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文集

洪灵菲短篇小说集，《在洪流中》以洪水围困的村庄为背景，讲述阿进因被指为 “农匪” 躲在家中，母亲竭力护子，对比地主小二老爹的奢靡，揭露地主与官厅的压迫，展现农民在灾难与剥削下的坚韧。 《路上》记录 1926 年女兵参与革命的历程，描写她们行军作战、救护伤员，通过密司吴、密司黄的勇敢与楚兰的享乐主义，呈现革命中的不同姿态与青年的热血。 《归家》写百禄叔从番邦落魄归来，家境困苦，与妻子爆发冲突，邻人劝解后稍有缓和，反映海外谋生农民的悲惨与乡土家庭的困境。 《气力的出卖者》以绍真给母亲的绝笔信展开，诉说他在资本家压榨下气力耗尽、病重将死的遭遇，控诉阶级剥削的残酷。 《在木筏上》讲述得源与同乡农民因乡中灾乱躲在木筏谋生，众人畅谈困境与思乡，展现流浪者的互助与底层百姓的苦难。 《金章老姆》刻画老姆三十年来思念去番邦的儿子，儿子无音讯，老姆向人诉说儿子过往，流露底层母亲的牵挂与无奈。 《柿园》回忆 “我” 在柿园的生活，写父亲独特的教育方式、家庭日常及 “我” 被烫伤后父亲的关怀，体现家庭亲情与乡村生活的质朴。 《家信》是英儿与母亲的通信，英儿投身革命，母亲担忧劝归，信中展现革命理想与家庭牵挂的矛盾，揭露社会压迫。 《蛋壳》通过 P 与 “我” 的对话，反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打破 “蛋壳”（脱离群众的状态），融入无产者，体现思想觉醒与转变。

批评、散文集。沈从文著。1939年9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收有5篇文章，除《昆明冬景》系战后昆明的速写外，其他4篇文章都是文学批评的文字。《谈朗诵诗》是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它告诉读者我国历代诵诗的情形，特别是新诗朗诵的历史，有很大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谈保守》、《一般或特殊》、《真俗人和假道学》3篇文章，谈出了作者对文学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应当“贴近人生”，为社会变革服务：“一个文学作者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 ‘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谈保守》)但文学为变革现实服务，并不等于文学就是宣传的工具。沈从文反对把文学当作宣传的工具，他说：“在这时提起技巧，很自然会成为一种迂论，一种反世违俗见解。原因是有句话在可解不可解情形下流行： 一切文字都是宣传。‘一切文字都是宣传’，正如说‘一切文字都可载道’，可是自从在作家间流行这句话后，有好些人从此以后似乎就只记着 ‘宣传’ 两个字。”于是便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之类的文字(《一般或特殊》)。沈从文反对自命“风雅”的“假道学”似的文人，而主张作家做个脚踏实地的“真俗人”。他希望“多有几个仿佛极俗的作家，肯三十年一成不变，继续做他的事业”(《真俗人和假道学》)。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见解，曾被认为是“反对作家从政”的、“艺术至上”的观点，受到过革命作家的批判。现在重新反思过去的文学论争，使人感到沈从文的“反世违俗”之见，确有不少合理的成分。

《序跋集》是沈从文的新编文集，收录其各类序、跋共 22 篇，集名由编者拟定。这些文字既是对自身与友人创作的梳理，也浓缩了他的文学主张与生命体验。书中既有沈从文对自身创作的剖白，提及自己以朴素文字捕捉平凡生活，创作多源于生计所需与对生命轨迹的记录，也饱含对帮助过他的友人（包括已故者）的感念。 同时，文集收录了他为冰季、李连萃、卞之琳、刘宇等友人作品所作的序文，既肯定后辈创作者的才华与努力，也提出 “沉默努力、踏实创作” 的期许。文中鲜明体现其文学理念：反对 “白相文学” 的诙谐戏虐，倡导严肃、朴实的创作态度，强调文学应扎根生活、贴近人性，注重官能体验与真实情感的表达。 序跋中还渗透着个人经历的印记，从早年军旅生活到都市漂泊的感慨，从对湘西故土的眷恋到对时代的观察，兼具文学评论的深度与个人情感的温度，是理解沈从文创作思想、人生轨迹与民国文坛语境的重要文本。

《水云集》收录沈从文五篇散文，分别为《致唯刚先生》《水云》《从现实学习》《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致唯刚先生》回应外界质疑，自述非学生出身、辗转军队与流浪的经历，坦陈写作是为谋生与安放灵魂的初衷。《水云》以青岛海滨生活为背景，交织自然景致与内心思辨，讲述创作《八骏图》等作品的心境，探讨偶然与情感对生命的影响。《从现实学习》回顾从乡下来到北平、上海等地的挣扎与成长，记录在战乱与社会变动中坚守文学理想的历程。《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与《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为海外讲演，前者追忆初到北京的求学与创作背景，澄清文坛误传；后者讲述转业研究文物的缘由，分享对古代服饰、器物等研究的心得，展现跨领域的学术探索。全书贯穿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观察，兼具抒情性与思想性，映照出沈从文的人生轨迹与精神求索。

沈从文小说集《夫妇》收录九篇短篇小说，以悲悯笔触勾勒城乡众生相，深入探寻人性本质与社会现实的复杂肌理。核心篇《夫妇》借城市人璜偶然目睹乡村捉奸真夫妇的荒诞闹剧，以城乡视角碰撞，揭露宗法制农村的愚昧虚伪与自然人性的流失；《逃的前一天》描摹军营生活的麻木无聊，兵士以打闹、赌咒消磨时光，暗写逃兵背后的生存无奈。《血》透过医院场景，交织革命同志的伤病与日常冲突，折射革命中的人性异化；《楼居》聚焦城市家庭的贫困与病苦，刻画家人在生存重压下的挣扎与温情。《道德与智慧》对比教授的迂腐清高与娘姨的质朴热忱，反思阶层间的价值观隔阂；《躁》细腻书写男子情感的纠结与自我拉扯，道尽爱恋中的矛盾与惶惑；《俛之先生传》刻画知识分子的孤独疏离，展现其在群体中的格格不入；《战争到某市以后》揭露战争下当局的虚伪应对与市民的惶惑无助，另有一篇作品亦以日常小事为切口，折射人性微光与社会细碎肌理，整体围绕 “人性” 主题，在城乡对照与众生描摹中，追寻 “优美、健康、自然” 的人生形式。

《采蕨》收录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5篇短篇小说，以细腻笔触勾勒不同境遇下的生命图景，兼具乡土纯真与时代质感。核心篇目《采蕨》聚焦湘西乡间，阿黑与五明在春日采蕨的幽僻场景中，懵懂情愫在玩笑、试探与小小的 “撒野” 中悄然滋生，山野的清新与青春期的纯粹交织，尽显乡土生命的本真。 《落伍》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漂泊上海的落魄文人与昔日军中同事的境遇落差，在贫病交加的生存困境中，道尽时代变迁里 “落伍者” 的辛酸与无奈。《寄给某编辑先生》以书信体直抒胸臆，将病痛折磨、家庭重担与创作挣扎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生存的窘迫与精神的焦灼。 《一只船》聚焦沅水之上的行船图景，水手的艰辛劳作、兵士的闲谈与战事阴影交织，于水上日常中折射底层生命的坚韧与战乱下的无常。《大城中的小事情》则着眼都市工厂，通过厂主与工人、学徒的互动，结合战事与革命语境，展现社会变动中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与人性微光。 整部集子兼顾湘西乡土的淳朴与都市、战乱中的困顿，沈从文以悲悯目光注视底层生命，于日常琐事中挖掘人性的真与善，兼具生活质感与人文温度。

沈从文文学作品选集。全书收录其小说、散文及未发表的书信、日记等，以朴素袖珍本形式展现多元创作风貌。 作品分两部分：前半以雪晴山乡为背景，描绘自然与人性交织下个体命运的动荡与生命力，隐含世风嬗变的隐忧；后半聚焦少年至青年的成长历程，折射作者自身精神轨迹。书中新增杂感、书信等材料，呈现对社会、创作及处境的思考。文本延续抒情诗化笔触，融合乡土叙事与文体实验，兼具牧歌情调与人性深度。

《芸庐纪事》和《动静》是沈从文创作于1940年代的两部短篇小说，与沈从文那些久负盛名的小说不同，这两部小说历来鲜有研究者进行整体性的阐释。这两部小说分别以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和六弟沈荃为原型，以抗战初起时的湘西为背景，反映湘西社会基层的抗战现实，表现湘西子弟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和慷慨悲壮的献身精神。阅读沈从文的《〈湘西〉·题记》《〈湘西》·引子》《《长河〉·题记》《〈湘西散记》·序》《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等文章，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内容与这两部小说有诸多关联，借助于这些文字，我们也许可以理解《芸庐纪事》和《动静》蕴含的丰富主题，理解沈从文那令人瞩目的深沉复杂的家国忧思。《芸庐纪事》和《动静》在情节上有连贯性。由于1940年代图书出版审查制度的严苛，本拟写成长篇的《芸庐纪事》的第三章被禁载，全作随之搁置。作者用未完成的第四章的文稿改写成《动静》的第一部分。沈从文生前亲自审定的《沈从文文集》将《芸庐纪事》与《动静》合为一体，仍命名为《芸庐纪事》。新的《芸庐纪事》去掉“我动，我存在;我思，我明白一切存在”一章，计为“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大先生，你一天忙到晚，究竟干吗”“动静”三章，将《动静》作为新的《芸庐纪事》的一章，在形式上将两篇小说合二为一。

现代小说戏剧集。沈从文著。书名页题《十四夜间及其他》。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3月初版。列入“文艺小丛书”。收小说《或人的家庭》、《十四夜间》，短剧《刽子手》(写于北京中一区)。《刽子手》写王金标原是个士兵，上司派他当刽子手不能不干，而且当了刽子手口粮拿双份，月饷可加一倍多。13日要处决一个犯人，7日开始他就在磨刀。13日那天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他的老婆让他练习杀人手法，但他练习半天毫无长进，只好就这样提刀去当刽子手。

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上海春潮书局1928年10月初版。收1928年所写短篇小说6篇:《雨后》、《柏子》、《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有学问的人》、《某夫妇》、《诱——拒》,多表现男女间的关系。

现代短篇小说集。戴平万著。上海光明书局1941年2月初版，列入“光明文艺丛书”。收《苦菜》、《病》、《在风雪中》、《哈尔滨的一夜》、《过江》、《佩佩》等短篇小说6篇。本集是作者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最后1本短篇小说集。作品描写国内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斗争。其中《苦菜》描写李老太为了生计到大松林里去采苦菜，无辜被日本兵杀死的故事。《在风雪中》描写和游击总队失去联络的一个小队，如何取得群众信任的故事。他们住在屯里已有月余，忍冻挨饿，但“屯里的农民和他们还有隔膜，还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说他们是“胡子”。小队长因此消极悲观。队员小西子热情有勇气，他和其他队员一起用实际行动取得了屯民们的信任。从此，抗日的队伍不断壮大。

1卷。郑观应著。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木刻本。卷首有余治《序》和作者《自序》。卷末有巨鹿洁瑛氏《跋》。该书收录作者同治年间所写文章24篇。部分文章如《澳门窝匪论》、《拟遍考医家以救生命论》、《劝戒杀放生论》等在成书前曾在《申报》发表。作者在《自序》中云:“仆家贫服贾，负米娱亲，普济虽有怀，恨乏点金之术；显扬仍未遂，徒深投笔之心。惟是庭训夙承，不敢自弃，性耽铅錾，大意粗知。于是不揣固陋，聊效芹曝。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感应则集志果诸书，窃冀广推，妄灾梨枣；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更伸鄙臆，撰成是编。……于末俗人心，或可少裨万一。”本书主要内容:一是以因果报应来劝善惩恶，希望以正人心。如《劝戒杀放生论》、《救济速报》。一是触景伤时，指陈社会利弊。包括对列强掠卖华工罪行的记述，取缔人口拐卖，提出严禁鸦片，要求解除禁例、鼓励工商业发展，要求维护旅外中国商民利益等。如《记猪仔逃回诉苦略》、《拟自禁鸦片烟论》、《论禁止贩人为奴》、《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救时揭要》是郑观应由封建思想向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

《南渡集》是冯友兰撰写的哲学论文集，辑录作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论文。该书以"南渡"为名，纪念近代中国历史变迁及个人经历。全书分上、下编及附录。上编收录《新对话》《新理学答问》等专论，阐述新理学哲学体系；下编包含《论救国道德》《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等文章，讨论战时社会文化问题。

文集，沈祖棻著，《辩才集》辑录历史题材小说、现实叙事散文及独幕剧，通过历史人物或日常场景探索人性幽微，散文融合诗化语言与淡雅笔调，小说笔触含蓄细腻，展现多元创作风貌。

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所著的文集，收录其不同时期美学论述，该书从意志活动切入，分析知识、情感与行为的关联，提出普通行为依赖知识指导，道德行为需理性与情感协同，而最高尚的奉献行为则完全源于情感驱动。认为美育通过普遍性（如自然与艺术共赏）与超脱性（突破功利束缚）陶养人性，塑造超越个体生死利害的高尚人格。书中系统阐述"以美育代宗教"理念，收录《以美育代宗教说》《美育实施的方法》等文，主张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途径施行美育，构建完整人格教育体系。

现代散文集。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3年至1946年写的散文24篇。其中，早期散文13篇，主要反映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雨前》刻划了孤独哀愁的“我”的形象。《独语》写一个“倔强灵魂”的苦闷。《黄昏》、《迟暮的花》表达青年失恋和回味昔日爱情的伤感之情。在《<燕泥集>后话》中，他把自己比作找不到飞翔方向的燕子，前途渺茫，但对未来“并不绝望”。《哀歌》描写三个姑姑在封建礼教蹂躏下的悲惨遭遇。《街》、《私塾师》从不同方面暴露并批判了黑暗的旧社会。《梦中道路》是对他早期创作活动的艺术自白。在1937年写的《<刻意集>序》中，他表示要使自己的歌唱变成鞭子，还击不合理的社会，从中可看出他思想与艺术观念变化。《<还乡杂记>代序》写他的散文创作情况。到延安后写的散文有9篇，主要是记叙革命生活。《老百姓和军队》写八路军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论快乐》写延安人生活的愉快。《一个平常的故事》写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在《序》中，他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时郁闷于一个事实：思想进步而艺术却退步了。此现象在新时期引起评论界注意。

楚图南创作的散文集。该书以作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返回云南的经历为背景，收录其抗战期间创作的27篇散文作品。全书以《旅尘余记》为基础，通过碧鸡关、棕树营等地见闻展现抗战时期云南乡村的社会风貌，涉及农民生活困境、瘟疫疾病及儿童教育问题。《路南夷区杂记》系列聚焦少数民族地区，记录石林、圭山小学等地的民俗考察与碑记文献。作品从故友故交、故土风物、滇地文化三个维度分析抗战时期云南的社会文化。

论文集。钱钟书著。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书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对《旧文四篇》加以删削增润，剔去《也是集》与新版《谈艺录》相合之处，将其中三篇文章稍作修订，共为七篇，依据古代“七缀钵”等名目，取拼拆缀补之意，因题名《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指出神韵派在旧诗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不同于南宗在旧画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传统文评否认神韵派是标准的诗风，而传统画评承认南宗是标准的画风，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释。《通感》讨论日常经验和文学艺术里，诸感官可以彼此交通的心理现象，并把它看作文学艺术的一种表现技巧，历数其特征以及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林纾的翻译》分析林纾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实践，对林译小说的特色与得失作了全面而公允的评价。《诗可以怨》为1980年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稿的改定本。对“诗可以怨”、“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等传统文论细加阐说。钱钟书学贯中西，擅长艺术评判，既对中国古文论的精华多所钩稽赓扬，尤善对中西诗论貌异实同的诗心作精微辨析，凡所论述，均融广博知识和精卓见解于一体，令读者有从一得十之喜。例如从苏轼“一朵妖红翠欲流”句引出杜甫、元稹、畅当、白居易、汤姆逊、歌德、弗罗斯德等人的诗文，说明语言艺术有雕塑、绘画无可比拟的独特效果。作者批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的研究方法，主张重视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谣谚、训诂里的精湛见解，以此作为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

章士钊著。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这是一部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依原集次第，逐篇加以说明”，称为“体要之部”，即照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体要者，谓柳集本体所有事，必须交代清楚也”。下部是“通要之部”，即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总序》中说:“下部赅括千年来之评论，分别项目，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交谊种种，各归部居，严加分析，号曰通要之部，通要者，谓各即品目而观其通，得所会归也”。在下部里作者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如“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子厚之春秋学”(卷一·柳志)；“唐代封建社会下之奴隶制”、“子厚哀永贞三诗”(卷二·永贞一瞥)；“戈小莲书柳宗元平淮夷雅表后”、“梅圣俞之乞巧赋”(卷三·辑余)”；子厚之视班孟坚奚若”、“元次山与子厚”(卷四·评林上)；“焦里堂之于柳文”、“方望溪之视柳集”(卷五·评林下)；“韩柳李”、“学韩先学柳之谬说”(卷六·第韩)；“吕温”“程异”(卷七·同时人物)；“唐代文章流别之争”、“张文虎所谓唐文”、“宋初古文”(卷八·各代文风)；“文与笔”、“文与道”(卷九·论文一)； “郝伯常文说”、“黄忍庵论文”(卷十·论文二)；“儒与佛”、“韩退之与大颠”(卷十一·佛)；“柳诗”、“刘梦得与柳有关之诗”(卷十二·柳诗)；“柳州书法”、“柳子厚笔精赋”(卷十三·柳书)；“牛僧孺颂忠”、“吐谷浑词”(卷十四·杂录一)；“记里鼓赋”、“晋文公问守原”(卷十五·杂录二)。仅从每一卷里举的二、三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部著作研究的范围很广泛，“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全书对柳文的思想和艺术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线索”(《出版说明》)。总的看，这里的说明和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现代散文集。冯至著。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列为“文艺丛书”之一。收《蒙古的歌》、《赛因河畔的无名少女》、《罗迦诺的乡村》、《在赣江上》、《人的高歌》等9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5月出版增订本，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9集之一，增收《赤塔以西》、《山村的墓碣》、《动物园》、《忆平乐》和《后记》等5篇，并将旧版中的《放牛的老人》改题为《一棵老树》，这是通行的定本。冯至于1930年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写了《蒙古的歌》和《赤塔以西》，在德国求学5年间写了《赛因河畔的无名少女》和《两句诗》，回国后以欧行乡居生活为题材写成《怀爱西卡卜》和《罗迦诺的乡村》。这6篇欧行游记描绘异域风情，歌吟自然美、人情美，显示了善于领悟自然情韵、体会人生哲理的风格特色。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来到昆明，有感于西南内地山水人物的秀丽纯朴，续写了《山水》后半部的7篇散文。他对于山川自然抱着独特的见解，认为“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面含有无限的永悦的美”，感到“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着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后记》)。可见，他热心于从平凡、天然的山水风物中发掘诗意美，领悟人生哲理，获取陶冶性情的精神滋养，表现出独特的品格。《在赣江上》、《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忆平乐》诸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冯至是以诗知名于世的，但这本散文集却占据了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位置，受到了文学史家重视。

《陆小曼散文》是一代才女陆小曼的文字集结，收录其散文、序跋、忆旧等多篇佳作，既藏深情缱绻，亦含见闻感悟，尽显民国文人的才情与风骨。 书中核心篇目深系与徐志摩的缱绻情缘：《哭摩》以泣血之笔悼亡挚爱，字字皆是思念与痛惜；《爱眉小札》两序、《志摩日记》序、《徐志摩诗选》序及《遗文编就答君心》，或追忆二人相知相守的点滴，或记述整理徐志摩遗作的赤诚，成为解读这段民国爱情佳话的重要文献。此外，《泰戈尔在我家》《泰戈尔在我家作客》等文，以细腻笔触还原文学巨匠来访的温馨场景，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中秋夜感》《随着日子往前走》等随笔，于日常点滴中流露真性情，文字清丽而不失厚重；《谈文房四宝》《关于王虔》等则展现其对传统文化的独到体悟，才情尽显。

作家柔石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合集，本书收录柔石1923年至1930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通过9个独立篇章展现民国时期社会百态： 《疯人》描写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剖析封建婚姻制度 《为奴隶的母亲》聚焦典妻陋习下的女性悲剧 《死猫》《夜底怪眼》等篇目揭示底层民众生存状态。

邹韬奋于1937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翻译著作，创作于其因"七君子事件"被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期间，内容基于1933至1935年流亡英国期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所作的英文笔记。 该书摘译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恩格斯生平与工作、列宁革命理论等内容，涵盖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等议题，目录包含“马克思研究发凡”“唯物辩证法”“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列宁的时代”等章节。全书通过政治组织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学分析等维度，系统梳理马列主义理论体系。该书版本包括1937年生活书店初版、1939年生活书店再版及1949年三联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多个版本。

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 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时局，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

徐悲鸿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却并不是一个圣人。他有他的博大的精神世界，也有我行我素的独特个性。他的随笔作品，流露出的正是他喜怒哀乐的性情，还有他那立体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