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国小说史开疆奠基，一举而定全局，厥功甚伟！继此而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则有待于后贤。我以为编撰中国小说史，最好是群策群力，不必要求完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无妨先作分段的论述，专题划界，各就所长来攻其一端，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按时代、体裁，作窄而深的研究。一俟条件许可，即开局修书，大家共聚一堂，各出所作，来商量编纂，贯串成编，亦为盛事！
凡事之有渊源者，皆应探源析流，以见演变之迹，中国古小说的研究，也是如此。不追溯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的搜神志怪，就不能了解唐传奇产生的基础和宋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的由来；不分析受魏晋士大夫的清谈之风的影响而出现的《世说新语》式志人小说的社会因素，就无法知道唐人的《隋唐嘉话》、《大唐新语》之类笔记体裁的沿袭和内容的演变，尤其是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直接继承神话传说的传统而发展，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更应作为中国小说史前列的篇章。可惜的是近人研究古典小说，往往忽略这一段。展开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一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各报刊所载这方面的论文，不过寥寥几篇，而且其中还有的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高中语文教材而写作，以供中学老师作教学参考的。据说某些大学教师，讲文学史到汉魏六朝一段，于志怪小说往往一字不提，原因不外是：（1）轻视，认为这类粗陈梗概的“丛残小语”，根本不算小说；（2）没有什么研究，恐讲述不得要领，所以干脆避而不谈。实际轻视的根源，还是没有研究。因为志怪小说内容非常复杂，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把各种故事理出个头绪，就很不容易，更不要谈研究了。李剑国同志撰《唐前志怪小说史》，说明他重视古小说发展的现实，知道研究这一部分作品的重要性，致力攻坚，作新的探索，其不怕难的精神首先值得钦佩。
（二）
《唐前志怪小说史》，对于志怪小说的叙述，分三个时期，又概括为三个类型。三个时期是：（1）先秦：为志怪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有些“准志怪”小说，表现为史书、地理博物书、卜筮书的形式，尚属幼稚阶段；（2）两汉：为志怪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多数作品仍带有杂史、杂传和地理博物的体式特征，题材多为神仙家言；（3）魏晋南北朝：为志怪的完全成熟和鼎盛时期，分魏晋与南北朝两段，此时志怪纷出，作者甚众，题材广泛，无所不包，且有由短幅演为长篇的趋势。
三个类型是：（1）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括地图》、《神异经》等到晋张华的《博物志》等，属于这一类；（2）杂史传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汉武故事》、《列仙传》到晋葛洪的《神仙传》、苻秦王嘉的《拾遗记》等，属于这一类；（3）杂记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异闻记》到晋干宝的《搜神记》、陶谮的《搜神后记》等，属于这一类。
这样分期归类，以两条线纵横交错，提纲挈领，条理分明，既显示了志怪小说形成的过程，合于史实；又使纷纭复杂的作品，各成系统，便于归纳分析。这是作为一部“史”书所应有的纲领。我平日讲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总叫人着重读《搜神记》、《博物志》和《拾遗记》，就由于它们是三个不同类型志怪的代表作，可从此以概其余，分类与《唐前志怪小说史》是一致的。
神话传说，本出想象，古代史传，不乏怪异之谈，先秦诸子，也常以幻设之言，发挥哲理。志怪小说承多方之绪余而形成，实为神话传说寓言的继承和演变、史传的支流，又始终与宗教迷信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商代即重视的巫术，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和阴阳五行以及汉代的谶纬之说等等，常常错出于志怪故事之中。汉末兴起的道教和由印度传来的佛教，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影响尤大。佛道说法，有分有合，且常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加上不同时代的作品，又各有其反映时代要求的故事内容，情况至为复杂。所以研究志怪史，必须综括众因，作全面的探讨，才能说得源流清晰，演化详明。《唐前志怪小说史》的作者，没有孤立上述的各个环节，而力求其贯通，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是可取的。以“志怪叙略”为开宗明义的阐述，亦为体例上所必不可少。
读书治学，贵在能通能化，有独到的见解。不动脑筋地拾人牙慧，沿袋旧说，固为笨伯；对前贤研究的成果，视而不见，概加屏弃，亦属妄人。博览兼收，细加辨析，或驳或申，提出自己的看法，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作祟，由来已久，昔人谈及志怪者甚少，片言隻语，往往不成系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于此时有胜解，但所论也不免自相矛盾。如既谓“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经》”，又云《神异经》为六朝赝作，前后两岐；说王嘉的《拾遗记》为给《拾遗记》作“录”的梁萧绮所撰而托之王嘉，亦仅出臆测，并无所据。通行的说法，认为旧题汉人撰的小说，几乎都是伪作，六朝人依托之说，似乎已成定论。《唐前志怪小说史》，于《神异经》参酌清段玉裁、胡玉缙等及近人余嘉钖的考证，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指出东汉服虔注《左传》，已引用《神异经》的“祷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七八尺，能斗不退”的解释，肯定书出汉人之手。又以《神异经》有不孝鸟的记载，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释“枭”为“不孝鸟”，足征“不鸟孝”传说，东汉流行，故补引《说文解字》此条，以为《神异经》确是汉代作品的旁证。可见作者对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抉择，能审慎、谨严地作出论断。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由于时代久远和其他原因，散佚已多，现存之本，如《博物志》、《搜神记》等，又多出后人辑录，内容参错，一事数出，屡见不鲜；辨伪存真，也是研究这一段小说的重要课题。《唐前志怪小说史》作者，广采诸子史传，以及笔记杂书，荟萃众说，为志怪史的论述，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在考证作品的真伪、故事的来龙去脉、书籍的版本异同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资料丰富，应该算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战国志怪，前人甚少道及，两汉作品，又因为大部分被视为六朝依托，置论亦稀。《唐前志怪小说史》补充了这方面的缺欠，作者根据胡应麟的提法，以《琐语》（以出自汲冢，亦称《汲冢琐语》）为“古今纪异之祖”，以《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来考索战国的志怪书。
《琐语》早亡，仅存佚文二十余则，作者按内容分之为记卜筮之灵验、记梦验、记妖祥神鬼、记其他预言吉凶四类，指出此书多载“卜梦妖怪”的宗教故事，体例颇类《国语》，如所引一条云：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以往五祀五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已，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至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虫矣。
宋景公虽属历史人物，但此事却为述异，而非纪实，作者谓其书为杂史体志怪，乃汉魏六朝志怪之先河，其说可信。此外，还举出《禹本纪》、《归藏》、《伊尹说》、《师旷》、《黄帝说》诸书，称之为战国准志怪。这些书，或近史传，或载传说，或谈卜筮，体例不一，但皆炫示怪异，足以表明后出志怪书之多方面的渊源。
在论及汉代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时，《唐前志怪小说史》以不见著录久已失传的《括地图》与《神异经》并列，据《晋书·裴秀传》所引裴秀《禹贡地图序》，考证《括地图》为汉人作，并因张华《博物志》多采《括地图》说，班固《东都赋》有“范氏施御”语，用《括地图》的范氏御龙事，而推断书出西汉之末，乃摹仿《山海经》的作品，且屡采《山海经》的材料。作者以现存的佚文分析，指出《括地图》的某些条目，虽和《山海经》有联系，却较《山海经》同类传说内容丰富得多。如“禹平天下，会于会稽之野，诛防风氏”、“奇肱民善为机巧、设百禽，为飞车，从风远扬”、“大人国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儿”诸条，均比《山海经》的贯胸国、奇肱国、大人国等所述详细。别的故事，或亦本《山海经》，而能出以新意，有波谲云委之妙，其中羿的传说，前此不见他书，原文如下：
羿年五岁，父母与入山。其母处之大树下，待蝉鸣，还欲取之，群蝉俱鸣，遂捐弃。羿为山间取养，羿年十二能习弓矢，仰天叹曰：“我将射远方，矢至吾门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径至羿门，随矢去。
小说故事，是有时代性的，不同时代的人，往往出于各自的时代社会要求和欣赏心理，而赋与旧传说以新内容。这条故事中的羿，由射日的天神演化为射箭寻家的英俊少年，变征服自然的神话传说为富于人情味的故事，显然源出民间，保留着口头创作朴拙的生活气息。《括地图》之类的书，为以往谈志怪者所忽略，《唐前志怪小说史》征引及此，确有见地。发掘隐微，道前人之所未道，应该算它的另一个特点。
（三）
研究志怪，一直缺乏专书，《唐前志怪小说史》是这方面带有“垦荒”性质的第一部著作，现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将为印行，剑国嘱作弁言，我很高兴，即书数纸。志怪由于多出想象，自较志人作品的小说成分更浓，而且古人把志怪视同写实，原有其思维基础与现实依据，因此，从志怪的历史发展中，寻求其演变进化的规律，增强对故事内容和人物典型的概括，就应成为进一步考虑的核心。于文字训诂的探讨，亦须相辅而行，不能偏废。如《异苑》卷八的“太元中吴兴沈霸”一条：“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见耻杀，可以骨见还。”又一条：“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复。”上一条内的“共事”，谓共同侍奉父母，指结为夫妇；下一条的“拂拭”，指女性装饰、打扮；各有特殊用法，都不能只照字面解释。不明词义，还容易造成断句的错误。如《古小说钩沈》的标点，即多有误，试看下面一条：“青州有刘幡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饿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须臾还卧，如此三焉，幡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愈。”（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一四八页末行至一四九页一行）按末二句标点应作“幡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愈。”求其类，寻找同样的草；理创，治疗创伤。此句原标点者，就因为不知道“理”是治疗的意思而致误。
业精于勤，学无止境。剑国英年敏锐，读书甚多，今后就此深研，必将日有进诣，会不断提高著述的质量，充实《唐前志怪小说史》的内容，为编撰一部由先秦至明清的完整的志怪史而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写于北京
试论《世说新语》
（一）
魏晋以来的士大夫，行动趋于放荡，言语崇尚玄虚，“清谈”与“作达”①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就有不少人掇拾名流的言行，编写成书。这就是那些专记士大夫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是其中的代表作。
刘义庆（公元403—444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弟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后给道怜的弟弟临川王刘道规作嗣子，遂袭封了临川王。《宋书》卷51《刘道规传》附有刘义庆的事略，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艺。文辞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手下的文人很多，有不少知名之士。《世说新语》这部书大概出于众手，不一定是刘义庆一个人写成的。他的作品还有《幽明录》和《宣验记》等志怪小说，久已散失。鲁迅的《古小说钩沉》里辑有这两部书的佚文。
梁刘孝标给《世说新语》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种古籍，其中有不少书后来失传了。他的注不仅丰富了这部书的内容，在保存古书的佚文方面也很有功绩。
这部书的名称和卷数今昔不同，《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世说》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都只叫“世说”，“新语”二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唐人还把这书叫作《世说新书》。对于这一点，鲁迅曾推断说：“殆以《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
现在我们看到三卷本，每卷各分上下，是从宋人董弅的刻本开始的，内容和注都经过剪裁了。我写这篇文章时所用的《世说新语》，是清光绪十七年长沙王益吾（先谦）重刻的思贤讲舍本。这个本子有王氏所作的“校勘小识”和叶德辉所编“《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及从唐宋人类书中辑录出来的“《世说新语》佚文”，可供参考。
由于这部书大部分是采集汉魏以来的旧闻轶事编撰而成，并非出于创作，所以内容和其它这类小说（如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有相同的地方。叶德辉在他所辑“《世说新语》佚文”的序言中曾经提到唐宋人类书中所引《世说新语》与《幽明录》的故事，往往参错互见于二书，如《幽明录》中的“折臂三公”和“雷震柏木”二事，也见于《世说新语》的《术解》篇，因此，他怀疑刘义庆编写《世说新语》时，其中也羼杂有神怪的内容，后来才把这东西分出来编成《幽明录》。
（二）
《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系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凡三十六篇，记的是汉末到东晋时期名流的言行。其中大部分是魏晋的故事，东汉的也不少，只有“规箴门”的东方朔、京房，“贤嫒门”的陈婴母、王嫱、班婕妤等五条是东汉以前的事情。下面试对全书内容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
魏晋士大夫特别注意于人物的品评，这是继承汉末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如汉末的郭太（林宗）、许劭（子将）两个人都以善于品评人物出名。曹操曾强迫许劭给他下个评语，许劭说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结果，曹操深为满意，“大悦而去”。②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有不少篇幅是记载对人物的品评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诸篇，都有这类内容。
本来东汉士人作官是可以走征辟一途的。有高名的人，皇帝有时直接召请，给以爵位，乃至有由布衣不次超擢而至卿相的。因此，士人都很重视声誉，愿意和名流交往，或请他们品评，借增身价，以为仕进的资本。如《德行》篇记李膺很负时誉，“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这不只表现大家推崇李膺，也正说明了攀附名流可以抬高自己。《品藻》篇记晋温峤是被当时名士品评为“过江第二流之高者”的，当大家谈论快把第一流人物说完而没提到他时，他竟不觉“失色”。可见当时士人是多么重视品评。另一条说诸葛瑾、诸葛亮、诸葛诞兄弟，“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龙虎狗的比喻是对他们兄弟三人才具大小的评语。
魏晋人注意品藻，和崇尚清谈、讲究仪表的风气有关，并不全是为了仕进。从《容止》篇的一些故事中可以看出魏晋贵男子一方面傅粉薰香，以女性化为美，希望博得女人欢心，恣情纵欲；一方面注意仪表的儁爽，以表示出人头地，不同凡俗，希望获得别人的好评。王羲之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真神仙中人。”这种赞美纯粹是从当时对女性的审美角度出发的。“妙有姿容”的潘岳在山门的时候，被女人包围，更为士大夫们所艳羡。至于说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则是叹赏他的风度潇洒的。《识鉴》篇有一条谈到褚裒在很多人当中认出了谁是孟嘉：“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亮）大笑曰：‘然。’”从这里可以想象孟嘉一定是装束特别，在举止上大概也有许多矜持做作之处，所以和他素不相识的褚裒才能认出他来。我们由上述的一些材料内，可以看出这些士大夫们在锦衣玉食地享受之余，只有靠这些“闲情逸致”来排遣无聊的时光；而这正是他们生活的空虚、腐朽的一种反映。《容止》篇还有一则记曹操接见匈奴使者，自嫌“形陋”，让美风仪的崔琰装作自己，而自己“捉刀立床头”。这也是有名的故事。一世枭雄对于这点亦未能免俗，足见当时这种重仪表的风气之盛。
《世说新语》中反映出来的魏晋士大夫的颂赞隐逸，崇尚清谈，思想消极，行为放荡，是有现实的原因的。东汉末年，士流常常公开地批评政事，指责朝廷，但在党锢之祸后，谈论或参与政治活动的名士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于是大家遂由谈政治转向谈玄虚的哲理。汉末到东晋这二百多年间是历史上的大混乱时代。汉王朝随黄巾起义而崩溃，接着是三国割据的形成和魏晋篡夺的继续，加上饥荒瘟疫，异族入侵，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痛苦实在是到了极点。当时不仅人民命如鸡犬，即士大夫阶层也感到生命没有保障，于政局对个人前途都非常悲观。而魏晋的统治者对参与政治或有才能的文人又特别猜忌，文人常常惨遭杀害，有名的如孔融、祢衡、杨修、嵇康、潘岳、陆机、陆云等都是被杀而死的。士人们在怵目惊心的现实下，不能不考虑避祸保身之计。他们精神苦闷，无所寄托，消极的情绪极易产生，老庄学说中的虚无思想就成为他们崇尚玄学的依据。道教佛教也因为可以作为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和解脱生死问题的锁钥而盛行起来。于是士大夫们不是隐居避世，寄情山水，就是耽溺酒色，谈道参禅。
栖隐山林，不出来作官，不只是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的表现，也是对统治阶级消极反抗的一种手段，含有“明哲保身”的意思。如《栖逸》篇记嵇康到汲郡山中游玩，遇见了道士孙登。临分别时，孙登和他说：“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而嵇康是个怎样的人呢？据王戎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③可见他是非常深沉、谨慎的。但这样的人仍然不能免祸，终于被杀；则当时统治阶级对文人迫害的残酷自不待言，魏晋人的崇尚隐逸也更见深意了。另一条记范宣一直不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结果他还是“于车后趋下”，逃走了。在那社会混乱、政治黑暗的情况下，不愿和官吏同流合污，甚至连官府都不肯涉足，这是可取的。
至于魏晋人的饮酒则不只为了享乐，麻醉自己，也有避祸的意思。阮籍是最爱喝酒的，他曾因为“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而要求作步兵校尉，以便去喝酒；在遭母丧时还照常“坐进酒肉”。④但他的沉酣蘖麴并不是没有用意的。《晋书·阮籍传》：“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靠着一醉来解纷弭祸，是多么无可奈何的事！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阮籍的愤懑和当时的罗网之密。
在生活方面，魏晋士大夫是以狂放、颓废为尚的，大部分人的言行都带着很浓厚的浪漫气息，而刘伶、阮籍这两个人更是典型。《任诞》篇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种狂态真是“咄咄逼人”的。阮籍邻居的卖酒妇人很美，他常去饮酒，醉了“便眠其妇侧”；他又不顾“嫂叔不通问”的限制，在他嫂子回娘家时，和她话别。这种撕掉假面具，天真任性的举动，的确有可爱之处。这是蔑视礼法，要求思想解放，希望摆脱儒家名教束缚的一种表现。
阮籍自己虽然行为不检，但当他的儿子阮浑长大，也要“作达”时，他却加以阻拦说：“仲容（阮咸）已预之，卿不得复尔。”这就表明了阮籍的放荡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带着愤世嫉俗的意思。他怕阮浑不了解这一点，借着“作达”的幌子堕落下去，所以不让他效法自己。不过，我们也应该了解，魏晋士大夫们的提倡“放达”，实际上也有掩饰自己腐化没落生活的目的在内。
从另一方面看，《世说新语》中有很多故事流露出魏晋士大夫的时光飘忽、生死无常、叹老嗟衰的感觉。《文学》篇记王孝伯在服了长生药之后，出去散步，当走到他的弟弟王睹门前的时候，就问王睹：“古诗中何句为最？”王睹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一时不知所对。王孝伯就自己念出“古诗十九首”中的“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说：“此句为佳。”《任诞》篇记张翰在回答别人劝他注意“身后名”之时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⑤《言语》篇记桓温见到从前种的柳树都已长大，就“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些人从各个不同方面表现了那时文人受时代和社会影响而形成的灰色人生观。无论是怕死而服药求长生，又因为感到无法摆脱老和死的威胁而苦闷，或是及时行乐，不问生死，以及触物伤怀，易滋悲绪，都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虚无、颓废思想。
魏晋以来，清谈成了士大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老庄玄学、《易经》哲理以及佛教禅机，是他们谈论的主要材料。《文学》篇记何晏、王弼都曾为《老子》作注；桓温招集名士，共讲《易经》；支遁讲《庄子·逍遥篇》能标新立异；殷浩在“被废徙东阳”时“大读佛经”；殷仲堪“精覈玄论”，甚至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可见谈论这些东西的风气之盛。东晋名臣如王导、谢安、庾亮等都崇尚清谈；一般文士也不少此中健将，甚至有的人是因为善于清谈受到赏识才得官的。清谈竟成了仕宦的捷径，可见其风靡一时。但士大夫阶层也并不全赞成清谈。《言语》篇记王羲之对谢安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这几句话指出了清谈之害，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勤勉地为国效劳，是有远见切合实际的。《政事》篇记王蒙、刘惔和支遁去访何充，何充正看文书，不理他们。王蒙叫何充“摆拨常务，应对玄言”；何充回答说：“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意思是说我若不办正事，你们这些闲人怎样生存呢？这正是对清谈的有力的否定，尖锐的指责。不过当时有这样见解的人究竟是少数的，正如鲁迅所说：“有违言者，唯一二枭雄而已。”⑥
由于魏晋士大夫的人生观大都是灰色的，又崇尚玄虚的清谈，所以有的人对政局感到一筹莫展，有的人对自己的职务不负责任，以简傲为高。《言语》篇记东晋的许多名士在新亭饮宴，因为“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大家见景伤情，相对痛哭；王导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他是主张努力报国，以实际行动收复失地，而不赞成这样消极的。《简傲》篇记王徽之作桓冲的骑兵参军，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官，管的什么事。当桓冲问他的时候，他却居然靠几句所谓“隽妙”的空话应付过去。这两件事具体地反映出当时士大夫悲观消极的生活态度；后一件还暴露了官场的腐化。《方正》篇记韩康伯因为看到谢家有好多人都作了高官，就叹息说：“此复何异王莽时？”这正表现出他对于当时政治黑暗、贵族专权深为不满，说明名士并不能忘情于社会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崇尚清谈的人不一定都是行为放荡的，而作达的狂士也不一定都喜欢清谈。《德行》篇记乐广是清谈的健将，他对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的脱衣裸体的放荡行为就很不赞成。他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而阮籍则纯以任性、天真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放达，不仅不以清谈著名，而且非常慎言，“未尝臧否人物”。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由于逃避政治迫害而产生的行为。
魏晋人因为注重清谈，所以说话特别讲究词令。在谈论问答之际，说得或尖锐、或含蓄、或比喻精微，或针锋相对，不仅说的人自觉得意，听的人也愿加欣赏。《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表现听谓“魏晋风度”的名言隽语。如《文学》篇：“人有问殷中军（浩）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这个比喻是反映出魏晋一些人鄙视仕宦金钱的看法的。但讲究说话，并不单纯是由于当时的好尚，也是统治者的压制言论和士大夫之间关系的复杂所造成。《言语》篇记“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安）以问子弟。车骑（谢玄）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这两句话用给山涛戴高帽的办法，替晋武帝解嘲，说得十分巧妙，两不得罪。这正反映出了当时士大夫畏惧政治迫害，恐怕以口舌贾祸而采取的圆滑态度。另一条写刘桢因为“失敬”被判罪，魏文帝问他为什么不谨守法制，他回答说：“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网目不疏。”“网目不疏”这四个字表面上似还含蓄，实际却是非常尖锐、直率地指责了魏文帝故意加罪于他，不够宽厚。此外，如记徐稚小时候，在月下玩耍，有人问他：“‘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这个有趣的答案表现了徐稚的聪慧、敏捷、善于应对。至《排调》篇写：“顾长康噉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则又是富有风趣、寄托的妙语。
在《世说新语》这部书里，魏晋贵族的豪奢淫佚和统治者的凶残丑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描绘出来了。《汰侈》篇记晋石崇让装饰华美的婢女在厕所侍列，入厕的人出来都要换上新衣；他还用蜡烛当柴烧饭。而王武子也是饮食服御样样讲究，甚至用人乳喂猪，连在他家吃过蒸猪肉的晋武帝都对他的豪侈感到不满。可见这些人穷奢极欲，浪费民脂民膏，实在是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另一条写石崇每次宴客都叫美人劝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就把美人杀掉。可是有一次，参加宴会的大将军王敦偏偏不喝酒。石崇连杀了三个美人，王敦还是不肯举杯。当在座的丞相王导责备他时，他回答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今天我们读这段文字时，都会觉得所沃冰雪，为之悚然。而石崇居然能那样作，王敦也居然能那样无动于衷地看着杀人，这就突出地表明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嗜杀、灭绝人性。还有《贤媛》篇记曹丕在曹操死后，把曹操宠幸的宫女都取来自侍。当曹丕病危时，他的母亲卞太后来看他，见到这些宫人，问明原委，于是就不再到曹丕跟前去，并且叹息说：“狗彘不食汝余，死固应尔。”这一条可和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吕后本纪”所写吕后残害戚夫人的事情合看。吕后把戚夫人斩断手足，去眼辉耳，扔在厕所内，并且名之曰：“人彘”，叫自己的儿子孝惠帝去看。孝惠帝看了之后，悲愤成疾，派人去告诉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这两个故事一个由母亲口中说出“狗彘不食汝余”，一个从儿子嘴里提到“此非人所为”，都有力地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凶暴的丑恶面目。
（三）
除去以上所谈内容外，《世说新语》也从生活细节上表现了那时名流的好的一面，如庾亮不卖“妨主”的的卢马，是怕移祸他人；殷仲堪任荆州刺史时，饮食俭朴，不糟蹋一粒米；王恭作了好几任官，但是“身无长物”，连坐的簟子也只有一条；陶侃则把木屑竹头都收集起来，储以备用。在那贵族生活奢侈成风，人人自私的时候，这些优点是值得表扬的。还有的故事写出一些可敬爱的人物。这里试就荀巨伯、管宁、郗超、周处四个人的故事分析一下这类内容，并简单地谈谈《世说新语》的艺术性。
荀巨伯的故事说，荀巨伯因为朋友有病，远来探望。但当他到了朋友家里的时候，恰值胡贼攻城，朋友劝他离去，他说：“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坚决地要与朋友共患难。贼人来了，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就毅然回答：“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他不惜牺牲自己以保全朋友，感动得胡贼“班军而还”，使一郡皆安。这个故事只有一百十六个字，却结构完整，故事具有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各部分，还有生动的对话，语言是精炼的。开头一句“远看友人疾”，就已经写出了荀巨伯对朋友的关怀。下面又从情节的发展中，通过他和朋友和胡贼的两处对话，逐步把他的重义轻生、笃于友谊的崇高品质表现出来，使人感到非常真挚。特别是从贼人口中说出当时他是在“一郡尽空”的恐怖情况之下留在那里，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荀巨伯的高尚行为不只保全了朋友和自己，也保全了一郡。结尾所写胡贼对话和撤兵的举动，是对这个人物的有力的赞扬。
管宁的故事说，管宁和朋友华歆在园里锄菜，看到地上有一片黄金。管宁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歆却禁不起黄金的诱惑，故意克制自己，“捉而掷去之”。这已经说明两人对金钱的不同态度。另一次，他们在读书，有乘轩冕的贵人从门前经过，管宁“读如故”，华歆却“废书出看”。这又进一步地表现了两人性格和见识的优劣。管宁通过这两件事的观察，看出华歆不配作自己的朋友，于是得出“子非吾友也”的结论，和他“割席分坐”。管宁蔑视金钱和权贵的高尚品质，从他的严于择友的谨慎态度中明确地表现出来。这一节短文把能突出两人的性格品质不同的两件小事组织在一起，用对比的方式，生动地加以刻画。仅仅用了六十一个字，却有事实的叙述，动作的描写，还记了人物的语言；相当地紧凑精彩。
郗超的故事说，苻坚意欲灭晋，已经占了不少地方，威胁着江南的安全，朝廷决定派谢玄去讨伐。但大家对谢玄能否胜任却还有怀疑，意见不一。在这紧急关头，用人不当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郗超本来和谢玄不睦，但这时他不仅不计私怨，反而独排众议，从以前和谢玄共事时的观察中，断定谢玄必能“立勋”，让晋朝统治者没有因“人间颇有异同之论”而动摇对谢玄的信任，使他得成大功，挽救了国家的危难。这个故事，在苻坚“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的危急情况下，通过郗超本人的语言把他的“不以爱憎匿善”的爱国精神刻画出来；又从谢玄战胜后大家对郗超的赞誉，说明他有知人之明，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人物。
周处的故事说，周处是个凶悍、粗暴、为患乡里的人，和水底长蛟、山中猛虎，一齐被称为“三横”。大家甚至认为他比蛟虎还凶。后来有人劝他去杀虎斩蛟，目的是想把“三横”去掉两个。周处本来就有些侠气，而且勇猛好胜，听了这话以后，立即刺死猛虎，并且入水斩蛟。当他连着三天三夜和蛟在水里恶斗的时候，大家认为他已经死了而互相庆贺。周处斩蛟以后，知道了这种情况，才认识到自己为大家所憎恨，有意改过，又怕年岁大了，无所成功，于是就去找陆机、陆云兄弟请求指点。陆云告诉他，只要立志，还有前途；他就积极改过，终于成了一个好人。作者以极短的篇幅写出了这个故事的复杂的情节和矛盾，深刻地描绘了人物的性格。一开头就提出周处和蛟虎并称“三横”，而周处为害“尤剧”，可见他和人民矛盾的尖锐。但当乡人劝他去除“二横”时，他毫不犹疑地去杀虎斩蛟，又表明他是豪爽、直率，愿为大家除害的；他的横行乡里，是性情粗暴，不识自己错误的缘故，并非有心为恶。杀虎斩蛟本是对乡里有益的事，大家却在他和蛟搏斗的时候，认为他已死而“相庆”；这就从侧面更有力地刻画出周处为患乡里的程度的严重。他和蛟恶斗了三日三夜，终于斩蛟而出，而且闻过之后立即下决心悔改，这又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猛悍无比的英雄气概和勇于改过的优良品质。
魏晋人的清谈原是以“言约旨远”为贵的，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世说新语》的文字上。由以上这几个故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部书的艺术价值在于语言简炼，而表达力很强，叙事实，记词令，描写人物，说明道理，都能抓住突出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以精炼确切的文字，给人生动鲜明的印象。
（四）
《世说新语》在内容上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在形式上则是短小精悍的小品文的佳作。它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是有影响的：第一是使后来摹仿它的笔记小说发展起来。如唐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下至明、清，更多作者。近人易宗夔亦有《新世说》一书，步趋刘义庆之作。其次是其中的许多故事为后来小说、戏剧所取材，或引用到诗文词曲中，作为典故。如曹操捉刀，谢道韫咏絮，郑玄婢女吟诗，王徽之雪夜访戴以及韩寿偷香，荀粲掉亡等等，都很有名。祢衡击鼓，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今天还出现在舞台上。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词，曹操叫军士“望梅止渴”和曹植七步成诗等情节则被罗贯中写进《三国演义》中去。至于这部书里的一些辞语如：登龙门；漱石枕流；渐至佳境；一往有深情；会心处不必在远；不可一日无此君；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芝兰玉树，生于阶庭；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从山阴道上行……使人应接不暇等等；已成为后来文章中常见的成语，沿用久熟，遂忘出处。不过大家说的时候在文字上或小有变动而已。
鲁迅评论《世说新语》和刘孝标的注说：“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久。”⑦这是说这部书的写作是有相当的成就的。刘孝标的注确实也对《世说新语》的内容有补正的作用。如《识鉴》篇记“曹操少时见乔玄”一条，说到乔玄认为曹操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许劭的话。刘孝标在集注中指出了刘义庆的错误。《德行》篇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一条下，孝标引《魏略》说：“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歆）有仕宦意。及歆为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这补充得很好，和刘义庆所写的故事意思一致，能使读者更深刻地体会管宁和华歆思想品质的不同。
但是，这部书所记人物言行，不少是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而且经过作者夸张、渲染了的；并不全合史实，不能当人物传记来看。从客观效果上说，它所描绘的汉末到东晋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与生活的面貌，还相当有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暴露出豪门贵族的荒淫、残暴、颓废、豪奢。因此，可以作为研究魏晋思想史的部分资料。
更进一步来谈，我们应该知道，《世说新语》虽有一定的价值，它却完全是以封建士大夫的观点、立场写成的作品。作者对书中那些人物的放荡、颓废、奢侈、淫靡甚至是残忍、凶暴的言行，往往是以同情或欣赏的态度写出的；对某些似乎是他所不赞成的事情，也不能有什么认识或批评。我们从刘义庆所标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褒贬的意思。不过，他所欣赏、赞誉的东西，常常正是我们所要批判、扬弃的东西而已。如前面谈过的王子猷作桓冲的骑兵参军，而不知所司何事，刘义庆赏其“简傲”而不计其废弛公务；对石崇滥杀行酒美人的残暴行为，也只认为是“汰侈”，他和石崇一样不把处于奴婢地位的女子当作人来看待。这都能证明我上述的论点。下面再举出几点，谈谈作者思想的一些主要倾向：
刘义庆对封建伦理道德是极力赞美的。如《德行》篇记王祥十分孝顺后母，后母经常叫他守着院中的李子树。有一次“风雨忽至”，王祥怕损坏了后母所爱的东西，就“抱树而泣”。后母还曾在夜里到王祥床前，想把他砍死，因为王祥不在床上，没有砍着。后来王祥知道这事，就跪在后母面前请死，于是后母感悟，从此“爱之如己子”了。这个故事无非是说明无论父母怎样不好，作子弟的都应当绝对顺从，极端孝顺；就是父母叫自己去死，也不准许反抗。而在封建社会中，孝母与忠君原是一回事情，使人一味驯顺，不敢反抗，是有利于统治者的，因此“忠孝”就被认为是封建道德的最高标准。刘义庆记叙王祥的故事正显示了他的观点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此外象记王戎、和峤居丧哀毁逾恒等等，也从赞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规箴》篇写陈元方在居父丧时，由于母亲给他盖了锦被，招致物议，甚至“宾客绝百所日”；则又是由反面来表示遵守“礼教”的重要的。《世说新语》中这类封建糟粕，占着一定的比重。
和上述内容有密切关系的是他迷信术数，宣扬宿命论。这虽不是书中的主要内容，却是作者思想倾向的一个主要方面的反映。如《术解》篇有两个故事，一个记有人相羊祜父亲的墓，认为风水很好，“后应出受命君”。于是羊祜故意“掘断墓后”，破了风水。可是相者一看，认为还能出“折臂三公”。不久，羊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这个故事不仅是强调宿命论，说明羊祜之位至三公是祖坟风水所致，还显示了羊祜对皇帝的“忠诚”。另一个故事记郭璞替王导卜卦，指出王导将有“震厄”，叫王导截取柏树放在床上来代替自己；后来柏树果然被雷震碎，王导的灾难因此解除。这除去说明“命中注定一切”的意思之外，也宣扬了术数的灵异。另外，《德行》篇记陈太丘（寔）带着三个儿子去访荀朗陵（淑），荀让自己的八个儿子应门行酒，招待陈氏父子。这时，“太史奏真人东行”。这又是以荒诞不经的说法，夸张陈荀的才德，可见作者的迷信的。
由于刘义庆本身就是贵族，对士大夫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世说新语》中所写人物的言行，往往就不免于有意无意地予以美化。如《简傲》篇记王子猷喜欢看竹，见到吴中一个士大夫家里的竹子极好，于是自己“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坐在客厅上等着招待他，他根本不理；看完竹子就要出门。因为主人忍受不了这种难堪，“便令左右闭门，不令出”；他反倒以此激赏主人有风趣，“留坐尽欢而去”。这种乖张、怪僻，不近人情的行为，刘义庆也以饱含喜爱的笔调写出，就可见他对士大夫们的态度如何了。
另外，对士大夫门阀的高贵，刘义庆也在着重地夸耀。本来从魏晋以来，士庶是不通婚姻，界限极严的。而一般士大夫也特别愿意攀附比自己门阀更高的贵族，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贤嫒》篇记周浚有一次行猎遇雨，到汝南李氏家去暂避，看中了李家的女儿络秀，想娶她为妾。络秀的父兄不愿意这样作，她自己却说：“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于是他的父兄才答应了周浚。后来络秀还和自己生的儿子周伯仁兄弟说：“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结果，周氏兄弟是不得已而同意了。
络秀为了和豪门贵族联姻，以提高自己家里的社会地位，不惜牺牲自己去给人作妾，而且还用“死”来威胁自己的儿子，叫他们和自己母家结亲；这就见出崇尚门阀对婚姻自由的阻碍是多么严重。刘义庆津津有味地记叙了这个故事，把络秀归于“贤媛”之列，当作正面人物来赞扬她的“卓见”，正说明了他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夸耀“高门”的可贵。
由于这样，刘义庆的轻视人民，也就表现得很明显。《方正》篇记刘真长和王仲祖一同出门，天晚了还没吃饭，有刘真长相识的“小人”送了很好的菜饭，真长谢绝不要，并和仲祖说：“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刘孝标注指出了这话正是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意思。刘真长所谓“小人”，则是指普通的老百姓。他宁肯挨饿，也不愿和“小人”打交道，可见他是多么好摆臭架子，轻视人民；也反映出贵族和人民的矛盾的存在。刘义庆认为刘真长的态度“方正”，说明他和刘真长的看法相同：“小人”只能作奴婢，被统治；不接受“小人”的好意，是惟恐降低自己身份的“高贵”。
从上述的内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世说新语》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固然是由于它本身有存在的价值；但从前它的得到较高的评价或过分的揄扬，未尝不是和它投合封建士大夫的口味有不小的关系。因此，我们在阅读这部书时，加强分析、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 “作达”见《世说新语·任诞》，是学作放达行为的意思。
② 《后汉书》卷九十八许劭传。
③ 《世说新语·德行》。
④ 《世说新语·任诞》。
⑤ 《文学》篇刘孝标注引《名士传》。
⑥⑦ 《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