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部幸运的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四旧”，几乎扫地以尽。唯有这部《红楼梦》，不独没遭到厄运，而且被列为应该反复研读的书，于是真个“红”极一时。曹雪芹地下有知，当会感到意外的荣幸：天何独厚于我哉!
在这股浪潮中，鱼龙曼延、鳞介披猖，蔚为奇观。尤其耸人听闻的是什么《废艺斋集稿》《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诗”，什么《题自画石》和“题壁诗”等之发现，超过了先前的一切“珍秘材料”。得风气之先的学者，立即写了几十万字的论著去考证、去宣扬，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压轴大戏开场之前的紧锣密鼓。当时台下的观众当中，不少人感到这里面有些邪乎，倒真想看看演的是什么把戏，可惜学者遽归道山，大幕未及揭开，观众也只得一哄而散。
人去台空，不免有几分凄凉。丢下那些“新发现”，横七竖八地躺在尘埃里，原来全是纸糊木削的道具，没有一样真东西。尽管做工过得去，有些还真能淆乱视听，不怪当年有人还舞弄过几下，大有一夕之间，名动九城之意。不过假的终究是假的，是不值得一驳的。
倒是过去的一些老传说，却大有研究的价值。像张次溪所说：据故老相传，曹家在抄没之后，曹雪芹生活潦倒，曾栖身于卧佛寺。他和齐白石曾同至崇文门外花市附近去寻访，结果毫无所获，齐白石为绘《红楼梦断图》云云。这个传说据我看它就有相当的可靠性，只是张次溪、齐白石走错了地方罢了。
按敦诚《四松堂集》卷一《佩刀质酒歌》诗题注：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
这是一个“风雨淋涔”的寒秋，曹雪芹已经来至槐园，这时主人没有出来，可见是一个绝早。
所谓槐园，即敦诚之兄敦敏住所，地点在太平湖地方(现在仍然叫太平湖)，见《四松堂集》卷一《山月对酒有怀子明先生》诗注：
兄家槐园在太平湖侧。
曹雪芹既然能在绝早冒风雨来访敦敏，可见彼此住所相距必然不远。考北京以有卧佛寺称者凡三：一在花市，寺曰妙音寺，见《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一在西单牌楼附近旧刑部街迤西，原有地名“卧佛寺街”，有寺名鹫峰寺。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城市》：
鹫峰寺一名卧佛寺，以寺有卧佛得名。
一即现存西山永安寺，也以卧佛寺称。三寺之中，曹雪芹栖身之处，当是称鹫峰寺之卧佛寺为是。此寺在抗战期间，曾归北京刻经处使用。解放后，扩建复兴门内大街时，这条卧佛寺街与刑部街一起被拆，不复存在。卧佛寺之地点，相当于现在长途电话局地方，与太平湖相距极近，南行片刻即至，所以曹雪芹能在“风雨淋涔”的早晨过来相访。张次溪、齐白石误认崇文门外花市之卧佛寺为曹雪芹栖身之所，其寻访必然是废然而返。
上述推论，从《红楼梦》中也可找到内证。过去大家再三追踪之花枝胡同，一般都认为是采自德胜门内一条胡同的名称，实际并不如此。这个胡同应即现在辟才胡同附近教育委员会东墙的一个胡同，名花枝巷。曹雪芹栖身卧佛寺，如果他去西四牌楼，入西安门至内务府，必然常穿行这条花枝巷，胡同的名称给他留下印象，遂写进《红楼梦》故事中去。
同时，他住在卧佛寺，可以穿出旧刑部街，西越西单牌楼而南，即抵绒线胡同。右翼宗学所在地即在绒线胡同东口，北与东文昌胡同相连，迄今仍存宗学胡同这一老地名。从卧佛寺至右翼宗学是极为方便的。
根据这些理由，我相信曹雪芹栖身卧佛寺的传说是可信的。
敦诚《四松堂集》卷一《寄怀曹雪芹(霑)》有句云：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虎门”即指右翼宗学而言，但曹雪芹身非宗室，不可能在宗学入学，当然不会与敦敏、敦诚成为同学，那又如何与敦诚“虎门数晨夕”?敦诚又如何与之“接篱倒著容君傲”?而曹雪芹又以什么资格与敦诚“高谈雄辩虱手扪”呢?这实在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到曹雪芹的身份与地位。因为曹雪芹与敦诚，一个是旗下包衣，一个是宗室贵胄，却能够成为极熟悉的平辈朋友，这种微妙关系是没法解释的。于是有张永海老人谈的一段故事(见吴恩裕《曹雪芹丛考·记张永海关于曹雪芹的传说》)，是这样记载的：
他在绒线胡同的右翼宗学当过“瑟夫”，就是教师。哪年当起的，也记不清。他和敦诚、敦敏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他们弟兄俩都是宗学学生。宗学教师每月二十米，还有多少两银子，生活不错。
说来煞有介事，几如目睹!不考虑清代官制，不考虑曹雪芹他能以什么资格可以当上教师，硬造出“瑟夫”一词，实在是不足轻信。
我们为了弄清楚曹雪芹在宗学究竟是什么身份，首先要明确宗学隶属于哪一衙门。按宗学的上级机关乃内务府，见《大清会典事例》。宗学的工作人员，必然由内务府委派。曹雪芹的资历是不够任教师的，但又非宗室弟子，也不能是学生，所以在宗学中，必然是一个工作人员，而且由内务府委派来的。据稿本《长白艺文志》集类：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四函四册。曹雪芹名□□编，或云内务府旗人，堂主事。
这条记载当然也是由传说来的，所谓“堂主事”，当指内务府堂主事，其职责为众主事之首，相当于今日之主任科员(科长)之职，这是当时对这一职务的通常称呼。曹雪芹是不是曾任此职，今已无法证明，因为我们还没法找到敦诚在宗学那年的《缙绅录》及其他史籍来证明这一点。当然，曹雪芹即使不是堂主事，他在内务府任职，也是可能的。原因曹雪芹本身是一个旗人，旗人在内务府任职乃顺理成章之事，尤其是上三旗的，只要略通文字，在内务府谋一出身，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那么，曹雪芹是以什么资格进入内务府的呢?他是抓住一个什么机会进入内务府的呢?
清代仕宦，讲究出身。内务府设有笔帖式一职，专从旗人之知书识字者当中挑选。曹雪芹既非由科举出身，势必只有由挑选笔帖式得入内务府任职。再从内务府派往宗学当差，也是自然的。在宗学当差仍然是笔帖式。它本身既无品级，又非师傅，所以可以与敦诚“共晨夕”，也可以由他随意“高谈雄辩虱手扪”而无所顾忌。
如上所举两件传说，都产生在所谓“红学”未成显学之时，也就是伪造材料无名利可图之时，它们尽管在流传中会有无意的增饰、疏漏、伪误、羼乱……但根本上往往是有所据、有所出的，只要妥慎地加以清理，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可以得出有价值的材料。至于“红学”既是显学之后，种种所谓“新发现”，就要严加检查，是万万不可轻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