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37年）
一 棉花生产的商品化过程
1．棉产商品化的动力
棉纺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棉花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变迁。棉纱的生产，既由分散于千百万手纺车集中到少数纱机，则棉花的消费场所也必须由千百万农家集中到少数纱厂。因此，原则上，棉花若不经过流通过程，便不能到达其次一步的加工步骤；换言之，棉花不先成为商品，便不能成为纺业的原料。所以，在纱厂发展的要求下，棉花的生产目的必须改变，随之也就必然兴起棉花的流通市场。
不过，中国棉花之成为商品，从时期上说，并不是中国纱厂有了急速发展以后的事情，从动力上说，也并不纯是国内纱厂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大战以后，这商品化过程才因国内纱厂的发展获得长足的进步。
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已有棉花的流通。那时的现象是：北棉南运与东棉西运；其造因，是地理条件之差异；其方向是从棉产有余的区域走向棉产不足的区域。原则上，棉花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而是作为消费以后的剩余来出卖。
历史上最初使中国农民为出卖而种植棉花的动力，是国际棉毛工业的发展。早在十九世纪前半，英国棉纺业革命已将棉花造成为世界的商品，利物浦棉市的变动，直接间接影响及于全世界的植棉事业。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南部各港口被北军所封锁，棉花输出困难，世界市场上的棉花供给大为削减。英国兰开夏为维持其纺机的运转，便不得不以高价向印度和中国来搜罗原料，结果，中国棉花市价遂飞速提高，而棉花输出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棉价的过份提高，使农民植棉的收益超过其他作物，所以长江下游各地遂发生棉作物排挤其他作物的现象。(1)这段事实证明：时至十九世纪后半，国际纺织业发展已借价格为绳索把中国棉花拉上世界商品舞台；中国棉花的生产不仅不能再闭锁在农家自用的小天地里，而且，只要时机成熟，棉田还会侵蚀其他作物耕地的。
美国内战结束后，世界棉市又渐复旧观。华棉虽不为兰开夏棉纺业所重视，却成了毛纺业上好的搀和原料，所以对欧输出并不间断。而七十年代以后，印日两国棉纺业革命的进展异常迅速，于是，一面是印、日两国以廉价的棉纱向中国倾倒，另一面是日本对华棉的需求日益繁多，结果，中国市场上棉贵纱贱，许多地方不得不运进棉纱，运出棉花。这种纱花的对流，实即表示中国手纺业的没落与植棉业的商品化。直到1890年为止，这对流作用的进行，纯是由国际的势力所推动的。
1890年中国第一家机纺织工厂开始运转，这就是说，中国境内出现了新的棉花消费方式——集中的消费方式。于是在国际的牵引之外，更加上国内的要求，推动纱花对流，也即推动棉产商品化。
欧战期间及欧战以后，中国棉纱业获得空前的进展，全国纱厂的消棉量自也随而剧增。总计1919—1920年度全国纱厂消棉量仅得260万担之谱，经一次设厂浪潮而至1922—1923年度已达540万担，再至1930—1931年则几达880万担，是即在短短的11个年度以内，纱厂消棉量提升至267％之多。在如此迅速增高的情势之下，输出虽仍维持70—80万担，惟从促进中国棉产商品化的意义上看，国外的势力实已退至无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强烈地要求华棉汇聚的处所，既不是生产不足的甘、陕、川、滇等省，也不是需要殷切的大阪，而是国内消棉最多的上海、无锡、天津，汉口等市了。
然而尽管纱厂的发展对农民提出多么强烈的要求，中国农民并没有把他们所出产的棉花全部变为商品。此可由第八章所引1933年前中央农业试验所的估计证明。农民种植棉花，必须留一部分作为网制棉胎之用，所以棉产商品化的程度自然很难到达100％高数。不过，经七八十年国内外各方势力的激荡，商品化程度还是如此低下，则不纯是上述原因所能解释的。
在技术上，欲求棉纱品质优良，必纺业获有优良的原料。纺机所需优良的棉花品质，要性有七：就是长度整齐，拉力强大，富于捻回，纤维细长，色泽白亮，纯洁不杂，和具有空中组织。中国固有品种的棉花，在整齐、拉力、色泽诸方面都有优良的特性，可是捻回较少，长度不足，且又混杂不洁。就长度论，中国棉花纤维大都在27/32襕以下，所能纺之最细度不过24支。就清洁论，中国棉花搀水挽杂很盛，棉花的色质很受影响，甚至纺机的正常运转，也受妨碍。(2)所以，中国纱厂有时便舍华棉而取用外棉。
在采算上，欲求棉纱成本的低下，必须纺业获有廉价的原料。而棉花售价之高低，须由生产及运销两项费用决定。今就运销论：在交通工具尚未完备，运销机构重叠复杂而沿途关卡林立、税捐繁重的情形下，棉花要从产地集中到纱厂，必须负担过份的花费。尽管中国农民以最低的售价卖出棉花，纱厂还是不能获得低廉的原料。在上海、天津诸大消棉市场上，华棉就常常因负担过多的运销费用以致抬高市价，终不能与印棉、美棉相竞争。因此，中国纱厂又常舍弃华棉而转用外棉。
中国纱厂的原料需求既仰赖外棉来供给其一部分，于是中国棉花商品化的进展，自亦不能随纱厂消棉量之提高而一并前进。所以全国总消棉量在1920—1921年至1930—1931年十个年度内提高267％，而中国棉花消费量仅提高199％。在同时期内，中国纱厂消费外棉所占总消棉量的比重也由17.9％增高至37.8％！而在棉花的对外贸易上，自1920年起，也就一反前此出超而为与年俱增的入超了。
一方面为棉产商品化之不足，一方面为对外棉进口量之提高，这实是中国棉花供应上的奇异现象！
2．棉市的形成
随着棉产商品化的进展，国内棉市也逐渐形成。最初，是宁波、上海、天津三个出口市场，其形成时期约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乃至二十世纪的前十余年间。1894年前，宁波、上海两地新式轧棉机器之使用，1901年上海外商取缔棉花搀水协会之组织，1911年天津日商电力轧棉厂之建立和同年洋商会天津禁止棉花搀合会之组织，都足为这种生长的指标。
随着纱厂之建立，国内又形成棉花消费市场。这一过程在上海始于1890年，成于大战几年中，在武汉，始于1892年，成于1920年以后；在天津，始于1918年，成于1921年后；在青岛始于1916年，成于1921年后；在无锡，始于1896年，成于1921年后。他如常州、济南、郑州、石家庄等地，也都是大战以后方始兴起的。所有这些棉花消费市场的形成时期，各有早晚，其所到达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直到抗日战事爆发时为止，各地每年的消棉量，大体上海为5，315千市担，青岛为1，608千市担；无锡为636千市担；武汉为507千市担；天津为209千市担。这就是中国五大棉花消费市场。
在上海这一消费市场上，1918年日商所设立之取引所，1920年华商所设立之证券物品交易所，及1921年成立之华商纱布交易所，都将棉花列为主要交易物品之一。这就是说在上海，棉花不仅已成为商品，而且已成为投机市场的赌博对象了。
中国棉花之供需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消棉量，据《中国纱厂一览表》；棉产量，据《农情报告》。
农民手中的棉花，不能直接销售于纱厂。所以，随着终点消费市场的形成，必然会有中级转运市场，乃至原始贩卖市场的兴起。农民所赖以直接出售其产品的原始市场，自然是分散在产棉区域的农村或市集里。惟中级转运市场的位置，则除却棉花生产之地域分布状况而外，主要地，尚须视运输条件来决定。现时所有较大的棉花中级市场，都是分布在铁路沿线或沿江口岸的。譬如平汉与长江接运处之汉口，胶济与津浦交叉处之济南，和陇海与平汉交叉处之郑州，就成中国最大的三个棉花转运市场。比较次要的中级市场，如河北之石家庄，山东之张店与周村，山西之榆次与阳曲，河南之陕州与彰德，湖北之老河口与沙市，浙江之宁波与余姚，湖南之津市，江西之九江，安徽之芜湖等等，也都在交通便利之处。
这些中级市场开始形成的时期，早晚不同，其进展速度亦异。其中有若干处所是十九世纪便已存在的市场，只在近几十年益发扩大其转运数量。有若干处所则是大战以后方始兴起的。如阳曲与榆次，起于1917年山西提倡植棉以后；如济南，起于1918年青济之设厂以后；如张店，起于1920年日商在胶济沿线提倡植棉以后；如陕州，起于灵宝、阌乡等县开始大量植棉与陕棉开始东运以后；此中尤以济南，堪称为新兴棉花市场的代表。
济南附近，本不是棉产区域。在1909年前，纵有小本棉花贩自产地向济南贩卖棉花，但其数量微小，在济南连一家专营棉花贸易的商店都是没有的。1909年，有堂邑棉花贩王协三者，为便利各棉花贩计，在济南创设福成信花行，安寓各棉花贩，自此才有了专营棉花行。在1909至1919年间，集中济南市的棉花数量，因大阪棉市的吸收，已有增加，然每年亦不过10万担，棉花行仅五六家。1919年济南鲁丰纱厂，1920年青岛华新纱厂，先后成立，济南市棉花的集散，得有新的刺激，日益增多。至1921年，集散数量已增至50万担，大部运销日本，全市棉花行增至12家。1922年上海申新纱厂来济南收棉花，济南棉花去路益增。1924年棉花行已达20家，全年运销总额增至70万担以上。1926年，军阀张宗昌督鲁时期，战事连年，交通中断，押汇不通，济南棉花市场的生长颇受打击。1929年战事平息后，上海客帮继续来济南收花，中国银行又发起专事放款与棉花行之棉业贷款，故集散数更一跃而至80万担。此后济南棉花市的发展，极为迅速，计1930年集散棉花100万担，至1934年即增至160万担。二十余年的发展，济南已成为中国第二个棉花中级市场了。(3)
每个中级市场所吸收的棉花来路，各有广狭。其数量大体也是由产区之大小和交通的便否来决定的。譬如汉口，便吸收鄂东、鄂北、鄂中的全部棉花，以及由平汉路来的豫陕晋棉花，由汉水来的陕棉和由洞庭湖、粤汉路来的湘棉，每年集散数量常在150万至200万担之间。此中鄂东举河流域所产，大都先集中馆驿、宋埠、新州、仓子埠等处，然后汇于团风转运汉口；长江两岸所产，则集中于鄂城、樊口、新州、巴河、大冶、黄石港等处，分别运汉。这两区都是利用民船或小型汽船为运输工具的。鄂北东部，涢水流域所产，大都利用马车或汽车集于信阳、广水等处，再由平汉路南下；西部汉水流域则集于老河口、樊城等处，然后顺汉水而下汉口。此路除本区产品而外，若河南郑县、淅川、新野等县所产者，也集于老河口，和陕西渭北所产，随汉水而来者，一并运汉。鄂中方面，水路四达，民船与小型汽船运输极便，较大的小集中地有孝感、岳口、天门、仙桃、沙洋、监利、蔡甸等处。至于鄂西棉花，大都先集于陡湖堤、江口、弥陀寺、藕池口、马口、河溶镇等处，然后齐集沙市，直接运送四川或长江下游各口。盛时每年集散数量亦达20余万担。如此，汉口、沙市两个中级市场，实网罗鄂省棉花的全部及豫、晋、陕、湘之一部。特别是汉口，终成为中国最大的棉花市。(4)
集中于济南的棉花，以鲁北、鲁西两区产品为主。鲁北津浦路以东及小清河流域所产者，一路集于孙家镇（邹平县属），一路聚集于齐东，然后均利用小清河民船转运济南。鲁西方面，产量多于鲁北。各县例多先集临清，然后用火车运赴济南。沿卫河各地，也有先用民船运至德州，再装火车运济的，其数量远不及集于临清者之多。鲁省本省产品而外，济南市也吸收冀南、豫北的来货。冀南滏阳河两岸各县如吴桥、南宫、威县、清河、成安、宁津、广平、南皮、晋宁等县出产，用火车或大车运济；豫北彰德、武安、新乡等县出产，则用火车运济南。三省齐集济南市的棉花，除一小部留为本地纱厂消用而外，其余大部循胶济路东去青岛，一小部则循津浦路南下沪锡。此外，小清河流域之一部，滨县、蒲台、利津、广饶、高苑等11县之棉花，则集于张店，年约20余万担，除大部运赴青岛外，尚有少量运济南销售。(5)
郑州适当陇海、平汉两路交叉处，其所聚棉花，大部由此两路而来。集中郑州的棉花，包括豫、陕、晋三省的产品，以豫省为最多，陕省次之，晋省最少。豫省境内陇海沿线的棉花，分别集中于阌乡、灵宝、陕州、洛阳、巩县等处，然后运郑州。陕西泾渭两流域所产，则先集中于咸阳、渭南、泾阳、三原等处；洛河下流所产者，先集中于朝邑；山西汾河下流所产者，先集中于韩城、荣河等处，最后也大部由陇海路运往郑州。此外黄河以北豫省境棉花，也有一部分集中安阳、新乡等处，由平汉路运郑州，但不若运赴天津者之多。总计三省聚集于郑州的棉花，常达三四十万担，除一小部分留供本地消费外，大都由陇海路东下海州，然后转往上海，其由平汉路运往汉口的，乃是少数。(6)
十九世纪以来，棉花久已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商品了。世界市场的震动，无日不通过现代化的集散中心播送到各国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上述诸大棉市之形成，实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不论形成动力是发自国内的或来自国外的，在棉产商品化的速率不能适应国内纺机之增殖，国家关税毫无壁垒足以阻抑外货之自由进出的情况下，这种庞大的集散市场之形成，即无异于在世界市场与中国农民之间建起敏感善变的神经结来，使中国农民不得不日夕遭受世界市场的簸弄，成为世界原料争夺战中最后牺牲者。
上海、天津诸埠经常地追随纽约、大阪的电讯来决定其标棉市价，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许有人还怀疑纽约的棉市电讯未必能伸展到中国的乡村里去的。这里，我们且举一例，以明一般。河南省平汉铁路线上的安阳，原是一个很小的棉花市，聚集冀南或豫北的一小部分棉花分运天津、济南、郑州各处。这里，向农民收买棉花的，还是工商兼营的轧户。时至1935年，轧户还得顺从农民的习惯用银元去给付棉花价，可知这实是一个极其落后的角落。可是这个小县城里的行情，是每日由棉业公会收取南京无线电台所广播的上海标花市况更参酌由天津济南所传来的棉花供需情形来决定的。(7)中国棉农如何在国际棉花市的动荡中售出他的棉花，由此已不难想像了。
二 品种改良与棉田的扩张
1．品种的改良
中国机纺业的发展不仅使棉花的消费方式迅速地集中，而且使棉花的消费数量不断地增高；所以，中国的新植棉事业不仅要求农民把自用的棉花变为商品，而且要求农民把旧有的棉田予以扩张。同时，为了技术上的理由，消用棉花的品质需要纯净提高；采算棉花的成本需要降低，于是乃有搀水搀杂之取缔，优良新种之推广，籽棉加工方法之改良与产销机体之改善等等事情发生。总之，为了适应簇新的纺织工业，必须建立簇新的植棉事业。这里，我们只检讨改良品种与扩张棉田两者。
改良棉花品种，不外四个途径：即引进新种，系统选种，杂交育种和人工引变。中国棉种改良始于引进新种，继之以系统选种，结果多少有些成绩可言。
中国之引进新棉种大都限于美国种。1865年，上海始有美国棉种的输入(8)。这次大约是外商发动的。后二年（1867），满清政府似乎也曾派人到美国去购求良种。(9)外商要改良中国棉花品质，自然是为的供给他们以适合的原料；满清政府之所以出此，则是因为美国内战既停，中国棉花输出顿减，想改良品质，以增加输出。总之，初次建立新植棉事业的要求，不发自国内纺织业的发展，而发自国外棉花供给的增减。
中日两国棉工业相继崛起后，棉花改进的要求，终于再被提出。棉工业的规模愈大，进展愈速，这个要求也愈为迫切。1892年张之洞既创立织布局于武昌，随即着手于棉产品种的改良。他的方法，简简单单地就是分发美国棉种要求农民种植。(10)这种尝试，终因棉种未经驯化而失败。1908年光绪下了一道谕旨说：“近年来纱布进口，日益增多……民间纺织，渐至失业，因由工作之未精，尤因种植之不善。”(11)因此，他谕令农工商部，考查各国棉种及种植成法，并优定奖励章则，颁行各省督抚，广为提倡。这是满清政府感到中国棉种不良，种法不善，不利于国内纺业的发展，而作有计划的改良之始。本着这次清廷的发动，有些省份自觉地实行移植美国棉。不过当时的政府官吏是不会懂得怎样去驯化棉种的，他们于试验一两次失败后，竟至把美国种中国种混合起来播种，结果既不能保持美国种纯净，又不能育出优良新种，完全失败。(12)
1914年素倡棉铁政策的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北京政府的棉产改进工作，随趋积极。计由他自己及其后继者，所推进的工作约有：本年4月农商部发布植棉奖励条例；次年3月聘美国籍技师周伯逊（H. Jopson）为植棉顾问；同月，设立第一棉业试验场于正定；4月，设立第二、第三两棉业试验场于南通及武昌；1916年，借袁世凯私田二百亩设北京政府直属模范植棉场于彰德；1918年更设立第四棉业试验场于北京，同年，自美国购入大批脱字（Trice）及郎字（Lone Star）棉种，并公布分给美国棉种及收买美国种棉花细则，次年，即由各省实业厅分给农家种植；又1919年1月，公布棉业整理局章程，12月设立长芦棉垦局；1920年，更自朝鲜购入金氏改良（King's Improved）美国种，分散播种，1922年，又批定设立植物病虫害检查所于上海。(13)凡此都是北京政府改进棉花的措施。其特点在于不仅推广美国种，并且企图驯化美国种。其结果是，在推广上，留下了许多退化的美国种棉，在驯化试验上，更毫无成绩可言。
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也不乏推广美国种，设立试验场的。譬如1904年山东省农工商务局已买过大批美国棉种，分发农民播种；民国初年，湖北省实业厅又曾设立荆州与钟祥两个棉场，分任鄂西与汉水沿江一带的改良推广之责。两省的尝试，都因种籽未经驯化而失败。待至欧战以后，国内需棉大增，品种改良的要求，随之迫切，于是各省逐纷纷设场推广。此风在欧战结束后，尤为盛行。总计1917—1931年间，全国所设试验场不下六七十处，遍布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辽宁等十余省。
总观各省的试验，大都归于失败。当时掌握政权的军阀，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把试验场、育种场当作官场经营，我们只看到毫无科学知识的政客官僚，此去彼来，却看不到科学的育种工作，其失败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直接感觉棉花改进的需要最为迫切的，莫如棉纺织厂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上种种努力，在效果上既不能满足厂商的需要，在时速上尤不能适应他们的渴望，于是他们逐自起图谋改进。厂商方面，最早努力于中国棉花改进工作者，是上海外国厂和出口棉商。1910年，上海外国厂和出口棉商既组织上海禁止棉花搀水会，同时，又附设植棉场，企图引种美国棉种。1916年，该会将试验工作，委托金陵大学皮克氏监督进行，结果完全失败。1917年，该会后聘魏莱特（Emil Widlet）在上海试种美国棉及埃及棉，结果认为生长期太短，不适于种植美国棉。
长江下游引种美国棉的失败，驱使厂商们把推广美国种的目标，移向华北，同时，也驱使试验工作，不得不注重于美国种驯化和华种的改进。美国种推广方面，若华商纱厂联合会之以脱字、郎字棉种运豫陕分散（1920年）；石家庄大兴纱厂之散发金氏美国种（1920年）；陕西棉商之以灵宝德字棉(14)输种于关中棉区（1925—1926年）；青岛华兴纱厂之在清平、滨县等处，推广美国种（1924—1925年）；江苏省财政厅与纺织家荣宗敬之捐购爱字（Acala）美国种运豫陕代赈（1927年），都是厂商急图改良品种之最好的说明。(15)
品种试验方面，如穆恕再、穆藕初兄弟之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如湖北之私立三益棉场，及其后由石蘅青等会同湖北纱厂联合会与武汉大学所组之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乃至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设立棉作试验（后委托东南大学农科办理）等等，都是私人努力于棉产改进的好例。但在改良品种上，最有成绩者，莫如南通农科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个教育机关。
华商纱厂联合会于1919年资助金陵大学600元，举行品种试验。该校遂于同年自美购得纯种8种，分发国内苏、浙、赣、皖、湘、鄂、豫、冀八省26处举行试验。同时，复经各机关之联合，聘美国棉作育种专家顾克（O. F. Cook）与郭仁风（J. B. Griffing）赴各场视察，结果认为最适合于中国种植者惟脱字、爱字两种棉。但沿海地带，气候寒冷及温度过高之区，美国棉每苦不能成熟；即使成熟，亦较本地种易受病害与虫害；且雨泽过多，空气潮湿，美国棉易遭腐烂，所以二氏认为改良中棉，当较引进美国种更有希望。(16)从此，引进美国种大都限于脱字、爱字两种，而驯化美国种与改良中国棉工作，亦渐上轨道。
本顾克等人的观察结果，此后中国的品种试验工作，渐集中于脱字、爱字美国种驯化与中国棉改良二途。1919年，外商所设之中国纱厂公会与禁止棉花搀水会即委托金陵大学组棉作改良部，聘郭仁风担任技术主任，开始选择中国棉与驯化脱字、爱字美国棉种。三年后，育成百万中国棉一种，纤维细长，可纺纱支达42支。而其生态习性，尤特别宜于江浙沿海一带之风土，是为中国棉应用系统育种成功之始。(17)又，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亦自创棉作试验总场于南京洪武门，聘过探先主持其事。1920年，普设分场16处，亦注重于脱字、爱字单本选种与鸡脚棉改良工作。1921年，将所有各场移交东南大学农科继续举行各项试验。经四五年的选种，终于育出改良青茎鸡脚棉、改良小白花棉、改良江阴白籽棉、孝感光籽长绒棉四种优良的中国棉品种。青茎鸡脚棉与江阴白籽棉，纤维长度均在7/8襕至1襕之间。前者衣分达38％至40％，后者亦达35％—38％。小白花棉纤维长至1襕，衣分38％；至孝感长绒的纤维则长至1襕至1又1/8襕，衣分亦达33％—55％，已堪和脱字、爱字美国种媲美。四者的成熟期都已提早，可说是长江流域的良种。(18)
南通农科大学方面，因地居棉产中心，邻近大生纱厂，且由纺织厂主持人张謇为校长，故对于棉产改进工作，最先深感其需要，而从事驯育美国种与改良中国棉亦最早。1914年，通大已有改良鸡脚棉的记录，同年，又从台湾购得美国棉8种，遂得举行中美棉比较试验，终证实美国种不适于长江下流之说。同时，又在多种中国棉里，选得最适于南通种植的鸡脚棉一种。此种鸡脚棉，纤维长度达29/32襕至1襕，衣分达39％至42％；且其成熟之早，抵抗小卷叶虫力量之强，植株之密，与夫纤维色泽之洁白，都非其他中国棉所及。(19)自从此种育成后，通海等地，即争相种植，几乎成为这一带的惟一品种了。
此外，山东省立第二棉场（齐东），在驯化美国棉选育中国棉上，亦有相当成绩。该场于1927年开始用纯系选种法选育脱字美国种，经五年的试验，获得脱字36号（Trice 36），最适于山东的气候土质。此各棉纤维长1.1襕，拉力强大，捻曲142转，可供42支纱之原料，且早熟抗害，衣分达32％，甚为当地农民所欢迎。同年，该场又从本地农民田中选出中国棉一种，经五年的选种，即成纯种“齐东细绒”。此棉纤维长7/8襕，衣分达33％，早熟丰产，抗害力甚强，亦成为山东的优良品种。(20)
作物品种的改良，往往是经过多年的选种培育才能获得结果的。上述那几个有数的试验机关，积一二十年的努力，虽不乏成绩可言，只是要推之于广大的中国棉区，要适应迅速前进的中国棉纺业，自然是力不胜任的。所以一面虽有驯化美国种的不断推广，以及多种改良中国棉的发现，一面仍不得不为了纤维品质优异而大量地引用外棉。1919年后，洋棉进口，又逐年扩大，甚至有年达万万元以上的。
棉作本是一种很容易因风土的不同，而引起既已隐伏的劣性随时复现，因而迅趋退化的作物；同时，这种作物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性，又异常狭隘。过去遽以未经驯化的美国种从事推广，固然，很难获得良好的结果；便是使用业已驯化的种子，一旦走出试验场而普遍地推之于各地农田，也很难保持其维持优良特性。(21)因此从前自单纯地引种美国棉，进而要求驯化美国棉；后来就又不得不从单纯地驯化美国棉进而要求地方纯种。
棉纱所要求于棉纤维的优良属性，本是多方面的。过去各试验场在品质上的选种标准，大都只注重棉纤维的长短而忽于纤维的粗细及其捻曲数之多寡。据大生纱厂副厂实用改良鸡脚棉的纺制结果，此种棉纺成近20支纱（19.6支）时，其强力仅得52又84/100磅，比普通标准之有70余磅者，相差甚远。其他改良中国棉，也大都有类似的缺点。(22)于是改良品种工作，至此又当从新估价，不得不在质量上提出更高的标准。
品种改良问题，固然不是单纯地驯化美国种或提高纤维长度所得解决的，然而同时也并不是单纯地培育地方纯种或改进纤维的各项特性所得解决的。为了保持良种的纯净，俾使农民不必要经常地向试验场来购求棉籽，零星散布于乡村的轧花工作，就必须施以集中管理；为了使优良的棉产获得其应有的售价，借以加速推广良种，棉花市场上鉴定原棉品种的传统习惯，就必须代之以科学的分级标准；同时，为了迅速推广良种，为了使农民种植的良种，便获得良棉，于是种植方法里的各个步骤，乃至棉株生长期间的病害防治等等，都成了试验棉场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为止，这些方面都没有成绩可言。
十九世纪中国固有棉种的品质如何没有科学的记载可考。但中国棉因纤维太短，致被兰开夏纺织家所摒弃，则是事实。(23)过去中国棉曾本其纤维之洁白，粗壮，强韧与疏松诸特性而成为上好的羊毛搀合原料，故为欧洲毛纺织家所欢迎；(24)河北省之西河棉，也因此类特性而在日本欧美获得声誉，有时售价且较细长柔软之美特林（Middling）美国棉为高，但这种种特性，在棉纺家看来，大都不是好的品质。
几十年来，引种美国棉与改良中国棉的工作，在棉产品质之改进上确有进步。但这种进步，是异常迟缓的。
依中华棉业统计会的估计，1934年全国棉田面积的44，971千亩，其中洋棉计22，771千亩，约当50％，同年全国棉产约11，202千担，其中洋棉计5，786千担，约占52％。中国之输种美国棉，自然是选择优良品质的。历次所选美国棉，其纤维长度，大都均在1英襕以上。如果此类美国种能保持其固有品质则全国产量中52％的美国棉，对中国棉花品质之提高，自有极大影响。不幸的是，历次输种的美国棉，大都难免退化。中央棉产改进所曾考查各省美国棉146种，结果纤维长度在1英襕以下者计有66种，约占45％；长度在1—1又3/32襕者，计有40种，约占28％；长度在1又3/32—1又1/8襕者，计有28种，约占19％；其在1又1/8襕以上者，仅12种，约占8％。(25)毫无疑问的，多种美国棉，一经输入中国，其长度都已缩减了。
虽然，纤维长度，固是优良品质的首要条件，若粗细，纤维量，也足以左右同长度棉花所纺纱支数的高低。退化美国棉在这两方面，仍是较中国棉为高的。据程养和先生就上海商品检验局棉质检验室及中央棉产改进所棉花分级室所有之标本，逐一考察的结果，(26)中国所种的美国棉之退化，纤维变短，至为明显，但纤维变粗，则未必尽然。长短悬殊之退化美国棉，在粗细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所以美国棉纵使退化，仍然是比中国棉为细的。又中国棉纤维量和美国棉纤维量，绝不相混。譬如百万华棉1襕之长，湖北美种四分之三襕之短，然其纤维量仍有显著的差别。美国棉纵退化，其纤维量依然绝对的较中国棉为轻。如此，长绒美国棉经退化，而与中国棉有同一长度，但其能纺支数依然较中国棉为高。所以说，中国棉产量中，52％的美国种棉对于中国棉产品质之提高，依然是有相当贡献的。
中国棉改良方面，过去虽已育成孝感长绒棉、百万华棉、青茎鸡脚棉等类纯种，但因历史较短，且缺乏大规模的育种场所，良种推广进行异常迟缓。所以改良中国棉对于全国棉产品质之提高，贡献是很小的。就中央棉产改进所所考查各省中国棉157种的结果来说，中国棉纤维长度之在7/8襕以下者，凡36种，占全体的23％；其7/8至1襕之间者，凡108种，占全体的69％；其在1襕至1又3/32襕之间者，凡8种，占5％；其在1又3/32襕至1又1/8襕之间者，凡4种，占3％；其在1又1/8襕以上者，只有1种，占0.6％。(27)如果依一般的习惯，将1襕以下之纤维，认作短绒；将1又9/16襕以上之纤维认作长绒，则中国棉可说是全部属于短绒的。
全国棉种之地理上分布状况，向来没有精确的调查。就历次推广美国种的记载推测，大体河北以脱字棉为最多，金氏棉、郎字棉等占极少数；山东以金氏棉、脱字棉为多；山西杂种脱字棉、金氏棉、郎字棉、爱字棉等；河南、陕西两省杂种德字棉、脱字棉、爱字棉以及其他品种；湖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之美国棉品种不明，惟除湖北外，这几省所种美国棉极少。
若依纤维品质分类，大体质地轻松、柔软，精亮而显有丝光。纤维平均长达1襕或1襕以上之美国种棉，主要产区在河南之灵宝、阌乡、陕州、洛阳、郑州、彰德；河北之东北河、御河两区；山东之滨县高唐，齐东清平；山西之平陆、临汾、曲沃与湖南之常德、沣县等地。纤维长度在1襕以下，3/4襕以上之短绒美棉，市场俗称细绒，如陕西细绒、汉口细绒等，其主要产地在陕西之渭南、三原、长安、泾阳、朝邑；湖北之沙市、宜昌、荆州、襄阳、公安；江苏之东台、盐城、阜宁；安徽之乌江，以及河南、山东、河北、湖南等省的少数地方。
中国棉方面以黑籽棉品质最佳。纤维长度，常在5/8襕以上，体质细软，具有乳精色，可与短绒美国种媲美，而较普通白籽中国棉为佳。主要产地在江苏之南通、常阴沙、江阴、靖江、崇明、太仓与安徽之安庆等处。白籽中国棉，纤维长度普通在13/16襕左右，色泽乳白，微带丝光，本质稍具柔软状态。主要产地在江苏之江阴、太仓、嘉定、上海、宝山、川沙、奉贤、南汇、金山等处。中国棉中纤维长度在3/4襕左右，体质粗硬，劣于上述二种者，是为中国棉之劣等。主要产地在浙江之余姚、宁波、萧山、绍兴、上虞；江西之九江；山西之解州；安徽之合肥等地。市场所谓湖北家乡棉亦属此类。此外，纤维更短，体质特别粗硬之最劣等中国棉，纺纱只能达10支左右，然特别适于用作羊毛搀合原料和网制棉胎者，以河北之西河区所产最为著名，其他若河南之安阳；陕西之醴泉、朝邑；山东之商河，威县、临邑；以及湖北东部等处，皆为其主要产地。(28)
中国各省棉产品质检验结果
作者注：资料辑自《国际贸易导报》，9卷1期，1937，1，15，155—169页。
全国棉花产量中各种品质的分配如何，向无估计；1932年8月至1934年7月两年中，国民党上海商品检验局曾检验上海市场的国产棉花58万余担，结果纤维长度在27/32襕以下者占73％，在1襕以上者仅占2.1％。中国棉花品质之劣，可以想见了。事实上，中国纱厂之纺制棉纱，在16支以上者多需搀用国产美棉；在20支以上者，多须搀用输入美棉；在32支以上者，大都须以输入美棉为主，国产细绒为辅。几十年来，棉产品质虽有提高，然细支纱原料，仍极度缺乏。
中国棉产的长度分配
资料来源：检验数据《国际贸易导报》，6卷9期，页120—123；棉产量据《农情报告》。
2．棉田的扩张
棉田面积扩张过程，不外循两个途径前进：第一是每个农家的棉田面积与其同季作物面积的比数之提高；第二是向来不植棉花的地区，进行植棉。但不论取何途径，其中心关键，全在植棉经济与其他作物经济的竞争对比一点。要使中国的小农家舍弃其他作物而提高其棉田面积，或者要使素不植棉的农民，从新学习植棉，非待棉作的收益超过其他作物的收益不可。
两种作物收益之精确的比较，是两种作物在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数量之多少。假定棉作物和其他作物这种售价的对比，可以实现，那么，棉作物收益之超过其他作物收益，可有两个促成因素：不是棉作物和其他作物比较起来，棉花售价之相对高涨，就是棉作产量之相对的丰富提高。理论上必须如此，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据卜克的调查，农民报告棉田面积扩张的首要理由，是高额的售价，其次是丰富的产量。(29)
比较棉花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变动，我们可以取天津的批发物价为例。如果把西河棉花、红小麦、小米和黄豆几种价格作成指数，那么就可以看到，在1913—1936年间，除大战时期情形特殊而外，二十年来棉花的指数变动，总是凌驾其他作物之上的。换言之，在市况一般地升腾时，原棉售价的高涨较之其他作物为速；但当市况一般地下降时，棉花售价的下落又较其他作物为迟。如此，棉花在和其他作物于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数量之对比上，二十年来，不断地立于相对提高的地位。不用说，这种售价的相对的提高，终极必然形成棉作收益超过其他作物收益的结果。因此，从价格变动上看，棉作之逐渐排挤其他作物，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产量上观察近二十年里，用全国棉田面积和棉花产量所求得的全国平均的每亩产量，常维持稳定状态。就是各省的数字，也并无显著的增高趋势。但这大都是由于各省区内灾害无常所致。事实上，近二十年里，美国棉的推广，中国棉的改良，已使中国的棉作产量很有提高。由于产量的提高而增加棉作收益，因而促进棉作排挤其他作物的事情，也是在不断地发生的。
价格变动之相对地提高和产量之增加，归结为棉作收益超过其他作物收益，因而促进棉作排挤其他作物，这里可更举事实上的证明如下。
据山东齐东棉作改良场在1929—1933年间的调查，齐东农家施行年一熟之棉作收益和轮栽大豆、小麦、高粱、小米等类作物二年三熟的收益比较，在1930年前，棉作收益高出一倍，其后，也保持三与二或四与三的比例。(30)棉作收益之高，至为明显。更据1933年南开大学的调查，河北省西河棉区的每亩纯益，在棉花为4.74元，在小麦为0.65元，在稷、黍和晚谷各为1.68元，1.68元和0.79元，在谷子，高粱和玉米各赔2.40元，2.57元和0.33元，甚至种植菜蔬，每亩也赔0.40元。(31)不论农民把小麦、高粱这些作物，怎样轮栽以求二年三熟，其收益绝不能和棉花匹敌，这是极为明显的。齐东、西河如此，其他各地也大都如此。(32)
卜克调查1904—1909年至1929—1933年期间各种作物所占作物面积的比数，结果发现大麦、高粱、小米三种作物，都一致地低降下去，他如小麦、花生也都有减少，同时，棉花一项，却不断地升高。(33)无疑地，我们可以断言棉作确是已在抢夺杂粮作物的耕种面积了。
虽然，若根据以上所述便率尔断定中国棉田面积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了何等迅速的扩张，也是不妥的。近二十年棉花价格的变动固然常在其他作物之上，但这种售价的对比，还有许多前提条件，不容忽视。这种对比，在资本主义化的农业经营，本是极其简单明白的事情，可是在经济结构处于普遍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则颇难实现。要完成棉作和其他作物所实现的货币数量之比较，首先必须棉作物和其他作物一并投入市场，成为商品方可。这里，一切政治的动乱，捐税的繁简，运输工具的良否，运销机构的好坏都各有其促进或阻挠的作用。尽管棉花在上海或天津市场上的售价，能高出高粱、小麦者百倍，但因这些条件的阻挠，棉花根本不能运出产地，那种售价的对比不能实现，棉田依然是不能扩张的。
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棉花商品化的进展，已积有相当的成就，这是我们在前面业已说明的。至于其他作物生产的商品化过程，大都全不及棉产进展之速，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如此棉作物和其他作物收益之实在的比较，也常不能实现。因为不论农民可以用棉花换得多少货币，只要他不能用这些货币去换取其他作物产品，特别是食用作物产品，他也是绝不会放弃其他作物的耕种而专事植棉的。事实上，以小农业经营为支柱的中国农民，如何生产充分的食料作物，才是他的首要问题，像棉花这种现金作物，常是次要的事情。纵使棉作物和其他作物业已充分地商品化，为了更安全地获得充分的食料起见，中国农民总是宁愿自己生产低价的食料作物，而不去生产高价的棉作物以换取食料的。如此，棉作物在每个农家的耕种面积，也就难得提高到害及其他食料作物之栽培面积的程度。所以说，中国经济之一般的落后性，就是阻碍中国棉田面积急速扩张的主要势力。
中国经济一般落后性之阻碍棉田面积的扩张，不仅表现于棉作物和其他作物生产之难于商品化一点上，也不仅表现在土地分配之零细制度上，即在棉作纯为商品生产，食料取给便捷而土地占有形态采取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的地方，也是如此。譬如江苏省串场河以东滨海地带，有一片广大的盐土，稍加垦殖，便成优良的棉田。即从作物耐盐性上来考察，也以植棉最为适宜。张謇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便已设立一个垦牧公司于南通吕四，专以垦辟盐地、扩广植棉为主要目标。1914年、1916两年，其兄张襕也本同一目标在南通三余镇和如掘港各设一个公司。此后，直至1922年顷，几乎每年都有新公司成立。总计先后成立于南通、如、东台、盐城、阜宁等县的垦殖公司，不下四十余家，额定资本达两千余万元，总共占地1，900余万亩。以企业形式言，这些公司都采取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以作物经营言，棉花差不多是这地带的惟一作物；以食料供给言，这是一块邻近产米区的地方，绝不至有食料匮乏之忧；以所占土地言，各公司总数几当全国棉田面积的十分之四；且经三十多年的经营，吸收移垦人民达十万人以上，这里理应成为全国最大的棉产区域。可是事实上，各公司对霸占的土地，并不能全部垦殖，不仅不能随营业之进行而蓄积资本，且连已投资本，也不能全部收回，以致于不得不负债，于是少数情形良好的公司，只能维持现状；其次就中途夭折，不能继续；更次的只具虚名，自始就未曾兴办。
沿海垦荒植棉事业的失败，是中国棉田面积扩张过程中一件很大的不幸事件。在组织上，垦殖公司虽采取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实则公司购得土地后，全部都划为小农场（25或50亩）佃给农民耕种，公司本身并不曾依近代的经营方法去从事农垦。在租佃制度上，公司于出佃土地之初，便强迫农民缴纳每亩2元的押金（俗称订手），永远归其保存，其后，每年所收实物地租，也高达35％至40％。如此，在佃户方面，不仅全部的农业利润都被公司囊括以去，就是自己的生活资料，也常感不足。他们肯移来垦殖，本多是为贫困所逼的。如今处于封建的剥削关系之下经营50亩上下的小农场，依然不能脱离饥饿的威胁。像资本主义国家里，为追求平均利润而佃入土地的农业企业家是没有发生的可能的。在公司方面，大都自始便患着资本不足的贫血病，中途亏损倒闭。其幸能维持的，也因地租之高昂，引起了疯狂的土地占有欲，他们把大部分资本以及收来的押金租金，全都投到土地购买上去。甚至若干公司，徒拥虚名，全赖收取押金来购买土地。日常周转既不得不依赖借贷，而债款负担也随土地之扩张日益加重，最后，常至于负债超过股本，一样地难免于破产。这样，在名义上披着资本主义企业外表，而本质上立脚于封建的剥削关系之上的垦殖公司，虽在1914—1922年间盛极一时，而对于盐土地带最急需的土地改良方策——如灌溉系统的建立等等——却无丝毫成绩可言。而那一片本可垦辟植棉的广大的盐土地带，也就未能地尽其利了。(34)
中国棉田面积的扩张过程，既受中国一般的社会经济条件所推进或束缚，同时，也受中国自然条件之深刻的影响。我们记得棉花是一种随自然条件的变异而发生很大丰歉差异的作物，近几十年里，随着农民的贫困化，农民对于自然条件的控制力量——对于水旱灾荒的防止和补救力量，日益微薄。自然条件给与中国农民两大块可能扩张棉田的地区，它同时也使这两块地区需要繁重的人工来加以改造。譬如“在山西，因前一年天旱的关系第二年的棉田减少许多，……在江浙一带，……雨量愈多的年份，棉花的收成愈坏，同山西的情形恰是相反”(35)。可是我们只要翻开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所调查的“中国棉产统计”，稍一检视，便可知近二十年来中国南北两大棉区里，实无年无灾。大体言之，长江流域多霪雨和风暴为害，黄河流域则多遭旱灾，灾荒的发生，若在棉株长成之前，农民大都能耕去棉苗，改种其他作物；若已在开花结实之后，农民就只有忍受一季的歉收。在前一情形，促进本年棉田面积的减少；在后一情形下，则阻止次年棉田面积的扩张。总之，灾害截断中国棉田面积之正常的扩张过程，它使历年棉田面积的增减和每亩产量的多少都有发生剧烈变化的可能。
由于上述社会条件与自然条件的作用，中国棉田面积的扩张过程，进行得异常曲折迂缓。若依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在1918—1930年间的调查，这种过程几于不可察觉。但统计部的调查，缺点甚多，不可据为定论。事实上，这种扩张过程确是在缓缓进行之中的。譬如山东，在本世纪之初，仅东昌府属堂邑、馆陶、高唐、清平向系产棉区域，以及利津、蒲台、恩县、齐东、滨州等处出产少量短绒中棉。(36)三十年来，经美国种的推广和棉花售价之相对的提高，不独上述旧棉区的种植面积确有扩展，即连益都、乐昌、安邱、高密、沂水、莒县这胶济沿线一带，也已开始植棉，至津浦以西，黄河以南地带，则更成为鲁省重要的产区之一，棉田面积的扩张，至为明显。(37)譬如山西，在三十年前，仅河东道属各县，稍有棉产，自1917年后，平阳、太谷、文水、定襄、高平等处棉业试验场先后成立，棉田面积即随美国种之推广而日益增加，不仅河东旧区已成为丰富的产地，即向不植棉之冀宁、雁南两区，也已有美满的成绩。(38)由于棉田面积的扩张，棉田在各种作物栽培面积中的比重亦随而提高。譬如据中华棉产统计会的调查，1933年河北省吴桥、正定等县，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约40％，南宫、广宁等县约占45％，若成安县且高至80％。(39)更据1934年同一机关在河南省的调查，棉田所占耕地面积，在唐河、安阳为50％，在陕县为55％，阌乡60％，偃师70％，禹县70％，灵宝更高至75％。(40)若干地方，农民已把棉花列为首要的作物；江浙棉区常有“棉七稻三”之说，河北晋县且有“十亩田，九亩棉”的谚语。在三十年前，这都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三十年来，棉田面积的扩张，可以确信无疑。
最近六年内，中国棉田面积的变动，有如下表：
中国棉田面积之扩张
资料来源：1931—1934年，《农情报告》，3卷8期；1935年，4卷1期，1936年4卷12期。
全国各年度的棉花产量，常随该年度自然条件的优劣而有显著的差异。但长期说来，全国棉产总量，大体总是随全国棉田面积之增加而提高的。试举最近几年的情形如下：
中国的棉花产量
资料来源：同前表棉田面积。
综上所述，可知近几十年中国植棉事业的变迁；生产目的之改变，棉花品质之提高，棉田面积之扩张，凡此种种，都不是我们几十年前的祖先所可梦想得到的，这是中国棉纺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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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unusually high prices first brought about by the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gave to cotton growth in the province, a stimulus, which is apparently of a permanent character. The sudden and ennormous rise in price in the year 1860…from $9 per bale to $28 per bale....might well have turned heads of the cultivators, and induced an abondonment of other crop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9, Ninpo, p. 63；当时棉作排挤其他作物的现象，尚可参看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5, Shanghai, p. 130; 1866, Foochow, p. 25; 1867, Ninpo, p. 42; 1868, Ninpo, p. 50; etc。
(2) 参看《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6卷2期，页23—25；3卷3期，页10—16。
(3) 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111—113。
(4) 以上参看金城银行总经理汉口调查分部：《湖北之棉花》，页34—38；叶元鼎等：《吾国重要棉市调查记——汉口》，《国际贸易导报》，6卷9期，1934，9，10，页35；鲍幼甲：《湖北省经济概况——棉业》，《汉口商业月报》，1卷7期，1934，7，10，页35；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沙市棉花专业调查记》，1934，页1—3。
(5) 以上参见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111—117，153—159；叶元鼎等：《吾国重要棉市调查记——济南》，《国际导报》，6卷9期，页33；徐玉辉：《济南棉业调查报告》，《纺织时报》，1257—1264，25，2—3。
(6) 以上参看《郑州棉花市场之今昔观》，《中行月刊》，8卷5期，1934，5，页165；狄豫福：《郑州棉市之调查》，《国际贸易导报》，2卷12期，1931，12，10；《郑州棉花市场概况》，《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4，页13。
(7) 顾裕昌：《安阳县棉业调查》，《国际贸易导报》，7卷10期，1935，10，10，页76。
(8)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6, Tientsin, p. 49.
(9)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7, Tientsin, p. 19.
(10) 张氏曾数度分发美种，劝令湖北各产棉县份试种，参看《张氏札产棉各州县试种美国棉子》，《札各营县续发美国棉子暨章程种法》，《札各营县再试种美国棉子》，《批云梦县禀体察种棉情形》，《张文襄公公牍稿》，卷11，24。
(11) 官颁：《棉业图说》，宣统二年印，卷首。
(12) 《贸易统计及报告》，1908，胶州，页26；1909，胶州，页30；1910，胶州，页35；《天津钞关》，页28；Decennial Reports，1902—11，Tientsin，p. 214；Chiaochow，p. 248。
(13) 《中国棉产状况》，《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丛刊》，第2期，1930，页54—56；程养和：《中国棉花之粗细问题》，《国际贸易导报》，6卷9期，页105。
(14) 德棉亦为美种，原名Delfos。
(15) 以上看《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各省报告》，页19；《中行月刊》，10卷6期，页53；《国际贸易导报》，8卷3期，页42—43；6期12卷，页113。
(16) 郭仁风：《中国采种美棉前途之希望》，金陵大学农林科印。
(17) 陈燕山：《对于我国棉件改进之商榷》，《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1卷12期；陈燕山：《金大育成百万棉之起源经过及希望》，《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
(18) 王善佺、冯泽芳：《东大农科之改良中棉品种》，《农学杂志》，2卷4期。
(19) 谭仲约：《南通农大改良鸡脚棉之经过及今后育种之设计》，《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
(20) 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17—18。
(21) “美种采植于中国以后尚有一重要问题，即如何采植于各地是也。据经试验之结果，无论棉稼作或其他作物，在某处能服其水土，收获甚佳，但一经移植他处，相距仅五十英里至一百英里之遥，即不克求与原产地相同效果矣。”郭仁风：《中国采植美棉前途之希望》。
(22) 参看孙恩麝：《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南通学院农科改良江北棉产计划》，《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1卷12期。
(23) "…it is at least certain that the cotton sent from China to England has been quite as objectionable to the manufacturers there, from the shortness of its staple, as Indian cotton." Trade Reports, 1866, Tientsin, p. 94；事实上不独华北棉产如此，彼时中国各地棉产大都类此。
(24) "Cotton from the most of the growing district of Ninpo, and also from certain districts near Shanghai, …possesses many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 which notwithstanding its shortness of fibre, has brought it into demand for export to Europe. The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are whiteness, coarseness, wiry fibre and sponginess; its coarseness and wiry fibre making it very valuable for mixing with fine lamb and sheep's wool, the whiteness of cotton so mixed with wool adding lustre and beauty to the manufactured article…The coarse, spongy cotton is also to a large extent, used in manufacturing gun-cotton，cartridges, vestas, and lampwicks, for which it is peculiary adopted." Trade Reports, 1878, Ninpo, pp. 146-147.
(25) 周幹：《中国棉产自给问题》，《农报》，2卷26期。
(26) 程养和：《中国棉花之粗细问题》。
(27) 周幹：前引文。
(28) 参看《国际贸易导报》，6卷9期，41—43。
(29) J.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p. 218.
(30) 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40—41。
(31) 黄肇兴：《中国棉花运销合作社组织之研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论文，未发表。
(32) 此项例证甚多，如河北省御河区，参看《工商半月刊》，7卷18期，《调查》，页51；如山东高密、历城，参看《青岛工商季刊》，1卷1期，《调查》，页10，26；又如山东胶州、长山、龙山、高密、青岛等地，参看青岛工商学会棉业试验场《棉业特刊》，《调查》，页1—26；又参看《华北棉花栽培问题》一文，《国际贸易导报》，8卷2期，页31—33。
(33) Buck, op. cit., p. 217.
(34) 垦区情形参看徐蕴石：《江苏江北棉业概况》，《中华棉业改进会月刊》，2卷11及12期；李积新：《淮南盐垦区之垦植问题》，《地政月刊》，3卷5期；王慕韩：《从农业经营上说明江苏盐垦区土地利用问题》，《中国实业》，1卷11期；杨度春：《沿海棉农经营棉业之成果》，《新农村》，1卷6期；赵伯基：《江苏滨海盐垦区之棉作情形》，《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1卷4及5期。
(35) 《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导报》。
(36) 官颁：《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情考略》。
(37) 《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报告》，页12；16；李升伯：《视察华北棉业后之观感》，《纺织周刊》，4卷6期，页167。
(38) 《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报告》，页37—39；《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八年，页53；民国十九年，页19；民国二十二年，页81—83。
(39) 《中国棉产统计》，民国二十二年，页23，28，26，36，40。
(40) 《中国棉产统计》，民国二十三年，页119，116，118，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