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涞水县北门经过东租、西租二村，远远望见西北一带丘岗起伏，和易县的泰宁山遥相连接，可是山势却异常平缓，自然无易县诸山巉崖插天森森可畏的景象。从南、北涧头，绕到石龟山的东北麓，达到水北村。顺着村南清水河，一直往西，渡过小桥一座，地势逐渐增高，约莫走了半里路光景，见南侧山坡上，建有正方形石塔一座，就是本文所述的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石塔。
塔东向，外观单檐四注，体积很小，除去正面的拱门两侧雕刻有金刚二躯（图版15a）以外，并在内部壁面上，浮雕佛像十余尊，可知当时此塔为兴福供养而建的成分，实占据多数。故与其称为“塔”，不如称为“龛”较为适当。然而塔身上唐先天元年所刻的铭文，又明明说“敬造石宝塔一所”，所以本文也只有沿用原来的称呼，不便强予改正了。
关于塔的历史，除塔本身留下一部分铭刻以外，各种方志中，简直无只字记载可考，然而以常理揣度，此塔建立当时，绝无孤立旷野中的道理。但是塔的附近，现在并无寺院建筑与碑碣一类的遗物可供参考。故本文对于塔的渊源问题，只得暂时保留，仅先就塔本身的式样、雕刻和年代、铭记等等，加以讨论。
外观
塔的外观由台基、塔身、塔顶和塔刹四部分组合而成（插图33）。
台基：
塔的台基，系用整块巨石直接安放于地面之上。现在因为四周麦田已经蚕食到塔的附近，致使塔基岌岌可危，亟待修理。此基石因受长期气候的凌砾，其北侧与东南角业已剥落不少，幸南侧还比较完整，可以看出原来形状为叠涩式阶基三层（图版15b）。
塔身：
塔身结构为每面仅用十二厘米厚的石板一块，至角以Square Joint（平头结合）拼合起来，异常简单。塔身表面除朝东的正面雕有塔门和金刚等外，其余三面几乎遍刻功德题名。门的比例，系高宽相等的正方形（插图33），与后来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所载的版门·乌头门制度，恰相符合。也许李书所载，即是唐制的延续。门的左、右、上三方雕有简单线条，殆表示门框之意。在门的下部，很忠实地雕出门限和门砧，疑从前曾装有门扉，但是门限向中点斜凹，两端近门砧处又各凿方洞一处，却不知是何用意（图版15a）。
门上浮雕的尖拱，只在外缘内镂刻线条一道或二道，未施联珠，形制十分简洁。拱的尖端仅雕兽首一具，在唐代遗物中，总算保存了较多的北齐手法。不过拱的下端，在北魏、北齐许多遗迹中，或用简单的旋涡文，或用忍冬草，或用龙、凤一类的装饰，手法异常自由。而唐代则用忍冬草者占多数，此塔即其一例（图版15a）。
门左、右两侧所雕二像，下部均承以浮雕的崖石。北侧者身着介甲，脚下踏有一兽（图版16c）。南侧者半裸体，自腰以上和自膝以下，俱露出隆起的筋肉（图版16d）。此二像即热金刚神（简称金刚），也就是仁王尊（简称仁王或神王）。因为在释籍中，金刚和仁王本来就是同物异名。如河南安阳县宝山灵泉寺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开凿的大住圣窟，其门外二像，一题“那罗延神王”，一题“迦毘罗神王”。而那罗延即是梵王，在《大宝积经》内，又称金刚力士。故《佛学大辞典》释为：
“仁王尊或作密迹菩萨，密修力士，执金刚神，那罗延金刚，寺门左右所置之阿、吽二像也”。
此外，唐高宗咸亨三年至上元二年间（公元672—675年）开凿的洛阳龙门奉先寺（俗称“九间房”），除去主要的卢舍那佛、二菩萨及迦叶、阿难以外，复雕凿四像分立南、北二面。每面靠西边的一尊，皆作武士装束，足踏鬼类。其余二像，则系半裸体、赤足（图版17g），与此塔所雕的大体符合。但是《大卢舍那像龛记》仅笼统说“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并未指出四像之中，孰为金刚，孰为神王。
关于金刚的形制、服装和所持武器，可以追溯到云冈中部第四洞和第五洞的雕刻。第四洞者，雕在内室入口两侧，可惜现在大部毁坏，仅余头部与右手所持之叉。第五洞者作武士装束，位于内室门罩两侧，一手挽戈，一手持剑，左右相向，完全取对称形式（图版17a）。其后宝山大住圣窟隋开皇石刻（图版17b），即以此种姿势为基本概念，而局部雕饰则更加写实。此外不着武士服装的，在北魏末期亦有二例：一为龙门西山北部第三洞（即潜溪寺宾阳洞）门外北侧者，左手执金刚杵，衣装服饰与洞内的其他佛像类似（图版17c）；一在巩县石窟寺第四洞门外东侧，左手柄剑，神情古朴，很有汉石刻余意（图版17d）。但是后一类的金刚，在隋、唐以后尚未发现过；金刚杵和叉、戈三种持物，亦未见于唐代雕刻中。
半裸体的金刚，产生比较稍晚。最早的例证见于龙门西山南部第二十一洞。此洞具有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和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三年（公元527年）铭文数种。所雕金刚位于洞内南、北二面佛龛的两侧，皆未着上衣，且在飘曳的裙褶内，露出裸腿，乃过渡时代极重要的证物（图版17e）。其次则为河北省磁县南响堂山第七洞门外两侧的金刚，一手持剑，上身和腿部，俱皆裸露，姿势权衡，异常雄浑（图版17f），后来天龙山和龙门许多隋、唐同类的作品，虽大都祖述此种式样，但筋肉的表现却未免过于虚矫紧张。
此外尚可注意的，即唐以前的金刚，很少在同一建造物内发现两种式样不同的服装。唯唐代遗物中，才有着介甲的与半裸体的各占半数的现象。不过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建造的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西天中台石塔，却是一个例外。
塔顶：
塔身之上未施斗拱，仅仅用扁而宽的檐椽和飞子各一层向外挑出。在断面上，檐椽保持水平形状，飞子前端则略向上反翘，二者的水平长度约为四与五比例（插图34）。其排列方向俱与塔身成90°角度（插图33），和河北省定兴县石柱村北齐天统末年建造的标异乡义慈惠石柱，及日本飞鸟时代的木建筑完全一致。角梁亦为二层，但仅仔角梁前端镌刻兽头（图版16a）。
檐端反翘的形状，在檐部中央部仍使用直线，至两端最末的二瓦垄，才微微翘起（插图33）。瓦垄排列的间隔比较疏朗。瓦当表面雕六瓣莲花纹，乃南北朝、隋、唐间惯用的式样。勾滴上、下缘采用平行曲线，也是当时极通行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清代花边瓦的前身。垂脊前端所雕兽已大部磨灭；再前饰筒瓦二枚，瓦之前端，向上微仰（图版16a），俱与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及开封河南博物馆所藏的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石刻一一符合。依据以上三种证物，我们可以推测南北朝末期至唐中叶一百四十余年间，河北、河南一带的屋顶瓦饰并无很大的变迁。
塔刹：
塔顶上的塔刹，为先在石造塔顶上安放九厘米厚的方砖一块，不与其余各部分所用的材料调和，很像后代修理时换置的。方砖之上施有石质的山花蕉叶（图版16b），其比例笨重，描线古拙，远不及塔内佛像雕刻的精美。可是花纹轮廓与房山县云居寺唐景云、太极、开元年间所建的诸塔，并无二致；并且在山花蕉叶之上，施有和云冈石窟内浮雕的刹，极相类似（插图33），故此部决为当时建造的原物。覆钵中央，留有直径28厘米、深20厘米的圆孔一处，自此以上，已完全毁坏。但依据社友艾克博士所调查的房山县云居寺小西天中台石塔（图版19d），似乎在覆钵上面，应有宝瓶形状的刹，而宝瓶表面还浮雕表示相轮意义的线道二层。也许前述覆钵上面的圆孔，就是装设此项宝瓶的榫眼了。
内部
塔内的雕刻，在正面壁上浮雕一佛二菩萨像（图版18a），虽然面部业已毁损，但如与同时代的云居寺诸塔比较，则此塔中央一像，更显得全体构图和各部分权衡比例，都异常清秀简洁。尤以略近平行线的湿褶式衣纹，能在流畅的线条中，保持刚劲的作风，极为难得。下部的须弥座，在莲瓣上施地栿、叠涩，与刻有壸门式花纹的束腰。束腰以上，仅仅施仰莲一层，便直接雕刻佛身，也与龙门石窟中许多唐代佛座同一手法（图版3a）。
此三像的上面又雕有小像二尊，其一侧身左，微举一手；另一尊双手前伸，身躯向后微仰，婉妙灵活，栩栩如生（图版18a）。又南侧壁面上，浮雕菩萨一、供养人物三（图版18c）；北侧菩萨一、侍像二（图版18d）；其中菩萨的姿势，婀娜自然，带有很浓厚的写实作风，而线条则已达到愈简单愈圆熟的境界，不失为唐代浮雕中的能品。
上部之覆斗状藻井，四周使用斜面，至中央覆以平顶，完全袭用敦煌、天龙山等处石窟的方法。
铭刻
塔外部壁面上，镌刻施造僧俗人名极多；其中关于此塔的建造缘由，则刻在塔正面的尖拱上面，原文如次：
“奉为大唐皇帝皇后，七代存亡，遍及□□，敬造石宝塔一所，普遍供养佛。”
“□□寺僧智满、比丘僧令监、魏英武书撰，郑县禅通寺僧□臣。”
在尖拱的北侧又有文字如下（图版19a）：
“易州涞水县遒亭乡水东邨并诸方道俗等，同心奉为国主、帝主、师僧、父母，普沾法界，敬造石宝塔一所。先天元年八月八日建立。”
“遒亭乡首望刘定国供养。都匠马龙，山匠王忠言，匠马口七，□像匠宋文国、像匠□守贤等供养。”
根据以上铭刻，知此塔系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涞水县遒亭乡刘定国和诸方僧俗为国主帝主师僧父母祝福而造的。按是年本为睿宗太极元年，至七月壬午，始传位玄宗，改元先天。此塔建立约在改元后一月，所以铭文中所刻的年号与史籍所载适相符合。又自高祖起，历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至玄宗共计七主，故有“七代存亡”之语。可是塔身遍刻僧俗施主的姓名乃无一语说明此塔属于何寺，极不可解。
铭文中所载的匠工有“都匠”、“山匠”、“匠”、“□像匠”四种。据唐·柳宗元所著的《梓人传》：“都匠”应是“都料匠”的简称，也就是总揽一切工程的首领。其下的“匠”大概指制作塔的石工；而“□像匠”则指镌刻佛像的专门工人而言。
此外背面石壁靠南面的角上又刻有：
“重熙六年（公元1037年）二月二十二日重修”十余字。知辽代中叶兴宗时，此塔曾经修理一次。不过就塔的式样和雕饰来观察，也许当时修理范围，只限于最易毁坏的刹顶一部分而已。
式样的检讨
此塔的式样，在唐代遗物中，有房山县云居寺小西天中台石塔（图版19d）和斯坦因氏（A.Stein）所著《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Painting》内敦煌千佛崖壁画（图版19c）可供参考。前者在云居寺一大群唐中叶所建的石塔中，独它一处无年代铭刻，但是塔的形制和细部雕饰，几与此塔一点不差，毫无疑问可决为盛唐遗构。后者在正方形木建筑的屋顶上面，再加刹杆、相轮，显然与前述云居寺石塔同自我国亭式建筑演变而成。至于形制以外的建造意义，此木建筑极似一种小型佛堂，与日本奈良时期法隆寺梦殿属于同性质的建造物。而本文所述及的水北村石塔和云居寺石塔，都在内部雕刻佛像，是以兴福供养而建造的成分居多。故不论其为木造的佛堂，或石造的佛龛，它们的外观、用途和建造的意义，都是在同一概念之下发展出来的。
以上系就唐代单层单檐亭式塔的遗物来讨论，如果根求此类塔的形制和雕饰题材的来源，不能不追述北魏中叶以来的墓塔和其他北齐石刻的式样。不过此项墓塔的产生经过，著者等在本辑概说内业经讨论过一次，此处不必再提。单就北魏以后的演变来说，现在国内遗物，要以云冈中部第二洞支提上层四隅方塔的四隅小塔（图版2h），和中部第九洞的浮雕（图版2i）年代最古。它们的特征，系在方形塔身的四面镌刻圆券门，其上施水平横板，板的两端雕有山花蕉叶，类似希腊殿堂上的Acroterion。再上施覆钵、宝匣、山花蕉叶、相轮、宝珠等所构成的塔刹。此种式样虽然在后代还可发现，但是具有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造像铭文的山东历城县神通寺四门塔(1)（图版10b，插图30），已经用叠涩式的出檐和反叠涩式的四注塔顶，代替水平横板及半圆形的覆钵，似已暗伏下后来改用中国式瓦葺塔顶的动机了。果然在天龙山初唐开凿的西部第四、第五两洞之间，有摩崖墓塔一座，使用了我国反宇式的塔顶（图版19b）。故就形制上的演变来说，自北魏墓塔的浮雕，经过一度修改，变成东魏的四门塔，到唐初——也许事实上比此稍早，再受到中国式建筑的感化，遂产生涞水、房山等处单层单檐亭式塔的式样。
至于塔身门拱及佛像、藻井等等局部手法的意匠和布局，令人联想到在时间上仅早百六十余年的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此一群石窟内，年代最早的是东部第一、第二、第九等窟，系北齐所建。石窟的正面，多数设有走廊。廊内中央，雕有尖拱式入口，两侧镌刻金刚各一尊。门内开凿略近正方形的小室一间，壁面上镌刻佛像，上部覆以周斜中平的覆斗状藻井。它们虽与本文所述的水北村石塔，体积大小殊悬过甚，但除去前部走廊以外，它们的平面配置和佛像、藻井等等的区布方法，却能大致相同。故可知构成此塔塔身的基本观念，在南北朝末期早已成立了。
此外塔身正面门洞上浮雕的尖拱、兽首和门两侧的金刚二像，又与Törg Trübner氏携归欧洲经Otto kummel氏发表的三件北齐石刻（图版19e）十分接近。此石刻的尖拱与拱上的龙、兽首和肥硕的莲花纹，以及门旁的金刚、狮子等等，无一不与南、北响堂山雕刻同一形态，足证确系北齐作品。由此证明水北村石塔的fa ade，完全遵循北齐以来的方式而未曾改变。只可惜此三件石刻的顶部，现在均已遗失；拱门内的情状也无法推测，否则大可断定此类小石塔在北齐业已产生了。
（此文于2006年在北京中国文物研究所库房中被发现，同时还有《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定县开元寺塔》、《苏州罗汉院双塔》等文稿，均系刘敦桢先生在1936年前后的著作。而梁思成先生的《山西应县木塔》原稿也同时再现于世。据整理者考证，它们都属于中国营造学社准备刊行的学术专集《佛塔》的内容，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及最后杀青及刊行，并导致文稿长期失踪。这次它们重见天日，乃是建筑史学界中的一大幸事，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为此，特对大力协助并无私提供上述影印稿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张廷皓所长、杨新、查群女士和刘志雄先生等有关人士，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由于若干尚未得知的原因，本书中最后四篇稿件原附的插图和照片大部现已无从觅得。为了保持文稿原貌，除了将残存之若干插图刊出外，对文中之其他图版号及插图号仍予保留，希望它们能够在日后被发现，并再行补入，以成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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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理者注：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已被确定建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