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雪芹卒年问题的争论中，双方所主张的，其实相差不过一年。他死的早一年或者晚一年，都影响不到《红楼梦》作品研究和作家研究的大局。但是自从周汝昌同志在他的《红楼梦新证》里发表了曹雪芹死于“癸未”除夕的新说法之后，俞平伯先生接着发表了《曹雪芹的卒年》一文，仍主曹死于“壬午”的旧说。跟着曾次亮先生又发表《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各申己见，问题从此展开。但曹雪芹究竟死于哪一年呢?却并没有因为经过讨论而得到比较统一的结论。
这是因为辩论虽已深入，但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材料，总归是很少的，现存而为大家所依据者仅只三条，首先应推“甲戌批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里所批的：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
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这里注明了干支与时间，出于谁的手笔无法考定，或者就是文中“一芹一脂”的脂砚，也可能是“一芹一脂”之外的第三人?总之他是与曹雪芹极其相熟的。否则不会说“余尝哭芹，泪亦待尽”了。
其次则为《四松堂集》中敦诚《挽曹雪芹》七律：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原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月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新刍上旧垌。
这首诗并没刊入刻本中，但据付刻底本《四松堂集》，却标明为“甲申”［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这正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批语中所说“壬午［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除夕”的后二年。
另外一个材料是敦诚之兄敦敏《懋斋诗钞》里一首《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五律：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这诗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周汝昌同志认为：“按此诗前三首题注‘癸未’，同年十月二十日诗自注‘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故知为本年所作无疑。”(《红楼梦新证》四三五页，棠棣出版社本)
问题就在这第三个材料上，周汝昌同志考证了《懋斋诗钞》，得出结论，认为敦诚既于癸未之春还有此诗寄曹雪芹，则曹不可能卒于壬午除夕，而是卒于这年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除夕，这是不相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批语的年份而只相信它的日期。
俞平伯先生的《曹雪芹的卒年》(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文重申曹雪芹卒于“壬午”之说，所依据的材料仍只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的批语，却没有注意到历史旁证方面。
曾次亮先生的《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光明日报》)一文，支持癸未之说，他首先从文字诠释上反驳壬午的说法，更用时宪历来作证明，把这两年春季三个月的历谱开列出来：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是年闰五月)
正月大：初十一日乙巳立春，二十五日己末雨水。
二月小：初十日甲戌惊蛰，二十五日己丑春分。
三月大：十二日乙巳清明，二十七日庚申谷雨。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正月大：初七日乙丑雨水，二十二日庚申惊蛰。
二月小：初七日乙未春分，二十二日庚戌清明。
三月大：初八日乙丑谷雨，二十四日辛巳立夏。
他以敦敏诗中“上巳前三日”一句为依据，认为：
以夏历月份论，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假定敦敏写此诗是在壬午年的二月二十五日，则该日刚交春分。假定是在癸未的二月二十五日，则该日为清明后三日。前者方在春寒料峭，有时冰雪还未尽融化；后者也不一定已到落花时节，但杏花可能已经盛开，赏春是相当适宜的。由此可证敦敏写此诗的年份是癸未而不是壬午。
这种说法注意到旁证的推考，是对研究曹雪芹卒年的一个新解。
两家立论，都有它自己的根据，一种是根据文字上明确记载的干支，一种是根据历法节气的资料，但实际上哪一个更足说明曹雪芹的卒年呢?
过去人的诗文，运用典故，并不是绝对严格的。但在今天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字面来寻求事实的真相，也还不失是一条道路。曾次亮先生从训诂方面去考定《挽曹雪芹》诗中“旧垌”的含意，但对《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中的“上巳前三日”却不用字面的含意来诠释，而采用一般习惯的以三月初三为上巳的说法，为历法作论的依据，殊不知诗人对于典故的运用，可以活用，也可以实用。
按“上巳”一词，原是指三月里第一个“巳”日，至于后来被人们固定以三月初三为上巳，只是习惯而已，因之把三月初三代上巳固属通例，但也不能排斥诗人会用真的三月第一个“巳”日为上巳的可能。尤其这里，如果不作节日的“上巳”解，而作三月中第一个“巳”日领会，这是一种实用。因为根据时宪历的推算，壬午年三月初一为甲午，癸未年三月初一为戊午，所以这两年的三月里第一个“巳”日都是十二。但壬午年的三月十二恰是清明，是人们上坟扫墓的日子，自然不会约会宴客。由此可见，敦敏邀友赏花，其所以约定在“上巳前三日”，正是指第一“巳”日而不是一般的“上巳”，由于其日适逢清明，才要提前三天“来看小院春”。所以“上巳前三日”必然是壬午年三月初十无疑。如果移置于癸未年三月初十，依时宪历，则谷雨已过，杏花早已零落，无可赏玩，就是真是指三月初三而提前三天，也已经过了清明九天，恐怕“杏花可能已经盛开”的情况早已过去了，所以“上巳前三日”之必然不是癸未，是无须怀疑的。
我们还可以从较新的材料来证明上述论断。前面说过《四松堂集》中《挽曹雪芹》一诗，付刻底本编年是在甲申，现在我们还知道张次溪先生藏有《鹪鹩庵杂记》一册，这是一本比《四松堂集》为早的敦诚诗的结集，分体编排，其中所收没有他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的作品。可知这是敦诚中年编成的。它里面所载《挽曹雪芹》七律却不是一首而是两首，这两首是：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迴故垅孤儿泣(原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应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这显然是敦诚的初稿，应该是曹雪芹死去殡后不久写的。它到《鹪鹩庵杂记》结集时并未并为一首，也就是说到乾隆三十九年时尚未改写，仍然保存两首。这里，并没有标明是何年所作，根据这诗的前后排列次序，定为癸未所作，是可能的。至于从两首中选出一首，而且对选出的一首作最后的文字润饰，这一定是较晚的事，即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直到乾隆五十六年敦诚逝世这一段时间里。而付刻底本《四松堂集》里“甲申”的编年，很可能是乾隆六十年他的堂弟宜兴在编辑遗集时所代加，当然也可能是敦诚自己所标注，但时间却必甚晚。一个人在几十年之后，对自己早年旧作的时间加以追记，难保其毫无错误。我们还是比较相信乾隆三十九年曹雪芹的亲人明确指出的“壬午除夕”呢，还是相信曹雪芹的好友并未提到的“癸未除夕”呢?合之“上巳前三日”的解释，毋宁依照前说，要来得稳当些。
更就《懋斋诗钞》而论，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恩华藏本，它是一个稿本，中间曾经剪贴，内容已不完全可靠，已经有诗题与本诗分列两处的地方，所以要确认每一首诗是哪一时期的作品，无疑是困难的。如果只凭它的剪贴，只凭《小诗代柬寄曹雪芹》的前第三首《古寺小憩》下注“癸未”二字，就断定《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为癸未作品，则后面第四首《题画》明明是壬午年作品，又何以解说呢?故以此来论证曹雪芹之卒在“癸未除夕”，显然是不够的。
从这样的证明，对各种材料都能讲得通而比较合乎情理，可以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是比较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