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赴欧小住张学良急邀去东北（1928—1929）
张作霖死后，少帅统治着东北。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东北的积极政策可能做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记得有一次我和贝特洛先生谈话，他是法国外交部的政务司长，对法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不论政府发生什么政治变化，换了多少个外交部长，他能够多年继续保持职位。可以说，他是制定并执行法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人物。他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苏俄的潜力问题时，他明确地告诉我说，他完全知道东北当局和莫斯科之间的争端，也知道少帅对苏俄的态度。然而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他首当其冲，并负责处理涉及苏俄的问题。他说苏俄的军事潜力还很小，不能用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东北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起与苏俄的战争，那就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然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东北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东北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有余裕的。但是，就莫斯科的心理方面而言，如果苏维埃政府由于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他要我理解：少帅方面以保持小心谨慎比勇往直前为佳。他告诉我一些关于苏俄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情况，结论是苏俄国内现在比以前更加巩固得多了。
我的一些朋友肯定了他的意见。我觉得少帅正在迫使苏俄做战争尝试，这种尝试不是故意的而是为了准备对付敌对行动的爆发。因为我担心任何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便给以前的同事罗文幹博士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少帅千万小心。我本想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但是当我离开法国去加拿大避暑时，抵加后不到三天，罗博士就给我一封信，说少帅邀请我立刻回到沈阳会商，并且要我迅速答复。罗博士又说，他本人建议我应该尽快赶回。我不愿意去东北，因为我感到需要再休息一些时间。我写信给罗博士和少帅，说明我不能立刻回国的理由。在这封信没有到达之前，我又收到一封电报，说少帅非常急于和我见面，而且已经叫人把住处都预备好了。鉴于这封电报，我才离开加拿大去沈阳。
我随身带的护照是北方的中国政府发的。那是外交护照，即使在北京政府已不复存在，国民政府业已建立的情况下，我还是能使用它。我记得那时候没有什么有关护照的麻烦，当时对护照和签证不像现在这样认真。但在日本，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原因是日本有一条非常奇怪的规定。下关的检查员来到我搭乘去朝鲜釜山的船上时，要看我的证件。我认为一切符合规定，可是他要我填一张每个在日本的旅客都必须填的表。他坚持要我在表上签中文名字，不签英文名字。这使我感到生气，因为这次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谁。我确信这位检查员明知故问，简直是有意刁难。他说那是规定。我拒绝用中文签名，他说那么我就不能在朝鲜登陆。我觉得更加气愤，问他别的手续是否无误。我说如果他弄不清我的英文签名，他可以向东京查对，因为他的外务省收到了我途经朝鲜的通知（那时外相是币原喜重郎男爵）。我说他应该打电话给东京向外务省查问Wellington Koo是谁。大概他也觉得他的傲慢并不妥当，于是把问题撂下就突然离开了。这时来了另一位官阶较高的人，他一脸目中无人的神气，说我必须签中文名字。我仍然拒绝。他说所有东方人必须用自己的文字签字。我说我走遍欧洲、加拿大、东京，从来没有遇到过困难（这张表一部分用日文一部分用英文）。他还是一味坚持。因此我说，或者由他打电话给东京，或者安排让我和外相通话，他就会知道我是谁。我坚持要他打电话。他说他不愿意打，如果我要打我可以自己打。我请一位和我一起旅行的加拿大朋友何士先生去看看是否他们能够上岸打电话，并且问一下他们能否安排在釜山打电话。他回来说他们可以试一试，但是那是十分困难的。当船在釜山靠岸时，我原来以为会被拘留，但是一个检查员也没有出现。这件事表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中央使张学良陷入对苏俄的困境（1929—1930）
我应张学良之邀，经陆路如期到达沈阳。当天晚上和他见面。一起谈话的有罗文幹博士，我想还有汤尔和先生，他曾经在王宠惠博士内阁中当过教育总长，那时我当外交总长，这时他像罗文幹博士一样，是少帅的高级顾问。少帅要我详细说明我对苏联的印象和我对苏联的估计以及苏联的国内国外形势。我对他说了我在欧洲的外国朋友们谈论的要点，我并不指望我的说明会得出任何结果或结论，也没有自己做出任何结论。我谈话的目的只是要使他知道我所听来的一切。他非常注意听，但是我认为他并不相信我的欧洲外国朋友们估计的准确性。他要尽可能和我多见面，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问。我当然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他派秘书长王树翰送来一封聘书，邀请我当他的高级顾问，并且带来口信说少帅已经发出指示为我准备住处。这在他固然是好意，但是我没有接受。我说考虑到我们的私谊，少帅不必给我官衔，任何时候只要想和我谈话，我都乐意去谈。至于住处，我告诉他我自己找到一处私宅，已经安排好了，谢谢他的盛情厚意。
几乎是每天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四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他一度当过墨尔本和悉尼几家报纸驻北京的记者，后来他接替著名记者莫理循当了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他人很健壮，在这四个人中球打得最好。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我们打球时，我和端纳配对，少帅和李配对。端纳常常和我说起我应该对少帅更郑重有力地谈谈苏俄的政策。据他所知，不久就会发生大事。少帅深信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人把苏俄内部描写成为困难重重。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东北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端纳感到少帅的情报是不正确的，他断定无论如何武装冲突的结果不会对东北有利。他力主用一种方式对少帅说明，使他感到必须改变他的政策。端纳知道我在国外给少帅的信电的全部内容。他说他同意我的意见。
一天，在打进几个洞之后，少帅请我们到他那所平房里小憩。我们四人围着一张摆着果汁饮料的木桌坐下，谈话由我开始。我说在打球时我看到几辆满载军队的火车，一辆接着一辆向北方开去。我问道：“那些军队开到哪里去？”他说：“去哈尔滨。”我说：“去干什么？”他说：“啊，这次我要吓唬一下苏俄。”他表示曾经得到报告，苏俄向东北边境和东北里派遣军队。我说：“我看见军队时就猜到了。他们看起来很好。我对你的虚张声势觉得好玩，因为你是打扑克牌的能手（在北京我和他打过几次）。那也是玩牌的一种方法，虚张声势。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他转过身去用手撑着头，显然是认真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我说：“我自有对策。”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给了我一个实际不是答复的答复。见他如此，我不想逼他。他说：“咱们继续打球吧！”我们就继续打球去了。端纳说他很高兴看见我说得这样直截了当。我说：“不错，为了劝导他我说了我要说的话，为什么你不对他说呢？”他说他一再说过，但是少帅毫不理会。
我不知道在少帅的顾问中是否有人可以算作关于俄国问题的专家。莫德惠先生是他亲近的合作者之一，曾经一度当过中东铁路督办。有一位张景惠将军是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中东铁路局就设在哈尔滨。第三位是刘哲。第四位是蔡运升，官阶较低。担任驻哈尔滨的北满特派交涉员，他负责处理俄国问题。刘和蔡都懂俄语，特别是刘哲，后来代表奉系当了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实权集中掌握在少帅和他在东北的同事手里。我在沈阳时，我的两个朋友吴铁城先生和张群将军作为蒋委员长派往东北的两个代表在那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偶尔李石曾先生也被派去和少帅联系，讨论或解决一些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之间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海关的管理、任命东北的法官、东北盐税收入的分配和其他行政事务等。
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第一种方法据说是用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因为冯有财政困难。第二种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三种方法是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就是以武力摧毁它。但是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杨永泰献策少帅因过于自信而吃亏
这种战略如果是杨永泰向蒋委员长提供的，那正合乎杨的权术和机智，此人精通中国历史上战争时期的哲学和战略。我在北京认识他，那时他是国会中政学系的领袖。由于熟悉他的政治哲学和当政治顾问的敏锐观察力，并且也了解蒋委员长统一中国的坚定政策，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杨永泰先生在某个时候用函件提出过他的见解，委员长可能曾把它搁置一旁并未立即实行。虽然如此，他必定在制定他统一中国的策略时充分考虑过它，我认为委员长甚至有可能发现有必要用不同的手段来对付不同的集团。这往往是各朝各代的开创者，在对待傲慢专横的军事将领时都要考虑的课题，尽管这些人曾经为新朝代的开创者立过功勋。
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我记得当苏军进入东北，去占领东北里和扎兰屯时，少帅的一部分军队离开哈尔滨前往迎击。前线部队由梁忠甲将军和一位韩光第将军率领。他们指挥着两个著名的勇敢善战的旅。但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战役中全部被俘，被送往西伯利亚。少帅和他的亲近的顾问们都大为惊骇，垂头丧气。少帅立刻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到会的人有东北各部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张作相、莫德惠、刘尚清、刘哲、王树翰（维宙）和一位王树常（庭午）将军，他后来当了河北省主席。我得到关于发生事变的紧急通知，少帅要我立即去见他。当我到达时，这些领袖们正坐在会议桌周围。看来他们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长，显得有些疲惫了。他们极为热情地欢迎我。少帅告诉我已经发生的事件，指出讨论题目是哈尔滨特派交涉员蔡运升转来的最后通牒。此通牒有三个条件，要求：（1）恢复冲突前中东铁路的状态，（2）恢复苏联的经理和副经理的职务，（3）释放所有苏联被俘人员。我认为要求中国接受作为进行谈判的最后通牒中的这些先决条件是很带侮辱性的。
但是给我深刻印象至今难忘的是那鲜明的对比：当初东北当局，特别是少帅绝对相信“捉鸡”政策必胜的情绪和如今在这次会议上又完全沮丧的神态。所以我说这份所谓最后通牒所包含的内容是能够料想到的，并且作为战败的结果也不是不正常的。但是在接受这些条件时，我们应当表明，苏俄提出的那些问题是谈判内容，谨慎一些是应当的，但中国全权代表不能只同意俄国人的要求。然而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如此沮丧，以致怀疑在接受时是否应表示任何意见，更不用说提什么条件了。所以发给特派交涉员的指示是不加任何修改，完全接受最后通牒。结果签订了《伯力议定书》，时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按《议定书》中的条款，少帅必须派一位全权特使去莫斯科接受详细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涉及苏俄和东北的关系，而且也关系到苏俄在东北的权益。直到一九三〇年十月，被派为全权代表去谈判一个正式条约的莫德惠先生，实际只和俄国代表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谈判拖延很长时间，并没有订出条约，待到次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之后就不再继续谈判了。
九一八事变前我计划在黑龙江领地开垦
我以一个在野之身住在东北。由于我已退出政界，于是对经营开垦事业发生了兴趣。若干年前，我在外交部的一位同僚，也和我的家庭有点关系，由于需用钱，以二万五千元的代价把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的两平方英里的处女地的所有权转让给我。他家在黑龙江拥有比这多得多的土地，准备开垦。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这处女地的地表下有六英尺深的黑土层，特别适于种植。少帅多少知道点我的土地，因此他命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先生送给我同样数目的土地以供我开发，并且还送给我一栋房子，以便我住在东北与他经常接近。所有这些，我都以我个人对东北和东北人民并没有做过什么事，而数以千计的老军人和退休的行政人员比我更有资格加以考虑为理由而辞谢了。我说，确实，我是想搞点开垦工作，但我已经有了两平方英里土地了。他很友好，并说：他很高兴听到我的打算，但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并不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垦殖地点是在该省的西北部，他父亲早已指派邹作华担任靠近兴安的洮安以西一个山区的屯垦督办。一九三〇年二月，他派邹将军来看我，并对我说，他可以答复我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他说，少帅曾告诉他选择这个地区最肥沃的土地由我领取。我问他在他管辖地区内申请土地的条件，他说，按照公布的章程，土地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等四元，乙等三元，丙等二元。以上系指每垧土地的地价数。一垧在东北当地的理解是十亩，但东北的亩比长江流域的亩要大，按照长江流域的标准，一垧大约等于十二亩。邹说，由于向这个地区申请土地的人太多，这个比数自一九三〇年初以来已经提高了一倍，换言之，即甲等每垧要八元。他说：不过少帅曾特别关照，我的申请仍按原价。我坦率地对他讲，这事系属私人性质，我要把开垦土地作为一个企业来干，决不掺杂官方的或政治的意图。我要按照现行规定去办，我感谢少帅的友好情谊，但我希望照规定价格付款。这样我便提出了申请，并且获准购买七千垧，这是很大的土地面积。我照实价付了款。我做了开垦计划，并且找了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毕业的学生来主持其事。
我经常往来于北京、沈阳之间，后来则是往来于少帅暑期总部所在地北戴河之间。我在北京的铁狮子胡同房子，连同私人财产都被地方党部没收了，并把它改成孙中山纪念馆，他是在那里逝世的。房屋原来的样式颇像北京的格式，墙壁都上了红漆，但他们都把它涂上了胶水，所有墙壁都被涂上一层胶，并成了“中山纪念堂”。顾太太去到了那里，当她第一次去时看见房子变成了这个样子而大为震惊。他们甚至把大门全改了。因此，没有同我商量就给北京市长打电话，对没有同业主商量就占据私人房产等表示愤慨。她要去把这一切改变过来，并且恢复原状。市长明确表示，如果她要办，他绝不反对，她可以去干，但不要说是市长让她干的。于是房子恢复了原状，后来也没有任何人说什么话。
少帅倒向中央使国民党扩大会议垮台
一九三〇年华北政局出现耐人寻味的新发展。在一九二九年的大部分时间和一九三〇年初，蒋委员长先后卷入对冯玉祥和对阎锡山的战争。一九三〇年夏，反蒋各派联合形成由汪精卫、陈公博领导，郭泰祺和邹鲁等人支持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我这时在北戴河休假，很喜欢游泳和钓鱼。有一天晚上陈公博和郭泰祺还有另一个人来看我，要和我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他们向我公开了以下各派联盟的计划：即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和冯玉祥。他们还告诉我有一个组织政府的秘密计划，由阎锡山当主席，汪精卫当行政院长，他们要我当外交部长。我明确加以拒绝。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他们继续催促我答应。最后，他们说：“好吧，先别考虑外长了，不要马上做出决定，请到北京去，因为汪精卫要和你面谈。”因此，第二天我去北京。记得在火车站有很多政界人物迎接我：有国民党的领袖们，有阎锡山将军和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我立刻被领到汪精卫家里参加为我接风的宴会。他对我谈了上述计划，并且说他们都在等我答复，然后公布人员名单。
但我在离开北戴河之前已经告诉陈公博和郭泰祺，我认为他们的计划不会成功，并问他们会达到什么长远目的。依我之见，我们的外国朋友如美、英和更多的国家可能只会对新建立的政府感到惊讶，新政府会引起人们注意到中国不统一。人们可以预料到，英国和美国所要维护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分裂的中国，因为任何分裂都会引起许多国际争端。我问他们已经取得什么国际承认的保证。建立一个不被列强承认的政府是无用的。他们回答那就是他们要邀请我参加的缘故。我说，自从一九二七年离开政界以来，我对政治不再有任何兴趣。我的兴趣在外交问题上。而他们要成立的政府是非常特殊的，除非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且保证新政府会存在下去，否则试图组织政府是无用的。而我看他们的政府不可能维持下去。
我根据这个思路在会上发言。我说我无意使他们泄气，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客观的第三者的想法，他们可以由此理解我为什么犹豫而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就我个人而言，我暂时还不愿卷入政治，宁愿继续过平民生活。他们要我好好考虑。我说，北京（其时正当八月）太热，很想回北戴河。他们请我再待一天，因为阎锡山将军要和我谈话。次日早晨得到消息阎已经不见了。他看到当时局势不可能组织政府，就在八月十八日离开北京回山西去了。所以整个计划便成为泡影。
很明显，他们计划组成新政府时，并未与张学良达成谅解。那时张学良和委员长的驻东北代表张群和吴铁城过从密切，南京和沈阳之间经常互通消息。双方都请张学良担任同样的职位，即陆海空军副司令。此事使少帅深受感动。他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他要求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但是他倒向南京一边的决定促使扩大会议的计划垮台。
预感日本要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
我在北戴河时，少帅告诉我，他早已提出应当取消原来的通缉令，他觉得把我的名字列入那些恶名昭著的政客名单对我本人和对中国都是不公正的。他是一片好心，并未告诉我他正在促使南京政府采取措施。在一九三〇年中他告诉我业已安排妥当，工商部长孔祥熙博士已经任命我为中国展览委员会成员，要张学良劝我去南京就职。我确实去了上海，但不是为了去南京，而是为了母亲逝世，我要回原籍安葬，并且和家兄料理家务。上海市长吴铁城也来参加葬礼，他要我到南京去。我在上海时王宠惠博士来看过我，也力劝我去南京，他说蒋委员长和其他同事要我谅解那项通缉令是本不应有的事，因此它已经被取消了，并且要我不必误解政府的目的。（访问者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禁锢令上没有发现顾博士的名字。）政府要起用我为它服务。但是当时我还无意干什么事。我打算离开政界，完全放弃外交和政治生涯。然而事情往往是不从人意的。
一九三一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东北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日本政府一直紧逼的所谓中日三百件悬案，多数都与东北或华北有关，而东北各省和华北，全在少帅统治之下。七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谈到有关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的部署，相当激荡人心。有群众集会抗议中国当局特别是东北当局的行为，有军事当局，即所谓少壮派军人团体接连煽动群众集会抗议几个悬案，特别是一个野村上尉在兴安被杀事件。我首先对东北来的朋友们谈，他们是在那里避暑的。尤其是在少帅把他的夏令总部设在北戴河之后，这些人都到那里去。我看到他们当中的四位：刘尚清，他后来当了监察院副院长；王树翰先生，他是少帅的秘书长；臧式毅先生，奉天省长；一位“北满”特派交涉员。我提醒他们充分注意来自日本的报道和我的看法，我恐怕日本要把东北当局拒绝讨论、谈判和解决所谓三百悬案作为借口，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我告诉他们，我担心如果日本这次采取行动，可能要成为严重事件。他们问我日本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大致可从所有消息来判断，日本人这次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迫使我们在处理那些案件时妥协就范。他们的态度是：“你认为他们竟敢那样干吗？”我说我不能肯定回答，但是我能够从最近几天出版的报纸上的消息整理出一个结论：我怕很可能日本人这次要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忽然领会我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刘先生说我所谈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并转向王说，他们应该邀请我去北京和少帅本人深谈。这时少帅在协和医院治病，虽然他并没有住院。我告诉他们这并不干我的事，我本来无须插嘴提出个人意见，但是我既然过去一直对外交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应当提醒他们注意当时发生的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因为我感到担忧。于是他们问我，如果我实在不愿亲自去北京，我可否把意见写出来交他们转递。我说那倒是个好主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建议诉诸国联并派人实地观察
这封由我写给少帅的信当天晚上就交给了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派人把它送给少帅。两天后的下午他们来访说少帅打电话邀请我当天去他那里。他派他的飞机来接我，他要我和他细谈那封信的内容。我去了，他不在。由于他运动后出汗，全身湿透，去洗淋浴了，请我等几分钟。后来他出来，我们就谈起来。谈话持续不久。因为我不想在盛夏耽在北京，又有午宴约会，就告辞了。他说他要考虑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多住几天，以便进一步讨论。我感觉到他并不像我那样看出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我留给他一封信，表示我怕会发生大事，但愿它不发生。这是七月的事。
到了九月我们都回到北京，但是我没有和他见面，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见他。随后在九月十九日早晨约六点钟，端纳打电话来，首先问我少帅是否已要我去见他，如果没有，他说最多五分钟后我就会得到他的通知。他说他自己刚开过会回来，开了通宵的会。因为日本人已经到达沈阳，攻打北大营，占领了全城，他们都在等待和我商量。我说我还不知道这消息，太糟了。谢过他的提醒后，我赶快穿好衣服。两三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少帅要我立刻到他那儿去，因为他有极重要的事要和我商谈。
我去了，那是在醇亲王府，也可能是在医院里。与会的先生们都表现疲惫不堪。大约有十二位东北集团的领袖们。少帅坐在桌子的顶头，他简要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问我该怎么办。他说他们从一点钟开始讨论，事情非常严重，他们很想听到我的见解。我说，我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对当前应采取的行动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我想此人是儿玉），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
少帅和会上其余的人都立刻赞成第一个建议。至于第二个建议，少帅没说什么，但是有几个人说是个好主意，后来少帅说他认为那是无用的。我说当然它不会立即产生结果，然而也会起些作用。这时有几个人支持这个意见，并且也催快办，少帅说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派遣。我提出一个东北人，他精通日语，叫陶先生。少帅说那是无用的。他不能见到总督，因为总督不会愿意见他。我的印象是少帅不愿意去找总督而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还有一部分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交由国民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但是我对他解释说，虽然请求国联斡旋是必要的，但他一定不要指望能有多大结果或立刻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国联行政院这样的机构，对东北这样的局势，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我说，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东北的侵略行动。
同时我认为要紧的是——事实上真正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是——探听出当地日本负责人士的意向，因为很明显，此事已经准备了几个星期，他们的借口就是东北当局甚至拒绝会见日本派去谋求解决某些问题的负责人员。日本军事当局特别强调的案件就是野村事件。我对少帅说，关于“三百件悬案”的事实或细节，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怀疑是否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数目若干，问题性质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够经由互相妥协来解决的。解决几个案件就会缓和气氛，从而铺平更全面解决的道路。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出也许是由于涉及他个人的尊严，因为直到那时在他领导之下的东北当局全都不愿和日本人接触，他们的表现好像是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局势。
我回家时不知道有三个参加会议的人跟在我后面，包括王树翰和刘先生。他们说他们也完全同意我的第二个建议，要我再对少帅提出来。我说他们提比我提好，我毕竟是客人，他们直接参预了这件事情，又是少帅的亲信。他们求我再去一次，还说在我离开之后他们一再力劝未成，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这个主意应当实行。我说我不单独去，但是如果他们下午和我一起去，我愿意再次去见少帅。结果我去了。这次尝试虽未成功，但是少帅似乎有点感到派个人去也不会有害处，不过他仍旧说想不出适当的人选。我告诉他略加访求定能找到，特别是这是个秘密使命而非公开任务，只是去观察和探听日本军事当局到底准备走多远，以之作为我们决定行动的基础。
《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