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散论之六

曹雪芹带着悲沉的感情,在《红楼梦》中写了许多“薄命女”。她们之中有的是小姐,虽然过的是锦衣玉食、画栋雕梁的生活,可是这“千金”之贵,并不能改变她们的悲剧命运。因为她们虽然生活在“花柳繁华”的大观园,却离不开“风刀霜剑”的封建社会。冷酷的时代气压,依然通过各种联系加到她们的身上,特别是加到那些不肯“随分从时”者的身上。

当然,在“薄命”的女子中,遭遇最惨的还是那些“身为下贱”的丫鬟婢女。她们除了深受时代的风霜以外,还受着沉重的阶级压迫。

表面看来,她们似乎在生活中也不乏欢笑。在荣国府的华堂绮筵旁边,她们曾和主人一同度过许多佳节良宵。在那些繁华场中,也夹杂着她们的笑语。甚至有时主人还和她们调笑取乐,充满了一片乐融融的气氛。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欢乐。因为当主人笑的时候,她们不想笑也得跟着笑;而当她们想哭的时候,却只能在背地里吞声饮泣。

例如芒种节那天,大观园里一片欢笑,都在忙着做“饯花会”,贾宝玉独自走过山坡,忽听得呜咽之声,心里立刻在想:“这不知是那屋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虽然贾宝玉弄错了,那是林黛玉在葬花,但由此可见:丫鬟们的受屈含悲,在荣国府里已成家常,所以贾宝玉一闻哭声才会立即产生那样的联想。

其实,把心里的委屈,悄悄躲到无人处去哭诉,这并不算甚么;最惨的还是在无人处毁掉自己的生命。金钏儿的跳井、鸳鸯的悬梁、更有晴雯的死亡……这些丫鬟都用鲜血写下她们“薄命”史上的最后一页。

与这些丫鬟的“薄命”比较起来,人们也许容易忽略了香菱。其实,曹雪芹倒是比其他丫鬟更为完整地写出了她“薄命”的一生。

这是《红楼梦》第一回就写到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第一次在书中和读者见面时,还是一个被奶姆抱在手中的三岁幼儿。这时,她的名字叫“英莲”。父亲甄士隐因为年过半百才生她,所以娇惯非常。不想在一个元宵节的晚上,家人霍启抱她去看花灯,把她丢失了。她落到那一黑暗社会的产物——拐子的手中。从此,这个被作者命名为“真应怜”(甄英莲)的幼女,便开始了她一生的“薄命”史。

曹雪芹为甚么一开卷就写了这个“薄命女”?这并不是随意安排,而是反映了作者对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极为重视;同时也为他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红楼梦》揭开了序幕。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曹雪芹接着又在书中写了英莲的一段“梦幻情缘”。原来自从她被拐走后,过了七八年“打怕了的”生活,又被拐子卖给一个对她一见钟情、并且“不以丫鬟相看”的冯渊。英莲正庆幸自己“从此得所”,谁知拐子把她一人两卖,引起另一个买主薛蟠的大怒;于是这个号称“金陵一霸”的薛家公子,一声喝令,便将姓冯的打死,夺了英莲逍逍遥遥地上京去了。

这就是《红楼梦》第四回中所写的——“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英莲到了薛家后,薛宝钗替她另取了个名字,即我们通常称呼的“香菱”。随着这个名字,她开始了“薄命”史的第二个阶段。

当她换了第二个名字在书中出现时,是在荣国府的梨香院中。其时,她还是一个“留了头发的小女孩儿”。周瑞家的拉着手问她几岁投身到这里?父母今在何处?本处哪里人?……香菱只是淡漠地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看来,从小的悲惨遭遇,已经把她的感觉磨钝了,以致提起这些往事并不见她有任何悲伤的表现,倒是惹得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反为叹息感伤了一回”。

香菱的“薄命”史中的第二个阶段,要算是比较好一点的阶段。这时,挨打似乎是少一些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她当了薛宝钗的丫头,一同搬进了大观园,和林黛玉等有了接近的机会。于是,沉睡在这个少女心里的文学才能,像被一阵春风吹醒。

林黛玉把她带进了一个诗的国土。在那里,她看到了许多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王维、杜甫、李白、陶渊明……

勤学和苦思,没有辜负这个少女对诗的渴求。她终于探索到了诗的秘奥,并用自己的语言颇有心得地说了出来:

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

不仅如此,她还把书上的诗和生活中的诗,通过自己的亲切体验融合起来。当她读了王维的名句“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便立即回想起那年上京途中村岸晚泊的情景……

诗,把这个“薄命女”的生活照亮了,同时也使她和艺术结下了如痴如醉的“情缘”。为了找到诗,为了寻求美,她常常“两眼睁睁,直到五更”,即使在梦中也不忘推敲字句;醒来更是“怔怔”的,“越发弄成个呆子”。

对艺术的苦恋,终于结出了果实。她写的诗,由“措词不雅”很快转为“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

这样的一个香菱,可惜她生长在封建时代而又沦于奴婢的命运;她那本可以放出更多光彩的诗心,也像她的“老师”林黛玉一样,只能弹射出几点火花,又倏忽消失在封建社会的长夜里。

学诗,只不过是香菱“薄命”史上的一段偶然插曲。然而,通过这一段插曲,曹雪芹却含义深长地指出:封建社会毁灭了妇女的一切,不但毁灭了她们的青春和爱情,而且还毁灭了她们的美的创造才能。

香菱和诗所结下的“情缘”,终于又被拆散了。随着薛家的喜事临门,她重新沦入悲惨的命运。薛公子娶来了“桂花夏家”的小姐,这是出现在《红楼梦》少女群中的一个独特人物。这一人物,除了有其本身的社会意义以外,还说明曹雪芹虽然赞美妇女,但并不是无原则地一概赞美;他也写出在生活中还有像夏金桂那样不美的女子,此人不但“内禀风雷之性”,而且还有一股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怪戾脾气,即不许人口中带出她的名字“金桂”二字;否则,“定要苦打重罚才罢”。

香菱碰到这样的一个横蛮小姐,真比落在拐子手中还要不幸。果然,夏金桂一进门,便认为她是薛蟠的“才貌双全的爱妾”而顿起杀心。她首先对香菱的名字就不顺眼,必欲除掉才痛快;因为在她看来,这个名字“不通之极”,理由是“菱角花开,谁见香来?”可是,颇有点诗人气质而又天真未脱的香菱,不懂得对这种似乎说得有“理”的批评,本可以一笑置之;她却从艺术的角度大论起“香”的各种韵味:

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它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花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

这一番话,虽然显示了香菱有一颗清芬四溢的诗心,可是却无一点逢迎讨好、看风使舵的“聪明”;再加她往下“说到热闹头上”,竟脱口说出兰花“桂”花等字眼儿来了!

这是犯讳,立刻被夏金桂陪嫁过来的丫鬟宝蟾指着脸数落了一顿。是的,爪牙有时比主子还厉害!不过夏金桂还是认为“香字倒底不妥”,非换不可,并问她“服不服”?香菱当然“服”,看她说得多可怜:

奶奶说那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那一个字好,就用那一个。

在那一个社会里就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智慧必须向愚蠢低头,美善只有向丑恶求赦。就这样,香菱又有了第三个名字——秋菱。同时也以这个名字为标记,开始了她“薄命”史上的第三个阶段。

以“秋菱”为名字的生活,是充满了打骂和屈辱的生活。

夏金桂接连使出又恶毒又卑鄙的诡计来折磨她:先是把薛蟠和宝蟾拉上肮脏关系,故意支使她去闯见以羞怒薛蟠,接着又装病诬陷香菱用符咒害她;于是薛蟠先用足踢,接着又用棍棒向着香菱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

全家都闹得惊动了。虽然悍夫泼妇的恶行人人可见,但罪过仍在香菱。薛姨妈立刻吩咐:“快去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

眼看香菱又要遭到第二次转卖了,幸亏薛宝钗出来阻拦,理由是:“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妈妈可是气糊涂了”。为了维持“皇商之家”的体面,香菱总算没有被再卖出去,但却永远被逐出了诗的国土。从此,她带着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过着抑郁而悲伤的日子,渐渐“酿成乾血之症”。……

香菱的“薄命”史,以后将要怎样发展呢?显然,这已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

可是,后四十回补书,却把夏金桂写成害人自焚,而薛蟠也“立誓”痛改前非,并把香菱扶了正,做了“大奶奶”。这样的处理,也许会使好心的读者为这个“薄命女”舒一口气吧,但这是廉价的安慰。它不仅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同时也使这一人物形象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大为减色,从而削弱了它所应有的动人力量。

当然,后四十回补书也有可取的地方,自是不应一概粗暴否定;但在香菱的结局问题上却是败笔。按照曹雪芹的原意,香菱的结局应该是: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乡。

这就是说:夏金桂的生,意味着香菱的死!

是的,在邪恶与卑污横行的世界里,自然不容许诗的存在,美的生长。同时,这也正是《红楼梦》反复向我们所展示的一个真理:在那一社会里,高尚的、美好的事物总是被损伤,总是被扼杀。诗意的心灵是多么感到窒息啊!可惜,曹雪芹没有来得及把它完全描写出来;否则,我们一提起香菱,也许会立刻产生像晴雯那样强烈动人的艺术感染吧?

不过,通过这个“薄命女”的三个名字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曲折而多难的一生。也许这一生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然而曹雪芹却只用了寥寥可数的几段文字(总加起来还不到一回篇幅)。虽然如此,这一人物形象却依然显得如此饱满,如此深刻。如果曹雪芹不是具有“铸鼎象物”[1]的艺术手腕,怎能达到这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曹雪芹通过这个一开始就在书中出现的“薄命女”,提出了时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妇女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发挥了《红楼梦》全书的基本主题——反封建主义。

在这部作品的深处,我们仿佛听到作家热情地在呼喊;他要求妇女的解放,要求“人的解放”(马克思语)。

* * *

[1] 这是脂砚斋对《红楼梦》的一句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