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旨谈情”
一切伟大的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
作品越是伟大，就越是富有时代的特色，越是敏锐而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所以列宁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
不过，作品在反映它的时代时，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是比较直接的，有的是比较曲折的、深含的。
《红楼梦》更多是接近于后一种情况。
在这部作品的一开始，曹雪芹曾一再声称，他这部书“毫不干涉时世”，“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而是“大旨谈情”。
《红楼梦》确是着重地描写了爱情。它以主人公贾宝玉的恋爱婚姻悲剧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2]，用细致深微之笔，刻画着他们的儿女真情”；并以此打动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这部描写了小儿女“痴情”的小说，竟是给人们带来如此博大深沉的感受。被它所打动的读者，不仅有容易激动的青年人，也有阅世渐深、已经上了年岁的读者；而且似乎正是这部分读者，对它的领会尤深，品味更长。
两百年来的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各阶层，从稍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到学富五车的名流学者，几乎都成了《红楼梦》的热烈读者，以至构成了一个广大的读者群。自然，在这些庞杂的读者中，人们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趣味、想法来阅读这部小说的，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被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被书中的爱情悲剧吸引住了。即使是那些把这部小说目为“淫书”而必欲禁绝烧毁的封建道学先生，也说它“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3]。
当然，声称以“谈情”为“大旨”的《红楼梦》，并不仅仅是一部描写爱情的作品，它的伟大价值也不仅仅是表现在这里；但为什么红楼梦》中的爱情描写是如此深印人心和富有影响呢？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数计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中，又为什么独有《红楼梦》显得如此不同凡近而给人以深思的力量呢？
这固然是因为，爱情描写在这部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更主要的还是：《红楼梦》的爱情描写，写出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内容——时代的、社会的内容。
二 把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联系到一起
《红楼梦》爱情的时代社会内容，可以先从题材的意义上来看。
由于在封建时代，爱情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感情生活上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因此《红楼梦》的名曰“谈情”，实际上不能不是谈的社会问题，这就使作品首先从题材上取得了积极的意义。
不过，仅是这一点还不够。因为题材虽然是一个作品不可不首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但还不是决定一个作品成败的关键。在封建时代里，就曾经出现过很多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可是它们并不一定都动人或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而流入平庸卑俗之作更不少见。
因此，即使是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也要看作家对它有多深的了解，特别是站在怎样的思想高度上来处理它。曹雪芹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爱情这个题材在他的笔下所显示的深度和广度，不仅超过了中国文学史上所有写到爱情的作家，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很少有几个作家可以相比。
曹雪芹出色的地方，首先表现在：他不是把爱情问题当作一个孤立的生活现象来处理。
作家在开卷第一回除了声明“大旨谈情”以外，还表明另有一个创作动机：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这段话看上去带有一点旧时代小说家的调侃笔调，但颇为重要。它表明曹雪芹不仅旨在“谈情”，还旨在“闺阁昭传”。他不仅写了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而且还写了她们的“或情或痴”。这样，作家就把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深有联系地写到一起。
这样地联系起来，并不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表现，而是发自作家的进步妇女观，发自他对被压迫、被卑视的妇女怀着深刻的同情和赞美。这种赞美竟是到了这样的程度，即认为女子胜过男子，而把“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完全倒置过来。这种把对女性的赞美建立在对男性的贬低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仅见的现象。恩格斯曾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因此，《红楼梦》在这里实际上是接触到那一社会的本质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虽然一再声明旨在“谈情”，但当实际进入具体描写时，并不急忙去展开爱情，而是先在书中第四回写出了一个“薄命女”的形象——英莲（即香菱）。对这个薄命女”，曹雪芹虽然用笔甚简，但却从她的童年写到成年，而且还计划一直写到她的“芳魂返故乡”。作家使这个“薄命女”成为全书第一个出现的妇女形象，这在创作上并不是没有用意的。通过这个女子的悲惨遭遇，以及她方喜有人“定情于她”忽又遭到破坏，作家首先使读者看到封建时代妇女的阴暗命运，并为全书启开了时代的气氛。同时，也为他的意义深长的“谈情”先弹起一阕音调悲沉的前奏曲。
另外，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出现在《红楼梦》中的妇女，特别是那些青年女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薄命”的。即以身为“贵妃”的元春来说吧，表面看来，她是何等尊荣！在那一次“归省”中，曹雪芹大事经营地描写了这一场“隆恩大典”，以及那种所谓“天上神仙府，人间妃子家”的富贵风流。可是，那一派香烟缭绕、鼓乐声喧的繁华气象，原是用被严禁在珠宝囚笼里的青春交换来的。因此它丝毫不能冲淡这个贵妃心里的酸楚，只不过使她愈益感到待不多久又要回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而已。实在说来，这个女子正是因为取得了那一社会里的特殊尊荣，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薄命”。至于其他妇女，特别是那些“身为下贱”的丫鬟婢女，其“薄命”就更为悲惨了。她们或如金钏儿的投井而亡，或如鸳鸯的悬梁自尽，或如晴雯的抱屈惨死，或如尤三姐的血染利剑，或如司棋的撞壁丧生……还有像芳官、藕官、蕊官那样地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自愿”把青春埋葬在冰冷的寺院里；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条“生路”也是经过哀求才得来的，封建主子曾这样对她们说：“佛门也是轻易进去的么？”
曹雪芹又表现出：所有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薄命”女子，几乎没有一个真正享受到爱情的幸福。如前面所提到的香菱，作家既在书中先写了她的一段所谓“梦幻情缘”，后来又写到她被辗转贩卖，在贪夫、悍妇的交相打骂下，挨受犹恐不及，自然更谈不到甚么爱情。至于元春也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玩物，一个戴着凤冠霞帔的高等“姨娘”罢了，自然也无爱情可言。还有像史湘云、迎春、探春以及其他许多青年女子，也无一不是“薄命司”里的人物，同时也无一不是没有爱情的幸福。有的似乎连想都不敢想。至于那些有过爱情的女子，如林黛玉、尤三姐、司棋等等，她们的爱情，不仅没有使她们得到幸福，相反地更给她们的“薄命”史上多添了如许的泪痕和血迹。
《红楼梦》就是通过这许多“薄命”女子的描写，一方面暴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同时也从多方面去扩深了爱情描写的内容。它生动地表现出：是薄命必蹇于情；因多情更薄于命。这样，曹雪芹就把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富有深度地结合起来，并使《红楼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最懂得妇女的痛苦和希望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最懂得在爱情问题上妇女比男子更受压迫、更没有自由的作品。
三 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红楼梦》注意到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的社会联系性，这已经高出同时代的同类作品多多；但是，《红楼梦》的伟大价值还不仅止于此。
曹雪芹除了把“谈情”和妇女问题结合起来以外，又对那一时代生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家庭问题、奴婢问题、思想道德问题、科举问题、政治法律问题以至典章制度、宗教风俗等等，都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接触。笔锋所至，几乎牵涉到那一社会的整个结构。
旨在“谈情”，为什么又是如此牵涉广阔呢？这是和作家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分不开的。
原来，在封建时代，爱情问题并不仅仅和妇女问题有关，而且还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有着深长的联系。它最初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历史上提出，本是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随着私有制、阶级压迫、家庭形式、男权主义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建立而连带地产生出来的。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特别是长期居于至高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思想，使爱情问题更加趋于严重。它不仅剥夺了爱情合法存在的权利，而且视之如异端，防之如盗贼。为了禁绝爱情的发生，封建礼教曾经严格地规定了一套所谓“男女大防”，如果越出这道“大防”（特别是女子），那就是最没廉耻的“私情苟合”。在那一时代的道德经典上曾这样写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4]。
于是，自由恋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丑事，这在当时竟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即使在人民中间也莫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正像《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丫鬟司棋和情人在园中幽会，被鸳鸯闯见了，司棋便哭着哀求道：“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们吧！”而鸳鸯也吓得“心内突突地乱跳”，认为这是一件“关系人命”的事。但是，真正见不得人的通奸行为，在那一社会里却又视为家常。对此，《红楼梦》中也有描写。那个“鬓发如银”、满面“慈祥”的贾母，她对贾琏和鲍二家的通奸，不仅一笑置之，并且认为“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可是，这个封建家族的“老祖宗”，对于真正的爱情却和圣经贤传上的看法完全一样，只不过在说法上有雅俗之分罢了。她认为：如果一个小姐“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便是“鬼不成鬼，贼不成贼”。
在封建时代，为什么容许通奸而严禁爱情呢？这是有它的社会原因的。因为通奸可以作为统治阶级发泄淫欲的一种补充，它本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社会现象”[5]；而爱情则常常牵涉到婚姻问题、妇女人权问题、宗法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样就不免要捣乱封建社会的一套伦常秩序和思想道德体系，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损害封建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正像恩格斯所说，在封建时代“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6]。
封建社会所以禁绝爱情，还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专制者不仅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也统治着人们的感情；它敌视任何民主，即使是好像与政治无关的爱情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容许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则往往导致争取最起码的人权，势必捣乱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所以对爱情防范极严，并且从理论上把它提到道德的高度，正因为它是一个与封建社会制度相联系着的带有一定政治意义的问题。
由于曹雪芹是一个由雕栏玉砌到瓦灶绳床“翻了筋斗过来的人”，他对生活有大阅历、大感慨；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刻的思想修养，使作家对整个封建社会具有甚深的观察和认识，并从而体验到那一时代爱情问题所包含的深广社会内容。他感到不可将目光仅仅局限于红粉朱楼，而是必须向浩茫的广宇作凝然的探视。只有这样，才能对封建社会作出全面的反映，自然也包括爱情问题的反映。
因此，作家在书中一开始，不但写了香菱这个“薄命女”，而且更把笔触向四周伸开，写到那个号称“金陵一霸”的薛家公子，为了争夺这个“薄命女”，“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由此，作家又写到封建官衙的循情枉法，写到豪门贵族（贾、史、王、薛）在社会上的横行霸道；他们互相扶持掩护即所谓“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谁要是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性命也难保”。因此，当时的地方官奉之为“护官符”。……这一切，虽然着墨无多，但曹雪芹却深刻地表现出：在那一社会里，法律只不过是金钱的奴隶；而封建官僚机构，乃是贵族豪门恣意行凶的工具。这样，《红楼梦》一开始又使读者看到一幅封建黑暗政治的缩影，并由此更为广阔地展示了封建社会里的其他各种黑暗腐朽现象。举凡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罪恶，无论是地租榨取、高利盘剥、包揽讼词、强取豪夺、蹂躏妇女、贪污行贿，还有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等等，无不在书中作了真实的描写。曹雪芹非常艺术地指出：在那一社会里，装璜修饰得最富丽堂皇的地方，原来是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所在。封建社会的道德文明，只不过给许多犯罪行为，披上一件漂亮外衣；而丰盛的物质财富——这一为劳动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却被统治阶级夺取过来，变成培养贪欲与兽性的温床。通过这一切描写，《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把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腐朽暴露得最深刻、最全面的作品。
一再声言“毫不干涉时世”，却又如此写尽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抵牾，正如“甲戌本凡例”中所说：“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所以“不得不叙”，这里面是用心颇深的，正说明《红楼梦》的“大旨谈情”，实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去大谈时代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毋怪这部“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的书”，非但毫无狭窄短浅之病，竟是一部对封建社会里的世态人情极为洞明练达之作。
正是在如上所说的对爱情问题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刻感受上，曹雪芹产生了《红楼梦》的布局和构思，并为全书树起了骨架。
让我们注意一下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这部长达百万言的巨著，虽然人物写了四百多个，生活事件千头万绪、此起彼伏，但它基本上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描写了以贾府为主以及与之荣枯相连的薛、史、王这四大封建家族由繁华而衰落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所寄生的封建社会“无可奈何”地走向破败的“末世”命运；另一部分则是“谈情”，即以宝、黛、钗为主的爱情描写及其走向悲剧的过程。而这一部分又是贯串在封建家族衰亡史中的一条自成首尾的骨干线索。书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不是和这一部分有联系，就是和那一部分有联系，或两者都有联系。
有的同志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只能有一个，即主人公的恋爱婚姻悲剧。而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描写，不能成为爱情之外的又一个主题。又有的同志所持的看法，恰恰和这相反。其实，一部广阔地反映了现实的文学巨著，它所涉及的生活面和思想内容原是非常丰富的，因而主题也就常常不是那么单纯、那么贫乏[7]。就《红楼梦》来说，爱情、婚姻、家庭、社会以至妇女问题都是它所着重描写的主要部分，不能把家庭社会描写仅仅看成是为了爱情描写而设。因为《红楼梦》中有很多关于家庭、社会的描写，如元春归省、宁国府治丧、刘姥姥进荣国府，等等，虽然不能说和爱情描写毫无联系（特别是从展示爱情的社会环境这一点上来说），然而它们并不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是具有独立的意义；有时甚至显得比爱情描写具有更高的意义。同样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红楼梦》中所展开的富有社会意义的思想冲突，那些常被研究者所称道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主义精神道德和生活道路（即所谓“仕途经济”等等）的深恶痛绝，如果不是通过主人公在爱情上的抉择和对封建婚姻的反抗，又怎能在尖锐的斗争中得到如此强烈、集中而又动人的表现？所以，这一部分描写，也自有其他描写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和意义。
这样说来，是不是会把《红楼梦》的内容割裂开来呢？或者会“削弱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呢？这不仅不是削弱，而且还是丰富。因为无论是爱情描写或家庭社会描写，都从不同的方面归向一个总的创作意旨，这就是揭露、批判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黑暗；这就是控诉封建势力对生活中美好的新生的事物的迫害和摧残。一句话：反封建主义！
因此，《红楼梦》中的两大部分描写，并不是处于彼此分离、自成局面的状态，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它们不仅在思想的、社会的意义上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还在艺术表现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8]因此，当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愈是深刻地写出那些骄奢淫逸、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就愈是相对地衬托出宝、黛爱情的真挚、洁白和美丽[9]，并从而更加显示出爱情的反封建意义。
总之，一枝笔在曹雪芹的手里，既写尽儿女“痴情”，又写尽封建世态。作家时而把读者带入具有反封建意义的爱情描写里，在那里可以看到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又时而把读者带到贵族豪门的深院内帏以及其他各种生活角落，在那里正堆积着封建社会的各种污垢和腐朽。这样地明暗叠交，正反相映，不禁构成了一部色调丰富、风光无尽的《红楼梦》。
是的，曹雪芹并不是一个只见黑暗不见光明的作家；《红楼梦》也不是一部只让读者看到污浊腐朽而不给人以正面理想光辉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一面通过爱情控诉了封建社会，一面又通过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歌颂了这一爱情。
所以，《红楼梦》中的两大部分描写，它们是相反相成的，是统一于一个总的创作思想的，正像处在同一光源下而分出阴阳两面的整体。如果截去任何一部分，《红楼梦》就要大大减色，甚至不复为《红楼梦》。
试想，如果没有爱情这一部分描写，《红楼梦》怎能具有它那绚灿明丽和不知曾经打动过多少人的悲剧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封建家族以及由此铺开去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描写，《红楼梦》又怎能显得如此的博大深沉和富有全面批判封建社会的力量？同时，又怎能如此深刻地显示出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
有些根据《红楼梦》改编成别种体裁的作品，常常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缺乏原著那种深厚的思想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改编者往往仅是摘取了或过于孤立地突出了书中的爱情描写，而没有像原著那样地把爱情描写展现在广阔的社会描写上。这样就不免把《红楼梦》缩小为一部仅仅是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作品了，而不是像原著那样地对封建社会具有多面的批判意义。
总之，从《红楼梦》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任何时候都不可为爱情而描写爱情。真正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把爱情描写当作创作的最终目的，总是通过爱情描写去反映出时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而《红楼梦》显得杰出的是：它不仅把社会描写和爱情描写始终深刻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把社会描写作为“大旨谈情”的典型环境，使之与爱情在全书构成线与面的辩证关系。
四 带有新的色彩的爱情
《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时代社会意义，除了以上所谈到的以外，还表现在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是一种带有新的色彩和具有广阔反封建思想的爱情。
这一爱情，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反封建传统，和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有着相通或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它又突破了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而前进了一步——很大的一步。它在某些地方否定了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提出了自己的东西。
这主要表现在：书中通过贾宝玉，对“德、言、工、容”俱全的薛宝钗和“从不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这两个爱情对象的选择，展开了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并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恋爱观；即爱情必须建立在以反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这样，《红楼梦》便一反只要是“郎才女貌”便可“谈情”的传统陈套，而且否定了许多古典作品（包括《西厢记》、《牡丹亭》这样优秀的作品在内）把“金殿对策”、“五花诰封”作为爱情美满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红楼梦》着重地表现出：两个爱情的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都不是以前戏曲小说中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式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人笑为“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正是因为这个叛逆，才把他们更深地引向爱情；而爱情又更深地使他们走向叛逆。
他们不单单在恋爱这一点上与那一社会相逆，而是在很多思想问题上、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逆。他们一个按捺不住地对举世沉迷的科举制度，提出剧烈的反对；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加以剧烈的憎恨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籍都焚了。此外还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点，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再看另一个，在口头上虽说得不多，但却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她把全部心思都用于“非女儿本分”的读书写诗，又把当时视为邪书的《西厢记》，在心里记得烂熟。更重要的是，她对那个封建家庭里的“孽根祸胎”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视为一个少女的终身寄托。
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男女主人公的塑造，曹雪芹动人地提出：只有建立在反封建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爱情，才是美的爱情。
作家更从多方面发挥了这一爱情思想。他在《红楼梦》中，除描写了以宝、黛为主体的爱情之外，同时还交织着其他许多爱情描写。如智能与秦钟的爱情、龄官与贾蔷的爱情、彩云与贾环的爱情、小红与贾芸的爱情，更有尤三姐与柳湘莲、司棋与潘又安等等的爱情，真如作者所说：“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为什么《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的爱情？这一方面固然是生活本身的真实反映，同时作家也是寄予了深意的。
正是通过这许多爱情描写，《红楼梦》互相衬托地表现出：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美，只有体现了那一时代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爱情，才是美的爱情，值得歌颂的爱情。所谓“美”，在曹雪芹看来，就是向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叛逆。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爱情，那么就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在《红楼梦》中也没有什么光彩。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写了那么多的爱情，但真正把读者带入思想的、诗意的境界的还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而晴雯最后为了“不枉担虚名”对贾宝玉所表现的爱情，又以它的清白如水、热腾似火、特别是富有强烈控诉封建社会的力量而尤其显得感人。其他像尤三姐与柳湘莲、司棋与潘又安等人的爱情，也以它的义烈、纯朴和控诉了封建社会而闪动着光彩。
至于彩云与贾环、智能与秦钟等等，他们的爱情或因所爱的人不美、或因缺少精神内容和带有市俗的气味，于是也就显得暗淡无光了。
前面已经谈到，几乎在《红楼梦》一开始（即书中第四回），作家就首先使读者看到一个“薄命女”的形象，从而为他的富有社会意义的“谈情”鸣起序曲；此外，作家还在书中开始不久，即在红楼梦》的主要爱情故事展开以前，又先描写了一段爱情，这就是那个封建官僚贾雨村的爱情。那是在他穷愁潦倒的时候，有一次在小康地主甄士隐的家中，看到窗外有一个“却也有动人之处”的丫鬟。这个丫鬟回头向他看了几看，于是这个未来的贪官污吏，便“狂喜不禁”起来，并且口中吟道：“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这真是一个落拓书生的风尘艳遇，本是才子佳人“奇缘”式爱情的绝好题材。像这样一类的爱情故事，在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中不是已经渲染过很多吗？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写来，这个贾雨村虽然也是生得“面阔口方、剑眉星眼”，而且还写得一手颇见功力的五律，似乎才情也不弱；但作家并没有把这一人物加以庸俗的美化，而是真实地写出了那是一个戚戚于贫贱的“才子”，一个为贾宝玉所不齿的“禄蠹”。当他后来穿着“乌帽猩袍”得志而回，并送来两封银子，四匹锦缎”与那个丫鬟偿了夙愿时，看来这本是一段风流佳话”，然而却显得那样的俗气和势利！
曹雪芹所以首先让读者看到这一段“奇缘”，其用心也是很深的。这不但一反庸俗的陈套，而且先从反面为他所欲着重描写的爱情暗施衬笔。
曹雪芹就是这样的在《红楼梦》中写了许多爱情，并且分出它们各自不同的色调，从而多方面地发挥了他的爱情理想。这是很可贵的，曹雪芹虽然是一个描写爱情的圣手，但绝不是爱情的毫无原则的歌颂者。
他把爱情这个题材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一些爱情原则，有了更多的民主思想内容，以至和近代的恋爱观比较接近起来。
五 反射着时代的投影
由于曹雪芹是在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观察的基础上来处理爱情题材的，所以在这部作品里，即使写到青年男女——特别是像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青年男女在恋爱过程中的曲折缠绵的心理状态时，也依然反射着一层时代的投影。
本来，时代的许多重要特征，常常是通过人们的心理状态反映出来的。它有时比那些直接带着历史标记的事物如衣冠文物等等，更能把时代的特征表现得富有内在的深度。因此，以创造人物形象为其主要工作的作家，必须通过时代的、阶级的联系，深刻地写出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这种心理性格在各种行动上的复杂表现，其中当然也包括在爱情上的表现。
曹雪芹正是深深地掌握住这一点。他不仅表现出作为宝、黛爱情基础的反封建主义的心理性格，从而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呼声；而且还表现出这一爱情那种欲掩还露、忽喜忽怒的心理状态，也和时代有着曲折的联系。
由于宝、黛的爱情从发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封建社会发生了抵触，因此这一爱情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是处在时代的压力底下。只是这种压力，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来自贾母、王夫人，也不是来自贾政这些封建家长，而是来自一种巨大的隐蔽势力，这就是那一时代像空气一般包围在每一个人的周围、并且一直渗透到他们心里的传统观念。正像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碍，是历史上的惰力”。因此，当他们的爱情向外倾泻时，首先不能不在自己的身上碰到这一重内在的障碍。这在林黛玉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她是那样热切地盼望贾宝玉倾吐真情，可是当贾宝玉向她说出那一段“不好说出来”的“心事”时，她又忽然恼了，不是“气得说不出话来”，就是认为那是“胡说”、“欺负”等等。有一次，她听了贾宝玉的真情吐诉之后，“细细想之，竟比自己腑肺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谁知她“怔了半天”之后，又是“两眼不觉流下泪来”……
这种爱情心理，真是曲折缠绵得很！其实，这并不完全是由林黛玉的“乖僻”或“小性儿”造成的。原来那一时代普遍存在、而在金闺小姐林黛玉的心中更是难以避免的封建传统观念，首先从内部压迫着她的爱情。所以，当贾宝玉在她的面前剖心铭誓时，她总是觉得“竟不避嫌疑”；或是在心里这样想：“宝玉虽素昔与我和睦，终有嫌疑。”而当她突破“嫌疑”和贾宝玉的爱情发展得愈益坚定、愈益深化时，她又想起“可恨父母双亡，无人为我主张”，于是又为她那像落花一般随风飘零的命运，不知流下多少眼泪。
由于在林黛玉的心里交织着这许多矛盾和苦恼，所以她在爱情的表现上，也常常呈现为一种扭曲的形式，以至好像无缘无故地生出许多气、恼、哭以及其他各种“喜怒无常”的心理表现。然而在这种忽嗔忽喜、曲折缠绵的爱情心理的深处，正隐伏着时代的因素，所以曹雪芹即使在刻画儿女情态时也具有深度。
当然，贾宝玉、林黛玉那种曲折缠绵的爱情心理，又是和他们所属的贵族阶级有着联系的，是带有消极的成分的，后面还要着重谈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所以要谈到这一爱情那种曲折缠绵的时代因素，主要是因为：很多模仿《红楼梦》或专门在恋爱上去制造误会、拌嘴和波折的小说，其所以常常显得风格不高，读起来感到发腻，正是因为那些作品只是徒袭其貌，往往离开了时代、离开了人物所处的特殊环境，而单纯去追求爱情的曲折缠绵，于是不能不陷入为爱情而描写爱情的困境，结果非唯使作品失去社会意义，也写不好爱情。
正是因为《红楼梦》的“谈情”，虽在曲折缠绵之中也不失时代社会的内容，所以还在旧时代里，就已经有人朦胧地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徒以儿女情态来取悦读者的小说了。他们曾这样说：“《红楼梦》一书，说者极多，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10]；又有人说：“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11]。更有人直接称它为“政治小说”[12]，并与当时的民族矛盾联系起来。这些说法，虽然都是牵强附会，已经渐开考证、索隐之风，自是不足深论；但可以看出：《红楼梦》所具有的概括深广的艺术力量，已经早就把人们的视线从爱情、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内，引向广阔的社会了。
六 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由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是一种带有新的光彩和具有广阔反封建意义的爱情，因此它特别富于叛逆性，但也特别富于悲剧性。
而曹雪芹也正是通过这种悲剧性，又一次深刻地反映了时代。
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直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时代原因，是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制度。然而，《红楼梦》爱情在悲剧性上所显示的时代深度，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否则，《红楼梦》也许就不能显得如此杰出和光彩独具了。因为由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所造成的爱情悲剧，这在《红楼梦》以前，早已被很多作家描写过，而且不乏精彩之作。
曹雪芹在处理爱情悲剧时，出色的地方是在于：他不仅表现出这一爱情和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有着冲突，而且还有比这更为深刻的冲突。这一爱情即使逃过包办婚姻制度，也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这本是不难理解的：既然这一爱情和封建社会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自然足以使它走向悲剧的时代压力也就更多、更难避免。它不是在这里就要在那里，不是在此时就要在彼时和封建势力展开冲突。所以，即使贾宝玉和林黛玉能够取得封建家长的俯允而如愿地结成婚姻（这并非绝对不可能，后面还要谈到），也不能因此改变悲剧的结局。
原来，他们和封建社会的矛盾既存在于结婚之前，也存在于结婚之后。而且某些矛盾，在结婚之后也许会更为加强。
譬如，几乎一提到就要使贾宝玉跳起来的科举考试和“仕途经济”，在他结婚之后就要不容转身地向他逼来，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成家立业”的人了，岂可再像以前那样地“不通庶务”？在其他方面，封建家庭对他的管束亦将更多更严，这也是不难想象到的。至于林黛玉，当了媳妇以后，身上所承担的封建压力也只会加多，不会减少。首先，她就必须要去掉那种不合时宜的“孤标傲世”的格调，而去躬行那一社会对于一个出嫁后的妇女所要求的一套“妇顺”之礼和“中馈”之责。而如何去到公婆的面前献殷勤、讨欢心以及应付大家庭内那种繁杂的人事关系，这也将成为她婚后的日常生活课题。这就使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地坐在潇湘馆的满架图书旁边，把全部智慧都用于读书写诗了。……
很显然，这一切都会使他们和封建势力之间仍然要发生冲突，而最后也仍然要走向悲剧的结局，只不过是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这就是《红楼梦》爱情悲剧所显示的深刻性。其所以深刻，因为它充分地表现出这一悲剧发展的必然性。
要改变这一悲剧，就必须在那一时代里，找到一块不仅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而且还要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国土。所以，这一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它的内里，存在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3]。
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的悲剧性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作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的、表面的尖锐状态中。
当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时，封建家长竟是不加“大防”地把她和贾宝玉安排在一个住处。这似乎连林黛玉都有点意外，她曾这样想：“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们同一处，兄弟们是另院别室”。封建家长为什么这样把他们放在一起，没有防到他们，“耳鬓厮磨”、“早存一段心事”呢？且不去追究。但可以相信：在最初的时候，如果把林黛玉说给贾家做媳妇，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长未必不同意。毋怪，最善于看上头风色的凤姐，很早就用“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这样的话来和林黛玉开过玩笑；连贾府的仆人兴儿也认为贾宝玉将来的婚姻对象“准是林姑娘定了”。
看来，这一爱情与封建势力之间好像并不是那么抵触，也并不一定非要走向悲剧的结局。然而，正是从这种似乎并非悲剧、但终于还是悲剧的发展过程中，《红楼梦》更见深刻地表现出悲剧冲突的不可避免和难以调和；同时把悲剧冲突注入了更多的思想内容。
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长，开始对林黛玉本是“万般怜爱”，甚至爱得连自己的嫡亲孙女儿“倒且靠后”了；后来由于在长期的日常接触中，对林黛玉“脾性儿”上的许多“怪僻”（贾母语）愈来愈看得清楚了，才渐渐产生反感。而“脾性儿”恰恰是封建家长决定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在书中曾有描写。例如，那一次往清虚观打醮，张道士想为贾宝玉说亲，因对贾母道：“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太怎样，小道也不敢造次。”贾母说：“……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儿配得上，就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只是模样儿、性格儿难得好的。”贾母的这一番话往往为粗心的读者所忽略，其实很重要。它透露了两点：一是封建家长的择婚标准，“性格儿”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二是封建家长对曾经“万般怜爱”过的林黛玉已经不是很满意的了，否则不会另外考虑。再从封建家长愈来愈喜欢薛宝钗，曾多次赞她“老实”、“稳重和平”等等，更可看出“性格儿”这一点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红楼梦》爱情的悲剧冲突，就不是像《孔雀东南飞》中那种意义较小的恶婆欺媳，硬将夫妻拆散；而是思想性格的冲突，是“孤标傲世”的叛逆性格与封建主义世俗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因此，即使碰到像贾母那样满面“慈祥”、溺爱孙子的老祖母也无法调和。
由于《红楼梦》爱情和时代发生了如此多面的悲剧冲突，所以当它还没有受到封建家长的干涉和破坏以前，当它还处在那种“情重愈斟情”的状态中时，就已经笼罩着一层幽暗的、悲愁的时代色彩了。爱情发展得愈深，所承担的时代压力愈重，这一层悲愁的时代色彩也就愈浓。
这种情形，也是在林黛玉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是的，作为一个处于封建时代而又无家可归的少女，她对时代的压力尤其敏感。因此，当她和贾宝玉的爱情，尽管已经解除了那些误会而进入两心默契、益趋坚定的阶段，可是这非但不能使她得到任何的欣慰，相反地，她的“多愁多病”却随着爱情的加深而一同加深了。正像书中所描写的，贾宝玉看她“比往年越发瘦了”，她自己也觉得“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眼泪却不多”，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凶兆[14]！
是的，即使封建家长不是像后四十回中那样地为贾宝玉强行娶来薛宝钗，林黛玉距离泪尽命终之日也不远了。那庞大的、然而又是看不见的时代阴暗势力，也会把这个仿佛是天生多愁的少女慢慢地折磨至死。根据“脂批”所提供的线索，曹雪芹似把林黛玉的死亡，写成是由于“泪尽”、“泪枯”；并且安排在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之前。这样的情节构思也是深刻的。因为它表现出这一爱情即使不碰到第三者的干扰也会走向悲剧的结局，从而也就又一次显示出悲剧发展的必然性。——不过，补书把林黛玉的死亡安排在剧烈的婚姻冲突中，也有它强烈的艺术效果，这已经在两百多年千千万万的读者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有些考证家，企图抹煞后四十回的成就以显眼界之“高”，其实这不过是用考据学的目光来评价文学作品，就像用植物学来鉴赏画竹一样，只能是离开艺术愈来愈远。
总之，《红楼梦》从多方面展示出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从而也深刻地写出了时代。
本来，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也正是一个只能产生悲剧的时代。它一方面正当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走向崩溃的末期，另一方面又是清代封建王朝用恩威并施的统治手段造成一些繁荣景象的所谓康乾盛世”。这种又是“末期”又是“盛世”的情况，决定着那一历史过程的许多特征。
由于是“末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显得过分的苍老，旧的事物正在走向没落，已经掩饰不住它那衰亡的迹象；而反封建的要求，也随着历史的继承和生活的发展而愈来愈强烈、愈广泛，并积极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毕竟又是所谓“盛世”，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又残灯复明，它的历史潜力还没有发挥殆尽，正施展着最后的、同时也是最暴虐的专制余威。因此，一切与封建主义相悖逆的事物，由于还得不到足够的新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支持，只能被压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躯壳底下，呻吟着、挣扎着，可是找不到解放的道路。
于是，郁闷、不满还有那忧伤的悲剧情调，便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特征。曹雪芹正是感染着这样的时代气息，把他的满腔愤懑和“一把辛酸”都倾泻在《红楼梦》里。
他以真实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在那一时代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不幸和悲伤。笼罩于整个大地的，是那无往而不遇的悲剧色调，即使是那些“花柳繁华”的热闹景象，也莫不从它的深处透出一层行将走向没落的悲哀。
是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似乎是特别写了许多富贵繁华和“痴男怨女”；然而，以“盛世”之象而传“末世”之音，挥“谈情”之笔而谱时代之声；这正是曹雪芹的一个天才特色，那一时代给他所规定的特色。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无论是从它的题材本身、表现形式到实际内容以及爱情的悲剧性等等，都无不深刻地反映着广阔的时代社会内容。
没有一个中国古代作家，曾经像曹雪芹这样深刻地表现出：在封建时代，爱情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红楼梦》所以伟大，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于它把爱情这个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
七 不能超出时代所划出的界限
《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虽然应当从历史的和文学发展的角度去对它的价值作出充分的估计，但仅是这样又不够；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
正像恩格斯所说，各个世纪的思想家都“不能超出他们的时代给他们划出的界限”[15]。作为艺术家的曹雪芹，同样也不例外。
虽然，曹雪芹曾通过“谈情”以及其他许多描写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艺术批判；但是，他对自己笔下所生动地展开的各种社会现象，还不能加以完全的、充分的理解。
是的，在这个出身没落贵族阶级的作家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时代的、阶级的局限。这种局限，当作家对他所描绘的生活试图作抽象的解释时，就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他对爱情悲剧以及与此相联的种种处于没落状态的生活现象，曾经作出这样的哲学概括：“色、空、梦、幻”。书中第一回有云：“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样地“提醒”，在书中曾不断出现；所谓“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所谓“春恨秋愁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这些咏叹，无非是为“色、空、梦、幻”思想作进一步的诠释。
文学史曾多次告诉我们：作家世界观上的缺陷会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到作品中来。它不仅表现在抽象的议论上，也会渗进具体的描写里。固然，在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作家的抽象议论，有时会和他所创造的生动形象表现为不同的意义；然而如果对他们的作品作深入的观察，仍然可以发现有和作家的议论相一致的地方。《红楼梦》正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部作品中，体现着作家那些消极思想而出现的形象，就有青埂石、太虚幻境、空空道人、癞头和尚乃至神鬼显灵、阴魂托梦等一类的描写。这些描写，自然都是虚假的，连作者自己也曾在书中作过这样的暗示。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曹雪芹在书中郑重声称他这部小说“俱是按迹追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那么他又为什么把这些不真实的描写、特别是那带有神仙色彩的一僧一道，屡屡带到这部自觉地采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中来呢？
有的论者认为：那一僧一道的出现，是“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和结束的方便”；又认为“这或许不过是小说家言。正如谚语所说的，‘演戏无法，出个菩萨’。”这样的解释并不确切，因为持此论者也认为“这一对神秘的僧道在书中是多次出现的”，这岂不等于说曹雪芹在艺术上曾“多次”感到“无法”，以致不得不一再请菩萨来解救了！果然如此，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才能岂不令人怀疑吗？其实，如果把那些描写删去，并不影响“情节的发展和结束”；而且对曹雪芹来说，把四百多个人物和千头万绪的生活事件一齐写到作品里，尚且显得那样的从容自如、丝丝入扣，又怎么会在一些情节上感到“演戏无法”呢？
看来，那一对神秘的僧道，其所以被作家屡屡带到作品中来，主要还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意识。它本身虽不真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作家头脑中的某些虚无空幻的人生哲学，而作家是有意识地要宣传这种人生哲学的。因此，他就不惜、同时也不得不违反生活的真实了。
当然，这些描写在全书中并不占很重的分量，但曹雪芹世界观上的消极思想，并不仅仅是通过和尚道人来现身说法；他还颇有手法地把这些思想溶化到真实的生活形象中去，使之看去好像不露圭角，只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感染。《红楼梦》的消极面，正是在这种地方表现得最为深透，同时也最有影响。
譬如当林黛玉第一次看见贾宝玉时，作家曾这样描写：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
而贾宝玉一见林黛玉，也是“心里倒像是旧相识，恍若远别重逢一般”。这样的描写，称得上笔下有神。它生动地表现出这两个青年男女从形态上、格调上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应；并表现出这初次的见面，已经使他们朦胧地有了爱悦之情了。在他们的身上本是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产生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在生活中并非不可能。可是，这一节描写，因为是在特殊的艺术安排下，却又赋予了另外一层意思。
由于在这之前，曹雪芹已经在书中通过大荒山、灵河岸之类的描写，布置下一套宿命的伏线，所以这一节描写就产生了一种暗示或联想，这就是宝、黛的如此相逢，本是前生就已结下的“风流孽债”。这样，那种本是可能发生的“恍若远别重逢”，就被带入一种神秘的境界；而作者的消极思想，也就隐在形象的背后不着一字地表现出来了。
问题是这样的描写，在书中还有很多，而且成为贯串在形象、情节背后的一条暗线。如贾宝玉看到龄官画“蔷”字，便“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听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句戏文，便深有触动，大为发痴；而贾母说了一句“不是冤家不对头”，更使他和林黛玉好似参禅一般，都低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这些描写，都一一合乎人物的性格特征，但也层层渲染了作家对爱情问题所持的一个看法，即把男女之间的万般苦恼常归因于陷在“情”里不能自拔。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宿孽总因情。”重要的是，这些分布在整个作品中的宿命描写，形成了一股特殊的艺术气氛，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爱情悲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意义。
曹雪芹还通过主人公贾宝玉的某些生活表现，把他的消极思想——“色空”，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形象的体现。作家在书中所以写贾宝玉那样的由听曲文、悟禅机，到读《南华》、占偈语；从“焚花散麝”的意念中跳出来，又复陷入“情”中，直到“欠泪的泪已尽”，才彻底“解悟”过来，而走向“出家”。这一切，本是都写得合乎生活的真实，也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它反映了这个贵族公子精神的苦闷和空虚，急于寻找出路，可是却又冲不出没落阶级所带给他的消极影响，最后不能不走入佛家的迷途。但是，由于作家在描写这一切时，并不是采取的批判笔调，同时这些描写又与他在书中正面宣扬的“空幻”思想取得一致，因此，这些描写也就为他的这种人生哲学作了形象的印证，即所谓：“自色悟空”。——自然，我们是不能根据作家的这种人生哲学，来解释贾宝玉那些“参禅”、“出家”等表现的。尤其不能根据作者的这种“自色悟空”的观念，来解释整个《红楼梦》的创作思想。因为“色空”观念，仅是曹雪芹整个世界观中的一部分。而表现在整个《红楼梦》中，也是仅占一部分。同时，从生活源泉里得来的形象，它所展示出来的客观意义，和作家的主观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恰如高尔基所说，它会“大”于作者的思想。更何况《红楼梦》生动地表现出来的那许多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还有作家对现实世界所持的那种热烈的爱、憎、悲、恨，这显然不是一个五情俱灭、万事已“空”的人所能有的态度，而是和作家世界观中的积极因素——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有着坚强的联系。因此，过去“红学家”用一种无批判的态度来看待《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并以此来解释整个《红楼梦》，完全无视这部作品反封建的广阔社会内容，这自然是错误的。不过，如果因此便认为《红楼梦》中不存在“色空”观念，或者讳莫如深，这也是不必要的。
总之，对于《红楼梦》中所存在的这些消极部分，必须予以足够的估计。夸大这些缺陷是错误的，但如果认为微不足道也不正确。
虽然，像空空道人、太虚幻境那些描写，人们很容易就识破那不过是作者的故弄虚玄，似乎不足为虑；但作家通过这些描写所散布在整个作品中的那种空惘的、迷茫的、人生如梦的思想情绪，就不是一个故弄虚玄的问题了。虽然，似乎还没有看到一个读者，读了《红楼梦》后也盼望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空空道人，但因读了红楼梦》而感染上空虚思想的，却并不少见。即使在今天，这种现象也还没有根绝。空幻、虚无之类的思想，就其实质说来，是没落阶级或个人主义的意识。哪里有旧社会的残余，哪里有个人主义的幻灭或经受不住生活的挫折，哪里就有这种思想寄身的空隙。这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中的这类消极思想，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虽然宣传了宿命、空幻之类的思想，但又远非那些专门虚构一些因果报应的庸劣小说可比，因为作者把这些消极思想都提到一种哲理的高度，而且又通过一些艺术手法，把它渗进某些具有生活实感的形象里，因此它也就特别容易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往往是哲理性的，比较深刻的。毋怪，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修养的王国维，曾较早地打破考证、索隐之风，并从美学的、哲学的角度来阐释《红楼梦》，其识见虽然高过旧红学家多多，可是他也陷入老庄和叔本华的厌世哲学。这固然是反映了这位学者本身的问题，但也应当看到，由于《红楼梦》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也为悲观主义的厌世哲学提供了富有形象实感的根据。
八 阶级的偏见和同情
《红楼梦》的局限性或消极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表现得最大、最深的地方还在于：曹雪芹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克服他的阶级偏见和阶级同情。
这种阶级的偏见和同情，在《红楼梦》里是表现得很内在、很渗透的，而且和前面所谈到的那些消极面又有着联系。
这部作品，其所以一方面对封建社会作了那样擘肌分理的暴露和批判，可是另一方面又始终带着一种低沉的、感伤的、温情的调子，似乎犹少激起人们战斗的力量，这也正是因为曹雪芹对自己阶级的由繁华而走向没落，还抱着一种惋惜的、哀挽的情绪。在作者的笔锋间，不仅时常流露出所谓“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这类嗟叹；甚至在书中个别地方还明显地暴露出作者的阶级立场，如曾用了这样的一些叙述语：“贾府中从不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又如称贾府是“慈善宽厚之家”，对农民起义则称之为“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等等[16]。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称曹雪芹或他笔下的主人公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其实是不确切的（特别是后者）。因为作为“阶级的叛逆者”，就必须在世界观或立场观点上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不是仅对本阶级怀着某些不满，更不是怀着同情和惋惜。
以上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曹雪芹对本阶级以及封建社会的批判，还没有站到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来，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封建阶级“浪子”的批判色彩。高尔基曾说：
批判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到个人存在之无目的，于是把这种无目的只是了解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和一切历史过程之无意义。[17]
这些话，对于也是表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特色的《红楼梦》说来，颇有一些类似之处。由于曹雪芹对充满在封建社会里的那些罪恶、痛苦以及各种腐朽现象，还不能理解产生它的社会根源。因此，他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作了深刻的揭露，可是，当他对自己阶级失去希望的同时，对整个生活、整个社会也失去了希望。
是的，曹雪芹感到“空”。所谓“空”，无非是对人生极度的悲观失望。列宁说得很深刻：“失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是那些不了解恶的原因、瞧不见出路、不能斗争的人们所特有的”[18]；而曹雪芹之所以充满悲观失望，固然深含着对封建世界的痛绝，但也因为他和自己所出身的“行将灭亡的阶级”还存在着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曹雪芹尽管以卓越的现实主义批判笔力，沉重地鞭挞了自己的阶级和封建社会，可是作品给人的感觉，还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曹雪芹虽然以一种新的姿态走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但也在很多地方，还是带着旧时代知识分子那种自我狂放、愤世嫉俗的态度来批判封建社会的。他和我们今天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还有区别。因此，他不能带着一种昂扬的革命态度，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含着微笑，向自己的过去、向老朽的生活形式告别。”[19]
是的，《红楼梦》写的是一个悲剧，反映的是一个只能产生悲剧的时代，似乎不能要求作家发出笑声来。但是，悲剧虽然离不开“悲”的成分，但有的悲剧给人以激昂的艺术感染，有的悲剧则是弥漫着低沉的调子。《红楼梦》显然还不能完全克服后一点。
渗透在《红楼梦》中的阶级局限，自然不能不反映到爱情问题上来。
这首先是体现在两个爱情主人公的身上。由于他们都是贵族官僚的儿女，他们的爱情虽然背叛了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可是他们的生活却又离不开贵族阶级的画栋雕梁。因此，他们的爱情不能不带着许许多多剥削阶级的胎记：王孙公子的多情，春花秋月的闲愁，还有那种百无聊赖的慵倦以及从香奁绣阁间所培养出来的绮艳轻柔，这一切，都使爱情带上了浓重的贵族色彩。
这一爱情，其所以显得那样的缠缠绵绵，一方面固然有其时代的因素；但也因为剥削阶级的有闲生活，使两个爱情的主角得以把全部心思都花费在那种所谓“苦苦的互相探索”里，以至爱情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最高目标，成为医治他们精神空虚的唯一药方。于是，在爱情过程中所发生的那些拌嘴、那些“薄恼”与“轻嗔”，以及其他许多曲折缠绵的表现，有时竟成为闲得发腻的贵族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品。而这种爱情方式，正是为某些人所轻佻地欣赏的地方。他们甚至把这视为爱情生活中的一种特殊乐趣。毋怪，一些封建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人，也欣赏《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他们“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其实，他们所“爱玩”或“艳之”的，不过是产生这种爱情方式的剥削阶级生活。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爱情本身的阶级性，更规定了它的反封建性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朱门绣户的优渥生活，把这一爱情娇养得过分的纤细和温柔，以致经受不住生活的风暴；再加他们（特别是爱情的女主人公）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于是最后不得不在包办婚姻制度的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只是静待着封建家长的意旨。
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阶级弱点，也成为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红楼梦》人物爱情的局限，并不等于《红楼梦》作者本身的局限。人物在爱情上所存在的局限，本是客观的现象，曹雪芹把它表现出来，适足以显示出作家的高度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看到《红楼梦》主人公爱情的阶级弱点，以便对它的反封建性作出恰当的估计，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和作者自己所存在的阶级局限有所区别。
在爱情的问题上，作者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局限，主要是表现在对待这一爱情的缺陷（包括它的阶级局限）所持的态度上。
曹雪芹曾以赞美的态度，描写了这一爱情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精神，这是首要的，也是应当加以充分肯定的；只是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在这两个贵族官僚儿女的叛逆性格里，也深染着没落阶级的颓伤情绪。他们的举止言谈和所写的一些诗词里，常流露出很浓的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与那一时代的阴暗结合起来，就更加显得浓重，极易触发。如林黛玉看到落花满地，一方面在诗中唱出“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种带有反抗意味的歌吟，但另一方面也不断发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类带有消极成分的感伤。至于贾宝玉身上所表现的这类“浮生如梦”的思想，似乎尤重。他不仅感到人生的“茫茫”和“纷纷”，而且还企图从“梦”中走出来去找到解脱的归境。必须看到，这种常叹人生如梦、极易颓伤的思想性格也成为他们互相投合的一个爱情基础。同时，这也是他们的性格和爱情容易发生消极感染的一个地方。
不仅如此，即使是宝、黛爱情上那些积极的部分——反封建主义的部分，在今天看来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反抗方式，都带着所谓“孤标傲世”以及旧时代那种洁身自好或狂放不羁的格调。他们的反抗，始终没有脱去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而且在很多地方还带着贵族阶级的特点。另外，他们还曾经倚靠封建势力去反抗封建势力（如贾宝玉倚靠贾母的溺爱去逃避贾政的管制）；或对封建势力寄予幻想（如林黛玉曾期望由贾母作主来满足自己的婚姻要求）。因此，他们的反抗，不能不是软弱的、不彻底的，而最后也不能不走向失败。
对主人公在爱情上、性格上所存在的这些弱点和局限，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曹雪芹，还缺乏鲜明的批判态度；相反地，这些方面每与作家思想上的一些消极因素取得了呼应，并且通过它更为发挥出来。由于是通过正面形象发挥出来的，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
曹雪芹在爱情问题上所存在的阶级局限，还表现在他对各种妇女、特别是青年女子几乎大多（但并非所有）都采取了同情或怜悯的态度，即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种人道主义态度，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如反抗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丫鬟婢女的不人道的压迫等等；但由于作家的那种悲天悯人，还不能更好地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而有所区别开来，因此又带来不少局限。如对凤姐这样的人物，也对她的才干流露着一些“爱慕”之情[20]，还因为她没有好的下场而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同情，并把她归入“薄命司”和“金陵十二钗”正册。至于对在爱情悲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薛宝钗，作家的同情、怜惜、甚至赞赏，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书中对这一人物用了些所谓“贤宝钗”、“停机德”、“阆苑仙葩”、“山中高士晶莹雪”等类的赞语，并非出于偶然。这正是反映了作家对这一人物还保留着一些阶级的偏爱。因此，作家一方面对这一人物的封建主义思想性格作了深入的发掘，但另外也对她的“大方”、“贤惠”等做人行事作了一些正面的描写。这样，不仅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本身更为复杂起来，同时也加强了作者所谓的“怀金悼玉”这种带有两美兼惜的意味，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红楼梦》爱情冲突的思想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封建贵族没落阶级所带来的局限，使曹雪芹在爱情问题上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都留下一层不能抹去的阴翳，使《红楼梦》往往从深处发出一种空虚的、悲观主义的调子。
然而，我们紧接着就要指出，曹雪芹对人生的悲观绝望固然是消极的，应当批判的，但他的这些消极面又是和他的积极面有着内在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正是因为曹雪芹对他所出身的阶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有着至深的观察和了解，所以他的悲观也深、绝望也深。望着充满痛苦和不幸的封建世界，望着本阶级的腐朽和必然走向破败，曹雪芹一方面如梦初醒，一方面又感到无路可走。是的，时代还没有提供出一条出路。因此，他愈是清醒，也就愈是绝望、愈是悲观。正像鲁迅先生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曹雪芹正是陷在这样的境界里，毋怪他在《红楼梦》里充满了痛苦的声音。
在这痛苦的声音里，有悲观，有愤懑，也有抗议。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估价《红楼梦》中积极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对它的消极部分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只有把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而不是片面地趋于一端，才能对《红楼梦》作出正确的评价。
九 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艺术使命
像过去许多伟大作家在思想上常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样，曹雪芹也是如此。
这在《红楼梦》里，表现为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常常深刻地渗透在一起。有时竟表现为这样的情况：书中某些表现（如贾宝玉最后为了和贵族家庭决裂而采取的“出家”），既含有积极的成分，又含有消极的成分；既有时代的意义，又夹杂着阶级的影响。
列宁曾一方面称托尔斯泰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称他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21]。列宁的这些话，虽然是对托尔斯泰而说的，但对旧时代的作家却具有概括的意义。曹雪芹在思想上虽然还没有形成像托尔斯泰那样一套“学说”，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如列宁所说的那种矛盾情况：他一方面是一个自觉地采取了并发展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伟大作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被虚无空幻的出世哲学弄得有些迷惘的人；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暴、淫靡和陈腐，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生活中光明的、充满爱情和诗意的处在；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说甚么：“到头一梦，万境归空。”[22]
曹雪芹思想中的这种矛盾也是那一历史时代的反映。如前所说，那是一个陈旧事物已经显得过分苍老而为人所厌弃的时代，可是它又依然维持着顽强的统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一切都处于未死将生之间。适应着这样的历史特点，也就出现了清醒而又迷茫的《红楼梦》。它一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不同于过去的反封建思想（看不到这一点是近视的），如要求个性自由发展，认为妇女的才智品质都在男子之上，蔑视封建伦理道德和尊卑秩序，以及提出和近代比较接近（而不是相同）的恋爱观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红楼梦》的思想特色——朴素的民主思想特色。构成这种思想的因素，虽然和前代的传统有着联系，但如此集中、如此凝成一体地表现出来，却是很少先例的。因而也就特别显得可贵和值得注意。它的产生，除了传统的原因以外，还有着现实的、也是更为主导的时代原因，这就是十八世纪中叶行将由盛转衰的中国封建社会。不过，《红楼梦》所表现的朴素民主思想，还带着朦胧的、自发的性质，还没有形成一套思想体系，因此，它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上升期间所产生的新的东西比较起来，却又显得不够成熟，依然带着浓重的旧生活气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红楼梦》存在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这部作品的伟大价值。这不仅是因为那些消极因素将会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群众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愈益缩小它的影响，它“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例的”（马克思语）；而且还因为曹雪芹更有突破了阶级限制和时代限制的地方。而且这一部分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那些用世界上第一流天才艺术家的手腕所创造出来的历史生活图画，特别是通过那许多感人的形象对封建社会所作的深刻批判，以及所提出的富有民主特色的光辉思想，终于使作品中即使是表现得比较严重的缺陷，也退居于次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红楼梦》之所以伟大，还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所允许的历史条件下，曹雪芹出色地完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他在思想上、艺术上的贡献，很多地方都是前人没有达到的。这里正像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3]《红楼梦》正是这样。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反封建的悠久传统，同时又比他的前辈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并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
曹雪芹的《红楼梦》，比托尔斯泰的创作还要早约一个世纪，就“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24]。
一九六三年九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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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2] 这部书，最初还因贾宝玉的前身是一块下凡了结“风流公案”的“顽石”，作者把它定名为《石头记》。后来补书者才改名为《红楼梦》。
[3] 邹弢：《三借庐笔谈》。
[4] 语见《孟子·滕文公下》。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重点原有。
[7] “主题”，这本是一个从外国传来的文艺学概念，对于这个概念，中外许多文艺学著作所作的解释是很混乱的。有的解释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题材”或“主要问题”；有的解释为“艺术家从现实中选择出来要使读者予以注意的一组生活现象”；又有的解释为“把作品中的全部的具体生活材料概括、综合在一起”的“一个现象或一组生活现象”；又有的解释为“作为该作品基础的生活材料”。高尔基认为：“主题是作家从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思想”；他又说“文学的‘永恒’主题，一部分正在衰亡、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变它原来的意义”，这里所说的“主题”又含有题材的意思。总之，在运用这个概念时，根据各人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场合，含意常常不尽相同。另外，在用法上还有写为“主题思想”或“思想——主题”的。它和单用“主题”二字又有些分别。在许多文艺学著作中，对“主题”本身也有很多区别，如所谓中心主题、局部主题、正主题、副主题、基本主题、小主题，等等。法捷耶夫曾说，作品“常常包含好几个主题”。本书在运用“主题”这一概念时，多指“主要题材”。
[8] 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9] 当然，这只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今天看来，宝黛的爱情，在很多地方就不能说是“美丽”的了。
[10]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11] 梁拱辰：《劝戒四录》。
[12] 见《乘光舍笔记》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13]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4]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曾通过一个神话故事，说林黛玉的前身原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因受石头日以甘露灌溉之恩，故与它一同下凡为人，把一生的眼泪还它。此即所谓“还泪”。所以“眼泪却不多”，暗示林黛玉活的日子不多了。
[15]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序文的另一草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册，172页。
[16] 引文分见第十九回、第一回。其他回中尚有这类字句。
[17]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8]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
[19]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重点原有。
[20] “金陵十二钗”正册题诗云：“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2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22] 引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
[23]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24]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一句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