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皇
一幕紧迫追求统一军权之悲剧
近一年多来，为辑注《张学良进关秘录》，阅读了许多关于蒋介石与张学良交往的资料。得知他们：一个是志切统一，再谈攘外；一个是誓报父仇，决心抗敌。两个人的想法不同，做法自异，他们虽然在一条战线上，解决了国内最大的战争，经过也多彩多姿，但一开始，就仿佛是一幕悲剧在开演。
一、蒋张二人对救亡政策的不同
在蒋介石方面，他当时已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成功后的“宁汉之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以及“蒋冯阎战争（中原大战）”，都是蒋先生力谋军权、政权、财权统一所引起的战争。在蒋先生以国家元首又兼军事统帅的地位，自难容拥兵割据的现象，所以，那些战争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他又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在他为保卫他所代表的政权而定出这样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张学良方面，对“杀父之仇”的日本极端痛恨。他在《忏悔录》中曾说：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张学良这种“国恨家仇”的观念，认为军阀内战，对国事无所补益。故在《忏悔录》中说：
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张学良不忘“国恨家仇”，故厌恶内战，欲转“内战”而为“抗敌御侮”。这在当时，是全国的民意所向。
二、东北易帜与对俄事件
（一）东北易帜
张学良在未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前，七月一日，通电致国民革命军领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表示尊重民意，决不妨碍统一。七月四日，张通电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时，又表示：停止军事行动，建议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全国统一。
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等人，前往北平交涉。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适在北平会合公祭孙中山（灵柩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一九二九年奉安南京后，改为“总理衣冠冢”）。邢等先会见蒋介石，后又集体会见了蒋、冯、阎、李四人。
东北代表在两次会见席上提出了下面五个条件：
①南京拟在东北所设的政治委员会，应指派张学良为主任委员。
②国民革命军队伍不进入东北。
⑦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
④南京不在东北设宣传单位的分支机构。
⑤热河省划进东北，成为东北四省。
在这以前，南京政府所提的条件是：
①坚持东北军完全撤出关外。
②东北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③服从三民主义。
④东三省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国民政府派委。
⑤东三省划归第六军区，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派委。
由于邢士廉等与四个总司令的会晤，南京方面的条件大为缓和。蒋介石告邢士廉，只要东北易帜，并服从三民主义，其他条件都可商量，四个总司令之间，冯玉祥和李宗仁是坚主武力北进，以击败东北军为目的，反对蒋、阎的与东北妥协的政策，至七月十七日，李宗仁亦转而支持蒋、阎政策，并拍电给张学良，促其早日决心服膺三民主义。似乎其他条件都可不必再计议。
张学良与南京方面的和平妥协工作，已大致完成。张学良保有东北四省的自主权，而与蒋介石的统一工作还相距甚远。但由于关内的统一工作还千头万绪，只有和张学良妥协，保持名义上的统一。
在此时，张学良对日本谋杀他父亲，念念不忘，决不与日本妥协；故不接受日本鼓动搞独立王国的阴谋，亦不为日本警告不要与南京妥协的恐吓所屈服，毅然宣布易帜。其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奉、吉、黑、热四省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一举，一方面使得张学良继承乃父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事业，获得了一个来自中央政权的承认的基础，依此张学良对东北军内部也确定了他的“少帅”权威；而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的事业，却也因此获得了形式上的完成，尤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基础特别因此更有了进一步的巩固。然而，也就在这同时，在国际关系上面，却也预伏了对他们二人政治事业一个强力打击的伏线。盖蒋的统一事业，使得我们强邻日本感到极大不安，而张学良在易帜之前严词拒绝日本对他依附南京中央的威吓干涉，更使得日本军部对华侵略派大为惊慌失措，因此，也就种下三年后日本军人驱逐张学良和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祸因。
日本对南京政府所施的压力和交涉，记载的资料极多，也为世人所通晓，至于当时张学良在东北和日本周旋时所进行的种种抵抗，一因九一八事变前未为中国一般舆论所重视，二因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成了“不抵抗将军”，他的这段成绩便被对他的一片不满的空气所抵消，因之，也就被人忘怀了。
原来，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以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即开始对张学良施用压力。田中压力的目的有二：一是要张不服从南京中央，反对统一，反对易帜；另一则是要张承认日本在满蒙伸张其铺筑铁路的权益。
据梁敬教授的记述，张作霖死后的六月廿五、廿六两日，田中义一曾两电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他警告张学良，勿与南京政府妥协。林久治郎于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八日、七月十九日三谒张学良，传以田中义一下列劝告意旨：
一、南京政府有共产色彩，地位未稳，东北殊无与之联系之必要。
二、如南京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尽力相助。
三、东北如需财政援助，日本正金银行考虑接济。
张学良认为这是日本干涉中国统一，拒绝了这个劝告。
田中义一又借吊张大元帅之丧名义，派驻法大使林权助以特使身份到沈阳。林权助在吊唁之后，与张学良密谈四次（自八月四日至十二日），其中八月九日的一段谈话，威胁最为露骨，其措辞的颟顸，俨然未把张学良放在眼中。其问答主要内容如下：
权助：国民政府内部纷乱，且含共产党色彩，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三省权益，将受损害，故东三省宜暂观望。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则日本又有采取自由行动之重大决意。望贵总司令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所需，日本愿以全力相劝。
学良：予为中国人，自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予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不过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日本劝告，予固愿考虑，但最后仍当以三省民意为依归，不过就国际关系言，日本当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而日本屡以强硬态度，对于威胁，予亦不解。
权助：日本对此已有决心，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愿贵总司令速下决意！
学良：予之决意，以东三省民意为定，予不能拂视东三省之民意。
林权助威胁张学良时，中国方面有王家桢，日方有关东军的佐藤少将，均在座。佐藤少将并从侧面插言说，此时非讲论是非之时，田中首相之决意，即是非之抉择，贵总司令如拂田中首相之决意，东三省将生重大事故。
梁敬教授在批评这段史实时说：此段回答，今人回读，应知当年日本外交使节所对待吾国地方长官者是何面目。其时关东大军迫在肘腋，学良年未三十，身家生命危如累卵，而能坚护主权不受诱胁，实有足取。而张学良实即在这种强邻压境的威胁之下，毅然于十二月廿九日午前七时通令奉、吉、黑、热四省同时易帜，田中对东北易帜的干涉到此完全失败。
然而，田中内阁对张学良的压力并未因此放松。一九二九年春间，田中更为了敦图、长大、吉五、延海、洮索等路筑路权益，曾令林久治郎与斋藤良卫对张学良进行过五次严重交涉，最后甚至公言要以武力支持测筑路基工程云云，但张学良均严予拒绝。他的回答极简，他认为所有筑路权益事宜应由南京中央做主，日本可向南京去说，假若日本以武力强测路线，则因此引起排日责任他不负担。张学良的坚强不屈的态度，终使日本侵略满蒙计划在九一八事变前未得尺寸进展。
（二）关于接收中东路的对俄事件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七月，接收中东路事件，引起苏俄的诉诸武力，至八月二十八日，苏俄军已经分别越境占领了吉林省东境的汪清和密山。十月十二日，苏俄占了同江，十一月一日占富锦，十一月十七日，苏俄空陆联军攻占西部国境的札兰诺尔，旅长韩光第率部万余名战死，继而东北里守军梁忠甲也被包围，最后也奋战被俘。
这时，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先曾表示“关于防俄军事，仍望妥为布置，中央对俄，抱定一贯主张，自有确实把握”。最后又公开表示，西北军事结束后，中央方有力量与俄决战。至此，张学良对于南京也失望了。他的代表，东北边防长官公署驻京办事处长秦华，替他表白了心中的苦水。秦华对往访的记者说：
关于中俄事件，张长官决服从中央命令：安内御外；昔中央曾云，对防俄事，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军费数百万元，现中央因讨伐西北军故，无暇兼顾，致一兵未出，一文未拨。报载：中央接济东北军饷二百万元，系编遣库券，并非现款，此项库券现存上海，拟设法变为现款，然数目亦甚有限。张长官所处地位甚为困难，一面须防赤俄，一面须与日本周旋。关于外交事件，完全听命中央，关于对俄军事应付，虽边疆已受重大牺牲，然为中央政府外交上争荣誉，亦不能有所顾惜。
这年十月中旬，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衔蒋主席密令来到沈阳。蒋授权给张学良，要张学良从权设法由地方向苏俄觅求和平解决，不必太拘泥于中央交涉的原则。这表示中央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张学良无论外交上或军事上乃至财政上，早已不寄望于南京，既然蒋授意他可以从权处理，他当然也乐得趁早把中东路问题擅自收场。
三、张学良发表巧电，使权力达到巅峰
（一）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巧电”，结束了中原大战。张学良的“巧电”电文如下：
（衔略）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力，追悔何及，此良所为栗栗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借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唯希亮察。张学良叩巧印
汪精卫于九月十九日电询张学良，对巧电“愿闻明教”。电云：
沈阳张汉卿先生、全国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各报馆均鉴：顷读张汉卿先生廿三日通电，爱护和平、绸缪统一，仁言利溥，无任钦迟。窃意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战端既弭，兵祸自熄。谨陈管见如下：（一）开国民会议，总理孙先生遗嘱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十七年间，全国统一，即宜举行，延至今日决难再缓，万不能以维持个人军事独裁之故，不恤动全国之兵以遏抑国民会议之进行。（二）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权力机关，既采民主集权制，不能不由党员选举代表，若以一人指派圈定为得计，则何须乎有党部，何须有党员？故合法之全国代表大会不可不开，否则党的分崩离析，无从补救。（三）在国民会议未开以前，施政方针，须废除个人军事独裁，努力扶植民主政治，更须造成廉洁政治，使外交财政一切公开，在国民会议未开以前即须有约法，以保障人民权利，规定国家机关之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此约法将来可提交国民会议通过……兆铭与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诸同志，日常讨论，意见佥同。值此机缘，竭诚披露，是否有当，及如何实现，愿闻明教。汪兆铭皓。（《新晨报》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张二版）
当日，汪精卫在北平怀仁堂接见新闻记者，佯称局势恶化，只有奋斗到底，次日报纸将其与记者谈话刊载如次：
问：先生对张学良廿三电之意见如何？
答：兄弟今天上午接张廿三电，其用意有两说：（一）为求全国和平而发此电；（二）此电发后，赓续派兵西进，此时尚不明其意旨所在，如张意和平，而能将余致张氏电中所举四项，谋其实现，则吾人原非为对人而作战，一切自无问题，如果时局恶化，只有努力奋斗到底。我们还有太原、西安可去。
问：阎之意见如何？
答：已有来电，表示与我们一致地奋斗到底。
问：阎何日来平？
答：尚未定，因阎不仅负政治上责任，且负有军事上责任，不能前来。我们当推举几位委员前去商量。
问：赵戴文有来平消息，确否？
答：有来平消息，但现尚未到。因此我们先想多去几位到石家庄，现在或者少去几位。
问：东北军队动员，现达何地？
答：东北军扣车动员，为已然的事实，现达何地，止于何地，此时均不得知。
问：冯玉祥有电来否？
答：冯每日均有电来，报告战事胜利。
问：各委员有电致阎、冯否？
答：已有电去，其内容系将致张电文向之报告。
问：其他委员有电致张否？
答：各位同志当然可以去电，但何人去电，尚不得知，东北军此次扣车，为已然的事实。但究止于何地，此时尚不得知。
问：张学良于廿三电外，有无其他表示？
答：闻尚有具体方案，但内容不知。
问：贾景德、薛笃弼对于此事有电报告否？
答：并无电来，大约已有电向阎报告。孔繁霨已回来，对东北大概情形，略言一二。
谈至此，遂与记者作别而出。（《新晨报》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张二版）
从汪精卫对记者的回答中，可以知道他已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张学良对扩大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汪精卫的电报，当然也未予置理。
九月廿四日：东北军接收平津。
九月廿五日：楚溪春军退向南口。（北平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城防自治联合会正式成立），北平市城防移交东北军之手。
十月三日：冯玉祥下令停战。
孙连仲首先表示向中央输诚，孙连仲由韩复榘引介，归顺中央。廿日孙连仲代表到南京，接洽投诚事宜，蒋主席允于收编。
十月十四日：冯在郑州，军权已交鹿钟麟（瑞伯）。十五日，鹿钟麟通电“静候措置”。
“巧电之应声”：联军全体将领电：开封公电、联军师长以上全体将领马（廿一）日通电。联衔复张学良。原文说：
沈阳张副司令勋鉴：顷读巧日通电，本悲悯之怀，为息争之计，仁言利溥，敬佩莫名，窃维年来政象纷纷，民生涂炭，惧大乱之将至，期政治之改善，本匹夫有责之义，进忠言逆耳之谋。冀挽狂澜，免生浩劫，与我公和平救国之旨，正复相同。讵意事与愿违，兵戎复起，将士死亡，皆我袍泽，军需供给，悉民膏脂，战区内外，直接间接之损失，更非可以数计，钟麟等目击心伤，欲泣无泪，倘有正当解决之途，孰忍自相残杀，今我公慨念时艰，指导祥和，凡有血气，莫不同情，第事贵得平，纠纷自解，倘已往之乱源，则将来之隐忧糜已。我公既具排难解纷之热心，谅必公正主张，以顺人望，究宜如何循正当之途以定国是，谋目前及永久之计，以图永安，敬祈详示，但能有利于国，有益于民，钟麟等无不乐从，掬诚奉复，诸希谅察。鹿钟麟、徐永昌、石友三、邓瑜、商震、黄绍雄、刘郁芬、白崇禧、宋哲元、张发奎、杨爱源、孙良诚、张荫梧、李培基、孙连仲、杨腾辉、周玳、刘骥、熊斌、李兴中、秦德纯、庞炳勋、孙楚、张维玺、傅作义、任应岐、孙光前、郑大章、刘春荣、刘汝明、杨效欧、梁冠英、田金凯、赵承绶、冯治安、李服膺、马鸿宾、孙殿英、米文和、关福安、马麒、石振清、李生泽、苏明启、赵席聘、王靖国、沈克、井岳秀、岳相如、刘桂堂、杨耀芳、陈毓耀、张会诏、魏凤楼、冯鹏翥、高桂滋、吉鸿昌、张自忠、阮玄武、张印相、鲍刚、杨龙泉、段承泽、王和民、周士廉、秦建斌、王冠军、张德顺、刘凤岐同叩。马。
自张学良巧电劝“各方罢兵，静侯中央处置”，同日，东北军第五旅董英斌为先锋入关接收平津，十月五日阎、冯、汪自石家庄通电张学良，随即下令各军退到黄河北岸。冯部鹿钟麟、宋哲元等发表通电，宣布遵命撤防，静候措置，宋等由陕渡河入晋。十月十五日，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等发表删电称：
沈阳张学良先生公鉴：年来内战频仍，民生涂炭，今岁为图政治改善，以致兵戎复兴，元气亏耗，人民牺牲，至于不可纪极。钟麟不幸，躬与其役，目击心伤，欲哭无泪，自汉卿先生通电主持和平，当即首先赞同，以为永杜乱源，唯在民主政治之实现，本月江日当局江电，主张依法另行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并厘定约法，速开国民会议，悉本总理遗训，实现民治精神，凡我国人所需要，既见容纳，即我袍泽为民请命之目的可望完成，嗣奉阎、冯、汪三公微（五）日通电，万重汉卿先生促进和平之旨，接受当局以政权还诸国民之意，通饬各部罢兵息民，钟麟等始愿既达，乐观厥成，即日遵令撤防，分驻新乡、修武、博爱、沁阳、陕灵、潼关一带，以期实现和平，至于军事善后，如何妥筹收束，谨当静候公平措置。钟麟许身党国，无补时艰，但使国是能依照上述方针，早日进行，此间部队收束就绪，钟麟个人即当解甲归田，遂我初服，谨电奉闻，诸唯公鉴。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孙连仲、孙魁元、庞炳勋、刘骥、郑大章、刘汝明、马鸿宾。删（十五）印。
十月廿二日，蒋主席由京返奉化。同日任命李鸣钟为豫皖鄂三省边防清乡督办、第廿三路总指挥，辖吉鸿昌、葛云龙、张印相三师。张之江为江苏省边防清乡督办、第廿四路总指挥。梁冠英为第廿五路总指挥。刘镇华为陕甘晋三省边防清乡督办、第廿二路总指挥。刘郁芬为军事参议院参议。
（二）
张学良进关，中原大战胜负立分。蒋先生根据承诺，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张学良。蒋遂决定南返。张学良向来反对内战，当进关逼阎、冯下台时，即有默契，宽大处理其部队。后来，与蒋先生陈述此项意见，亦并未遭到反对。后来在天津会见阎锡山，又与商震、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傅作义、杨爱源等将领开会，决定编为五个军十个师。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二十六日，蒋先生与张学良联衔发表改编各部队的军、师长姓名如下（按此等编制，系加入东北边防军的序列，其第一、二军军长为于学忠、王树常）：
第三军军长宋哲元（西北军辖两个师）
第四军军长商震（晋军）
第五军军长徐永昌（晋军）兼山西清乡督办。
第六军军长杨爱源（晋军）
第七军军长傅作义（晋军）
第一师师长庞炳勋（西北军）
第二师师长孙魁元（殿英，杂军）
第三师师长杨效欧（晋军）
第四师师长冯鹏翥（晋军）
第五师师长孙楚（晋军）
第六师师长杨澄源（晋军）
第七师师长王靖国（晋军）
第八师师长杨耀芳（晋军）
第九师师长李生达（晋军）
第十师师长傅作义（兼）（晋军）
以上所列的编制，为晋军将领所不满，旋增编孙楚为护路军司令，辖三个旅。赵承绶为骑兵司令，辖三个旅。周玳为炮兵司令，辖十一个团，另编三个独立旅。
至于西北军的大员如鹿钟麟、刘郁芬都乘机赴天津，弃了冯玉祥，冯的嫡系部队如吉鸿昌、梁冠英、张维玺、孙良诚、孙连仲也都先后叛冯投向中央。
而退入山西境内者，只有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败兵残将了。
十二月十七日，宋哲元抵平，与商震、杨爱源、傅作义、庞炳勋、孙殿英等晋见张学良，共商西北军与晋军改编问题，当时西北军各部由河南战场渡河，集中晋南，兵力尚有七万。
张学良决定的改编办法：
把西北军缩编为一个军，辖三个师，孙良诚另有任用。
以后中央核减一个师，只准一个军两个师。编遣费定为三百万元，正式任命宋哲元为东北陆军第三军军长，宋奉命后即于二十年（一九三一）二月六日就职。
东北第三军成立，其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乃公推宋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张维藩任参谋长、冯治安任卅七师师长、张自忠为卅八师师长。过之纲带来一万五千多人，反而身无一职，愤而离去。同年六月，中央整编全国陆军，才正式改编宋哲元部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其编制及驻地如下：
军长宋哲元，驻解县，后迁运城
第卅七师师长冯治安，驻运城
第一旅旅长赵登禹，驻离石
第二旅旅长鲍刚，驻翼城
第三旅旅长李金田，驻解县
第卅八师师长张自忠，驻曲沃
第四旅旅长童玉振，驻曲沃、侯马
第五旅旅长张春第，驻曲沃
第六旅旅长张人杰，驻翼城
至此，西北军的名义，已被完全取消而成为历史名词。
民国初年，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已干预政治，随后发展到囚曹锟、逐溥仪出宫的首都革命，曾经睥睨一时，为国人所侧目的西北军，声闻国际，深得俄援，都由冯玉祥一手所创建，到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原战争，也是冯一手所断送。西北军自兴起至瓦解，何其速也。西北军的五虎上将张之江于十四年（一九二五）失势以后，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黯然别去，归于中央；李鸣钟始终反对战争，战后蒋主席都畀以绥靖地方的重任。鹿钟麟、刘郁芬战后已无兵卒，乃通电下野，唯有宋哲元等依然留于军中，收编西北军残部。有感于内战之残酷，沉痛的心情，一改变十九年来追随老长官的路线，从不再为人做内战工具，唯有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属陆军第廿九军，在训练方面依然秉承冯的衣钵，而成独立军旅，于抗日战争中，有显著贡献。
西北军各将领，分别离冯而去，冯也自此走下军事舞台。嗣后，而只有政府给予的位尊而闲的差事了。
（三）
东北军占领平津后，扩大会议立即垮台，阎记国民政府随之瓦解。
阎、冯失败下台后，蒋大封东北诸将，以第一军军长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军军长王树常为河北省府主席。并授张以节制奉、吉、黑、冀、晋、察、热、绥八省军队之全权，将平、津、青岛三特别市划归副司令管辖。在南京政府内部，奉系军政人员红极一时，张作相、王树翰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张景惠、刘尚清被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刘尚清兼任内政部长，张景惠兼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至此，张学良的权力已达到巅峰了。
四、张学良进京欢迎盛况前所未有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蒋邀请张参加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张抵天津时，蒋派文武大员各一人，武为国府参军长贺耀祖，文为上海特别市长张群，前往天津欢迎。津浦路沿线各车站遍贴大字标语，称他拥护中央，促进统一，大有功于党国。十二日，蒋命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一律身穿制服，渡江到浦口恭迎。张下车登上专轮渡江时，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本国军舰奏“迎上将”军乐，外国军舰均悬中国国旗欢迎。抵岸后国府卫队分段警戒，装甲汽车开道掩护前进。宋子文将铁汤池财长官邸腾出来为张的行馆，所有随从人员均下榻南京的豪华旅馆中央饭店。这种盛况，也为南京开府以来所未有。
张在南京逗留时期，每次在大庭广众之中出现，总是与蒋并肩而行，蒋妻宋美龄与张妻于凤至也是一样。外传蒋张二人已结盟为兄弟，我问过张的胞弟张学铭，则称并无其事。张在南京时，宋霭龄、宋美龄姊妹一定要张妻于凤至到上海一见其母，于偕张学铭、朱光沐同行。于到沪后，宋氏姊妹拜其母为干娘，从此她们便以姊妹相称。她们曾着同样服装合摄一影，于立于中间，伸两臂各挽一宋之颈，其亲昵之状，胜过同胞手足。蒋以年长不便与张结盟为兄弟，但通过其妻与张结为干亲，这也够得上说交友之道做得至矣尽矣了。
五、关于谁是不抵抗主义者？
九月十八日夜，日本炮火突然红遍了沈阳城，驻扎在该处北大营及郊外的我国大军，接受荣臻及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避免与日兵冲突，立时退出，于是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国东北的七万五千余平方里的版图，立刻变了颜色。我关东三千四百余万的人民无辜的引颈就戮。我东北的物质、精神皆被日本兽兵扫荡而空之。我东北当局苦心所发明的“不抵抗主义”，遂弥漫了全国。
这是直指张学良是不抵抗命令的发布者，因为张学良是东北当局的最高负责人，对于戍守东北竟以不抵抗把大好河山拱手奉送日人，说他没有责任是说不过去的，说他是自发自动的不抵抗，也不是事实，但是在当时全国舆论界，甚至国家要员，都把责任推给张学良，都没有说到张学良受到命令，都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是自主的甚至是疏于职守。再配上马君武的一首谤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诗中所说的电影明星胡蝶女士，后来证明当时不在北平，且从未与张学良往还，亦未曾谋面。张学良在幽禁中曾向人表示，马君武完全是替汪精卫向他进行人身攻击，而作此诗。至于张学良之开罪汪精卫，系十九年（一九三〇）张发表“巧电”，搞垮了汪、阎、冯等反蒋的扩大会议，是其主要原因。但由于马君武的谤诗，更使人相信张学良是不理军务政事的荒唐者，更坐实了他的不抵抗！
从此，张学良成了不抵抗将军，全国人对他的冷嘲热骂，不遗余力。
从后来出现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关于不抵抗政策的功过得失，只字未提。不过从一些旧资料记录上看，张学良对他自己负了这个不抵抗将军的污名，实在心有未甘。他曾对王卓然说：
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皆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
究竟这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怎么来的，一查当时的资料，便可了然：
原来，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七月间万宝山事件发生时，张学良便曾向南京的蒋主席请示过对日和战的态度，蒋介石在七月十二日复张的密电中，戒告张学良谓：“日本诚狡黠阴险，然今非我方对日抗战之时，除另电王部长外，吾兄亦应监视民众勿生轨外行动。”于右任就在七月十三日复张电中，强调以平定内乱为先，“希望东北同志体会此意切戒轻举”。事实上，张学良七月八日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训令中已有了类似的表示：“一旦与日开战，东北必败，日本胜时必有索求。因之对日工作不论对方态度如何，我方只应限于据理力争。”
蒋介石又担心因万宝山事件导致全国性的抗日运动，曾在江西抚州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拍发电报，内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利用，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八月间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来铣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接铣电后，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并于九月六日电令臧式毅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关于不抵抗，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曾有所揭露。“九一八”那一天，参谋长荣臻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他怎么办？张回答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又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自己也向群众公开说过：“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另据当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证实，九一八事变当夜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由此可见，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
从以上的资料，证明是中央命令也就是蒋介石的命令，使张学良不抵抗的！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蒋介石不想为东北而打全面战争，才令张学良不抵抗，是恐惧事件扩大，不仅东北沦亡，而且要扩大到关内，甚而引起全面战争，那就是“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了。最重要的，还要由张学良负起不抵抗的责任。
张学良到这步田地，也只有听命令，从事不抵抗了。虽然舆论方面一直抨击张学良的不抵抗，但历史家却认为决定不抵抗政策的责任，南京中央政府应是责无旁贷的。
六、张学良奉命负起不抵抗的责任，下野出国
关于张学良负起不抵抗失去广大东北的责任，于是演出极戏剧化的“下野出国”的一幕。何柱国关于这一幕，曾有极传神的描写。他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一文中说：
热河失守后，华北危在旦夕，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把失地的责任推到主持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
张学良辞职电发出后，蒋介石从南昌电约张到保定会晤。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夜，张学良偕同顾问端纳以及汤国桢、王卓然等乘专车前往保定。张学良本以为蒋介石会来慰留他，因此还想请求调集全部东北军，补充弹药后反攻热河，收复失地。他们到保定后，蒋介石的专车还没有到达，宋子文已先到了。他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委员长与副司令都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全国舆论纷纷谴责你们两人，因此你们两人中，必须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愤。”这时张学良才醒悟过来，原来蒋介石约他会晤，是要他下台。他便答复宋子文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委员长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于是宋子文立即将张学良的原话电告蒋介石。午后，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与宋子文立即登车和蒋介石见面。不等张学良开口，蒋介石便说道：“我接到你辞职的电报，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纷起诘责，对我们两人都不谅解。我们两人比如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必须有一人先下水，来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情绪，否则将同遭没顶。所以我决定你先辞职，待机再起。子文转达了你已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张学良当即率直地回答说：“我不战而失东北，早就应该引咎辞职。今又丢失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先下水，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伸国法，而振人心！……不过，日本早已野心勃勃，妄想吞并我全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派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蒋介石说了几个“好，好，好”，便和宋子文下车去了。过了一会儿，蒋介石亲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回访了一下，便登上他的专车走了。张学良返回北平后，即对公私作了安排。经过榆关和热河战役，东北军剩下二十六万人。他将部队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四人分别统率。临行之前，他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讲了一次话。他说：“我要到国外去走一趟，不久就会回来。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元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省这块地盘，交给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乡亲很多，都已无家可归，要照顾好这些人。多给孝侯一些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省这块地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张学良携带家眷和随从，由上海乘意大利“罗西伯爵”号轮船，出国考察。
关于张学良听到宋子文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委员长与副司令都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全国舆论纷纷谴责你们两人，因此你们两人中，必须先有一人下野，才能平息民愤。”这时张学良猛然觉悟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以至失东北、丢热河，原来的目的是叫他下台的。于是他便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答复：“既然如此，那就请委员长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张学良这种轻释兵权的风度，《大公报》曾予赞美。漱流在《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忏悔录》里说：
一般而言，南京方面对东北军的印象本来不佳。“巧电”之后，张学良之跃居华北领袖，有人也只觉得这只是张的一种因缘际会，甚至认为蒋介石对张的“捧上九天”有些过分。黄郛夫人的回忆录中便公然认为东北军远不若晋军、西北军较可期许。但热河失陷后，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污名下野出国之际，天津《大公报》却对张学良喝了一声采，该报除替张叫屈，认为热河之失，责不在张，并历数张之爱国家识大体之美德外，同时更说：“以拥众十数万之大军领袖，经保定车中一席谈（指与蒋晤谈），居然放下兵权，自请摆脱，又不可谓非中国军界之一创例也。”
张学良之轻释兵权和他的和平主义思想以及对权力缺乏积极热情似有关系。从张学良的一些言动上，甚至可以找出他对权力畏避的若干线索。
《大公报》社论的赞美，获得大众的认同，假如冯玉祥、阎锡山等有此种胸襟，何致在编遣会议后发生很多次的战争，历年的内战，把国力消耗殆尽，还怎么能谈到“攘外”呢？
名记者陆铿当时曾有评论：“……谁都不能否认，中国没有一个军阀能像张学良那样，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最高当局一声令下，二话不说，全盘交出，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为什么？国家民族在他心目中有了压倒的地位。……充分表现了识大体、顾大局的负重精神……”
七、对“东北四省被占”的石破天惊的解说
蒋介石口述、陈布雷记录、用徐道邻名字发表的《敌乎？友乎？》其中有一段是对“东北四省被占”的解说，直截了当、坦白无隐，其震撼程度，令人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他说：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但在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因中国尚在革命未成时期，俟下面再详论之）。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亦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即就东北四省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于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但表面虽属沦亡，实际自东北被占以后，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东北人心亦彻底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精神上更密切归属于统一的中国之下。就此一段的证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继续侵略蹙削中国疆土为得计，其结果不过使中国踵行放弃欧洲退保亚陆时的土耳其的先例，缩短战线，出死力以争生存。彼时两国人民的生命牺牲，惨烈不堪预想，但兵连祸结，日本毕竟能否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呢？
这一段话，对东北的军权、政权、财权的俨然独立，很不以为然，而对其“被占”，“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总而言之，这么一来，“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了。
这种解说，竟认为失去东北，与极力谋“军权、政权、财权之统一”的政策，是有帮助的！这种话，出乎张学良的领袖之口，岂不骇人听闻！
八、论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蒋介石自东征、北伐以及北伐之后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蒋冯阎战争，都是在蒋先生竭力从事军权统一运动时，所发生的内战。
一直到民国廿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不抵抗主义政策之下，被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接着又侵占了热河。日本军阀食髓知味，侵略势力又蔓延到了关内。
在这种外侮节节进逼的时代背景中，蒋先生提出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简称“安内攘外”，对日本的侵略，主张妥善应付，能拖延一些时间，将国内的问题解决后再来对付日本的侵略。
但蒋介石极力推行“安内攘外”政策，他撇开日本的侵略，要将所能调动的军队以及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围剿中共。这时，他忽略了民意，忽略了全国民心的向背。说到蒋先生不大注意民意，尚有一例可以证明，一九五〇年国民党党务改造，成立改造委员会。在用茶会方式送过去的国民党中常委时，李宗黄说：“党务改造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总裁应该召开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在总裁下个条子就改造了，总裁未免负责任太大！”蒋说：“李宗黄同志，你认为你还有群众！我告诉你，你的群众就是我！”这个“我”，就代表了一切，哪有什么民意？
当时蒋先生所提倡的“安内攘外”，中共当然是反对者。唯主张立即抗战的人，却绝不尽属中共。反过来说，日本侵略的气焰，逼使全国的人倾向立即抗战，认为内战不能再打了。这是那个时代政治的主流，中共认清了这个主流。蒋先生认为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风气。关于这一点，他深信曾国藩的话，曾国藩在《原才》（《求阙斋文集》）一文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之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终乎不可御者也。
蒋先生为曾国藩的信徒，他便认为曾国藩所说的一二人之心可以改变风气是真理。所以，他对这个时代的政治主流，加以漠视，他认为他可以改变它。这种中流砥柱的精神，这种挽狂澜的气概，他认为是领袖应有的坚强意志。郭增恺说：
譬如张溥泉先生罢，在总理孙先生容共时期，他是一个反对者。但到一九三三年，有一次我去西京筹备委员会闲谈，那天因只有我们两人，溥泉先生即颇沉痛的问我：“你想，人们是愿意做亡国奴呢，还是愿做穷人而不做亡国奴？”从这句话可反映忧时之士的彷徨了。再说，就军事和组织的实力而言，那时只有三万武装部队和三万党员的中共，实在已不成为能够长期抵抗政府的力量了。然而，它竟能挽救其危亡的处境，那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了。
举例来说，河北省高阳县是一个每年有价值三千万银元的布匹输出到蒙古去的县份，手工纺织和蒙古贸易使它成为异常富庶的地区。照理，这样的县份不该会接近“共产党”的，也不该成为“共党温床”的，但当“芦沟桥事变”一起，刘峙将军指挥平汉铁路大撤退后，四乡人民立即在自己的门前悬挂一条红布，表示抗战。他们对于所谓“红旗”也者是代表着些什么，说实话，是并不懂的。他们内心的想法只是：八路军是抗战的，因此便不求甚解的挂起了红布。他们所想的亦只是抵抗“日本鬼子”而已。教这样心理的人们去接受当局所理解的“安内”之重要和非安内不能“攘外”，那是不可能的，而安内攘外政策的基础，却正建立于这样时代背景之上！诸如此类的事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如与高阳县的老百姓们比较起来，张汉卿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似已持重稳健得多了。汉卿将军在一九二九（八）年的换易青天白日旗，是其热望国家统一的表现。欧游回国之后，他坚决“拥护领袖”也是不折不扣的。他教他的干部与复兴社合组“四维社”，这更明白表示了。他觉悟到必须要举国一致，方能洗雪他的国难和家仇。就是从这点，便可了解“西安事变”的设计，原本完全不是十二日在华清池经过那样的。
据杨虎城将军告诉我，“洛阳祝寿”前后，汉卿的内心非常的苦闷。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亦即对安内攘外政策的犹疑过程，这里暂且不去说起，唯其急望能够促成“共同抗战”的局势，则殆已痛苦的内决了。最初，他曾试图邀约几位重要的军事首领，分别的或共同的向蒋先生作坦率的建议，但因故未能实现。及蒋先生巡视西北，他又想单独向蒋先生痛陈所见，又因蒋先生之“严父”的态度，不获毕其所欲言。
关于张学良欲向蒋先生进言停止内战，促成“共同抗战”一节，在他的《忏悔录》中，曾有说明，他的“厌恶内战”的心理甚为强烈。他说：
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这二款，很清楚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感觉。而所谓“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也正就是他对待共产党的一种态度。他对共产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
他把这种“不审远近厚薄”的态度，似曾对蒋介石有过较透彻的表白，在蒋的著作中也曾如下写到这一点，其内容也较《忏悔录》详细。
他（指张学良）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军”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
不过，蒋的记述显然地漏掉了张自述中的几个重要字句。而这几个重要字句正是最代表张的政治感觉的。张的自述中认为“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也就是说，张学良把现代中国的一些内战，统视为“所见不同，权利之争”的。既都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便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曲直，因之，若有化敌为友的可能，也自然可听其化敌为友了。
张学良之能有如斯想法，其实并非偶然。正如蒋文中所写的，张学良在未归中央之前是和国民革命军对战过的，在此之前，张学良并非国民党员，当然也就没有国民党员所具有的孰为敌友或孰为正统与异端的政治感觉。而且，犹有甚者，在这之前，张学良所视为异端者恐怕正就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呢！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当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部队方进出到京沪地带的时候，张作霖命令北京的东北军宪兵包围了苏俄大使馆，逮捕了中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同时并检出关系苏俄重要文件无数。就是这批重要文件后来不久便汇编成为十一大卷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公布于世，其中便有《苏俄与国民党联系工作卷》和《苏俄与冯玉祥军联系工作卷》，而《苏俄与国民党联系工作卷》中，国民党和苏俄顾问间的会议记录以及蒋介石向苏俄所提的工作计划，支领经费的收据等便赫然在目。和国民革命军处于敌对状态的张学良方在苏北豫北一带前线指挥军事，北京方面的这一重大情报，他自然知之甚详，在他眼目中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是一群受苏俄利用的“赤匪”，当无疑问。他后来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尽管形式上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恐怕也只是一种“权利之争”上的妥协，化敌为友的一类型而已。
张学良既有这样的认识，又身居“西北剿总”的副司令，实行“安内攘外”的政策，而又反这个政策。怎么能成功呢？
九、“领袖就是你们的父母”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底，“闽变”发生，张学良奉蒋电命回国。《忏悔录》中曾写下此时他的心境：
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共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即王树翰）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张学良在国外，看到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蒂很能团结内部，增强国力。因而在他回国后，想做领袖的部下，建议拥护领袖，而发表拥护领袖之理论。
他于一九三三（四）年一月八日搭轮抵沪，第二天接待新闻记者发表游欧感想说：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以复兴，因为他们民众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们国家则不然，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的力量，便有人妒忌他来拆台，于是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若是国民不甘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信仰领袖，拥护领袖不可。我们国民应有耐心，要给领袖一个充分试验的机会。
这种拥护领袖说，马上便和当时国民党内的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后不久，便以他幕中文人干部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拥护领袖、信仰领袖的“四维学会”，学会的理事长奉戴蒋介石，张自兼副理事长。由“复兴社”请来刘健群做干事长，王卓然为副干事长；理事中则有王卓然、王化一、高崇民、阎宝航、吴翰涛、黎天才、韩立如等人。张并把这批东北文人干部分别派往南昌或庐山晋见共同拥护之全国唯一领袖蒋委员长，听受训话。
关于张学良这时期拥护领袖的工作，复兴社重要干部之一的刘健群有一篇回忆文章写得很够透彻。刘文不仅写出张当时的政治想法和态度，同时把他自己（也可以说复兴社同仁）的政治想法也有了客观透露。这是颇饶兴趣的。抄一段如下：
他（指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该以德意为借鉴。言谈之下，常以此自负。他认为要以他在德意考察所得，再凭他充沛的精力，以此翊赞蒋公，为他分劳，使中国突飞猛进。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
的确，当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于德意的振兴，是彰彰在人耳目，被人喝采的事实。他们公然指斥英美的民主制度，为一种无益的浪费，假如他们不是因国力进步发生对外侵略的野心，以致于一败涂地，到今日是非得失，也许还没有一定的结论呢？就中国而论，当时政治的趋势：（一）对德意的成就是欣羡的。（二）中国自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分崩离析，久苦吾民。有志之士，渴望中国统一，有一坚强巩固的领导中心，使中国早日由安定而建设，以迅速达到富强康乐的目的。（三）北伐以后，党政跟不上军事的成就，确系事实。当时所谓“党军北伐，官僚南伐”的议论，久闷在一般同志的心头，一旦领导中枢为众人信仰所寄托的人，提出复兴改革的主张，自是得人心之所共同，愿披肝沥胆效命，追随全力以赴。即如当时有名的学人钱端升，即公开发表一篇《民主政治欤？集权国家欤？》显明地主张中国要以集权制度图谋建设。此文颇脍炙人口。……当年的中国，应该偏重集权，巩固统一，改革建设，在政治主张上言，这是前进有力的主张。张汉卿之所云，倒不是肤浅的见解。
司马桑敦以笔名漱流发表的《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认为张学良的“臣服姿态”影响了他“发言力量”，其实，蒋对张发言的“今非昔比”，不在他臣服姿态，而在他的实力“今非昔比”的缘故。又由于他说：“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于是，引起蒋对东北军将领，高唱“领袖就是你们的父母”“反对领袖，即等于反对父母”。这种认识的后遗症，才使蒋在西安把张、杨“逼上梁山”。漱流说：
张学良这种“不是肤浅的见解”，确使他和蒋介石之间产生了一种更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大不同于“巧电”以前的关系。“巧电”以前，张学良以东北一方之尊，在蒋、阎、冯三方之间，俨然以息争之中人姿态出现，而他也就以此姿态做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的副司令，然而，如今他在拥护领袖的强烈臣服心理之下，“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于是，他在蒋幕中可以“有资格穿房入户”，而蒋氏夫妇也待他“亲如父子”，甚至同在蒋幕中的别的将军们都有认为对蒋的恭顺似乎有些过分的了（《彭昭贤所知的蒋张亲密关系》，刊《春秋》一三〇期）。所不幸者，他对蒋的发言力量却由此远非昔比了。他这种强烈的臣服姿态，使他不仅失掉了权力上的地位，也失掉了作用。相对的，蒋对张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却在提高了。老实说，蒋介石能对东北军将领高唱“领袖就是你们的父母”的大道理，认为反对领袖即等于反对父母者，而张学良以副司令资格，后来居然无从对总司令的蒋直陈其所欲陈之意见者，这都是张学良那种甘为人家晚辈的姿态有以致之。
十、张学良对领袖的失望
正当张学良积极拥护领袖，“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之时，由于任武昌行营主任，预备做抗日准备工作，事未成功，引起失望；后来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派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以晏道刚为参谋长，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第三路军以及青海马步芳的军队和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都归“西北剿总”节制。这时张学良所指挥的兵力在三十万以上，与红军对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张学良满以为这回可以取得“围剿”的胜利，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从而在西北站住脚跟，扩大东北军的实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张学良在《忏悔录》中说：
方当边区共军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刘志丹人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
张学良此时觉得南京中央在华北的对日妥协外交导致华北将不保，怎能打回老家去？文中提及的在峨嵋曾表示要出洋者，就是《何梅协定》之前，蒋介石与他会于成都，蒋征求他之同意，撤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改调为川陕甘边剿共总司令，同时张学良好友宋哲元，也因受日本军事特务土肥原的压迫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之职。《何梅协定》消息后，张学良公开对新闻记者批评中央的政策说：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
宋哲元去职时，他又说：
“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
张学良既有了这种牢骚，再认真来看南京中央，就会越发感到失望。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十二日五全大会，他回到南京，有些事，使他的感触更趋复杂。他自己写道：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张学良正感到中央的种种措施是对内非对外，要反对中央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之时，前方的东北军，又被打败，并有师长殉职，于是他又写道：
陕北“剿共”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一九三五年九月，甘泉劳山战役——笔者），此则一〇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郎县直罗镇战役——笔者），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军”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军”之念生焉。
关于东北军两师覆灭及两师长殉职后的情形，何柱国说：
当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在直罗镇中伏全军覆没的消息，由“剿总”急电报告给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学良时，张又急又气。气的是董英斌违背他临行的嘱咐，晏道刚又擅自作主，致使部队轻率前进，惨遭覆灭，急的是他又损失了一个师。前者一一〇师在劳山被歼后，中央不但不给补充，反而撤销了番号，减少了军费。这次，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牛元峰师失败的情况，要求政府优抚何立中、牛元峰两师长及其他在“剿共”中死亡的东北军家属时，蒋介石、何应钦不加理会，拒不给予优抚。张愤怒地说：“我的名望已降低至不到二十万元了！”
此时，张学良对全师覆没不加补充，而且撤销番号，顿悟到“剿共”是削弱东北军，甚至是想消灭东北军，后面的种种蛛丝马迹，都足以证明张学良的这点醒悟。这又是使张学良失望的地方。
一一、对陕甘地区的“剿共”计划旨在消灭杂牌军队
（一）
董显光说：
此时，蒋“总统”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军”业已暂停用兵，欲借此以统一全国，以应付即将来临之对日战争，但不明真相的作家竟谓国民政府对“共军”之停战，系由西安事变时受张学良所迫胁。
为什么要“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军’业已暂停用兵”，来“统一全国，以应付即将来临之对日战争”，而不把共军消灭而后再来对日战争，一如蒋先生所宣示的“安内攘外”政策呢？董显光续有说明：
那时候，中国的西北有三支重要的武力。第一是“共军”武力，虽因当年“长征”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根据地”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
董显光又说：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
这篇文中所说之“最亲信之同僚”，就是指陈立夫。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中，曾有详细叙述。
关于此事，蒋在《苏俄在中国》中，亦曾谈到，他说：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根据董显光、陈立夫的叙述，尤其重要的是蒋自己的说明事实的经过，既然要“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为什么要把“嫡系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的兵力，统统北调”，说是“‘围剿’红军的好机会”呢？何柱国说：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把他的嫡系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的兵力，统统北调。……他认为这时红军主力已集结到陕甘地区，是他“围剿”红军的大好机会。为了部署最后一次大“围剿”，蒋于十月二十二日从南京飞到西安，分别召见了张、杨谈话，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准备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在陕甘地区，并责令他们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张、杨一致向他反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如再命令他们去“剿共”的话，势必造成军心涣散，难以完成任务。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地说：“在‘共军’未消灭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
张、杨向蒋反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说明“如再命令‘剿共’的话，军心涣散，难以完成任务”。他们反映这个意见，一方面说的是实情，东北军被中共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宣传动了心，无心与共军作战。另一方面，是张、杨感到蒋的嫡系军队三十个师开到西北来，他们受到威胁，深恐蒋的嫡系军队把他们吃掉。
（二）
蒋先生原来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但又在准备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在陕甘地区，并责令张、杨做好一切“剿共”准备。这个布置骨子里是什么呢？
从郭增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得到答案，他说：
蒋先生怎样用“安内攘外”政策来折磨东北军呢？赴洛阳祝蒋先生五旬大庆时，汉卿尝力请调赴百灵庙参战，蒋先生却说：
“阎主任会答应你们过境吗？”
汉卿的请求，便这样轻描淡写搁置了。
在西安事变前，蒋先生第一次入陕，召开“剿共合围会议”（十月廿一日——笔者）。一天，汉卿从会议归来，愤愤不平的告诉一〇五师唐君尧旅长：
“蒋铭三（鼎文）今天在会中，对拟定的部署，也提出认为殊不合理。他说：‘甘境既有于孝侯（学忠）指挥的东北军布防，何以重将朱益民（绍良）所部安置在其后背？新到中央各军何以不布置在原有前方各部间之空隙地带以资合围。而重复布防于东北军各师附近？’坐在他身旁的陈诚却在桌子下面止之以足，不要他再说下去。”
蒋先生这样的部署，怎能令人心悦诚服呢？此外，中央本来曾有通令：“凡因剿共损失各部，绝不取消番号，并且立即补充。”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损失两个整师，汉卿却向中央要求不到接济，只得令东北军各师搜集其全部库存枪械上缴，才得恢复了一个一〇九师。其实，张学良何尝没有把这事直接向蒋要求过，只是蒋不愿听，责以烦琐相扰。张说：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当日夜间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
东北军将领的成仁尽节，该无愧于蒋先生吧！而张汉卿那时已穷了，中央的抚恤金既少，发下更迟，这两师的军眷遂至流落平凉、固原，多数不得不操丑业以维持生活。
这种事实，还不能说明，所谓此次的“大围剿”不是内外兼施吗？
张学良既然觉悟到此次的“大围剿”有被消灭的可能，当然力谋停止内战，而张学良的急切抗日，以报“国恨家仇”之心甚热，更使他“一再要求抗日”了。蒋先生还是坚持既定政策，对张毫不假辞色，致引起言辞的冲突。关于这一点，何柱国有较详叙述。他说：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飞回洛阳“避寿”。张学良与我，并约阎锡山同往洛阳向蒋祝寿。想趁此机会再次进言，请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请求批准东北军出兵援绥。去前，阎锡山曾劝张不要向蒋提这些问题，但张学良没听，还是恳切地向蒋介石陈述了继续“剿共”不是上策，只有团结一致抗日才是上策的道理。无奈蒋介石还是坚持己见，根本听不进张的正确主张。由于张学良一再要求抗日，蒋不耐烦地说：“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显然，他们两人是谈不下去了。第二天早晨，阎锡山回太原去了。他临行前，劝张学良道：“你不必再建议了。光劝不行，只得另外想办法了。我是支持你的。”
当天，我随张学良同去洛阳军官分校听蒋介石“训话”。蒋介石在“训话”中，旁敲侧击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知道蒋的话是针对他的，因而神色大变。会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我说：“不知内情的人，听到这话没有多大关系，知道内幕的听了这话，实在感到太过火了！”他嘱咐我劝张不要误会。他还想从中弥补裂痕，替蒋解释说：“他就是这个脾气，发完火就算了。”张学良听完蒋的“训话”后，气得立即返回西安。我在飞机上把钱大钧的话告诉了他。他说：“阎百川（即阎锡山）饱经世故，昨晚劝我不要再提停止内战的话，可是我今后还要谈！”他又说：“不过今后我要干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让她知道！”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催我赶快把东北军整编方案拟出来，以便请蒋批准。这时，张学良听到蒋介石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史良等人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十二月三日，他独自驾飞机第二次去洛阳见蒋。张先将整编方案交蒋，并要求蒋派东北军赴绥东前线去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说：“没有必要去，现在重要的是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接着张学良提出了“七君子”被捕的问题。他问蒋介石：“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又说：“如果说他们有罪，那诚如沈钧儒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我请求你释放这些人，以免失去民心！”蒋介石断然拒绝采纳他的意见。张学良气愤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恼羞成怒，训斥张学良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这样看！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和批评我！我是革命政府，我是委员长。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张学良看到话已讲到这个地步，无法再争论下去，便愤然离去。通过这场争论，蒋、张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表面化了。
关于这一段叙述中，“张学良气愤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这些话已不像部属对长官应有的态度。蒋先生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蒋先生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知道这话是对他的，因而神色大变。蒋先生旁敲侧击地对张学良，也不像长官对部属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在《忏悔录》中说：
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之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军”遂撤出瓦窑铺，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其实，此时张学良和中共间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毫无所闻的。于是，有人建议蒋先生说“西安局势不稳，可以暂缓赴陕”。蒋先生认为张学良不敢越轨，所以在答复建议者时便说：“谅他不敢对我怎么样！”蒋先生不知道张学良“处世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要举具体的例子，便是“杀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二人是东北老一辈的政要，当时杨是兵工厂督办，常是黑龙江省府主席，说杀就杀，可见其鲁莽而且大胆。蒋先生假如当时想到了这一点，可能就不会掉以轻心了。
（三）
此时，张学良受中央种种措施之刺激，已到“忿怒不已”的程度。张学良在《忏悔录》中说：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①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②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①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②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③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怀，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①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②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③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优秀青年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张学良既有破釜沉舟的心，来谏诤蒋介石，放弃剿共，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以挽救国家的危亡，同时，在抗日之前，要保持东北军的实力，准备在抗日战场上和日军血拼。而蒋介石这方面呢，据何柱国的文章说：“在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之前，必须解决张、杨和这两支军队的问题。”其实，所谓此次“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就是要“解决张、杨和这两支军队的问题”的（前已说过蒋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而何柱国当时不知道，以为是单纯的“剿共”问题。不过何柱国所回忆当时的情况，因为有他亲身参加，可信度甚高。何柱国说：
蒋介石和张学良谈崩之后，深感西北的形势不妙。为对张、杨施加更大压力，他将原定在洛阳开的“剿共”高级军事会议改在西安举行。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偕同张学良，从洛阳到达西安。这时，国民党中央大员和高级将领，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蒋作宾、邵元冲、蒋百里以及东北军的于学忠、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马占山、鲍文樾和我，西北军的孙蔚如、邓宝珊等，都陆续来到了西安。蒋介石从特务的情报中，得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摩擦和矛盾逐步消失，并和红军秘密往来。他感到在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之前，必须解决张、杨和这两支军队的问题。因此，他一到临潼华清池，就分别召见两军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用叙餐的方式（张、杨均不在座）进行拉拢安抚。他说：“现在是取得‘剿共’胜利的最好时机。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人必须为最后一战贡献力量。”当有的将领提出抗击日本侵略绥远和收复东北的愿望时，他说：“有我蒋某人在，一定能带你们打回东北去。你们要听我的命令‘剿共’，不可轻信谣传。”
蒋委员长十二月七日召开军事会议，并严令张、杨加紧“剿共”。而召开军事会议亦未令张、杨参加，引起他们的猜疑。十二月十日又发表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宁边区剿共总指挥，益使张、杨疑虑不安。何柱国说：
接着，蒋介石向张、杨摊牌，提出了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度问题的两个方案，对张、杨施加压力，逼迫他们选择去向。这两个方案是：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服从“剿共”命令，全部调上陕甘前线，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中央派大军在后面支援接应；二、如不愿去“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第一个方案，是想驱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前锋，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是置两军于死地，不论胜败，终归于尽；第二个方案，拆散两军，是蒋介石对付十九路军的故技重演，目的在于分别整垮。因此，这两个方案，不仅张、杨无法接受，就连我们这些将领也不愿接受。
蒋先生这样对“张、杨摊牌”，使张、杨深切了解将被覆灭的命运。张学良直接的反应，便是要抱着绝大的决心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何柱国说：
十二月七日午后，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到华清池，他想以至诚来感动和说服蒋介石。张学良声泪俱下慷慨陈辞：“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式解决。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就谈不到救亡图存。现在全国民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听了张学良这片肺腑之言，蒋介石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大发雷霆。他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学良的反复陈诉，最后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拍桌大骂：“现在你就是开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这次“哭谏”失败之后，当天晚上，即与杨虎城秘密商讨对策，他们商定：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并担任西安到临潼间的警戒；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南京军政大员，并解除西安蒋系势力的武装。接着，又发生西安的大中学生们请愿的事。何柱国说：
十二月九日，西安的大中学生们，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一万多人的爱国游行请愿运动。游行队伍到南院门西北“剿总”、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和北院门陕西省政府请愿，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即转向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听说后，使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叫张“严厉制止，格杀勿论！”与此同时，蒋还派中央宪兵第二团一部分人在中途堵截。张学良怕学生遭到杀害，立即从西安赶到灞桥，向学生们作了一次真诚恳切的讲话，学生们深受感动，整队回城。
当晚，张学良赶到临潼华清池，向蒋报告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并一再说明学生们的动机是爱国的、纯洁的。可是一心“剿共”的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还严厉地训斥了他！
蒋当时怎样严厉地训斥他呢？蒋在《西安半月记》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曾写到这件事。他是这样写的：
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张学良听到蒋对他的训斥，使他极为不满，也极激动。关于此事，郭增恺曾记下杨虎城精彩的回忆：
副司令（指张）在六、七日接到全市各校学生将出动游行请愿报告后，颇感棘手。他来问我，有没有办法劝告学生们停止？我说，除非有理由说明不应该抗战，否则就很难为力，结果唯有相对太息。续又听说，宪兵团、省党部等机关都已决定以武力制止请愿，准备在各重要街口布设机关枪，不惜大量流血。这可令张先生冲动极了。那天他来时，脸儿也黄了，眉毛也长了（陕谚：形容焦急愤怒状）；他认为这是最荒谬的胡闹，徒然为委员长掘坟墓，除引起全国更痛恨蒋先生外无任何结果。后来商定由我私人约请教育界疏解，由张先生严戒各机关不准胡闹。八日，学生请愿队伍已冲出城关向临潼出发，同时他又接到报告，那边的宪兵团已在布置机枪阵地，急得他在顿脚，接连叫嚷：“这怎么行？这是什么办法？更多件惨案对他（指蒋）有什么好处？”因此，他单人匹马追出城去，在灞桥把请愿队伍挡住，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向委员长请愿。我是副总司令，可以代表委员长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由我代表你们转达。”我佩服他那股勇气，更佩服他的一番苦心。他单人匹马去挡住学生群众，使他们免于流血牺牲，也使委员长免于再多受一次屠杀青年的罪名；而他却没有顾到他自己是“不抵抗将军”，也很可能遇到意外。
关于学生游行请愿的事，张学良在《忏悔录》中也曾说到，认为此事，实是一关键性的问题：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因为这件事，更增加了他“兵谏”的决心！但张学良还不死心，曾不避“厌烦”，又恳切地做了最后一次的谏诤。何柱国说：
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为了要决定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行动计划，以便第二天发布第六次总攻红军的命令，电召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央军将领们到华清池开会。张学良趁机向蒋介石做了最后一次谏诤，依然无效。
这一次的“谏诤”，在张学良说，他总算再三再四地警告性“谏诤”了。以蒋先生之聪明，一直不曾感觉到“异样”，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何柱国说：
会后，张、杨邀请陈诚、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陈继承等以及东北军将领们在新城大楼宴会。
四时半，当张学良走出华清池大门时，正好遇上驻守在这里的卫队营一营营长王玉瓒，便叫王跟他一同进城去，布置捉蒋任务。叮嘱他“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行动部署”。
晚上，在新城大楼的宴会上，主客之间，觥筹交错，谈笑畅饮，气氛十分融洽，至十时许，才相率离去。
这就是惊天动地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要发生了。
关于这个惊天动地改变中国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实在是蒋先生要紧迫统一军权，而极谋消灭杂牌军队的种种措施，把张学良和杨虎城逼上了梁山。
当时风云紧急的情形，刘多荃曾有极真实的回忆，他生动地描写道：
西安事变的前几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约半小时，王出来了。
我们回到西安，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汇报。王说：“坏了！咱们和红军的往来电报，委员长都晓得了，从今以后，他不允许咱们再和红军联络。委员长叫咱们服从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将来由他领导咱们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蒋还说，王是东北军中有希望的将领，以后要改过。张听完我们的汇报即回屋里去了。
当日下午，王以哲邀我到他家去，密告我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呆了好久，他又说：“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我听后，感到很震惊。就问王：“副司令真能这样做吗？”他说：“今晚或明早副司令还会找我们谈这件事的。今晚杨主任和邵力子主席的宴会我不能去了，请你替我称病致谢。”（那晚杨、邵宴请中央随蒋来西安的要人，并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由此可见，扣蒋的消息王是先我而知的，由于此举关系甚重，他当时的精神也是极紧张的。
九日晚六点左右，我去副司令公馆探听消息。副司令正要吃晚饭，一见我，就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张恨极了，又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方（王以哲的号）找来。”
王到后，张副司令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十日晚九时许，我们被召集到副司令公馆。先到的有王以哲、缪澂流、我、孙铭九、白凤翔及刘桂五。副司令命我到米春霖家将于学忠找来。于一进屋，张就说：“我要造反！”于当时未明白造什么反，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于问张：“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指蒋）。”话到此处，形势已很明了，随后我们即分别按计划开始行动部署。
刘多荃将蒋先生对他说的“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这一段话告诉张学良。张是听命于蒋持“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竟能借制造柳条沟事件，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二十座，略地千余里。四个月零十八天占领东北三个省及一个特区，一口气吞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国土；并使张学良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黑锅，而今竟毫不保留地将失东北的责任推给东北军，张怎不火冒三丈呢！何况张学良自认曾替蒋介石“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而今竟这样相逼，他怎能再忍受而遭“解决”？
总观蒋先生对东北军急于消化的布置，种种迹象和历次的训话，不啻是“阳谋”。迫不及待地对张学良公开斥责，能使张学良不提高警觉吗？例如蒋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最后，蒋又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办，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又据卢广绩记述蒋此次讲话，尤为生动，他说：
蒋就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讲话。张学良同杨虎城均出席。蒋独自立于台上，张站在台下头一行，杨站在第二行，其余军官列队于后，有五六百人。蒋主要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蒋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激动异常。
这些话，实在是已声明要制裁“东北军”，“要打倒他”——意指张学良。事实上，蒋在当时不仅这样充满杀气地表明态度，还十分积极地在调兵遣将，加强部署，风云万分紧急。
就这样，把张学良逼上了梁山！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要造反！”
一二、关于张学良送蒋回京问题
（一）
“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当时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事前定会与中共密商的，但事实并不如此。张学良曾应许中共，向蒋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意张学良向蒋进言屡次均不得尽其辞，至在洛阳向蒋做极恳切之陈辞，又遭蒋痛斥。张学良回陕时，曾答复中共，一时无法说服蒋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商约，他们自动实施局部停战计划，并仍由张学良继续向蒋进言，争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自认此念纯洁，遂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嗣后，屡谏屡遭训斥，遂演变成“西安事变”。事变的发动是为了他们的要求，张认为是达成要求之最后的方法，自无须向中共约商，更何况事属机密又急迫之至，按当时情势也不能与中共事先约商的。蒋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中说：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而且首倡此意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蒋先生研究“西安事变”的真相，了解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这便是后来囚禁杨虎城，并在撤离大陆之前处决杨虎城的张本。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与中共联系，向他们发急电说明一切。
十二月十二日近午，中共干部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阅读张学良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张国焘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他们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①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②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西安；③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④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⑤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做具体表示。
（二）
莫斯科的意见是，主张促使蒋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
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同时，莫斯科的《消息报》的社论，对“西安事变”加以指责云：
西安叛乱，不论以任何口号方案为借口，这一行动……实代表一项危机，不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危害整个中国。张学良虽高举抗日旗帜，其行动显然只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只要南京政府推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抗日的统一人民阵线便不应反对南京，而应与南京合作。
莫斯科《真理报》的社论，直指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是受日本的怂恿。社论说：
日本军部正确计算到：中国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心的团结进展，实为其沦中国为殖民地计划的致命危机。这便是他们怂恿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的理由，在必要时并且不惜使用抗日口号。
苏联发出上述的电报以及《消息报》《真理报》两报的社论，都是代表斯大林意向的。张国焘说：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这个王明的说明，是转述斯大林的真意，他的真意是说：蒋是中国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领袖，他能领导抗日。张国焘说：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哪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中共既然“服从”苏联的命令，接下来他们的难题便是说服张学良的问题了。张国焘说：
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在张学良公馆里正式谈判，以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及共党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最后，在二十四日达成协议，做成了六项决议。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要蒋签字赞成所达成的决议。蒋则为了政府及个人威信，不能在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经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其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你们的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如此反复协调，蒋终于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并做了口头上的承诺和人格上的保证。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做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是国共和解的起点。
（三）
关于张学良送蒋回京的事，张在《忏悔录》中说：
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
可见杨虎城及其部下，是不赞成“释蒋”的，张学良几乎和他决裂，最后是由周恩来将杨说服，才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何柱国说：
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但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只作了口头上的承诺和人格上的保证。这就引起了不少人对蒋的反感。大家对他这种口头上的保证存有疑虑。提出在蒋没有作出更具体的保证以前，不能放他回南京。当时军内外杀蒋的呼声很高，张学良怕别生枝节，影响蒋的安全，决定马上送蒋回南京。这天晚上，他约我和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等开会。宣布他的决定说：“我要亲自陪送委员长回南京，向中央请罪，以便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抗日的问题，等我回来后再同你们商量。”我们大家认为，张学良此去风险很大，担心蒋一出樊笼会变卦，所以劝他不要去，但张表示一定要去。我知道张的为人，凡是他已经想好、决定的事，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便折衷地劝道：“那也只能送到洛阳后，乘原机返回西安！”他还是不听。只是嘱咐我们说：“我走后，关于东北军的事，听于学忠的命令行事；关于抗日联军总部的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
第二天，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下午，张约杨虎城同去高桂滋公馆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乘车直驶西郊机场。我和王以哲等几个高级将领赶到机场时，已四时左右，蒋介石同送行者握手告别时，张学良便走到机师舱外要上飞机，我连忙拉住他的手，想阻止他上去，他却甩开了我的手，坐到机师旁边，我们眼睁睁地望着他的飞机向东飞去了。
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他不住摇头叹息地对大家说：“汉卿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周恩来的语意，是赞成“摆队送天霸”就可以了，再去“负荆请罪”，恐无好下场了。
关于此事，白崇禧在逝世的前一个月，曾在宴会上和一位东北籍者，谈起张学良送蒋回京的问题时说：“张学良太天真了！他应该送蒋到潼关和蒋说，到此处已经安全，请委员长回京，他自己可回西安整理队伍。假如是如此的话，他不会判罪，东北军也不致成历史名词。须知半年后的‘七七事变’已发生，他的战区司令长官还是有份的。举广西的例吧，我和李德公在广西，遇蒋先生召见，没有两人同去的，一定要在广西留一人，等去京的一人返回，这一个人再去晋谒。所以，一直没有发生大危险，须知，蒋先生一直在做统一军权的工作，不是蒋先生的嫡系是应该小心的。”
其实，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他提倡拥护领袖，“领袖即父母”的一段事实，他始终把蒋先生当成父执辈。过去，在东北时，他的部下郭松龄叛变，几乎把他父亲张作霖的统治推翻，那也是惊天动地的事，迨郭松龄失败，老帅张作霖举起手枪要枪毙他，经张作相、吴俊陞跪下讲情，老帅还是把他饶了，并且所有的职务也没有撤除。
这一次，张学良想“兵谏”的动机，非常单纯，并且时时维护委员长的安全。何况，他的“送蒋回京”，也是在保护他，深恐他离开西安会成问题。他还想起郭松龄叛变事件，他老子不是对他宽恕了吗？他既认“领袖即父母”，那么，这一次“领袖即父母”不是也应宽恕吗？
蒋先生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虽系后来补写，但已昭告天下，表示宽大，如说“余生平作事决不计及个人之恩怨，且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所谓“总理宽大仁恕”是什么呢？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而后来总理所责陈炯明者，只是“悔过”而已。从蒋先生所昭示的看来，是不会太离谱的。
谁知父母就是父母。
“领袖即父母”究竟不是父母。
一三、东北军成为历史名词的经过
（一）
东北军成为历史名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之举，实为提前成为事实的最大原因。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周（恩来）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会没有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
其实，张学良在送蒋回南京之前，并不是没有部署，他曾命令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等说：“我走后，关于东北军的事，听于学忠的命令行事；关于抗日联军总部的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但在张走后，西安已获知张在洛阳已被监视，不要说张本无意到此即返西安，即使欲返西安已不可能了，因为他到洛阳已是在中央军的控制之下，不可有活动的余地。
当时，东北军的情形，张虽令于学忠做主，但少壮派军人岂肯听话？他们遂找上周恩来，抱怨他们上中共的当。而周在当时的紧急关头，很冷静地运用智慧巧妙说服了他们。
西安事变后发展演变的结果，是蒋先生使东北军成了历史名词。
蒋先生半生以来，竭智尽虑地从事军权的统一和政权的统一，至是，名义上军权虽似统一，实际上是表面拥护暗中摩擦，距离蒋先生心目中之真正的统一，尚远，尚远！
白崇禧曾批评蒋先生的军权统一是造成中央军清一色的别名，那是特别困难的，假定他在军事上的措施，允许杂牌军的存在，也就是新闻界常说的混一色，那他早就成功了，也不至连续内战多年，把国力消耗殆尽。
（二）
正如周恩来所说，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为张学良始料所不及。张之所以敢送蒋先生回京，有两项心理基础。一是他与蒋先生之关系，他自己认为情同父子——蒋先生亦曾向东北军将领宣布：“领袖即是你们的父母。”前已言之。二是在西安经过张、杨、周（恩来）、宋（美龄、子文）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达成的协议中有“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一项，并经蒋做了口头上的承诺和人格上的保证。张有此两项心理上的屏障，便召集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刘多荃等开会，宣布他的决定说：“我要亲自陪送委员长回南京，向中央请罪，以便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抗日的问题，等我回来后再同你们商量。”可见张学良之送蒋，并没有打算不回西安。二十六日晨，蒋自洛阳飞南京，张也亲送。张在南京有被迫做请罪表示，不料竟军法会审，开庭时，要摘下张之佩剑，张知事已变卦，乃大骂不守信用的政府，说：“剩我张学良一人也要革命。”（自己把自己造成阶下囚，夫复何言？）
于是，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经过“会审”“特赦”“管束”的三幕戏剧化的表演，便将东北军的领袖“严加管束”，也就是软禁起来。而对于在西安方面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方面进行政治分化，一方面加以军事威胁。
蒋先生到西安开军事会议，说是对共军展开大围剿，骨子里实是消灭杂牌军队，前已言之。而今在西安的两支军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领导者，发动西安事变劫持了领袖，虽说和平解决，但秉持“兵不厌诈”的军事古训，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用国法和军纪解决这两支军队，实是顺理成章的事。何柱国说：
一月五日，东北军、西北军八名高级将领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联名发出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揭露他们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为了抵御蒋介石的军事进逼，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高级领导人，在杨虎城主持下，共商作战纲领，并由我参谋团拟定如下：
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不得已时，决以一部钳制西线胡（宗南）、关（麟徵）、毛（炳文）、曾（万钟）、李（家钰）、万（耀煌）各敌。集中主力首先消灭东线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其作战纲领：
（一）东线一带：（1）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2）集中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地区，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以抗击并迟滞该敌及冯钦哉（西安事变后叛杨投蒋）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3）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向渭南方面，突击该敌。（4）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①或参加渭北决战；②或经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二）西线：（1）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2）以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三）北线：以孙（蔚如）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富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四）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财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彬）县输送。
三方面联军从一月五日到十二日，进行军事准备。东北军缪澂流的五十七军、霍守义的一一二师、刘多荃的一〇五师在渭南一带布防；刘桂五的骑兵第六师（原师长白凤翔事变后调“总部”）、檀自新的骑兵第十师分别在高陵、蒲城一带布防。十七路军主力，除少数留守西安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渭北各县，在三原县城设立渭北警备司令部，以赵寿山为警备司令，红军主力迅速从陕北、甘肃开到关中地区。一月七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红军将领率红军两万余人抵达三原、富平一带。红十五军团从甘肃开到咸阳。咸阳是我骑兵军的驻地，周恩来邀我乘车同往咸阳迎接红军，并向部队介绍西安事变经过以及和平谈判的情况，分析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的形势。周指示部队星夜兼程向商县、洛南一带进军，与陕南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一起，威胁由潼关西进的中央军的侧背。我也指示我骑兵军参谋长安俊才协助红军办理进军准备。安俊才并与徐海东合影留念。
这是在西安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组成“西北抗日联军”，来迎战中央军。意思是中央军假如进攻，不惜“内战”。同时，国内外的舆论也一致反对内战。蒋先生本来要军事解决西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贸然进攻西安”。
（三）
蒋先生看军事解决西安问题行不通，于是改用政治手段解决。何柱国说：
一月九日，蒋介石派东北籍亲蒋的吴瀚涛、王化一，拿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到西安来。蒋介石企图以接受改编后，给以种种优厚待遇为诱饵，要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罢兵听命。张学良则在信中嘱咐，东北军和西北军团结一致，不要造成局势的破裂，给人以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并让吴、王两人给东北军将领带来口信说：“我能否回陕，全在大家能否团结一致。”当时我们一致表示要听从张副司令的嘱咐。不久，西安方面就决定派代表与南京方面重开谈判。
我和王以哲、高崇民、董英斌等，商请杨虎城派前“总部”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前往南京面见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并探望张副司令。米于一月十三日到京，正值张学良被转移到奉化，他也跟着一同去了。一月十五日，米春霖返陕。带来了何应钦对和平谈判的甲、乙两项方案和他的亲笔信。还有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文武官员的亲笔信。
南京提出的两项方案如下：
一、甲案
（一）东北军调驻甘肃及陕西邠州以西地区。
（二）十七路军调驻泾河、渭河以北地区。陕西省政府主席，由十七路军方面的人选充任。
（三）红军仍驻陕北原地。
（四）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线上驻十二个团兵力。
二、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安徽省主席由东北军方面的人选充任。
（二）十七路军调驻甘肃省。
（三）红军仍驻陕北。
（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
何应钦在信中劝东北军接受乙案。
张学良在信中说：“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决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两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杨虎城收到张学良的来信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并于一月十六日派李志刚（杨虎城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和鲍文樾为代表去南京，十七日转奉化，向蒋交涉。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求释放张学良；二是要中央军撤出潼关。蒋不但不放张学良回去，反而说张自己不愿回去，要跟着他“读书、学习、修养”。至于撤军问题，蒋仍坚持“西安必须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于是，鲍文樾气愤地单独先回到西安，在绥靖公署里向大家汇报了见蒋的情况。听者无不气愤填膺。此次奉化之行，鲍还见到了张学良，张对他说：“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能回来的。”
鲍文樾所说的“张对他说：‘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能回来的’”这句，考之张学良反对内战的态度，是不会说这样的话，鲍如此说颇有煽动之嫌。例如在“双十二”发动“事变”时，何柱国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何说：
午夜二时，当白凤翔、刘桂五等出发去临潼后，东北、西北两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董英斌和我等，随张、杨在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内等候稍息。张学良在室内来回走动，神情紧张不安。当接到刘多荃从临潼来的电话，得知蒋介石已逃离五间厅，正在搜索时，张学良郑重地对大家说：“若找到了委员长，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亲自向他请罪，维护他的威信；如果找不到他，真的逃了，势必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那就割下我的头来，请虎城兄送往南京，了此公案！”当白凤翔来电话说，在山上还没有找到蒋介石，张学良焦躁地向白凤翔下令说：“如果到九点还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的头送来！”
以张学良这样反对内战的态度，他会煽动着叫“只要西安能撑住”的话吗？但是，经过鲍的煽动报告，在少壮派中起了影响。何柱国说：
第二天，王以哲病中在家里邀集我和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高崇民、米春霖和几个“少壮派”青年军官开了一个会。王以哲的意思是：先要求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然后争取张副司令回来。我们老一辈将领们都同意他的意见。由此，我们与主战的“少壮派”青年军官之间出现了矛盾。
一月二十日，李志刚从南京飞回西安，带来了蒋介石给杨虎城的信。杨虎城立即召集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在会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然后由李志刚报告再次见蒋经过。蒋介石在信中对杨虎城又威胁又拉拢，说东北军即拨给杨管辖，要把东北军分开驻防。并且许愿说，“有何具体困难，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到会的人听了以后，纷纷责骂蒋介石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说他是想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不能上当！
一月二十一日，杨虎城又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人开会，周恩来也被邀请参加。会上分析了形势，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南京、溪口同蒋会谈：一要张学良回来；二要阻止潼关顾祝同部（中央军）西进；三要看蒋是否有所转变。当天，李志刚就衔命到南京转奉化见蒋。这次会谈仍无结果，在蒋的允许下，李到雪窦寺见了张学良。他将西安坚决要求张回去以及蒋的答复告诉了张。张感慨地说：“他是不会让我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想，除非在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在，这两个条件下，东北军还须我去发挥作用时，才有可能出去。”
一月二十五日，李志刚飞返西安后，杨虎城又立即召开会议，听取李志刚第二次见蒋情况的汇报。大家听说蒋介石还是不放张学良回来，更加激愤，议论纷纷。
又经过杨虎城所派代表李志刚往返二次见蒋，所得结论，仍然和第一次一样，对西安的要求完全没有接受。所谓“要张学良回来”，蒋仍然说是张学良不愿回去。所谓“要阻止潼关顾祝同部西进”，蒋亦未允许。所谓“要看蒋是否有所转变？”答案是没有转变。李志刚转达张学良的话：“除非在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在，这两个条件下，东北军还须我去发挥作用时，才有可能出去。”到这个时候，张学良还说“东北军还在”的话，语气并不确定，是他早知道蒋要消灭“东北军”的啊！李志刚这样报告之后，当然会引起群情激愤的反应。何柱国说：
这时顾祝同已进驻潼关，所率大军已通过赤水逼近渭南，对西安形成包围之势。南京又电告西安，嘱派代表到潼关去见顾祝同，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和我开会决议：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到潼关与顾商谈；杨虎城又派他的私人代表李志刚前去协助。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中央军不能进驻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要进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的三原、蒲城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至兰州一线；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定。（与前甲案大致相同）因双方条件距离较大，没有结果。
一月二十八日，双方又开谈判。双方一致同意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的原则。至于具体问题，另由双方参谋人员在和平的基础上商定。西安方面指派我，顾祝同指派他的参谋长赵启，双方用专线电话商谈。我和顾祝同、赵启，虽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但为了留有回旋余地，我并不直接同他们通话，而由谈判的代表米春霖、李志刚等将意见转达给我。我根据电话纪录，同三方面代表商议，并请示杨虎城后作出决定。这次电话会议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所商谈的，只限于军事问题，是在甲案的基础上谈的。根据甲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还是集结在一起的。谈判结果，决定采用甲案。中央军进驻潼关、西安；驻军由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对于划分部队驻地、移驻时间、军费、指挥系统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条款（内容记不清了）。西北抗日联军的撤军命令，正待发布各军的时候，西安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谈判便中断了。
这样，前方在潼关和顾祝同商谈，后方在“和”和“战”的问题上，一直游移不定，老一辈的将领比较持重，偏向和平解决，“少壮派”则主张“战”，以战争为手段，救回张副司令。于是，在“和”和“战”的问题上，发生了绝大的对立，前方的商谈自然就无法进行了。
（四）
西安方面和中央军的“谈判中断”，是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大问题、大分裂，“少壮派”竟然杀了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所谓“东北军祸起萧墙”的悲剧就上演了。何柱国说：
从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西北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内，在营救张副司令的问题上产生了主和与主战的严重对立。“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喊出了“打出潼关去，救回副司令”的口号，主张武力解决，不惜一战。老一辈的将领们，如我和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高崇民等，认为先和平解决西安的问题，后救副司令。我们认为如果再动干戈，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从而断送了西安事变的成果和东北军的前途，我和王以哲等同“少壮派”军官们争论多次，企图说服他们；说服不成，便加以斥责。结果他们不但不服，反而散布出“王、何投降中央，受贿若干万元”“王以哲有野心”“何柱国想当主席”（后来的乙案中有东北军派人任安徽省主席一条）等诬蔑不实之词。
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东郊张家堡，召开了有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于学忠在甘肃没有来参加，王以哲养病在家，我和董英斌参加了会议。我根据杨虎城主任的意见，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主张，提出了我主和的意见：为副司令着想，为东北军团体设想，为团结抗日着想，都应该和平解决，不应打仗。“少壮派”坚决反对。在这次会议上，对和战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后，“少壮派”去找中共代表团，要求红军出兵打仗，救回副司令。中共代表团向他们解释说：打仗对营救张先生不利，所以红军方面不主张打仗，一打起来，容易造成混乱局面。只要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紧密团结在一起，张先生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结果他们不服，又去找杨虎城主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情况越来越紧急了。
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于学忠为东北军最高负责人，所以，为解决和战问题，我们只好派飞机把他从兰州接来。一月三十一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周恩来和我五人代表三个方面，在西安粉巷二十八号王以哲家中开最高会议，决定和战大计。开会时，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双方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杨虎城说：“孝侯是副司令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现在就请孝侯兄发表意见。”于学忠说：“我刚到，不太了解情况。听说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战，意见不一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打仗能够把副司令打回来吗？再说目前军事形势，我们不能只顾东面潼关的中央军，西面呢，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推于学忠说完后，杨虎城问我和王以哲的意见，我们都表示同意于的意见。这样，我们东北军的负责人都是一致主和的了。杨虎城说：“为了大局，大家一致主张不应打仗。我也同意大家主和的意见。”最后周说：“我们原来的主张是主和的，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赞同。不过请你们要注意，要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会发生问题的。”会议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会后，杨虎城再派代表去潼关继续谈判。
于学忠说完后，杨虎城问我和王以哲的意见，我们都表示同意于的意见。这样，我们东北军的负责人都是一致主和的了。杨虎城说：“为了大局，大家一致主张不应打仗。我也同意大家主和的意见。”最后周说：“我们原来的主张是主和的，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赞同。不过请你们要注意，要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会发生问题的。”会议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会后，杨虎城再派代表去潼关继续谈判。
五人最高会议主和的决定，出乎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意料，因此矛盾就更加激化起来。主战的“少壮派”不顾大局，一面逼着杨主任下全线打仗的攻击令，一面威胁周恩来代表出兵。加之有些政治掮客和野心家们（山西的张慕陶曾两次到我家中游说，主张打一仗再和，被我驳走了。）从中煽动，形势就更加复杂危急。
二月一日，街上出现了“除奸”的标语。“打倒出卖张副司令的何柱国”的大标语，也出现在我住宅对面的长墙上。当时，我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是一张要杀的人的黑名单，列有何柱国、王以哲、孙蔚如等多人。我的前参谋处长何镜华，虽然站在“少壮派”的立场上反对主和，但是却不同意采取这种恶毒的残杀手段来制造分裂。因此他冒着风险，及时把有人要枪杀我和王以哲的消息透露给我。我感到情况太严重了，就赶紧去找正在家养病的王以哲，告诉他说：“他们要造反了，怎么办？咱们还是到杨主任那里去暂避一下吧！”他说：“新城里也有‘少壮派’，就是到他家里，也不一定没有危险！”我说：“不论情况如何，到他那里总有个商量解决的余地！”我一再邀他同去。他那时病情很重，加以对“少壮派”的估计不足，认为他们不过是闹闹而已，是不会动刀动枪的，因此，不肯和我同去。
午后，我回到新城，想到形势的激化，不只关系到我个人的安危，而且还关系到大局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危，于是我派我的副官于贯宜，接周恩来代表到新城来。我又打电话请王以哲来，他说什么都不肯来。这时周恩来、于学忠和孙蔚如，先后来到了新城。
当时我家中只有参谋刘士玲，副官谢佩凤、李喜成、李郁棻等人和二十余名警卫。我内人贾成敬，因患严重的心脏病，早已携沈忠、榆忠两儿去汉口就医。二月一日傍晚，我带着副官于贯宜，携带行李，住到杨虎城主任的公馆里。我向杨谈了情况，交换了意见，他也认为局势非常危急，但又感到难以控制，十分焦急。
二月二日上午，我得到了“少壮派”孙铭九等派人杀害王以哲、徐方等人的消息，大为震惊。杨主任也得知此事。我问他怎么办？他只是“唉”了一声，说不出什么。随即我们和周恩来代表商量对策，以防止事态的继续扩大。
孙铭九等在杀害王以哲的同时，还派兵包围了我的住所。幸亏我已避往杨虎城公馆，使他们扑了空。他们缴了我家中卫士们的枪，关禁了我家里的工作人员，而后就跑到新城来抓我。我和他们在一个小会客室里会面，向他们说明主和的理由及其利害关系。他们大吵大闹，秩序极乱。我也气愤已极，不知打了谁两个耳光。他们说：“这是杨主任的公馆，咱们是东北军，应该到外面去开会。”几个人上来架我，我说：“好，咱们走！为了抗日嘛，死了也不算什么！”正在这时，杨主任来了，挡住了他们。他气得拍着胸脯喊道：“我这里不许抓人，把他留下！你们这是干什么？谁叫你们这样胡干！”这时西北军的将领李振西等人相继到来，孙铭九等看到情势不利，只好退了出去。事后我才知道，事前杨主任为了防止不测，提示他的卫队，凡是进杨宅的人，一概不许带枪。不然王以哲被杀，我岂能独存！事后我亲自书写“再生之德”四字，做了一个银盾，送给杨虎城主任，以纪其事，以志其德。
抓我的同时，又有几个青年军官，冲进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办公室，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斥责。这些人自知无理，只得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参加过张学良与周副主席的会谈，在东北军内是一个有影响、有威信的重要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将士们的强烈愤慨。驻防在渭南前线的刘多荃、缪澂流得讯后，准备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军，要杀孙铭九一伙，给王以哲祭灵。在混乱中，我听说六十七军的将士们，把杀害王以哲的卫队团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刘多荃认为最先和红军接触的高福源，也参加了“二二”事件，便派人把他诱杀了。又听说愤激的将士们，还要杀掉孙铭九等。面对这种自相残杀、自毁股肱的纷乱局面，我们心急如焚。为避免东北军的进一步分裂，由周恩来代表出面，派刘鼎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几个肇事者送到三原红军地区，同时支持杨虎城用军事压力，迫使孙铭九的卫队团和“先锋队”开往邠州，避免了事件的扩大。
在“二二”事件发生后的极端混乱中，周恩来代表率中共代表团成员，首先去王以哲家吊唁。杨虎城主任、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的将领以及西安的文武官员，也先后前往王以哲家中祭奠和慰问家属。二月四日，毛泽东和朱德发来唁电，对王以哲“力主和平，力求统一团结”而遭杀害，表示痛惜和哀悼。这对安定人心，扭转岌岌可危的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北军这样的混乱，正是蒋先生不放张学良回西安的“高明”处。他原来是要削弱或消灭东北军的，假如将张释放，不是又增加解决东北军的困难了吗？
（五）
东北军这样的“祸起萧墙”，再和中央军谈判时，已经不是和战的问题，而从前要求的条件，自然不被重视，也自然只有听从整编和调遣的摆布了。何柱国说：
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都有人叛离。“二二”事件发生后，骑兵军的骑十师师长檀自新与刘峙勾搭，并串通驻在武功的一〇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叛张，同时还煽动我骑兵军参谋长安俊才撤离咸阳。檀自新于二月三日在蒲城叛变后，将西北军第三警备旅旅长孙友仁和民团司令韩世本以及杨虎城主任的母亲扣留在蒲城（蒲城系杨的老家）。
杨虎城得知他老母亲被扣，很是焦虑。他和我商量说：“听说檀这个人很坏。老母被困蒲城，时有危险。柱国，你有没有营救办法？”我想了想说：“我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和檀自新有旧交，可以先派他去看看情况。”杨表示同意。杨大实第一次去，檀不接受劝告。后来杨大实又和他几番周旋，并警告他，如不听劝告，在他周围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随时可以解决他。他看到形势不利，才答应杨大实将杨老太太接回西安。后来杨虎城派杨大实接任蒲城县长，处理纷乱之局。“少壮派”孙铭九等离开西安后，我军部参谋长安俊才和骑十师的张庆弟、张景奎两团长等，相继率部归来。
由于檀自新和沈克的叛张，十七路军警备一旅旅长王俊投向胡宗南，警备二旅的沈玺团、唐得盈团叛变投蒋。再加上东北军的前线部队，为给王以哲报仇，擅自撤离渭南，使中央军得以乘虚而入，占领了渭南。这就更增了对西安的压力，使西安方面失去了在谈判中的有利条件。这样一来，摆在东北军、西北军面前的已经不是主战主和的问题，而是连比较有利的方案，也难以实行了。
从前东北军就受中央的渗透和分化。如今，东北军的少帅已被中央软禁，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更易渗透和分化。以上所举叛张的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背景下，纷纷自谋出路。
到二月四日，东北军和西北军各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实，就是“投降宣言”。投降后，透过“整编会议”，把赫赫有名的东北军取消，使它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何柱国曾把这一幕悲剧，很冷静地叙述，没有一句伤感哀痛的话，而伤感哀痛自在其中。他说：
“二二”事件平息后，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在谈判中达成协议。二月四日，东北军、西北军各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向全国人民申述西安事变的经过，说明事变的目的，在于“内求和平，外求抗战”。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惜一切之牺牲”。
按照和谈协议，从二月四日起，东北军撤向渭河北岸的大荔、蒲城一带，十七路军撤到三原、泾阳、耀县等地。
二月八日，中央军派宋希濂三十六师先进西安接防。二月九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
中共代表团撤离西安后，在西安设立了红军办事处，继续与南京政府商谈团结抗日的问题。
南京政府随即颁发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对东北军及十七路军进行整编。杨虎城主任着手进行十七路军的改编工作。我代表东北军与顾祝同商讨善后，力争东北军不被拆散，留在西北。开始时，决定按照先前提出的甲案进行，东北军移驻西兰公路陕甘边区，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仍为甘肃省主席。但东北军有些将领不同意这样调动，他们不愿再留驻西北，要求调出潼关。于是，我和于学忠多次往返于西安与南京之间，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要求，最后得到蒋的批准，调于学忠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我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仍兼骑兵军军长，部队驻陕西邠州；五十一军军长，由于学忠兼任，调驻江苏淮阴。六十七军由吴克仁继王以哲任军长，调驻安徽阜阳。刘多荃的一〇五师，改编为四十九军，调河南省南阳附近。这些调动基本上是按照以前提出的乙案进行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旬，在开封举行了整编东北军的会议。由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负责召集，顾祝同主持会议。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万福麟、刘多荃、缪澂流、吴克仁、董英斌和我都参加了。在这次整编会议上，一些具体工作是由我负责做的。会议结果，东北军除我的骑兵军外一律调离西北，到上列防地进行整训。所谓的整编会议就此结束。没有多久，东北军除我的骑兵军外，全部陆续东调。临行之前，发表了《东北军移防致西北同胞告别词》（略），向西北同胞依依惜别。从此，东北军也就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了。
回想东北军之创立，张作霖自清末编为统领，屡迁陆军二十四镇统制。民国初年，以陆军二十七师师长，代理奉天军务督理，兼署省长，升为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兼领热河、察哈尔、绥远，东北边防督办、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任安国军总司令，称大元帅，进掌北方政权，对外代表中国政府。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国民革命军进抵河北，张作霖乘军返辽，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迨张学良接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率东北军之后，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东北易帜，完成国民革命统一中国。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挥军进关，结束了“中原大战”，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负责黄河以北各省市的大权。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后，又替蒋委员长挡住国人对“不抵抗主义”的攻讦。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二日，又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兵谏”。如此显赫的一支军队，到张送蒋返京被幽禁之后，正如何柱国所说的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分割编遣，从此把东北军送上了历史。在东北军的立场上说“不能保持它光荣的历史，岂不可哀？”在中央方面来说，虽付了很大的代价，总算把它统一了。
（六）
关于东北军成为历史名词的实施经过，是如此的：
第一是调虎离山。西安事变时，东北军的部队，除五十三军率三个师，驻河北保定附近，炮六旅驻洛阳，炮八旅驻武汉外，其余的军队都集中在陕西关中和甘肃平凉、兰州地区。东北军本身既成一个整体，又与第十七路军和红军连成一片，而蒋先生最担心的是东北军依靠红军，他认为这对他有更大的危险。因此，首先提出必须将东北军调出西北，即为实行“分而灭之”的目的。
第二是西安事变后，将东北军整编为五个军，骑兵军仍旧。东北军原来每军辖三四个师不等，在陕甘共十四个师，除一〇五师八个团，其余每师三个团，统计步兵共四十七个团。调出西北后，东北军即改编为每军两个师，每师两旅四团，共八个团，则较原来的十二个团削减三分之一。
东北军各军被整编的具体情况及结局，是这样的：
①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原辖第一〇七师、一一七师、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共四个师。西安事变后，于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开到安徽亳州、蒙城、涡阳一带地区，改编情形如下：
军长吴克仁、副军长贺奎、参谋长吴桐岗。下分为两个师：一〇七师和一〇八师。一〇七师系由原一〇七师和一一七师合编的，师长金奎璧、副师长姜保德、参谋长邓玉琢。下属三一九和三二一两个旅，由吴骞和朱芝荣分任旅长。一〇八师系由原一〇八师和一一五师合编的，师长张文清、副师长唐振海、参谋长梁同淇，下属三二二和三二四两个旅，由夏树勋、刘启文分任旅长。（这个改编，仍然保持东北军原有的历史系统，不过仅仅是把各师改编为旅罢了，把每师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同时扩大了团的编制，补足了缺额。）抗战初期，在上海战役中，军长吴克仁在战场上牺牲。所辖一〇七师全部损失，师长金奎璧撤职，回到重庆后病死。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编入第二十五军后，升任该军军长。于是六十七军的番号便被取消。
②第五十一军原系吴佩孚的旧部，有两个师，由于学忠率领投入东北军，到东北军后又增加一个师，编为三个师的军。开始番号为东北军边防第一军，驻防山海关一带地区，后改为五十一军的番号。军长于学忠，颇为张学良所信任。西安事变后，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该军开到苏北的宿迁、睢宁一带地区时，所辖一一三师、一一〇师、一一四师和一一八师。到防不久，改编为一一三（师长牟中珩）和一一四（师长周毓英）两个师，师辖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挺进到山东地区与敌伪作战。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牟中珩继任五十一军军长。转战数年，损失殆尽。到了战争末期，退出山东，开到皖北，虽加整顿，但战力已弱。于学忠也终于辞去总司令的职务。调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到国共内战时期，蒋又命五十一军参加战争，到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在枣庄“投共”，最后的军长为周毓英。
③第五十七军，在西安事变后，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开向河南周口、淮阳、太康一带地区时，辖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二师和一二〇师。到防地后，改编为两旅四团制的师，即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抗日战争时期，挺进山东，归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到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秋，该军军长缪澂流辞职。缪改投奔胡宗南，被任为游干班主任，而五十七军遂即撤销。两个师受鲁苏总部直接指挥。后来，第一一一师的主力由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率领“投共”。到抗日战争末期，一一一师的残部和一一二师又合编为第十二军，军长为霍守义，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季，在兖州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④第四十九军原辖一〇五师的第一、二、三旅（每旅三团）及直属部队。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三月初开到南阳附近，即改编为第一〇五和第一〇九两个师，师长是高鹏云、赵毅，每师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第一〇九全师损失，番号取消，该军另编入蒋军嫡系的一个师。到国共内战时期，该军开到东北，全军的干部如军长、师长、团长以上军官重新调整，多换为中央嫡系的军官。该军最后的军长为王铁汉，一〇五师最后的师长为于泽霖。
⑤第五十三军原辖一一六师、一一九师、一三〇师。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六月间，在河北省保定附近地区，改编为一一六和一三〇两个师，师长是周福成、朱鸿勋，师属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转战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云南及印、缅等地，损失甚重，没有什么补充，实力甚弱。国共内战末期，沈阳战役时，在沈阳放下武器。最后的军长是周福成，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
⑥骑兵军原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骑十师，开始还有骑七师门炳岳部。西安事变时，骑四师随五十三军驻保定，骑十师师长檀自新率两个团，投奔中央。抗日战争时期，骑兵损失过大，尤其没有马匹补充，最后存骑三师和一个步兵旅。抗日战争结束时，骑三师被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改编，骑兵军遂告结束。最后的军长是徐梁。
蒋公曾令东北军各军遴派代表一人到奉化溪口来见张学良。蒋公的意思是要张学良亲自说服东北军，要东北军安心服从编遣，也要东北军死了心。
东北军代表：唐君尧（一〇五师旅长）、李振唐（五一军一一三师师长）、周辅成（五三军一二九师师长）、霍守义（五七军一〇九师师长）、吴克仁（六七军军长）、张守经（骑兵军骑二师师长）等六人。他们分别与张晤谈。张学良说：
我原是只求问心无愧，个人如何，是用不着计较的。你要知道，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于民国二十二年由上海出国的时候，曾经给团长以上军官每个人一封信，那封信是怎样向你们说的？你这次回去必须告诉刘师长（指刘多荃），将来东北军就是一连甚至一排的被分别调到任何地方去作战，都要接受上级的指挥，这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军人。
张学良因为一步错（到南京）已被幽囚，他希望所有与他父子共患难几十年的东北军人，有一个安身之处，不要被消灭——能存在才是真理。张学良这一段谈话的言外之意，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爱护东北军人、一种悲天悯人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觉。他说话时没有愁眉苦脸，而比愁眉苦脸更痛苦，没有叹息而比叹息更哀感。
东北军已经确切感到今非昔比了，都服从了中央的分割编遣。
一四、蒋先生为什么不释放张学良？——舆论界的翻案风为何吹到他的头上？
（一）
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到达洛阳，蒋先生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周和戴笠取得了联系，是叫戴笠在南京布置好，等张学良一下飞机，就软禁起来，完全把在西安机场上说的话忘记了。他当时在西安机场上匆匆对张、杨及各将领说了几句话：“你们这次事情做得很冒失的，幸好觉悟尚早，一切主张既经考虑接受，过去的也就不必再说了。今后各自安心训练部队就是。”这几句话，后来经陈布雷之手变成了“对张、杨的训话”。蒋先生叫祝绍周联系戴笠的话，详情见诸戴笠的布置。张严佛说：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担任书记长。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笠从西安回南京来了。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天（二十五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他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在洛阳西工第一军分校，因天晚，改于二十六日回南京。张学良同蒋介石一起到洛阳的消息，经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周来电和戴笠取得了联系，严密封锁了消息。晚间，戴笠又找我同刘乙光去，他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准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坐警卫汽车跟在后面。”
二十六日下午三时，蒋介石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何应钦等簇拥而去，只有戴和我们少数人还留在机场。宪兵特务重新布置了警戒，十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到了，张学良下了飞机，即由戴、宋两人陪着上汽车开走了。我到飞机场去是对张学良执行扣押任务的，自觉不同他打照面最好，于是混在宪兵特务人群里，没有同他见面。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此后，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人。刘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他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一九四六年戴笠毙命之后，就由蒋介石直接指定刘乙光继续看管下去，不准换别人。一九四〇年，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刘乙光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张学良的房子周围，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根据张严佛的叙述，蒋先生之幽禁张学良，当飞机安全飞到洛阳时，即已决定。其他枝枝节节的经过，都系作戏，都系表演性质而已。
（二）
接着，军事委员会遵照蒋先生的意旨，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公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经李提议以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李又要求国民政府及军委会暂调军法官与书记官各二人参加。审判时，李烈钧说：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学良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语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张学良说：“你是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勿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我将审判经过，分别呈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鉴核。蒋嗣即呈请国民政府给张学良以特赦，张学良判处之罪刑，免予执行。
该文的“备考”，是该文整理人李希泌写的“后记”。他说：
抗战期间，李烈钧曾到昆明，住安宁温泉我家里养病。他在精神较好时和我谈过他在西安事变时充当最高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经过。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问心无愧，有什么畏惧呢？当审讯张汉卿时，张问我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要人如冯焕章等都是同情张汉卿的，主张赦免对他的处分，释放他。蒋在西安回南京前，可能表示过保证张送他回南京后的安全。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是准备把好人让蒋介石来做。不料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
李烈钧这一段回忆，颇有惋惜后悔之意，他不应该有“准备把好人让蒋介石来做”的想法。
傅斯年在密函里曾谈到审张的情形，说张受审时确有强烈表现。傅说：
张作一个政治演说，大骂南京政府及蒋先生左右，自何（应钦）至政学系、银行家等等，谓蒋好而南京太坏，彼如在一日，必拥护蒋，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此演说把审判长大大地感动了。事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所谓管束有三端，即居处、见客、通信皆不得自由也。
从傅斯年密函里所说的“西安事变”，是他当时所听得的确实消息，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的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派学者的看法。
（三）
李烈钧对审判张学良的回忆，比较简略，其中有一段问答，是张学良对国民政府要员的批评，亦颇有建议的意思。这段对话是这样的：
审判长……续问：“你为什么把中央许多大员都拘禁起来，这还不是叛乱吗？”张大笑，答：“他们身为大员，平日穷奢极欲，不知爱国，蒋委员长就误在他们身上。除了蒋百里先生未作官我是敬佩的以外，那一个是有牺牲精神的。譬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拘留，不过几天，还是调戏万耀煌的娘姨，可谓老而好淫。又如平日口出大言的陈×，领袖遇难，又不营救，又不殉节，竟进入厕所阴沟内，把他拉出来，满头满身，都是屎泥，这也配得上谈抗日救国吗？还有……”李烈钧听他骂到“陈×”，愈来愈不像样，只有停止其发言。稍息，当庭宣判，并退庭。
张学良对中央要员的批评，颇为中肯，他们以及他们的领袖，还不该警惕吗？蒋百里曾说：“一个人总容易为历史所支配，尤其容易为自己成功的历史所支配，蒋是以黄埔建军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黄埔生用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我便很为他担心！”可惜，蒋百里不当面向蒋介石建议，只私下议论有什么用呢？
张学良为抗日发动西安事变，而真正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以迄胜利。他始终不能上战场指挥作战，以报“国恨家仇”，这可以说是他最痛心的事。
为什么不能上战场呢？是他被“管束”。“管束”，其实就是“幽禁”。
“管束”的情形如何？正如傅斯年所解释，居处、见客、通信皆不自由。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原军统局特务队队长）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人。刘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他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他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张学良的房子周围，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二月三十日，张治中到新竹井上温泉看张学良。张学良托他向蒋同时向宋美龄提两点要求：
第一点，他希望能够恢复自由。并说恢复自由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请求。
第二点，要求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张治中回南京后，向蒋提出张学良的两点请求，蒋只哼了几声。他去找宋美龄，把张学良的请求向她说了一遍。宋当时第一句就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后来，刘乙光到南京，晋谒蒋先生后，告诉张严佛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这就证实了“见客”的“不自由”。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蒋先生引退，李宗仁代总统后，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及所有“政治犯”。蒋先生坚决不同意，命令军统拒绝释放。
由这些有关的人之叙述看来，蒋先生对“管束”张学良一点也不放松。这事，尤其是坚持不释放的事，引起的批评很多。自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月核定审判起，一直到现在（一九八八），已经五十一年了，批评还是不断。但这些批评，都围绕在张学良“送蒋回京”之前，有对张的承诺，后来竟未兑现，批评的话虽绕了很多圈子，骨子里还是在于失信，又有隐隐藏藏说些孙中山先生度量大，唐太宗胸襟开阔，影射之意，自然甚明。
其实，他们那么多批评的人，都没有说到关键地方。我试加解释如下：蒋先生一生在统一军权上下功夫，本来，这一次到西安围剿时，就是要拆散东北军的；接着，发生西安事变，对拆散东北军更是名正言顺了。蒋先生不释放张学良，是深恐他被释放之后，再把已拆散的东北军集拢来，是蒋最不愿见的现象。所以，就叫张学良委屈些了。
这是一幕紧迫追求军权统一之悲剧。
这也是蒋先生处心积虑取消杂牌军队最复杂、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四）
现在，谈张学良的问题，撇开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有人保证的问题不谈，只说经过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又经蒋先生呈请特赦，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切经过，都是对的，都是依法行事的。
按道理说：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严加管束，是赦免十年有期徒刑后的处分。而“严加管束”的时间，再长也不能超过本刑的十年。如今，已是被“严加管束”五十余年了，这超过十年的四十余年部分，就是冤狱。所以在一九八八年二三月间，舆论界的翻案风吹到张学良的头上，认为张学良的长期幽囚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应该设法补救。
就是张学良本人也曾对超过十年的幽囚，表示很大的不满。张严佛说：
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幽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老戴（戴笠）、老宋（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太过分了。”
正如张学良所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这是张学良的感受，他还没有说到特赦部分，如果将特赦部分说上，就更证明关押十年之后的再关押，是更非法的！非法的关押就是冤狱。有冤狱，就有人要求翻案，要求平反。
一时，这翻案风吹得很大，震惊了台湾的舆论界。于是，各报的新闻记者纷纷要求会见张学良。兹摘录各报报道如后：
其一
千方百计想见张学良一面的不速之客，已经搅得张将军阖府日夜不得安宁，为了保有自己一片宁静的生活空间，年近九十的张学良不得不出面，由他的侄女代为录下一封公开信，感谢各界的宠渥，表明自己看透俗事的心迹。
根据了解，张学良和亲人商量如何对外有所说明时，曾经一度考虑召开记者会，并安排他五弟的女儿张闾芝对外说明，但又恐怕外界提出许多她无法回答的问题，决定还是以口述笔录方式，发表一封公开信。
最近一周以来，位在北投大屯山下的张府受到各种不期而然来的骚扰，有的要请他去演讲，有的要摄制电视专辑，有的要邀他入党，有的要访问他，有的则要拜访他面致关切……凡此种种，已经使得张学良几乎无法出门，他原本如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也备受打扰，不知道这一切是要为他“争取自由”，还是要妨碍他的自由生活？
许是年事已高，又笃信基督，张学良个人对于世间各种名利恩怨，乃至历史往事，都不愿多谈，他认为目前的生活方式很好，想去哪、要吃什么、买什么都很自在，不惊动视听，也不引人注目，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安享晚年的方式。
在他的公开信中，他特别以两段《圣经》经文叙述他的心情，归纳这两段经文的涵义，主要是他已觉悟今是昨非，往昔浮华虚梦均已如过眼云烟，如今他每周聚会灵修，一心一意追求灵性的进升，以得上帝的称许，耶稣曾说：“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汉卿先生所享受的灵性境界，各方善意人士如能体会他的心境，当不会再以俗务相烦。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芝对她的大伯一直很关心，经常去看望他，由张闾芝来纪录这封信，表示她的大伯很好，生活平静自如，不无对外界有婉谢之意，这些日子以来每天守在张府四周，想要一探张将军生活实况的人，读了他亲笔签名的信，当可让他回复安宁吧！
其二
〔台北讯〕张学良将军昨天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声明他本人及其夫人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未受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的生活方式，期望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张学良将军昨天透过“中央通讯社”发表声明强调，自迁台之后，平时生活不外莳花、饲鱼、读书自得，不问外事。由于近来社会各方对他频表关怀，至为感激，但某些评论报导不无失实，为保持平静，不欲多言，但近日常有人造访，影响家居生活。因此，特口授他最近的状况与感想，由他的侄女张闾芝笔录，并亲自署名对外发表。
张将军原函全如下：
学良迁居来台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莳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频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报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雅不欲有所多言，乃连日造访寒舍人士，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如下几点说明，以谢垂注：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访问，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系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张学良
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五日
至此，张学良已年近九十，还谈什么翻案呢？从前那份“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之不平，经过岁月长期的磨洗，已不复存在。所以，才有这封公开信。风势很大的翻案风，对张学良来说，是已经停息了。但是舆论界以及一些学人，还认为“翻案风”没有到真正停息的程度，当局没有进一步的表示，“翻案风”怎么能停息呢？
一九八八五月二十五日，深夜初稿
十一月十日，深夜修订
早年女佣回忆张学良与于凤至
赵云声
作者按：为了创作传记小说、电视剧《少帅传奇》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笔者在此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曾相继采访过张学良将军的一些眷属、部下以及在他身边生活、工作过的老人。特别是于凤至的用人、跟随张学良夫妇长达十九年的王凌阁老人，目下她已作古了。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去采访她时，已是九十三岁的高龄。老人头脑清晰、朗朗而谈，但当我过一周再去采访时，老人病倒，过一月笔者再去时，老人竟不在人世了。笔者的这次采访，是老人第一次向舆论界吐露张府家事秘闻，但可惜竟也是最后的一次。
王凌阁老人是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进入张家，侍候于凤至、张学良，直到一九四三年于凤至因患乳腺癌去美国治病，才离开的。于凤至将自己在北京的财产托付王凌阁老人照管，王凌阁老人也是因此而返回北京的。
于凤至的妈妈很有钱，她结婚进门的时候，娘家怕被张家小看，陪送的是两座银行
我是大元帅张作霖被炸的头三年到帅府去的，也就是郭鬼子（松龄）反奉的那个时候去的张家（即一九二五年）。
我主要是服侍少奶奶于凤至，她比张学良大三岁，那年张学良是二十五岁，于凤至二十八岁，我是三十二岁。
我到张家那年，正赶上郭鬼子反奉。郭鬼子的太太（韩淑秀）是大学毕业生，文化高，很有本事。
我自己娘家是东北人，我老公公是磨刀的，那年他死了以后，我老婆婆人太厉害，又不正经，跟人走了，家散了，我就带着孩子进了张家，我是三十二岁去的，五十一岁出来的，共待了十九年。我进去那年（说到这儿，她指指站在一旁给我们倒水的一位近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才三岁。
在帅府时，别人都叫于凤至少奶奶，张学良叫她大姐。我去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闾瑛；剩下的三个是儿子：闾珣、闾玗、闾琪。三儿子不大就死了，他生下来身子就弱，常常生病，后来是得痨病（肺结核），夏天死的。
少奶奶的父亲叫于文斗，在吉林省郑家屯开粮栈，母亲是个罗锅子（驼背），家挺阔，少奶奶父亲跟吴俊陞（黑龙江省省长、张作霖的拜把兄弟，一九二八年随同张作霖一道遇难）关系很好，都在郑家屯。当年，张作霖在荒原剿共时孤军奋战，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于文斗把消息告诉给吴俊陞，调来骑兵，解的围。打那以来，于文斗、吴俊陞和大元帅的关系就变得密切了。
娶于凤至，是一次于文斗给她老闺女批八字。于凤至是老闺女（幼女）。说于凤至是“凤命”千金，张作霖知道以后，便亲自为儿子提亲，那时候，副司令（张学良曾任全国陆海空军的副司令，家中上下以及许多东北同乡都习称他副司令或少帅）是八岁，少奶奶十一岁，就许配给了他。
少奶奶的妈妈很有钱，她结婚进门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副司令十四岁。她娘家怕被张家小看，陪送的是两座银行，一处在沈阳，一处在锦州，一个叫富裕祥，一个叫庆泰祥。
张学良见于凤至不答应他娶赵四小姐，就掏出手枪来，于凤至见他动了硬的，就把胸脯一挺，冲着他说：“你打吧！”
大元帅张作霖一共有六个太太，大太太赵氏已经死了，她就是张学良的生母，后来由卢夫人抚养长大。张作霖最喜欢的是五太太，她母亲姓王，是黑龙江寿山将军的一个侧室，所以大伙都叫她寿氏、寿夫人。她妈妈原来并不怎么样，是个耍人的，抽大烟，总跟张作霖在一起，常来常往，慢慢就看中了。
五太太刚进门时，是个中学学生，并不怎么太受宠，后来连着生了四个儿子，就打起腰（硬气）来了，一天比一天得宠。后来，又有了个六太太，更年轻。
五太太的妈是耍人的，就像开内窑子似的。张作霖最信任她，后来张作霖一死，她就下降了，她抱了四个儿子（学森、学浚、学英、学铨）。
张作霖的六太太，姓马，大家都叫她岳姑娘，是个妓女，但没接过客，生过一个闺女。
三太太姓戴，她没儿没女，被赶走的，出家修行当尼姑去了。
我侍候少奶奶时，六太太刚进门。于凤至虽说有一女三子，但因为娘家没人了，她爸爸也老了，而副司令那时候先在北陵念书，后来做事，她受五太太的气。我进到张家的时候，副司令是当军团长。到后来，大元帅一死，副司令在东北当家，少奶奶刚好过点，赵四小姐又进门了。
赵四小姐是副司令到北京，去跟老蒋（介石）见面的时候，赵四的姐夫（冯武越）在《北洋画报》做事，这画报是副司令办的，就这样他们在天津跳舞，在舞会上，后来又去北戴河，这样认识的。
（讲到这里的时候，王凌阁老人因有些激动，呼吸显得困难，她的子女连忙给她输送氧气。但老人家十分兴奋，竟一边输氧一边继续讲述。）
张学良向于凤至最初告诉赵四这件事时，说的是给少奶奶当秘书的名义，但于凤至不愿意。张学良一看，就动起了硬的，后来又动了软的。
张学良许愿说，进门不姓张，有孩子不要，家里的事不管，不招待人，出外面只说是秘书……
可不管怎么说，于凤至就是不答应。后来，张学良掏出手枪来，于凤至见他动了硬的，就把胸脯一挺，冲着他说：“你打吧！我给你生儿育女，把孩子拉扯大了，没用了，你把我打死吧！”
张学良一看于凤至不怕这个，便来了软的，说：“我哪是想打死你，是我已经答应了赵四，我堂堂做司令的，说话不算数，没有办法，我只有自杀！”
于凤至没吃他这套，说：“你也别逼我，我也没有亲人了，咱们分开，离婚，你干你的去。闺女归我，小子归你，北陵房子归我。你当司令，国家大事都能管，老逼我干吗？”
张学良一听这个，心也软了，又好说歹说。少奶奶毕竟斗不过副司令，最后经过半个月，赵四写了一份保证书，答应给张学良当秘书，住北陵，在那儿上大学。
宋霭龄和孔祥熙曾托人保媒，让于凤至的女儿闾瑛嫁给他们的儿子，做媒的就是宋子文、戴笠，可小姐不干
于凤至这个人非常大度，有教养，她自从赵四进门以后，相处得很好，她俩的关系一直也没搞坏过。
（当笔者提到张学良的子女时，王凌阁老人一下子又激动了起来。）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好、那么有出息的孩子！副司令的大儿子闾珣，是在英国上的大学。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闾珣从街上买的《大公报》，一看报纸，他就说：“完了，我爸送到老虎口去了！”那时候，我陪于凤至在英国，她儿子说：“妈，你别管我们，我们都大了，你就照顾好我爸爸就行了！”儿子催于凤至快点回国，但后来因为一直没有信放出来，加上欧洲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一急，就急疯了，得了神经病。以后送回了台湾。她女儿闾瑛也特别聪明，会六国语言。唉，都是这么好的孩子，可惜，二儿子死了，大儿子疯魔了，唉！
那次是副司令下野，出洋考察的时候，孩子留在国外念书，我们在英国安的家，于凤至在那儿供孩子念书。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先是头一天朋友告诉的大爷（张学良的大儿子），大爷赶紧买来报纸，一看就叫起来，“可了不得了，我爸爸送老蒋去宁波了！”
这次我们是坐船回来的，坐的是意大利船。
坏事坏在宋霭龄身上，是她在西安事变出事后，不让给于凤至回信的。如果早点回信，于凤至早点到南京去活动活动，也许不会是这么个结果，就是这样，于凤至到南京时，一些头头脑脑还是去接了。
因为于凤至长得瘦，所以她儿子都管她叫“胖妈”。大儿子看到报纸，知道他爸爸去了南京，到虎口去了之后，立刻就让他“胖妈”去买票回南京。买船票，时间太长，要买飞机票，还得等好几天。我们是先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坐飞机回南京的。
回到中国，先到的是上海，然后去南京。宋子文、戴笠到飞机场接的，由他们负责招待，后来把我们送到奉化县的雪窦寺。那时候，宋美龄、宋霭龄也还都假惺惺地去看于凤至，都请了客。
宋美龄和宋霭龄，原本和于凤至的感情都非常好，就像亲姐妹一样。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那时他们托人保媒，让把少奶奶的女儿闾瑛嫁给他，做媒的就是宋子文、戴笠。可小姐不干，不愿意嫁到大人物家，说：“我妈一辈子受的这屈我都看到了，我不干，要嫁，嫁给布衣！”
那个时候，给副司令和夫人打吗啡针，都是我给打。到厕所去，太太给副司令打，我给太太打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拥护中央，并随之挥师进关，使旷日持久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得以结束。作为“再造统一”的英雄，张学良在南京受到了规模盛大的欢迎。
西安事变后回南京跟那次去南京，当然大不相同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那次也是我陪夫人去的，是副司令先到，夫人（王凌阁老人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对于凤至的称呼）因在东北赈灾后去的。坐的是从沈阳开出的专车，一进到南京，放九声大炮，军队洋鼓洋号，各站都有站岗的，从沈阳一直到南京，一进浦口，就放三声，是几吨重的大炮！
那一年东北发大水，于凤至是留在沈阳救灾的。
于凤至本人有钱。老帅留的古玩字画，夫人都给了副司令，她自己在沈阳就有两处买卖。买卖叫合义祥，是给军队做军服的。当年她看见伤兵，衣服很破，就开始了做军服，还买枪买炮，又开了北陵医院、同泽中学……
副司令从南京一回来就病了，得的是伤寒，住在北平协和医院，包了一层楼，后面胡同也有站岗的。副司令真是命大福星大，心才宽呢！不管怎么累、怎么苦，没听见他说过一个愁字！
天津也有住房，房子在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五十一号门牌，副司令买的房子，才阔呢！
到北平，住的是顺承王府，是大元帅买的。我们也住在那儿，紧北面是小姐，夫人他们住正间，出门口是个大戏台。
（谈到这时，已快到中午。她女儿怕她太累，笔者因老人年事太高，也很不好意思再谈，想就此告辞。但当她女儿去搀扶她时，她猛地一甩她女儿，训斥说：“我不累，说张家的事我不累！”接着转身向着笔者：“我对张家有感情啊，我在张家，十九年没挨过说。”）
那个时候，给副司令和夫人打吗啡针，都是我给打。到厕所去，太太给副司令打，我给太太打。他们到哪儿去，都带着我。他们的钥匙都是放在我这儿。
我的女儿就一直住在他家，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一个副官。我女儿从小就跟副司令的女儿一起玩。
我是一辈子伺候人的命，忠心耿耿。没挑过吃，没挑过穿，没撒过谎，没摊过灾。所以我十九年没挨过说。
张学良从来不提从前，我跟他住了几年的看守所，吃了那些苦，没见他皱过眉头，没见他打过唉声！
老蒋最恨的是杨虎城。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和邵力子太太与于凤至拜的干姊妹，在西安的时候。邵力子太太最大，于凤至第二。杨的太太谢葆贞是后嫁过来的，很年轻，顶多也只有三十岁，有个小小子（男孩）。
刚到西安的时候，杨虎城怀疑张学良，怕张学良去抢占地盘，副司令哪是那样的人啊！他的心最宽了！
那年（一九三三年）戒烟，是在上海的一个饭店里，副司令躺了好几天。后来是国家拿钱让副司令去的外国，先去的意大利，是墨索里尼的女儿给我们找的房子，有花园、球场。后来由法国到英国，在法国住时，二爷（闾玗）病了，当时顾维钧在那儿当大使，他给了不少帮助。大爷（闾珣）考上了英国的大学，在那里管吃管住管汽车。外国孩子能考上这样大学的很少，是在英国立的家，自己买的汽车，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都有。
小姐（闾瑛）考了六个学校，学六国话，这样就更出名了！
我们第二次去英国那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因为西安事变，才回来的。
在奉化雪窦寺住的时候，因为起火，才搬走的。后来长沙、沅陵，又赶上长沙大火，跑反，到了贵阳的阳明洞。这洞的正面是王阳明的大像，对面是个亭子，有一个阁楼，但只有一面有楼梯，很不方便。楼上有三间房，张学良在西间办公，东面是他和太太住，中间做客厅。
因为是坐牢嘛，什么都不方便，洗澡也只能用木桶。
楼上因为不通气，太太很难受，我就把我住的两间让给太太住，我在楼梯底下搭了个铺，对面安了个木桶洗澡。太太要给我钱，我没要，是用我的钱买的东西，把房子修饰了一下。
我们布置完了，负责看守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来了，他很生气。但徐队副人好，他说上边有话，这又不是监狱，怎么能连出气的地方都没有？
张学良一到哪儿，不管怎样，他都说好，该打球就去打球，该游泳就去游泳。他从来不提从前，我跟他住了几年的看守所，吃了那些苦，没见他皱过眉头，没见他打过唉声！……（本文原载一九九三年八月号香港《明报月刊》）
《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