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29年，我在上海待过，也写写东西，有些实践，就随便漫谈一下当时那些人物。现代文学从五四到开国，有三十年，我接触的时间很短。唐弢同志讲得很广，我讲不了那么广，我只能就我所知的谈一谈。其次呢，我翻了些材料，都是从政治上划分流派。比如，五四以前，有林琴南的一派，这是封建性的文学，再有鸳鸯蝴蝶派。五四以后，有胡适派，文学革命就是形式，内容不管。后来，有现代评论派，发展为新月派。这都是从政治上来分的。但是，文学流派是不是应该从创作方法，从其他方面来划分？五四以后有“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但“为艺术而艺术”，也有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不满。他们两派也没有交锋。个人倒写过文章，如成仿吾老先生骂过茅盾先生，但真正作为文学创作风格来批评，我没有印象。所以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五四运动，还有，就是我在上海见到过什么人，他们有什么言论，有什么想法。
先从五四讲起。这一年估计有四百多种白话报，报纸有副刊，提倡国语标准化，再有西洋名著介绍。我那时还是小孩子，就读易卜生；也看俄罗斯和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比方说我对显克微支的《你往哪里去》就读得很起劲。还有工农群众的革命诗歌：“颈可铡，躯可裂，奋斗精神不可灭！”1918年成立歌谣协会，后来改为歌谣研究会，还出刊物，要从群众中吸取营养。早期革命诗人，有邓中夏，我认识他，北大学生，不像诗人，诗写得不错，如《过洞庭》就不错。还有瞿秋白、蒋光慈。陶铸说，他是读了《少年飘泊者》，才去黄埔军校的。他对蒋光慈印象不错。再有鲁迅、郭沫若。郭沫若的《女神》《星空》，人们爱读，但不懂什么叫“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不懂，又觉得过瘾。后来郭的诗思想有定向了。成仿吾说，郭沫若由19世纪的浪漫主义走向惠特曼的《草叶集》，现实主义发展了。我觉得郭的诗并不像《草叶集》，惠特曼没有定向，只说向前，前进到哪儿，不知道。惠特曼整个写社会。郭有定向，从河上肇，学了社会主义。在敌对方面，有林琴南、鸳鸯蝴蝶派、学衡派。文学革命就是要革这些人的命。新文学内部，胡适只革文字，林纾主张占文之不当废。1925年有《甲寅》，反对鲁迅、茅盾。资产阶级右派有《现代评论》，后来又办《努力周报》，主张“好人政府”，主张“整理国故”，公开支持段祺瑞政府，徐志摩还反对打倒帝国主义。除鲁迅外，很少有人去对付《现代评论》，国民党执政后，又有新月派。当时的大学，把持在留欧美的学者手中，日本留学生就没有势力，只能在上海写文章。北京的大学全是欧美学者把持。新月派主张“健康”“尊严”“人性”。1930年又有民族主义文学。因为“中东路事件”，而抛出这个文学口号。王平陵我同他熟。我在暨南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师，他当大学助教。陈中帆是系主任。王平陵改作文，将“潸然流泪”改为“僣然流泪”遭学生反对；他说到叶楚伧（两人系老乡）叫他搞民族主义文学。
创作社搞普罗列塔利亚文学，骨干力量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太阳社成员是从武汉失败后聚集起来的。又有创造社与太阳社的矛盾。我记得，太阳社有个门市部，我走去，钱杏邨、杨屯人说：“你们创造社是抄书的，教条，理论不联系实际。”后来钱杏邨把《死去了的阿Q时代》给我看，我觉得他大胆，有道理。后来他由钱杏邨变为阿英（笔名），爱搞袁中郎、戏剧，后来又写了晚清文学，越来越不像话，完全用政治代替文学。
下面讲我本人的经历，顺便讲文坛动态。
1927年我在广东一个左派学校教书。蒋介石叛变革命，学校被包围，我逃往上海。到创造社出版部，有成仿吾、王独清、蒋光慈、白薇。蒋光慈不是创造社的，他中午在出版部搭伙，常常见面。我做助理编辑，实际上就是跑印刷所，做校对，但也有些时间搞创作。蒋光慈的稿子很干净，不改。我想，创作哪能不改呢？他很自负。他家里有一幅自己的照片，他在旁边写：“中国的普希金。”他的小说是革命加恋爱，他的俄文并不很好，但勉强可以翻译。他的女朋友很多。他没有架子。成仿吾、郭沫若就不一样，认为我们是小孩子。
再讲创造社的三个诗人。
王独清。诗是感伤主义，常常爱背诵《秋歌》，音韵好。我还记得第一句，“叶子完成了最后的颤抖”，很好听。他自称“长安一少年”。他到过罗马，在那儿照过相，他认为他最好的诗是《圣母像前》。
穆木天。他的诗是《微雨》，也很颓伤，写乞丐。
冯乃超。有《红纱灯》，像今天的朦胧诗。情调是凄惨、忧愁、苦闷。有不少青年模仿他。从日本回来，就“普罗”了。他是广东人，在日本生。还有唯美主义的情调，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
再有徐志摩的诗。词句华丽，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受西洋文学和六朝文学影响，形式上有些好的东西可以用。
现代派的李金发。他是我高等小学的同学，华侨，有钱，小学毕业到香港学英文，后到法国学雕刻。诗偶尔有精彩的，其余的看不懂；有人说，精彩的是他偷的。
还有一派，全盘西化，叫商籁体，英文是Sonnet。商籁体规格严：一、十四行；二、韵脚严，第一段ABAB，第二段CDCD，第三段EFEF，最后两句并行用韵。音节要轻重轻重。这种诗对中国不合适。
我1927年10月到上海，1929年调去搞绝对秘密的工作，不许跟文艺界任何人接触。在暨大时，沈端先曾同我谈过参加“左联”的事，后来就没有参加。
至于小说，那时大家爱看的是《冰岛渔夫》。
沉钟社，受20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的影响，离社会较远，比较小气。
我是受19世纪初拜伦、济慈的影响，也受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
文学理论我崇拜克罗齐。克罗齐导源于柏格森。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从前读过大学的，都受柏格森影响。连高名凯都说受柏格森影响。我带进修生，我叫他们谈马克思的《资本论》、泰纳的《艺术哲学》、柏格森的《形而上学绪论》。
1981年4月29日
在北京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