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散论之三
在阶级社会里，人往往带着阶级性，这似乎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但是，一个作家要塑造出阶级特征鲜明而又血肉饱满、概括深广的人物形象，却不是仅凭一些常识性的概念所能办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除带阶级性外，还有多种多样的个性。另外，在人们的身上，还常常带着由于自己的生活环境、特殊遭遇所形成的各种独特表现，以及各种时代的、民族的特征，和从别的阶级那里所接受过来的影响。而这一切，又绝不是机械地相加在一起，而是血肉相连地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呈现着变化万千的姿态。因此，鲁迅先生在谈到人的性格时，曾说：“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1]
高尔基也说：“单靠‘阶级的特征’还不能烘托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物，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性格。”[2]
出现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正像在生活中那样，他们的身上既带着阶级的烙印，同时又无不极为清晰地呈现着各自不同的个性。即使是处于同一阶级、同一生活环境、甚至是出于同一娘胎也莫不个性分明、意态各殊。而且，那些人物的阶级特征，并不是粘贴在他们身上的附加物，也不是概念的图解，而是深透在他们纷繁多姿而又各有自己特色的声容笑貌里；有如水中着盐，初看似乎无迹，细尝则觉味在其中。
有一次，贾宝玉跑到王夫人的房里，看见王夫人在午睡，丫鬟金钏儿坐在旁边替她捶腿。贾宝玉便和金钏儿互相低声调笑，不想王夫人并没有睡着，猛然翻身而起，“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一个嘴巴子”，又指着骂道：“下流小娼妇，好好爷们，都叫你教坏了。”这样打过、骂过之后，又叫人来把金钏儿立刻撵出去。
于是，金钏儿抱着羞辱，一气之下，跳井而死。
金钏儿跳井自杀的消息，薛宝钗和袭人是同时听到的。但是，同一消息，两人听后的反应却很不同。
袭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反应是：“吓了一跳”；连忙问明底细，接着又：
点头嗟叹，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
袭人为什么如此悲伤呢？——原来，袭人的悲伤，并非出于女性的多感，而是来自敏锐的阶级同情。她和金钏儿本是同处于奴婢的地位，正是这“同气之情”，触痛了她的“物伤其类”之感。
是的，袭人又是一个向上巴结讨好、一心想当上宝二爷的“跟前人”的苦心奴才。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许多违反封建礼教的行为，也抱着忧虑的、不赞成的态度；深怕弄出甚么事来，有失“大家子的体统”，以至使出“娇嗔”箴劝的手段，还跑到王夫人那里去“献策”。袭人的这些表现，自然都是不可取的，应当否定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对这一人物并没有予以简单的、肤浅的处理。他一方面写出这一人物也信奉封建道德，不过她和封建主义的奉守者薛宝钗却又有所区别。
袭人虽然受到贾母、王夫人等封建主子的另眼看待，又得到宝玉待她“与别个不同”；但是，这些只能使她有了爬进统治阶级内部的希望，并没有在实际上根本改变她的奴婢地位。她依然要按照一个丫头的身份说话行事，不仅不能在同侪面前露出“与别个不同”之色，而且依然要小心翼翼地侍候着主子；一有疏忽，就要受到一个奴婢所要受到的待遇。譬如那一次，贾宝玉只顾看龄官蹲在花下画“蔷”字，淋了一身雨，急忙回到怡红院来，因嫌门开迟了，便对开门的人猛踢一脚，不想踢的正是袭人！这一脚，自然是踢错了。但当袭人被踢得口吐鲜血时，还装着笑，说是“好好的”，不敢有半点声张。甚至连宝玉叫人去拿药，也连忙制止，深怕“闹”出去惹人说她“轻狂”。
袭人所以要这样做，虽然也是为了怕自己落个“不好”；然而，她所处的丫头身份和地位，也不容许她不这样做。正是因为这种可悲的身份和地位，才使她一听到金钏儿死于非命，便立刻“不觉流下泪来”。
再看薛宝钗听到金钏儿惨死时是怎样表现的，问题就更清楚了。
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后，只说了一声：
“这也奇了。”
只这一句，曹雪芹便以十分简洁而又丰满的笔墨，深托出薛宝钗的性格。
为什么对于金钏儿的横死，薛宝钗只感到“奇”，而不像袭人那样地“不觉流下泪来”呢？这正是因为在薛宝钗和袭人之间存在着一条阶级的界线。（或者说，那一条界线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袭人和宝钗看成是“一样地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就会模糊了这条界线。而且，也忽略了曹雪芹刻画人物的精细和深入膜里。
正是因为还有那一条界线，才使薛宝钗不像袭人那样地和金钏儿痛痒相关。金钏儿的惨死，不仅没有引起她一点感情上的悲痛，相反地，却使她立即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上的关注，这就是和她有着密切的亲戚关系、身为荣国府的女主人、金钏儿的直接主子——王夫人。
最初，薛宝钗也许还不清楚这条人命是王夫人一掌打出来的，但由于人命是出在王夫人的房里，这使她敏感到和王夫人一定有些干系；而阶级的本能，更使她觉得虽可不必为金钏儿的人命落泪，却不可不为这条人命的主人担心。因此，她一闻死讯之后，便立刻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
这一切，在薛宝钗的心理反应上，只是一刹那间的过程。她当然不是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先在心里想好了，然后才那么说、那么做的。然而正是这样，才更见深入地表现出这一人物的阶级性。它是表现得那么自然、不着痕迹、而又充满她自己的个性特点。
再看，当薛宝钗来到王夫人的房里，王夫人正在那里“坐着垂泪”。薛宝钗一见这情景，便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坐下，装着甚么事都不知道的样子。王夫人终于问道：“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薛宝钗还是装着不知道的样子，答道：“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也把事情的真相隐瞒起来，谎骗她道：“原是前儿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一下，撵了她下去。我只说气她两天，还叫她上来。谁知她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于是，薛宝钗便“笑”着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这一段话，真是说得既使王夫人宽慰，又替王夫人恢复了“慈善人”的面目。至于投井，那完全是金钏儿自己的“糊涂”。
在这里，薛宝钗的阶级立场表现得多么清晰！然而又是多么深地掩藏在她所惯有的那种孝敬长辈、体贴别人的“贤德”背后。
不仅如此，当王夫人还是表示“心里不安”时，薛宝钗又说道：
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的情了。
这一段话，听去口气是那样温婉，然而又是多么森然！原来，在薛宝钗看来，一条丫头的人命，不过是“几两银子”就可以化解的事情而已。这和她的恶霸哥哥“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真不愧是一门而出了。
当然，薛宝钗和薛蟠又有所不同，她毕竟养在深闺，在她的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少女的特点，而且她还受到颇多中国文化教养，因此她不像薛蟠那样的恶俗，也不像凤姐那样的毒辣，而是在她的出身“皇商之家”的阶级本质上，始终蒙盖着一层“大家闺秀”的淑态懿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是这样深刻地写出许多自然生动、个性鲜明而又无不带着自己阶级印记的人物形象。以上所谈，不过是从极其丰富的描写中略举一例而已。
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必须透过他们各自复杂多姿的表现，去作深入的阶级分析。但是，如果仅凭一点粗浅的阶级概念机械地套用一番，又会走向简单化、庸俗化。譬如有人对《红楼梦》中的赵姨娘也怀着同情，就是一个例子。
从表面看来，赵姨娘在荣国府中处于无权无势、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挤的地位；但是，如果把她看成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这就背离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了。须知，人的阶级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互相转化。在《红楼梦》中，由于赵姨娘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阶级地位，成为一个“使三个丫头”的贵族姨太太。随着这一地位的改变，她的精神状态也跟着起了变化。譬如那一次为了“茉莉粉”的事情，赵姨娘找到怡红院里来闹事。袭人和芳官见她来了，都“忙起身让坐”，从这里也可略见赵姨娘的身份。再看赵姨娘将那一包茉莉粉摔到芳官脸上，手指着芳官骂的那一段话：
“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里花了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是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
看看赵姨娘这样的一副架势和口吻，哪里是什么“半奴才”的身份？在芳官的面前，又哪里显得有一点“卑下”？她明明在那里撑起主子的架子，用极下流的话来侮辱那个后来被逼得出家的芳官。事实是，在这个人物心中所盘算的，只是如何在贵族家庭里争权夺利，如何用“魇魔法”把贾宝玉等害死，以遂其“这家私还怕不是我们的”这一贪欲。所以，她和王夫人等人的矛盾，并不是主子与甚么“半奴才”的矛盾，而是丑恶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纠纷。
因此，我们说赵姨娘较袭人更是不值得我们同情的人物。不过，她们之间也有区别：一个是已经爬进统治阶级内部当上了“姨太太”，一个是有希望当“姨太太”但还没有正式实现；一个是已经“使三个丫头”，一个还不免被人当丫头来使。正是由于这样，袭人的阶级地位还没有完全转变过去。她和荣国府中的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人物，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是这种区别，并没有使袭人成为一个受人同情的丫鬟；因为在她的身上，攀附统治阶级的一面占了上风。但曹雪芹却能把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以及某些尚未丧失的阶级特征，纤毫不失地镂刻出来，这正显示出曹雪芹在塑造人物这一工作上是多么精工入微而又富有深度！
也许有人会问：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曹雪芹，他是不懂得阶级分析的；为什么也能把人物的阶级性表现得如此深刻呢？
这主要是因为：作家对他所描写的人和生活，有着深湛的观察和透彻的了解，并把它如实地反映到作品里。既然生活中的人是带阶级性的，那么写出了“真的人”（鲁迅语）的《红楼梦》，自然也就表现出人物的阶级性了。
总之，是生活，这个文学艺术的源泉，灌溉了作家的艺术天才。
不过，生活虽然帮助了曹雪芹的写作，但作家毕竟还不能从思想上用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原理武装起来，又由于作家和自己的阶级之间还存在着许多斩不断的联系，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理解所描写的人物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因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一方面对封建阶级作了深入的揭露，另一方面又对本阶级的由繁华而走向没落，流露着感伤的悲悼的情绪。对薛宝钗这类人物的贤”和“德”，也在一些地方怀着赞赏和同情。……
《红楼梦》所以不能除去这些阴翳，这固然是曹雪芹所出身的没落贵族阶级带来的局限，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局限。
一九六三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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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2] 《高尔基论文选》，2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