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散论之一
一部小说的成败得失，最主要的关键，并不在于故事曲折、情节离奇，而是在于有没有塑造出人物——富于思想社会意义的典型人物。
故事情节，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它应是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才显得更有意义。如果片面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甚至故造惊险的噱头，虽然有时也不无引人之处；但这类作品往往只能迎合不太高的文学趣味，而且读过一遍以后，人们就很少兴致把它重新打开了。因为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在读第一遍时，也许还能使人感到惊奇，引起悬念，而产生“欲知后事如何”的兴趣；可是在读第二遍时，就如同听人重复叙说一件陈旧的新闻，索然寡味得很了。
但是，如果在作品中写出了活生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那么这些人物便会像和读者相处过多年的朋友似的，对于他们的言谈举止、心理性格都一一了然在目。即使这部作品已经读过很久，许多细节已较模糊，但那些人物仍然留在读者的心中；只需稍一回忆，顿觉神采风貌如在眼前。如果再打开这部作品，那些人物更会像故人重逢似的，不仅不会使人感到生厌，而且还常常带来一种新鲜感和一些从前没有发现的意义。
《红楼梦》所以经得住反复细读，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善于塑造人物，而且成群地塑造出来，这是曹雪芹横绝一世的天才。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仅性格鲜明、生气淋漓，而且常使我们感到那些人物好像在甚么地方碰到过，从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中常常显示着深厚的内在含蕴。这一切，都说明《红楼梦》的人物写得很活，活到几乎令人忘记那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以致引起某些考证家苦心去调查事实、寻访故址。
生活中真的、美的东西总是与假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而这又必须通过人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在文学作品里，人物常有正反之分。《红楼梦》自然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不仅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也写得好。或者说，尤其好。
这一点，只需从这个事实就可得到证明：这部小说中许多最动人、最富诗意的章节，都是通过正面人物表现出来的。自然，作者通过贾赦、贾珍、贾琏、薛蟠、贾雨村以及其他许多反面人物的刻画，曾经从各个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但是，如果没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鸳鸯这一群正面人物的精工塑造，那么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魅力将要受到多大损失呢？
即使像《儒林外史》那样在思想艺术上很有成就的小说，也因为没有写出、或没有写好正面人物，不能不显得缺少更大的艺术魅力。像严贡生、范进、牛浦郎这些讽刺形象，并非不是出自富有雕塑力的手，但是他们怎么能像林黛玉、晴雯那样富有艺术的打动力量呢？
正面人物形象之所以较反面人物形象具有艺术魅力，乃是因为它是某一历史时代生活中进步的、美好的事物的集中概括，它比反面人物富有审美的价值和教育的意义。因此，很多古典作家，常把塑造他们时代的正面人物形象放在创作中的首要位置，即使像果戈理这样的以塑造反面人物而表现了卓越才能的大师，也曾经企图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创造出正面的人物形象。我国文学史上几部深入人心的古典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等，也都是因为正面人物写得好而打动了千万读者。其中有些英雄形象，直到今天还在人民群众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正面人物的塑造，却较之反面人物显得困难，更需要创造的才能。这是因为：画魔鬼究竟比画美人要容易一些。偶有败笔，仍不失其为魔鬼；但仅有一笔之差，常会使美人黯然失色，甚至面目全非。
不仅如此，塑造正面人物之所以比较困难，还因为它要求作家必须对正面人物的心理性格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作家的思想品格达到时代的先进水平才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许多作品，反面人物往往写得生动一些，相形之下，正面人物却常常显得苍白无力。毋怪冈察洛夫这样说：“反面形象艺术家创造出来比较容易。果戈理本人也曾经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尝试描写正面的形象，遭到了失败。其他的人更不必说了。”[1]
然而，曹雪芹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艺术使命。他继罗贯中、施耐庵之后，把塑造正面形象这一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曹雪芹笔下的正面人物，特点是：自然逼真、平实近人，而且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得近乎神化。他们的一言一动，都没有甚么传奇式的超人之处，好像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样子，毫不加以夸饰地描摹下来的。实际上，这些正面人物都是经过作家艺术上的想象和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在他们的身上，既包含着作家“亲睹亲闻”的丰富经历，同时又深寄着作家的理想。
是的，没有理想的艺术，只能跟在生活后面爬行，它产生不出动人的魅力。但是，理想必须以生活为根据。画师笔下的马，其所以比牲口棚里的马显得美而有神，乃是因为它是根据生活中千万匹马的悉心观察和临摹，集中了马的各种美，而后表现在画幅上的结果。但是，无论怎样理想化，马的基本形态却不能改变。理想是为了更高地反映生活，而不是离开生活。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能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
真正艺术上的理想化，必须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2]。
曹雪芹正是把“奇”和“真”、“理想”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而又毫无斧凿之痕地塑造出许多极富生活实感的正面形象，使整个《红楼梦》依然表现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
自然，曹雪芹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有它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不是那么“正面”了。但是，曹雪芹在塑造正面形象这一工作上所显示出来的匠心和意义，却仍然值得我们取法。
一九六三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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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第一册）。
[2] 见《文心雕龙·辨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