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上的大众化和中国化”这个题目本来是一个旧题目，但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个题目，把它了解为新民族形式之创造的两个元素，它仍然需要我们来一个讨论。首先，我们在抗战中需要千百万的人民参加抗战，而文艺亦正是动员人民的一种利器。为了使这个利器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我们不能满足过去那种欧化的，只为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欣赏的文艺。我们需要为人民所能了解的文艺，这是社会的原因。但是光是指出这个原因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只看到这个原因，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大众化和中国化及其联系于民族形式的问题，只看成简单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没有把它看成文艺本身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这个问题乃是我们中国新文艺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文艺才有更高的发展。假如我们检查一下，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它们所受的外来文艺的影响，远超过于中国文艺上传统的影响。它们醉心于西欧的技艺，模仿着欧美作家的手法，可是他们过分忽视了文学这个东西是植根于人民的生活里面的，而文学的媒质是植根于民族的语气。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深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中，不能纯熟地运用土生的中国语气，那么我们就很难产生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英国战胜西班牙以后，产生了一个莎士比亚，德国的暴风雨时代产生了歌德，俄国民族觉醒的时候产生了普希金，而此时中国也正是在民族意识昂扬的时候。因此我们无论在文艺的内容上，还是在文艺的形式上，都有把过去文艺的优点加以陶炼的必要，庶使我们的文艺，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都更加丰富起来，而成为崭新的，足以值得夸耀于世界的中国文学。所以在创立新民族形式中，中国化与大众化的问题，不应该只认为旧样翻新，只认为是一种利用，只认为是一种过渡的形式，而应该看成新中国文艺的生长向更高的阶段的发展！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些先生认为中国化的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形式问题，但也有些先生认为这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同时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问题，我赞成后一种意见。真的，如果从本质上说起来，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的问题。假如一个作家，他能够随时留心到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加以选择和陶炼，如实地写出来，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从前托尔斯泰创作的方法，即他常常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农民听，他不仅要使那些农民听得懂，觉得那里面的人物所讲的话都是他们的话，而且还要听农民们对于他自己作品的意见。所以从人民生活做出发点来估计一个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大众化和中国化所包含的形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根据上述的立场，才能解决形式上的问题。无论任何艺术的形式，都决定于它的内容，而艺术内容又是决定于人民的生活。当人民的生活已经改变，艺术的内容也应该改变的时候，过去的形式遂成为新的内容的桎梏。所以我们如果要建立新的民族文艺形式，必须要打破旧形式的桎梏。这是真理。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另外的一方面，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它不仅需要一定的内容，而且也需要一定的艺术形式，因此形式也是构成艺术的一个部分。当我们说打破旧形式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的旧形式一概不要（如未来主义者般完全不承认文艺上历史的传统），其实所谓打破旧形式，是和利用旧形式并不冲突的，因为我们要表现我们新的文艺内容。我们打破旧的形式，但旧形式当中正有不少足以表现新的内容的成分，可以作为构成新形式的资财。所以问题乃在于去其旧的，存其新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重新配备，重新排列，再掺入一些新的东西，最后使到它能够成为完全新的艺术，完全使旧形式变质。
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旧的遗产中的糟粕，什么是旧的遗产中的精华呢？换一句话说，我们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判断哪些是我们要摒弃，哪些是我们要摄取呢？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当时孟超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即我们的文艺除了“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口号以外，还要加上一个“抗战化与现代化”的口号。一种艺术形式之能够在历史上被遗传下来，必然是它这种形式能够适合于当时某种生活内容的表现，可是在今天生活的内容已经变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就只能够撷取那些适合于表现我们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我根本反对那些形式主义者的意见，把旧形式当做“美的整体”来崇拜，把旧形式当成秘宝来接受。我根本反对那种直到今天，当大众的文艺已开始新的创造的时候，还死板地执着狭义地利用旧形式的办法，把现代中国人生活中已经死去了的语言，当成不可改的法则来利用。因为这些死去了的形式，只会窒息了我们以中国的现代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只会模糊了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精神。
至于关于中国文艺必须抗战化的问题，我想这是大家都很容易了解的。一篇作品纵使是大众化了、中国化了、现代化了，可是它如果违反了我们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那么无疑这种文学绝不能算是“中国的文学”，而只是汉奸的文学。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有特别强调提出的必要：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必须要以民族精神陶炼我们中国旧有的文学的传统，特别是那些民间文学的传统。
第三点，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有些先生表示怀疑文艺中国化的问题。他们认为文艺是世界的，无论俄国作品也好，法国作品也好，只要它是真正的文艺，那么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同样可以受到很大的感动，因为世界上人类的感情都是同一的。我觉得这个意见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如果把人类的感情抽象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说全人类的感情都是相同的，因为无论你是哪一国人，哪一个阶级都有着喜怒哀乐这一类的情感，即所谓人性（humanity）。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单纯。每一个民族，有它这一个民族具体表现它的思想和情感的形式和内容。比方说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中国人的孝顺父母，这在西洋人在表面上去看是比较难了解的。然而文学这个东西正是要用具体的事实、行动、姿态和语言来感动人，因此文学不能不有民族的形式、民族的内容。同时这种文学的民族形式和内容，并不和文学的世界性冲突，只有我们愈加深入了解民族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发现出在这生活的底蕴中所包含的人类共有的天性。只有我们越详细地把中国人的“神秘”生活之具体的心理过程精细地刻画出来，我们才能够使到别的民族更容易去了解我们的生活的底蕴。亦只有当我们创作了真正的民族文艺形式，我们才能够在世界文学史上站住我们的地位。在这里我不能不顺便指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我们中国的文艺作品上所反映出来的真正中国人实在太少，因为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已不是中国土生的农民，而是在都市里沾染了一些洋货的知识分子了。我想我们的文艺家以后应该更多侧重于真正的中国人物的描写。
第四点，我们所要说的，是文艺的中国化，必须使我们的文艺要能够操纵自己的语言。从目前的情形来说，我们所拿来用到文艺上的字汇是太贫乏了。比方我自己来说，虽然我离家已经十年，但有许多东西我仍不能用普通话来表达，这正表示出我们的字汇的不够，必须从方言土语中去吸取新的字汇。从前英国在莎士比亚以前，各地还是用各地的方言写文章，一直到莎士比亚才铸成了英国的国语。同样的，我们中国现在亦需要能真正写出工人和农民说的话，可是目前简陋的普通话，就没有办法来十足表现中国人的生活。所以更加丰富我们的语言，更技巧地去运用我们的语言，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点，我觉得中国化和大众化，并不仅是空泛的理论的问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来过，所以今天我们提出创造民族形式问题来讨论，其核心只在于把中国化大众化完全实现。这里除了一般的理论的阐发以外，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来执行以下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必须进一步去研究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有什么特点？它的作品手法有什么不同？中国文学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缺点？哪些部门应该表扬给我们学习？第二，我同意芦荻先生的意见，即创造文学民族形式上的中国化大众化的问题不应该只当成问题来讨论，而应该把它看作一种运动，作为创作的实践。我们要从事于创作，只有创作出真正的大众化中国化的作品，才能够使我们的文艺真具有民族的样式特点。
此外，对于大家一般所争论的几个问题，我想亦不妨在这里提一提：
第一个问题是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矛盾的问题。李文钊先生曾经提到，我们如果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和中国化，我们必须更多地应用地方土语，这是完全对的。可是在这里有人说，如果作家们都用他们家乡的土语，那么结果他们的作品只有他们的同乡能懂得完全，而别的地方的人就很难懂，这样一来，岂不是反而不大众化吗？在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到它一天天丰富起来。虽在最初的时候，看起来未免有点生硬，或甚至还要加以注释，但习惯用久了，它也就自然构成为语言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也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这些本地文学的提倡，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土生的天才。这些作品，我想在将来的文艺运动上，是必然要起决定性作用的。
第二个问题是艺术性与普遍性之间矛盾的问题。有人说在文化水准这样低的中国，一个作品的艺术性越高，那么它所能给群众了解的程度也就越低。不过我觉得艺术性和大众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个矛盾，可是这个矛盾不过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有许多文学作品艺术性很高，而同时又为大众所欢迎的，比方中国的白居易、柳永都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能够以艺术性和大众化中间的矛盾来作为反对大众化的意见。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尽量把我们的作品做到大众化了，可是人民还是不懂，怎么办呢？我想，我们今天所提的大众化，不过是文艺运动的一种方向，我们并没有意思说，我们今天立即要每位作家都能担保每一篇作品都能够使所有的读者能懂，因为这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里需要长期的奋斗。同时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文艺家们所能单独解决的，它需要社会教育家们的强力扫除文盲工作，努力提高文化水准。当然社会教育的工作，我们文艺作家也是需要参加的。
第三个问题是利用旧形式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一般地论述过了，不过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是：韩北屏先生曾提出利用旧形式是不是大众化的唯一的办法的问题。韩先生说：《大刀进行曲》并没有利用旧形式，但它还是大众化的，《队长骑马去了》并没有利用旧形式，但是大家都懂。这证明了大众化并不一定要利用旧形式，通过旧形式，也即是说创立民族形式，可以把旧形式抛开。我想韩先生所指的利用旧形式是指狭义地利用旧形式，或是指那些专门填五更调填西皮倒板这一类的艺术界的好汉而言的。不过关于这一个问题，我已经谈到一点：广义地利用旧形式和打破旧形式并没有什么冲突。如果一个天才艺术家，他能独创一种形式为大众所接受，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把他再提回五更调的笼子里去。不过这里我得提出一点，即我同意于韩先生所说的，把旧形式整个搬过来利用的办法，实际上不是创作，而是变相的填词，是一种可耻的懒惰。当时王鲁彦先生也说了一点，他以为这种利用旧形式，在某一个阶段上亦无可厚非，即在过去一些时间，当大众化的问题最初提起时，它未尝不起了一些历史的进步作用。因为它促使我们更仔细去研究民间文学，因为它使到我们回头去注意中国艺术的遗产，因为它使到我们更熟习旧形式，运用旧形式。而最后则使到我们洞悉它们的长处和缺点，使我们能推陈出新，采撷其精华。
不过这办法只限于新文艺运动开始后的一个极短的时间有其意义，可是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反对把我们的运动只限于西皮二黄、大鼓书、五更调、七言绝句这一类形式的反复上。我们更反对借利用旧形式为名，而实行复古之实。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文字的改造便于发展的问题。张煌先生以为，为了使大众更容易了解文艺，他主张提倡朗读运动，即把小说诗歌读给大家听，他们不了解的地方我们可以解释给他们听。我想这固然是一种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要使中国文字有根本的改造，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在它的结构上来说，实在是距离人民大众太远了，而且它又牵连到中国文的拉丁化问题，这已经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我的意见就此为止。
原载1939年12月10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