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敬
邹鲁自述来往沈阳与太原之间
近期《传记文学》连续刊载《张学良进关秘录》（刘心皇先生辑注，王铁汉先生校订）及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赵正楷先生笔记，沈云龙教授校注）以及王禹廷先生以前连续发表的《中原大战》长文，对于有关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的中原战争资料，大有发现。对于这次战争的起因及其影响，尤其是雄据关外的张学良率军入关参加这一战争，对于一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具有重要而密切的关系。因此，张学良与中原战争，及其与南京中央之拉紧，加以直接资料的陆续出现，显将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
为了从多方面了解这一史实，径就所见，提供一些资料。
关于邹鲁（海滨）代表张学良与阎锡山“签字”对南京中央“打仗”事（《传记文学》二九九号所载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之十二），即是十九年（一九三〇）的所谓中原战争。此事即当时之徐永昌闻之，亦大为惊异。认为邹鲁与张学良并无深厚的关系，如何能代表这样大事？
今检阅邹鲁有关自述，此事亦并非无因。在邹的自述中，虽未提及代表张“签字”的事，但邹当时确实在张学良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来往奔走。其间邹与张之间联系的人物，似为罗文幹。以下摘录邹鲁《回顾录》中有关此事的自述，并注释之。（“引号”内为邹自述，“按”为注释）
“冯玉祥先生派代表王鸿一先生到上海来见我（按邹自称，下同）和其他同志，说冯先生很愿意和我们会谈，坚请我们前往河南新乡一行。”
按：邹自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内极不得意。上记时间，应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春。
“于是我便前往河南新乡会冯先生。……于是我住了几天，彼此谈话感情十分融洽。”
“谈后我由新乡赴天津。……在天津住了不久，我觉得那儿终是个是非之场，决定前往日本。”
按：邹在日本，只记其“山居”，未记有其政治方面的活动。
“不久，东三省发生中俄事件，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东路事件，我静止的血液，复沸腾起来，便离日回国。临行的前一天，适居正先生寄了一包玉版宣纸来。……”
按：中东路事件，发生在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七月，八月以后，中俄即发生边境冲突。居正亦曾参加西山会议。此时闲居上海，与日本方面，素有关系。
“当时我由釜山搭火车，取道朝鲜到东三省。……在沈阳，我住的是一家僻静的旅馆。……那儿我的朋友中，过从最亲密的是罗文幹先生。”
按：罗文幹，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任顾维钧内阁司法总长。十七年（一九二八）六月，革命军将入北京，文幹力劝奉军首领（时称大元帅）张作霖退兵关外。张韪其言。罗时任张学良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顾问。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复委为调查中东路事件专员。
“我旋往见张学良先生，表示此来系因中东路事件，愿往前线观察对俄战事。张氏坚决拒绝。并说：‘他人可去，你独不可去。’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回旅馆后，罗文幹先生来访，我便问他原因。他解释道：‘因为传闻秘密有赏格拿你，假使发生意外，恐怕外人要说他（按指张学良）故意想出花样，贪此赏格，所以不肯让你去。’”
按：据邹自述：在东北游历吉林、齐齐哈尔后，再回沈阳。大约在十一月间，中俄战争正紧。邹返天津。
“适逢冯玉祥先生率领第二集团军，联合阎锡山先生对中央作战。冯先生有个亲信，前来天津，邀我前往，正在车上遇着。我问他：‘此次你来，是冯先生的意思呢？还是阎先生的意思呢？’他答：‘是冯、阎两先生的意思。’我又问：‘这次用兵的意义怎样？’来人说：‘中央无缘无故与苏联闹出乱子，出了乱子，又不派兵出关抗敌，只是天天要裁异己的军队，排除异己的人才，迫不得已，才有此次的用兵。’……于是又问：‘冯、阎对中央的指摘，就是这些吗？关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又怎样？’来人说：‘就是要请你去商量。’我到了太原见冯、阎两先生后，就提出党权归诸全党和订定基本法与民共守的原则。他们都满口应允。”
按：自十一月八日后，冯在太原被阎“保护”，不得自由行动。邹即陪冯住在一起，两人友谊更深。冯氏在河南的军队被中央军击败，退回陕西。
“阎锡山先生准备对中央兴兵，冯玉祥先生也赞成，且和唐生智先生（时驻郑州）约好，取一致行动。冯、阎两先生要我赴东三省晤张学良先生，请他合作。十九年元旦（按：是农历元旦，即阳历一月三十日。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五四二页），大风大雪，我从太原动身，经雁门关赴辽宁。既到沈阳，就约张（学良）晤谈。有一天，深夜十二时，张派人派车来约见。那时我患感冒，带病冒寒前往。……我们谈话的房间隔壁，一阵阵的兴高采烈的声音，由隔壁断断续续地送过来，好像在举行赌会模样。我们谈了约一小时完毕。我对张所说的大意是：‘我希望你帮的忙很简单。因为你处于强邻逼迫的东三省，对国内政治只要不偏袒何方，守着中立，把中国的国土保护得好好的就完了。我对内政的改革固切，而对强邻的逼迫，尤为注意。所以希望你这样。’张赞成我的意见。”
“我从东三省回到山西，阎要起兵，已约集汪派人物在一起。大家都以为张学良先生能够信守诺言。”（邹鲁，《回顾录》第二册，三一七—三二四页）
从邹鲁的自述看来，邹并未提到代表张学良与阎“签字”。如非邹鲁自述有所隐讳，即是阎氏以此话来坚定徐永昌等共同反抗中央的决心，而后者尤属可能。检阅邹的自述，这次中原战争的发动，阎之主动成分极多。彼等只求张学良保持“中立”，亦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此对张而言，既是惠而不费，也是符合张的利益和需要。故彼等相信张氏“信守诺言”，不派兵进关袭其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唯张氏初虽保持“中立”，但后来竟然偏向中央方面而举兵入关。如非张氏改变了念头，就是受到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影响，或者是这两者原因都兼而有之。
蒋介石《自反录》中致张的电文
张学良之改变“中立”的态度而偏向南京中央方面，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是阎锡山与日本方面有所结合，冯玉祥与苏俄方面有所联系，这对于张在东北的地位有严重的威胁。根据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在南京刊印的蒋主席的《自反录》中有关电文，可以看出在中原战争中南京中央争取张氏的若干细节。《自反录》分一、二两集，流传不广。第一集以收集北伐时期[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至十七年（一九二八）]文件为主，国内的图书馆藏有少数。第二集以收集民国十八、十九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内战时期的文件为多，计十六卷，一千七百多页。岛内的图书馆或资料机构未见收藏。此一、二集曾由吴相湘教授在美国影印一份，寄给岛内。其中尤多中原战争时期的文件。自十八年（一九二九）五月二十日至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二十日致张学良的电报有二十九通，是有关中东路事件及中原战争的重要文献。
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原战争的发生，是来自阎方所挑起。他在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日首先致电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先生，要以“共同下野”。这等于是一项挑战书，以阎氏一向小心谨慎。非有制胜把握，决不轻举妄动。这次竟然挺身而出，必有其可恃的制胜条件。据当时的立法院长胡汉民氏在南京一项演讲词中指出：据所得报告，阎氏对外得了某种默契与暗示，才不顾一切地奋勇向前。因为某帝国主义者的浪人军人，向来是希望我国统二统三的，最近在我国南边走不通，北边也走不通，只好走阎先生的唯一的路。而阎先生又恰恰非有这种力量来壮胆不能有为，于是彼此又互相利用起来了（见拙著《胡汉民先生年谱》，四七六页）。胡氏所指“帝国主义者”，当然是指日本而言。
至于日本军人或浪人对阎氏活动的实际情况，在蒋主席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八日致张学良的电文曾指出：“迩来反动派及外人造谣挑拨，无所不至；甚或故做反面文章。确闻阎购日械四万杆。上星期政府曾向日方责问，彼或知其事泄露，故特做此反宣传以为抵赖之计。”此处所谓“反宣传”，是指北平阎方面传说：南京之“中日交涉极顺利，其极注意之处，与东北有极大关系等语”。张学良对此传说，极为注意，特派其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伯秋）向蒋主席打听。蒋主席告知张学良这是阎方的“反宣传”。蒋主席且告张氏：“日军部自去年板西（应为坂西利八郎）到晋与冯、阎晤面后，即派干部数人驻并（太原）联络。此次阎敢毅然出此举动，必系另有背景。此点亦应注意。”（《自反录》第二集，六一四—六一五页）
如果阎与日本勾结，此对东北的张学良而言，真是一大威胁；加以张对日本深怀杀父之仇，对此尤难容忍。此外，在去年五月东北方面搜查俄驻哈尔滨领馆时，已发现冯玉祥与苏俄方面有所联络。如此，张在东北，外有日俄之威胁，内有阎、冯与日俄之相结。就“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而言，在阎、冯发动中原战争之际，其偏向南京中央，对其本身的利益，亦较符合。此点应是张之以后举兵入关，袭阎、冯之后重要的因素之一。
当阎向南京中央抗争之际，张学良于三月一日公开拍了一个电报，居然以调人姿态要求“介公”与“百公”（阎字百川）双方息兵，电文曾谓：“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这是张把“介公”和“百公”二人同等看待，但对冯玉祥只字不提。而“介公”和“百公”对张均有复电，“百公”复电多堆锦、敷衍之词；“介公”复电，不仅提出条件，且希望张“谅不至视此为中正与百川兄私人意见之争”。尽管如此，张和阎的关系，仍然维持下去。据司马桑敦（王光逖）《张学良评传》记述：张之初步断去和阎合作的念头，是当冯玉祥由山西秘密回到潼关的时候，阎曾把各方联名“讨蒋”的电报发给张学良，请他过目签名后便由沈阳发出。岂知阎发出电稿后，因受赵戴文和徐永昌等的劝说，一时动摇起来，便又致电张学良，要张暂缓发出通电。张不解阎之用意，乃派王树翰到太原探问究竟，方知阎事不可为，由此初步断了和阎合作的念头。
在蒋主席自十九年（一九三〇）三月三日复张的三月一日通电后，在《自反录》中有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未再有致张的电文。一直到五月十八日，蒋主席始有电致张，陈述对冯军的归德战果。其中说道：“归德城垣至坚，逆敌集众死守，仅一昼夜围攻，即破城而入，实赖炮火之威。此兄之厚赐，中所铭感无已者。”张所供炮火，并非白送，而是中央备款购买的。所以同电中又说：“所请各项炮弹，务希饬军械处赶速配运。未缴之款，当令即行汇奉也。”（《自反录》第二集，六二〇页）
当六月初，中原战争紧张之际，中央军来自晋军在山东方面的压力颇为严重。此时蒋主席即希望张学良进兵入关。特派李石曾先生赴沈阳，以“全权”与张“奉商一切”。其在六月一日致张电云：“我军全部阵线，均极巩固。决俟敌氛再挫，即行反攻。唯鲁北方面，稍有顾虑，各军因此未便挺进。请兄即日调遣雄师入关讨逆，敌军决不敢顽抗，战局可早日解决，免使人民多受痛苦。”（《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一页）张氏虽有复电，只是报告中东路对俄谈判问题。对出兵事，显无表示。到了六月中，李石曾和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离沈南下。二十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并任张之南来代表胡若愚为青岛市长。（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五九一页）但张学良来电谦辞。蒋主席则以极恳切的电报劝其勿辞。并在六月二十三日电文中改称张的官职为“副司令”，过去的电文均称之为“司令长官”（即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电文中说：“奉读祃电，深佩谦冲，唯我辈以身许国，危难不容避，责任不容辞。”又云：“兄以盖世英才，负全国重望，实为党国众望所归。”这时张才三十初度，以今日眼光视之，算得上“世界级”的“杰出青年”了。同时，蒋主席在电文中，要张履行去年七月在北平的诺言。故云：“犹忆去岁北平握别，承许以中正果有危难之日，兄必慨然相助；且谓交谊诚伪，于此乃见。今正其时矣！”（《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二—六二三页）据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说：这年六月三日张学良的三十岁生日，南京中央方面方本仁、吴铁城，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石友三代表门致中以及为张祝寿专使的党国元老李石曾等，都麇集在沈阳，可谓冠盖云集，盛极一时！接着张群亦奉命携带副司令特任状及印信亲送到沈阳，力说张氏出兵入关。在张群和吴铁城等一再游说下，张学良终于口头上答允，待中央军拿回济南时，他可以考虑出兵。直到八月十五日，中央军始克济南。而这时张学良正和张群、方本仁、吴铁城在北戴河“度假”，却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东北骑兵师长郑泽声、驻山海关之于学忠部旅长马廷福以受陶敦礼煽动，被张学良在北戴河拘扣。而其中马廷福则系受到南京方面的收买，准备进兵入关的（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六〇八页）。张为此事，对于南京颇有不满，他表示：“南京这样做法不应当，但我仍以国内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张学良评传》）事实上，这时的军人都视军队为私有，张亦不能例外也。
到了九月初，中央军在陇海路的战事极为得手，加速了张学良出兵入关的决心，这时东北方面的军政要人如万福麟（黑省主席）、张景惠（东省特区督办）、汤玉麟（热省主席）等多以张学良的意见为依归，唯吉省主席张作相（辅丞）始终反对参与关内的事（《张学良评传》）。所以在九月八日这天，蒋主席给东北方面两个电报，都请“司令长官”张学良转的，一封是转给万主席福麟、汤主席玉麟、张督办景惠三人的合电，一封是单独转给张主席作相（辅丞）的。前者较短，后者较长。后者说到“汉兄既拒绝参加伪政府（指阎等在北平组织之国民政府），以破阎之阴谋；尤望实行出兵平津，以阻冯之流毒。现冯逆部队，纷向后撤，我军正追踪跟进”。致张作相之电，特别点出冯玉祥，乃为前者所无，显然是针对张作相的心理而言。同时对于张作相的“保全”东北主张，蒋主席亦告诉他说：“东北雄师一出，逆部必闻风瓦解。战事即日结束和平统一立可进行，其所保全，实至伟大。”因此也特别请他“敦劝汉兄克日就职（副司令），以靖乱源”。（《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三—六二四页）
到了九月十五日，大势已定。这天蒋主席给张学良的电报，又以“副司令”称之了。要张“从速遴保一人，令其负责全权办理军政善后一切事宜”，而以“不为阎所利用者”为原则，并要他“先占领太原，再定善后处置”（《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五页），显然张对阎氏仍有“保全”之意。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出所谓有名的“巧电”，一般认为此电促成中原战争的迅速结束。特将此一“历史性”的文献，全文附录（如附录一）。
“巧电”的文字表面上，只字未提到东北军进关事。似乎仍是表示其“中立”态度，但紧要的一句话，则是：“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此外，张也取得了阎锡山的谅解，决定了以下几项军事范围：（一）东北军接收平、津两市和河北省。（二）以晋、绥、察为阎锡山之地盘。（三）山东省归韩复榘，石友三军移驻豫南。（《张学良评传》）
九月二十日，蒋主席对张学良的“巧电”亦有答复。文虽简短，而内容却很具体。特附录全文（附录二）。以与“巧电”互相对照。
至于中原战争结束，张学良初履南京情形，尚有若干重要资料可资参考，容再撰文补充。
附录一：张学良的“巧电”
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为栗栗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借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唯希亮察。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原录自《国闻周报》七卷三十八期，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附录二：蒋主席复张学良的“巧电”
沈阳张副司令汉兄勋鉴：巧电及通电全文奉悉，无任钦佩，维持统一以巩固国基，缩短战祸以解除民困，胥赖兄之热诚毅力。闻阎已通电下野，但其企图尚未明了。冯尤未必遽能觉悟。我辈态度稍有游移，转恐予以徘徊观望之机，大局仍难收拾。务望兄即日就副司令职，并促于、王两军克日进占北平保定与石庄，所有大河以北一切善后事宜，谨以全权托兄处置。临电神驰，伫候赐复。蒋中正叩。印。号巳。（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自反录》第二集，六二五—六二六页）
《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