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来有韵之文，除文中之铭赞颂外，约可分为五大类，日:诗也，楚骚也，赋也，词也，曲也。然柳柳州有言曰:“《骚》之源出于《风》《雅》《颂》。”则骚即诗也。班固有言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则赋亦诗也。至于词为诗之余，曲又词之余，更无论矣。以是言之，欲明有韵之文，莫先于诗。夫诗话之作夥矣，然或但明一体，或偏执己见，举不足以召学者。晚岁闲居，惧斯道之将废，用是取诸说之所长，为具体之论说。以为诗起于声，故以谐声为第一。诗成于韵，故以叶韵为第二。诗有体格，故以明体为第三。体分古近，则以古体近体分述于是篇，而终之以总论为第四。俾读者得明诗学之源流如是云。
谐声第一
将欲学诗，必先知四声，此为最初之一步。按诗之讲四声，起自南齐永明时谢朓、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盛为文章，始分平上去入为四声，于是有切韵之作。梁沈约继之，作《四声谱》，然其书久佚矣。当时所传，于一句中备四声而成文者，若“王道正直”“天子圣哲”“镫盏柄曲”之类，散见于《南史》记载，以为美谈。然后人心思，有突过古人者，忆幼时见全椒薛时雨先生，题秦淮水榭匾曰:“停艇听笛。”则以一字调四声而成文，较前古所传远矣。此与“屋角鹿独宿，溪西鸡齐啼”之同韵诗，可以并传千古。是故凡学作诗，必须先调四声；即不能调四声，亦须先辨平仄。苟平仄尚不能调，何从更言诗理？今之诗韵，上下平皆是平声，上去入皆是仄声，作诗但论平仄，似较易于词曲，然亦有较难处。北方无入声，故北人读入声字，或作平声，或作上去。倘为词曲，入声原可分配作平上去三声，而诗韵无之。如以入声配诸上去，犹无所妨，以其同为仄声也；倘以入声误配作平声，则失粘矣。故凡学诗者，当从调四声入手，而入声尤为切要。
叶韵第二
诗之有韵，本原天籁。虞舜之世，何尝有韵书哉！然其《卿云之歌》曰:“卿云烂兮，纪缓缓兮。”“烂”“缨”，即韵也。《诗三百篇》，莫不有韵。但古音与今音不同，即古韵与今韵亦异。又通叶之处亦甚多。如《诗》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喝云能来。”是以今支、灰韵通叶也。“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是以今侵、軍韵通叶也。汉之柏梁体，亦支灰通叶。此类甚多。魏晋间尤多沿用通叶，且有平仄通叶者。如刘越石诗:“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珍。惟彼太公望，共此谓滨叟。”则璆、叟通叶也。潘安仁诗:“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则歌荷(去)通叶也。古人皋陶亦可称咎繇，卿云亦可称庆云。其时四声之说未兴，故平仄可以通叶。今人为诗，则断乎不可。
诗韵源流附
至于诗韵之源流，亦为学诗者所应知之事，试略述之。当隋仁寿初，陆法言与刘榛、颜之推、魏渊等八人，论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撰《切韵》五卷。唐仪凤时，郭知元等又附益之。天宝中，孙愐诸人，复加增补，更名曰《唐韵》。宋祥苻初，陈彭年、邱雕重修，易名曰《广韵》。景德四年，戚纶等承诏详定考试声韵，别名曰《韵略》。景祐初，宋祁、郑戳建言，以《广韵》为繁简失当，乞别刊定，即命戬与贾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领之，宝元二年书成，诏名曰《集韵》。盖自《切韵》为始，而《唐韵》，而《广韵》，而《韵略》，而《集韵》，名虽屡易，而其书之体例，未尝更易，总分为二百六部。至明太祖时，又修为《洪武正韵》。清康熙、乾隆两朝，又修葺为《佩文韵府》，则并各韵之典故，亦附载于下，以便学者。至坊间所印行者，若《诗韵含英》、《古渔轩诗韵》、《诗韵集成》、《诗韵合璧》诸书，不下十数种，皆依据《韵府》，而去其不通用之字，以求简易。为上平声十五部，下平声十五部，上声二十九部，去声三十部，人声十七部，共一百零六部。此即今日通行之诗韵也。其各韵目下，亦注明通转用法，如东冬江古通，或东冬转江之类。但其时以试帖诗为考试，功令甚严，士子或有用通转韵者，匪特本人不能获隽，即主司误取，亦受磨勘处分。故旧科举出身者，戒之甚严。其实所称可通可转，皆本之《集韵》《广韵》，或取证于唐宋大家之诗，非无所据。今既不受考试功令之限制，即用古通古转，亦何不可。但作律诗，似以恪守本韵为宜；若作古体，尽可通用。至于铭赞诔颂诸有韵之文，更不受律诗之限制矣。
明体第三
其次当明体格。诗之为体，繁复极矣，然其大要，只分古体、近体二者。今试先言古体。《三百篇》后，苏武、李陵，实为五言之始。自唐以来，已有此说，(见《蔡宽夫讲话》)虽韩退之亦云然。若《古诗十九首》，或云枚乘作，然其中有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则显为东都之作，非枚诗也。故徐陵《玉台》，则取其“西北有浮云”以下九篇为枚作，“驱车”二语，皆不在其中；其他十首，不著作者，别列为古诗。然则此十九首者，非一人之词也。枚乘之死，在苏、李先，则十九首或先于苏、李矣。自建安以来，体格大振，其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便，风调高雅，格力道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其风格乃渐卑矣。然晋宋之间，出一渊明，综其所作，语澹情真，远可上继《风》《雅》，近亦方驾曹、刘，诚一代之杰也。唐代诗人，所为古体，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自成一家。如老杜之《崆峒小》《麦熟》《新安》《石壕》《潼关吏》，《新昏》《垂老》《无家》诸别，《夏日》《夏夜叹》，皆全体建安语。韩退之《孤往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云赠李观》《江汉苔孟郊》《归彭城》《醉赠张秘书》《送灵师》《惠师》，并亦皆此体，而时露本色，益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但罕全篇，时搀以鲍明远体，若其豪放飘逸，不可羁勒处，则谪仙之本色也。王(维)、孟(东野)、韦(应物)、柳(宗元)多作晋宋间人语，其清微淡远，各具胜处，所谓上学陶、谢也。至元(微之)、白(居易)起而歌行多讲声律，其体一变。晚唐五代，虽有作者，等诸自郐。追宋东坡起，而复张其军。金元以来，卑无高论。明竟陵七子，桃宋祖唐，遂不无偏激之病，然亦所谓力争上流者。清代吴梅村歌行，擅绝一世，然亦不能脱长庆之窠臼。盖诗道亦随世运而升降也。凡古体递变之迹，大略如此矣。
(附一)古体流别
五言古体
宋严羽云: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其体未备耳。逮汉苏、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于汉魏，汗漫于晋宋。至于陈、隋，而古调绝矣。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陈子昂起而振之，遏贞观之微波，决开元之正派，别称中兴矣。刘勰有言:五言流调，清丽居先。此五古之大概也。
七言古体
七言古体，自宁戚叩牛，已肇《南山》之篇。自后作者，率为楚声，盖楚骚之遗也。项羽，楚人也，《垓下》之歌，已开其先。汉高，亦楚人也，喜闻楚声，还沛，令沛中儿歌楚调，而自为《大风》之歌。武帝沿之，作《狮子》《秋风》之词，并上法于屈子，其后一变而为柏梁体。然张衡《四愁》之作，犹有灵均遗意焉。明徐祯卿云:“声长字纵，易以成文。故蕴气琱辞，与五言略异。”案祯卿之说乃七言古诗之正宗也。唐代作七言，大多为歌行，歌行贵抑扬顿挫，古诗则优柔和平，循守法度。至于长庆之体，则以古诗之气，行律诗之词，只可谓之歌行，不宜列之古体。然今之作者，辨此殊鲜。
杂言古诗
古诗自四、五、七言外，又有杂言古诗，大略与乐府歌行相似。盖以长短之句，相间成章者也。若王子安之《秋夜长》，韩退之之《马厌谷》《河之水》诸篇皆是。唐人集中，此类甚多。今之学诗者，咸谓五古不可搀入长短句，而七古则不妨用三、五、七字句。此为大误。盖长短句搀用者，是为杂言古诗，即近于乐府歌行之体也。
近体歌行
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其名多与乐府同，而日咏、日谣、曰哀、曰别，则乐府所未有。盖即事命篇，既不沿袭古题，而声亦复相远，乃诗之三变也。徐氏《文体》，不以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别之。今以附于古体之次。如晋刘琨之《扶风歌》，杜陵《同谷》，诸作皆是也。
(附二)近体流别
所谓近体者，即今人所作之律诗也。此可包括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绝七绝、六言，诸体言之。
五言律
胡应麟曰:五言律体，肇自齐梁，而极盛于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陈(子昂)、杜(审言)、沈(伦期)、宋(之问)典丽精工，王(堆)、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清空闲远。此其概也，然终非大手。太白风华逸宕，特过诸人，而从之学者，才非天仙，多流率易。惟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又曰:宏大则“昔闻洞庭水”，富丽则“花隐掖垣暮”，感慨则“东郡趋庭日”，幽野则“林风纤月落”，饯别则“冠冕通南极”，投赠则“斧钺下青冥”，追忆则“洞房环佩冷”，吊哭则”他乡复行役”，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间来者。其推美可谓至矣。盖初唐四杰律诗，多以古脉行之，故才气虽高，而风华未烂。陈、杜、沈、宋起，而吞吐含芳，安详合度。迨开元、天宝，李、杜迭兴，国脉既昌，文运正盛，一朝声律，顿成尽善。’厥后大历诸家，以及贞元学者，虽多合作，不无少变。元和以后，风气渐衰，声格浸降。茲事殆关世运欤？
七言律
七言律诗，又五言之变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俪句，已肇律体。唐初始专此体。杨士奇云: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间，若浑雄深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裳佩玉之风，不拘于法律，而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逾距，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陆时雍又曰:工部七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脉三讽，味之不尽。此数语者，可以尽工部七律之蕴矣。大抵七言律诗，盛唐作者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若贾至、若王维、若岑参，各极其妙。李顾、高适，亦并辔齐驱。惟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兴》诸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仿佛也。是故今人学为七律，但多读杜陵，自然雄健矣。
五言排律
五排导源于颜、谢诸人。梁、陈以下，俪句尤切。唐兴始专此体，与古诗差别。永徽以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倡之于前，陈(子昂)、杜(审言)、沈(险期)继之于后。初唐作者，踵迹相续，文词之美，篇什之富，各以词气相高。开元以后，王右丞、李翰林，并擅其胜。而少陵集中，最多最美。如《上韦左相》、《赠哥舒翰》、《谒先主庙》等篇，其出入始终，排比声韵，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若《秋日夔府咏》之作，至一百韵，工力之雄厚，可以前无古人。
七言排律
七言排律，在盛唐已开其始，若杜陵之《题郑十八著作文》、《洗兵马》、《清明二首》，皆是也。中晚唐其风转盛，然自杜牧之《上党争为天下脊》一首外，名作殊为寥落。以余思之，殆有二因:一则中晚以后，气力渐弱，长篇长句之作，若骨干少差，支撑未易；一则元、白长庆之体，既已盛行，则俪句长篇，可以转韵之歌行代之，较七言排律，为省力也。
五七言绝句
范梓曰:绝句者，截句也。或前对，或后对，或前后皆对，或前后皆不对，总是截律诗之四句。是虽正变不齐，而首尾布置，亦由四句为起承转合，未尝不同条共贯云云。此截割律诗之说也。胡应麟曰:绝句之义，迄无定说，谓截近体首尾或中二联者，恐不足凭。五言绝起两京，其时未有五言律；七言绝起四杰，其时未有七言律云云。此谓绝句自成一格之说也。但此二说，各有理由，亦无断断争辩之必要。愚谓绝句之作，盖发源于乐府歌行，至唐人更绳之以律，而音节愈调协耳。汉魏乐府中，五言四句者，不少概见。七言短歌，则项王《虞兮》之作，汉高《大风》之歌，已开其先。至唐诸子，一变而律吕铿锵，句格稳顺，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永倍之。盖变古调而协今律者也。今但言其作法。杨载曰: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第四句发之。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应，顺与逆相发。一呼一吸，宫商自谐。大抵起承二句，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使顺流行舟矣。此言作法，最为切要。唐之李、杜，并擅其长，若神韵干云，绝无烟火，深湛稳厚，妙协箫韶。李顾、王昌龄、王之涣诸人，故是千秋绝调。又此体专讲风神韵味及音节，清代之王阮亭，亦未遽逊唐贤也。
六言诗
六言诗，昉于汉司农谷永。晋魏间曹、陆间出，其后作者渐多，然不过诗人赋咏之余耳。梁简文有《倡楼》《怨节》二首，陈陆琼有《饮酒乐》一首。盛唐、中唐，间有作者。而宋人颇喜为之。录王维《苕溪酬梁耿一首》云:“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其音节亦自特异。名家作者，大略如此。
(附三)变体律诗
近体律诗，既如上述矣。然古人所作，有以律诗句法，而随意变更其体者。名家兴之所至，或争奇角胜，偶然有作，后人仿效，遂以相沿成体。姑备录之，以资博识。
三句体
唐人无题云:“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中，翠帘斜卷千条入。”又寄友云:“桂树苍苍月如雾，山中故人读书处，白露湿衣不可去。”
五句体
杜甫《曲江》三首，首各五句。今录其一云:“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从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促句体
促句者，每三句一换韵也，平仄不拘，或为两叠，或为三叠。两叠者，唐人云:“江南秋色催烦暑，夜来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头白鸥浦。一生未归鬓如织，愁心日暮枫叶赤，偶然得句应璧题。”三叠者。黄山谷《观李伯时画马》云:“仪鸾借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邀令人瘦，贫马百葭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城西野花寻小红。”
三韵体
三韵诗，五律中之别体也。梁孝元帝已有之，初、盛唐大家无作者，自中唐以后颇盛行。录韩翃《褚主宅》一首云:“开瓮腊酒熟，主人心赏同。斜阳流竹上，残雪乱天中。更喜宣城印，朝廷与谢公。”又李益《登长城》云:“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元稹《酬许五》云:“猿啼三峡雨，蝉报两京秋。珠玉惭新赠，芝兰忝旧游。他年问狂客，须向老农求。”妙在读之不觉其少一韵。同时李端武、元衡诸人，均有此体。
拗体
拗体者，对于律诗而言也。明徐师曾作《文体明辨》，以为凡律诗平顺稳帖者，每句皆以第二字为主，如首句第二字用平声，则二句、三句，当用仄声，四句、五句，当用平声，六句、七句，当用仄声，八句当用平声；若首句第二字用仄声，则反是。若一失粘，皆为拗体云云。此实作律诗一定之法，学作律诗者，不可不知。然吾观所采拗体诸律，皆为六朝及初唐之作。案律诗至中唐始成定体，当时诸贤，即李、杜所作，亦尚未尽依此范。故杜陵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语。今悉录所作，以为拗体之本，殊无谓也。故不复采录，但存其名可矣。
偷春体
师曾又云:凡起联相对，而次联不对者，谓之偷春体。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案此亦明代诗家，巧立名目，以其名颇新，故存之。录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一首云:“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噸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蜂腰体
凡颔联不对，却以十字叙一事，而意与首二句相贯，至颈联方对者，谓之蜂腰体。言已断而复续也。录贾岛《送人下第归》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
隔句体
谓起联与颔联相对也。郑谷有《吊僧》一首云:“几思闻静话，夜雨对禅床。未得重相见，秋灯照影堂。孤云终负约，薄宦转堪伤。梦绕长松榻，遥焚一柱香。”
首尾吟体
首尾吟者，一句而首尾皆用之也。此体盖起于宋邵雍，其《击壤集》中，所收甚多，但多格言学语，无当于古人寄托离远，感叹悠深之意。后来元陈舜道仿之，有《春日田园杂兴》十首，以“春来非是爱吟诗”句起，亦以此句作结，语意较邵为近雅，然亦不足取也。(又有所谓糖护体者，以一句循环用于一、二、四、六、八句也。)
回文体
回文体者，倒顺其文，皆成诗也。其始创自苻秦苏蕙。然若兰织锦，纵广八寸，计八百余言。有起宗道人者，分为七图，著读法十一篇，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此世间灵怪文字，读且不易，岂云可学？世之学作者，但能倒顺成文，已非易事。录二首如下。梁简文帝《和湘东王后园》云:“枝云间石峰，脉水侵山岸。池清戏鹄聚，树秋飞叶散。“东坡一首云:“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随雁远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倒顺读之，皆可成诗。此才人游戏之作。王半山作为七律，乃尤难耳。
四声体
此盖以同声之字成诗，唐代皮、陆，最擅胜场。略举数章如下：
陆龟蒙平声诗云:“荒池菰蒲深，闲阶莓苔平。江边松篁多，人家帘清。为书凌遗篇，调弦夸新声。求欢虽殊途，探幽聊怡情。”此外复有以五平对五上，以五平对五去，以五平对五入之作。宋孔平仲更以平上去入，各成一首。文人争胜，层出不穷。皮、陆复有叠韵诗，皮《山中》云:“穿烟泉潺湲，触竹犊觳谷。荒篁香墙匡，熟鹿伏屋曲。“陆《吴宫词》云:“红桃通东风，翠珥醉易坠。平明兵盈城，弃置遂至地。”则益窄而易窘矣。偶然游戏则可，非正则也。宋梅尧臣复有五仄体诗，亦其例也。
各种杂体
上列杂体，皆为变体。此外复有所谓杂言诗者，如王安石之《甘露歌》，以七言、五言相间；李白之《秋风清》一首，以三、五、七言，相次成篇。虽为名作，已近长短句之体。梁僧慧令之一三五七九言诗亦同。至唐白乐天分司东都，诸朝臣送之，裴休令送者各取一物为诗，端从一字，至七字成章，须有离别之意。今所传《酒酒》一篇是也。唐人复有一字至九字者。宋文同复作一字至十字咏竹诗，此即今之所称宝塔诗也。有称盘中体者，本于汉苏伯玉妻之作，则近于古乐府。有称槁砧体者，即山上复有山之作，则近于隐语。有两头纤纤体者，出于古歌辞，齐王融仿之。有称三妇艳体者，亦王融作，而萧统、吴均、王筠、刘孝绰、陈后主均仿之。有称五杂组体者，三言六句成一首，古有其辞，齐王融、唐颜真卿皆效之。凡此诸体，又变体之变也。又有曰杂数诗者，即以数为题。如四时、(陶潜之“春水满四泽”一首)四气、(宋王徽)四色、(齐王融、梁范云)五噫、(汉梁鸿)六噫、(梁沈约)六甲、(陈沈炯)六府、(陈沈炯)八音、(陈沈炯)十索、(隋丁壞)十离、(唐薛海)十二属、(陈沈炳)十二辰、(宋朱熹)百年、(晋陆机)数诗、(宋鲍照)数名。(齐虞義)有日建除体者，以建字为首句第一字，除字为三句第一字，始于鲍照，而梁宣帝、范云、陈沈炯、皆仿其作。有星宿名者，陈张正见、隋辛德源、宋黄庭坚，皆有之。有用郡县名者，有用将军名者，六朝人多有之。有用古人名者，唐权德舆、陆龟蒙有之。至于梁元帝之屋名、船名、车名、药名、草名、树名、鸟名、兽名，简文帝之卦名，多为齐梁体诗，但别出新意而已。有名离合体者，作始于汉孔融，所传《渔父屈节》一章是也，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潘岳、萧巡、沈炯、宋孝武帝、谢灵运，相继有作，实即黄绢幼妇之遗制，盖诗谜也。唐皮、陆仿之，或变其体。有日诙谐体者，即语近调谑，亦复成体。杜甫之“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即此种也。有曰诸言体者，仿自宋玉之《大言》《小言赋》，后人约而为诗。有日诸语体者，有了语、不了语、乐语、醉语、魔语、滑语，齐梁人多有之。有吃语体者，唐姚合、宋苏东坡皆有之。宋梅尧臣复有禽言之作，东坡、朱子，皆尝为之，词意均美，盖借禽言以寄意，殆诸变体中之可学者欤？
总论第四
中国诗学之传，数千百年矣。以此数千百年之长久历史，中经多数贤哲之创造，渊深造瀚，错综复杂。就上所述正变诸体，不能尽其十一，特举其大略而已。今欲以简括之言，更为评述，兼断以鄙意，俾读者知其是非之正焉。盖自《三百篇》后，一变而为楚词，汉之杨雄、贾谊，皆其流也。五言之作，或云创自苏、李，或云始自枚叔，(即十九首)要皆导源西京。东汉以来，不乏作者。至建安七子起，而其道愈昌。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然晋宋之间，有一渊明，上薄《风》《骚》，抗手建安，实一代之杰也。同时若鲍、谢诸人，犹得建安之遗。吾尝推钟嵘之论曰:“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非出经史。古今胜语，多非假借，皆由直寻。”叶石林之论曰:“池塘生春草，园林变夏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意，猝然与景相遇，不假绳削，故非常情之所能。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云云。信为妙论。如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无意，猝然与景相遇。“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正是古今胜语，非由假借。惟渊明之所以超越诸人者，以集中此类语极多，非若诸家之只得一二语也。齐梁词华，渐近繁缛，已开唐律之基。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虽具开国气象，犹存六朝余习。若王昌龄之“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气势雄阔，造语自然，犹得建安遗范。自是律学浸盛，咸注意于声律对偶之间，古意渐微。沈、宋、陈、杜，并擅时名。茲风所由未坠。自李、杜、韩出，始大张其军。惟是太白仙才，多天仙化人之笔，不可学。昌黎复古太切，匪特为文，即诗亦然，不易学。若夫融会古意于声律之中者，其惟少陵乎。秦少游云:苏、李之诗，长于高妙；曹、刘之诗，长于豪迈；陶、阮之诗，长于冲淡；谢、鲍之诗，长于峻洁；徐、庾之诗，长于藻丽。若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漾丽之态，而诸家所不及焉。此盖推倒建安晋宋六朝之论也。其间长吉、玉溪，独自成派；辆川(王维)、宾客(刘长卿)，各擅胜场。作者如云，不可枚举。综合有唐一代可分四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诗之运会，随时代为转移。五季以来，体格渐弱。宋初杨亿诸人，倡为西昆体，虽气势为之一振，仍不免台阁气。逮欧(永叔)、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起，而局面乃为一变。王、苏皆欧门下，故荆公最尊永叔，其选《四家诗》，日杜、欧、韩、李，推永叔于退之、太白之上，其景仰可知矣。北宋诗人，苏、王应可并驱，苏以天才胜，王以学力胜，虽政见不同，但以诗论，要为并时之杰。惟东坡所遇也遭，命宫摩蝎，诗人穷而愈工，重以天才轶荡，游览恢奇，遂突半山而过之，而诗名亦倾动一世。洪景庐谓宋代人家，若无东坡笔迹，即谓之俗，亦可谓啬于彼而丰于此矣。鲁直本出东坡之门，后乃自出蹊径，陈无已诸人和之，遂成西江派。第削肤存液，不免馋刻稍过，然其派至今不可废也。南宋人才，半归于道学，半溺于词学，以诗名者较少。然朱晦庵之诗，水流云在，一片化机，不为道学所缚。姜白石之诗，风格高秀，运思精密，非仅以倚声见长。乃其特出也。此外《江湖集》中，不乏名手，然无振起一代之才。金元而降，诗境渐隘，极其上驷，不逾晚唐。然若闲闲、松雪之春容大雅，道园、遗山之清颖刻露，故亦未可尽没也。明初诗家，青田(刘基)、金华(宋濂)，并推作手。至公安、竟陵，以为宋诗尚理，主于议论，而病于意兴，于《三百篇》之旨为甚远，遂乃桃宋祖唐。陈义虽高，不无偏激。惟东桥(顾麟)并时何(大复)、李(梦阳)，而不受其牢笼。自后首善东林，提倡理学，诗道乃微。然至末造，乃有《咏怀堂集》，(阮大诚集名)以小人之尤，称诗坛之杰，环顾东林诸贤，鲜有能与抗手者。世运之变，于是可知。第就诗论诗，不以人废言，斯亦不可无述也。有清一朝，人主右文，赓题相继，试律之作，取法于唐，承学之士，并谙声律。当别著录，故不备云。综论既终，更进一语:凡学诗者，辨正变之迹，取声律之正，古体学陶，近律学杜。虽不能至，殆所谓因不失其所亲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