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 李煜 缠足
9世纪末，南方大规模的军队叛乱震撼着唐王朝，朝廷的威望一落千丈。由草莽英雄黄巢（《中国传记词典》847）领导的起义军向北推进，于881年占领首都长安，皇帝被迫出逃。884年，起义失败，但获胜的将领却势力大增，皇帝反而失去威望，沦为傀儡。他们割据称雄，其中有一个将军并迫使唐代的最后一个皇帝于907年退位。历时三个世纪的强盛的唐朝从此灭亡。
随后是一个军阀纷争、西北蛮族入侵中国的混乱时期。不过，此时中国文化的内聚力已获得长足发展，使这一分裂不可能持续太久。仅仅经过五十年的动乱，帝国又在宋朝的统治下重建统一。
有些被宋朝将领灭掉的短命王朝和小国，曾以它们的文化成就而著称。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孟昶（《中国传记词典》1514）的小国。他于935年成为四川“后蜀”的第二个统治者，而于965年被迫向宋军投降。他有一个妃子徐夫人，号称“花蕊夫人”，后来成为有名的大诗人。她留下一部很长的诗集《宫词》五代前蜀主王建之妃与后蜀孟昶之妃皆号“花蕊夫人”，传世《宫词》乃前一“花蕊夫人”所作。此据《全唐诗》注，不确。——译者，这里翻译了其中的一首，它生动地描写出后宫女子嬉戏的一瞬间：
殿前宫女总纤腰，
初学骑乘怯又娇。
上得马来馋欲走，
几回抛鞚抱鞍桥。
（《全唐诗》之二卷十第六页正）
下面还有一首诗是写她自己的心情：
清晓自倾花上露，
冷侵宫殿玉蟾蜍。【1】
擘开五色销金纸，
碧锁窗前学草书。
（同上书，第八页正）
还有李煜（937—978年），即南唐的第二个统治者，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爱情诗人之一。正是他充分意识到词这种诗体具有极大潜力。中国的古典诗词通常是用文言写成，诗行长度相等，每句通常包括五字或七字。而词增加了行数和字数，只受词牌限制，句子可以长短参差，并允许口语化的表达，所以更能表达细腻的感情。
李煜是一位多愁善感的才子，他热衷于音乐、舞蹈和美女，而无心过问政治和军事。宋朝将领杀死他，并结束了他的短命王朝。他是作为宋代开国皇帝的俘虏而死。尽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失败了，但作为一个诗人，他却赢得了长久的胜利：宋代及其后各个朝代中，所有中国诗人都承认他应属于最伟大的词家，他所开创的词风，直到今天仍为所有专写爱情题材和浪漫题材的诗人所争相效仿。
下面是他的四首爱情诗词。这些诗词可用以抵消上章所译那些赤裸裸的色情描述。前三首是写李煜自己的感情，第四首则是拟他的一个钟情女子。可惜的是，译文只能再现这些诗词的内容，但却无法表达这些诗词抑扬顿挫的韵律。这种韵律使李煜的诗词显得一气呵成，意味隽永。
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
金炉次第添香兽，【2】
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
酒恶时拈花蕊齅，
别殿遥闻箫鼓奏。
菩萨蛮
铜簧韵脆锵寒竹，【3】
新声慢奏移纤玉。
眼色暗相钩，
秋波横欲流。
雨云深绣户，
来便谐衷素。
宴罢又成空，
梦迷春睡中。
喜迁莺
晓月坠，
宿云微，
无语枕频欹。
梦回芳草思依依，
天远雁声稀。
啼莺散，
余花乱，
寂寞画堂深院。
片红休埽侭从伊，
留待舞人归。
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
今宵好自郎边去。
剗[韦蔑]步香阶，
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
一晌偎人颤。
好为出来难，
教君恣意怜。
李煜对本书论及的题目很重要，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情诗人，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原原本本介绍了妇女缠足的风俗，这种风俗后来在中国的性生活中一直非常重要。
宋元史料对缠足历史的看法很慎重，当时缠足已是一种广为流传、完全确立的习俗。宋元时期的作家说，他们从唐代和唐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有关缠足的直接线索，而且从这一时期的绘画中也未发现缠足妇女。他们引用李煜及其宠妃窅娘的故事来解释缠足的起源。据说李煜为窅娘制造了一个六英尺高的大莲花，又用布带把她的脚缠起来，使她的尖足仿佛月牙，让她在莲花上表演他喜欢的舞蹈。因此，窅娘一向总是被画成缠足的形象。如插图11所示，窅娘正把右脚放在左膝上，用布条缠裹。据说窅娘缠足竟引起了普遍的羡慕，所有妇女都争相仿效。
尽管有人怀疑是否真是从窅娘才开了缠足的风气，但是文献的和考古的证据却表明，这一习俗确是在这一时期或其前后，即唐、宋之间约五十年的时间里出现的。这一习俗在以后许多世纪里一直保留，只是近年来才渐渐消亡。现在在中国还偶尔能看到缠足的老太太，但年轻妇女和姑娘却不再缠足，故可以预料，用不了多少年，缠足将荡然无存。
与宋元作家采取的正确历史观点相反，明代，人们喜欢把一切现存习俗都视为古已有之，这种倾向也影响到明代对缠足历史的看法。明代作家对古文献有关妇女脚、鞋的记载拼命穿凿附会，想以此证明缠足早在周、汉即已存在，其说皆属无稽之谈，可置之不论。【4】
尽管这一习俗的历史并没有提出什么特殊难题，但要断定为什么自从出现缠足，女人的脚在中国的性生活中便有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却很困难。
从宋代起，尖尖小脚成了一个美女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并围绕小脚逐渐形成一套研究脚、鞋的特殊学问。女人的小脚开始被视为她们身体最隐秘的一部分，最能代表女性，最有性魅力。宋和宋以后的春宫画把女人画得精赤条条，连阴部都细致入微，但我从未见过或从书上听说过有人画不包裹脚布的小脚。女人身体的这一部分是严格的禁区，就连最大胆的艺术家也只敢画女人开始缠裹或松开裹脚布的样子。禁区也延及不缠足女人的赤脚，惟一例外的是女性神像，如观音。女仆像有时也如此。
女人的脚是她的性魅力所在，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依照传统观念就已是性交的第一步。几乎每部明代或明代以后的色情小说，都以同样的方式描写这一步。当一个男子终于得以与自己倾慕的女性促膝相对时，要想摸清女伴的感情，他绝不会以肉体接触来揣摸对方的情感，甚至连她的袖子都不会碰一下，尽管他不妨做某种语言上的探试。如果他发现对方对自己表示亲近的话反应良好，他就会故意把一根筷子或一块手帕掉到地上，好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去摸女人的脚。这是最后的考验，如果她并不生气，那么求爱就算成功，他可以马上进行任何肉体接触，拥抱或接吻等等。男人碰女人的乳房或臀部或许还说得过去，会被当作偶然的过失，但摸女人的脚，却常常会引起最严重的麻烦，而且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有位中国近代作家写了一部长达五卷的书，专门研究与女人缠足和小鞋有关的学问。【5】这门学问研究用女人的小鞋划拳行令赌酒，女人小鞋的名称和式样，一系列有关缠足的文言表达，等等。他还辑录了古今许多杰出作家有关这一问题的评论，但对缠足与性的关系，或与小脚有关的严格禁忌，却根本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礼节的标准当然要遵从习俗，而习俗又受古怪的时髦风尚的影响。这可以解释，比如说，为什么唐代的中国人并不反对女人袒露脖颈和胸部，而宋代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则视这种暴露为下流，因而推广高领上衣。但是，仅由风尚的变迁并不足以解释有关小脚小鞋的禁忌。
有些作家试图把缠足与女人的阴部联系起来，他们断定缠足会引起某种特殊的阴阜和阴道反射，但这一理论已被医学专家明确否定。另一些人提出的更笼统的理论则断言儒家助长了这种习俗，因为它有助于限制妇女的行动，使她们足不出户，因此，缠足也就成为妇女端庄淑静的标志。这种理论也过于牵强，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按照我的看法，这个问题只能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决，恐怕要从恋鞋癖（Shoe-fetichism）入手，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性学专家。
缠足的技术问题也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读者可参看医学观察者的有关描述。【6】这里所能指出的仅仅是，少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脚一道道紧紧缠住，使大脚趾向回弯，其余四个脚趾向脚底弯。越裹越紧，直到把脚挤成尖角形。从插图12 X光照片的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裹法所造成的畸变。用这种方法，把脚的主要部分挤到脚踝，留在下面的那一小部分就可以伸进小鞋里去了。隆起的脚踝则用裹腿遮蔽，裹腿的式样经过许多世纪变化相当大。从插图13可窥见这类服饰之一斑，它们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和色情文学中起过重要作用。
插图13-A 画的是一个扎裹腿和穿鞋的女人，她身上仅穿着这两件，其他地方是赤裸裸的。该图采自约1550年的春宫画集《胜蓬莱》（见《秘戏图考》图版X所印）。裹腿是用素绸做成的，下面镶有花边，妇女穿上袍子，花边会从下面露出来，盖住鞋面。裹腿是用一根带子系在小腿上的，带子的两端拖垂至地。正如插图18 所印明代书籍的插图所示，女人折起裹腿里面的边。插图13-B 所示为裹腿的另一种式样，出自1600—1650年的画集，如《花营锦阵》和《江南销夏》（见《秘戏图考》所印）。这些裹腿显然是用浆硬的布制成，用带子在略近脚踝上部的地方系紧。由于没有画出带子的两端，所以无从知道它们的系法。最后，插图13-C 画的是约1900年时的款式，出自近代著作《采菲录》。插图13-D 所画是当时女人的鞋子，鞋上绣有蝴蝶和西瓜，出处相同。
春宫画上的女人凡在席子上或有侍女可以看见的地方性交，总是穿着鞋子和扎着裹腿。鞋子和裹腿只有在遮有帐幔的床上才脱下，裹脚布也只在浴后才更换。
人们常常夸大缠足对妇女健康的直接不利影响。其实对中国妇女健康的总体趋势来说，由缠足而派生的影响才是最严重的问题：缠足使女人对舞蹈、击剑以及缠足时代以前女性从事的其他体育活动兴趣锐减。对故意把人体扭曲变形这一点，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注意一下19世纪西方观察者的看法，他们中曾有人就缠足发表看法说：“不仅（中国）人的思想，而且他们的身体也被反自然的习惯摧残和扭曲了。”【7】但这位观察者却未免健忘了，在同一时代，他家里的妻子和女性亲属也正由于束腰过紧而使心肺大受其苦。尽管缠足引起了很多痛苦，但通常所有时代和所有种族的妇女都会为追求时髦而乐于承受这些痛苦。1664年，当满族妇女被禁止仿效汉族妇女缠足时，她们竟愤愤不平。
在艺术领域，缠足所导致的令人遗憾的后果是，它中断了伟大而古老的中国舞蹈艺术。宋代以后，仍有一些著名的美人和妓女以演唱技巧和弹奏乐器的技巧被人称誉，但伟大的舞蹈家却越来越少见了。在朝鲜和日本，从中国引进的这种艺术一直持续发展，直至今天在歌舞伎中仍兴盛不衰。可是与此相反，在中国本土，舞蹈艺术的发展却停滞不前，日益濒临灭亡。
理学 道家内丹派的房中书
在宋初的几个崇尚艺术的皇帝在位期间，唐代的放荡生活仍在继续，但儒学的复兴开始影响男女间的自由交往，性关系也被经书上的大量严格规定所限制。
儒家的复兴并不是一下子发展起来的，在唐代，有些儒家学者就已发现，他们若想使自己的学说获得普遍支持，就必须扩大它们的影响。宋代有两位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年）和邵雍（1011—1077年），他们从道教中借用了一些概念，因而成为一种混合思想体系的奠基者，这个体系通常被称为理学。他们以体现在《易经》中的系统为基础，制定了一种新的理论。他们把宇宙中的阴阳两种作用力解释为元初统一物，即“太极”的两个对立面。他们用阴阳循环相克相生生动地刻画了这一体系的基本概念，这种循环也就是太极。从此，如本书前面所说，这一主题在中国哲学和实用美术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太极环以八卦，已成为中国装饰艺术最流行的主题之一。
另一些理学家进一步完善了这个体系，但集大成者，乃是宋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朱熹（1130—1200年），他是真正的理学之父。
朱熹借鉴了道家炼丹术和佛教，特别是禅宗（日语读为Zen），因而给儒学增添了它始终缺乏的神秘因素，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和艺术家。而同时，他对经书的注释却严守儒家教义，甚至比汉代经说走得更远。他强调女性的低下和严格的两性隔离，禁止表现婚床之外的一切异性之爱。这种固执的态度特别表现在他对《诗经》中爱情诗歌的注释上，他把这些爱情诗歌解释为政治寓言。朱熹为理学作为惟一的官方宗教奠定了基础。【8】
从那时以来，理学就成了官僚政治的教义。一方面，明确规定的意识形态为统一而有效的国家管理确立了稳固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它又助长了政府极为严格的专制独裁，包括建立检查制度、思想控制和其他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明清时代，对“不敬”的指控，为当局清洗他们的政敌和思想危及国家安全的人提供了借口。
宋代统治者自己并未实践他们正式支持的这一学派的原则。作为个人而言，正像从前的汉代皇帝，他们对道教更感兴趣。他们醉心于长生不老药，并把大量时间花在后宫嬉戏之中。当时的宫中实录还提到《秘戏图》，表明他们在炼道家的内丹。从那时起，一般色情画往往被叫作“春宫画”，亦简称“春画”。
房中书上的教导仍在宫廷内外实践，但此时有些作家已提出告诫，反对这些原则。宋代作家王楙（1151—1213年）对统治者和士绅的性习惯做了长篇讨论，见《野客丛书》卷二九第一条。在描述了皇帝习惯与极多的女人性交之后，他继续写道：
今贵公子多畜姬媵，倚重于区区之药石，伐真气而助强阳，非徒无益，反以速祸，虽明理君子如韩退之，有所不免。情欲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绿，丧身殒命，何可胜数。前覆后继，曾不知悟。
多产的宋代作家曾慥（号至游居士，主要活动于1150年前后）在《道枢》【9】中收有《容成篇》一卷（参看本书70页所列第一种书）。在该书中他也痛斥了道家内丹派的房中术。他的批评是直接针对他的同代人崔希范写的《入药镜》。《入药镜》的一个彻底删节过的本子见于1444—1447年出版的《道藏》，这个本子后来重印于《道藏辑要》。该书由道士王道元、著名作家李攀龙（1514—1570年）和明代学者彭好古作注。这个糟糕的删节本只包括三卷，每卷十八行，断烂不可卒读。不过曾慥知道该书完整的原貌。曾慥的引文（删节本中已荡然无存）可以证明，《入药镜》是一部道家炼内丹的书。曾慥说：
吾尝得崔公《入药镜》之书，言御女之战，客主恍惚，同识不同意，同邪不同积，同交不同体，同体不同交，是为对镜不动者也。夫能内外神交而体不动，得性之道也。动，则神去性衰矣。不染不著，则留其元物，使气定神住，和合成形，入于中宫，煅去其阴，而存其阳焉。红雪者，血海之真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于子宫。其为阳气，出则为血。若龟入时，俟其运出而情动，则龟转其颈，闭气饮之，而用搐引焉。气定神合，则气入于关，以辘轳河车挽之，升于昆仑，朝于金阙，入于丹田，而复成丹矣。至游子闻而大叱曰：崔公果为是言哉？吾闻之，古先至人，未尝有也。昔张道陵黄赤之遒、混气之法，盖为施化种子之一术耳，非真人之事也。然及陵之变举，则亦不复为此矣。清灵真人曰：吾见行此而死者也，未见其生者也。……
从这段文字来看，直到宋代，3世纪黄巾军所倡导的戒条在道家的圈子里仍在流行。“黄赤”这个术语在记载黄巾军教义的古老文献中并未提到，本书附录一将讨论其含义。
“龟”字的含义变化
应当注意的是，古书把男性生殖器称为“龟”，这显然是因为其长颈和尖头类似这种器官。龟还会引起其他性联想，但长期以来，这些联想却无损于它作为元气和长寿之象征的地位。只是从明代起，龟的性暗示才令人不可接受，因而龟才退出观赏美术和实用美术的范围，“龟”这个词才在上流社会成为禁忌。我们之所以会对追溯龟的象征意义退化的历史感兴趣，只是因为它间接说明了儒家禁欲主义的发展。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龟壳早在殷代就被用于占卜，龟被视为元气之所在，十分神圣。在第二章中也提到，龟在古代曾用以表示北方，常常再现于观赏美术和实用美术当中。石龟一向被用作碑刻的趺座，印章也常常雕有龟纽，并且作为长寿的象征，人们还经常用龟来装饰花瓶、盒子和其他物件。另外，龟字还常常见于人名，例如著名唐代诗人和品茶专家陆龟蒙（卒于881年）、宋代作家彭龟龄（1142—1206年）等等。龟龄这个词还被用于寿幛，祝寿时可随便张挂在墙上。不过，大约公元1300年前后，这种动物的地位便衰落了。
清初作家王士祯（1634—1711年）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并不知其所以然。他在《池北偶谈》卷二二《名龟》中说：
麟凤龟龙，并称四灵，汉唐宋以来，取龟字命名者，不可胜纪。至明，遂以为讳，殊不可解。
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年）在《陔余丛考》之《讳龟》一文中（卷三八倒数第五条）也讨论到这一问题。他一上来就引用了宋代史料中浙江人避免使用“鸭”这个字的有关记载，因为据说这种禽类是靠同性交配而繁殖。接着，赵氏说，“龟”这个字在他那个时候也是忌讳，因为它往往是指男人纵妻行淫。他列举了从元代以前的史料中摘出的大量有关材料。这些材料证明，元以前人们并不避讳“龟”字，常把这个字用于名号。他还引用了上引王士祯的话，也承认并不知道为什么龟字会变成禁忌。不过他还引用了元代史料《辍耕录》。在该书中，一个破落古老家族的状况被说成是“宅眷多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由于按照流行的观念，兔子会因望月而怀孕，这第一句的意思是指这一家的姑娘淫乱无度。而由于乌龟缩首，是指它害怕露脸，就像我们西方说的“鸵鸟政策”，第二句则意味着这家的男人对他们女人的丑事故作不知。赵氏得出的结论是，在元代，龟字就已含有作贱别人的性含义。
稍后，清代作家俞樾（1821—1906年）在他的《茶香室四钞》卷六第十一页正，除引用王士祯的论述，还引用了明代学者徐渤《徐氏笔精》中的论述。在该书中，徐氏断定龟在宋代和宋以前并不是禁忌，但他说他也不知道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变成禁忌的。他还说，在他的时代，仍有人取龟字为名，尽管很少。俞樾从徐氏的解释中得出结论说，在明代，龟字还没有完全成为禁忌。我还可以补充的是，有些明代的印章仍然雕刻有龟纽，而且还有一些明代的木匾也刻有“龟”或“龟龄”等字。
明代后期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都把龟当成粗俗下流的骂人话。它变成了中国骂人语汇中的一部分，用以暗示某人或其父母有违背伦常的行为。龟，特别是乌龟，被用来骂拉皮条的人。吉尔斯在他的《汉英词典》中，收有“龟公”一词，意为“戴绿帽子”。这也就是说，“龟”的含义就是表示“默许妻子与人私通（或从中获利）的男人”，并引申为被妻子蒙在鼓里的男人。
在论龟之文后面的另一篇笔记中，赵翼还讨论了“王八”一词，在一般说法中这个字也和龟一样是用来骂人的。赵翼指出，在较早的文献中“王八”一词就已偶然被用来指强盗和放荡的人，他还收入了一个异读的词“忘八”。他解释说，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忘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也”。王八在今天是用来骂那些作恶的流氓恶棍。而“王八蛋”也是下流的骂人话，它是指被骂者的父母有不正当行为。把乌龟的图形或“王八”一词画在或写在屋子的外墙上或路边，含有下流之义。吉尔斯在上述词典中把这些图画和词语解释为“禁止小便”，这恐怕是一种派生的解释。总结上述材料，我倾向认为，元代以前已形成流行的看法：（1）把龟与男性生殖器联系起来；（2）假定动物可用鸡奸的方式繁衍；（3）把龟缩视为丈夫默许他的妻子与人私通。我认为这些侮辱性的含义与龟之作为“灵物”而受人尊崇一直是并存的。甚至在元代，当理学禁欲主义广为传播，任何问题全都与性禁忌拉扯在一起，进而把龟排除在一切庄重的语言和艺术之外的时候，人们也没有把龟从碑座上撤下来。人们一旦正式把龟看作下流之物，自然它也就成了一种流行的骂人话。它的性联想被强调突出，而旧有的、受人尊崇的含义则隐退了。在清代，绝没有人会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取个带龟字的名字，或在屋里摆上带龟字的书，也没有人会使用以龟做装饰的印章或其他物件此说不确。——译者。不过，还应补充的是，在南方各省，中国古代的习俗要比北方和中原保存得更好。龟在南方还有象征长寿的神圣意义。例如，在厦门，人们把糕点制成龟形，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中用来祭天，同样的糕点也用于做周年。【10】日本也用这些东西：正像元代以前的中国，龟在日本也受尊崇，并且直到今天，日本仍用龟做观赏美术和实用美术的共同主题。
在这段题外话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讨论宋代的性生活。
房中书 裸体
一般地说，宋代文献很少提到房中书，似乎房中书的影响开始有所衰退。但《宋史·艺文志》还是少量著录了这类书。在道家类卷二〇五我们可以看到《五牙导引元精经》一卷。此书未能保存下来，但显然与炼内丹有关（见前引十二页正）。还有邓云子为一位法术高明的道士写的传记（见前引十五页正）。其中包含了传授炼内丹的一些说法，该书尚存于《道藏》中，已经在上文199页做过翻译。还有上面提到的《入药镜》三卷（见前引十六页背）。此外还有《养生要录》三卷（见前引十九页背）。该文可能节自《汉书》已经提到的卷数较多的《养生要集》这里的《汉书》，是《隋书》之误。——译者。医类（见前引卷二〇七）也提到《养生要录》（见前引二十一页背）。这本书也肯定是一部房中书。这里所说的页码是据《宋史》乾隆版。
宋代前半期，与性有关的事尚可在较大的范围内自由谈论，房中书的原理也仍被付诸实践。这一点可由宋代学者和官吏张耒（1054—1114年）的《明道杂志》续中的两段话得到证明。
首先，张耒提到说，他曾碰见过一个在他看来是精通道术的人。这是个叫王江的云游道士，他是个大酒鬼，看起来像个疯子，身材短小肥胖，把头发梳成高辔，上面插着花。有一大官礼遇王，向他请教房中术，但他拒绝回答（见前引《说郛》版十一页背）。
接着，张耒又说，他还遇见过一位叫刘几的将军。尽管他已七十岁了，但看上去仍像个年轻人。当张氏问他靠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点时，“几挈余手曰：‘我有术欲授子，以是房中补导之术。’余应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妇，何地施此？’遂不复授”（见前引《说郛》版十七页背）。
宋代前半期，儒家的道德标准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还不十分明显。清代学者俞樾在他的《茶香室四钞》（卷九第十六页背）中引用了两段早期史料，提到宋代在公共场合下表演的妇人裸相扑。这类相扑是嘉祐年间（1056—1063年）京城宣德门附近举行的节日庆典的一部分，各类杂技演员都在那里献技。皇帝和他的后宫嫔妃经常参加节日庆典，观看这些裸体女人，并以银子和绸缎奖赏获胜者。【11】据说，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是坚决反对这种下流习俗的，曾奏请废止这种体育运动。【12】
虽然男女裸体，包括同浴，因与儒家的礼仪相左而遭反对，但后来有人却发现了一些巫术思想的偶然线索，即裸体特别是暴露生殖器可以祛凶避害。17世纪早期，残暴的军阀张献忠（1605—1647年），作为当时四川省的主要军事统治者，“曾将被屠杀的裸体女尸暴露于被围攻的城外，想用它产生魔力，防止守城者的炮火”（J.B.Parsons' article "Attitudes towards the late Ming Rebellions"， in Oriens Extremus， Vol. VI，1959，P.180）。而且在清代男女裸体性交的图画还被广泛地用作护身符（见本书第331页注47）。不过，我还没有发现宋代也有这类信仰。也许，它们是伴随性禁忌的发展而出现。这些禁忌后来愈演愈烈，日益笼罩着人们的性生活。
三种不同等级的妓院制度 宋代婚俗
在第七章讨论唐代妓女时，我们曾指出，要想洞悉妓女的各个级别以及它们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很困难的。但对宋代的情况，我们的了解则有所改善。有三篇文章，是由目击者所记述的南宋京城杭州的生活，它们为这一题目提供了合适的材料。
古物鉴赏家周密（1232—1308年）在《武林旧事》卷六中把妓院分为三个等级。他先写的是最低的一等，即为穷人和士兵服务的普通妓院，其次是带有各种设备的酒楼，最后写的是有高级艺妓招待的上等娱乐场所。该文把低等妓院叫作“瓦子勾栏”，“瓦子”或“瓦舍”的含义很不清楚。大概是指用瓦盖成。“勾栏”的意思是“遮拦”，汉代文献中就已经出现过这个词，是指安顿娼妓居住的房屋。显然，周密认为这些低等妓院不值得做进一步讨论，他有意不提它们的地点。为了进一步了解瓦舍的情况，我们必须转而看看另一部同时期的史料《都城纪胜》。该书是由一位号耐得翁的学者写于1235年。他说：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
宋代学者吴自牧所编的笔记集《梦粱录》卷十九云：瓦舍，乃是临时泄欲之所，价廉如瓦，易聚易散。不过，这似乎是一种派生的解释。瓦子是杭州一个市场的名字，很可能低等妓院最初就坐落在那里。《梦粱录》还说，皇帝驻跸于杭州与绍兴之间时，军队曾在城外设立过一些瓦舍，招集妓乐，供士兵暇日娱乐。接下去，又重述了《都城纪胜》中讲到的情况，即一般士庶也逛这些妓院。后来的史料表明，宋代供军队使用的妓女是从当地妓院中招募而来，拿月份而不是固定薪水。【13】显然，瓦舍起先是一种专供低级军官和士兵享用的特殊官办妓院，当时一般平民是不允许去商业性妓院的。但后来，一些富人家的浪荡子弟为寻求新的刺激也常来光顾这些地方。上引后面的同一材料说，宋代的官妓制度是重新组织起来的。已经定罪的男囚的眷属和战争中的女俘虏被作为妓女分配给各路府衙门，那些把眷属留在家乡或京城的当地官员，可向政府租用这些妓女。如果他们调任时想带走这些女人，加付租金后也是可以的。
也许这里应补充的是，明代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偶尔提到士兵、水手和市井无赖光顾的低等妓院。当时，这种人被称为“嫖”。这种最下等的妓女之所以被人看不起，不仅是因为她们是罪犯或罪犯的亲属，而且还因为她们缺乏高等妓女的技艺。因此，“嫖”就成了一个粗俗的骂人词汇。
周密在《武林旧事》一书中描述了瓦舍或下等妓院之后，接着写了名为“酒楼”的等级较高的妓院。
周密把这些酒楼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的，叫“官库”，另一类是私营的。第一类由户部点检所控制，最初只供应酒和下酒菜，不管正餐。周密列举了十一家这类酒楼的名字，每家皆设有少数可供点唤的官妓。姑娘们总是浓妆艳抹。节日的庆典总是在那里举行。这些地方往往为官府中的人所占据，外人是难得光顾的。
周密还列举了十八家私营的妓院，它们是真正的餐馆，同时有陪客的女人。他说：
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系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装袨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栏招邀，谓之卖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插坐。
接着，周密又列举了这些地方令人惊异的各种食品。这里没有固定的菜单，一群跑堂和小贩每人手持一个装有精美食品的盘子，在桌子间穿流不息，顾客可以随意点他们喜欢吃的菜。周密很惊异于这些侍者的记忆力，他们可以记住上百种顾客点的菜而毫无差错。这种服务制度今天仍可在有些广东人开的餐馆中见到。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有些中原和北方已经废除的习俗仍然保存下来。周密用下面的话来概括这一段：
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色。
上述另一部宋代史料《都城纪胜》还进一步提供了下面这些与酒楼有关的情况：
庵酒店谓有倡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镫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赣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倡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
显然，经常光顾这些酒楼的是些中等阶层的商人和低级官吏。
论述过第二种妓院之后，周密又继续讲到了第三种也就是他称之为“歌馆”的最高一等妓院。这类妓院位于一个叫作平康里的地区。它得名于本书第170页所说唐代京城的著名妓院区。显然，这些歌馆也被称为茶坊。在中国，现在这个词是指卖茶的铺子，但在日本“茶屋”（cha-ya）一词却仍具有中国古代买情之所或普通妓院的含义，而完全不同于女郎屋（jorō-ya）。
这些歌馆是擅长诗词歌舞、有技艺的妓女之所居，常来光顾的都是些高官、富商以及本人有钱或受有钱人捧场的文人墨客。周密记述得很清楚，上这些地方是要花很多钱的。客人刚一进门，喝第一杯茶，就要付几千钱，叫“点花茶”。再登楼饮上一杯酒，又要付几贯钱，叫“支酒”。只有经过这些程序，姑娘才会出来让客人挑选，酒食才送上，宴会才开始。除去这些娱乐，还有其他许多额外开支。娱乐的每一道程序都有许多固定的仪节，需要加付小费。例如，如果一个客人想召另一家歌馆的姑娘来陪，姑娘就得叫一乘轿子，还要穿上合适的衣服，哪怕她住的地方就在街对面，也要这样。而另一方面，它对顾客的服务也是最上乘的，房屋极尽奢华。所有的家具都是高质量的，内陈精美古玩。一切都为客人安排得舒适周到，冬有火箱取暖，夏有冰盆消暑。周密以下述之言作结：
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
这些宋代史料为我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三类妓院。尽管它们描写的只是南宋京城杭州和杭州附近地区的情况，但如果剔除某些地方特点，它们也可以代表宋王朝其他地区的情况。
正像唐代一样，高等妓院的妓女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她们也参加私人聚会和各种庆典。上述《梦粱录》卷二十对杭州的婚礼和有关习俗做了详尽叙述，从中可以看到，高级妓女在婚礼上有专门指定的位置。下面略述大意，它为研究中国婚姻习俗的历史提供了有用的史料。
由媒人安排两家先非正式地交换庚帖，看其生辰八字是否相配，如果相配，就可以正式换帖。庚帖的内容包括许多细节，如最近三代家庭中头面人物的正式名称，爵位和官衔，儿女的生辰日期，住在一起的亲属的名单，全部家产的清单。而新娘方面还要加上一份嫁妆的清单，以及出嫁时所分财产的说明。如果这些条件双方都满意，未来的新人便可以在一个安排好的宴会上见面，仔细地相看对方，这种仪式叫作“相亲”。他们相互敬酒，如果新郎对新娘满意，就把一个金发簪别在她的头上；如果不满意，新郎就送给新娘两匹绸缎。如果一切双方都满意，便可交换礼物，择吉成亲。交换过几次礼物之后（其中许多礼物具有象征意义，例如一对暗示多子的金鱼），【14】在择定的日子里，新郎便带着许多人，包括雇来的妓女和乐师，去迎娶新娘。到了新娘家，新郎必须拿带来的吃喝招待新娘全家。然后新娘上轿，在一群手执花烛的妓女簇拥下，排排场场进入新郎的家中。新娘正是由这些妓女领入洞房，而新郎则由主婚人带进，然后合卺结发。仪式完毕，他们才被带到堂前，在堂前新娘要正式见过新郎的家人，拜过祖先牌位。
后来，这种仪式有过几次重大变化。在明代的中国，未来的新人在结婚之前见面似乎已逐渐被废止。后来，只有在新娘拜过堂后，除去盖头，新人才有可能直接面对面。但在日本，旧式婚礼却一直流传至今，称相亲为mi-ai。
住房、家具和服饰
宋代，中国的内地发生巨大变化。唐代中等阶层的住房是由明厅构成，明厅由可移动的屏风分隔成小间，与之相反，宋代的房子则是用固定的墙来分隔。由于有更多的墙面可以利用，所以可以在显眼的地方悬挂卷轴书画作为室内装饰的一部分。地面用石板铺砌，冬天复以地毯。人们进屋用不着再脱鞋，也不必席地而坐，木雕的高桌椅已普遍使用。
此时床架比以前更像是一个隔开的小间。它是一个高度与房间相同的落地罩，用带窗格的硬木做成。落地罩后面放着垂挂帐幔的床，窗边留有足够的地方放梳妆台和茶几。落地罩前面也用帐幔遮掩。由于两种用具的引入，使睡觉的舒适感大大增加。一种用具是“竹夫人”，为一三英尺长的竹笼，在盛夏酷暑之夜，可以把它放在两腿之间，减少大汗淋漓之苦。中国移民把它带到了过去的荷属东印度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在那里，英文叫法是“荷兰妻”（Dutch wife。）另一种用具是“汤婆子”，即一种冬天用来暖床的铜热水罐。专门用来暖脚的比较小的热水罐叫“脚婆子”。按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这两种朴实无华但却极为有用的物品是源自宋代，参看《陔余丛考》卷三三第十五条，该书引用了许多宋代作家的作品。
似乎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男女服装与唐代后半期的式样颇为相似。图版11画的是一个身着礼服的妇人。这是一幅很大的地藏菩萨像的局部，据题记作于公元983年，发现于敦煌。这里印出的局部表现的是一个画在右下角的女供养人。全画可从寇恩（W.Cohn）的《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菲顿出版社，伦敦，1948年）图版31查到。妇人举起的手中捧着一个盛有圣水的小瓶。从画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宽袖，长而拖曳的袍子和肩上披着的宽幅披帛，披帛的两端一直垂到地上。头饰极为精巧，两绺叫作“鬓”或“蝉鬓”的头发自鬓角下垂，带两串小花，或念珠。这两绺头发对中国的男人有着特殊的魅力，他们常常在爱情诗中提到它，把它比之为轻云。一把弯梳插在前面的头发上，左右各有三枚钗，钗的突出的尾部有精致的圆钮。假髻上戴着用箔做成的发饰，作翘尾凤形，并有用同样材料做成的花，这些装饰在图版13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脸上有两块很显眼的胭脂痕，正好在眼睛底下，额头正中有三个丹点。
把这幅画与图版12中一千年后日本花魁（oiran）或高级艺妓的形象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这是著名套色版画家英山于约1840年画的江户鹤屋（Tsuru-ya）花魁立花桔（Tachibana）。可以看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有拖曳的袍子，长而宽松的袖子，特别是带蝉鬓的精巧的头饰，前面插着梳子，带精致圆钮的斜突的钗。这再次确切地证明，中国古代的一些习俗，在日本仍然保存下来。
图版13画的是男女供养人，是另一幅敦煌壁画的局部，原画主要表现的是有两位侍者陪伴的观世音，是用彩色画在绢上，据题记作于公元968年，即北宋初。此画表明，当时男子的服装与唐晚期的服装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官员的帽子上有浆过的帽翅，长袍紧领，腰带上镶有玉片，男人手持一带柄熏炉。
似乎整个北宋时期，男女服装的式样一直相差不大，只是随后的南宋时期（1127—1279年），才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朝廷从汴梁迁到南方的杭州，意味着社会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不过，这些服装款式的变化，也许只能做泛泛的介绍。在现阶段，我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知识是贫乏的，这个问题过于被人们忽视。【15】传世的宋代绘画大多都是复制品，恐怕在细节上已被复制者肆意篡改。加上表现人物形象的和大致可信的宋代作品并不一定非得画出画家所在时代流行的衣服式样。事实上，大多数画家都宁愿画古装人物和古代背景。甚至今天，中国的肖像画家依然常常画着穿明代服装的现代人物。因此，我做出下述评论时是有所保留的。
南宋时期有一种宽袍大袖的趋势，无论男女，都穿后摆曳地的宽袍。由于此时服装式样已经定型，女人裸露脖子和胸部是不体面的，所以，女人开始在衣衫里面套上一件短上衣，前面扣扣，带紧身高领。唐代流行的围裙式外衣似乎已被废除，但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女人在外面的袍子上还罩有一种罩衣，前面敞口，用两根长得过分，一直拖到地上的带子系紧，见插图4和插图8。有时，这种罩衣还做成短上衣的式样，如插图7所示。在插图8和插图11中，还能看到带精致大锁的金项圈。这种金项圈也叫长命锁，在南宋时期，似乎已逐渐风行。它是一种护身之物，表示把长存的精神和幸福牢牢锁住，不断赐福于戴着它的人。今天，人们常常把金的或银的长命锁送给新生婴儿，在阴历二月十九日，即释迦诞辰之日，给他们戴上，用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在明代，成年妇女仍戴这种项圈。显然，妇女总是经常戴着这种吉祥物，即使是在不穿衣服进行性交时也是如此。（可参见《秘戏图考》图版15）
南宋时期，女人使用胭脂比从前更为讲究。脸颊上只淡施红色，再也见不到任何像唐代和北宋时期那样，在眼睑下重施丹点的女人肖像了。作为一件怪事，我要提到约公元1000年时北方辽代妇女保存的一种习俗。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卷四第九页背引用了一些较早的史料，说这些女人脸上涂满黄色油膏，嘴唇涂得猩红，眉毛描黑。这种妆扮叫“佛妆”，显然，这是因为它的样子如同面无表情的金身佛面。这种特殊的妆扮并不是不可能具有性暗示，它可能暗示女人为密宗的萨克蒂（Sakti）印度教性力派崇拜的最高女神。——译者，即男人的女性配偶，在性行为中可以增加男人的元气。见本书附录一关于萨克蒂的讨论。
在宋代，雕版印刷术取得很大进步。书籍可以大量印刷，数量远远超过从前的手钞本。这一进步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妇女读书识字也有了更多的便利。中等阶层家庭的女孩，除照例学女红之外，一般也学习读书写字。从那时以来，我们发现不少已婚妇女精通文学的例子，女诗人已不再只是见于娼妓歌女之中。很多妇女还以精通书法和绘画而见称。值得说明的是，唐代和唐以前，书法一向被认为高于绘画，是有学问地位的男人才可能从事的笔墨艺术。绘画也一向被认为是一种专门技巧，主要是匠人的工作，而不是艺术家的工作。不过在宋代，水墨画已发展起来，这是一种用寥寥数笔状其神态的印象派画法。由于这种与书法同源的绘画看来很适合由文人阶层去创作，所以它很快就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时髦消遣。宋以前，人们只听说过因文学成就而著称的女子，但从宋代起，人们却会见到许多女画家的名字。
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妻子对丈夫的文学艺术活动饶有兴趣。当时正像现在一样，共同的兴趣为美满姻缘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从那时起，中国的历史记载还提到许多由共同的文学志趣而结成美满姻缘的例子。
有一个女子写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这就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她号易安，主要活动于约1081—1140年。
李清照是在一个清贫但很著名的书香门第长大的。其父为著名诗人李格非，其母则是学者兼官僚王拱辰（1012—1085年）的女儿。她十九岁与一个热衷古物研究、名叫赵明诚的年轻儒生结为夫妻。他的抱负是要编成一部对所有传世的重要金石铭文进行考释的书。故他任官职之后，在他的夫人李清照的帮助下，把全部余暇都投入到这类研究中。
不幸的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北部边境上的金国日益强大，屡犯宋土，迭败宋军。1127年，他们征服了宋的北方，占领了宋都汴梁（今开封）。皇帝被迫南迁，建新都于临安，即今杭州。这标志着南宋的开始。直到公元1279年，蒙古人占领整个中国，南宋才结束。
李清照的丈夫死于宋朝政府南迁之际，他给李清照留下了他们的藏书、古物及呕尽一生心血的《金石录》手稿三十卷。其后，她虽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总是想方设法，尽力保存亡夫留下的珍贵藏品，时刻把丈夫的手稿带在身边。当她终于在杭州定居下来时，她便开始着手整理这些手稿并为之写了一篇后叙，备言这部书所历经的种种磨难。这篇后叙还是一篇简明扼要、感人至深的生平自传，它那朴质无华的纯情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爱情的见证。下面我从这篇后叙中摘录几段话，它们多少反映了他们婚姻生活的某些情况，以及她对丈夫和他的著作的态度:【16】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二年，出任宦，便有饭疏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易市。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邪？留宿间，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来，赵明诚官职晋升，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书籍和稿本，以至逐渐形成一小批可观的藏书。
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然而战争形势不断恶化，当时，赵明诚亦被派往靠近前线的山东任职。
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1127-1129年，宋朝军队败退南方，赵氏一家也随之辗转迁徙。每次搬家，他们都要丢弃或卖掉一部分他们把玩已久的书籍和古物。1129年复，赵明诚受到偏安杭州的皇帝召见，被任命为浙江吴兴知府。由于形势日益恶化，他决定先把妻子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只身赴任。他们乘船同行了一段路程。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
她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丈夫。他到达皇帝的军营后即染病而亡，留给妻妾的财产仅够维持生活。三年里，她在中间地带到处奔波，有时住在朋友家，有时住在亲戚家。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写下了下述《采桑子》。
窗前种得芭蕉树，
阴满庭中，
阴满庭中，
叶叶心心，
舍展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
点滴霖霪，
愁损北人，
不惯起来听。【17】
渐渐地，她变卖了所有财产，连最后仅存的一点古物也被强盗掠去。但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丈夫的手稿。1132年，当五十二岁时，她终于在杭州定居下来，在那里编定手稿，写下后叙。在后叙结尾处，她承认命运就是如此：
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
后叙写于1234年。当手稿付梓之后，她再度离开了杭州。她究竟死于何时何地，已不得而详。
注释：
【1】指用来给砚台滴水的小容器。即砚滴。——译者
【2】有关这种狮子型香炉的各种细节，请参看上文107页。A.Hoffmann 把香兽误译为“ piesces of incense in the shape of animals”（一柱动物形状的香〉，参看他在 Die Lieder des Li Yu（Cologne 1950，p.31）一书中所译该诗。在中文文献中可用以说明其正确含义的引文查见《佩文韵府》“香兽”条。
【3】笙是由一个形状像半个葫芦的音箱构成，上面竖有一些细竹管，功能有如西方的管风琴。管子里面是铜簧，当演奏者堵住管上的孔吹气时，铜簧就会振动发声。
笙是最吸引人的中国乐器之一，不幸的是它在宋代已不大流行，以致近年来只有很少的人能演奏它。不过笙在日本一直流行，现在中国也开始研究它。
【4】清代学者俞正燮（1775—1840年）在其笔记集《癸巳类稿》卷十三第十一页的注文中对中国文献中与缠足有关的材料做了综合考察。
【5】姚灵犀《采菲录》卷一至三，1936年出版于天津，卷四出版于1938年，卷五（续编）出版于1941年。这是一部详尽收录古今材料的书，附有大量照片和插图。它还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初的反缠足运动，以及女人小鞋的制作和装饰。卷三重印了明代画家仇英的一幅春宫画，画的是一间卧室，画面上男人正和女人开玩笑，不给她鞋，而女人则坐在床上，正用裹脚布缠足。
两人都穿戴整齐，色情因素在画面上是暗示性的。
【6】早期描述见“Small feet of the Chinese females: remarks on the origin of the custom of compressing the feet; the extent and effects of the practice; with an anatomical description of a small foot”（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Ⅲ， no. 12 of April， Canton 1835）。还有 H.Virchow 的“Das Skelett eines verkruppelten Chinesinnen Fuszes”（见 Zeitschrift fur Ethnologie，vol.XXXV，1903，pp.266-316）和 E.Chavannes 在 T'oung Pao（《通报》）2nd series vol.IV（1903）p.419的书评。
Chavannes 引用了中国考古学著作《金石索》作者的说法，他说早在李煜之前，缠足女人的形象就已出现在青铜镜鉴和浮雕上。但 Chavannes 承认这种所谓的形象并不可信。它们表现的只是女人有比男人更小的脚，而并不说明有真正缠成蹄形的足。Chavannes 在其书评结尾引用 Montaigne 的话，说因缠足而致残的女人相当淫荡，这更是毫不沾边。
各种医学观点集中在 Ploss 和 Bartels 的 Das Weib in der Natur und Volkerkunde（ed.by von Reitzenstein，Berlin 1927）vol.I，pp.290-300中。
此外还有 J.J. Matignon 的 La Chine Hermetique，superstition，crime et misere（Paris 1936，first published in 1902，under the title Superstition，Crime et Misere en Chine）中的“A popos d'un pied de chinose”一章。作者曾在北京行医多年。虽然它是用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写成，但却是以作者的实际观察为基础，包含了许多约1900年前后中国性生活的有用材料。在专门的医学出版物中，也许还有更晚的文献。
【7】引自上一条注释中提到的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一书的第1页。
【8】对理学的精辟论述见 Needham 的 SCC vol.II，p.455 sq。
【9】《道枢》的前七卷被重印于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中，这是个抽出别行的本子，题目是《至游子》，作者不详。显然，这七卷正是以这种面貌流行于明代（见1566年姚如循序）。但奇怪的是《丛书集成》的编者并未弄洧此即《道枢》的一部分。
【10】见 J.J.M.de Groot，“Les Fetes annuellenments celebrees a Emoui”（in Annales du Musée Guiinet， Paris 1886， ch. 1 ）。
【11】引自明代学者张萱的《疑耀》。《疑耀》见《岭南遗书》之二，这一史料在本书写作时已很难找到。
【12】引自清代作家乔松年的《萝藦亭札记》，这一史料在写作当时也很难找到。
【13】这一说法是根据元代学者徐大焯《烬余录》注。我是按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九第九页正和近代学者邓之诚《骨薰琐记》卷四第十八页正所引。后者并未引用该书原文。
【14】鱼在中国是非常古老的多子象征。参见 C. Hentze Le Poisson comme symbole de fécondité dans La Chine ancienne （in Bulletin of the Royal Museum ? Brussels 1930）。
【15】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很少，可以举出 Alide 和 Wolfram Eberhard 的 Die Mode der Han-und Chin-Zeit （Antwerp， 1946; Eberhard， LAC pp. 223—230） ，J. G. Mahler éHj The Westerners among the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Serie Orientale Roma xx. ch. II: A study of Chinese costume in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igurines） （Rome 1959）。
【16】本书所据后叙原文见《四部丛刊》本（附校勘）赵明诚《金石录》卷五。
【17】胡适《词选》（商务印书馆，上海，1928）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