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妓和艺妓制度

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无论从政治实力上看,还是从文化成就上看,中国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在唐以前的动乱年代中就已进入中国的丰富多彩的中亚、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外来因素,至此已被消化,融合成为统一的、兼收并蓄的中国文化。如果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在汉代定型,那么唐代则给中国文化打上了从此不可磨灭的印记。

唐首都长安(今西安)是个繁华城市,它是亚洲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被中国其他城镇争相效仿。长安城的大小约为30平方英里。城市中心为包括无数院落、楼阁、佛塔、亭台、园林的宫城所占据。宫城四周,街道纵横,各以著名的寺庙为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云集于此。印度佛教徒与景教徒和道士摩肩而过,撒马尔罕的商人与苏州的丝绸商接踵而行。来自全国各地志在进取的人也云集于此,年轻的学者为考取进士来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浪游的武士来寻找雇主,诗人和画家来寻找有钱的赞助人,政客们来寻找有势力的靠山。为了招待各种各样寻欢作乐的人,酒肆妓院盛况空前,而道德风尚却江河日下。

正是年轻的文人为这个纵情声色的世界确定了基调。他们研习儒家经典,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而不是要身体力行。他们的惯例是,每一位中试的考生要在靠近皇宫东南角的妓院区平康里(也叫北里)请客。未中试的考生往往宁愿留在这种气味相投的环境里,也不愿回家去见父老乡亲的怒容。当时的文献生动地刻画了这个烟花世界,其中的人物类型也常常见于西方:屡试不中的考生、当铺老板、寄生食客、乡下的土财主、妓院的保镙、老鸨和拉客者。

北里的姑娘,从目不识丁的妓女到粗通文墨、能歌善舞的艺妓,等级不一。其中大多是从穷人家买来的,也有一些是掠来的,还有一些是自愿沦落烟花界。她们一旦身陷此地,便须入籍而住进高墙深院之中,按等级分配住所。然后她们还要接受各种严格的职业技巧训练,少不了要挨假母(俗称鸨母)的鞭笞。只有受雇去官家的宴会上招待客人,或者在固定的日子里去附近著名的保唐寺做法事,她们才可外出。每逢这些日子,名妓们乃盛装而出,在陪媪和丫环的簇拥下前往。城中的花花公子也集于寺中,艳羡这些花团锦簇的女子,想趁机结识她们。【1】

在这个奇妙复杂的天地之中,多才多艺外加美貌才是最高标准。一联佳句便可成其大名,一个错字便可毁其一生。由于每个艺妓和妓女都盼望被有身份的客人赎出,做妻做妾,因此都竭力迎合年轻文人心目中的这种最高标准。据说许多艺妓都擅长作诗,而且她们的诗有不少留传下来。不过,通常这些所谓的女诗人,每人名下仅有一两首诗,使人怀疑:她们的贡献充其量可能只是一偶得的佳句或一巧妙的构思,只是经过喜欢献殷勤的崇拜者加工才得以成诗。这些诗似乎只有少数是真的,尽管它们并非上乘之作,却也间接地使我们窥见到她们悲喜交集、流光溢彩的生活。下面我译了一首诗,是一个艺妓所写,她把此诗连同她的一束秀发赠给离别的恋人。

自从别后减容光,

半是思郎半恨郎。

欲识旧来云髻样,

为奴开取缕金箱。

(《全唐诗》之二卷第五十四页正)

还有一首是平康里的著名艺妓赵鸾鸾所写:

扰扰香云湿未干,

鸭领蝉翼腻光寒。

侧边斜插黄金凤,

妆罢夫君带笑看。

(同上书,第六十页背)

偶尔也能见到佳句,如艺妓徐月英(见插图7)所写的联句:

枕前泪与阶前雨,

隔个窗儿滴到明。

(同上书,第六十一页背)

仅有两名艺妓留下了较有价值的诗集。一个是长安鱼玄机,另一个是成都薛涛。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着名的男诗人写下了无数诗篇,其中他们也以女子的口吻表达感情。但这些诗千篇一律,令人乏味,总是用些老套子描写一模一样的痛苦,常常令人感到虚伪做作。而在鱼玄机和薛涛的诗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两名有才华的女诗人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前几个世纪中也有几个女子写诗,但她们每人只留下了一两篇诗作,况且许多学者还怀疑它们是否可靠。可是,上面所说的这两名艺妓所留下的约五十篇诗作,它们的风格和内容都带有鲜明的个性,显然是可靠的作品。由于她们的经历与诗作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妇女地位和性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两位艺妓。

鱼玄机(约844—871年)生于首都长安的一个穷苦人家。由于容貌美丽、擅长歌舞和追求享乐,她很快就与一伙寻欢作乐的年轻学者打得火热。和他们在一起,使她对文学大开眼界并开始作诗。她很快就出了名,以至可以靠情人供养,而不必正式入籍为娼。当她还很年轻时,有个年轻学者李亿娶她为妾,赶考之后携她返回故里。但他的妻子不喜欢丈夫的新欢,接着是令人焦躁不安的争吵、调停、别离,后来他们才重新团聚。读过她的许多诗篇(肯定写于这段时间),你会感到鱼玄机是个个性鲜明的多情女子,她绝不轻易放弃她所钟情的男子。她的诗显得生动活泼,别出心裁。她看不起当时爱情诗中惯用的陈辞滥调。这里我们翻译了一首她在一次离别中写给李亿的诗:

山路敧斜石磴危,

不愁行苦苦相思。

冰销远礀怜清韵,

雪远寒峰想玉姿。

莫听凡歌春病酒,

休招闲客夜贪棋。

如松匪石盟长在,

比翼连襟会肯迟。

虽恨独行冬尽日,

终期相见月圆时。

别君何物堪持赠,

泪落晴光一首诗。

(《全唐诗》之二卷十第七十五页背)

但是李亿厌倦了这个要求甚高的女人,两人的关系终于断绝。鱼玄机转而对道教发生兴趣,进京城的咸宜观当了道姑。当时许多尼庵和女道院都名声不好。它们不仅是虔诚少女的避难所,也是寡妇和无家可归的离婚女子的收容处,同时不愿入籍为娼而向往自由生活的放荡女子也投奔于此。这里常常有欢宴酒席。因为用酒食待客有利可图,寺院住持往往加以默认。在咸宜观中,鱼玄机遇到一位当时有名的年轻诗人温庭筠(主要活动于850年)。他的出名不仅是因为诗写得好,而且也是因为他的生活放荡。她爱上了他,一度形影不离地伴随他浪迹四方。但是她栓不住这个放荡不羁的诗人,终于被他抛弃。下面是当时她写给温庭筠的一首诗的前半段:

苦思搜诗灯下吟,

不眠长夜怕寒衾。

满庭木叶愁风起,

透幌纱窗惜月沈。

(同上书,第七十六页背)

鱼玄机在咸宜观恢复了放荡的生活,接待所有风雅的年轻文人和官僚,有许多风流韵事。但随着年老色衰,她的名气渐消,有势力的保护人纷纷离她而去。她穷愁潦倒,卷入与基层警官的纠纷之中。最后她被指控(可能是错误的指控)鞭打女仆至死,因而被判刑处死。

艺妓薛涛(768—831年)的个性和经历与鱼玄机形成鲜明对照。她出身于长安城中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为官,使她受到文学方面的教育。她九岁便能赋诗。传说有一次她父亲让她写一首关于树的诗,她写了一联:“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其父大为不快。因为他从此联中发现他的女儿天生有好色的气质。父亲带她到四川就任,竟死在那里,这使她陷入困窘之中。由于她喜欢奢华,又有姿色,便在成都入籍为娼,不久便因才貌出众而名声大噪。当时的一些著名诗人游四川,往往都要登门求见,如白居易(772—846年)及其挚友元稹(779—831年)。她与后者关系更深,分手之后很久仍有书信往还。她还为唐代大将军韦皋〔745—805年)所宠爱,俨若他的夫人。韦皋在四川做了许多年节度使,他显然给她留下了大笔财产。韦皋死后,她隐居在成都附近浣花溪之别墅,专心致志于吟诗作画,并因发明一种诗笺而出名,后人称之为薛涛笺。她活了很大年纪,成为四川一带的引领风骚之人。

薛涛是一个成功者的范例(见插图8)。她显然深知如何处理自己的风流韵事,并不让激情妨碍实际利益。有一次她因醉酒而得罪元稹,便写了十首伤感的诗给他,以表达自己的后悔和难过,重新赢得他的宠爱。她的诗比鱼玄机的诗更为工巧,充满当时的各种时髦典故,但也比较浅薄,缺乏那位道姑诗中的才智和感染力。

下面我译了她谒巫山庙时写的一首诗。她把这里的景致与本书上文38页所说宋玉所作赋中的巫山相比。

乱猿啼处访高唐,

路入烟霞草木香。

山色未能忘宋玉,

水声犹是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

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

春来空斗画眉长。

(同上书,第六十三页背)

艺妓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在长安还是在外省,都是风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位在场面上走动的官吏和文人除妻妾外都携带一两名舞女作为随从,这已成为风尚。当妻妾留在家中时,男人宁愿带这些舞女到各地去,让她们唱歌跳舞,为宴会助兴,和替客人斟酒,活跃谈话气氛。著名诗人李太白就有两名这样的舞女,白居易前后也有好几个舞女,甚至连古板的儒家学者韩愈(768—824年)也有一名舞女形影不离。无数描写与朋友出游的诗篇都有题目如“携妓游某地而作”。

他们趣味相投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姑娘都酒量惊人。因为必须指出的是,在唐代和唐代以前,酗酒是一种尚可容忍的一般缺点。在宴会上无论男女往往都饮酒无节,甚至在宫廷和御前亦如此,街头常有醉汉争吵斗殴。就这点而言,中国的生活方式在明、清之际是完全改变了。酒精消耗量大为减少,酒醉街头被视为耻辱。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良好印象是街头无醉鬼,甚至港口城市也是这样。而唐朝的情况却远非如此。

艺妓制度是由于社会原因所造成,正是这些原因使这种制度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经久不衰。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知道艺妓制度是起源于周代,当时王公畜有成群的“女乐”;并且我们还了解到,拥有这种“女乐”后来已成为社会地位显赫不可缺少的标志。在第三章中,我们还知道了当经济形势的变化使畜养女乐严格限制在统治者的范围之内时,商业性的妓院却为所有掏得起钱的人提供了职业艺妓。

虽然艺妓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首先看重的是其社会作用,其次才是在性方面的作用。唐代文学提到艺妓,主要把她们看作是京城和大城市(仿效大都市的社会风尚)中花花公子的相好;而同时在中上等阶层的日常生活中,艺妓也相当重要,但不那么惹人注目。官吏、文人、艺术家和商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家外的酒楼、寺庙、妓院或风景区进行。这类聚会不仅是在同伙中消愁解闷的主要手段,也是官方和商业事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热衷于保住或晋升职位的官员总要频繁不断地宴请他的同事、上司和下属;每个阔绰的商人也要在宴会上洽谈和议定重要的买卖。唐代,妻妾是可以参加这种聚会的(虽有某些限制)。【2】但真正无拘无束的气氛只有靠专业艺妓才能创造出来。一个官员只要能给他的上司或某个有势力的政客引见精心物色的艺妓便可确保升迁,一个商人也可用同样的手段获得急需的贷款和重要订货。显然自己的女眷是不宜为这种隐秘的目的服务的。毋庸赘述,除去某些不同之处,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也有这种情况存在。13世纪后,理学说教同蒙古占领造成的感情因素,引起实行两性隔离的趋势日益加强,在私下和公开聚会上对未经婚配的艺妓的需要便比以前更加迫切了。

高级艺妓的卖淫组织得很好。妓院老板被迫统一于行会中,向政府纳税;反过来,他们也像其他商业企业一样有资格受到政府的保护。如果一个女孩撕毁合同,就会受到政府起诉,尽管妓院老板和他们的打手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应付这类事情。而另一方面,妓女们也可以告发凶残的或不公正的主人,一般她们总是通过某个有势力的崇拜者插手其间来达到目的。虽然在艺妓中也有鱼玄机这样的“业余艺妓”,如前所述,她并不入籍为娼,而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但这是例外。业余艺妓为官方所不满,因为她们不受控制,也不纳税。假如鱼玄机是正式入籍的职业艺妓,她的官司可能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艺妓被认为是一种正当职业,在社会中得到认可,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与下等娼妓相反,她们不受任何社会资格问题的限制。每个城市都以它的艺妓为荣,她们经常出现在各种公开的庆祝活动中。在第八章中我们还会看到,在宋代,她们在诸如婚礼一类仪式中也有其固定的作用。当然每个艺妓的最终目标是被一个爱她的男人赎出,但那些找不到丈夫的艺妓照例也得养起来,当她们年老色衰不能接客时,便留在妓院中,靠给年轻姑娘教音乐舞蹈为生。

在注册的妓院里,姑娘们要按才能高低来分类。主要靠色相招客的通常是最下一等。她们只能合住一套房子,并受老板的严格监督。能歌善舞和具有文学天才才能成为上等妓女。她们大多有自己的卧室和客厅,虽然也必须听命于妓院老板,但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并且可以挑选客人。走红的姑娘故意对求欢的客人拿势对老板也有好处,因为这可以提高她们的身价,使她们在出席宴会时可以索价更高。更有甚者,只要一个艺妓一旦出了名,她被富有的保护人赎出的机会也增加了,这对她本人和她的老板都有好处。

赎买名妓是一项破费不资的买卖,但即使完全撇开感情的动机不言,对买方来说,这笔买卖也是一项划算的投资。因为聪明伶俐的姑娘在她们参加的宴会上总是注意倾听人们的谈话,并对这些谈话表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兴趣,因而能够搜集到许多官场和商界的内部消息。如果她们喜欢赎她们出去的男人,她们就会向这个男人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另外,如果这个姑娘曾与某位要人有过亲密关系,买妓者常常因此得到他的特殊照顾。这个过去的保护人对现在的保护人会有一种慈父般的关心,并且乐于帮助他。特别是如果他能顺沟溜须,曲意奉承说:尽管他竭力讨她的欢心,但她总是旧情难忘……在中国的诗中,这种描写已是司空见惯。

除去社会因素外,事实上,肉欲的满足也是艺妓制度持续不衰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第二位的因素。首先,那些能够结交艺妓的人至少属于中上阶层,因此在家中也有妻妾多人。既然如前所述,他们有义务给妻妾以性满足,那就很难期望一个正常的男人竟是因性欲的驱动而与外面的女人发生性交。当然人们会有调换口味的愿望,但这只能算是偶然的胡来,并不足以说明他们与职业艺妓整天厮混的动机。浏览描写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你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必须遵守某种既定的社会习俗之外,男人常与艺妓往来,多半是为了逃避性爱,但愿能够摆脱家里的沉闷空气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换句话说,原因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并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日益亲昵,但并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而且如果他终于厌倦了这种关系,他可以中止它,就像开始时一样轻而易举。当然在这个“风花”世界里,也会有狂热的爱情出现。这种爱情往往会引起悲剧性的冲突。但一般说来,这种纠葛只是例外。

很多男人对艺妓的这种超然态度常常使人联想到,为什么在名妓的传记中,总是对她们的社会成就格外重视。她们的歌舞技艺和善于应对总是被首先提到,而动人的姿色总是放在第二位。甚至颇有一些著名的艺妓姿色并不出众。这也说明了,在中国诗文中,作者对他们与艺妓的关系的描写为什么总是充满伤感的情调。这部分文学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关系常常带有柏拉图式的味道。它还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崇拜者总是热衷于长期而复杂的求爱。显然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与意中人同床共寝(未能做到这一点,往往既不会使求爱者怨恨,也不会招人耻笑),还不如说是追求一种优雅的娱乐和在风月场中扬名。

我认为在男人与艺妓的关系中性交只占次要地位,这一观点还可从高级妓女的经济状况得到证实。一个女孩一生有两次可赚大钱。第一次是在她作为处女初人妓院掌握了接客技巧并破身之后,为她破身的客人必须付一大笔钱,并在女孩的屋里举行一次豪华的宴会。第二次是在她被赎出时。不过,妓院的日常收人却是靠在妓院内包办筵席和由艺妓在这些宴会或其他地方的宴会上待客赚来的钱。与姑娘过夜所付的费用仅占妓院总收入的一部分。当然,事实上这里也有供倾心的客人同姑娘性交的一般设备。但尽管与下等艺妓过夜比较容易,可是要染指多才多艺的一流艺妓,却是件相当复杂的事。首先需要带见面礼表示求爱,取得老板和姑娘本人的同意。然后,谨慎的求爱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首先弄清这个姑娘是否同什么有势力的人发生过关系。因为你若想同这样的女子睡觉,就得听凭她的摆布,你永远摸不准她是否会把这种求爱告给她当时的保护人或怎样向他讲,虽然有些保护人会认为这是讨好,但另一些人却会认为是冒犯。似乎老板和姑娘都不去特意鼓励发生性关系,因为这类收入甚至比侍宴的收人还少,相反,却会冒使姑娘生病或怀孕的危险。

关于性病,我们在第十章中将会看到,显然梅毒是16世纪才传入中国。但是这一时期的医学文献却表明,在唐代和唐代以前有一些较轻的性病存在,尤其是淋病。文中精确地描述了男女生殖器官典型部位的慢性溃疡、尿道狭窄和类似淋病的症状。虽然这些小病当时还没有被认为是由性交传染,但唐代的医生确实认识到,正是堕落的乱交助长了传染病的传播。

由于艺妓会怀孕,大多数接生婆都熟谙某些残酷的流产方法,如果有小孩生下来,老板往往会让人照料,虽然杀婴也是常见之事。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全都说明把客人与艺妓的性交限制在最低限度内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我们只讲了上等艺妓。但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可能还存在着为满足平民的性需要的下等廉价妓院6然而,由于这类去处不在文人和史学家注意的范围之内,所以在当时的文献中实际上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材料。只是在宋代和明代的文献中才偶尔提到这类机构,这点我们将在第八章中看到。

也许这种低级妓院是来源于官办妓院或与之有关。官办妓院的姑娘主要从三种女子中招来,即:(1)判为官妓的女犯人;(2)犯人的女性亲属,她们受到“籍没”的处罚,即将犯人的所有近亲都变为奴隶;(3)女战俘。这些女子因而沦为“社会贱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她们的身份要由法律来确立,其成员要遵守各种资格规定,如不得嫁给其他阶层的人。因此这些妓女的地位与艺妓有根本不同,艺妓的为奴不是根据法律裁定,而是基于私人的商业交易,而且只要被赎或还清主人的债务,她们还会重获自由。可是沦为“社会贱民”的妓女却注定要为军队和各种文职部门的下层官吏服务。当然这些女子的命运是可怕的,她们要想逃脱这种悲惨的生活,只能等待政府大赦,或者被某个大官看中,带她回家。正如我们将在第八章中所看到的,宋代官员可以从政府购买或租用这类女子。

然而人们的印象是,商妓和官妓的界限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划分,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往往难以确定。中国妓女的历史是个很少有人了解的问题。还在18世纪,日本就已出现过若干涉猎面广而且资料翔实的日本妓女史,但清代文人过分假正经,妨碍了他们对中国妓女做同样的历史研究。他们充其量只不过是去写一些随笔短文,描写从前或后来某些名妓的生活。希望有一天会有一位现代学者对这个复杂问题做专门研究。

这种研究一方面应该包括商妓和官妓的关系,另一方面应涉及宫女的选送。古书通常只笼统地说“被送入宫”。似乎宫女是由外省、外国和蕃邦所选女子,或一心想巴结皇上的显赫家族的女儿,以及内府募选的女子所组成。内府官员总是遍访全国,搜寻姿色佳丽、多才多艺的女子,甚至对商妓和官妓也并不歧视。当他们搜罗到一大批这种女子,便由太监和保姆加以分类。最佳者选送人宫,精于艺者输于教坊,其余派作宫中杂役。不过,我要重申,这里所说只代表我从中国文献当中得来的一般印象,它们还有许多保留,有待于做进一步的专门考察。

住房、家具和服饰 武则天与杨贵妃

各种能使生活过得舒适愉快的设备发展很快。在中亚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折椅,人们也坐雕花髹漆的矮凳。在汉代和六朝时期,这类家具仅有一两英寸高,只不过像是用木制框架加高的席子(见图版3),可是现在却有了两三英尺高的真正的凳子和软椅,可用来坐或倚靠。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矮桌和木橱。地上铺草席和地毯,人们仍然脱鞋进屋。在屋里他们穿厚底袜在地上走,这种厚底袜与日本的tabi不无相似。墙和天花板皆彩绘,活动屏风上绘有字画。

当时的绘画和葬俑使我们对唐代服装有一个大致印象。男女的外衣即长袍与以前相同,夏为单衣,冬为夹衣。衣袍里面,男女都穿长裤。

女子的长袍与日本的和服相仿(和服实际上是来源于唐装)。【3】但除此之外,唐代女子还穿一种类似围裙的外衣,在胸以下用一条绸带系住。这种围裙似乎并未传入口本,但在今天的朝鲜,却仍然是女子服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图版6是唐代画家周昉所作画卷中的一部分。周昉主要活动于约800年,尤以人物画著称。画中表现的是一妇人盘腿而坐,置琴其上,正在调琴。她用右手调柱,左手试弦。旁边有一女仆侍立,手擎托盘。妇人一身室内打扮,穿着刚才提到的那种围裙式的外衣,衣服显然是用粗布做成。头发盘成发髯。女仆系着一条腰带,在腰上缠绕数圈,在前面打结。这种腰带是日本obi的原型。日本妇女系它是在背后打一个精巧的蝴蝶结,但是旧式的艺妓服装却仍像唐代的中国服装那样,把结打在前面。

图版7也是周昉所作画卷的一部分,表现的是一个宫女正在嬉戏。画中的宫女正在用一柄长把的麈尾逗弄小狗。她里边穿一件绣花丝绸长袍,外着淡红色丝绸围裙,胸以下用一条窄绸带系紧。外面还罩着一件宽松的半透明的长袍,透过长袍裸露的肩膀依稀可见,肩上披一条锦缎披帛。在敦煌发现的唐晚期和宋初的绘画中,身著礼服的女人肩上常有一条长长的披帛,一直拖曳至地(见图版11),【4】这种长披帛似乎在女人礼服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头发高高盘成发髻,上面插一朵大花,前面悬挂珠串。钗很简单,只能看到伸出头发之外弯曲的一端。请注意画上毫不掩饰的袒胸露肩和用钴蓝画成的两簇眉毛。

嘴唇上涂著唇膏,脸颊上和眼睛下涂著一大片显眼的红斑。红靥和黑靥,点在额头、下巴和脸颊上。据一个唐代作家的说法,靥本来是用来遮盖烙印的,他说嫉妒的妻子出于怨恨或为了惩罚某一过失会在妾的脸上烙上烙印。【5】女人还常常用黄油膏在额上点一个月牙形的“美人痣”,叫“黄星靥”或“眉间黄”。【6】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代的著名艺术家唐寅(1470—1523年)画的女人,额上几乎都有这种黄点。但这种风气似乎在清代逐渐消失。此外作为个人的装饰,妇女还戴耳环、项链、手镯和戒指。

值得注意的是,女子的脖子是裸露的,大部分胸部也常常裸露在外。尤其是舞女更是如此。葬俑也证明她们只穿一件开胸的薄衫,在胸部下面用一条带子系紧,下为拖曳的喇叭状褶裙。袖子极长,飘甩的长袖在舞蹈中很重要,并常常见于诗文描写。插图9是一个胸部半裸的舞女。但其他葬俑证明,女子常常袒胸而舞。显然唐代的中国人并不反对袒露颈部和胸部。可是在宋代和宋以后,胸部和颈部都先是用衣衫的上缘遮盖起来,后是用内衣高而紧的领子遮盖起来。直到今天,高领仍是中国女装的一个显著特点。

男人在屋里穿宽松肥大的裤子,外着带长袖的袍子。右襟掩左襟,用一条绸带从腰间系紧。所以男女服装基本上是相同的。出门时,男子还要加一件长袍,比里面那件稍小,好让衣襟的上缘在颈部露出,它的袖头也露在外面,常常卷起,好像宽宽的袖口。他们把自己的长发盘起在头顶打结,用簪子别好,上面套上紧绷绷的乌纱网,在后脑勺系紧,发网系带的两端或者下垂,或者浆过像翅膀一样伸出。他们还佩戴同样材料做成的乌纱帽,形状大小各异。所有这些头饰在屋里一直戴着,即使在卧室之中狎戏亦不除去,除帽只是在上床时。有些春宫画甚至表现男子在床上行房也戴着帽子,但是这也许是故作诙谐。

男子的正式服装是在其他长袍外再罩上一件锦缎或丝绸绣花的长袍,颈部有宽而高的领子竖起,腰部的皮带以玉片或角片为饰。帽子的形状、长衫的式样和腰带的类型代表了他们的官阶,正像各种腰牌一样。高级官员的帽子绣花描金,前面正中嵌玉或宝石。【7】

图版8是日本人临摹唐画卷《地狱十王》的一部分,一位地方官骑在马上,有两个衙役相随。他头戴双翅官帽,外衫带高领,颜色较浅的内衫下摆可见。敦煌壁画所见穿官服的男子画像可以证明,浅色的内衫总是从外衫旁边的叉口露出。值得注意的是宽松的裤子一直垂到马靴上。两名衙役穿着较短、类似上衣的外衫和草鞋。前面的持棒,后面的拿着长官的剑。

地位高的男女都穿翘头的鞋靴。女子缠足的习俗这时还不存在。读者要想进一步了解唐代后期男女服装的情况,可参看本书下文236页有关宋初服装的描述。宋初服装与唐代晚期的服装大体相像。

至于当时人们理想的美男和美女,你会注意到,男人追求的是赳赳武夫式的外表。他们喜欢浓密的须髯和长髭,崇尚强健的体魄。文武官员都学习射箭、骑马、剑术和拳击,擅其术者备受赞扬。当时的绘画,如图版6、图版7中周昉的画,说明男人喜欢健壮结实的女子,脸圆而丰腴,乳房发达,腰细而臀肥。这种嗜好也见于古代日本,平安时代画卷中的女子正如唐代绘画中的女子一样丰腴。然而,这一理想后来很快就改变了。北宋时代,人们开始喜欢苗条的女子。大诗人苏轼(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苏东坡)看到周昉的一幅女人画像时曾说:

书生老眼省见稀,

画图但怪周昉肥。【8】

在第十章中我们将看到,明代末年,男性美和女性美的理想标准是走了另一极端,并一直流行于其后的清代。瓜子脸、弱不禁风的女子被认为最美。而德川时代的日本人再一次附和了这一风气,这可以从后期浮世绘中的瘦弱女子看得很清楚。

唐朝的宫廷生活空前豪奢。按宫廷礼仪,各种有音乐舞蹈助兴的宴会常年不断,宴会上喝掉的酒数量惊人。宫中专门划出一个特殊场所训练这些宴会所需的舞女、乐师、戏子和杂技演员,这一场所叫作“教坊”,除中国艺人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中亚、印度、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歌手和舞蹈家也住在其中。

统治者一度喜欢道教,后来又喜欢佛教,宗教庆典皆盛大隆重。儒家经典被官方指定为科举的依据,儒家学者对国家事务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在宫廷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教义却没有多大作用。

皇帝的性关系要服从于比以前更为繁缛的仪文规定。后宫女子数量的日益增多使精细的簿记成为必要:每次性交的日期和时辰,每个女子的行经日期及怀孕的最初征兆,都要详细记录下来。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以防把她们弄混。张泌(主要活动于约940年)在《妆楼记》中说开元初(713—741年)每个与皇帝睡过觉的女子臂上皆钤有一特殊印记“风月长新”(指男女戏嬉)。印记是用一种肉桂油调成的印泥盖上去的,难以擦掉(《龙威丛书》本,7页正)。没有这种印记,宫中女子便无法证明曾有幸于上。同书还提到一些表示行经的美称,如“红潮”、“桃花癸水”和“入月”。宫中性关系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皇帝常常与女子在宫中裸浴。

由于君王与女子嬉戏易遭暗算,所以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所有通向内寝的门全部上闩,并有重兵把守。为了防止女子袭击皇帝,宫中旧例,凡与君王同床的女子均被裸体裹于被中,由一太监背入。用这种方法,她便不可能随身携带任何武器到达那里。此例肯定存在于明、清时期,但也许起源还要早得多(见《清朝野史大观》,上海年,卷一,112页)。

女子的卧房正像以前一样是阴谋的巢穴,每个女子都竭尽全力来讨君王的欢心。有两位女子以其美貌和个性而爬到最高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出了大名。

第一个是武瞾,当她还是太宗才人时便以上文168页所说的方法而与太子有私。及其幸于高宗,竟杀死自己的孩子,反诬是皇后和皇帝的另一个宠妃所为。皇帝因此把这两个女子投入狱中,于655年立武瞾为后。但他仍不能忘情于这两个被废黜的后妃,故武瞾把她们拖出牢房,重笞,断去手足,沉入酒缸。皇帝一死,武后篡夺了全部权力,以铁腕统治全国。她的私生活极为淫荡。皇帝在世时,她曾劝他在卧榻四周安上许多镜子,常常在白天与他嬉戏其间。有一次,帝独坐,名将刘仁轨(601—685年)来见。仁轨见帝坐于镜间,大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臣独见四壁有数天子,不祥莫大焉。”见《少室山房笔丛·艺林学山》四——译者帝乃使人去镜。但他一死,武后又开始干她的各种风流勾当,重新安放了这些镜子。她想必是个精力过人的女子,近七十岁时,她还与一个叫张昌宗的年轻人鬼混。这个年轻人给她做了八年情夫,常常涂脂抹粉出入宫中。关于这位女皇的风流韵事,杨廉夫有诗刺之,曰:

镜殿青春秘戏多,

玉肌相照影相摩。

六郎酣战明空笑,

队队鸳鸯漾绿波。见《少室山房笔从·艺林学山》四。——译者

“六郎”指张昌宗,“明空”表面上指镜子,而实际上是指武后。因为“明”字和“空”字相叠正好就是她自创用来表示其名字的“瞾”字。【9】总的说来,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尽管她淫荡而残酷,却治国有方。

第二个成功的例子是杨贵妃。她名叫“玉环”,本是明皇(712—755年)之子的妃子。明皇作为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很有名。据说杨责妃是个冰肌玉肤的绝色美人,但却正如当时的风尚,稍胖。不久,她被老皇帝据为己有,受到宠爱,位益尊,745年封贵妃。明皇对她百依百顺。她的三个姊妹亦入后宫而见幸,一个堂兄被任命为大臣。皇帝爱欣赏她沐浴时的玉体,为她在陕西的一个温泉胜地建造了华清宫,每年都携她前往。但当安禄山叛乱时,她的好运却不幸中断。756年,叛军近抵首都,皇帝携后宫出逃。途中,他手下的兵众非要杨贵妃的头,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女人乃国运衰落的祸根。皇帝只好把她交出来,她与她的姊妹一起被杀。当安禄山被勤王的军队击败后,明皇得归,但他却无法忘掉杨贵妃,遗恨终生。这个悲剧在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长恨歌》中有生动描写,清代戏曲家洪舁(1645—1704年)也写了一部描写此事的伟大剧作《长生殿》,至今犹流行于中国的舞台上。【10】

至于公主,她们的婚姻构成了政府内外政策的一部分。驸马选自忠于皇上的名门子孙,或政府所欲怀柔羁縻的外国统治者。不少公主远嫁外邦藩酋。她们在那里往往过得很不愉快。最典型的例子是细君公主。她在约公元100年嫁给乌孙王,到达后写了一首在中国文学中很著名的思乡诗(见《中国传记词典》2346)。不过,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婚姻倒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一政治联姻使汉藏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改善。她在西藏居住的四十年间,为这个高山王国引进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东西。

有时为了策略上的考虑,王子也娶外国公主为妻。著名的例子是突厥默啜汗想招唐王子人赘。廷臣认为这是一个非礼的要求,但是武后却想把她的从弟武延秀送给可汗以达成妥协。但可汗只想要出自唐朝皇胄的王子,而把可怜的武延秀囚禁了起来。

房中书:《房内补益》与《大乐陚》

唐代的作家,无论是写严肃的文学题材还是轻松的文学题材,都可以自由地讨论性问题。不仅上述各种房中书广泛流传,而且还有新的作品问世。《大乐赋》(见下)除了引用《洞玄子》和《素女经》这类著名的旧房中书之外,还引用了内容已不知其详的《交接经》。

在《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中,绝大部分旧房中书皆收于医书类。其三十四页正(乾隆版)提到《彭祖养性经》一卷和张湛《养生要集》十卷(见上121页)。其三十六页正列有葛氏《房中秘书》一卷(见上121页第四种)和张鼎辑冲和子《玉房秘诀》十卷。冲和子曾见于《医心方》引文。房中术在唐代很明确是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

因此,唐代的大部分医书都有专门讲房中术的章节。不过,有些作家在诗文中也以戏谑的口吻插入一些性描写用来逗乐。唐代文学中的这类体裁与房中书中的严肃讨论无关,但却为中国色情文学开了先河。

有位唐代医师对他所知的性问题做了广泛讨论,见于医书《千金要方》。其有关章节题为《房内补益》,似可译为“Healthy Sex Life”(健康的性生活)。

该书作者是著名道教医师孙思邈,他生活于公元601—682年。孙氏原稿分为三十卷,印于宋代(1066年),并于元代(1307年)重印。明代还出现了九十三卷本,1544年由学者兼官僚乔世宁出版,并于1604年重印。明本亦重印于日本。这段版本史表明,此书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医学界是何等风靡。

以下是关于《房内补益》节内容的大致说明,为了方便读者,兹分为18段。

一、论曰,人生四十已下,多有放恣。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所以彭祖曰:“以人疗人,真得其真。”故年至四十,须识房中之术。

二、夫房中术者,其道甚近,而人莫能行。其法一夕御十人,闭固为谨。此房中之术毕也。

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以行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

接下去一段是讲年轻时要房事有节,以及不射精的重要性。第四段是描写适于与之性交的女子的特征,与旧房中书所述一脉相承。例如,它说:“凡妇人不必须有颜色妍丽,但得少年未经生乳,多肌肉,益也。”第五段指出性交准备活动的重要和仓促性交的危害。第六段是强调频繁更换性交伙伴,可翻译如下:

六、人常御一女,阴气转弱,为益亦少。阳道法火,阴家法水。水能制火,阴亦消阳。久用不止,阴气逾阳,阳则转损,所得不补所失。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

第七段和第八段是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一点。第九段是特别有趣的一段,因为它详细讨论了“回精术”,其文曰:

九、凡欲施泻者,当闭口张目,闭气握固。两手左右上下,缩鼻取气,又缩下部,及吸腹,小偃脊膂,急以左手中两指,抑翳穴,长吐气,并琢齿千遍。则精上补脑,使人长生。若精妄出,则损神也。

《仙经》曰:令人长生不老,先与女戏,饮玉浆。玉浆,口中津也。使男女感动,以左手握持,思在丹田中有赤气,内黄外白,变为日月,徘徊丹田中,俱入泥垣,【11】两半合成一。因闭气深内,勿出入,但上下徐徐咽气。情动欲出,急退之。此非上士有智者,不能行也。

其丹田在脐下三寸,泥垣者在头中,对两目直入。内思作日月,想合径三寸许,两半放形而一,谓日月相抡者也。虽出入,仍思念所作者勿废,佳也。

上面这段话,下文还要做详细讨论。接下去我们可以发现,第十段是用寥寥数语概括上述各段。第十一段列举了控制射精的好处,然后是与《医心方》引文第十九节相仿的一个表。第十二段和第十三段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医书中常常被引用:

十二、凡人气力,自有盛而过人者,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泄,致生痈疽。若年过六十强,有数旬不得交合,意中平平者,自可闭固也。

昔贞观初(627—629年),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数日来阳气益盛,思与家妪昼寝,春事皆成,未知垂老有此。为善恶耶?”余答之曰:“是大不祥。子独不闻膏火乎?夫膏火之将竭也,必先暗而后明。明止则灭。今足下年迈桑榆,久当闭精息欲,兹忽春情猛发,岂非反常耶?窃为足下忧之,子其勉欤!”后四旬发病而死。此其不慎之效也。如斯之辈非一,且疏一人,以勗将来耳。

十三、所以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若一度制得,则一度火灭,一度增油。若不能制,纵情施泻,即是青火将灭,更去其油。可不深自防所患?人少年时不知道,知道亦不能信行之。至老乃知道,便已晚矣,病难养也。晚而自保,犹得延年益寿。若年少壮而能行道者,神仙速矣。

十四、或曰:年未六十,当闭精守一。为可尔否?曰:不然。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有。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当百也。

然后第十五段列举了行房日期和地点的禁忌,与《医心方》引文的第二十四节相似。第十六段是讲优生学,第十七段列有妇女易于受孕的详细日期表。作为最后一段的第十八段是讲一些其他的禁忌。如,水银不可靠近女子的阴道,否则会造成不育;男子应避免接触生鹿肉,否则会造成阳萎。

上述引文表明,孙思邈的考察与旧房中书的内容完全相符。不过,他的文章中有三点是新的。

首先,孙氏提出,对男子来说,四十岁是一个重要关头,它是男子性生活和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观点是旧房中书所未见。

第二点,我们从上文已知,房中书建议在性交中用压迫尿道的办法来防止射精(《医心方》引文第十八节)。而孙氏认为压迫屏翳穴亦有同效。屏翳穴是古针灸学的术语。讲针灸术的书列举了人体表面的几百个“穴”,在穴位上用针刺或艾灸可以治病消痛。屏翳穴位于右乳上约一寸,亦称“阳中有阴”屏翳穴乃会阴,此误以屋翳穴当之。——译者。另一个被认为与男子性反应有直接关系的穴位是三阳穴,位于腿部距足跟以上八寸,灸此穴会减弱男子的性能力。【12】

第三点,孙氏说“回精术”的过程会使男女之精——即日月之象在脑中会合。这意味着若性交得法,会使男子达到一种“抱雄守雌”的精神状态,因而长生不老。这个观点也是旧房中书所未见。

另一篇唐代作品对“回精术”也有耐人寻味的描述。它见于一个叫邓云子的人为道士裴玄仁所写的传记之中,见于道书《云笈七签》的传记部分(《四部丛刊》本第二七册,卷一零五)。【13】由于这段文章文体艰涩,充满道教术语,我的译文是有待改进的。首先它说此法当择日而行,并应选在后半夜,是时双方均不得饮酒或食油腻,否则有害无益。其文曰:

当精思远念,于是男女可行长生之道。其法要秘,非贤勿传。使男女并取生气,含养精血,此非外法,专采阴益阳也。若行之如法,则气液云行,精醴凝和,不期老少之皆返童矣。凡入靖,先须忘形。忘形,然后叩齿七通而咒曰:“白元金精,五华敷生。中央黄老君,和魂摄精。皇上太真,凝液骨灵。无上太真,六气内缠。上精玄老,还神补脑。使我会合,炼胎守宝。”祝毕,男子守肾固精炼炁,从夹脊遡上泥丸,号曰“还元”。女子守心养神,炼火不动,以两乳炁下肾,夹肾上行,亦到泥丸,号曰“化真”。养之丹扃,百日通灵,若久久行之,自然成其,长生住世,不死之道也。

这段话是把性交当作延年益寿的不二法门来描述,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子嗣,而仅仅在于使男女双方同样受益。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不应达到高潮,此法是一种炼丹术,借此男精女血才能升华为气,沿着脊柱上行。它把这一过程说成是对男女双方同样有益,这是比较罕见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见,通常其他文献总是强调这一过程对男子如何有益,而对于女子,则只限于说它会激起阴气的活跃。

明代有些医书用图来表示男子身体上的脉络。这种脉络叫“黄河”,使精沿着这条路上升叫“黄河逆流”。插图10所印是明《性命圭旨》中的一幅画。“黄河”通常皆作从头顶顺脊柱而下,直至生殖器,在“倒流法”中,精却是从生殖器顺脊柱而上,直至头顶的穴位。此图标出了这一脉络中最重要的几个部位。首先精至于肾,用一个半圆表示。按中国人的看法,肾对男女性生活有重要作用。通向肾的人口叫“幽阙”,出口叫“密户”。与肾相对,在身体前面标有脐,脐下有“命门”与“生门”,即前列腺和精囊。肾以上的脊柱叫“五堂关”。再往上有三根神经通向心脏。然后“黄河”经“髄海”即后脑,至于“泥丸”穴,即头顶上元气的顶点。

同书的另一些图,画的是善于回精的道士,行法时,头顶若有日月出现。

熟悉梵文文献的人会发现,孙思邈所描述的“回精”术与密教,特别是瑜伽术中的贡荼利尼(Kimdalin-oga)贡荼利尼是瑜伽密宗教义中的宇宙活力。——译者极为相似。中国的房中秘术和印度的房中秘术,两个体系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历史联系。但是,现在要想追溯这种联系未免离题太远,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本书附录一中找到有关材料。

唐代流行的房中书中绘有各种性交姿势的插图。这可由诸如唐《大乐赋》中提到的插图本《素女经》得到证明。据我所知,这些插图没有一部保存下来。虽然日本常常可以为我们提供在中国早已散失或废弃的材料,但在这一问题上也帮不了忙。日本保留的最早的春宫画卷是《灌顶之卷》,也叫《小柴垣草纸》。这一画卷为十六张一套,画的是平安时代(781—1183年)一朝臣与一妇人性交的各种姿势,并附有日语注释。其最早的摹本出自13世纪的画家住吉庆思之手,但据说这一摹本是据公元900年的原本。画卷纯为日本风格,带有所有日本古代和后期春宫画的特点,画有夸张放大了的性器官。另外,画上的注释没有提到中国的房中书。因此,尽管在平安时代日本人往往模仿中国风格,但这个特殊问题却是一个例外。

然而,除房中书所附插图之外,唐代已有不附注释文字的单行春宫画卷。约1600年,上文所说着名唐代画家周昉所作此类画中的一幅画为晚明画家张丑得到。张丑不但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古书画收藏家。1616年他出了一本带注的自藏书画图录,叫《清河书画舫》,这本书至今仍常常被中国绘画艺术研究者所引用。由于检查制度,张丑不敢把他对周昉春宫画的描述收入《清河书画舫》中,但近代考古学家邓之诚却发现了该书注文的一个钞本,把它收人1923年出版的《骨董琐记》卷六。

张丑说,周昉的画是用彩色画在绢上,题为《春宵秘戏图》。他是从太原王氏买来。显然它画的是一个帝王与他的一位妃子正在做爱,有两个女官在帮忙,还有两个女官侍立在旁。下面是张丑对这幅画的解释。

乃周昉景元所画,鸥波亭主(即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1254—1322年,也以其春宫画著称)所藏。或云天后,或云太真妃,疑不能明也。传闻昉画画妇女多为丰肌秀骨,不作纤纤娉婷之形。今图中所貌,目波澄鲜,眉妩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辅靥颐颔,位置均适,且肌理腻洁,筑脂刻玉,阴沟渥丹,火齐欲吐,【14】抑何态秾意远也。及考粧束服饰,男子则远游冠、丝革靴,而具帝王之相;女妇则望仙髻、绫波袜,而备后妃之容;姬侍则翠翘束带,压腰方履,而有宫禁气象。种种点缀,沉著古雅,非唐世莫有矣。

夫秘戏之称,不知始于何代。自太史公撰列传,周仁以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而仁常在旁。【15】杜子美制宫词,亦有“宫中行乐秘,料得少人知”之句,则秘戏名目其来已久,而非始于近世耳。

按前世之图秘戏也,例写男女二人相偎倚作私亵之状止矣。然有不露阴道者,如景元创立新图,以一男御一女,两小鬟扶持之,一侍姬当前,力抵御女之坐具,而又一侍姬尾其后,手推男背以就之,五女一男嬲戏不休。是诚古来图画所未有者耶。

第二段和第三段可以说明晚唐儒家对色情材料的压制和检查是何等有效。1600年前后,像张丑这样在行的鉴赏家对古房中书竟至一无所知,否则他便不会对周昉在一幅春宫画中表现一男数女表示惊讶了。而且显然他也不知道文献中还有其他许多地方也提到了“秘戏”一词。

唐以前,色情文学通常都带有说教性。无论房中书或道家丹书,都不是用来取悦读者的。而在唐代,以诙谐的口吻写性题材的色情文学也有了市场。此类中短篇小说广为流传。不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它们绝大部分都被删除或销毁了。敦煌的发现使我们对这一时期色情题材书籍的多样性有了一个大致了解。这些手稿中的一部分现存于不列颠博物馆的斯坦因(Stein)藏品中和巴黎,一部分在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手中。其中有一件最重要的手稿可以从一部精美的印本中找到,这就是《大乐陚》。

此件是伯希和(P.Pelliot)发现的,现存于巴黎的敦煌藏品中。中国的巡抚端方(1861—1911年)请人把它拍摄下来,1913年著名古物收藏家罗振玉〔1866—1940年)把它作为《敦煌石室遗书》的一部分在北京出版了一个珂罗版。有个自题“骑鹤散人”的学者在书后加有跋尾。

这件手稿保存不佳。显然抄写它的唐代抄手是个文化不高的人,他并不理解原文的内容。因此文中充满讹误脱衍。文末缺,但显然仅缺大约一页左右。

上文讲《医心方》时所提到的近代学者叶德辉对这个珂罗版做了仔细研究,于1914年在《双梅景闇丛书》中发表了一个加有注释的释文。他订正了许多讹误,但仍留下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我在《秘戏图考》卷二印有叶氏释文,连带我的校正,为读者方便,分为十五节。这便是下述译文所据之本。

这篇短文的全名是《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上有“白行简”(卒于826年)的署名,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像珂罗版跋尾题写者那样怀疑白行简是否为作者。白行简名气不大,并不值得二三流作家借用他的名字以提高身价。

此文文风优美,而且还提供了许多有关唐代风俗、习惯、俚语的饶有趣味的资料。下面是个内容提要:

《大乐赋》

第一、二节先述天地阴阳交会之道。男女交接为人之大乐。官爵功名徒增伤悲。故作者打算不避烦细,尽述性交之快乐。“始自童稚之岁,卒乎人事之终,虽则猥谈,理标佳境。具人之所乐,莫乐于此,所以名《大乐赋》。至于俚俗音号,辄无隐讳焉,唯迎笑于一时。”(《秘戏图考》75页10—13行)

第三,讲男女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变化。“忽皮开则头露(原注:男也),俄肉俹而突起(原注:女也)。时迁岁改,生戢戢之乌毛(原注:男也);日往月来,流涓涓之红水(原注:女也)。”(《秘戏图考》76页3—4行)注文为白行简自注,用小字直接书于相应段落下。

及男孩女孩发育成熟,乃择偶、交换聘礼。

第四,讲新婚之夜,“于是青春之夜,红炜之下”(《秘戏图考》76页12行)。“乃出朱雀,揽红裤,抬素足,抚玉臀。女握男茎,而女心忒忒;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方以津液涂抹,上下揩擦。含情仰受,缝微绽而不知;用力前冲,茎突入而如割。观其童开点点,精漏汪汪。六带用拭,承筐是将,然乃成于夫妇。所谓合乎阴阳,从兹一度,永无闭固。”(《秘戏图考》76页13—14行,77页1—4行)

第五,为对性交过程更为详细的描述。“或高楼月夜,或闲窗早暮,读素女之经,看隐侧之铺。立鄣圆施,倚枕横布。美人乃脱罗裙,解绣裤。頞似花团,腰如束素。情宛转以潜舒,眼低迷而下顾。初变体而拍搦,后从头而摸索。或掀脚而过肩,或宣裙而至肚。【16】然更嘕口嗍舌,碜勒高抬。玉茎振怒而头举,金沟颤慑而唇开。屹若孤峰,似嵯峨之挞坝;湛如幽谷,动趫趔之鸡台。【17】于是精液流澌,淫水洋溢。女伏枕而支腰,男据床而峻膝。玉茎乃上下来去,左右揩桎。阳峰直入,邂逅过于琴弦。阴干斜冲,参差磨于谷实。莫不上挑下刺,侧拗傍揩。臀摇似振,(上尸下盖,字号C02677)入如埋。暖滑焯焯,xx深深。或急抽,或慢硉。浅插如婴儿含乳,深刺似冻蛇入窟。扇簸而和核欲吞,冲击而连根尽没。乍浅乍深,再浮再沈。舌入其口,(上尸下盖,字号C02677)刺其心。湿澾澾,鸣桚桚。或即据,或其捺,或久浸而淹留,或急抽而滑脱。方以帛子干拭,再内其中。袋阑单而乱摆,茎逼塞而深攻。纵婴婴之声,每闻气促;举摇摇之足,时觉香风。然更纵枕上之淫,用房中之术。行九浅而一深,待十候而方毕。【18】既恣情而乍疾乍徐,亦下顾而看出入。女乃色变声颤,钗垂髻乱。慢眼而横波入鬂,梳低而半月临肩。男亦弥茫两目,摊垂四肢,精透子宫之内,津流丹穴之池。于是玉茎以退,金沟未盖。气力分张,形神散溃。顝精尚湿,傍粘(上尸下亘,字号C02640)袋之间,(左尸右扁)汁犹多,流下尻门之外。侍女乃进罗帛,具香汤,洗拭阴畔,整顿裈裆。开花箱而换服,揽宝镜而重妆。方乃正朱履,下银床,含娇调笑,接抚徜徉。当此时之可戏,实同穴之难忘。”(《秘戏图考》77页5行—79页1行)

这段话进一步证明房中书是为夫妻写的指南,并证明《素女经》的插图本曾被广泛应用。应当注意的是,文章中有些话是逐字逐句引自《洞玄子》和《素女经》。

第六,讲男子与姬妾性交。此节最后一行云:“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是学道之全性,图保寿以延神。”(《秘戏图考》79页12—13行)这段文字是插在男人与姬妾性交的描写中,而不是插在与妻子性交的描写中,这再次证明与前者性交主要是为了增强男子的性能力以保证他与妻子性交射精时能怀上健康的孩子。

第七,盛美夫妇四时之乐。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此文的绝妙之处,它细腻地描写了闺阁之中的男欢女爱。

第八,专写帝王的性欢乐。有趣的是,从这一段看来,关于与君王同床之优先权的礼规并不总是被严格遵守。它写道:“然乃夜御之时,则九女一朝;月满之数,则正后两宵。此乃典修之法,在女史彤管所标。今则南内西官,三千其数。逞容者俱来,争宠者相妒。矧夫万人之躯,奉此一人之故。”(《秘戏图考》82页1—4行)

第九,描写鳏居的和飘泊在外的男子的性压抑。由于没有正常的性生活,他们寝食俱废,形销神散。

第十,讲放荡男子如何潜入陌生女子的闺房偷香窃玉。83页第5行用嘲谑之语描写女子对狂徒入户偷情的反应:“未嫁者失声如惊起,已嫁者佯睡而不妨。”此节末尾是描写在外面非法野合。“或有因事而遇,不施床铺。或墙畔草边,乱花深处。只恐人知,乌论礼度。或铺裙而藉草,或伏地而倚柱。心胆惊飞,精神恐惧。当匆遽之一回,胜安床之百度。”(《秘戏图考》83页8—10行〉

第十一,具有贺拉斯(Horace)古罗马诗人.——译者的诗句“爱婢亦何羞”的味道。它援引几位迷恋婢女之古代名人为例,盛美与婢女交欢之乐。

第十二,旁征博引,描写丑女。

第十三,讲佛寺中的非法性交。剥夺了正常性关系的年轻尼姑只好与中国和印度的和尚私通。“口虽不言,心常暗许。或是桑间大夫,鼎族名儒,求净舍俗,髡发剃须,汉语胡貌,身长(上尸下盖,字号C02677)粗,思心不触于佛法,手持岂忘乎念珠。”(《秘戏图考》84页12—14行)

第十四,此节援引历史上的著名例子(主要为第三章开头所提到的汉代皇帝〉讲男子当中的同性恋关系。原文讹误较甚。

第十五,手稿最后一节只剩不多几行。它显然是讲农民和乡间的性关系。

唐代色情传奇:《游仙窟》、《神女传》——狐狸精的描写

叶德辉所印此文的末页使我们注意到,此文所引男女做爱时所说的甜言蜜语后来仍一直沿用。例如他提到女子称男子为“哥哥”,男子称女子为“姐姐”。参看《秘戏图考》86页。

第四节提到的破身之后用来擦拭阴部然后用篮子放起来的“六带”含义不详,若无抄误,当指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也遵守的这样一种习俗,即把染有破身之血的手巾保存下来,用以证明新娘是处女。元代史料《辍耕录》卷二八有一词,调寄“如梦令”,便提到这一风俗。它是写给一个男子的。此人在新婚之夜发现新娘不是处女。

今夜盛排筵宴,

准拟寻芳一遍。

春去已多时,

问甚红深红浅,

不见,不见,

还你一方白绢。

在该文末页结尾处,叶德辉提到两篇伪色情书,即托名汉代的《杂事秘辛》和托名唐代的《控鹤监记》我同意叶氏定此二书为伪作,故本书未采入。据信前者是明代学者杨慎(1488—1559年)所作,后者是清代作家袁枚(1716—1797年)所作。

有一部可靠的唐代色情传奇《游仙窟》是张鷟(657—730年)所作。他是一个有名的风流男子。此书在中国久已失传,但被中国的藏书家和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年)重新发现于日本。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但长处在于文风优雅。它提到一个年轻学者曾经迷路而入一山中,在山中发现一美丽聪明的女子,便与她共度良宵。全书十分之九都是写两人诗歌互答。故事结尾处对两人的交合,描写十分简短,但其所用术语却足以证明,作者十分熟悉房中书。

另一部可靠的色情传奇是《神女传》,为唐代作家孙颜所作。这个故事讲的是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常常在柏梁台祭享一个仙女。当他的著名将军霍去病生病时,武帝劝他祈祷仙女,求除其病。仙女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出现在将军面前,求与之合,被他愤怒拒绝。此后病乃益重,不久便去世。后来仙女向武帝说出其中奥秘,谓将军阳气亏损。她本想以自己的阴气补其阳气,无奈为之拒绝,以是致死。这个故事清楚地反映出房中书及其采阴补阳的理论影响之大。

同样的观念也见于短篇故事《志许生奇遇》。此书收入《香艳丛书》第十一集卷三。它讲的是,有一个姓许的清秀俊俏的书生,出门打猎时常在一棵大树下歇息。那树却原来是一个山精的家,山精的女儿爱上了许生,并在夜间与他相会。他们在仙宫里举行了豪华的婚礼。后来她不得不离开许生,书中写道:“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

最后我要从上面提到的《神女传》中引一个故事,题目是《康王庙女》。它写得色而不淫,略带感伤,恰为当时盛行色情故事的风格,而且从此一直很流行。它讲的是一个年轻学者叫刘子卿,隐居名山,攻读学业。他在山上种了各种珍奇花木。然后是:

文帝元嘉三年春,临玩之际,忽见双蝶,五彩分明,来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复,子卿伢之。一夕,月朗风清,歌吟之际,忽闻扣扃,有女子语笑之音。子卿异之,乃出户,见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焕,容止甚都,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子卿延之坐,谓二女曰:“居止僻陋,无酒叙情,有慙于此。”一女子曰:“此来之意,岂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将垂晓,君子岂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斋,愿申缱绻。”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今宵让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谓子卿曰:“郎闭户双栖,同衾并枕,来夜之欢,愿同今夕。”方晓,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寝。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之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自此姐妹每旬更至,如是数年。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间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这个时期的许多爱情故事都讲到狐狸。最常见的主题是某男在一种神秘的环境下遇见一个美丽的少女,并钟情于她。后来她现了原形。有时雌狐会给这男人以好处,有时又会加害于他,甚至杀死他。从那时以来,这个主题在中国的消遗文学中一直十分流行。

狐狸精的故事可谓源远流长。在第一章中我们已注意到早在周代人们就认为狐狸元气充沛,因为它们住在洞穴中,接近大地的繁殖力,因此人们都相信狐狸寿命很长。《诗经》中提到狐狸是狡诈的动物(第63首《有狐》和第101首《南山》),而汉代和六朝文献中也有很多资料是讲狐有超自然的神力,特别是能使人生病和引起各种灾祸。有时狐喜欢捉弄人,很像欧洲民间故事中的“瑞纳德”(Reynard)。有关文章见德·格鲁特(J.J.M.de Groot)的《中国宗教体系》(The System of China vol.V book II,Leyden 1907)第576页以下。

狐狸在梦中作祟的特殊形象是后起的,而在唐初以前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有一本志怪小说《玄中记》,作者不详,但显然作于唐初,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称天狐。

男女之事中的狐狸传说在4世纪的作家干宝写的志怪书《搜神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但此书的真伪是可疑的。我们今天所见的这本书恐怕绝不会早于唐以前。可以当作反证的事实是,《医心方》的引文并未提到狐狸在梦中作祟,这似乎说明,狐狸传说中的性描写在唐以前并未被人们广泛接受。根据唐代史料《朝野佥载》所说,在唐代初期出现了一种与求子仪式有关的带有本土性质的狐仙崇拜。大约在同一时间,狐仙崇拜的性含义传入日本。在日本,人们把狐与稻荷(Inari)即护稻女神联系了起来。

不管情况是否如此,在唐代,人们认为狐狸会在梦中作祟和蛊惑男女的信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它甚至一直保留到今天,特别是在中国北方。

《中国唐代散文》提到一些唐代故事,是讲狐狸如何变人(卷一112页,卷二235页、256页〉,尤其是变成年轻漂亮的女子诱惑男人(卷二367页),以及狐狸精如何使人生病(卷二225页据说雌狐专门爱住在埋有年轻姑娘的古墓里。这样它们就能进入死者的尸体,使之复活,以迷惑男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写过一首关于雌狐的有趣诗篇。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女人比装人的雌狐更能够毁灭男人。诗云:

古冢狐,妖且老,

化为妇人颜色好。

头变云鬟面变妆,

大尾曳作长红裳。

徐徐行傍荒村路,

曰欲暮时人静处。

或歌或舞或悲啼,

翠眉不举花颜低。

忽然一笑千万态,

见者十人八九迷。

假色迷人犹若是,

真色迷人应过此。

彼真此假俱迷人,

人心恶假贵重真。

狐假女妖害犹浅,

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

日长月增溺人心。

要想弄清为什么人们认为狐狸具有特殊的性暗示,恐怕必须把两种因素结合起来:第一,古人认为狐狸元气充沛;第二,认为狐狸天生喜欢捉弄男人。

注释:

【1】有关平康里及其居民的详细描写见唐孙桀《北里志》,TPL vol. L,p. 160对此做有简短讨论。有一部研究平康里著名艺妓李娃的有趣的书是Tai Wan-u(戴望舒)的Notes sur le L--chouan,用中文出版,附法文摘要,见Sinologiques(French Institute of Peking, 1951),文中还有一张平康里的地图。

【2】唐代已婚女子享有高度自由,可从饶有趣味的Ballad of the Wayward Young Wife(P. Demiéville 据敦煌唐写本编成,此写本曾以 La nouveUe mariee acaridtre 为题收入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VII,London 1959,p. 59sq.)一类书得到证明。这个已婚少妇不理家务,一个人在市场上闲逛,侮辱她的丈夫和公婆,稍不如意便摔盆打碗。最后经双方同意,其夫与她离婚,摆脱了她。Demiéville指出,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俗文学钞本中还有许多事件与此性质相似。

【3】日本男子穿的和服也是依据中国的服装。中国服装与日本服装的基本区别在于内衣。中国男子和女子穿贴身长裤,而日本男子穿fundoshi或兜裆布,女子穿koshimaki,即一块缠在臀部并下垂至脚的布,有些像印度尼西亚的莎笼(sarong〉。 有些学者把这些内衣作为日本种族中含有波利尼西亚血统的证据。

【4】Aurel Stein爵士于1906年在敦煌(甘肃边境上的一块绿洲)发现一古代寺庙群,墙壁中藏有约公元1000年时的写本和绘画。他得到其中的一部分,现藏于不列颠博物馆。次年法国汉学家Paul Pelliot也到这个遗址为法国的汉学研究所购买了大批文物。Aurel Stein爵士于1916年再次返回又购买了一批。其余部分由中国政府接受,但有一部分却辗转成为中国和日本的私人藏品。这些东西大部分出自唐代,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例如,我们知道,图版7所印周昉画的局部,即使不是原本,也至少是酷肖原本的摹本,因为画中女子的服装与敦煌画卷所见宫女的服装若合符契(参看Y. Harada A Study of Clothing as appearing on Painting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日文见Memoirs of the Toy-unko卷4,东京1925年,图版17之1)。

【5】参看段成式(卒于863年)《酉阳杂俎》,(《四部丛刊》)本卷八第四页背。

【6】清代学者俞正燮(1775—1840),当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在其《癸巳存稿》 卷四中详尽讨论过这个黄点的来源和历史。

【7】“帽花”正好在两眉中间的上方,具有神秘含义。有趣的是应当指出,嵌在琵琶“凤额”上行话叫作“琴宝”的玉片被认为是整个乐器上最关键的一点。正像乐器的各个部件的名称是指人体的各个部分一样,这个玉片也是人体的对应物。(参看拙作 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Tokyo 1940,p. 98sq.)。特别奇怪的是,通过实验,我发现,当我用技术手段放大琴的声音时,对准麦克风的最佳部位就是“琴宝”。如此看来,此点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振动关节。

【8】见明代学者胡应麟(1550—约1590年)《少室山房笔丛》中的《艺林学山》卷四论周昉之文。

【9】参看上引胡应麟书同卷。类似的明代引文参看《秘戏图考》169页。

【10】《长恨歌》曾几度被译为英文,如W.J. B. Fletcher的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 (Shanghai 1933,pp. 122—130)。有关评论见于 vol. II p. 120。戏曲《长生 败》由Yang Hsie- (杨宪益)和Gladys Yang译为英文,名为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Peking 1955)。

【11】这个技术术语在本书附录一中有论述。

【12】要想详知针灸的有关情况,可看G. Souli§ de Morant的L'acupoticture chinoise (Paris 1939—1941)。

【13】这一段是由令人怀念的法国汉学家Henri MaSpéro所发现,他是研究道教的大权 威。他在Les procédés de nourrir le Principe Vital etc,(见Journal Asiatique 1937,pp. 386—387)中翻译过此段。Maspéro在文中指出,虽然原书说裴玄仁是汉代人,但传记却写于唐朝。它曾作为一篇独立的作品录于《宋史·艺文志》“道家类”(乾隆版卷二〇五第十五页正),并且由于《明道藏》将提到房中术的地方悉加删汰,所以这里所译的一段也被略去。“此非不规于正”一语似为明代窜入。我的译文与Maspér的译文略有不同。

【14】文中有“火”(属86部)“齐”(属210部),意为“火候”和“丹”,但这里张丑无疑是把它看成译文中的含义指阴蒂——译者,因为他对房中书中的古老术语并不熟悉。

【15】《汉书》卷四六《周仁传》中说,周仁由于某种疾病而阴萎。当他因此变得像个太监时,皇帝遂把他当作同性恋的对象。

【16】书中有“宣裙”一词,可能指“撩开裙子”。但是因为前面几句话说女子已经褪去裙子,所以我猜想“裙”在这里是指包皮,尤其是因为它不仅指“裙”,而且也指“鳖壳 的边缘”。

【17】文中有“鸡台”一词。我认为“台”字系“舌”字之误。“鸡舌”与上文第六章注【3】提到的“雏尖”是一样的。“台”与“舌”在草书中很容易混淆。

【18】《医心方》引文第九节描写女子反应的十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