀帖，说明设厂计划。(2)这个计划得到李鸿章的奖许以后，他就回到上海着手筹备了。
在两次禀帖里，彭某说明他的设厂目的，为的是抵制洋货。他说富强之道，不外两件事，凡外国所需于中国的货物，由中国人自己来贩运；凡中国所需于外国的货物，由中国人自己制造。这样，中国就可以国富民丰，臻于强盛。中国所需自行制造的货物，以毛织品和棉织品为最重要，二者在外国都是用机器制造的。如果要用机器制造棉织品，那么，“再没有比上海更方便的地方了”，因为上海“万商云集，百货流通，实不愁行销的太少，而只怕出产的不多”。本此，所以他计划在上海设立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
彭某向李鸿章和沈葆祯提出八条设厂章程，并开列预算细目二十四项。按照这个计划，则上海机器织布局将集资五十万两，成一轧花、纺纱、织布兼营的大厂，拥有布机800台，雇用英国工匠传习纺织技艺。据他估计，全套机器，连同机价、运脚、保险各费，共需银255，000两：在上海买地基、建厂房、造码头以及支付资本利息等等共需银65，000两；另180，000两则作为棉花、煤火、工货以及其他各项杂支之用。将来工厂开工生产以后的第一年，工人技艺未熟，只可出布260，000匹；第二年，出至330，000匹；第三年，技艺完全熟练后，即可出布450，000匹。按照通行市价估计，450，000匹，可获利150，000两。这就是说，到达最高产量时，这个厂的“红利”率将达30％。
厂既是为抵制洋货而开的，所以设计当然以仿造洋货为目标。彭某说这个厂将能织造任何式样的洋式布匹，不论长宽、轻重、厚薄、精粗都和洋货无殊。甚至在成本估计里，他还列上高岭土、浆料达两千担，打算把当时英国织布厂所流行的织布掺杂办法，也一模一样地模仿过来。此外，既然为了抵制洋货，那么在税捐方面自然也不能比洋货为重，妨碍与洋货竞争，因此他要求按照洋货进口税的税则完纳出厂税，销入内地时，则按洋货子口税办法完纳子口半税，此外更不缴纳任何厘捐。照此办法，他认为在中国制造，就比洋货省去运脚、保险等等开销，布价就可以卖得比洋货便宜而夺得洋货市场。
资本的筹集方面，彭某说这个厂将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按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集股。股票额定年利9.6％，遇有盈利，以60％留作扩充设备的准备金，以40％分派红利。他说筹募股本，“困难不在积少成多，而在难以得到公众的信任”。实际上，他说他的资本已经大部分筹集齐全了，完全不要官厅的帮助。至于资本的来源，则以得自湖南、广东、直隶、山西者为多，得自浙江、江苏者较少，安徽、湖北亦有少许。这大约是指出资人的籍贯而言的。我们细看彭某的集股办法，实在并不像是用股票劝募股金，而是拿股票当作借据，进行借贷。这不仅表现在股票负有固定利息上，而且表现在股票的还本付息办法上。据他说，“借款人出资必有时限”，“按年付息不难，还本却不易。”他所定的还本办法是：凡一万两以下者，三年还清；两万至五万者，在第三、四、五各年分三次还清；五万以上者，自第三年至第七年，分五次还清。这显然是一种借贷了。
彭某的设厂计划，说明他是懂得不少资本主义新鲜事物的，也说明他和上海的英国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他购买机器是和“经手并作保”的洋行订有合同的，当机器在英国制造时，就有“我们在英国的代表（Legation）派人”去监视制造，以防偷工减料；各套机器都是“最新式、最灵巧、最坚固、最合用的”，不如约，则经手洋行即受重罚。又英国工匠五人，负责教习中国工人技艺，订有合同；若三年内还不能使中国工人完全熟习纺织技艺，也将受罚。据他说，“知名的外国工匠已经找到了。这种人，在英国商人中要多少就有多少。”这些说法，表现彭某很像是一个买办，因为一个和英商完全没有联系的商人，则不独彼此不能信任，订不了合同，就连订什么机器，请什么工匠也都是茫然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彭某八条章程的头一条就说，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事关中外利益，“未经皇上恩准，不有官委经理，则尽责无权，尽心无保障”，所以他要求李鸿章委派一个官员和他以及他的三位同道共同经理上海织布局。
李鸿章对于彭某的设厂计划，非常欣赏，他说：“上海是一个庞大的商业中心，通联江浙诸省，无所不到。而织布局所出布匹尚不敌进口洋布的十分之一，所以必将随产随销，逐步扩充”，“本大臣与沈大臣将保障你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阻。”至于委派官员，李鸿章即指派候补道郑观应充任其事，说郑乃是“久已获得中外各方信任”的人物。
在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来个人中间，惟有对于郑观应，我们知道得比较详细。而郑观应的事迹，恰好也正可以当做研究的典型。
郑观应，广东香山县人，大约出身于一个相当大的地主家庭，但1860年以后，就已“弃举事，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了。据1892年他自己所说，他所“隐”的商是“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傤行”凡“三十余载”。(3)这就是说，当买办。太古轮船公司毋须介绍，宝顺洋行就是英商“Dent &Co.”，乃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仅次于怡和洋行的一家最大的鸦片公司。郑观应长久地“总理”这两家洋行的生意，不仅赚得相当雄厚的资财，也在和外国人的接触中得到不少资本主义新鲜事物的知识，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洋务通。他所著《盛世危言》一书的初版，早在七十年代初头就已经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去，到后来则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汤寿潜的《危言》齐名，同为当时讲究“洋务”者必读之书。
凭着有些资财，郑观应在1869、1870、1878各年先后三次捐买官衔，由员外郎而郎中而候选道。1878—1879年因为经办山西赈捐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曾经李特别在慈禧面前保举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委他和彭某共同经理上海机器织布局。1869年以后，郑观应成为当时封建统治头目里热中洋务的人争相罗致的红人，总计先后给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刘坤一、盛宣怀、彭玉麟乃至醇亲王奕经办过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汉口电线、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铁路公司、江西萍乡和安徽宣城煤矿、吉林三姓矿务局、上海医局、粤汉铁路；中法战争时，且曾到暹罗去做过军事活动，在香港与厦门办过援台事宜，至于代各方在上海采办军械军火，尤其干得长久。(4)凡此种种，又说明郑观应不单单长于当买办，和外国人拉关系，并且也长于跑衙门，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头目拉关系。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建厂工程，在1878年就已开始了。(5)1879年春天，最初创办人中间起了分裂，(6)从此再也听不到彭某的姓氏，全厂的擘画主要地依靠郑观应经手。
郑观应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上，远比彭某老练得多。为了要使纺织机器能够采用中国棉花做原料，郑观应首先致函当时驻在美国的香山人容闳，聘请一个纺织工程师到上海来进行实地考察。这个纺织工程师丹科（A. D. Danforth）(7)在上海研究结果，认为中国棉花纤维较短，恐怕和现成的外国纺织机器不合；于是郑观应就派翻译员梁子石携棉花数十担随丹科一同到美国去试织。后来试织布样寄回上海，郑等认为和洋布一模一样，于是决定仍请丹科到上海主持选订机器，规划厂房诸事。计划中，拟先定织机二百台，俟人手娴熟以后，再增机扩充。同时，郑观应并令翻译梁子石继续留在美国学习纺织技术和植棉方法，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将来发展作长久打算。
1880年夏秋之间，丹科再度来华，主持建厂；11月李鸿章即奏上“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产折”(8)，为织布局请得优厚的特权。李鸿章说：“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谦，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所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应完税厘一节，该局甫经倡办，销路能否倡旺，尚难预计，自应酌轻成本，俾得踴躍试行，免为洋商排挤。拟俟布匹织成后，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运通商地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
李鸿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所邀得的特权，非常优厚。照此办法，则织布局将获得专利十年，其出品在上海零星销售，不负任何税厘，是即比洋货少负5％的进口税；销入内地时，只完一正税，又比洋货少负2.5％的子口税。对于和洋货竞争而言，织布局在负税上是处在优势地位了。但这里我们不可忘记，手织土布并不享受任何免税减厘待遇，那是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背负着远超过7.5％的沉重负担的。
就在同一封奏折里，李鸿章还给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派了六个经理人员。这六人的职务是，三品衔候选道郑观应，专办“商务”，三品衔江苏补用道龚寿图专办“官务”，编修戴恒、郎中蔡鸿仪、主事经元善和道员李培松则会同郑龚两人筹办。这六个人都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投资人，没有一个不戴着官衔的。尽管官衔并不代表实际官职，但是这是需要的。惟有戴着这些头衔的人，才有方便跑衙门，进行“官务”活动。当然这些头衔同时也就足以表示这些人物和当时的封建统治政权保有某种联系。
1881年12月的消息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本已经招足了。(9)查股本总额，初按郑观应的计划，定为四十万两，后因不够周转，又续招十万两，共五十万两。此中郑观应一人所招的最多，所以局中银钱账目也就归他一人独揽，不料郑观应却就借这个机会做起自己的买卖来。据说当时五十万股本中，郑观应所收现银凡352，800两，余147，200两则“全系股票存局作为押据”。这三十五万两的现银，“不数年间，除付机器、基地、栈房、码头价值银两（209，000两）外，其余尽变为各项股票及借纸押据（143，000两）”(10)。于是物议沸腾，有人说任事人买空卖空，(11)郑观应办事不实；(12)同时也有人说任事人“任意挥霍，局事未完，而用途已至四万余两”，(13)这显然是指“专办官务”，“办事不妥”(14)的龚寿图而言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买办和官僚经办新式企业的某些作风，这当然是和他们的出身有密切联系的。
织布局所订的机器，在1883年运到上海，(15)同年，郑观应脱离织布局。其后主要负责人由龚寿图一变为郎中龚彝图，再变为海关道盛宣怀，三变为经元善，最后又变为龚寿图、龚彝图兄弟。“维时洋匠羁留日久，购存外洋机器及应付薪资延不付价，势将兴讼。”(16)到了1887年终于不得不重订章程，革新局务。按照新章程，旧股百两者，限三个月内续交三十两，换发新股票百两，(17)这就是说，机器尚未安装，原来资本已经亏折了30％。
上海织布局的厂址设在杨树浦临江地方，是由郑观应和丹科勘定的，共占地三百余亩，每亩价银50元。(18)织布局机器包括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大约是依照纺机35，000锭，布机530台(19)配制的。辊轴式轧机和织机为英国制品，环锭纺机和五百匹马力的汽炉则为美国所造。厂房为一长550英尺，宽80英尺的三层楼房，至1891年尚未全部竣工，(20)但一部分已装机器则于1890年便已开车生产。(21)
上海机器织布局各项机器本是按需要配制的，不知何故，开车后却又需要添购机器。有一个消息说，1891年春织布局曾由李鸿章作保，向汇丰银行借债一百万两，向英美订购新机价值750，000两。(22)但到了6月，又感资本不足。李鸿章“欲在津筹借，但人皆不信”(23)。织布局拟在上海举借，德华银行可借十万两，索息七厘；钱庄可借十万，索息在一分以上。(24)
织布局开车后，营业非常兴盛，纺纱的利润尤高。到了1893年的夏天，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致电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购置能造14支、15支纱的纺机百部，每日夜可出纱50包，说是此举是“为国家商务兴大利”(25)，要薛福成速办。不料新纱机尚未订购，织布局忽于1893年10月因清花间起火，全部延烧。当时租界会审堂蔡某曾要求租界当局饬令水龙驰救，而外人竟坐视不救，以致除监工女监房屋外，全厂房屋货物用具等等，靡有孑遗。(26)事后清查该局官私股本及债款约一百一十万两上下，(27)所余砖石、锅炉、机器、烟囱、房屋并地基等等值银十万两，(28)所存花布等项合银三十余万两，(29)两相抵除，估计损失不下七十余万两。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其优厚利润诱使李鸿章不独急图恢复旧厂，而且急图全面开设纺织厂。就在1893年的11月，李鸿章便调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规负责规复织布局，说是“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立意在上海设一个机器“纺织总厂”，筹集款项，“官督商办”，而由华商多设分厂，“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30)这个自保利权的总分厂全面计划，除总厂外，拟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十个分厂，加上当时还在筹建中的湖北纱布官局，共有纺机40万锭，布机5千台。“如果纱布畅销，机器全行开办，约计每日夜可出纱一千包，出布一万匹；每纱一包，通扯售银六十两，每年约得纱价银一千八百万两；每布一匹，通扯售银二两五钱，每年约得布价银七百五十万两。……每年所出纱数，较之近年进口数已得十之八九，所出粗布、斜纹布二项较多（于进口之数）。而外洋纱布仍不能不入内地互争销售；况洋布各色，除粗布、斜纹布之外，中国棉花尚不合用，若不酌示限制，则跌价倾挤，华商资本有限，亏折堪虞。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31)至各厂纳税免厘章程，则仍照上海机器织布局旧案办理。不过上海机器织布局商股554，900两，因火灾损失十分之八，则归以后各厂每出纱一包，提银一两，陆续归还。
上海织布局的规复，进行得异常顺利，至1894年便已部分开车，计纺机64，556锭，布机750台，厂名则依李鸿章之意，改为“华盛纺织总厂”(32)。
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的简单历史就是如此。有一点应该说明，上海机器织布局原来纯粹是商办的，大约就在1887年那次整顿以后，李鸿章曾指拨了若干“官款”和商股合办。从此，这个厂及其后身的华盛纺织总厂的资本就官私纠缠不清了。并且李鸿章直接委派总办人员，掌握全厂的管理大权，直是把厂看作自己私产一样摆布的。
2．湖北纱布官局
1888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尚未开车，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起意创办纺织厂。他说：“洋布销流日多，年中以千余万计，大利所在，漏卮宜防。粤拟设织布纺纱官局，工价贱，运费省，应可与洋货颉颃，固有之利，允宜振新。”(33)又说：“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34)是张之洞的建厂动机，也为的是抵制洋货，挽回利权。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1888年，阴历，下同）即电请出使英国大使刘瑞芬代为筹划。(35)厂既为抵制洋货而设，则其设计目标，很自然地便落到织布上去。张氏考察当时广东销售状况，谓以原色扣布（T. Cloths）、原色布（Grey Shirtings）上次两等、白色布（White Shirtings）上次两等、竹布（Linen）、斜纹布（Drills）和提花色布（Dyed Brocade）六种为最通行。遂即将这些布样与中国棉花寄英试织。诸凡各布长宽尺寸与重量磅份，全以洋布为标准，不过另印特殊商标，示为国产。(36)次年六月，英厂试制结果谓中国棉花只能纺20支至25支之纱，可织原色扣布、斜纹布及原色次等布三种；若织原色上等布、白色上次两等布，则纱缕稍粗，斤量亦重，不能如洋布之纱细而轻，因此三种皆用30支至34支纱所织，至提花布用纱为36支，自更不能织。不过若将中棉与美棉各半攙纺，则纱支可细至36支，各布即全可织造，(37)张之洞以为“中国棉花缕粗质重，布可耐久，甚合销，宜多织，应占六成；参用洋花，出布可多四种，计亦合算，应占四成”(38)，故十五年七月立约订机时即决定机器配制应能织原色扣布、斜纹布及原色次等布各二成，能织其余诸布者各一成。建厂规模，定为布机千台，轧花、纺纱、锅炉、水管各依布机千台(39)需数配制。纱机大约是30，440锭。(40)厂址择定于广州河南，用棉则拟运取南通、嘉定、南翔、松江、宁波一带的出产，与一部分美棉。(41)于此我们可见张之洞之建厂，纯以织布为设计中心，这在他既以抵制洋货为目标，则特重当时进口价值较多之布匹，原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之洞建厂之心，异常坚决殷切，困难却在资本之筹集上。最初计划：机器价值英金84，832镑，(42)加上运脚保险，约须银四十余万两；厂基的购置填筑须银数万两；厂房工料须银十万余两；即将开车后的流通资金不计，至少亦须银六十万两。在“成本甚重，商股既不易集；库款支绌，官本亦属难筹”(43)的情况下，张之洞所采的办法是向“闱姓”(44)派捐。计派定光绪十五年份（1889年）者四十万两，作为机价；派定十六年份者五十六万两，作为开办费用及经常开支。至捐款未到，订机须款二十二万九千余两，则由库款暂为垫支。如此办法，张之洞名之为“官为商倡”。
光绪十五年十月，张之洞调任两湖总督。于是棉纺织厂也跟着张之洞调到了湖北，其资本的筹集还是同样的困难。张离粤时本与继任人李瀚章面约，将闱姓捐款亦移鄂应用，作为粤鄂合办，获利两省均分；(45)待张去鄂以后，李瀚章却只交出十五年之四十万两，对于十六年之五十六万两，则借故推辞。(46)后张之洞自动减为十六万两，并允作为粤方股本，六厘起息，开办后获利则按股于息外分赢，亏折则由鄂方独任，于粤款利息绝不短少，(47)始获允准。此款其后曾否付息付利，现无可考。
闱姓捐款既不能全数拨用，鄂厂经费自须另行筹措。光绪十六年三月又自广东拨借山西善后局借款二十万两。(48)这笔借款，负年息达九厘之重，(49)此后即成为鄂局大累。就在这个时期，张之洞看到上海轧花业获利极厚，便要将原按布机千台配制的轧花机器增加一倍，使鄂局于织布之外，更营轧花副业；(50)后来又看到“中国棉纱销流最广，利亦最厚”，而“前定布机纺纱，仅供织布之用”，于是更“拟添纺纱机一倍，另轧花机炉全副，足供旧定及新添纺纱机之用”(51)，这就是使鄂局于织布之外，再兼营纺纱，当然也使鄂局资本的筹集更加困难。
增购机器是按纱机10，152锭配制的，(52)要到光绪二十一年才能装竣开车。然轧纺机及厂屋铁料暨运脚保险等费，须银三十余万两，却要先行支付。这时布厂已动工而资本无着，于是不得不向各方罗掘，除向商号暂借及挪借善后局闲款垫用外，把湖北藩司善局向来存当生息的“善举”公款十万两也自各当店提来。(53)其负息之重，自更不堪闻问。抑尤有进者，李瀚章所允拨之闱姓捐款十六万两，须至十六年冬始能缴纳，粤省不肯先行垫付，而张之洞迫不及待，故在十六年四月间遂向洋商求援：即以此项捐款为擔保，由广东善后局向汇丰银行息借十万两，认息五厘。(54)这十万两汇到后不久即尽；故拖延至八月间又以同样方法向汇丰续借六万两。(55)如今我们看到，外商资本对于华商纱厂的侵蚀，远在中国第一家纺织厂甫经运转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便已开始了。
鄂厂机器订购之初，本约定分五次运粤，十二个月在伦敦交清的，(56)可是资金难集，厂房之建筑迟延，直到十八年底，始在武昌文昌门外临江地方建成厂屋，开始运转，这就是湖北织布官局。计自订机至开车，费时约三年有半，时间不为不长，惟到了实行开车，却又发现送棉、通气、喷水、救火各机还不够用，而随机雇来的洋匠也不敷分配，以致于“停机待匠”！(57)
湖北织布官局自始便靠高利贷资本来扶持，开车以后，很有盈利，但张之洞不谈抵制洋货了，他要用布局的盈利来挹注他所办铁厂与枪炮厂的不足。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二月，他便上奏章说：“臣所设织布厂现已告成，陆续加工开织，机势似甚顺利，明年当有盈余，亦可酌量拨补铁厂之费。……总之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以后断不致再请部款。”(58)果然，此后织布局的资本始终和铁厂、枪炮厂纠缠不清。现在我们仅知截至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闰三月间，铁厂确曾拨用织布局股本34万两，布局也曾赖铁厂代付机器运脚保险及机价，两相抵除，铁厂尚净欠布局278，762两之多。(59)同时，织布局所欠山西的二十万九厘债款，却总是给付利息而不还本，计至光绪二十二年为止，便付了138，000两，足当本金四分之三。到了二十四年前後，织布局终于因棉花岁歉价昂，纱布洋货争利，临到了“每年应付官息商息，入不敷出”的绝境。(60)
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冬之间，张之洞所创织布局已在高利贷的重累之下，新添之一万余纱机尚未装置，他所创铁厂、枪炮厂，则需款孔亟，艰于筹措，于是当时纺纱厚利乃再度引起他的设厂狂热，要大规模增建纺纱厂。据他自己所说，这回建厂的目的，“原为协济铁厂之用”(61)；“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需要”(62)，而当时铁厂经费无着，他以为也“惟有扩充布局纱厂，以其盈余，添补铁厂经费之一着”(63)。
新纱厂动意之初，便打算借贷度日。十九年七、八月间，张之洞电请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与英厂交涉购机，希望能办到分期付款，愿负利息。他说“鄂省布局开织以来，销售甚畅，获利颇丰。……再添纱厂，利息尤厚。按期付价，断不含糊。但得公九鼎一言，或即以布局作保，该厂必可照办。傥必须现银，则此事即不能办，实为可惜”(64)。至于对方索息七厘，他以为并不为多，(65)况“纱利甚厚，重息无妨”(66)。这样到了九月间，便把订机合同签定了。其条件大约是订约时，交付定价四分之一，其余由湖北织布局作保，分三年六次拨还，自立约后每半年付款一次；交货后按六厘起息；机器分二年交清。(67)
新厂规模宏大，计照湖北棉花配制能纺10支至16支纱之纺机九万七百余锭，连同全副配件，价值当在二十万镑以上。当时官库既绝对无力，故“详加筹划，惟有招商助官之一法。……大率系官商合办，将来视官款商款之多少，以为等差；或官二商一，或官一商二，或官商各半，均无不可。官款取给于纱布之余利，或由局自向银号通挪；商款出之于股票。如官款猝难多筹，即全行交商承办，但令按纱每一包从丰抽缴捐款若干，以助布局，统由该局随时体察情形，酌量办理。……目前机器尚未运到，所收股票之款，即可暂拨充铁局枪炮局之用”(68)。这样，张之洞创办纺织厂的真正目的，便逐步暴露了。
新厂机器太多，预计在布局之旁兴建南北两厂，南厂即归织布局原委湖北试用道赵滨彦兼管；北厂则委江汉关道署理臬司瞿某为督办，委知府盛春颐为总办。(69)北厂装机50，064枚，(70)于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完工开车，(71)是即湖北纺纱官局。
湖北纺纱局开车时，原是官商各出资三十万两合办的，惟工竣之初，张之洞于原委督办总办之外，更奏调广东候补道王某常川驻局督办厂务。如此督办总办，商股以为掣肘必多，难以合作，于是张之洞乃想把全厂推给商办，条件是“官未便再添股本，只能就已拨之三十万两按年取息，不问盈亏”。这等于要商人借债办厂，自然更非商股所愿，所以最后乃不得不全部收归官办。(72)
张之洞所购南纱局机器在湖北始终没有建成，最后是由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经过，详见他自己的著作，这里就不去细述了。
三 近代棉纺织厂萌芽阶段的简单总结
以上我们叙述了几家棉纺织工厂的创设经过，这是我们知道得比较详细的几家，此外，在甲午战争以前，还有几家的简单情况如下。
当上海织布局开始运转的次年，上海道台唐松岩所主持由轧花厂改组而成的华新纺织局也完工开车。(73)这显然是和李鸿章只许附股搭办上海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奏定章程相违的，其创立经过已不能详，或许是以其规模之小（初设纱机7，008锭）(74)而被允许的。当其初成的二三年内，这两个厂都能获得很高的利益，或谓上海织布局在光绪十九年（？）获红利达25％之多。“这自然就吸引资本投向这个工业部门上来。”(75)于是光绪二十年，上海又开了一家裕源纱厂，次年更开了裕晋、大纯两厂。(76)这样截至光绪二十一年为止，中国全国已完成棉纺织厂七家，另在筹建中者两家，集股创办终未完成者三家。(77)已开各厂设备如下：
华商各厂机数及历年全国累积机数表
（1890—1895年）
假定我们把甲午以前的历史当作现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萌芽阶段，那么1895年前已开车生产的共七个厂，纺织174，564锭，布机1，800台；已在筹建中而到1895年后开车的共三个厂，纺机88，614锭。现在我们试对这萌芽阶段的历史做一个简单总结。
在本章第一节里，我们曾经说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纱布的内销，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产生了分解作用，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纱布商品市场和低价的劳动力市场，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了一些客观条件和可能。
前面所述几家棉纺织厂的创立经过，很清楚地说明了纱布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如何成为资本主义棉纺织工厂的发生条件。
如前所述，创立棉纺织工厂的发起人或主持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都说明他们的建厂目的，是在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正是为了抵制洋货，所以工厂的设计目标就集中于仿造洋货，并且重点在于仿造当时内销价值较大的洋布，而不在进口增加速率较快的洋纱。李鸿章起初是按照当时进口纱布价值来预测上海织布局的成败的，说是“织布局所出布匹尚不敌进口洋布的十分之一，所以必将随产随销，逐步扩充”；后来则完全按照进口纱布数量来设计他的全国纱锭布机数的总分厂计划了。张之洞在广东订购纺织机器，干脆把“最为通行”的六种英制棉布样品再送回英国去，照样仿造，依式配置机器。最突出的是首创上海织布局的彭道台，按照他的计划，则连英国流行的棉布掺杂办法也都模仿过来了。
我们当然不可被抵制洋货、挽回利权这些动听的说词所迷惑。抵制洋货，其实并不说明工厂创建人就是在为民族利益作打算，那不过说明纱布市场的存在为纺织工厂的建立提供了一方面的客观条件罢了。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主要创建人郑观应是一个买办，也是大声疾呼，主张设立纺织工厂的人。他说他看到了“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因而“银钱外流，华民失业”，于是他就大为慨叹，曰：“呜呼，洋货销流日广，土产运售日艰，有心人能不惄然忧哉！”因而他说不能“坐视土布失业”，“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就是要“设洋布厂”。(78)这样说来，好像设洋布厂并不会令“土布失业”，倒反而会使土布就业了。
1893年上海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说是“多销一分之洋货，即少销一分之土货，小民生计日艰，隐患实在于此”(79)，因此他强烈地主张开办织布局的事情“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可是他前后两次为他庇护下的织布局请求专利十年，并请得止纳海关正税，免除子口税和一切厘捐杂派的优厚待遇。早在1894年就已经有人指出，“民间土货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其数尚不止此（指海关正税）。此项土布，出自穷乡妇女，机杼寒灯，厘税重则成本多，成本多则货价贵，以故销路愈滞，杼轴多停，谋食愈艰，生计益蹙，李鸿章为局商计，未为小民计”(80)。这样说来，李鸿章热中于纺织工厂，结果是必得使小民更加“生计日艰”的。
其实“土布失业”与“小民生计日艰”都是事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买办如郑观应和封建统治阶级大头目如李鸿章真的因此就“惄然忧哉”。这不过反映当时中国已经存在着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具备了兴办纺织工厂的又一方面的客观条件罢了。用张之洞的话说，就是“工价贱”！
1890年有人估计在孟买开设纺纱厂，把棉纱运销到中国市场上来，可以获得利润13.33％；如果在上海开设同样的纱厂，只是因为节省了运费和煤火费两项开支，利润率就可以提高到24.44％。(81)实际上，有人说1893年上海织布局的利润率为25％；而据这个厂的发起人彭某的计算，则分派了9.6％的官息以后，还可以获利30％。揭穿来看，挽回利权者，获取利润罢了。
前述各厂的创办经过也充分说明了，尽管创办人以抵制洋货相号召，可是他们还是不得不和洋货洋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大约许多创办人之中，谁都没有见过纺织机器是甚么样子。因而，中国棉花能织何种布匹，就需要洋厂代为试验；工厂装配何种机器，也需要洋工程师代为设计；不用说，机器是必须到外洋去买的；技工也是必须到外洋去请的。总之，纺织工厂是一套完全陌生的事物，那里面有关技术设备的种种，都必须依赖洋人，缺一不可。那怕就是工厂已经建成，机器已经安妥，就像湖北织布局那样，只是因为随机而来的洋匠人手不足，也不得不“停机待匠”。
正因为办厂和洋货洋人必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以洋务通的姿态出现的买办就身价百倍。这方面，我们只找到上海织布局郑观应一个人的资料，我们相信其他各厂，也多半会有同类的人物主持其事的，只不过一时难以查考他们的身世罢了。
如果在这个时代，谁要创办纺织工厂，他就不得不和洋货洋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他和封建统治政权尤其不得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郑观应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工厂开创时期典型的代表人物看待，他是买办——和洋货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金钱去捐买官衔，奔走于各大封建统治头目的门下——和封建政权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洋一土的联系，缺一不可。上海机器织布局虽不成于郑观应之手，但是经营擘画基础是郑观应建立的，惟有多少具备郑观应这样条件的人，才最适于创办现代工厂。
创办现代工厂之必须和封建政权保持联系，首先是因为那是工厂必须通过的一个关口。彭道台发起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再三强调他已经筹足了资本，不需要官款协助，但是他所拟的八条创办章程的头一条，就说明这个厂必须要奏请诏准，由官厅委派一个官员和他共同经理，否则他就“尽责无权，尽心无保障”。后来上海织布局的股本，主要地依靠前述那六个人筹措，那六人无一不戴官衔，固不用说，就是他们之经办这个厂，也是要经过李鸿章委派的。六人之中，郑观应“专办商务”，另外却又有龚寿图“专办官务”。由此可见“官务”之重要。
1878年李鸿章接见了上海织布局发起人彭道台以后，答应他将和沈葆桢“保障”彭某“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阻”。这句话透露了“官务”的内容，那就是工厂需要某种权势的支持庇护。南通大生纱厂创办人张謇总结他和衙门打交道的经验说：“官场积习，通一语，须钱也；行一牍，须钱也；求一见，亦须钱也。”(82)在那个必须通过的关口，无往而不须钱；可以想见，某种权势的庇护，对于拥有数十万资金的现代工厂该是何等的重要。
同光之际，有不少的封建统治大头目依靠办“洋务”起家。办工厂，开矿山，架电线，筑铁路，李鸿章搞一套，张之洞也搞一套。这些显赫一时的奴隶总管都靠“洋务”一箭双雕：一则拿“洋务”当政治资本，依以自重；一则拿“洋务”当营私窟穴，装填自己的荷包。棉纺织厂也是“洋务”之一，他们之热中于棉纺织厂，也正为此。李鸿章身在北洋，但是他的“洋务”根据地则在江宁、上海，所以有人在上海创办纺织厂，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做不了主，彭道台需要到天津向李鸿章去求助，而李鸿章也就乐于包揽这个工厂，支持庇护这个工厂。张之洞原是用广东的资金在广州办厂的，可是当他调任两湖时，厂也就跟他搬到了武昌，一部分资金却还在广东筹捐。湖北织布局开车以后，张之洞再不谈抵制洋货了，始则要用布局的盈余拨补铁厂经费，使布厂、铁厂、枪炮厂“联成一气”，继则大规模筹建新纱厂，“原为协济铁厂之用”，最后则干脆把新厂股票拨交铁厂、枪炮厂应用。谁都知道，铁厂、枪炮厂乃是张之洞的政治资本，三厂“联成一气”，棉纺织厂者，张之洞政治资本中的一笔罢了。
李鸿章、张之洞怎样用“洋务”装填自己的荷包，当然没有人可以查账，但是这几乎也是一件无须证明的事情。
现代工厂必须通过封建衙门这个关口，这个关口是由一系列的大小封建头目把守着的。张謇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道关口的“须钱”。“须钱”当然不分官办私办，不过突出的表现是任“官”对于私营各厂的侵吞上。
上海织布局本来是纯粹商办的，在开车以前，“专办官务”的龚寿图就“任意挥霍”，“办事不实”，所以在还没赚到那30％的红利时，就已先亏折了30％的资本。1887年李鸿章进一步插手织布局以后，由他指拨加入的官款不足全厂资本的一半，但他所委派的经理人员却掌握了全厂的管理大权，称为“督办”。1890年开车以后，本有极高的利润，但是直到被焚的时候为止，股东却丝毫未分得红利。(83)
上海织布局被焚以后，李鸿章拟定了更大的计划，开办一个华盛纺织“总厂”，把上海完全商办的裕晋、大纯诸厂强收为“分厂”；更开设一个纺织稽查公所，委派“提调”一员，常川驻所，专门向各分厂去勒索捐款，每纱一包，提银一两，用来抵补上海织布局的火灾损失。这就叫做“官督商办”。这个纺织稽查公所，后来还是因为外籍纱厂抗不纳捐才寿终正寝的。(84)至于华盛总厂，则由盛宣怀一手包办，据他所说，不独无利，且历年亏折。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另行招商顶替时，竟亏银达十六万多两。(85)但我们确知，所谓招商顶替，实是盛宣怀把官厂变为私厂的一套诡计，股票始终还是握在盛家手里的。到了民国以后，这个官厂果然成了盛家私产，为了掩人耳目，乃屡屡更改厂名，并雇用英人出名向香港政府注册，而英旗也就飘扬厂室了。(86)
湖北织布本来是纯粹官办的，既成以后，招商股以济官力之穷，然其经营管理却始终握在官府手里，其资本也始终和官办的铁厂纠缠不清。湖北纺纱官局，初议本是官商合办的，既成之后，就是因为与商人争夺管理权而逼得商人退股。我们又知道纺纱官局的北厂，营私舞弊的事情很多，(87)拖延到光绪二十八年便失败出租了；(88)其南厂筹办不成，并所招商股也没有着落。(89)苏州还有一个苏纶纱厂，是苏州商务局所集商股创办的。按光绪命令，商务局只是“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可是初建人是在籍的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开车后第三年（1898年），陆润庠复职，这个厂也就因而出租。承租人是候选郎中祝承桂，并举在籍的广东候补知府吴景萱为总董，另由翰林院修撰费念慈，内阁中书潘祖谦为理事，遇事则由江苏藩司会同商务局督察商办。(90)又是一群戴着各色官衔的人物。所以在出租时，契约本规定不论营业损益，必付股东官利的，而实际上，股东也还是得不到股息。(91)
当时人对于官吏侵夺纺织工厂，曾有这样的观察：“中国之纺纱织布局，若云官办，则实招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人虽经入股，不啻路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与总办分隔云泥，亦第君所曰可，据亦曰可；君所曰否，据亦曰否耳。且商人惟利是趋，不待官之督责而始知求利也。一自官为督责，则所用司事皆官场（引）荐之人，情面太多，必有履满之患；商人沾染官气，则凡达官过境，下临布局，亦多方酬应，献媚取怜，而局用浩繁矣。”(92)并且“司账又由总办延聘，只有随声附和，谁敢发伏摘奸？”(93)就是满清政府的商部也不得不承认，“不肖官吏或且牵掣抑勒，甚至报关完税，多所需索；商船验放，到处留难；遇有词讼，不能速为断结，办理不得其平”(94)。所以御史蒋式理也说：“商民愈涉疑惧，一闻官办，动辄蹙额，视为畏途。”(95)所谓“排调恢张，员司充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赀，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算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96)
凡此种种，又说明办工厂，不得不和封建统治政权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既经有了这样的联系，也就不得不受到封建官僚千方百计的勒索侵吞。这就是中国现代棉纺织厂萌芽时代的又一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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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论》，卷2，页19—20。
(2) 彭某上李、沈禀帖有两次，一次在1878年10月5日，一次日期不详，禀帖原文及李、沈批示均见North China Herald，1879，Feb. 21，pp. 168-171。
(3)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务，附录“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
(4) 吴尹全撰：《鹤山人事略》，见佚名辑印：《罗浮鹤山人节略》，光绪排印本。
(5) “工厂建设工程约在二年前即已开始”，China Maritime Custom，Trade Report，1880，p. 7。
(6) North China Herald, 1879, Apr. 4, p. 319.
(7) 中文史料称丹科，西文原名见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Vol. I，P. 514。
(8)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载此折日期在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六日，据前引《罗浮鹤山人节略》为光绪六年十一月。
(9) North China Herald, 1881, Dec. 6, p. 596.
(10) 曾国荃：“光绪十五年十月二日查复织布局务疏”，《曾忠襄公全书·奏议》，卷31。
(11) 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上海研究资料续集》，页306。
(12)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李鸿章致张之洞电”，《张文襄公电稿》，卷10。
(13) 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上海研究资料续集》，页306。
(14) 龚寿图“办事不妥”，见左宗棠“与苏松太道邵小林观察书”，“与李少荃傅相书”，（均见《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26，光绪八年作）；又李鸿章“致左相书”，“复左相书”，均见《李文忠公明僚函稿》，卷20，光绪八年时作。
(15) North China Herald, 1883, Sept. 28, p. 388.
(16) 曾国荃：“光绪十五年十月二日查复织布局务疏”，《曾忠襄公全书·奏议》，卷31。
(17) 章程见光绪十三年六月七日《申报》。
(18)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纺织》篇，附记。
(19) 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
(20) "Cotton Cloth Manufacture at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1891, Apr. 10. pp. 443-444.
(21)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 p. 513.
(22) North China Herald, 1891, May 22, p. 619.
(23) “光绪十七年五月二九日李鸿章复沪局马道”，《李文忠公电稿》，卷13。
(24) “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马道来电”，《李文忠公电稿》，卷13。
(25) “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寄伦敦薛使”，《李文忠公电稿》，卷14。
(26) “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寄江海关聂道、招商局沈道电”，《李文忠公电稿》，卷15；又徐蔚南，前引文。
(27) 盛宣怀：《规复织布局禀稿》，见《新辑时务汇通》，卷83；又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9，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
(28)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9，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日记。
(29) 参看薛福成前引日记，盛宣怀前引禀稿，又“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奏稿》，卷78。
(30)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李鸿章重整上海织布局片”，《李文忠公奏稿》，卷77。
(31) 前引“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布局折”。
(32) 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pp. 513-514.棉业统制委员会编：《华商棉纺织厂统计资料汇编》，页1。按华盛开办得如此迅速，似乎不很可能。作者疑华盛机器久已订购，原来准备为扩充上海织布局之用，后上海织布局被焚，遂即另立名目，称为华盛。
(33) “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电”，许同华编：《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10。
(34) “光绪十五年八月六日张之洞拟设织布局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7。
(35)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张之洞致伦敦刘钦差电”，《电稿》，卷10。
(36)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张之洞致伦敦刘钦差电”，《电稿》，卷10。
(37) “光绪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刘钦差来电”，《电稿》，卷10。
(38) “光绪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张之洞致伦敦刘钦差电”，《电稿》，卷10。
(39)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 p. 305.
(40) 《全国华商棉纺织厂统计资料汇编》，页3。
(41) 前引“张之洞拟设织布局折”。
(42) 此据“张之洞拟设织布局折”；另一说谓价值84，388镑11先令11便士，已付定银28，129镑10先令7便士，见“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刘使致译署电”，《李文忠公电稿》，卷11。
(43) “光绪十六年二月四日张之洞粤省订购织布机器移鄂筹办折”，《张文襄公奏稿》，卷19。
(44) 广东每于乡会试或岁科试时，盛行一种赌博：博者预卜得中人姓名，各入资若干，各指定若干姓，榜发后，视所卜中者之多寡，定所得之厚薄，是谓之“闱姓”。参看冼宝干纂：《佛山忠义乡志》，民国十二年印，卷4，《舆地略三》，“风俗”。
(45)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之洞致广州李制台电”；又“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张之洞致李制台电”，《电稿》，卷12。
(46)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李制台来电”；又“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十日李制台来电”，《电稿》，卷12。
(47) “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张之洞致李制台电”；又“正月初十日致广州王藩台电”；又“正月十六日致李制台电”；又“闰二月二十四日致李制台电”，均见《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12。
(48) “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十日李制台来电”；又同日“致广州王藩台电”；又“正月十六日致李制台电”；又“闰二月初八日致李制台王藩台电”，《电稿》，卷12。
(49) 前引“张之洞粤省订购织布机器移鄂筹办折”。
(50) “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致伦敦薛钦差电”，《电稿》，卷12。
(51) “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致伦敦薛钦差电”，《电稿》，卷12。
(52) 除上引致伦敦薛钦差一电外，张之洞未再言及增购纱机事，惟吾人根据下举各理由，相信此次确曾增购纱机。1．张之洞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初四日筹拨织布局官本折”（《奏稿》，卷21）中称“后又添购轧花机器及厂屋铁料，暨外洋运脚保险等费，增款银三十余万两”，旧购机器不过四十万两，此次若只增轧花机而无纺纱机，价值绝不能如是之多。当时已有人诋张氏好糜费（参看“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四日致李制台电”，《电稿》，卷12），于旧厂尚未开工时再购新纱机，自更招人物议，故张于奏稿中只言增购轧花机及铁料，可指为旧厂需用以为搪塞，于新添纱厂则不敢明言，而用款实已计算在内。2．据棉业统制委员会之调查，湖北织布官局有纱机两种，一为Platt Brothers厂所造，计30，440锭，系1891、1892两年所设；一为Asa Leas厂所造，系1898年所设，计10，152锭（《全国华商棉纺织厂统计资料汇编》，页3），不论就制造厂家或设置年份论，此两种纱机显系两批，而非一批订购者。3．按纺织机生产能力，纱机30，440锭之产纱已足供布机千台之所需，故其余之10，152锭显非原计划内之纱机。
(53) “光绪十九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筹拨织布局官本折”，《奏稿》，卷21；又薛福成：《出使日记》，卷6，“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记”。
(54) “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一日致广州王藩台电”；“四月十五日致广州李制台王藩台电”，《电稿》，卷12。
(55) “光绪十六年八月一日致广州王藩台电”，“八月初十日王藩台来电”，《电稿》，卷13。
(56) 前引张之洞“拟设织布局折”。
(57)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致伦敦薛钦差电”，《电稿》，14；又薛福成：《出使日记》，卷6，“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记”。
(58)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豫筹铁局成本折”，《奏稿》，卷21。
(59)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二日铁厂拟开两炉请饬广东借拨经费折”，《奏稿》，卷22；又“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查明炼铁厂用款咨部立案折”，《奏稿》，卷29。
(60)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日致太原胡抚台俞藩台电”，又同月十七日“致太原胡抚台电”，《电稿》，卷30，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札织布局查复借用款案据”，《公牍稿》，卷14。
(61) 前引“铁厂拟开两炉饬广东借拨经费折”。
(62)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增设纺纱厂折”，《奏稿》，卷22。
(63) “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致伦敦薛钦差电”，《电稿》，卷14。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一日致伦敦薛钦差电”，《电稿》，卷14。
(67) “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薛钦差来电”，《电稿》，卷14。
(68)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增设纺纱厂折”，《奏稿》，卷22。
(69) 前引“增设纺纱厂折”。
(70) 《全国棉纺纱厂统计资料汇编》，页3。
(71)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札纺纱局改归官办”，《公牍稿》，卷12。
(72) 《全国棉纺纱厂统计资料汇编》，页3。
(73) 本书附录，“中国纱厂沿革年表”，“1891年”条。
(74) 《全国棉纺纱厂统计资料汇编》，页2。
(75) Decennial Reports, 1892-1901, Vol. I, p. 513.
(76) 本书附录，“中国纱厂沿革年表”，“1894年”，“1895年”条。
(77) 一为1888年福州拟设之厂，经过见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II，Foochow，p. 95；二为1893年天津拟设之厂，见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见疏”，《庸盦全集·海外文编》；三为1893年重庆拟设之厂，见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Vol. I. Chungking，p. 135。
(78)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纺织》篇。
(79) 前引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布局折”。
(80) 刘岳云：《农曹案汇》，“布棉税厘”文引“光绪二十年御史杨农奏”。
(81) North China Herald, 1890, July, 11.
(82) 张謇：“答南皮书论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
(83) “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盛宣怀规复织布禀稿”，《新辑时务汇通》，卷83。
(84) Decennial Reports, 1893-1901, Vol. I, p. 514.
(85)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张之洞查明盛宣怀等参款折”，《张文襄公奏稿》，卷36。
(86) 《纺织时报》，第782期，页663。
(87) 张謇：“致王雪澄函”，光绪二十四年作，《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1。
(88) 《时选采新汇选》，光绪三十年，第4卷。
(89) 《张总长季直经理大生纱厂十二年之历史》。
(90)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刘坤一：“缫纺两厂承租包办折”，《论折汇存》。
(91) 张謇：“承办通州纱厂节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
(92) 吴佐清：《纺织》篇，《皇朝经世文编》，卷105。
(93) 张骏声：《纺织》篇，《皇朝经世文编》，卷105。
(94)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商部奏”，《东华续录》，卷183。
(95) “光绪三十年三月蒋式理奏”，《东华续录》，卷185。
(96) 张謇：《宣布就任时之政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