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有部的经藏巨著
《中阿含经》是小乘经典，属说一切有部。
释迦牟尼佛创建了佛教，被尊为世尊。佛陀在世及入灭后的一百年间，在印度佛教史上，被称作“原始佛教”阶段。大约在佛灭一百年后的四百年间，即约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一世纪，原始佛教时期统一的佛教教团产生了分裂，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故被称作“部派佛教”时期。教团分裂是由于佛教内部对教义和戒律的看法有分歧。教团最初分裂形成为两大派——大众部和上座部，被称作“根本二部”。后来上座部和大众部又不断产生分裂，先后形成了十八部或二十部，被称为“枝末部派”。
说一切有部即是上座部各派中形成较早并且是最大的一个派别。所谓“说一切有”，就是承认精神和物质的存在，承认一切都存在。从时间观念来说，就是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是普遍存在着的，即“三世实有”。这一派又把佛所说的、散见于各种经典中的零星说法加以系统化，按对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认识作用归纳为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无为法等五大类。又对其中每一类加以细微的分析，形成五位七十五分法。它力图把世界和人生凝结在这种分类上，并通过这种分类把佛教践行定型化。
说一切有部特别愿意用阿毗昙的形式发挥佛教的思想，代表性著作有《阿毗达磨发智论》（即僧伽提婆早期所译的《阿毗昙八犍度论》），还有注释此论的如《法蕴足论》《集异门足论》等六论，后来又形成庞及二百卷的《大毗婆沙论》。总之，说一切有部以善著论（阿毗达磨）书而出名，并以群体论系的形式，将早期佛教的共同观点概括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对此后的佛教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所以被认为是小乘佛教的真正理论代表。又因说一切有部拥有丰富的论藏，其典籍得以流传下来，所以在上座部佛教乃至小乘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说一切有部开始在舍卫城、江绕城和摩偷罗活动，后逐渐转向西北，主要集中在印度西北的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一带活动。迦湿弥罗即罽宾，前者为新译，后者乃旧称。罽宾地处印度之西北，孤立于群山之中，与外国交通颇不方便。相传在阿育王时，佛教在此得以弘化，所传为上座部，演化而发展为说一切有部，极为发达。所以罽宾可说是说一切有部的故乡，这里的佛教在三世纪下半叶到五世纪中的一百五十余年中，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发展。中国自西汉以来，就与罽宾相通，但因当时罽宾比较保守，诸论等圣典，都以铜鍱镂写，石函封固，藏于塔中，并派专人守护，所以罽宾佛学难弘中土。
至西晋，其佛学才陆续传入汉地。如竺法护译的《贤劫经》，其原本即得自罽宾沙门。另一位在中国北方大弘佛教的名僧天竺佛图澄，就曾两度到罽宾学法。到苻坚统一中国北方，与西域的交通畅达无阻后，罽宾沙门遂群集长安，说一切有部的经律论开始在中土译出。更因为当时佛教界领袖道安对译经事业的护持、赞助，而“安公主持译事，其所出以有部之学为最著”。所以，道安的时代，说一切有部之学在中土大传。
僧伽提婆是在中土译传一切有部的大家。他出生在罽宾，在“有部”之故乡，作为学通三藏的高僧来华弘传“有部”之学，被认为是第一位。《祐录》①卷八僧叡《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就说：“自提婆以前，天竺义学之僧并无来者。”而当他组织重译《中阿含经》时，那位手执梵本，口讲《中阿含经》的僧伽罗叉也是罽宾人。他除与提婆合作译出《中阿含经》外，还曾在东晋译经大家鸠摩罗什谢世后，续成《十诵律》六十一卷。这是佛教戒律书，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从此中，可见僧伽罗叉也是有部的一位大师。
最初译《中阿含经》的昙摩难提虽非罽宾之僧，但他所出生的兜佉勒也属当时说一切有部的势力范围。除《中》《增一》两阿含以外，他先后译出的《毗昙心》《三法度》等，都是说一切有部毗昙学的经典，可见，这也是一位有部的大师。
《中阿含经》从创译到最后定本，三位译师都属一切有部之学，故《中阿含经》出一切有部可以成立。
如前所述，《阿含经》中保存了很多原始佛教的内容，有基本的教义、基本的理论，还有释迦牟尼佛活动的行踪、佛陀教团传法的活动。而其与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②形式上的区别是，一为经藏，一为论藏。而具体落实到《中阿含经》与“阿毗昙”的话，同作为有部的经典，一通过“经”的形式，一通过“论”的形式来体现有部的哲学思想、理论基础。
单本集成的丛书与早期译经的单本零译
如前所述，《阿含经》是由许多部小经累集而成的。每一部小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一次说法的实录，是通过大弟子们回忆讲述而成，所以每一小经总是以“如是我闻”开始，然后交代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向什么人讲说什么等内容。每一部小经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佛陀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理论正是通过这一部一部的小经从而从多方面得到了阐述。《中阿含经》自也如此，而且各部经文文字的长短比较适中。这种独立成篇的特色决定了《阿含经》有许多别出异译。我们只说《中阿含经》。
根据梁启超先生所考③，在东晋以前，《中阿含经》中的个别小本经就被介绍进来。如最初的译经大师东汉的安世高就译有《四谛经》等六部。有“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④之誉，“三支”之一的三国吴时的支谦，也译有《诸法本经》《弊魔试目连经》等七部。西晋的一位主要译家法炬译有《顶生王故事经》等六部。而中国早期译经史上最有成就的译经家，西晋的竺法护也曾译有《离睡经》《意经》等六部。还有其他译师所译的一些零篇。可见，在僧伽提婆以前，或者说在昙摩难提创译《中阿含经》之前，总之，在《中阿含经》以丛书体裁形式正式出现之前，其一些精彩的单篇就已在中土流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初期的译经，相当部分都是介绍佛教基本教义，反映原始佛教的内容，而《中阿含经》作为“四阿含”之一，正是由五百弟子“集结”，由阿难所诵，然后大家“合诵”认可，从而形成的最初的“经藏”的一部分，其中保存着当时人们所希望了解的有关原始佛教的许许多多。
自从僧伽提婆重译《中阿含经》后，其单篇零译的现象要比此前少得多了。偶尔有些名篇，曾有再译，如《箭喻经》一卷，东晋失译者名。又如《鹦鹉经》所述有个名叫鹦鹉摩牢兜罗的人，佛陀尝于此家乞食，为其说法的过程。西晋曾有失译的单本《兜调经》，后在《中阿含经》中译有《鹦鹉经》两部，记述佛陀两次为鹦鹉摩纳都提子说法的过程，一在三十八卷，一在四十三卷。刘宋时，著名译师求那跋陀罗又重译有单篇的《鹦鹉经》，比《中阿含经》中的两部《鹦鹉经》要简洁而明练，故为后世所传。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阿含》之实为丛书性质，实合多数之单行本小经而成。彼土亦各别诵习。”⑤既是各别诵习的单行本小经，所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被翻译进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译经初期，“初期大译经家安世高、支谦、法护、法炬之流，百余年间，皆从事于此种单行本之翻译”⑥，这是《中阿含经》，也可以说是四部北传《阿含经》多有单经零本翻译的原因，其中尤以《中阿含经》为甚。然而总地说来，在四部阿含定本完成以后，这种现象就相对少见了。
中国佛教的主要基石
中国主要弘传的是大乘佛教，提倡修习菩萨行，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成佛度世，共建佛国净土。故而隋唐以后，学习佛教、研究佛教对小乘不够重视，故而对《阿含经》也不够重视。“《阿含》束阁，盖千年矣。”⑦所以，要清晰、系统地论述与《中阿含经》有关的历史发展，是相当困难的。另外，更因《中阿含经》为单本集成的性质，其涉及面很广，但系统性则欠。所以当我们在此要论述其“源流”问题时，着重点主要要放在《中阿含经》乃至《阿含经》一类的原始佛教经典对佛教在印度、在中国，乃至整个佛教史上所起的作用上面。
我们简略地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真正为佛所说之经
人们通常将佛教经典分成经、律、论，即所谓“三藏”。这是一个庞大的部分，据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大藏经》所收经籍，卷帙浩瀚达两万卷以上。这还不算，另外还有不少在流传中佚失或被淘汰的。然而，在数量如此庞大的佛典中，真正称得上是释迦牟尼佛所作的只是很小的部分，更多的是后人假托佛的名义编的经、律、论，后人论释教义的各种论著，以及种种史书等。佛经是在佛教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经过了长期逐渐积累的过程。
那么可称得上是释迦牟尼佛所作的经典，即那很小的部分到底是哪些呢？按大的划分，可说是“三藏”中“经藏”部分。但“佛经”并非佛陀一人所说，更不用提后人所托所作了。所以更严格地说，《阿含经》才是佛陀所作。当然不只有《阿含》，但《阿含经》是其所作经的主要部分。
这“释迦牟尼佛所作”并不是指为佛陀亲自书写而成。释迦牟尼佛在世之时，四处奔波，说法传教，但因古印度没有文字记录，所以他的佛教学说并没有整理成文字。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其弟子们为了继承他的事业，采取“结集”的形式收集整理他的言论，待后来有了文字，才记录成文，成为真正的“佛典”。
佛教史上，佛经的“结集”共有四次，其中只有第一次，即由大迦叶主持，在王舍城举行，有五百比丘参加的结集，由阿难诵出的佛所说的“经”，由优波离诵出的佛所定的“律”，才比较可信确为佛所说。而其中，“律”是释迦牟尼佛规定的佛教信徒种种行为的规范。所以，只有“经”才是佛陀说法的记录，这大体就是后来成书的《阿含经》，它的作者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
其余三次“结集”，是在佛教内部产生了分裂危机或是在分裂以后而进行的。一是距佛陀入灭的年代日渐久远，记忆口诵，会有不少误差。二是佛教内部分裂、宗派林立，各部各派在“佛说”的名义下进一步修补以往传承下来的经和律，自然就融进了各部各派的观点。所以，四次结集的结果，是佛经大大得以扩展，但相对的，“佛说”的可信程度也就降低。三是后来的结集都比较有针对性，如第二次结集由戒律问题引起，其所讨论的重心也是关于戒律。阿育王时代举行的第三次结集，是有关“三藏”中“论”的部分，这些都是佛弟子注释和发挥经藏内容的著作，已非“佛说”。第四次也主要是论藏的结集，说一切有部的宏论《大毗婆沙论》即是这次的成果。所以，能确定为是“佛说”的经典，主要保存在第一次结集所形成的《阿含经》中。作为“根本佛教”的《阿含经》堪称是如今浩瀚佛典的“主源”，而《中阿含经》自也就是此“源”之一支了。
大小乘佛教共同之根本
《中阿含经》属于有部，所有的《阿含经》都是小乘经典。隋唐以来的学佛者，“以谈小乘为耻”⑧，故而《阿含》不被重视。
然而，稍微接触过一些佛教的人都会清楚：大乘佛教是从小乘佛教发展而产生的。而且“小乘”这一称呼，并不是已经规定的佛教术语，小乘佛教派别本身并不承认。
印度佛教史上，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一部分徒众，愈益走向人世间。他们使自身的生活人间化，并接纳在俗（在家）的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了解社会现实生活，力图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佛法。大约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在印度佛教内部，这种思潮就形成了一些具有新的学说、教义、思想的派别。这些派别以“普度众生”，像一艘无比巨大的船，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所以是“大乘”，而把原来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称为“小乘”。
“大乘”与“小乘”是佛教发展以后，在学说、教义、思想方面产生差别而形成的派别。从“原始佛教”而起的小乘，在佛教史上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了小乘，大乘岂不就成了“空中楼阁”？
大乘佛教也有很多经典，著名的如《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等。而且著名大乘学者如龙树、提婆、无着、世亲等都先后著论，阐述大乘佛教的思想，故而也产生了大批著作，从而形成了大乘的三藏典籍。但万变不离其宗，大乘佛教的学说、教义、思想自然也必须植根于佛教的根本原理。而佛教的根本原理，如“四圣谛”“十二因缘”“五蕴皆空”“业感轮回”“四念处”“八正道”等都在《阿含经》中有详细的阐述。如果对这些佛教最根本的理论不能领会透彻的话，那么，“读一切大乘经论，无从索解”⑨，梁启超先生的这句话，极中肯綮。作为“根本佛教”的《阿含经》不唯是小乘之根本，也应该是大乘之根本。
中国佛教奠基石
虽然隋唐以来，学佛者多对《阿含经》不够重视，使《阿含经》多年束之高阁，但不能否认，《阿含经》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所产生的实际作用。
首先，作为比较真实地记载了释迦牟尼佛传教活动和宗教学说的“经藏”的《阿含经》，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即开始不断有单本翻译，特别是自苻秦昙摩难提开译《增一阿含经》《中阿含经》，东晋僧伽提婆等又重译修订这两部经典，姚秦佛陀耶舍译出《长阿含经》，乃至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出《杂阿含经》；作为小乘经典丛书的四部阿含全部完成后，就比较牢固地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础。虽然中国佛教发展到后来是大乘佛教为主，但和印度佛教一样，大乘佛教是在小乘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阿含经》作为“根本佛教”的意义实在重大，而《中阿含经》作为“四阿含”中“适中”的一部，自体现其同样的意义。
其次，虽然四部阿含可以看作一部大丛书，但却并非出自同一部派。《中阿含》出“一切有部”。“一切有部”作为“小乘佛教”的真正理论代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较大。东晋佛教界的领袖“漆道人”释道安曾在长安组织译场，主持译经。翻译的重点是小乘有部论著和小乘经典。而小乘经“四阿含”中的《中阿含》和《增一阿含》正是在道安的赞助下翻译成功的。当时的鸠摩罗佛提曾译《四阿含暮抄解》，为四阿含经之抄解，道安为此作《四阿含暮抄序》，由此亦可见他对《阿含经》的重视。“四阿含”中的两部巨著在此时翻译成功，对当时小乘教义在汉地的流行影响很大。
道安的弟子慧远，继其师之衣钵成为东晋佛教的领袖，也很重视一切有部之学，他专门迎请僧伽提婆进匡庐，支持赞助他重新译出一切有部的“毗昙”等，从而推动了毗昙学在南方的流行，加深了人们对佛教内容的更确切的认识。而当僧伽提婆在建康受尚书令王珣之请组织译场，重译《中阿含经》时，除罽宾沙门僧伽罗叉口宣胡本《中阿含经》以外，还有两位重要的助译者：道慈和慧持。据《祐录》卷九《出经序》和《高僧传》卷六《晋蜀龙渊寺释慧持》，道慈担任笔受，慧持担任校阅。这两位都是来自庐山的高僧，是慧远的弟子。慧持⑩“校阅文言，搜括详定”，道慈曾专门作《中阿含经序》⑾。
道安与慧远的时代，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时代，而其中一切有部之学从罽宾等地传入中华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在此中，主要的内容是关于“毗昙学”的，但是，《中阿含经》作为有部的“经藏”，得以被翻译，而后又得以重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总之，《中阿含经》再加另外三部《阿含》的翻译成功，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我们既可从此中体会佛陀所说的基本佛法教义，也可从中了解当时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以及苦心传教说法的历史。所以，《阿含经》既为佛学教科书，也为历史教科书。
注释：
②阿毗昙也可作“阿毗达摩”（梵文Abhidharma），或简作“毗昙”。含有二义：（一）指解说和论证佛经义理的一种体裁，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主要是分析名相、阐述理论。（二）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
③参见梁启超《说四阿含》，载梁启超著《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版。
④《高僧传》卷一《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所附“支谦”。
⑤同③。
⑥同③。
⑦同③。
⑧同③。
⑨同③。
⑩《高僧传》卷六《晋蜀龙渊寺释慧持》。
⑾载于《祐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