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所处的时代
郭沫若是在1914年到日本去留学的，由此可以断定他是生于19世纪末期，那时中国正处于世界各列强压迫之下，面临着政治危机。1895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次战争以前，中国人自以为中国地大物博、海军比日本强，而且又买了许多军舰和洋枪洋炮，这样一个人多、国大、兵众、舰强的国家，是一定可以获得胜利的。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中国一败涂地，这才知道只买武器不成，还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时鉴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就富强起来，于是中国乃有康有为之变法、改良主义的戊戌政变以后，又有孙中山起来领导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从19世纪末期到1925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这时郭沫若正是从幼年、青年到壮年（30岁左右）的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中他强烈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所以他最初写的诗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特征。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民主主义革命达到了高潮，郭沫若也就是在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旗帜的感召下创作出了像《女神》《瓶》这样的极具震撼力的旷世名作。这些狂飙突进张扬个性的诗篇不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作，而且也可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巅峰的象征。但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心已在逐渐左移，阶级斗争的激化使个性解放的思想运动已逐渐演化发展为由工人阶级唱主角的爱国革命运动，这时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在俄国站稳了脚跟，而且进一步为世人所了解，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应以“五卅”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兴起的标志。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是靠近革命的，其中除了少数人靠近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以外，大部分都因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而成为要求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从“五卅”运动以后，郭沫若由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也就自然而然地靠近了工人阶级。
总之郭沫若所处的时代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他的创作时期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期开始的，但不久就又转向了左倾的新民主主义甚至于搞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旗手，但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文学”的发起人之一。政治风云的变幻在他的创作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文学创作中许多看似矛盾的变化，只有对其所处的时代有了较深的认识，我们才能给予它们以正确的理解。
二、郭沫若的生平
在他的自序中曾有简单的介绍，说他生于四川峨眉山下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相当有旧学问，这样使他对中国旧书及历史知识很有修养。据我估计他的家庭可能是没落地主，跟与官场有关系的新兴地主不同。他们是守旧的，只会摇头晃脑地读书，不善于管理经济，不善于经营生意，甚至还要受新兴地主的排挤。这种没落的地主尽管要在乡村中更加重地剥削农民，苟延残喘地勉强维持他的地主生活，但作为这类家庭的后一代，已经没有可能继续过地主生活了，因此郭沫若当时在家庭经济上是没有依靠的。1914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到日本去留学，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十来年留学期间他所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歧视与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日本人对中国人是非常瞧不起的，甚至听说租房子的是中国人，就不肯租赁。郭沫若不但受日本人的歧视与压迫，并且还受到了资本主义的金钱的压迫，生活非常贫困，因而就使得他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仇视和不满。此外因为他在日本，更容易接触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并使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新社会产生了憧憬，这是他的早年时期。他在1923年离日回国，在《留别日本》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当他回到上海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制订了党的宣言，其中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批评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人民的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当时党已从最低纲领着手，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这个措施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在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吴佩孚在长辛店大量屠杀工人，造成了影响全世界的“二七”惨案。郭沫若这时正从日本回国，他受到“二七”事件的影响，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因此也就更加倾向于革命了。在1924年春夏间他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使他思想更前进了一步，尽管河上肇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似乎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它对郭沫若的思想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他奠定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使他认识了革命，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知道了人的意识是受外在物质存在所决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1925年到1927年他曾做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就参加了北伐，一直打到武汉，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失败以后他又随同贺龙将军一起企图打回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打至汕头附近又遭失败，只好逃亡，先到上海，年底又逃往日本。这期间因为他参加了政治活动。所以创作比较少。作者1927年到日本后虽然写了一些诗，但由于他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所以这些诗是比较空洞的，数量也很少。大部分力量用于考古研究，写了一些关于考古的文章，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又撇下在日本的妻子儿女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因为他以前在学术上就有一定的地位，在政治上又是以前武汉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于是就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的上层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是没有什么创作。1941年到1942年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低潮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战，随时准备投降日本，所以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就很难开展，于是就写了《屈原》《虎符》及修改了《棠棣之花》等历史剧，以激发民情，此后他的作品仍很少。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实际的行政工作和争取和平的活动，他的剧作就更少了，虽然在1949年他写了《北上记行》，但和以前比起来，量是很少的。
总之从整个的文学史来看，他创作的旺盛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从1920年到1924年，其中尤以1921年到1923年为最活跃，这是他写诗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41年到1942年，是写历史剧时期。
郭沫若的创作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学术研究等一向都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曾有人骂他是共产党的“尾巴”。他的一切行动始终都是倾向革命，靠近共产党的。
三、郭沫若的诗及其思想
由于郭沫若曾深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早年的思想是极为丰富自由的，这在他的早年的诗歌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从他的选集中可以看得出来：1．他有自然崇拜思想，也就是泛神论的思想。他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东西，我们从他的《地球，我的母亲！》中可以看到这点。这是受了歌德和斯宾诺莎的影响。2．作者有歌颂个人自由，要求彻底破坏的革命思想，如在《凤凰涅槃》中就歌颂了死亡再生。这种思想是属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资产阶级在当时要扫除一切封建制度。打破一切旧的束缚，废除旧礼教，所以要歌颂旧制度的死亡、新制度的生长，歌颂个人自由，提倡个人斗争，要求商品自由买卖，所以说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是有革命的进步意义的。可是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走入了末路，这种思想就失去了它的进步性。但20世纪的中国仍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郭沫若接受了这种思想，在中国也还是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马克思说在挪威产生了易卜生，那时像易卜生这样的个人主义思想在英国、法国已经是过了时的腐朽的思想，但在挪威那样落后的国家还是起着一定的进步的作用的。郭沫若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此外郭沫若也沾染了一些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唯美主义思想，称赞短命的瞬间之美，所以在一些文章里他曾称颂王尔德（20世纪英国唯美派作家）。在郭沫若选集中这种诗很少，但从《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中也还可以看出他唯美主义的倾向。如：
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地，遥遥地，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
退回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能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像那个坠落了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陨！
前进！……前进！
莫辜负了前面的那轮月明！
他除了资产阶级的唯美思想以外还有一种忧郁感、悲哀感，这是19世纪初期英国诗人拜伦的思想，以上这几种思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但郭沫若的诗并不就是这样简单，他的诗歌在文学史上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看到他的基本方面：其一，他有爱国主义思想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从《留别日本》及《上海的清晨》中都可以看出，他不但反对和诅咒帝国主义，还同情劳动人民，在《留别日本》这首诗中，有这样几句话：
可怜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乡虽然也是一座监牢，
但我们有五百万的铁槌，
有三亿二千万的镰刀。
我们有一朝爆发起来，
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革命的热望与信心。从《地球，我的母亲！》《励失业的友人》《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黑》里都可以看出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富豪们的诅咒，他是愿意和工人、农民永远站在一起的。其二，他是同情革命的，当革命领袖列宁逝世的时候，他写了《太阳没了》表示哀悼，孙中山死时他也写了悼念的诗（没收集到选集里）。其三，他歌颂自由，反对压迫。总之郭沫若诗的主要意旨既有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思想，又有爱国主义思想，有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势力的思想，还有同情工人农民的倾向，对革命有朦胧的同情。对革命领袖的逝世很悲痛。不过这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所以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是很前卫，很革命的。
郭沫若的诗从1920年到1924年，可以看出一个发展路线，就是越来越靠近工农革命，《凤凰涅槃》还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内容也比较空洞。但后来他逐渐产生了同情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由朦胧地看到革命的影子，一直到了解革命的道路与发展前进。他的思想的发展路线是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相吻合的，步调是一致的，而且这种积极的思想是逐渐地占了优势，所以作者的主导思想是进步的。
四、郭沫若诗的风格及其创作手法
风格是以作者的世界观和世界感为核心的，作品中的诸要素（思想、主题、人物、语言、结构、梗概等）的统一。
创作方法是指导作家在写作当中选择和概括生活事实的原则。也就是说，它是作家对描写生活、选择生活所根据的一种美学上的法则，而这种法则是决定作家的社会理想的。
郭沫若诗的创作方法，一般地说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但他的浪漫主义对我们社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称之为革命的浪漫主义。
而所谓浪漫主义就是作者在写客观事实的时候，不是或不完全是根据客观原有的样子来写，而是更多地强调写出作者自己对这个客观世界的愿望与要求。但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和现实主义对立的，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以现实为基础的。譬如说郭沫若反对帝国主义，那么他就在这方面更夸大地来写，这既是他自己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的愿望，也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符合当时一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他的风格是从空洞的呼喊、破坏、创造，慢慢地发展到参加实际的斗争，世界观和世界感也是逐步地在发展，从他的整个风格，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主题。他的诗虽然主要的是写自己，但通过对自己的描写也写出了中国五四运动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冲破封建枷锁的时代精神，使人感到一种革命的冲击力。这可以说是他风格中最主要的。
2．形象。他的想象是很大胆的，很有气魄的，把地球想象做自己的母亲，这样使读者的视觉和想象也都扩大了，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也是想象大胆，气魄雄厚，把自己当做一个巨人。在《罪恶的金字塔》中，他写道：“水成岩都鼓爆着眼睛，在做着白灼的梦，它在回想着那无数亿万年前的海洋吧？”这首诗是写日本飞机夜袭重庆，因为防空壕修筑得太糟糕，结果压死了1万多人的事。他对这事非常愤慨，说连石头都瞪着愤怒的眼睛。这种海、天、地球、远古时代的想象，和马雅可夫斯基说的“我要把地球当做皮球”是一样的。
3．直抒胸臆。他的诗不是靠客观的仔细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心里的话，有些采取了直接呼喊的形式，这种方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假使作者感情非常强烈、率真，这样呼喊出来的就真正地能感动了读者；但如果作者的感情并不充沛，就会使人感到这只是标语口号，郭沫若是感情丰富、气魄雄壮的，他把自己强烈的感受呼喊出来，使读者在他的愤慨中产生联想，对客观现象有了与他同样的思想感情，这就是郭沫若诗的优点。但缺点就是不够具体，这并不是说他的诗完全没有形象，他的诗是有些形象的，而且所谓形象的描写也不是要把所有的客观事物一件一件都写出来。作者的创作风格倾向于直接的倾诉，这样他就无暇于雕琢字句，正如当一个人愤怒万分的时候，他绝没有时间来修辞，要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只有呼号，这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诗的风格的特点。
柯仲平和19世纪诗人拜伦的作品都有这种倾向，这类的诗有些人是不喜欢的，认为它没有具体的描写。
4．古诗的传统。郭沫若从小就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所以接受了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他的一些诗，尤其是历史剧中的诗，都是脱胎于古诗的，但又不受旧诗风格的局限，如《棠棣之花》中的“依本枝头露，君是春之阳，君辉照侬身，身入白云乡，魂绕君之旁”。懂得旧诗的人说他的旧诗修养没有鲁迅先生高，还有力量不够的地方，但是郭沫若的诗的优点是能打破旧诗的格律，如《北上纪行》就写得很好，韵调也不错。不仅如此，他还能创造出新的形式来，而且创造得很好。如《新月》中的“夕阳的返照，还淡淡地晕着微红，原来是黄金的月镰，业已现在西空”。这虽是一首新诗，但念起来却有着旧诗的神韵；句子虽然长短不齐，有五言、有七言，但却有着古诗的味道。像他这样接受古典文学遗产的方法是很好的。
5．融贯中西的诗歌形式。在诗歌的形式上他虽然受中国古诗的熏染，但他并不受古典诗词格律的约束。当时他主要是同“新月派”斗争，“新月派”以胡适之、徐志摩等人为代表，他们要求中国诗歌完全欧化，把诗写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干式，或是完全模仿西洋的桑籁体诗（又叫十四行诗）。这种诗的格律和语言的限制，都非常严格，他们排斥中国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要把中国的文学限制在西洋的形式中，用另外一种格律来拘束它。当时郭沫若的诗就不同，他不仅在精神上追求自由，敢于挑战一切权威，而且他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也同样自由洒脱，他以情绪表现为主旨，既尊重继承中国古诗词的优良传统，又不受它的限制，并接受西洋诗歌的优良成分，自创自由体的新诗。因而，他的诗歌在形式上也同样受到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6．风格。他的诗能给人以雄浑的感觉，这是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和世界感是要彻底革命，改造一切，创造一切的缘故。所以其诗歌所选用的题材多是从大的事物中触发灵感，他所描写的对象不是一朵花、一滴露水、一个小孩子、一个窗子或一个房间，而是太阳、地球、海和整个宇宙。同时他的作品声调很响亮，旧诗中表示悲切凄凉时用仄声，但郭沫若的诗则不用仄声而多用平声，所以能给人以雄伟之感，令人读起来很受感动。
郭沫若的诗也有缺点：
1．他的作品有时很粗糙，语言不够洗练，没有把他所要写的东西辛勤努力地加以磨炼，正如他自己说的写历史剧都是“几天工夫就写它一部”，那么可想而知他写诗的时间是更短了。
2．在他写得好的时候感情充沛，可以把自己的衷心感受都表达出来，非常深刻动人。但若写得不好，就变成空洞的叫喊，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感人的力量，成为粗枝大叶的标语口号的东西了。
3．比较缺少诗的独创性。写诗要通过细致具体的有代表意义而又有概括性的东西去描写，才更有创造性。伊萨克夫斯基曾说诗要有独创性。假如人家形容美人“有闭月羞花之貌”，你也这样形容，就无味了。郭沫若就有时把旧诗中的句子或旧成语硬搬过来，而自己没有创造新的有特点的词句，如“群星丽天”“负势竞上”及“牛鬼蛇神”等都是引用前人的句子，旧词句并不是绝对不能用，而是要赋予新的意义。如现在常用的“大张旗鼓”虽是旧句，但已含有新的意义了，“小心翼翼”虽是《诗经》中的句子，但现在用起来，也是有新的意义的。所以说旧词句、旧成语如果用得恰当，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柯仲平就曾用了许多旧词，但他用得好，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这一点，如“赠爱人，年年有红花绿草；辟道路，手里是斧头镰刀”。郭沫若诗中也有这种情形，但比较少。如何使用旧的词句才能做到“化腐朽为神奇”而不是“陈词滥调”，那就要看它是否能引起读者心中产生丰富的联想而定。能使读者根据各人不同的生活情况产生出不同的联想来，这就说明作者用得合适用得好，否则硬搬旧句、空洞口号，结果不是令人觉得没有诗的意味，就是让人没有新鲜之感。
五、郭沫若的诗对当时的影响
尽管郭沫若早年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但他这样并不是出于忽视文艺的社会作用，而是相反，由于他太重视艺术的感染力了，所以他必须首先维护艺术纯真的尊严。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谈到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所以他在文中说：“艺术本身是无所谓目的的……说文艺是有目的的，此乃文艺发生后的必然事实。有关为艺术的艺术还是为人生的艺术之争，不过是艺术的本身与效果的问题。”所以说，他既关心艺术的感染力，同时又关心艺术的社会作用，他不满意当时文坛上的一些流派，即所谓现实主义的派别（当时现实主义分两派：一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一是自然主义）。他特别反对那种没有情绪倾向的冷冰冰的自然主义的描述，正因为这样，他才更能代表由不革命到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群。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一些革命的青年学生尽管内心彷徨，但还是有着革命的要求的，他们不能容忍作家们只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而是要求革命，像郭沫若这样一种动荡的心情是更能够代表一些知识分子的心情而起着推动的作用的。
例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尽管它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但他那顶天立地的呼喊与想象，他那无所畏惧的个性张扬与情怀抒发，却表现出了一种蔑视一切权威，铲除一切权威，浴火更生的革命精神，洋溢着对埋葬封建主义、复兴中国的渴望、自信与欢乐。他的诗作使古老沉重的中华大地焕发了青春，使被数千年沉重的历史压弯了腰的中国广大民众感到无比的感激与振奋。他的这种充满内蕴的呐喊，正代表了中华民族冲破千年陈规陋习的束缚的无穷的想象力，象征着一种开拓的精神，一种开天辟地的伟力。
像《凤凰涅槃》，用凤凰喻作一个民族的兴衰，提倡彻底摧毁一切旧的，才能创造新的，才能浴火更生。这种爆炸性的感情之所以能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需要在思想文化上彻底更新观念的历史关头，正处在人们不满现实、痛恨现实，并在积极探索出路的苦闷之中。所以，尽管该诗对于要毁灭什么、创造什么、再生什么都说得不明确，但这种不明确并没有给读者留下贫乏空洞的印象。相反，他那充满着狂热激情、丰富想象和深厚的象征意义的呐喊，正表达了当时社会民众渴望冲破中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枷锁走向复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它才引起了这样大的震撼。
但随着他后来对现实的失望，郭沫若的诗又逐渐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忧郁的、悲哀的、伤感的情调。不过尽管如此，它们仍然绽放着追求自由的个性解放的光辉，如他的长诗《瓶》，所以这些诗对当时处于痛苦彷徨的广大知识分子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郭沫若的《女神》像一道横空出世的流星，一掠而过，但它作为中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文化象征，却荣载史册。
到后来中国革命的形势一天天地发展，群众对革命发展的道路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在独裁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人民群众只能日益贫困化，到1923年“二七”事件发生了以后，郭沫若的左倾思想也就更明确起来。他的诗歌中的革命倾向也更加明朗化，他在诗歌中表现了他的同情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态度，写出了歌颂工农、歌颂革命的诗篇，他自己也更靠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到了后来，干脆放下笔杆，穿上军装，参加了国民革命。随着时局的变化和郭沫若的左转，他的诗歌也就引领着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走上革命。走上倾向于工农，同情劳苦大众的文艺道路上来。他的这种文艺倾向之所以同样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郭沫若本人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象征意义之外，除了他同情广大的工农大众之外，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左倾的文艺获得了日益贫困的广大知识阶层的支持拥护。这个日益贫困化的知识阶层这时已不仅是在同情工农大众，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生活权益奔走呼喊，并从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断恶化中认清了社会改革的方向，这也就是郭沫若后来左倾文艺路线同样产生很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1924年以后，郭沫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歌颂工农、诅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尽管他同情工农，同情大众，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人的地位，他的主观和个性还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而并非工人阶级自身的思想感情。这种差异，是人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只有当整个知识阶层真正充分融汇到了广大劳动大众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在此阶段人们对知识分子不可能，也不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文学是通过个人的感觉的触发来实现的，是需要有真实性的，抹杀了个人的真实感受，也就不存在文学了。正如伊萨克夫斯基所说：诗人尤其是抒情诗人，必须有个性，有个人感情的色彩。照这样看来，郭沫若的诗中也有些个人色彩的东西，也就并不是什么缺点了。但如何来理解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群众”呢？我们是否就要据此认为，作家应完全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感触描写事物呢？我想，在政治上提这样的要求是可以的，但在文学上这个提法显然是不现实的。有公就有私，在生活中，人不可能整天无时无刻地生活在公共的思想感情中，所以我们只能是在考虑问题、感受生活、描写事物时，不要只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来想，而应同时也从别人的角度来想一想，从群众的角度来想一想，从而使我们的个人感觉感受多增加一点群众的观点，在表现描写事物时多一点客观性。这样才会既保持着文学的个性，而同时又兼顾到文学的社会性；这样才会既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本质，同时又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发生直接的矛盾。在我看来，即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样不应排斥个性，而且在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还需更加突出个人的特征个性和感情色彩的东西。如果只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但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会变成陈词滥调、标语口号、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但反过来说，假若只有个人的思想感情，而没有阶级立场和群众的观点，这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既要有个人深切的感受，又要有群众的观点，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点在理论上容易接受，但真正做到就很难了。对于诗歌来说，假如它不是通过个人的体会和感受来体验革命的事业，这样的作品就缺乏艺术的感染力，是空叫口号，算不得好作品。
因为时间关系，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来不及准备，就不讲了，所以这里只是孤立地讲一讲他的诗，以及有关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我今天的讲法是很大胆的，但是否成功，还有待大家批评讨论。
1953年11月24日
原载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11月印发的油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