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B. Powell原著尹雪曼译
一九二七年因国民党的分裂而引起的华中、华南反俄空气，很快地便传播到华北。而俄国人发现反俄态度最坚决、最激烈的不是别人，乃是跟南京政府并不合作的奉军头子，东北的独裁者张作霖。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六日，张作霖的警察，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的卫兵协助下，突击搜查俄国驻华大使馆。那时外交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美、英、日、法、荷、西、葡等国的公使。在这一次突击搜查后，除中国方面斥责俄国利用东交民巷的外交特权，作为散布共产思想的中心外，外交团方面对俄国使馆也大吐苦水，说他们发现俄国的一项阴谋，那是俄国大使馆的军事随员曾企图挖洞偷入英国大使馆，盗取情报。俄国大使馆跟英国外交团本来是比邻而居，中间只隔着一堵墙。据说俄国人已在这堵墙下面挖了个洞，准备从这个洞中爬到英国使馆里，攻击英国的卫兵，且不惜因而引起一个突发事件。但是，这时的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恰巧回国去了，不在北京。加拉罕是苏俄派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只是在此事件发生前一年，张作霖已要求苏俄把加拉罕调回去。
在对苏俄大使馆的突击行动中，曾搜出大量的共产党宣传文件和书刊，而且捉住了几位躲在俄国大使馆中的中国人和俄国人。当消息传出去后，俄国政府立即抗议这项突击是“空前未有的，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但是张大帅对此抗议相应不理。不但不理，并把所有从俄国大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加以影印，分送新闻界和外国使领馆参考；以证明俄国具有赤化中国的“阴谋”。在这些文件中，更指出苏俄大使馆的馆员，牵涉在这个阴谋案件内。这么一来，这件事就变得相当严重。因为根据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协定》，苏俄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布共产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证明俄国违反了《北京协定》。俄国在这种情形下，因为无话可说，所以就只有把它的驻华大使馆代办召回了事。而中国这边，经过军法审判后，也把那些被捕的共产党予以枪毙。
但由俄国大使馆中搜出的文件显示，俄国人是利用横越东北北部的中东铁路的收益和便利，来推动赤化整个中国的“阴谋”；张作霖因之对俄国愈加憎恨。本来苏俄在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曾向中国表示愿意把中东铁路和沙皇在东北北部所获得的特权，一律归还中国政府。但是过了没好久，苏俄却又撤销了这项意图；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不顾中东铁路原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事实，进一步地，将全部行政大权纳入俄人之手。此后到了一九二四年，苏俄虽然跟中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合约，但这项合约却始终未能实行。原因是，据中东铁路的中国人说，中东铁路的俄籍总经理，根本不理中国籍的副总经理，拒绝与他商谈任何有关该路的重要事务。
后来，大批的俄国间谍，在工程师和铁路技术人员的伪装掩护下，又纷纷来到哈尔滨。这些间谍的任务，便是更进一步地赤化中国。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十千米以内的城市所办的学校，也都成为共产党宣传品的集散中心。而这一切，当然是违反一九二四年《北京协定》的行动。
但是，最使张作霖愤怒的，还是当他获知他的死对头冯玉祥已接受俄国的武器和金钱资助。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西北军将领，原隶直系吴佩孚将军的麾下，一九二六年前往俄国，接受了一年的俄国军事训练。一九二七年，当他再度回到中国后，便在甘肃省建立起他自己的势力。那时，甘肃附近已有中共控制的地区。而在俄国的金钱和武器供应下，冯玉祥遂成立了他的所谓“国民军”，并宣布服膺南京的国民政府。但是没过好久，他跟国民政府又告决裂，并联合其他势力，与南京对抗。结果，他被蒋介石将军击溃。于宣布下野后不久，再度宣布服膺国民政府的领导。奇怪的是，那时俄国供应冯玉祥的步枪，箱子上都漆着雷明顿军火公司的标志。这些步枪自然都是美国制造，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供应沙皇的武器。但在一九一七年俄共革命后，俄共就把这些军火据为己有。
这时，虽然蒋介石将军已把南京定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但外国的公使们，包括美国的公使在内，却仍旧把他们的公使馆设在北京，并且一直是以当时的北京政府为对手。这些外国公使们很不愿意放弃北京东交民巷的舒适环境和旧有的特权；虽然有些国家的公使馆已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往上海，以便跟南京的国民政府联系。
一九二八年六月，当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继承张作霖所有的军政大权，很快地便宣布服膺南京的国民政府。只是张少帅仍旧在华北和东北继续执行他父亲遗留给他的反共活动。
当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宣布就职后不久，他听说共产国际要在一九二七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在哈尔滨举行一个秘密的地区会议；于是到了这一天，当会议正在进行时，中国警察便前往突击，当场捉住了大约四十名的俄国领事馆的官员以及相等数目的，来自东北各地的中国共产党员。另外，并搜出两卡车的宣传文件和书刊。接着，由于中国方面宣称从搜出的文件中证实中东铁路的俄国官员，主动地参与共产主义的传播活动，因此，便采取了相当激烈的措施。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十日，张学良派出部队占领了中东铁路局，解散了所有苏俄的铁路工会，并逮捕了约一千二百名中东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和工会头目。这些人当时都被拘留在距哈尔滨数里外的铁路局的一些空房子里。这可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采取如此有力的果断的反外行动。
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一星期，我和别的几位新闻记者，包括《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福洛士，美联社的何奥，斯克里浦士、霍华报系的西密士，一同到了哈尔滨。这时，中国人已控制了中东铁路的电讯系统，苏俄远东贸易公司的全部办公室和纳夫瑟信托公司以及苏俄贸易汽船公司。这家苏俄贸易汽船公司，原为中东铁路局的一个附属机构，拥有不少大型的明轮汽船，专门在松花江和黑龙江内行驶；那情景使人不禁想起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上的风光。
苏俄政府对中国方面的此一举措，反应相当有力。这时，原任驻华公使的加拉罕，刚被任命为苏俄外交部副部长。于是他抗议中国方面此举实系“全盘违反条约”的一项行动；因此，限中国政府在三天内给予满意答复。否则，苏俄威胁说：“将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
三天当然没有答复，战事于是在东北的东西边境，沿中东铁路线爆发。在满州里，中国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大约有八千名士兵被杀。在中东路东端的一个中国城Pogranichnaya，几乎被俄国大炮和飞机整个炸毁。松花江口的另一个中国城拉哈苏苏，正在黑龙江的伯力对面，被俄国飞机轰炸后整个地烧掉。两艘驻防在那儿的中国炮艇，也被俄国飞机炸沉。
我对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的乡村景色，十分感兴趣。那儿附近有很多村庄，居民都是些东北亚最原始的种族。我们去访问的一个村庄，居民都是鞑靼人，他们的衣服大部分是用鲟鱼皮制成。这种鲟鱼就是制造著名的俄国鱼子酱的那一种鱼。而这个特别的种族，则被当地的中国人称之为“鱼皮”鞑靼。
我坐在一条古老的中国明轮汽船甲板上，采访中俄双方的拉哈苏苏之战。这条汽船，自我从哈尔滨乘坐起，已载着我走了大约六百里路。跟我同行的，还有《芝加哥日报》的莱特和代表路透社的瑞典贵族陶白。这个时候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河面上也结了冰。我们一边在河里航行，一边担心会不会为冰所阻，因而被俄国兵捉了去。后来，我们在一个名叫福清（译音）的河边小城靠了岸，但因风闻俄国兵在头一天晚上占领并烧掉拉哈苏苏后，现在正向这儿推进，船老大于是赶紧重新生火，把船朝上游驶去。果然，五个小时后，俄国大鼻子就到了福清。
据当地的中国人告诉我们说，俄国大鼻子每当占领一座中国城镇后，就把当地商店里的货物、谷仓里的米粮，全部拿出来，分给老百姓，以便使中国老百姓相信共产党就是这个样子的“有饭大家吃”。
在我们的那艘汽船后面，另有一艘汽船，船上乘坐的全是中国政府官员，结果受到苏俄飞机的扫射，死亡惨重。我们侥天之幸，总算平安地到了哈尔滨。但由于我们这艘明轮汽船上的明轮和方向舵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致使我们在航行时感到十分的困难。
但由于采访这次的中俄之战，使我熟悉了两样重要的东西，因而使我后来的西伯利亚之旅，得到不少帮助。这两样重要东西，一样是毛毯，是用一般羊毛或安哥拉羊毛制成的；从前以波兰华沙的出品为最著名。这种毛毯厚约一寸，质轻而柔，大风和雨雪都无法把它浸透。在哈尔滨一家店铺中，我以五十元美金买了一条。另外一样是西伯利亚皮靴。这种皮靴是一位俄国皮靴商在中国天津制造，鞋面用两层皮革，中间夹着骆驼毛制成，而一英寸厚的靴底内，还夹着一层石绵。靴底除用细麻绳缝缀外，还钉着木头钉。据那位皮靴商向我们表示，他所以不用铁钉，是因为铁钉容易使凉气从靴底钻入脚部。但这种皮靴仍有一个缺点——那便是走起路来，声震云霄。然而这一点，据说在俄国人看来，十分稀松，无足介怀。那位皮靴商在广告宣传中甚至说，声音大是不习惯的关系；习惯了，便听不见声音。
苏俄远东军在这次进攻中国之战中，作战地区始终在中东铁路两端每一处大约二百里的范围内；就是被俄军占领和受俄机轰炸的城镇，也都不出这个范围。但是俄军所以始终没有越过兴安岭，据说是受日本关东军警告的影响。日军警告俄军不得入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内，所以俄军的攻势没有越过兴安岭。
中俄双方的这次冲突，大约持续了六个月。之后，大部分不同隶属的游击队和张少帅的部队，都被迫停止作战，并把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再度还给俄人，原因是蒋介石将军无法派兵前来支援。后来，中俄双方虽曾在莫斯科举行和谈，但在达成任何协议前就告决裂。因此，当我撰写这本书时，中俄间的许多主要问题，仍旧是些未决的悬案。
在中俄战争后三年，日本兵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并且一再威胁西伯利亚。俄国于是就以约五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这个价格是该路真正价值的四分之一。之后，到了一九三七年，当日本人认真地在筹划攻打俄国的战略时，俄国才拟议要跟中国缔结反日军事同盟。但这个中俄军事同盟的拟议，最后又因俄国准备对德作战，不得不讨好日本而告胎死腹中。
我过去从未见过东北北部如此广大辽阔的田畴和草原，它的森林，松花江和黑龙江的流域，都足以与密西西比河上游和支流媲美。我发现这是一块值得为它一战的土地。因此，对于中国两大强邻对它的虎视眈眈和难以坐视的肥沃的土地大动脑筋，丝毫不觉得惊异。
东北的广大辽阔，足以容纳相当多的，显然已达饱和的中国沿海各省份的人口。长城南面的河北省与山东省的农民们都知道，很多年来，这两省到东北各省去谋生的人，大约是一百多万人一年。东北最北面的黑龙江省主席对我说，中国内地的农民刚到关外时，都是身无长物，一文不名。但他们都能在不到十年间，自行购田置产，并偿还贷放给他们购买农耕机具的款项。当我乘坐中东铁路的火车，横越北部平原，从安杆旗（译音）站到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会是齐齐哈尔）时，在这四十里的路程中，我一直想着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以及伊利诺伊、艾奥瓦等州肥沃的良田和那深深的黑色泥土。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生对我说，照他的看法，单是东北和内蒙古这两个地方，已能生产足够的玉米、小麦、大豆和家畜，供应东亚大部分的人民食用。为了要使这个区域达到预期的农业生产，一家大规模制造农耕机具的美国厂商，已在哈尔滨建立起它的分公司。就中华民国来说，这是它唯一能够使用农业重机械操作的地方。
哈尔滨是东北北部的一个大都会，它的建立，远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扩建横越西伯利亚大铁路，准备越过东西伯利亚和东北的高山和森林，到达日本海的时候。一九二九年，哈尔滨的繁盛尚赶不上中国内地一些工商业发达的极欧洲化的港口都市，但在许多方面，对我来说，它却是一个使我极感兴趣的中国城市。有些地方，哈尔滨跟当年美国西北部的边境小城极为相似。譬如猎具就是哈尔滨的主要商品，皮货店的数量在各种零售店中也居第一位，所以在哈尔滨可以买到各色各样的皮货：从蒙古松鼠皮、银狐皮，到俄国黑貂皮、西伯利亚熊皮，或者朝鲜老虎皮，等等，应有尽有。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小城中，我看见一所大院墙内关了许多蒙古狗。这些蒙古狗有一嘴大而凹凸不平的牙齿，一身长长的像细丝一样的黑毛。于是我问那个看狗屋的俄国人，为什么把这些狗关在这儿？他用不完整的英语回答我说：“卖狗皮，纽约一张值美金五十元。”
我曾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城镇里，观察过很多蒙古人，这些伟大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追随者的后裔。我发现他们是属于戈壁的，他们的祖先一度曾统治从中国海到欧洲多瑙河这么广大的地域，现在可能仍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马人和最精明的做马匹买卖的商人。当他们在定期的市集上做马匹交易时，他们从不需要说半句话。买者和卖者面对面地站着或蹲着，每人都把自己的手插入对方的袖口里。买的人愿出什么价钱，他就用手指在对方手臂上加压力予以表示，卖方同意或不同意这个价格，也用手指来表示。在一连串的点头或摇头表示中，买方和卖方最终就达成了协议。这种交易方式的好处是：站在一旁观看的人，无法知道这笔买卖究竟是以什么价钱成交的。
蒙古人非常喜欢用他们的小马举行赛马活动，这种赛马活动跟美国早年的赛野马活动有点相似。但是看蒙古人赛马，无法从头看到尾；这是因为他们的跑道在大草原中是一条长长的直线。蒙古人在赛马时，先把他们的小马排成一长条，等大家下好赌注，一声号令，万马立刻奔腾在一片尘雾中。
今天的蒙古人大约仅有五十万，大多数仍旧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但散居的土地却相等于美国最大的德克萨斯州的四倍。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北和内蒙古以前，这五十万蒙古人大约一半效忠于中国，一半受俄国的统治。当日本人占据了内蒙古后，日本就把原有很多蒙古人放牧的东北西部地区，并入内蒙古。
在蒙古，实际是无一事不跟“人类最伟大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有关。譬如离哈尔滨几里外的两座小山的斜坡对面，匀称地散布着许多温泉。这些温泉，据蒙古的民间传说是伟大的成吉思汗常到之地。温泉里的水流到那两座小山的斜坡后，就汇成一条溪流，那样子，在十分迷信的蒙古人的脑海里，很像一个人的脑、脊髓和神经系统。而这些不同温泉中的水，有的热到沸点，有的只是微温，但都含有浓重的矿物质，分别从那些火山岩中流出来，流到地面上。蒙古和俄国的农人们，认为这些温泉水，都具有神奇的医疗效力，但是相信第一次使用温泉水的人，必须特别小心，最好是听从当地医生的指导。譬如说这山谷对面两处温泉中的水，对于蒙古人普遍感染的眼疾具有非常有效的医疗力。但是无论任何人必须非常谨慎地去使用山右边的温泉水医治右眼，山左边的温泉水医治左眼。治疗的方法是把那接近沸点的温泉水，从一只生锈的洋铁皮水壶中直接浇到患者的眼睛里。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是害眼病的人，仰天躺在地上，由两个壮汉一左一右地把他牢牢地按住，另外一个人就拿那生锈的洋铁皮水壶，从几尺高的空中向病人眼中浇水。所有的这些温泉蓄水池，都有石头墙围绕着，病人在石墙里面接受治疗时，通常是脱光了衣服，而且男女不分。
一九二九年的哈尔滨，居民有五十多万人，一半中国人，一半俄国人。但不像中国其他的通商口岸城市，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混居在外国租界里。哈尔滨的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是离松花江很近的中国旧城；而俄国人则居住在新城里。这座新城为沙皇时代的城市专家所设计，有宽阔的街道和广大的公园绿地。哈尔滨自沙皇时代起迄今，很少变化；居民大都是白俄，虽然赤俄人员以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名义不断地进入。因此，哈尔滨实际是一座俄国希腊正教城市，但使我稍感惊异的，是它也有新教、浸信、美以美等教会的活动。浸信会的一位牧师，是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连纳德，连太太在哈尔滨以她的拿手菜——美国南方炸鸡和道地的南方玉米面包出名。连纳德牧师原在中国山东传教，后来跟随着他的山东教友一同移民到东北北部。哈尔滨有一所办得很完善的男青年会，这所男青年会原设在俄国的圣彼得堡，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后，迁到哈尔滨。
此外，哈尔滨还有一个很大很繁盛的俄国犹太人社区。这些俄国犹太人大多是经营零售店的店主，特别是那些生意兴隆的皮货店。他们大多数也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后才跑到中国来的。
哈尔滨的许多白俄，因鉴于当地政治情势的不稳定，都把他们的公司行号，在美国德拉威州登记，所以都悬挂着美国旗，当作美国人的商店。这使美国驻哈尔滨的领事大感困扰，因为这些冒牌的美国公司行号，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美国人的投资，却借此不断要求美国方面的保护，以减免中国方面过度的税收。
居住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城镇中的白俄，约有三十五万人，他们虽然逃亡到中国，但仍旧过着一九一七年前他们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哈尔滨没有宵禁，有六七家夜总会都有上打的俄国舞女——人人都是“公主”——通宵达旦，歌舞不绝。此外，哈尔滨还有少数的吉卜赛艺人。最著名的“现代大饭店”，是那些脑满肠肥的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社交中心。店主是一位俄国移民，由于他迷信每年如果不把这座饭店重建一部分，他就会破产。因此，这座饭店里经常有木匠和泥水匠在做工，致使那些前来游乐的客人大感烦恼和不便。
《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