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时译注
普赖德夫妇书信发现经过
传记文学社所编司马桑敦遗著《张老帅与张少帅》一书中，曾记述一九二二年四月起的直奉战争，说张学良透过普赖德和杨氏两名美国基督教牧师，以私人身份协助张学良到山海关前线斡旋停战。去年译者趁来美之便和普氏的儿子、住在宾州的退休教师戴维德·普赖德（David Platt）取得联系，从普氏夫妻遗留的书信中，发现当年普氏应张学良将军的恳求，亲赴山海关前线与秦皇岛直军总部，不避艰险，几次通过火线和直军联系安排媾和，他本人和他夫人艾蒂丝（Edith）的书信详述事件经过。他们自己的感受以及他们对青年张学良的印象和评论。其中特别是艾蒂丝给她美国亲友的家书，对事件从头到尾，即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信说，张学良几天前突然午夜造访普家，恳求普氏协助出促媾和起，直到六月十八日信，对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止的连续几封寄美家书，她自己冠以“和平的使命”的标题。并在序言中描绘对青年张学良的印象，显示张本来想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对和平的渴求和对战争的厌恶。为此，译者把这批历史文献取名“张学良的最早和平行动”译出。
普氏的信只有六月十四、十六、十八日三件。是在前线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信笺写给他在奉天焦急盼信的夫人的。不如他夫人的信有头有尾的完整。年久字迹不清，有的内容已在他夫人的家书中引用。故译者把他夫人的家书全部译出，普氏的则部分从略。
与司马桑敦的书对照，叙述的事实经过有不尽同处，普氏当时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不是教会牧师，同行的杨氏不是美国人，是苏格兰人，医生，英文名是William Young，中文名是荣维连。曾任盛京施医院院长兼奉天医科大学讲师。信中谈到两方议和对手，奉方姓孙，直方姓王，但未提出其名。根据资料可能是孙烈臣与王承斌。司马书中未写明。但整个过程张学良是实际主角。在信中，有的地方称他作张将军，有的地方直呼张学良，有的地方则称张少帅。
一九九〇年张学良与日本N.H.K.记者谈话时，曾提到此事，说他青年时经常去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普氏是他英语教师，过从甚密。普氏笃信和平主义的教友派。从这批信中也反映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以致在普氏夫人的信中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形同兄弟。几本有关张学良将军的传记都提到普赖德对青年张学良在思想上的影响。
以下是关于普赖德夫妇的简介以及艾蒂丝和普赖德的来往书信。普赖德，名Joseph，译约瑟夫，昵称Joe，译作约瑟，夫人家书对普氏均用昵称。
关于约瑟夫·普赖德其人
约瑟夫·普赖德（Joseph Platt）生于一八八六年，一九一〇年毕业于宾州（Pennsylvania）大学工科，他本想凭技术就业谋生，但他在大学时听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领袖约翰·R.莫特（John R.Mott）的讲演，使他改变了人生路途。由于对教友派（Friends或称Quaker）的信仰，他接受了到中国传教的号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东北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布道工作。战后回美国，于一九二一年和艾蒂丝结婚后，一起重返中国。新妇比他小两岁，也笃信宗教，普赖德再次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从事布道工作，一九二四年在儿子戴维德（David）出生后，回到美国。
普赖德回来后，是帮助建立费城附近教友派学习中心的创始人，该中心名宾德尔山庄（Pendle Hill），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二年，他担任这个中心的业务主管，在那里走上轨道后他才离开从事其他工作。
普赖德夫妇的终生志愿是建立具有信仰的社区，即着手从宗教出发建立起来的发展基督生活的社区。一九四二年他们利用艾蒂丝哥哥的农场做试验，发展一个农耕社区。另有一对夫妇参加了他们的社区试验。
一九六四年宾州一个叫波科诺（Pocono）的山区科尔克里奇（Kirkridge）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退隐社区，使他们有机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家，并推举他做那中心的管理人。这样约瑟夫和艾蒂丝就成为接待各种团体前来从事宗教退隐的主持人。他们的新家多由普赖德亲手建造。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四年，约瑟夫和艾蒂丝在这个基督教的退隐中心工作，通过默想灵修和社会活动全心全意为基督生活而献身。继续他们在中国献身的工作，并进一步深化，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九六四年他们半退休，迁居费城郊区。在教友派团体和族裔关系上做些工作。一九六七年他们加入Foulkways退休人社团，约瑟夫殁于一九八〇年，夫人则于一九八五年逝世。（根据普赖德子戴维德所提供资料）
普赖德夫人谈青年张学良
我们认识的张学良可说是我们在奉天发展中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热心成员。他是督军张作霖的儿子，最初来时还有带枪的卫兵，但这样为时不久。他坚持要参加英文班和各种文体活动，使他父亲很不放心。他是一个招人喜欢、合群和开朗的少年，爱好体育运动。并愿和社区中外国人交往。他以能和来访的约翰·R.莫特、希尔伍德·艾地（Sherwood Eddy）、亨利·霍德金（Henry Hodgkin）和其他中外来访者相识为快。在众多官吏和社会人士中，他对这些事的热心颇为突出。也正是由于这样，使筹建中的青年会大楼获得了一座废庙作馆址，并获得相当一笔建筑基金。由于他是长子，他自然要跟随乃父的脚步——二十二岁就当上奉军的一名将军。下面一九二二年六月份一批家书，是报告他早期从军一宗重大事件，在这个事件上他取得约瑟的协助，他认为，约瑟作为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可以对奉军和另一个军阀军队间的纷争，协助安排，取得停战协议。从这位少帅来看，这种内战是毫无意义的，他一定要使它停下来。
普赖德从前线写给夫人的信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四、十六、十八日三封信）
普赖德留下的有关他参与调停直奉战争的记述，保存得不如他夫人艾蒂丝的完整，而且有一大部分记述已见于后者的家书，这里只翻译其中一部分作为补充。
山海关，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亲爱的，在这里坐等可能出现的事，抽空给你写信。荣大夫和我这次出来对能否完成使命是没有把握的。无论如何，为和平解决而奔走呼号总是值得的。虽然由于误会和怀疑使进程拖拖拉拉，但事态正向那个方向发展，我们感到乌云在消散，结局在望。重要的是把双方拉到一起谈起来代替相互厮杀。而这里的人认为只要我们留在这里，便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我们才又回到前线这里设法建立联系。我们昨午回来后就发现，在两天激战停下来以后，双方战线之间的所有交通已经中断。我们判断战事之所以暂时沉寂，是由于我们回奉天期间双方开始通过电报提出议和。在前线的双方军队无疑是受命慢慢来，等候是否可安排某种谈判。而两军相距是如此之近，有的地方相距还不到一两英里，这就必须设法防止他们火并。我们面对的第一件事便是穿越到对方建立接触，安排两军代表会面。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所有电报电话既已切断，冒险穿过战线又防不测，整天就和距此几英里内的英国和意大利驻军打交道。他们有一种办法可和对方军队后面港口的本国人通讯。我们想通过在那边的一位朋友传话给那里的司令部。因为今天阴雨，又有过暴风雨，不可能把消息传过去，但我们现在（下午七点）刚从第二次访问英国兵营回来，这次有所转机。在那里碰巧遇到一位意大利海军官佐。传言明早将有一艘意大利军舰靠泊近此处的岸边。说我们不妨借用他们一艘汽艇过去，找那边的司令部。这是我们现在的计划。确实，他们对此这般热心，甚至答应设法不用等那战舰开来，就传话要那里明天一早开来一艘汽艇来接我们。搭一艘外国军舰或汽艇沿着海岸前去是再好没有了。我们曾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使用渔船开过去，但这另一办法从各方面讲都是最佳的选择，因此我们且等着瞧，如果做到，我们将设法请张将军和我们一起前去，在那个中立地带安排两军首脑会面。这是一件大事，在举行这样一次会面传出以后，任何一方将难于背弃任何安排。我们将俟事态的发展，随后再写信给你。
我们在此镇上是住在列芝（Leitch）先生家里。他是在铁路上工作的苏格兰工程师。他的夫人和孩子因为住在镇上距司令部太近，有点危险，就搬到几英里外的海滨去了。他对我们的和平使命很感兴趣，尽力协助我们。对方的军队有一架飞机，曾飞过来向镇上和车站投下几颗炸弹，但这里的高射炮火把它吓跑了，再也不来。这使我尝受一点战争的味道。又一天当我们在司令部的时候，飞机飞来，而天晓得，地面的一阵炮火多么猛烈。昨天下午和夜里，双方曾发生多起激烈炮战，不时还听到机关枪连续的扫射声，但前线距离镇内有相当距离，这里没事，是十分安全的。你可以摊开地图看看，山海关车站位于万里长城打从在海边的地方，临海靠山，山海相连，是防御的理想位置。特别是使海军无法破坏。沿着海边到北戴河只有两三站。那里我们曾去过避暑，也是现在对方司令部所在地。现在由于战事使铁路停运，所有的车皮、机车都被双方军队征用了。火车不通，他们曾试图每天开一列车从此地到奉天，但所有货运都停止了。工商陷于停顿，如能停止战争、恢复交通，人们都会热烈欢迎。现在看来是有希望的。昨天发生一件趣闻，对方军队开始驱赶一个牛群越过双方的火线。目的是让它们走过触发任何可能埋藏的地雷，他们想如有埋藏地雷，则牛群经过必能引爆，但牛群顺利地通过了。这边的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把所有牛都收下来！隔离一处，以防有毒，确定无事后，在前线饱餐一顿牛肉宴。所有地雷都是用电线接通，要通电才能引爆，因此牛群过来安然无恙。我们希望不要等人走过那些地雷被触发引爆，就能把事情结束。
六月十六日，第六天。自从上次搁笔后又发生一些事态。在我采用所有办法企图把信息传到对方都失败后，我们昨天决定找一艘中国小渔船，沿着海岸搜索前去。由于双方的战壕都延伸到海岸，有些风险，但我们可以往外躲开，所以风险不大。被子弹击中的可能性极其微小。我们在上午十时出发，这艘小渔船由三人操纵，我们使航线既不能靠近，又不能远离，因为沿岸是禁止航船的，我怕有的士兵可能向我们开枪。我们就把一面破旧的英国国旗系在桅杆上，走一段后，又扬起一张破帆，沿着海岸前进，假如你对航海不在乎就很不错，但由于风浪过猛，很快我把早饭都报销了。过一会不再那么难受，大约下午两点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十英里外的秦皇岛。另方军队的司令部离此很近，因为港湾是外国的码头，属于一个外国煤矿公司（按：指开滦煤矿公司），是一个没有士兵的中立地带，而它是如此之中立，我们一时对我们在此多留一会是否明智有些犹疑。在那里的外国人已接到使馆通知，不准以任何方式介入，特别是被告诫不要与和平使团发生任何关系。从官方的角度，在华的外国人是应采取这一立场。我们在离开奉天前，荣大夫和我曾去拜会各自的领事。他们也对我们这样说，但他们也说，如我们自行负责来为此事跑腿，而不正式对他们说什么，则他们不会阻拦我们。此即此事的来龙去脉。但来到这个秦皇岛，我们就怀疑对在这样一个超级中立地带，乘一艘小船前来是否会招致麻烦，我们访问了一位我们认识的大夫，他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决定立刻离开这中立区，去到附近的司令部。心中也担着我们会受到怎样的接待的疑虑。自从上次我们到那里提出双方会面言和以后，发生了两天的激战，伤亡惨重。他们对此均归罪于奉军，称他们背弃诺言。我们来到司令部，递上名片，对将出现的情况感到纳闷，他们一见我们深表惊奇，但还是礼貌有加，虽然我们看出他们十分恼火而且准备迎战。但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除在中国，别处却不能做到，我们被邀参加一个重要的参谋会议。全体参谋和重要将官都出席了，开了一个小时，讨论议和以及究竟能否与奉军言和的问题。整个问题集中到一点上，即每一方对对方讲话是否相信，这是这个国家人民最大的弱点，他们缺乏互信。这里对峙的两军都渴望停止战斗，愿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但假如一方保证在后撤时不予进攻，他们却不予信任。问题是怎样使他们互相后撤。而这正是我们出面对和平有所作为的理由。我们来回跑把他们拉到一起，协助建立互信，并做出一种安排，使双方信得过。好在中国人对外国人充分信任，好像我们一说就可以相信似的。自然，我们也非常慎重。对我们不能绝对肯定的事不能放空炮，我们力称奉军司令部确实诚心求和，打开重开会谈之路，而这次是由两军统帅出席，地点将是一个中立地带，在港口里停了好几艘外国军舰，我们提议为此目的借用其中一艘。他们说在这样一个地点他们会高兴与会。于是我们向一艘英国军舰求借。经过多次往返磋商之后，最后决定今天举行会议，用军舰开往山海关把张将军接来。事到如今，下一步是看张将军能不能来，假如不来，这件事便等于白忙一阵，我们丢脸。我们肯定他一定会来，现在我们已借好军舰，军舰预定明早九时到山海关接张将军，我们须先把消息传过去，没有别的方法，还是使用那艘小渔船，那时已是晚上九点钟，我们吃点东西就动身，幸而海上无风，潮水顺着航行的方向略涨，我们从牧尔（Muir）大夫那里借得一个油灯，用来出港，然后把火熄了，不多工夫月亮出来，我们回来一路顺利，在离开岸边一英里距离的航路上摇桨航行，寂静而轻快，有一艘中国军舰停在那一带，曾不时向奉军阵地开炮轰击，但该舰这晚没有出动，因此我们平安无事地划到家，于凌晨一点半靠岸，径直到司令部，当即获得张学良将军对安排的首肯，我们于凌晨三时入寝。
上午八点半我们已和我们的将军一起来到海边。那里已有一艘军舰等候我们，这是充满趣味的一天。我们过来后又花了一两个钟头才把另方的将军接上船，这时美国军舰也进来插手这个和平勾当。为此他们情愿护送另方将军到英舰上。他们开会约莫两小时，这是值得的，我想他们主要是就双方对求和的愿望取得共识，决定立即停火。并安排明天再开一次会，以便对两军撤退的细节，特别有关长城外的奉军做出安排。这可以表明气氛很好。可以感到获得重大进展，并为下一步铺平了路。要一连走几步我们才会感到任务完成，可回奉天。在中国做什么都要花费时间，但是一个重要的联系已经建立，缺口由于桥架起来通了，事情接踵而来，当然，由于奉天和保定府的总司令部都有所活动，就使事情更是水道渠成。无论怎样，这里需要某种在缺口上搭桥来把战斗打住，现在一切沉寂，我们将再留一两天看看形势，然后回奉天工作。当我写到这里，我耳闻一些枪声，但这并不严重，战线拉得那么长，控制是困难的。一个炮位一些人感到不耐烦时放几炮，可以挑起更多麻烦。我们匆匆吃完晚饭就想去司令部提出问题，看他们能否想办法停止射击，在中国这种军事行动是极其可怕的，许多无知的士兵不守纪律，我们要停止这种战争使他们参加建设性的工作。
六月十八日。今天凌晨二时在英国军舰上签署了和平协议，这是我最幸福快乐的生日。我们现在只等候回奉天的火车去会我们的妻子和赶我们的工作了。我再将两天前搁笔丢下来未讲的事说一说。昨天早晨按着预定把张少帅和其他两人接到军舰上会见对方王司令的代表，来做最后的安排，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把两位大头头，这边的孙和那边的王集会在一起。
（以下整段已见于普氏夫人的家书，从略）
他们今天希望我们多留些时日以待协议的实施，这边确实在贯彻他们应做的，整天有络绎不绝的车辆满载军械和弹药沿途后撤。他们说我们要走可随时提供我们乘坐的车厢。这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在幕后影响事情进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势力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是两军已经后撤，现在战事是停止了，我们对前途抱有希望。现在我们要回到工作岗位上，艾蒂丝确实是勇敢的，她很坚强。我明天就可和她团聚，我们在去日本度假前还将忙上两周。
普赖德夫人寄美国的家书
（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八日）
和平的使命
六月七日。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几天以前，我们的青年朋友张学良将军，奉天督军张作霖的儿子，突然午夜来访，他恳求约瑟去山海关，在那里另一位叫吴佩孚的南方军阀领兵进犯，正与奉军交战。情况使人有理由相信，如果由某种完全中立的、非官方的，而且最好是外国人来出面调停战争，则双方会愿意停火，这像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吗？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约瑟表示同意，并提议由这里奉天医科大学的苏格兰同事荣维连大夫参加协助前去，昨天他们便一道去前线了。
一想约瑟企图完成的事，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但是，这事即使是失败，对于停止这场可怕的杀戮，我们也会感到尽了我们之所能。这样没完没了地下去，我们坐等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内心实在沉重得要命。我暂不发这封信，希望不久有所奉告，虽然我不知约瑟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以及邮件是否能寄到我手。不用说，几天来没有隔几个钟头就听到约瑟在窗前愉快吹口哨的声音，日子过得空空荡荡寂寞乏味，但我努力去想他企图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我应该多么高兴。因此昨夜我睡得还好，醒来时也不感觉怎么孤单。每个人对我都又亲热又关切。乔汉尼和艾琳住我们隔壁，他俩为我哪怕世界上什么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一早在我和女孩子用早餐的时候他们就过来了，他们吃中饭的时候我过去，他们让我共进他们的甜食，是做得非常可口的草莓。我们青年会的忠厚老用人每天来看我们两次，他带来邮件和信息，看有什么要他帮忙的。因此，我除了少一个丈夫外什么也不缺。他走时说他两三天就能回来，我却看不出他怎么能做到。今天下午教会的团契开会，我现在必须穿好衣服赶去赴会。
六月八日。事情发展得这样快，让我必须把这桩事情继续讲下去，简直是不可思议。今天一早六点半来了一封电报，说两个人今天要回来，我们猜想也许是他们到前线为时已晚，而一事无成。可是，不一会，约瑟果然登上楼梯，风尘满面，他说门口还有一辆车等候接他回去。他要开始讲讲经过的事，我建议因为人人都急着想听听，把女孩带着一起到乔汉尼和艾琳那边讲。他们是昨天午夜之后到达山海关的，当即叫醒张学良并和他及两位统率奉军的将领会面，他们俩表示如果能和对峙的军队（按指直军）建立接触，并做出安排时，他们是极显合作的。因此，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打通到对方。那时电线联系已中断，铁路是唯一可供联系的，于是开出一节专车驰向无人地区，从驻防在附近的兵营借来一面英国国旗挂在车上来表明中立，这样车开向前去。对方前哨命令这辆看去奇特的车子停下，他们发现车上乘坐的是两个不携带武器的前来议和的外国人，就让他们通过。他们发现那边的将官对奉军求和诚意非常怀疑和不信任。但经过一再讨论后，他们同意如果能找到一个满意的中立会谈的地方，双方可以见面交换意见。带着这样一个承诺我们的人才回到奉天向张作霖报告。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又要他们回去一趟来安排谈判，这么一来，他们仅仅和我们一起谈了三刻钟便又出发了。约瑟一再说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即使是有危险，我们也应照样去做，当成千上万的人性命攸关的时候就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了。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事情圆满结束，那将是最大的诉求，自不待言，我虽然在这里，每天食于斯，眠于斯，学习中文于斯，但我的心却系于前线。
六月十一日（礼拜天）。上礼拜五我感到极度不安，好像约瑟遇到危险似的。我带着沉重的心思入睡，醒来后越发沉重。从五点半起直到九点钟，我听着每个响动和脚步声，学起中文来糊里糊涂，可怜的老师一再纠正我，时间像蜗牛那样拖长着，最后一个电话传来，说约瑟一小时内就可到家，我简直像得救一样喜出望外，我高兴地连张先生说什么都未留心听。约瑟真就到了！他讲的有关他们第二次出使的情节是更出乎意外，这回甚至铁路也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样穿过去到对方呢？他们弄到一个手推车，由三个人推着，把他们由缺口送到对方，一天之内，他们使用这种方式，来回往返四次，最后谈出一些基础，他们一夜之间再赶回到奉天报告。
再回头来谈我们家里，吃顿饭之后我叫约瑟松松腰背，休息休息，之后又出去散步，顺便把乔汉尼和艾琳请过来共进晚餐。乔汉尼和我谢绝了今天所有对约瑟的约会。他一直睡到十一点半。厨师为我们准备一顿野餐，我们在城外一片小树林里进餐，只有我们两个人，真令人高兴，多么快活的一天。我想约瑟已经睡足了，他平平安安硬硬实实地回来比什么都好，我想不起来从前有过像昨天那样的快活。我对做女人的有丈夫去从军打仗，成年累月地望眼欲穿地忍受等候和焦虑实在感到惊奇。就我们这次来说，约瑟应当去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我还没有对你叙述所有约瑟不在时候我所有的事情。这些天幸亏天天是实在太忙，设法履行他的一些职责，招待和接谈一批批的来人。
六月十三日（礼拜二）。约瑟昨天像往常一样一早去青年会，但近中午传话来说他不能回家吃午饭，我想一定是又有什么事了，实际上，我早就料到会发生。像个老太婆对暴风雨来临之前骨节就有所预感那样。我焦急地盼着听信，下午四点半他闯进来，进门没有五分钟他接一个电话，要求他立即启程，隔了两个小时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当晚必须上路，并请我为他打好行囊。他那晚直到九点钟才回来，同督军、省议会以及我不知道的一些人，花了好几个钟头对问题进行研讨，才算把对和平的愿望形成明文。他还不清楚他是否还要前去。用过晚餐以后，他由我和乔汉尼陪同去看一些人，特别是去看一下张学良，我们看到省议会已把我们期待的议和条件用电报发出去，张学良恳求我们的人在当夜和他一起回去，我们的人建议再等一两天，必要时然后前去。但张学良对此如此之失望，对他们能有所帮助是如此之肯定，最后我们还是决定他俩最好是应命，自从他们上次离开后，战火又再度爆发，他（按，指张学良）认为如果他们待在那里则可以避免。对于由两个不带武器的人能使互相敌对的两军停止接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是这全部故事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吗？当所有安排仲裁的繁文细节在政府进行的时候，有一个刻不容缓的前线武装到牙齿的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问题。
这个可爱的青年小伙子——张学良，刚刚二十二岁，就肩负了如此重任。他和约瑟要好，把约瑟视为兄长，他需要那些持有理想的人的支持，把他从这可怕的战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实在是希望做正义的事来停止战争。
就这样，我们的人最后说好，就用督军的车子把我们送回家，并停下来等候把约瑟接回去。午夜他们在黑暗中离开，把我和乔汉尼撇在路边，我感到多么担心、悲痛和孤零零呵！好似把我的心脏割下一块那样，但我并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在战争中受折磨，而是在一种更有价值的事业上。我们确确实实把我们小小心灵之血献给了中国，而有一种感谢和国内和平作为回报。这两个人应邀去从事的确实具有历史意义。我从来没有和战争沾边，这次我们却有机会从内部观察到它的心理状态，而一一体验的是怎么一种经历啊！哦！让他回来不再奔向那可怕的前线吧！但是他们精疲力竭般的奔忙，假如使中国重新恢复和平将得到多少倍的回报，但是，亲爱的呀！我确实不安地怀疑什么时候约瑟才能回到家里，他们可能必须待到两军撤退的时候才回来……这样他们也安全。这并不太困难，虽然再等五天就是约瑟的生日，一个月后你收到这封信时，这些情况在你听来多么奇怪，报纸上的消息不可能报道这些在幕后进行的工作。
六月十八日（礼拜日）。今天是约瑟的生日，在家中只有我孤零零一人。早晨我强打精神，为这个生日请客吃饭我已经张罗好一会。老厨师精心制作了生日蛋糕，准备了蜡烛和冰淇淋，但寿星本人却不在，今天对我来说，似乎不再那么意识到为和平使命而献身的事。我并不在乎那种陈规旧俗的生日庆寿，但我要的是约瑟。我为思夫而不能正视一切。后来，当我克服这一阵颓丧，想通了，我还是应该好好地使这一天美满度过并努力来欢庆一番。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但我动身主持约瑟每礼拜天早晨主持的查经班。参加的人只会一点英语，他们热心地尽力协助我，我们一半用英语，一半用中国话进行，讨论了诸如我们对异族应持的态度、生命的真谛、个人一生的影响等问题。有一个少年特别好，但是这以后我又陷入沮丧与失望，我们的人将近一周没有片纸只字了，我怀疑我还能否再看到约瑟，午宴的滋味像吃苦受难一样，于是我决定不如靠在房门前等候有什么事出现，竟然就出现了！一连两封电报像报喜那样爆炸了。
这是那个对我说是最黑暗的那天下午收到的电报，不可能在奉天庆祝他的生日，而是在一个万里长城伸到海边的山海关港湾里的英国军舰上度过他的生日，而生日的礼物不是别的，它给予不仅是对约瑟本人，而是对咱们所有的人最令人惊奇如珍贵的：再没有比它更好的生日礼物，即中国的和平。
以后的信（按，此处没有写信日期），随后一段时间事情接连发展，约瑟和荣大夫在第三次南下时，发现战火再起之后，通过无人地带建立接触的所有可能都没有了，为此只有海上一条通路。有人建议求助于在该地区的意大利巡洋舰，此议行不通后，只剩下一种选择，就是找一个渔夫用的手划桨木船从事此行。这样做必须避开战线延伸到海岸的步枪射程。他们在礼拜五下午动身。在傍晚到达后就和那里对峙的将官会商，他们对再度见到这两位不折不挠的外国人十分惊讶，由于最近的战火再燃使他们对奉军的媾和诚意更加怀疑。但最后他们同意再来一次尝试。剩下来最大的障碍是确定一个合适的谈判地点，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的苏格兰同事建议求助停在港湾内的英国军舰上举行（按港指秦皇岛），他问：“那不是够得上中立的地方吗？”对方回答：“可以，假如你们能安排到。”这样，荣大夫就为这件事奔走起来。舰长满口答应，但是说必须上级批准。那夜较晚获得了许可。对方将官同意合作，决定翌晨提早进行。先去接奉方长官。那时舰长愿意把我们两人带回去，但由于对方需要事前通知计划进行的情况，在此不能有所行动之前只好再度使用那条小船，幸而，当时海上风平浪静。在月光倾泻的海面的午夜完成了一路平静的旅程。在半夜两点钟他们叫醒了张学良，向他报告并约定以六月十六日，礼拜五，为谈判日期。
六月十八日，约瑟从前线来的家信，继续谈这桩事情（以下均用普赖德的信）。第二天早晨，我们八点半到达海边。那里巡洋舰在等候我们，张将军和一些其他人以及荣大夫先对主要会谈全面商量一遍，假如我方的孙司令先上船，而对方的王司令只派一个下属代表他，则将使他太丢脸，为此我留下来陪孙司令，等船回来时载有王司令在舰上才成。原来预计他们可于十一点回来，但我们在海边上干等不见船的影子，到下午二时，孙司令对这个计划感到不耐，就回驻地去了。那里距海边有两英里。事情显得十分不妙，我继续留在海边以备无论出现任何事态。大约下午四点，消息传来，说军舰载着王司令来了。我急忙回到驻地，接回孙司令，但船一到，上面并没有王司令。那一天孙司令接到奉天总部的电报，他拿出这封电报，就在海边和他部下讨论，来电说北京和奉天对和平建议都采取了行动，现在由中国总统出面命令停战，并准备采取步骤达成某种协议，同时授予王司令全权与我方孙司令在英国军舰上会面安排协议，在这个指示的基础上，由于王司令也得他的总部的指示，孙司令同意登舰，此时荣大夫因整日奔走辛苦，已经疲劳不堪。而我是闲着在海边度过，我在他们的要求下，就和他们一起去，因为那里没有人可做和船长间的翻译。
在另一边，还得去接王司令，又拖延了一些时间，终于由于事情已经有些满城风雨，一艘美国巡洋舰的舰长也愿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会议上占一份，就用他的军舰把王司令送到我们的船上，这样，在舰上的船舱里，大约晚上十点钟，我们两位高级司令员才一块落座品茶交谈。他们原来是彼此相识的，你不会猜想他们间存在什么世仇。其他军官也都就座。英美两国的舰长让我坐在他们当中，翻译这种说来又奇怪又友好的经历。舰长对中国人办事这样慢慢腾腾很讨厌，谈判拖长到深夜，感到很不耐，而两位司令则对事情进行详细的讨论。对撤军许多细节做出规定。最后在凌晨二时终于完成全面停火协议并签了字，我们在四点钟回到山海关，小睡后我们打电报给奉天家人报告这个喜讯，说我们很快就要登程回家。
《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