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艺运动,从一开始就和政治运动分不开。有康梁的维新运动,在文学上也就有改良的文言文的出现。到了五四,文艺运动不仅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且是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的革命的一翼而出现的。就当时的情形说,西洋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占着优势的,至于马克思的学说,只占有一部分的势力,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只有在少数青年群中起着启发作用。

“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展开得更广泛,中国共产党显然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于是乃有国共的第一次的合作。而在五四文学革命的阵营中则早就有人在整理国故的名义之下,逐步走向和封建势力妥协的地步(这种保守性也正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脆弱,以及他怎样背弃了五四当年的革命精神)。

“四一二”清党事变发生,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背叛革命!接着国内战争开始,中国的文艺运动于是很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阶级的阵营,革命的左翼文艺阵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组织起来了。它和官僚买办的文艺、唯美颓废的文艺、现代派的文艺、“第三种人”的文艺形成了对立的形势。不过在这个时期,革命的游击战争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遭受到敌人的封锁。而在城市里面,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怖政治非常厉害,文艺运动之群众性无法展开,所以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着重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建立。不过茅盾先生的《子夜》在指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之没有希望,是非常有力的。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屠杀人民、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以后,东北作家群就是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获得很大的成就的。后来经过“一·二八”、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抗日的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抗日的文艺运动于是也就采取了宏大的规模在群众中展开。

可是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事业是始终缺乏决心,动摇妥协的,所以在抗日初期的蓬勃的文艺运动并没有维持好久,就逐渐萎缩下去。到了1941年春天,新四军江南事件爆发,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和分裂抗日统一战线,打击中共的阴谋已是非常明显,在这个情形之下,革命的政党,一方面,依靠人民大众加强独立领导,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区则还是隐忍着反动派的袭击,维持着抗日阵营的统一。这两种政策,虽然就其达到革命的目的说是整个的,但就其工作的内容和方式说,则颇有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显然也给予了文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

由于前一种政策和解放区的具体的条件(如工农生活的改善,劳苦大众的文化要求的提高,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作品之不能满足大众的要求等)有所距离,所以有毛泽东先生的《论文艺问题》的出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文艺交回到大众的手中,指出了文艺运动的方向,正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解决了文艺上许多复杂的问题。从这一个时期起,解放区的文艺已在全国范围内起着领导作用。

由于后一种政策,加上蒋政府对于我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生活的困难,我们在国民党区的文艺运动显然处于异常艰苦的境地。因为作家一方面要忍受蒋政府的迫害,一方面则又还不能和他维持着抗日统一战线。记得那个时候有许多作家迫于环境不能不潜伏起来,而有一部分作家则直接参加蒋区的民主运动,起着前卫的作用。所以从整个说来,当时蒋区的文艺政策是配合着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来的,它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我们是不是利用了一切可能来贯彻毛泽东先生的文艺思想呢?我认为是没有的。这缺点就表现在没有在文艺思想范围内展开批评,没有对作家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没有尽可能去做一些文艺普及教育及其他准备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了减少老百姓的痛苦和牺牲,曾经一再希望由群众的压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压力,驱使国民党政府逐步走上民主的道路。可是这一种与人为善的方针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拒绝了。他们仰仗美帝的援助,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工农用全副力量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共的土地法大纲,正是动员整千整万的农民走向政治斗争前线的武器。

配合着这一个政治行动,为了使文艺也成为真正的劳苦大众思想斗争的武器,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作家向人民学习”“到群众中去”等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根据新的历史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的要求,回头来检讨一下在蒋区抗日统一战线时代所犯的偏向、错误或缺点,也是完全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我们抛弃了令人气闷的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重新拾起文艺的武器,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荣耀。

现在全国的解放,已摆在面前,我们正在步入新的群众时代。这个时代和五四时代不同之点是在于它,不是几百几千的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而是亿万万人的生活解放;它不是几百几千的知识分子的抒情,而是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抒情;它不是对欧美资产阶级文化的盲目的崇拜和模效,而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创造。

从五四到今天,才不过短短的三十年,但中国人民以巨大无比的步伐走完了欧洲两世纪还没有走完的历史。这是今天我们值得庆祝的地方,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特写短文如上。

1949年4月27日于香港

原载《文艺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