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四卷。清陈宏谋著。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 (今桂林)人。雍正进士，乾隆间官至两广总督、署湖广总督、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为一代名臣。本书是他任地方督抚大吏时所作。书前有自序，其中说，地方胥吏舞文弄墨，作奸犯科，干出了种种罪恶勾当，其原因在于不知礼义的可贵，丧失了廉耻之心。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对他们进行道德修养教育。于是，陈宏谋在理政之余，采集史籍中所载的吏胥之事，并加论语，结集成书，名为《在官法戒录》。目的在于，使天下之人、包括男女老少及贵贱贤愚者，均引为教训，以戢息恶念，发扬善心。书分四卷：卷一为总论，卷二、卷三为法录上下，卷四为戒录，备列了善吏招致吉祥、恶吏招致祸殃的事迹。可以看出，作者在教导胥吏弃恶从善方面，确实是煞费苦心，但是书中的因果报应在实际上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有乾隆刊本。陈宏谋著有 《培远堂全集》。

作者雍乾名臣陈宏谋将“先儒格论编采成书”，以“警醒俗学浮靡之弊习，有裨经世利济之实学”。《学仕遗规》在清末民初被列为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

《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及《庙堂忠告》三书之合称。元张养浩撰。《牧民忠告》系任县令时著，二卷，分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居闲十章。《风宪忠告》为任御史时著，一卷，分自律、示教、询访、按行、审录、荐举、纠弹、奏对、临难、全节十篇。《庙堂忠告》为任参议中书省事时著，分修身、用贤、重民、远虑、调变、任怨、分谤、应变、献纳、退休十篇。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黄士宏合三书为《为政忠告》，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宣德六年(1431)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有《贷园丛书》本。

元明之际学者谢应芳著，共4卷15篇，另附录1卷(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旨在维护儒家纲常名教，反对崇拜佛教、道教和求神问卜等时俗弊端。《四库全书提要》说，谢氏“因吴俗信鬼神，多拘忌。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其目的在于“能因风俗而药之，用以开导愚迷，其有益于劝戒。”谢氏认为惑民之说，莫大乎老、释，崇信佛、道有害无益;祈祷鬼神是伤风败俗、费事殚财，违背圣贤古训的异端，要求人们废除神祠。在《死生》篇中，指出死生乃自然之道，非人力所为。不必求神问卜，枉求长生不老。要想长寿，就必须活动、劳动。“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肖然坐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而年不及三十。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禀之于天，非人力所能为。”这些观点，有合理因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明代学者曹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明史·曹端传》)

清代文章理论著作。12卷。唐彪著。本书有清刊本，与《父师善诱法》合为一集。全书依次详细阐述了读书、作文、修辞、用字等各方面的问题，其宗旨在于强调：要想提高写作能力，一则必须加强品德修养，二则必须博学多能。三则必须讲求学习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不汲汲于文而文愈工”。他说：“文无他诀，惟贵体认。体认者，谓设以身处其地，处其时，而体认其理也。理之体认既真，则经书非先圣先贤之言，乃吾身真实固有之理。由是发为文章，句句皆真诠实谛，格自然佳，词自然畅，气自然顺矣。”在具体的写作方法方面，唐彪强调写好文章开头和注重细节描写。他指出：“一篇机局扼要”，全系于“文之发源”，“此处若能得势”，则以后就从容多了。“文之有描写，犹画者描写人容也。容貌毫发不肖，不得谓之工;即容貌肖矣，而神气毫发不肖，亦不得谓之工。故文章最重描写，而最难者亦无如描写也。是以描写宜细，不细即粗陋矣。描写宜详，不详即缺略矣。描写宜文，不文即俚俗矣。”唐彪还指出：学路要宽，师法要广。“专读应世之文，其弊也，恐思路流于浅庸，笔气流于平弱。操管为文，必不能超越流俗。专读传世之文，其弊也，恐刻意求深，而流为暗晦，敷词质朴而失于枯躁，又为功名所深忌。”

《礼·内则》：“六年教数与方名，”七年教有别，八年教让，九年教数日，十年学书计、幼仪，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成童学射御。古圣人幼学法程，其次第秩然，本末兼具如此。

张之洞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刊行。共二卷,四万余言。上卷为内篇,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下卷为外篇,分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本”指封建纲常名教,不可动摇;“通”指西方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可变通仿行。全书系统阐述和发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主张借西方科学技术之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之体。猛烈攻击“开议院,兴民权”的政治主张,污蔑“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运动。深得清廷赏识,广为刊布,“不胫而遍于海内”。先后译成英、法文版。1900年曾易名《中国唯一的希望》,在纽约出版英文本。

《教童子法》是专门论述启蒙教育的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小学语文教学法著作。书中对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方面的基本训练作了系统的论述。如识字,王筠认为应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字来教。教日月二字,可告诉儿童天上的日月;教上下二字,可告诉学童在上在下的东西。纯体字教过再教合体字,也就是按会意、形声造的字,如“明”、“秧”等。先易后难,便于儿童接受。书中对小学教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也有独到之处。他要求教师注意教学法,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步步着实”。培养人才不能只讲“功名”,而应功名、学问、德行三者并重。旧时私塾教师多强迫儿童硬读死背诗书,甚而体罚,书中针对这种情况鲜明提出反对意见:“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王筠文学、文字学方面有很高造诣,不少见解对今天教学领域仍有启迪作用。

一卷。书论。明代丰坊撰。是书系丰氏为初学书法者而作。是书从论用笔、论次第、论名言、论法帖、论墨迹、论临摹、学书次第之图、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八分等各个角度为学书者指示具体的循序渐进的门径,并举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宜学什么书体,什么碑帖,皆一一写出。

一卷。明吴麟征(生卒年不详)撰。海盐 (今属浙江)人。天启二年 (1622)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亡殉难。此编皆为吴麟征居官时,寄训子弟之书。由其子吴蕃昌摘录其语,辑为一帙,故名 《要语》。吴蕃昌字仲木,儒学家刘宗周的门人。

明祁承爜撰。祁氏澹生堂为明季著名藏书处，后毁于明清交替的战乱中。此前祁氏曾“杂取古人聚书、读书足为训规者”列于《澹生堂藏书约》之后，并“示以购书、鉴书之法”，旨在“令儿辈朝夕观省”，以继其遗志。其后共有三个部分，即《读书训》(并序)、《聚书训》(并序)和《藏书训略》(购书/鉴书)。祁氏除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自叙其自幼喜爱读书，乃至建立一生笃嗜藏书的爱好经历外，在《读书训》中他还提出了“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若能常保数百卷，千载终不为小人”、“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尔辈读书，务须奋志法古”等观点。为此，他博采先贤勤学苦读事迹凡23则，其中如王充倚椟看书、顾欢燃松而读、陈莹中粘壁读书、范仲淹帐顶烟迹等，均是广为传颂的勤读掌故。《聚书训》亦为“摘取古人好学事，类次为编”(张宗泰《跋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而成书的，只是内容侧重在“聚书”上。

治生之道，莫尚乎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言虽近而旨则远矣。

学生上学，先学规矩，走路端正，低声细语。一到学堂，恭敬先生，轻手动脚，不像学生。小声说话，大声认字，一教便记，莫想别事。一样字音，要分平仄，不大声认，无所分别。一样笔画，先看偏旁，偏旁一样，再看中央。笔笔记清，字字说响，虚字实字，随认随讲。一字两讲，读分轻重，只记口歌，认它何用？桌上拭净，书放端正，手脚莫动。

封建社会传统女教之书之一。唐代女学士宋若莘撰，其妹宋若昭对书进行了申释。共10篇，包括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侍客、和柔、守节等十二章，体例仿效《论语》。以前秦设学授业的女经学家宣文君宋氏代替孔子，以东汉曹大家(即班昭)等人代颜渊、闵损，用问答体，四字一句，阐述封建妇道。《女论语》在序言中，就申明了三贞四德的女教大义，“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而今。后生宜学，亦匪难行。第一守节，第二清贞。”《女论语》还特别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行为规范，如在处理夫妻矛盾时，“夫若发怒，不可生嗔”，要“退身相让，忍气吞声”。孝敬父母，是妇女之道的应有之义，“女子在堂，敬重爹娘，寒则炕火，热则扇凉，饥则进食，渴则进汤。”对家庭其他成员和东邻西舍均要“以和为贵”，要“上房下房，子侄宜亲，东邻西舍，礼数周全”。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矜持端庄，谨行循礼，“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交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即使坐谈应对也要循礼有节，“凡为女子，当知礼数。女客相过，安排坐具，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手低声，请过庭户，问候通过，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备办茶汤，近来送去……如到人家，当知女务。”《女论语》主要强调敬事，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基础上，把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具体化。但较之《女诫》似乎平和，内容也更丰富具体。其中也包含着不少女性修养的合理因素，反映了东方女性特有的矜持端庄、温文尔雅等女性美。今存的《女论语》托名曹大家撰，语句均为四言韵文，亦非问答体。后人推测可能不是宋若莘原著，或许是宋若昭的申释之书。

明成祖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写。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全书包括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章。《内训》首章即讲女子的德性在于孝敬、柔顺而“能配君子”，要求女子“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智以烛之，信以守之，礼以体之。”教导凡为妻者要明阴阳之大义，“能推是适”，以事其夫，要“体柔顺……服三从之训。”要求女子“秉坤仪”、“著母德”，以“父天母地”来说明三从四德的孝顺、节义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内训》在较多地从理论上阐扬封建妇道同时，特别选辑了先人的女教典训，在“崇圣训”、“景贤范”诸篇中阐发了古哲先贤的“嘉言善行”作为妇女学习的典范。要求培养专一主内，有“内助之德”，行“内助之功”，绝对顺从的贤妻、良母、孝妇、贞女。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颁令刻印《内训》，“使庶民之家得以训诲女子”。此后，王相以传统的儒教思想对此书加以笺注，并收入《女四书》中，成为封建社会的女教教材，对后世影响很大。

蒙规
家之兴由子弟之贤，子弟之贤由乎蒙养。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叙蒙规三篇，第十二。

蜀郡石生名每，弱冠游痒，丰神秀逸，以父母早世，自幼随大母，依伯父履吉。吉尝贩楚，富有金而艰于嗣，以故夫妇爱每胜己出，寻常不令出庭户。时届清明，随一仆至坟园拜扫。焚帛既毕，散步村郊，去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墙，色艳殊常，遂度平桥，绕溪行百余步，见庵门半启，上悬朱额曰“朝云”。入则惟一老僧趺坐，喃喃诵佛号，见客不款接。

宋张功父著《梅品》一帙，疏梅花之宜称，憎疾，荣宠，屈辱凡五十八事。闲思莲足纤妍，花堪解语，更无凡卉得与追踪。至有历百折而不回，贯四时而不改，则唯寒梅、翠竹、苍松差堪接武。乃或遇人不淑，有女仳离，空谷幽兰，不知凡几，在女子以缠足为容，譬之君子修身俟命，岂有怨尤？然读“采封采菲，无遗下体”之诗，能无三叹？因仿其意，纂香莲宜称、憎疾、荣宠、屈辱，亦得五十八条。别疏香闺韵事，及步莲三昧所未及者，凡二十余类，总汇一卷，签曰《品藻》，愿因风寄语金屋主人，倘阿娇步步生莲，幸加意护持，万勿敝屣视之，庶几享香莲清福于无既也。

考辨伪书专著。三卷。明胡应麟著。唐宋以还,赝书代作,作者日传,有人不察,尽信不疑,致使谬种流传,为害非浅,而辨伪专著甚少。应麟有感于此,著成《四部正讹》,专门考订辨别伪书。此书先概括介绍伪书出现的种种情况,将其分为二十类:一,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二,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三,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四,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五,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六,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七,有惮于自名而伪者;八,有耻于自名而伪者;九,有袭取于人而伪者;十,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十一,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十二,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十三,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十四,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十五,有伪而非伪者;十六,有非伪而实伪者;十七,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十八,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十九,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二十,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然后按经、史、子、集次序列出伪书,逐一辨析论证。卷末还有审核伪书的方法八条:一,核之《七略》以观其源;二,核之群志以观其绪;三,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四,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五,核之文以观其体;六,核之事以观其时;七,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八,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本书所辨伪书有一百零四种,比此前宋濂的《诸子辨》超过一倍多,而且把辨伪范围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实乃前人所无有。宋书之辨,多属“卫道”之评,胡书之辨,皆为辨伪求真。书中所概括伪书的情况、辨伪的方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一卷。明胡广(1370—1418)撰。此书是胡广随手札记之文，持论较为公正。其中如评《资治通鉴》论维州悉怛谋事时，胡广认为司马光不是不知道李是牛非，而是特以意主和邻，不欲生衅，故矫为此言。并引司马光临终时与《吕公著简》为证，加以说明，可谓深明时势。又认为灞陵尉禁人夜行，乃其本职，李广憾之为私意;认为子产论黄熊为启信妄喜怪之开端;认为申屠嘉大节凛然，班固称其学术不及陈平，这种观点是错误等等，持论均很公正。其他如胡广还认为纳吉、纳币之卜，皆卜其日，非卜吉凶，程子所疑不大可信;又认为李白原本已有给杜甫的诗，《容斋随笔》所考不确切;又认为定豫章者实为灌婴，李白之诗所载没错，而胡若思却说是陈婴，是其误也等等，考据也颇有根据。此书在明初说部文献中属上乘之作。此书有路有钞本和 《胡文穆集》本。

通达治体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皆到虽老于吏事者不能易也未入仕途而所见己如此非有家传之仕谱未易办此持此一编与令兄朝夕切磋居家则花萼一集居官则棠棣两碑与前史所传大小冯君大小南郡后先辉映上绍先德廉访公之盛迹不难矣令伯祖与先君为丙子同年本有世讲之谊而又承不弃愿居门下之列余何敢当乎勉绍先型益宏令德老夫衰朽惟有欣然企望而己

陈垣著。“避讳”是我国早已存在的现象。《春秋》讳言尊者、亲者、贤者所做的某些有违所谓“礼义道德”的事，这是“春秋笔法”，不算避讳。所谓避讳，则是在语言文字上避称尊者、亲者、贤者的名、字，而用其它方法来代替。史书避讳用例十分繁杂，不仅避人名，连官名、书名、地名、年号等往往也要避讳，而且各代所避之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作者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著述，收集了100百多种历代典籍中的材料，于1928年写成《史讳举例》8卷，概括了避讳的方法，如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等;归纳了避讳的种类，如改姓、改名、辞官、改官名、改地名、改物名等;并指出了如何把避讳学应用于校勘、考古的方法。此书的出版，使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及古代哲学、文学研究者在整理、利用古籍时，多了“一门径”，增了“一钥匙”。对于普通的文史爱好者，此书也不失为增长文史知识的重要读物。本书有科学出版社1958年的排印本。

康有为所撰关于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1892年(光绪十八年)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协助下开始编著，1898年正式刊行。共二十一卷。书中阐发“托古改制”理论。宣称《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言行，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改革主张，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反映在《春秋》一书中，而《公羊传》则是阐释《春秋》的典籍。作者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需要出发，附会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解释历史发展趋势。认为“据乱世”即西方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民共主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这一划分并不科学，但确认历史不断进化发展，强调当时中国应由“据乱世”通过改革进入“升平世”，冲破了顽固派“敬天法祖”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思想，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影响甚大。顽固派攻击该书“灭圣经”、“乱成宪”，要求清政府将该书毁版。

二十四卷，清沈自南撰。他采集各种书籍中考证事物名称的资料，分类编撰而成。分为五篇，每篇下有子目。栋宇篇十目：宫殿府署、亭台、门屏、庙室、寺观、宅舍、庑序、梁棚、沟涂;服饰篇八目：冠帻、簪髻、装饰、袍衫、佩带、裈袴、履舄、缯布;饮食篇六目：饔膳、羹豉、粉饎、炰脍、酒醴、茶名;称号篇十一目：宫掖、宗党、戚属、尊长、朋从、卒伍、编户、仆妾、巫优、诨名、道释;植物篇仅存琼花一目。共三十六目。《栋宇》等前四篇都有作者题词，所论颇为精赅，唯《植物篇》独无，可能是尚未完帙。所引证资料注明出处，甚为翔实。对于研究古代名物制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清康熙二年(1662)吴江沈氏刻本、乾隆十六年(1571)重刻本、《四库全书》本、1998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三卷。明陈诗教撰。著有《花里活》一书。是书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古往今来的花卉故事。全书按朝代分编，内容大多因袭陈言，特别是在考证方面疏漏较多。至于《花里活》的书名，来源于唐李贺《秦宫诗》中“秦宫一生花里活”之句，秦宫本是梁冀的奴才，这里引以自比，既有失作者的身份，也见陈氏失考之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列为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