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明，公元1280-1644，
文学艺术中的性表现。
第九章 元
（公元1279—1367年）
元代的性习俗：功过格 元曲三姑六婆和太监等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是一些贪得无厌的征服者，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用最短的时间虏获最多的战利品。蒙古人不仅在北方强制推行严酷的军事统治，而且于1279年打败了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后，蒙古人还把这种军事统治扩展到全国，并一直延续到1367年。忽必烈汗建都北京，他身边有许多蒙古和其他异族的谋臣，后者当中有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派往各省的军事长官也往往是异族人，例如阿拉伯人赛典赤·赡思丁（Seyyid Edjell）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大大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南的传播。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虽然也曾有过部分国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时候，但至少其他部分总还在中国人手中，受中国王朝统治。况且，从前的异族政权一向倾慕中国文化，很快就会接受中国的语言和习俗。但蒙古的占领似乎预示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结束。蒙古人蔑视中国的一切，他们只想用残酷的手段榨取这个国家的财富，把中国当作军事基地，去侵略满洲、朝鲜、日本和印度支那等邻国。
因此，中国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被占领国所面临的全部问题。爱国者组织了抵抗运动，如著名的白莲会；而有些人却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向蒙古人摇尾乞怜；还有些人与蒙古人合作，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合作才能缓和残暴的异族统治。为了避免在城内遭受凌辱，许多人还撤入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其余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也想方设法转移出去。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如何保护他们的家眷免受征服者的纠缠。被军事当局指定安排蒙古士兵住宿的房东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家眷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并且开始越来越赞赏儒家关于把妇女隔绝起来的规定。有人推测，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假正经已显露苗头，他们开始竭力掩饰其性生活，使外人无法窥知。
这一时期有两部道德说教性质的作品，生动反映了当时流行开来的过分虚情矫饰，这两部作品都属于“功过格”一类，即列有善行及恶行的表格。这些表格的每一条都加有用功过分值表示的道徳评价。例如“救人一命为五百功”，“杀人一命为千过”。一家之长可以定期查表，计算自己的德行。
此类表格在严格的儒家信徒和偏执的道教徒和佛教徒中同样流行。事实上，尽管这里讨论的功过格主要是儒家的，但它也被收入道家的《道藏辑要》中。这两种功过格的作者据说是吕岩，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吕洞宾。他是一个官员，生活在约870年前后。据说他找到长生不老药，成仙而飞升。这当然纯属虚构。当吕岩正式成为道家众神中的八仙之一后，许多怪涎的和色情的故事就被编派到他身上（见下文277页和285页）。表格的风格和内容显然是元代的，肯定不是唐代的。它们是由明代学者编成，如著名诗人陶望龄。陶氏于1589年中过进士。
第一种功过格，也是最详细的功过格是《十戒功过录》。它共分十节，每节讨论出家人十戒的各种功过，如“戒杀”、“戒盗”等。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只是第三节，即“戒淫”。它的开头是一个列有一般性过失的表格，这是一个用伦理判定是非的有趣例子。我把这些内容摘列如下表：
行：犯罪对象 列：罪过的性质 妇 孀妇 闺女 僧尼 娼妓
“暴淫”，恃财恃势，诱劫成淫，情爱实情者。 为五百过。仆妇为二百过。 为千过。婢女为五百过。 为无量过. 为五十过。夺人所爱及淫器恣肆之 类.
“痴淫”，情好缠缔，死生不解者。 为二百过， 仆妇为百过。 为五百过。婢女为二百过。 为千过。 为五十过。
“冤业淫”，本非有意、境地偶逢，彼此动情，不克自持者。 为百过。仆妇为五十过。 为二百过，婢女为百过。 为五百过。 为二十过。
“宜淫”，既犯淫戒，复对人言者。 为五十过。 为百过。 为二百过。 为五过。
“妄淫”，意有所求，邪缘未集，妄称有私者。 为五十过。 为二百过。 为二百过。 为十过。
对此表的背景做细致分析需要用很长的篇幅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讨论。这里我只限于讨论其最突出之点。
纯粹出于肉欲而缺乏深厚情感是最差一等，但妓女是例外，因为社会赋予她们的职能就是满足肉欲。如果这一行为是出于纯情，罪过程度可减轻，但痴情迷恋妓女却比较严重，因为这证明其人生性放荡。至于男女前世有缘，命中注定要相见和相爱，因而导致私通，罪过更轻。
当犯罪对象为僧尼时，记过极多。这肯定为了迎合信仰佛教和道教的读者，多少带有人为色彩，并不反映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好恶。与此相反，人们认为对孀妇和闺女施暴非同小可，则是事实。这是因为中国人把对死者的崇拜和每个女人为男人绵延嗣统的神圣职责看得极为重要；认为诱奸孀妇就是冒犯死者的亡灵，而诱奸闺女则使她日后难为人妻。另外，孀妇和闺女比已婚妇女受到的保护要少，所以无端中伤她们比中伤已婚妇女也更为严重。
妄称与娼妓性交（记十过），其严重性相当与人议论真实犯有这种罪过的两倍，其原因是，人们会说，前者虽然自己并没犯罪，但却怂人作恶。
接下去是一个表，用以表示儒家关于一家之长对其妻妾所施性行为的严格规定，兹翻译如下：
广置姬妾——为五十过
爱妾弃嫡——为十过
致妾失礼于嫡——为十过
谈及妇女容貌妍媸——为一过
遇美色流连顾盼 ——为一过
无故作淫邪想——为五过
夜起裸露小遗不避人——为一过
淫梦一次——为一过
不自刻责，反追忆模拟——为五过
习学吹弹歌唱—— 为二过
学成——为二十过
看传奇小说——为五过
善戏笑——为二过
非妇女前——亦为一过
若以有心调笑者——为十过
家藏春工册页一页——为十过
行立不端，倾侧取态——为五过
非妇女前——亦为一过
有心献媚者——为二十过
非亲姐妹，手相授受——为一过
有意接手，心地淫淫者——为十过
危险扶持者——非过
扶持时生一邪思——仍作五过
途遇妇人不侧避——为一过
正视之——为二过
转侧视之——为五过
起妍媸意——为十过
焚佩淫香——为一过
擅入人家内室——为一过
交一嫖赌损友——为五十过
早眠迟起（即有多淫之意）——为一过
纵妇女艳妆——为一过
看淫戏一次——为一过
倡演者——五十过
对妇女作调笑语，虽非有意——亦作五过
若有意者——为二十过
见妇女作调笑语，不以正色对之——为一过
因其调笑而起私邪之念者——十过
对妇女极口称赞其德性者——非过
极口称赞其才能者——一过
极口称赞其女工者——二过
极口称赞其智慧恩德者——五过
在妇女前传述邪淫事者——为十过
有心歆动者——为二十过
秽亵不堪者，即无心——亦为二十过
惟辞涉劝戒，言中能起人羞恶之心者——非过
在妇女前呤咏情诗艳语者——为五过
有心歆动者——为二十过
赞叹情深语艳者——为十过
惟语关劝戒者——非过
在妇女前谈及巧妆艳饰与时花翠裙袄者——为一过
于妇女前多作揖逊谦恭者——亦为一过
最后一条以及不可称赞女人优点的几条，是说男人不应妨碍女人得到谦恭的美德。这几条已兆示了明代十分流行但有失偏颇的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后，这一表格还充分表达了儒家狭隘的观点，即与配偶性交只是为了履行他对家庭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享受性交的乐趣则是下流的。
第二个功过格是“警世功过格”，更短，也更严苛。兹选译如下：
违拗祖父母父母——千过
敗一良家妇女节——千过
致一人死——千过
卖婢作娼——千过
溺女——千过
造淫书、艳曲、淫画（刊刻刷印者同）——千过
排摈一德行人——五十过至五百过
谑及闺闱子女——三十过
戏语谩及圣贤佛仙——三十过
谈淫亵语——十过
放火烧人房屋——五百过
用谋图娶寡妇、尼姑为妻妾——五百过
宠妾弃妻——五百过
堕胎——三百过
因邪色者——加倍
诱一人嫖——三百过
诱一人赌——三百过
致一人卖妻——三百过
妻虐婢妾不能检制——百过至三百过
至死者——千过
锢婢不嫁——二百过
嫖妓及男淫一次——五十过
演淫戏一场——二十过
饮酒至醉——一过
男女混杂无别——三过
弃字纸一片——五过
以不净手翻书——三过
以书籍字扇置枕席间——三过高罗佩译文，顺序、行款不尽符合原文，所记过数亦间有微误。——译者
认为与神开玩笑比对女人开玩笑罪过要轻，可能是指前者会施以报应而后者不会。奇怪的是，对造淫书、淫画等处罚竟那么重，这显然因为考虑到这些东西戕害男人之心，正像杀死他们本身一样。至于锢婢不嫁一条，由于主人对仆人俨然如同他们的家长，所以在婢女达到结婚年龄时，他就有责任为她们选择合适的丈夫。最后三条是作为一种怪癖而特别加上去的，它表明中国人对写下来的东西十分尊重。在许多中国城市中，人们可以在街上看见一些石刻容器，上有铭文“敬惜字纸”。这些石刻容器是由一些虔诚的人所设。他们按期把过往行人丢弃在其中的字纸掩埋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功过格都一再警告人们不可欣赏轻浮的歌曲和戏剧表演。这一点在当时很典型，因为正是在元代，消遣性的文学才繁荣起来。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一现象的背景。
很多宋朝官员因为不愿意为没文化的蒙古人和其他异族占领者服务，所以辞官不就。中国文人本身是为做官才读书，而现在却不求官做，而1284—1313年间，蒙古人废除了科举考试，就连举子们也不得不放弃攻读。作为这种非常状态的一个后果，有一种喜欢轻松娱乐的趋势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比较年轻的文人当中。戏剧，在此以前曾被当作是没有文化教养的大众的一种粗俗消遣，而现在却成了文人最热衷的娱乐活动。有才学的人把古老的爱情故事改编成剧本，而杰出的诗人则为戏剧脚本撰写华丽的色情诗句。正是在这一时期，“曲”得到了很大发展。“曲”是“词”的变种，同样适合于写爱情诗。它们在中国舞台上显得非常突出。元代是中国戏剧的伟大时代。
当时有两部着名戏剧，即《西厢记》与《琵琶记》。它们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戏剧。《西厢记》是根据第七章中提到的唐代诗人元稹的爱情传奇而改写的。主人公是个年轻书生，他为专心攻读而在一座寺院里租了一间房子。隔壁住着一个寡妇，身边有个漂亮的女儿。当强盗威胁这两位邻居时，年轻的书生出来保护了这个寡妇。他爱上了寡妇的女儿，但一开始寡妇的女儿对他的亲近举动却毫无反应。经过一番曲折的求爱之后，她才终于答应与他相见，并且终成眷属。【1】
《琵琶记》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它写的是一个同时爱着两个妻子的男人的感情冲突。主人公是汉代著名的学者蔡邕（133—192年），他在家乡娶了一个才貌出众的姑娘叫赵五娘。婚后他进京赶考，把年迈的父母留给妻子照料。他考中了状元，不得已又与一位高官的女儿成婚，这位姑娘也才貌出众，令他喜爱。他听信了别人的话，以为远方的家乡一切均好，而其实却是相当困窘，尽管他的第一个妻子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家产变卖一空来养活公婆，他们还是死了。因此，赵五娘才决定进京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历尽千辛万苦，沿途靠弹琵琶为生，最后终于到达京城。她偶然碰到蔡邕的第二个妻子，但并不知道她是谁，两人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赵五娘的身份被发现了。但最后却皆大欢喜。蔡邕的第二个妻子被赵五娘对公婆的孝敬深深感动，让他们俩团圆了，而皇帝则恩准蔡邕可以同时有两个夫人。
这些戏中的女角多半是由妓女充任。所以从那时起，演戏也就成了艺妓和妓女日常训练的一部分。元代有一位只知其姓黄的学者写了一篇《青楼记》。该文描述了不下七十个艺妓的经历，她们当中有许多就是因为擅长唱歌和演戏而出名的。【2】
从《青楼记》的这些小传可以看出，这些女子的一生是多么坎坷不平，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有些歌女被富人买去做妾，然后又把她们推给另一个人的私人戏班，最后或者嫁给戏班主人，或者辗转重操旧业。另一些女子则成了道姑，在帝国的各大城市间流浪漂泊，一会儿当演员，一会儿当妓女，聊以为生，最后穷困潦倒，或被汉族官员，或被蒙族官员收为姬妾。书中也谈到男演员，他们职业低贱，收入菲薄，妻子和女儿常常不得不靠卖淫来补贴家用。
男女艺人们还专门从事于街头说唱，这种艺术形式之所以风靡一时，除去价格低廉，大概还在于它使人们可以冷嘲热讽，借题发挥，发泄他们对占领者的共同怨愤。这种下里巴人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学中注定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促进了一种非常接近口语的文学传播媒介的发展。在此之前，所有诗文都是用陈陈相因、精雕细琢的文言写成。可是现在，由于蒙古官吏和其他异族谋臣既无时间也无愿望去掌握这种极为困难的文言，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便用一种官话来进行，这种官话是以简单的日常口语为基础混合而成的。除去剧作家，正是说书人使这种新的、充满活力的语言完善化了。而且，正是这些街头说唱的故事，为后来的中国长篇“小说”奠定了基础。直到19世纪，小说家们在他们的小说中还保存着这种街头说书的风格。每一回的结尾总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这一时期反映妓女和艺妓的生活故事是饶有趣味的，中国文学的这一体裁从唐代到20世纪的头十年一直兴盛不衰，我们希望它能受到西方译者更多的关注。【3】这里我要讲的是《青楼记》中妓女樊事真的故事。
樊事真是京城中一个才貌出众的妓女。她深受一个姓周的汉族官员的宠爱，周非常喜欢她。当他必须离开她去南方时，她起誓说，宁可亡其一目，也绝不背弃他。可是周走后，樊事真却被迫与一个有势力的政客相好。当周回到京城再来看她时，她拔下一根簪子向左眼扎去。她的这一真诚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周，使周再也没有离开过她。
马可·波罗说，在京郊住有不下两万名妓女，她们也接待外国人，见莫尔和伯希和的译本（伦敦，1938年）卷一，236页。
当时的许多文献常提到女人缠足。元代作家陶宗仪（主要活动于约1360年）在《辍耕录》卷十曾写过一条有关缠足的札记。他说，直到宋熙宁（1068—1077年）、元丰（1078—1085年）年间，缠足的习俗仍不大常见，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女人却以不缠足为耻。
在该书卷二三中，陶宗仪还提到由崇拜缠足发展而来的莲癖（sho-etishism）。他写到，有个富有而放荡的男人常常举办宴会，在宴会上，客人常用妓女的小鞋来喝酒。这种酒杯叫作“金莲杯”。
房中术仍很流行，不过它的原理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和自由讨论了。陶宗仪在《辍耕录》卷十四中对房中术的使用提出蒈告。他说：
今人以邪辟不经之术，如运气、逆流、采战之类，曰房中术。
然后他又引用了《汉书·艺文志》所录房中书的注，最后解释说，把“房中”一词理解为“女人”之义是非常错误的。
在同一卷中，陶宗仪还对青春期和月经做了一些讨论。他说，姑娘到达结婚年龄举行的仪式，正如第二章中所见的“及笄”，叫作“上头”，但他说，这个词也被用来指年轻妓女的破身。
接着，他还告诫人们要小心九种职业的女人，如果让她们经常出入闺阁，就会给他们的家眷带来恶劣影响和数不清的麻烦。此条的题目为“三姑六婆”，其文曰：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
人们一般都认为尼姑和道姑会引诱家里女人学坏，并给私通的男女传递口信。这一点在第十章中还要详细讨论。
“牙婆”，据上述宋代史料《梦粱录》，是替达官贵人和有钱人物色姬妾或丫环的女人（见上引同书卷十九第六条近尾处）。“媒婆”显然并不是为正经婚姻牵线搭桥所必需的正式媒人，而是帮放荡的男人安排私通的老太婆。在小说中，这类女人大多是卖梳子、脂粉和其他女人用品的老太婆，她们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入女人闺阁之中。但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稳婆（接生婆）也被列入这些令人讨厌的女人当中。
《辍耕录》卷二八还有一条也很重要，是讲太监的。其文曰：
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命之曰黄门。晋海西公尝有此疾，北齐李庶生而天阉。接《黄帝铖经》曰：“人有具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能用，然其须不去，宦者之独去，何也？愿闻其故。”歧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写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然其鬚不生，其何故也？”歧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这段引文，正像许多古医书和古房中书一样，也是以黄帝和他的某个老师或伴侣问答的形式写成，但在这段话里，对话者是歧伯，即传说的医术发明者。
为太监所动的手术是很残酷的，手术是用锋利的刀子把阴茎和阴囊一起割掉。马提格农医生（Dr. Matignon）曾对1890年前后住在北京宫门附近的一个行家定期所做的这种手术做了详细描述。他的职业代代相传，索价甚高，这笔钱可以等被手术的人在宫中谋得职位后分期偿还。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手术后的处理，亦可参看马提格农医生的著作，从中还可看到一张术后疤痕的照片。可以有把握地说，早期使用的方法与前者所述并没有多大区别。马提格农医生还说，手术发生意外的情况较少，死亡人数为3—6%。但是很多太监却长期受着慢性膀胱失禁和其他疾病的折磨。【4】
这些慢性疾病，加上生理缺陷带来的自卑感，可以部分地解释我们从中国历史和文献中看到的太监的怪癖性格，他们通常傲慢自大而生性多疑，好动肝火，喜怒无常。他们渴慕奢华的生活。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不是酒徒，但却是声名狼藉的老饕。他们的性无能得到了许多补偿，而且似乎已经彻底逆来顺受、认命知足。虽然大多数太监是在很小的时候为了进宫而被父母阉割，但也有少数成年人是主动自残的。因为一个太监肯定能在皇宫或王公府邸中找到一个轻闲而有利可图的差事。一旦立住脚，他们便讨个老婆来侍候他们，并收养儿子来继承香火。另外，太监还结为朋党，相互照应，相互提携。
太监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宫廷内部结为朋党，常常对国家大事有重大影响。他们能够自由出入后宫，对宫中女人们的流言蜚语和阴谋诡计了如指掌，因此摸透了皇帝的情绪、弱点和嗜好。太监比执政大臣和其他高官更接近皇帝。后者通常只有在上朝或重大庆典上才能见到皇帝。因此皇帝常常委托太监去执行秘密使命，让他们看所有重要的国家文件。太监们都很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去谋取私利。当他们不能直接对皇帝施加影响时，就通过皇后或其他后宫嫔妃从中插手以达到目的。太监们的权力可以大到左右国家局势，往往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后也殃及自身。这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所有的宫廷内幕，但对各省和城外的情况却只有间接了解。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在宫中形成了一种带有沙文主义和狭隘反动倾向的顽固核心。尽管有些太监作为个人，也曾促进过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还有一些人是有才干的领导者，如1405年著名的明代南洋远征，就是由一个太监率领的。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它却是罪恶之源，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极其有害的。
蒙古人的强大统治貌似长久，但旋即衰落。全凭马上功夫而缺乏文化背景的政治权力经不住挫折的打击。蒙古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以后却遭到许多失败。在北亚和中亚的大草原及华北平原上，蒙古人几乎战无不胜，但他们却受不了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也完全不适应海战。他们的军队一挫于印度支那，再败于对日大海战，而终负于远征印度尼西亚。这些挫折使蒙古人懂得了必须向中国人学习，他们开始采取一种比较宽宏的态度，为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提供更好的职位。于是一些能干的中国人便出来为元朝做事，其中有几个人还以文学艺术成就而知名，尽管他们丧失气节，令史学家侧目。
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要属赵孟頫（1254—1322年），他是一位大书法家、画家和艺术品收藏家。他的夫人管道升（1262—1319年）几乎与之齐名。由于她是家中的独女，所以她的父亲非常溺爱她，使她受到很好的文学教育。她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女诗人，并擅长画竹。她27岁时与赵孟頫结婚，那时她的丈夫已是京城中的高官。人们一向把他们的结合说成是美满姻缘，夫妻都受到蒙古朝廷的隆遇，官爵显赫。管道升的作品很少流传下来，其中出名的一首是《我侬词》，这是她因丈夫要纳妾两人发生争吵而写下的一首很诙谐的诗：
尔依我侬，
忒杀情多。
情多处，
热似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尔，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尔，
尔泥中有我。
我与你，
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廓。
按照后来的传说，赵孟頫颇多艳遇，并擅长画春宫画。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从明代一部色情小说中引用一段话，这段话叙述了他所画的三十六式。
元代后半期，有些蒙古人也掌握了一点中国文化，并从事文学活动。例如，有一部讲养生术的医学小书保存下来，作者为御医忽思慧。1330年，他以此书进呈皇上。书名为《饮膳正要》，前有著名学者和官吏虞集（1272—1348年）所作的序。该书详细介绍了蔬菜和肉食的食用特点，它简捷明快的文风，使之成为一本流传甚广的参考手册。1456年，该书重印，前有明代第七个皇帝代宗所作的序。
该书开头说：
夫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而寿。今时之人不然也，起居无常，饮食不知忌避，亦不慎节，多嗜欲，厚滋味，不能守中，不知持满，故半百衰者多矣。
夫安乐之道，在乎保养，保养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与，盖不适其性而强。故养生者，既无过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
（《四部丛刊》本，卷一，十四页背）
接着，忽思慧还告诫人们，眼睛充血时（同书十六页正〉，特别是喝醉酒时切忌行房（同书二十五页正）。在十七页背十七页背是十六页背之误。——译者，他说：“避色如避箭，避风如避雠。”
这部书还对产前护理有明确指导。总的来看，这些内容都是出自古房中书：孕妇应避免用力过度、争吵以及过分激动，坚持吃无刺激性的食物，只看使人赏心悦目的东西，等等。从下面这些简单的指导亦可看出作者的一般常识:“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十六页背〉，以及“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十七页正）。
喇嘛教的房中术
忽必烈汗和继承他而统治中国的蒙古人都是喇嘛教的信徒。当时，北传大乘佛教中的金刚乘从印度传入西藏又传入蒙古，在蒙古十分盛行，特别是性力（Female Energy）崇拜。
忽必烈身边也有许多密教术士（Tantric adepts），并由八思巴授时轮曼荼罗（Kala-cakra-mandala），【5】按密教的嘿金刚（Hevajr-ásitā）仪式封为世界君主。在喇嘛教的画像里，大多数神像都被画成与女性配偶性交的样子，其姿式为“父母”，藏语叫“雅雍”（ya-um）藏语原意为“父母”，印度、尼泊尔、西藏佛教艺术中男神与女性配偶合欢的形象。——译者。据说密教术士就是靠这种双修法，通过与女性配偶性交来超度自己。这一问题在本书附录一中还要详细讨论。对于引出下文所述蒙古宫廷中的性仪式及中国人的反应，以上的简短评述恐怕已足够了。
忠君的宋代学者郑思肖（主要活动于1290年）在《心史》【6】中提到，北京镇国寺中有一座佛母殿。这个殿里有许多大型喇嘛神像，皆作与女性配偶拥抱性交状。郑氏生动地描述了那里令人恐怖的淫乐和用女人杀祭的血淋淋的场面。但对他的这番话，读者必须注意，郑思肖仇恨和蔑视蒙古征服者，所以很可能有所夸张。另外，他对喇嘛教也显然一无所知，故而把手中抱着裸体配偶的牛头神（Yamantaka）和其他长着动物头的神像，都当成是在这种仪式上进行兽奸。不过他的这段话却清楚地证明，密教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确实很兴盛。
《元史》卷二〇五皇帝宠臣哈麻的传记中，描述了宫中举行的密教仪式。它证实了郑思肖的说法。
其文曰：
亦荐西蕃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7】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番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8】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9】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10】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
在讨论明代之前，这里还可以提前讲一下，密教的双神（double deities）崇拜已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且在元朝灭亡后又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明代学者田艺蘅（主要活动于1570年）在其《留青日札》卷二八中收有一篇《双修法》，在这篇文章中，他引述了上译《哈麻传》的大意。然后道：“自是此法遂行，今犹不绝。”（The perverted sexual disciplines nowadays practised by married couples originated from this.）《留青日札》卷二八《双修法》无此句，这里是据英文原文翮译。——译者这种断言当然完全没有根据。从前几章我们已经知道，房中术纯属中国概念，并且我们在附录一中还尽量证明，中国的房中术不但不是仿自印度，反而正是密教房中修炼的源泉。。
在《留青日札》卷二七《佛牙》一文中，田艺蘅描述了明皇宫中大善殿中的密教神像。他说，1536年学者夏言（1482—1548年）曾向皇上奏请拆毁这些神像。说：“其所为男女淫亵之像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盖虑长于深宫之中，不知人事故也。”
看来夏言的奏疏并未引起注意，因为明末，这些神像在宫中仪典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由明代学者沈德符（1578—1642年）在《敝帚斋余谈》中所证明。他说：
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
（收入《香艳丛书》）
由此可知，密教神像的作用完全如同房中书中的插图，即用以传授性交方法。
当蒙古皇帝在北京的皇宫里钻研密教的房中秘术的时候，中国人却已在南方揭竿而起。这种反抗是由有钱的爱国者和士兵领导，最初彼此互不相干，但蒙古人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因而这种反抗运动在中国将领的领导下迅即蔓延。蒙古政府被内部的钩心斗角弄得四分五裂，已失去统治的信心；其士兵也被养尊处优的生活所削弱，早已失去当年的雄风。举国上下起而驱逐和杀戮他们痛恨的蒙古官吏及其他异族亲信。中国人的军队进军北方，占领了北京，最后一个蒙古皇帝逃走了。1368年，将领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
注释：
【1】《西厢记》已由Henry. H. Hart巧妙地译成英文，题目是The West Chamb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琵琶记》的译本有M. Bazin的法文缩写本Le P--i， ou Histoire du Luth （ Paris 1841）和 V. Hundhausen 的德文全译本Die Laute（Peking 1930）。类似主题也见于清代小说《玉娇梨》，有St. Julien所译法文本Les Deux Cousines （Paris 1864）。另外五部关于爱情和艺妓的元代戏剧有H. Rudelsberger 的德文编译本 Altchinesische Liebes—Kom?dien （Vienna 1923），它们 是《鸳鸯被》、《玉镜台》、《谢天香》、《铁拐李》和《黄粱梦》。不过查阅这些剧作时， 读者务必记住，中国戏剧要比我们的戏剧更加强调听、看，而不是阅读。但这些剧本却为研究性关系和社会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2】《青楼记》曾被印人各种丛书，包括《香艳丛书》。不过，最好的版本还是上文123 页中所说的叶德辉《双梅景闇丛书》中的本子。
【3】有些部分带有史料性质的关于唐代艺妓的记述见于TPL vol. II，如关于艺妓李娃 （p. 154）和杨娼（p. 169）。
【4】上引Matignon 书的“Les Eunuques du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章及 G. Carter Stent 的文章 Chinese Eunuch （见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N. China Branch no. XI， 1877）。
【5】关于时轮仪式。见G.N. Roerich的西藏编年史De-her Sno-o（“The Blue Annals”）（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Monograph Series no. VII， Calcutta 1949）， vol. II， p. 702。关于喜金刚仪式，见P. H. Pott的材料丰富的著作Yoga抓 Yoga en Yantra （Leyden 1946）p. 74 ，书中提到不少有关文献。
【6】见《心史》“大义略叙”节（北京1936年重印本）129—130页。
【7】H.Franke和R.Stein在他们对ECP的书评中已提出这些译名的蒙文读法。
【8】十六天魔。密教诸神中有许多以“十六”为一组的神，但这组特殊的神却从未提到 过。我也未能搞清“八郎”的来龙去脉。但我推测，十六当是代表十六个密教女魔，她们与代表其男性配偶的男人性交，一对女魔共一个男人。
14世纪的学者陶宗仪所着《元氏掖庭记》还增加了一些材料，说这十六个跳舞的姑娘都把头发梳成许多长辫，头戴象牙冠，身穿带金流苏的大红袍，同时手上还拿着用人头骨制成的酒杯（kapāla）。这一描述强调的是舞蹈的密教特征，但并没有什么材料是讲“八郎”。
【9】文中的-a也许是蒙文“ainak”的译名。
【10】这个词或与象头神（god Ganesá）有关。象头神在曼陀罗经咒中专门被称为 vināya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