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鲁迅
一
人们常常惊叹曹雪芹的天才，但却似乎很少思索这个天才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如果站在《红楼梦》所达到的文学创作高峰，来回顾一下构成这座高峰的文学发展，就会感到产生出这样的一部天才杰作，需要经过多么长久时间的孕育！这部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虽然是出自曹雪芹一人的创造，但他所走的道路，却是许多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开辟出来的。
是的，如果离开前人所积累的一切，即使是天才也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天才必须创造，不能创造的便不是天才。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一方面接受，一方面又站在现实的基地上大胆地否定前人，从而在自己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
二
《红楼梦》产生在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最盛的“康乾盛世”，同时又处于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是有它深长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提供了这部作品的内容。生活是一部杰作赖以产生的基础，这自是不用多说的了，但生活虽是构成作品的首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把粗糙的生活素材加工成精美的作品，还需要艺术。而这又必须取得一切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
当中国古典诗歌，在八世纪的唐代，汲取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创作经验而结出丰硕的果实并登上世界文学高峰时，为什么没有同时也产生出一部堪与《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杰作呢？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缺少文学上的天才，而是因为缺少产生天才小说家而不是诗人）的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小说文学就其总的情况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刚开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活动[1]，因此从这里很难产生出像曹雪芹那样成熟的天才。
不过，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却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首先，他们渐渐扭转了六朝以前中国小说文学长期流连在神鬼怪异国土里的现象，从而扩展了所反映的生活面积，并发展了小说的创作艺术，使小说在中国文学上具有了比较完备的形式。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开始于唐代；在这以前，不过是一些粗具小说雏形的奇闻轶事而已。
当然，在唐代的小说中，仍是不能完全摆脱那种志怪搜奇的传统影响，但活动在小说中的主角，已渐渐由神鬼而变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说，人的气息压倒了神鬼的气息。
因此，唐代小说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把中国小说文学拉向人生，拉向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唐代小说所表现的那种清丽幽婉的风格，尤其是那些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如崔莺莺、红拂、霍小玉、李娃、倩女等等），不仅曾经启发了元明戏剧家的创作，而且也给《红楼梦》以思想上的、审美学上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增长起来的群众对文学的需要，产生了用白话文写成的宋元话本。从创作艺术来说，话本小说并不及唐代传奇小说精美，但它的出现却是中国小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同时又是中国小说文学走向群众、走向更高发展的一道桥梁。显而易见，出现于十四世纪左右我国文坛上的两个划时代的大作家——罗贯中与施耐庵，他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无论在取材方面或形式方面，都与话本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这个文学上的私生子，已经在文坛上争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而《水浒传》，尤能显示我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地。这是从唐代以后，经过了六百多年的时间，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天才巨星。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作所兴起的章回小说，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虽然，这时瘫痪在“廊庙”或“山林”里的中国古典诗歌还在文坛上维持着正宗的地位，但章回小说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显示了它艺术上的生命力，终于迫使一些封建文士不以“小道”待之了。
标志着文学新时代的章回小说，使我国文学愈益走向群众化、通俗化，所反映的生活面积也愈来愈宽阔了，它负担起非古典诗文所能胜任的文学任务，并且从多方面满足了群众对文学的需要，同时又提高了文学影响客观社会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家，还担当起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他们在认识生活的过程中，在探求文学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的磨炼中，掌握和发展了某些带有世界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从而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小说创作中，已经不仅仅是追求生活中的奇闻逸事或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还有意识地去刻画性格、塑造典型，并且很明显地把这一工作当作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课题。通过典型形象来概括生活，这一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特殊法则，已经在中国文学史上更为明确地树立起来了。像《水浒传》，就是相当充分地表现了这些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金圣叹曾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2]应当说，这样的识见在当时是颇为难得的。除《水浒传》外，即使像《西游记》这样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神魔小说”，也并非专事幻想，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世故人情为依据创造出富有人性的妖魔形象，并写出了带有社会意义的典型性格。这部小说，远不是六朝以来一直缠绵到宋代以后那些志怪小说所能相比。
时代孕育出天才，而天才的出现又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带来有力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家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出现于十六世纪我国文坛上的一股文学思潮——公安派，他们的带有革新精神的文艺主张，虽然还有缺点，但在对待戏曲小说等新兴文学的态度上，却提出了值得称道的见解。这个文学思潮的前驱者李卓吾，曾经这样说道：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3]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文学经过作家不断的努力，终于扭转了人们的视线，创造出新的文学世纪。而这一切，又是为《红楼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三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前所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到章回小说阶段，已经表现得非常显著，而且相当成熟；但在十七世纪以前，还没有发展到最高阶段；它还有一段更加成熟、更加完美的发展过程。
正像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始终直线式地上升，而是常常有着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文学运动也是如此。
以《水浒传》为里程碑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它以后的一段发展时期中，曾经羼杂着许多非现实主义的因素。一些远离生活真实的作品，又涌现出来。如继《西游记》而起，出现于十六世纪的另一部以神魔为题材的小说《封神榜》，就离开了现实人生而过多地沉湎在主观幻想的空间。虽然这部小说也有批判暴政（纣王）的意思，但它更着重地渲染了神的意志以及天命、因果报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思想，因此这部小说的消极成分较多，不能达到《西游记》那样的创作成就；虽然它们都是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当时这种以神怪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很多，《封神榜》尚是矫矫者，其他就更不足观了。鲁迅先生曾经给这类小说下了一个非常确当而幽默的评语：“侈谈怪异，专尚荒唐。”
但是，人们究竟是注意和关心现实的。当这类神怪小说涌现出来把读者带入幻想的空中世界时，它毕竟不能再像六朝以前那样的具有统治力量了。当时的文坛上，也出现了许多描摹现实生活情态的作品。人生的悲欢离合，少男少女的爱恋钟情，以及市井之间各色人物的嘴脸，常是这些小说描写的对象。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一部几乎与《水浒传》齐名的长篇《金瓶梅》。这部小说，在反映人情世态的细致、多样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就。特别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和社会，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是，这部小说却又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对现实生活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特别是对一些丑恶现象作了无批判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描写，以致在书中充满了许多冗杂琐屑和十分猥亵的笔墨。因此，《金瓶梅》虽然较紧密地靠近了生活，但没有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站在一定美学理想的高度上把生活现象典型化地再现出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使《金瓶梅》成为一部缺乏美感的带有浓重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
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除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现象以外，还存在着、而且继续了很长时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这一倾向，是通过许多大团圆式的“才子佳人”言情小说表现出来的。这些小说不仅多是出于主观臆造，而且还间杂着神鬼怪异、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观点。当然，这类小说不能纳入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
然而，这一类“才子佳人”言情小说之所以风行不衰，却也说明了一个社会现象，尤其对《红楼梦》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当时的人们对爱情——这个一直处于封建压迫下的社会问题，有着很大的关心，并且希望求得解决。
可是，这类小说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幻想的、不现实的，并且总是企图在爱情的外面包上一层合法的、封建主义的外衣。这种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意识水平。它说明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爱情在当时是一个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问题。爱情，除了异性之间的自然吸引以外，尚需要求得理性的发展；尚需要用富有社会意义的思想内容把它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而这一切，都等待着天才作家予以艺术上的解决。
四
由于当时的人们，对男女间的爱情关系还存在着许多庸俗的、粗鄙的看法，所以一些作者便在他们的言情小说中穿插着许多色情描写，正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所指责的：“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金瓶梅》的作者亦深堕此流。
但是，这部被目为“决当焚之”而又觉得“非人力所能消除”[4]的小说，一方面有其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又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更是如此。
这部小说虽然越出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但它却是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下写成的。首先，它取用了《水浒传》中的一段题材，即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并从西门庆这个恶霸地主的家庭生活铺写开去。但它又和《水浒传》有着显著的不同，即不去追求紧张奇特的故事情节，而是把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角落，去表现一些普通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当然，这种情形也已经表现在《水浒传》里面，但《金瓶梅》却更进一步地把它发展了。
另外，《金瓶梅》虽然也是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出现，但它已经摆脱了说书人所留在章回小说上的影响。它写出来主要是为了看”，而不是“说”。当然，这些特点不是全部由它独创出来的，也是集合了其他许多作家的创作经验；不过它却表现得最为充分，最为明显。
总之，《金瓶梅》在创作风格、表现方法以及在更为平实、更为细密地接近生活等等方面，都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一些新的贡献。无怪，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当时就有人极口称赞为云霞满纸”[5]了。的确，它提供了许多可以为后来的作家继续加以提高和发展的创作经验。
因此，《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一种低落，不如说是一种继续向前发展的转折。经过这一转折，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在创作艺术上又出现了新的、更为成熟的面貌。
我们在这里所以比较着重地谈到《金瓶梅》这部作品，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天才。——这就是所谓“深得金瓶壸奥”[6]的曹雪芹。
五
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7]这是一句非常精当的评语，是纵览了中国古典小说之后所得出来的一句评语。如果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8]；那么就会更加感到，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作了多么高度的估价！
《红楼梦》确实无愧于鲁迅先生的盛评。曹雪芹正是卓越地汲取了前代作家的创作成果，又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曹雪芹把《金瓶梅》以及其他小说所提供的一些创作经验都批判地接受过来，而又加以天才的发展。他在《红楼梦》中，也是不去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故事，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发掘艺术的宝藏。他不仅在所谓“家常琐屑”、“儿女痴情”中深刻地揭露出那一社会的丑恶和黑暗，而且还找到埋藏在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同时，他无论在揭露丑恶和歌颂光明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和崇高的美学理想。而这，正是《金瓶梅》的作者所缺乏的。
不仅如此，《红楼梦》和《金瓶梅》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曹雪芹把他的笔触伸入日常生活角落时，并不是沉湎于无意义的生活琐事的描写。他扬弃了《金瓶梅》中的那些自然主义的糟粕，并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许多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人物，一扫过去那种单线条式的或脸谱化的手法。因此，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一大群具有深厚社会意义的典型形象。而《金瓶梅》在这方面则显得非常不足，它几乎没有创造出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艺术典型。其中像西门庆、潘金莲等给人印象较深的人物形象，基本上也还是《水浒传》所塑造出来的性格，《金瓶梅》的作者只是把它丰富了，但是并未予以深化。
二、曹雪芹虽然汲取了《金瓶梅》的一些创作经验，但绝不是仅仅局限在这里。实际上，这个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要比这丰富得多，所打破的方面也要广阔得多。可以说，整个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都给这部作品留下深刻的影响。它那洋溢的诗情，很明显地是受到古典诗歌（从诗经楚辞到宋元词曲）的陶冶；至于它的叙事行文又何尝不是撷取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神髓？毋怪前人曾说：“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9]此外，曹雪芹还继承了宋元以来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小说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打破了那些幻想的、不现实的虚构（如“还魂”、“离魂”之类）；使《红楼梦》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气息和深刻的时代内容；并且环绕着爱情展开了广阔的社会描写。
三、曹雪芹对当时大量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是有意识地去打破这种长期盘踞在文坛上的现象。他在《红楼梦》一开头，就对这种现象予以尖锐的批评。——不过，这类作品也从另一种意义上“启发”了这个天才，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足为法。
这也是中外文学史上屡见的现象：杰出的作品常常是从成堆平庸的作品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习惯了平庸的人们，还常常对杰出的作品投来诧异的目光，使它受到平庸作品反而从未受到过的指责。
四、曹雪芹除了打破以上所说的各种积弊以外，还打破了一重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难打破的现象，这就是一反中国古典戏曲小说题材因袭（虽《水浒》亦不可免）的顽固现象，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不像许多古典戏曲、小说那样地可以在前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他们的原型，而是曹雪芹独力把他们创造出来的。或者说，许多生活着的人，曹雪芹第一次把他们带进了文学的领域。
五、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又是第一次作为一部带有某种自传色彩（而非“实录”）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在西欧，纯粹的自传文学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如《切林尼·宾文鲁托的生平》）。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其思想特色常常是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主张“回到自然”，赞美“心灵的想象”（如卢骚的《忏悔录》）等等。但带有自传色彩的《红楼梦》，又和这些西欧的自传文学不同。它虽然取材于作家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并可能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留下自己的影子，但它却是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通过艺术的想象（即所谓“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出现，除了在思想社会的意义上有其独特的表现以外，同时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表现着这样一个重要特色，即它较之以前的任何一部小说，更加发扬了以亲身体验过的生活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
这是《红楼梦》所独具的创作特色；或者说是唯有《红楼梦》表现得最充分的创作特色。而且这一特色，并不是曹雪芹无意识的表现，乃是作家明确地把它提出来并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
翻开《红楼梦》，首先便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开卷的一段自白里，曹雪芹这样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
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在这里，曹雪芹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的是：写实。并且把这作为他创作的最高原则。曹雪芹所谓的写实，绝不是某些红学家所设想的那种把曹家的世系和贾府的世系按年按月排比起来的家事实录。曹雪芹自己说得好：“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这一句话极重要，是曹雪芹用当时所能找到的语言，说出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即对亲身所经历的生活现象（事体），加以剪裁、提炼（取），并展示出内在规律（情理）的创作过程。[10]
由此可见，曹雪芹是一个自觉的现实主义者。这一自觉，是中国文学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作家与当时文学上所存在的自然主义、“千部共出一套”等不良倾向斗争的结果。而现实生活，则是促成这一自觉的最坚实的基础。
以上五个方面，可算是《红楼梦》的重大突破和创造，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六
曹雪芹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他“不敢稍加穿凿”地追求“真”，但这个“真”的具体内容是甚么呢？它又是怎样表现在艺术上的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在艺术上追求“真”，应该说，这并不是曹雪芹最先提出来的创见。远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刘勰就已经提出“事信而不诞”[11]、“情深而不诡”[12]。这种求真的精神，一直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传统，在曹雪芹较近的时代里，也不断地有人提出：
夫诗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之言，终不能外人情事理，而他为异；而后之作者，往往求之情与事之外。求之弥深，失之弥远，则求之者之过也。[13]
这段话与曹雪芹所说的“只取其事体情理”，不仅精神一致，连用语都很相像。看来，在主观上要求文学的真实性，似乎不足为奇。问题还在于对“真”的理解。怎样才叫做“真”？它的标准是甚么？它与生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这里，就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了。
对这些问题，曹雪芹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阐释，但他却通过生动的创作实践作出了精彩的回答。
关于文学的“真”，曹雪芹有着非常艺术而形象的了解。他笔下的“真”，就是生活的完整的、复杂的、本质的再现。
生活中的事物，本来是丑的，曹雪芹就按照它原有面貌连同它的五光十色的迷人外衣，一同把它表现出来；本来是美的，曹雪芹又按照生活中的原有面貌连同它的看来是不美的缺陷，一同把它表现出来。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4]
此外，《红楼梦》还表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作家的是非爱憎并不作主观的浮浅的表露，常常是深含在客观的形象内里。一切，让活生生的形象去说明，去展现；这就是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也是他对于“真”的艺术理解。
艺术上的真，本是来源于客观现实，但它常因各种主观因素而发生歧异。只有当作家的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统一起来，或者服从于后者时，才有可能反映出生活的真实。《红楼梦》正是这样，它不仅在总的方面表现出客观历史的真实，而且还在生活的细节上追求着严格的真实性。在这个作家的笔下，除了那些故作虚幻的笔墨之外，虽至毫发之微，也几乎很少有脱离生活的夸张。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俱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这种细节上的真实，不仅在中国作家中，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几个作家能够达到这样精严的地步。同时，也正是这些细节的总和，才构成了一部体大思深的《红楼梦》。
曹雪芹笔下的真，不仅可以凭借一个普通读者的生活经验得到最直接的心证，而且还经受得起历史科学的鉴定。但这并不是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一切，都要从历史记载中去求得印证，才足以说明这部作品的真实性。那种罗列历史材料以代替作品分析，或者机械地加以比附，其实不过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文学和历史虽然同是反映客观世界，但它们不能互相代替。文学艺术主要是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从而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而历史则是谨严地根据事实的记载去反映出时代的演变过程或社会发展的规律。文学创作所不可缺少的想象与虚构，却是历史科学的大忌。因此，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它的价值绝不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所能评定。历史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帮助人们去了解这部作品。可惜，我们正是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用历史学的、考古学的眼光来对待古典文学作品。他们把古典文学作品当着一件古董或是一件出土的文物来处理。于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一切特征，便在这种处理下完全消失了，以至古典作品好像成了历史资料。至于文学艺术所特有的情趣和引人的艺术魅力，也在那种研究方法的“风干”下变得枯燥无味了。
总之，《红楼梦》的价值，包括它的真实性，不是表现在历史学或考据学的意义上，而是表现在美学的意义上。曹雪芹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不仅使我们看到那一历史时代的生活面貌，而且还看到那一时代的心理、感情以及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现象。它使人们从一个有限的世界看到了一个无限的世界，从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了许多人，甚至发现了自己。这就是《红楼梦》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上的真实，同时也是这部作品所以万世不朽的原因之一。
真实性，这本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首先具有的条件。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
“我们要求文学有一个质，没有这个质，文学就不会有任何价值，这就是真实。”[15]
但是，事实并不等于艺术意义上的真实；而真实也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把真实性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这似乎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曾有一个时期，古典文学评论界几乎给每一个优秀作家都佩上一枚现实主义奖章，因为既然是优秀的作家就不能是不真实的作品的制造者。其实，优秀的作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作家，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样也可以写出具有某种真实性的作品。《聊斋》的谈狐说鬼，其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浪漫”得很，然而它不是也真实地反映了人情世态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么？由此可见，真实性只是一切优秀作品所固有的素质，而不是现实主义所独具的素质。
一般地说，只有当作家通过客观事物的精确描绘，而不是凭借幻想、奇特的夸张或主观感受去反映出生活的本来面貌，这才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是在文学发展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和趋向完整的。又由于文学总是客观现实的某种反映，所以即使在浪漫主义的创作中，也常常含有现实主义的因素。至于朴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则很早就在文学史上出现了。而在小说这一类较后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中，当作家除了对客观现实按照它的实际存在形式予以精确的描绘之外（虽细节亦不容失真），又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并展示出这种性格与历史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就达到成熟的现实主义了。这种创作方法，曾经表现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欧的许多作品中，而且形成文学创作上的一股主流。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上，现实主义却始终没有成为有意识的文学运动，也没有在理论上形成一套严整的体系。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成熟的、规模较大地反映了时代面貌的现实主义作品，却并不比西欧为迟。产生于十四世纪左右的《水浒传》，就是一部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品（虽然在它的里面也含有浪漫主义的成分）。这部作品比西欧最先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的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还要早约一两个世纪。而《红楼梦》继《水浒传》以后，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上又有了更为成熟、更为完美的发展。但曹雪芹又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早约一个世纪就登上世界现实主义文学高峰。
《红楼梦》较之《水浒传》，除了更为平实地迫近生活以外，并且把笔触更为深细地伸向普通人的日常心理世界中去。“说出关于人的灵魂的真实”，这一著名的为托尔斯泰所强调的创作主张，同时也是曹雪芹所表现的主要创作特色。
人类心灵中，许多最细致最微妙的活动；现实生活中许多从来没有被文学照亮过的角落；经过曹雪芹的手，都把它交还了艺术。这个伟大的天才，大大地提示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能力。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还在于：历史社会生活是以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结构呈现在作品中。它不像《水浒传》或《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作品，是由一段段故事连串起来的。整部《红楼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几乎没有甚么可以单独抽取出来而不损伤周围筋络的情节故事。它首尾相连、百面贯通，有如生活本身那样的气象万千而又浑然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像《红楼梦》如此充分地表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联系性和它的整体性。这不仅是艺术结构上的巧于安排，也是由于作家对生活有着透彻的了解。他艺术地反映出这一自然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至于这部作品所反映的许多现实问题，如像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妇女解放、新旧两代的冲突以及反封建主义的生活道路等等，很多是《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所没有表现过的问题；至少是没有表现得那样鲜明、那样强烈和富有深度。
总之，《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无论就它的艺术表现或所反映的生活深度来说，都已经达到了西欧后期现实主义创作水平，达到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美学要求：“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毋怪这部作品一出世，它那逼真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虽然作者一开始就声明：“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可是人们似乎完全不觉得它是“敷衍”，总是想起现实生活，想起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以致很早就兴起考证索隐之风，好像非要把那个早随“空空道人”而去的“甄士隐”抓回来不可。至于那些把这部作品骂成“淫书”的人，也说它“笔墨深微”、“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16]。
《红楼梦》的真正文学价值，在当时不可能被人认识。它不是招来许多恶毒的咒骂，就是被人误解地加以玩赏，不然就是猜谜式的穿凿附会。认识这部作品的美学理论（特别是小说创作理论），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像刘勰、钟嵘、陆机这样优秀的、懂得艺术哲学的批评家，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美学见解；尤其是刘勰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长期成为中国古典作家尊崇的艺术经典；但是，由刘勰等加以总结和创立的一些艺术理论，虽然颇多新警之见，却不能担负起解释《红楼梦》的任务。因为他们在艺术的起源、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还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17]等等，都是把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强调到首要位置。因此，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家不能正确解释文学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所谓“政化贵文”，孤立地看来，好像是很重视文学的政治作用，但一当进入具体阐明，就露出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即所谓“必征于圣”、“必宗于经”等等。由于这些局限，古典批评家的文艺理论不能不常常带着形而上的色彩。人的社会生活，或者说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一直没有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上提到应有的位置，更没有明确地、充分地认识到这是文学活动的主要对象。
因此，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无力去解释像《红楼梦》这样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这也是由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的总结，还没有来得及对以后发展起来的戏剧小说作理论上的探讨。因此，对于像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我们常可以从古典批评家的著作中找到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显得相当精到的见解；但对戏剧、尤其是小说，在古代批评家的著作里就很少看到比较重要的有系统的见解了。作家总是常常走在批评家的前头。而中国古代文学愈是发展到后来，小说家就愈是走到批评家的前头去了。
七
《红楼梦》的产生，虽然未必得到文艺理论家的指引，但又和整个文学的发展不能分开。前面已经说过，这部作品所以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是有它深长的历史原因的。只有当中国文学发展到十八世纪，经过《水浒传》、《金瓶梅》等等创作实践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曹雪芹才有可能那样卓越而深刻地反映出他的时代。正像如果没有汉魏六朝诗歌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杜甫就不能那么有力地唱出人民的苦难。在外国文学中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奥涅金》和《聪明误》，果戈理就不会感到自己能够如此深刻和真实地描绘俄罗斯的现实”[18]。
同时，也只有中国社会发展到十八世纪，当整个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对文学提出了更多、更复杂的任务时，曹雪芹才有可能在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写出一部结构复杂、方面广阔、问题众多的《红楼梦》。
正像一切社会现象一样，现实主义文学也是不能孤立地脱离各种条件而独自发展。有人机械地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会产生现实主义，这种看法自是经不住文学史的考查。因为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天才杰作的诞生，并不一定都在经济发展时期，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出现在唐代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动乱期中。当然，另一方面也需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常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曾随着宋元城市经济的繁荣，促成了话本小说和古典戏剧的产生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跟着变得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日益扩大的文学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需要，都向作家提出新的文学任务。有为的作家，就不能不从事艺术上的革新和创造来适应生活的要求。所以，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即社会愈是向前发展，生活愈是日趋复杂，文学艺术也愈是在样式上、创作方法上日趋丰富。当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已经感到反映的无能为力时，当然更为高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要在许多作家的努力下创造出来了。
所以，比较完善的、形成一套创作体系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出现在文学史的后期。能够宽阔地反映现实的小说文学，它的成熟与发达更是如此。譬如《水浒传》的出现，已经接近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而《红楼梦》的出现，却正当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走向衰落的前夜。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创作法规，它是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一同发展的。它的许多概括生活、创造典型的方法，并非一朝一夕就臻于完善，而是在许多作家长期的努力下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高。而且它还要继续向前发展，永远等待着天才来从事新而又新的创造。
因此，尽管曹雪芹无比卓越地发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但他所提供出来的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却又不能完全胜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了。只要稍有一些创作经验的人就会知道，如果仅用《红楼梦》所提供出来的创作经验（尽管它很丰富），是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我们时代的旋律的。新的现实，向文学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任务，自然也要求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创作方法。所以，我们时代的文学，一方面必须继承古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又必须作出新的突破和革命性的发展。
是的，曹雪芹只能在旧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从事开辟和创造，继续“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还有待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在这方面已经树立起旗帜的，正是说这句话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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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应麟在《笔丛》曾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2] 金批《水浒传》（贯华堂本）卷三。
[3] 李卓吾：《焚书（三）·童心说》。
[4] 袁中道：《游居杮录》。
[5] 袁中道：《与董思白书》。
[6] 脂砚斋评语。
[7]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8] 见《坟·论睁了眼看》。
[9]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10] 在这段自白里，作者还说了“亦不过实录其事”的话，这也是为了强调写实的创作精神。如果以为书中所描写的人、事、地都可以一一考证坐实，势必违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而陷入穿凿附会的索隐。还在旧时代里，就有人讥之为“刻舟求剑”了。
[11] 同见《文心雕龙·宗经》。
[12] 同见《文心雕龙·宗经》。
[13] 见（明）冯琦序《于宗伯集》（《宗伯集》卷二）。
[14]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15] 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16] 邹弢：《三借庐笔谈》。
[17] 见《文心雕龙·原道》。
[18] 别林斯基：《普希金》第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