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弱点
1947年的夏天，第二次大战结束快二周了，苏格拉底看见世界问题集中在东方，忽然动了念头要看看中国，于是以一个普通游历者的身份，乘飞机到了北京。他并没有引起这座文化城的注意，没有人到机场去欢迎，也没有人开会请他演讲，他也没有在北京饭店下榻，只悄悄地投宿在沙滩附近一家小公寓。有一天傍晚，他逛到隆福寺看庙会，正和一位卖鸡毛扫帚的谈这年头的物价和生计，惹得一群游手好闲的围着看热闹。恰巧林老先生和禇教授逛旧书店，路过那里，不免动了好奇心，驻足看了一看。褚教授看愣住了，他陡然想起柏拉图在一篇对话里所写的那位鼻孔朝天、张着大嘴而自夸为希腊美男子的，便上前问道：“先生莫非是苏格拉底？”那外国人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苏格拉底就是我。”林老先生听说是苏格拉底，吃了一大惊，连忙向他打恭作揖。三言两语之后，二人和苏格拉底一见如故。褚教授说：“敝寓离此不远，苏老先生可否同林老先生进去坐坐？”这邀请马上被接受了。苏格拉底爱走路不爱坐三轮，三人便沿着弓弦胡同和景山大街走去。夕阳照着故宫的红墙壁琉璃瓦，凉风掠着人行道上的槐树，一阵阵吹去，各样车辆和各种人物在街上往来奔走，这世界的色彩显然不很单调。苏格拉底常陡然在街心站住出神，害得林，褚二人连催带拖地才把他带到褚教授的小书房。褚教授记起苏格拉底会吃酒，便摆出几碟菜，一壶白干，他发现《会饮》所记载的不是虚传。微醉之后，林老先生便提出时常压在心头的那个大问题来请教。
林 您到中国，时机真不凑巧，刚逢着时局很不宁静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中国前途暗淡，苦闷得很。我希望您发表高见，让我们知道怎样才可以度过当前的大难关。
苏 这正是我要向诸位请教的。我初到贵国，情形不熟，在报纸上也常看到关于中国的话，而报纸上的话大半带有宣传意味，不足为凭。我这次来，就想亲眼察看事实。一个乱国好比一个病人，诊治一个病人，我们首先必须认清病的征候，其次须断定病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照您说，中国的病象很深沉，它的征候究竟如何呢？
林 征候是很明显的。就政治说，政府腐败，官吏贪污。机关名目多，计划法令多，结果只是劳民伤财，没有一件事切实做好。加之国内有两个大政党，都不体念人民的痛苦，一味用私心，逞意气，打过来，打过去，未建设的无从建设，已建设的尽行破坏。就经济说，战后民生本已凋敝，又加上内战连绵，生产停顿，消耗增加，重要的供应品都仰给于外国，入超愈大，外债愈多，通货愈膨胀，豪门和富贾又用尽垄断的伎俩，使一般老百姓的血都被榨干了。您说这情形一直拖下去，中国如何得了？
苏 在紊乱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免有这种情形。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这情形似乎也常见。在我们西方，这情形不会持久，因为政府建筑在人民的意志之上，而人民不会甘心长久容忍政府蹂躏而不起来革命。据我所听到的，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这是一个极大的力量，他们就会甘心让现在腐败情形延长下去吗？
褚 唉！别再谈中国人民！他们一向是些可怜虫，驯良得可怜，也愚蠢得可怜。像虫一样，他们辛辛苦苦地谋他们的简单的生活，遇着顽童来戏弄，他们先也设法逃避，到逃避不了，便在践踏之下抽一抽筋结果了生命，反正这都是天意。都是命定。听天由命是他们的最后的人生哲学。政府是天高皇帝远，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只有俯首帖耳，接受已成的事实。政府反正只给他们麻烦，为免去麻烦，他们愈少和政府打交涉愈好。谁能希望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影响政府的力量呢？
苏 一般人民都是让人牵着鼻子走，尤其在中国这种庞大的国家，大多数人民没有受政治教育，这倒不足为奇。在任何社会，开导风气的，这就是说，影响实际政治的，都是少数知识分子。你们的孔夫子老早就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我很相信这句话。你们的中国社会素来尊敬士大夫，一般人民都是惟贤士大夫马首是瞻。我看中国报纸，也常提到“社会贤达”这些社会贤达在干什么呢？
褚 苏老先生，您这一问更叫我们惭愧了。在今日中国，贤者不达，达者不贤。打贤达招牌的心眼里也还是官阶和势利。有官有势了，他们也就同流合污。原来多数贪官污吏也就是由贤达起来的。
苏 我看褚教授这话太愤激也太谦虚。到处都有坏人，到处也都有好人。比如说您二位自己，你们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妄自菲薄，说自己不是社会贤达，你们尽了什么力量来挽救中国呢？
林 您这话固然是当头棒，令我们羞愧万分。但是您得知道，好人都洁身自好。现在中国官场已经只是藏垢纳污的地方，谁插脚进去，谁就要变成坏人。否则，根本插不进脚，或是纵然插进去就被挤出来。所以在目前中国，是好人就不肯问政治，肯问政治的纵然想做好人也势有所不能。洁身自好的谁肯睁着眼睛跳下泥潭呢？
苏 我老是惊讶中国怎样就会弄成这个局面，原来诸公都在洁身自好。传说中国有两条河，一条水全是浊的，一条水全是清的，两条河并流而不相混，清的固然永远是清的，浊的也就永远是浊的。这仿佛有一点像中国社会。但是，我所担忧的是清水虽然不扰浊水，浊水恐怕要混入清水。中国不是又有“泾以渭浊”一个传说么？诸公在讲“自好”，恐怕到头来“洁身”也都大有问题。个人的洁浊事小，整个社会的洁浊事大，禇公都在袖手旁观，中国社会不就永无澄清的希望么？
褚 这话也难说。历史常是循环的，物极必反，一个社会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总得要变，既不能变得更坏，那只有朝好的方向去变。有些哲学家以为任何社会都潜伏着自身改变的种子，恶因可以产生善果，这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力本来很强，历史上我们已经过无数的类似的难关了，可是终于度过。这正是《易经》所谓“否极泰来”，诗人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可能地我们目前的“山穷水尽”已潜伏着未来的“柳暗花明”。
苏 褚公的这种自信，很可佩服。我是西方人，头脑很简单，对于你们东方的这套天命哲学还要另找一个机会详细请教。我不能想象到一块静止的石头怎样能自己动起来，或是一棵枯死的树怎样能自己活转来，也就不能想象到一个腐浊的社会怎样能自己变澄清。您提到历史，依历史的教训，许多坏到极顶的社会，像古代的希腊、罗马的希伯来，中世纪的罗马教皇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以及近代的帝制的法国、俄国和你们亲眼见封的满清，都倒塌了，灭亡了。已经倒塌的就不会再起来，继之而起的是另一种社会，另一个民族，另一种力量。归根究底，一切都还靠人的努力。比如说你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的兴废，您看那一朝真正是应天运而不由于人力呢？
林 人力固然要紧，可是大势所趋有时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中国目前的病根不仅在自身腐败，尤其在外来的压力太大。从满清末年以来，我们常在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到现在已失去自主的能力，一切都在受外国人的支配。比如说眼前的僵局，和是和不了，战也战不了，原因就在美苏两国在背后玩把戏。美苏不和，我们和不了；美苏不战，我们也战不了。结果我们只有拖，让老百姓们一直不断地受苦受难。
苏 依我看来，这种世界大势观骨子里还是一种命定论。请问，美苏两国怎么就能支配中国呢？中国怎么就受美苏支配呢？难道这都是天意注定的？
禇 这当然有长久的历史，非一朝一夕之故。
苏 那么，历史就是天意注定的？
林 归根究底，还是我们中国人的质料太坏。
苏 中国人在历史上所表现的也并不弱似哪一个民族呀！
林 中国这个民族实在是太老了，暮气已深，拿不出坚强的力量来应付目前的复杂艰难的局面。
苏 说到民族的老幼问题，我们谁知道那一个老，那一个幼？大家还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说，你们中国边疆的民族，未必就比你们汉人年轻。严格地说，老幼并不能指一个民族来说，只能指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一个文化有老幼，但不一定就依老幼定高低，一个老文化也未必就衰弱。诸位也许知道，今日西方的文化在大体上还是古希腊和古希伯来，听遗传下来的，尽管它经过很大的演变。总之，民族无所谓老幼，文化不一定因为老而就有暮气。一个文化使一个民族显得有暮气，那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本身有毛病。
林 对呀！我就常这样想，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它借以生存的潜在的力量。到了它难于生存，而它的文化不能挽救它的厄运，这就足见那文化自身有弱点。所以中国现在的腐败情形，就是中国文化弱点的暴露。
褚 “文化”这个名词未免空洞。
苏 是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名词弄清楚。其实这并不难，我们可以拿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非洲人来比较，他们生在不同的社会里，便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那些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并非某一个社会分子所特创的或独有的，它们是一个社会根据长久的经验与长久的探讨所逐渐形成的，一个人投生在那个社会里便不知不觉地受它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所熏染，逐渐养成一个那个社会模型的人，与另一社会模型所养成的人不同，他对于做人处世另有一套看法，也另有一种做法。这种对于个别分子有熏染性的传统的集团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便是文化。“文”是体，“化”是用，“文”是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化”是对于个别分子熏染的效果。
林 换句话说，文化就是我们中国先圣先贤所着重的“教化”或“风气”。
苏 是的，也就是我们西方人所常说的“传统”或“社会的遗产”。
褚 我还不明白这老玩意儿与我们当前的艰难局面有什么关系。
苏 就是这老玩意儿形成了现在的中国人，也就是这老玩意儿酿成了现在的中国社会腐败。林老先生方才所说的话实在不错，中国人的质料太坏，现在的中国腐败情形就是中国文化弱点的暴露。
褚 中国人的质料究竟坏在那里呢？中国文化究竟弱在那里呢？
苏 这就是根本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归根还是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弱点形成了中国人民的弱点。不过，我们暂时姑且放下中国文化的弱点，先来检讨中国人民的弱点。在诸位看，中国人民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褚 那当然是贪污，个个人都想占一点非分之财，满足他的低等欲望。
苏 一个人何以要贪污？
林 这往往也怪不得贪污的人们，现在生活太艰难，工作的报酬太低，逼得许多人非贪污不能过活。
褚 这也不尽然。如今最贪污的人都是最有钱的人。他们的生活本已不成问题，就是穷奢极侈也还办得到。可是愈有钱的人就愈爱钱，愈爱钱的人就愈不择手段去抓钱。
苏 他们要过多的钱去做什么用？
褚 有钱才能有势，许多大官贪污，是蓄积政治资本，可以用来贿赂其上的，收买在下的。
苏 用贿赂收买去攫取权势并不是一条正当的路，他们为什么不凭学识与才能呢？
褚 苏老先生，您这个问题就显得有些迂腐了。没有学识才能的人也还得要权势，用钱去买，虽不是一个正当的路，却是一个简便的路。
苏 怪不得，人人都说中国人聪明，他们会走简便的路。但是？我还得请教，为什么不走正当的路而走简便的路？
褚 走简便的路要省事些，用不着出那么大的力。
苏 那么，贪污是因为要省事，不肯出力。
林 还有些人贪污是因为现在中国社会动荡得太厉害，今天保不着明天，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所以要抓一点钱防未来的饥寒。
苏 那倒是深谋远虑，正如犹太人的《圣经》所赞扬的蚂蚁，积谷防冬。
林 还要留给子孙。
苏 那也是一片好心肠。用贪污的方法积下钱来，留给自己将来，或是留给子孙用，是否就绝对有安全感呢？
褚 至少是钱还留在腰包的时候。
苏 它留得住，留不住呢？我想到昨天在一座古老的房屋里所看到的一根木柱，柱里面全是蚂蚁，每个蚂蚁都在尽力蛀那根柱子，把它蛀得空空的。到后来那柱子只有倒塌，那些蚂蚁也无可再蛀。我想这根柱子正如中国，而中国人民全是蛀柱子的蚂蚁。可惜的是那里只有那么一根柱子，蛀完了就完事大吉。
林 您这个比喻一点也不错。中国人民应该学的是酿蜜的蜂，而他们实际所做的是蛀柱子的蚂蚁，不努力生产，只在消耗。
苏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禇 还不是像您方才所说的，走简便的路，要省事，不肯出力！换句话说，懒惰！因循苟且！
林 是的，我们中国人的病根就在这里。所以贪污不除，中国永无翻身之日。
苏 病根并不在贪污，而在中国人性中的因循苟且。这一层除不了，贪污也就除不了。贪污只是因循苟且的一种征候，贪污只传染了一部分中国人，而因循苟且却根深蒂固地潜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褚 您这句话似未免过火一点。您似乎放弃了您一向冷静客观的态度。和中国人说话，也学得中国人的笼统和武断。怎么全中国人都是些坏蛋呢？
苏 不，我早就说过，到处都有坏人，到处也都有好人。你们的好人也还是要省事，不肯出力，懒惰，因循苟且。
褚 请把您的话说明白一点。
苏 你们的洁身自好就是你们的因循苟且。你们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所属望的救星，而你们袖手旁观政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人民的愚蠢，整个国家的危亡，心里毫无所动，只拥着清高的地位，自美其名曰“洁身自好”，问其所以然，还不是要省事，不肯出力！还不是懒惰和因循苟且！
褚 话也不能这么说。于今社会复杂，一切要分工合作，一个人不能骑两头马，我们是在办教育。教育也还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您老先生须得承认。
苏 我并不否认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假如你们把教育办好，中国就不会弄成现在的局面。可是，你们只是借教育这个职业来维持你们的可怜的生计，自己没有在学问思想上努力，更没有在做人方面努力，种瓜得瓜，所以你们的青年也不像有朝气，都在彷徨无所归，甚至受社会的恶影响腐化。
褚 您的话说得很直爽，但是，我们也有苦说不出。生活的压迫是这样重，时局是这样动荡不宁，我们未尝不想尽一份力量，可是力不从心，环境的搅扰太多了。谈到青年，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已脱了节，我们有话也说不入耳。
苏 这究竟是谁应该负责任呢？
褚 都是一些干党干政治的人，他们利用学生们作他们的工具，叫他们宣传呀、组织呀，发动学潮呀，以至把学校弄成不是读书的地方，而是政治斗争的场所。
苏 你们设法制止没有？我以为这是力量的比较，外面的力量压倒了你们，足见你们的力量太小了。
禇 在今日中国，少数人的力量确是微弱。
苏 我已经说过，在中国社会领导风气的一向是少数知识分子。现在，少数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能领导风气，那就足见他们没有尽他们的力量，负起他们的责任。他们还是误于因循苟且。对不起，我的话说得太直率了，但是，我一向不肯说谎话，而诸位所要听的也不是谎话。
林 我们很感谢您以真心待我们，您的话都是对的，我们中国人大半太懒惰，太因循苟且。不过，依我看来，我们的毛病还不仅此，最大的毛病还在自私。唯其自私，所以坏人贪污腐败，好人只求“自扫门前雪”。旁人的痛痒不能成为自己的痛痒，所以同情心和公益事业在中国都说不上。民主难得实现，病根也就在此。大家都抱个人主义，固执己见，爱争吵，难团结，四万万人只是一盘散沙。您如果仔细观察，便可以看出中国一切事之糟就糟在自私。
苏 自私诚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我们须得研究：自私是不是最聪明的打算呢？
林 自私的人大半很短见，只看见自己看不见旁人，只看见小处看不见大处，只看见现在看不见未来。比如说，现在中国贪污的情形，大家都贪污，势必把整个国家弄垮台，整个国家垮了台，贪污的人也就同归于尽，这是很显然的，而自私的人却不肯或是不能看这么远。
苏 对呀！自私的人都像传说中的鸵鸟，猎户快追到身边来了，把头埋到沙里，以为那就是有安全的保障。人生来有维护个体生命的本能，就生来是自私的。可是，有聪明的自私，有愚蠢的自私。聪明的自私是博爱，是急公好义，大家都享福了，我自己自然也就享福。愚蠢的自私是损人利己，坏团体以求个体的安乐，团体坏了，个体自然也就安乐不了。您说中国人的自私属于那一种？
林 当然属于愚蠢的一种。
苏 中国人在各民族中是以愚蠢显著么？
褚 据一般人的统计，中国人的智力相当高。
苏 我看中国人是极聪明的。极聪明的人偏做极愚蠢的事，这是什么道理？是由于他们不能思想，还是由于他们不肯思想？
褚 我看是由于不肯思想。
苏 您看得对，中国人只是不肯思想，不肯彻底地思想。安于短见，爱打小算盘，爱占小便宜。他们为什么不肯思想呢？
林 还是由于您所说的懒惰，因循苟且。
苏 一点也不错。自私的根源还在不肯朝深处想，还在懒惰，因循苟且。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的讨论作一个结束了，中国人的一切毛病都要归原于懒惰，因循苟且。这一点诸位该同意？
林 同意。
苏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人何以这样懒惰，这样因循苟且呢？
褚 这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大家相习成风，便不觉得这是一个毛病。所以人人都染上这毛病而不自知。
苏 这“社会环境”四个字似太笼统，如果它指社会的繁荣或紊乱，如果说过于逸乐的环境容易使人懒惰，那么中国整部历史是一部不断的天灾人祸史，我们就不能取这个意义来说中国人的懒惰由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如果说社会环境就是社会上懒惰的风气，那风气如何起来就还要待解释。
林 这问题就不容易解答了，也许中国人的生性原来就是懒惰。
苏 谈到生性，人类原来都差不多。而且中国民族在过去历史上所表现的有许多艰苦卓绝的成就，无论是在学问或是在事功方面。就是说现在，大多数乡下农民还是能耐劳耐苦，只可惜他们没有受教育，没有能力或机会去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在中国，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的还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害病最重，流毒也最深。他们是开创风气的，我疑心因循苟且的风气也是由他们播下种子。所以问题就在中国士大夫阶级何以养成懒惰或是苟且因循的风气。
林 士大夫是直接受文化影响最深的，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恐怕病根就在文化本身吧？
苏 我也疑心到这一点。不过，中国文化在哪一方面有毛病呢？
褚 我倒有一个想法。所谓懒惰或苟且因循是朝抵抗力量最低的路径走，是不肯正面直视困难而拿出力量来把它克服，是迂回逃避，得过且过。所以它是力量贫乏的表现。一个人到了紧要关头，硬着头皮说：“不怕，我来冲将过去！”这要一股劲儿，要一点意志力。许多中国人的毛病正在要下决心的紧要关头，鼓不起那股劲儿，拿不出那点意志力。原因还在他们的体力太弱，生命力不够。说来说去，精神上的懒惰还是由于身体上的羸弱。中国士大夫阶级大半是文人，而“文”与“弱”在中国向来是联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开了懒惰的风气，并不足为奇。
苏 褚教授这番话倒很有意思，也许那竟是一部分的原因。不过这一说唯物主义的气息很重，我还有一点怀疑。十字架上的耶稣并不是一个强壮的大汉，而许多中国贪官污吏倒是肥头胖脑，长得挺结实。
林 您提起耶稣，我倒想起一个答案。中国文化的弱点恐怕就在不看重宗教。中国文化向来只看重伦理，它是现世的，实用的，只打眼前盘算的，纯由理智出发的，不带一点奇思幻想，也不带一点激烈的情操。它彻头彻尾是一种温和的尘世主义。所以中国人遇事都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宗教的热忱。褚教授所说的力量的贫乏正是宗教热忱的贫乏。临到决定是非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没有一点宗教热忱去鼓动他说：“我要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只马马虎虎地混将过去。这正是您所谓因循苟且。
苏 我们的谈话愈来愈有意思了。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中国文化问题，而是整个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了。这就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它是情感呢，理智呢，还是情感兼理智呢？在林老先生看，它是情感，是不是？
林 问题不这样简单，姑且说“是”罢。
苏 我不愿把柏拉图所记下来的我的许多谈话再复述一遍，且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您如果痛恨一个人，巴不得马上就把他杀死，是不是？
林 有时是这样。
苏 假如您本着一肚子忿怒，毫不迟疑地真把他杀死，您的行为的原动力是您的情感，您的恨和怒，是不是？
林 是。
苏 可是通常您痛恨一个人，是否马上就把他杀死呢？
林 这却不然。我得四面八方地思量一番，想一想杀了他，我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在道德上是不是一件亏心事，或是他真该死，我是否不亲自动手，要到法庭上去求一个公平的处理。
苏 您这样想来想去，您就把杀他的念头暂时放下了，是不是？
林 自然如此。
苏 那么，您的理智节制了您的情感，您停止杀他那一个行为的原动力是您的理智还是您的情感呢？
林 那当然是理智。
苏 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之下，您的情感对，还是您的理智对？
林 在文明社会里，应该说理智对。
苏 一切人类行为都可以由此例推。我们应该说，在文明社会里，行为的原动力往往是，而且也应该是理智，而不是盲目的情感。人类和其他动物，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都在此，等级愈低，愈少理智的节制，愈容易受情感的冲动。您方才提起宗教，假如宗教也还是要拿理智节制情感，它就和哲学原无二致；假如它提倡信任盲目的情感，那是回到禽兽和野蛮状态。事实上确有一些宗教要人趁着热血来潮，本着盲目的情感，去杀人，去做其他无意义的事。这是狂热主义（fanaticism）。人类在以往走过许多错路，做过许多坏事，就由于这狂热主义在作祟。最近的例子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他们要违背人性，发挥兽性，所以都受了他们所应受的惩罚。我看你们中国现在许多作政治斗争的人们也还在蹈以往的覆辙。他们正是中宗教热忱的毒，他们不寻求光明而在玩火。
褚 光和热原来都是不可少的。
苏 不错，但是光更重要，没有火的光不会误事，没有光的火十有九要误事。我老早就有另一个简单的比喻，情感是马，理智是缰，马没有缰，就会乱跑闯祸。
褚 您这番话与我们所谈的中国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苏 谢谢您提醒。我真老糊涂了，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我的意思是，你们中国人因循苟且，不肯出力，并非由于缺乏宗教热忱，而是由于没有尽量发挥理智的力量。你们贪污，你们腐败，你们对着危亡的局面袖手旁观，你们到处自私，都只有一个病源，你们没有把事情看明白，没有把算盘打清楚。所以任低等欲望的驱遣而不顾前途的祸害。总之，你们的病症在力量的贫乏，行为的苟且；你们的病源在思想的不缜密，知识的不周全，你们所患的是半愚昧症。
林 我仍疑心你这个绝对的理智主义太偏。在我们中国的先圣先贤看，情与理要互相融和，一个人才能成为完人。无情的理智容易使一个人冷酷干枯。
苏 融情于理，不但是你们的儒家的理想，也是我们希腊人的理想。不过融情的那个理要是周全的理，理不周全，情就不能合理地融在理里面，结果往往是高等情操不能尽量发展，而低等情操却横行无忌。犹如没有使缰子把马御好，马便不发挥它的驯良的走正路的倾向，而发挥它的横冲直撞，放纵不羁的倾向。理的偏狭自然影响到情的横邪。目前你们中国正在吃这个亏。你们在半愚昧状态中，让低等情欲在横冲乱闯。
褚 您的形容倒像很对，您以为中国民族的这个弱点是中国文化所酿成的吗？
苏 至少是中国文化表现于中国民族的没有一种很活跃的穷理求知的空气。你们社会一般人太不philosophial，没有阿诺德推尊我们希腊人的那种“思想的自由生发”。
林 原来我们儒家所讲究的正在格物致知穷理。
苏 你们有研究思想的逻辑没有？
林 墨经里有类似逻辑的部分，后来印度的因明学也传到中国来，可是都不很发达。
苏 你们有形而上学没有？
林 没有。
苏 你们有知识论没有？
林 没有。
苏 你们对于宇宙人生种种问题有没有一部有系统有条理的著作？
林 没有。
苏 那么，你们就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说的哲学。你们虽是说要致知穷理，恐怕并没有做到。
褚 我们也有我们的哲学。
苏 你们的哲学讨论些什么？
禇 大半讨论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儒家对于人应该怎样做人这一点特别着重。
苏 有什么重要著作没有？
林 《论语》《孟子》《礼记》《荀子》以及后来朱程诸儒的集子。
苏 那些书我倒读过几种。它们大半是些记录，随感录，或是短文。此外你们的道家书像《老子》，《庄子》，我也涉猎过。
林 您对它们的意见如何？
苏 都是一些顶好的书，其中许多话只有学问修养极深的人才说的出。我特别注意到它们同西方著作不同的几点。头一层，论兴趣范围，它们诚如林先生所说的，是现世的和实用的。像我们无所为而为的致知穷理的精神在它们里面似不很显著。其次，论思想方式，它们是直觉的、综合的，有结论而无达到结论的线索和步骤，有系统条理地分析思想似非作者所长。第三，论说话口吻，它们大半偏重教训，作者以权威的身份，把自己的经验和思想交给读者，重要的目的不在要他们了解而在要他们信仰、奉行。
林 这些是否都是毛病呢？
苏 不一定是毛病，但是可能成为毛病。至少是从“思想的自由生发”那个标准来说。比如学问偏重现世实用，它不免就像画地为牢，把自己囚在里面，所见的便难得广大周密；思想偏重直觉综合，它不免囫囵吞枣，甚至堕入神秘主义的乌烟瘴气；传授偏重教条式，权威就代替了亲身印证，信仰就代替了思想。这往往养成思想的守旧，懒怠，和奴性化。请两位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中国人在思想上是否有这些毛病？
林 把中国文化在以往的表现仔细一看，您所说的这些毛病确是很显著。
苏 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以后，你们的思想方法与方式是否已经改变了呢？
褚 改变只是表面的，骨子里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科举废了，八股的精神依旧存在；经典被人唾弃了，教条主义依旧占势力，学校里教科学了，连所谓科学家的思想也往往极不科学。
苏 这就是你们的致命伤了。你们虽不是一个虔信宗教的民族，可是你们的文化始终没有脱离宗教的阶段，始终没有进入哲学的或科学的阶段。你们的思想方式铸就了你们的生活理想。你们崇奉中庸主义，不肯走极端，这固然有它的美点；可是，遇事做到彻底的那股蛮劲儿你们没有，你们只求折衷，结果往往是苟且敷衍。你们听天由命，到了人力无可如何的时候，便放下手来，不肯作无用的挣扎，这也是你们的智慧，可是这往往做了你们不肯出最后五分钟力的借口，天命主义其实还是失败主义。你们中间聪明人暗地里都是老庄的信徒，讲究清虚无为，相信静可制动，柔弱可以胜刚强，我不敢否认这是老于世故者的聪明的处世法，可是连带得你们轻视知识，轻视努力，轻视文化，轻视群众与团体生活，渐渐地养成了极端的自然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一切成为你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成为熔铸你们每个人的心理模型的洪炉烈焰。你们的懒惰和苟且有你们的文化背景，有你们的哲学根据。
林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彻底放弃中国文化呢？
苏 这倒大为不必，而且也不可能。俗话说得好，“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出身”。是什么样祖父，就有什么样的儿孙。社会的遗传和生理的遗传是同样不能一笔勾销的。你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化，可是你们必须扩大中国文化。
褚 怎么扩大？
苏 当然是吸收西方文化。无论你们愿不愿意。关是闭不了的，西方文化迟早总要打进中国来。可是你们千万记着：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我们希腊的传统，是“思想的自由生发”，是“爱知”。你们如果没有接收到这点精髓而只接收到近代西方的工商文化，那就犹如你们讲道教不透懂老庄而只炼汞养生，求神问卜。
时间已是深夜了。苏格拉底的一席话把林先生和褚教授弄得眼瞪口呆，面红耳热。二人心里还不很服。苏格拉底说话的口吻有时竟近于武断，动不动就表示自己的意见，不像他在许多对话里那样从容不迫，拨茧抽丝，一层一层地鞭辟入里，这一点尤其使他们失望。苏格拉底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心里却有一个打算，以为他说话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脑筋敏捷，用不着像教小孩似的教他们。而且中国人本来就爱一点权威气派。他也知道林、褚二人心里还有点疑惑。可是时间不允许他再谈下去了，于是站起来说，“今天我们谈得很有趣，可惜还没有尽兴，下次有机会再谈”。便向林、褚告辞，回到公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