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威
自古以来，我国不乏民间乐道的江山美人一类的风头人物的故事。但是，在有生之年能为全国民众、甚至世界上关心中国问题的人士所熟习不忘的，唯有张学良将军。他幼年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教育，但其启蒙颇受西方思想之影响。他自幼便以赤子之心，立志助人，乃多方设法赴美学医，终以家庭关系（长子不宜远离）改学军事，而以继承父业，迈入军旅之途。他自弱冠统兵，不及十年而总揽我国东北四省之军政大权，更问鼎中原，不仅左右国内政局，亦影响东北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之对华政策。就国内而言，他影响中国前途最大的当为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当时他仅三十六岁，表面看来，其政治生涯确已至此为止。如加以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他对于国内政局一些间接的影响仍在，同时他的形影已存于很多人的心目之中。
五十余年的幽禁没有剥夺张将军的身体健康，除眼花耳背外，他牙齿无缺，健步自如，为九十高龄者所罕见。在这悠长的岁月中能得爱侣赵一荻相伴，成为古今男女爱情史话之一；张先生没有浪费岁月，初则研究明史，继而从事研究、著述和传播基督福音，以完其为民造福之夙愿。在其幽居生活中，如何抵制恶势力之干扰，排除痛苦煎熬，锻炼百折不屈之精神，发展出独特的人生哲学，他日如能公诸于世，必将有助于人群。他的生平应为我们称道、学习和尊敬之处不胜枚举。今趁庆祝其九十华诞之际，略述其要。
中国人的伦理思想向以“忠孝仁义”为至尚，张先生多能及之。首先他是忠于中华民族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幼年时代是一个爱国狂。”他虽统率大军转战南北，实出于无奈，他始终憎恨自相残杀，无时不忘减少对人民之涂炭，而遇有机会则主动息兵。一九二七年对于北伐之国民革命军如此，一九三六年对于中共之红军亦复如此。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举国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对日抗战，终于雪除我中华民族百年之耻，为张先生精忠报国之升华。
不仅对国家张表现了无限的忠诚，对长官、部属及朋友亦复如此。虽有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二八年东北军对北伐军之兵戎相见，但张一俟接管东北军政，即宣布和平方针，进而于一九二八年底，宣布拥护蒋介石总司令，东北易帜，完成全国统一；他以后忠心事蒋而不渝，否则焉有“西安事变”之送蒋和伏罪京门之举。同时他对杨虎城将军之不幸遭遇，引为歉疚。据云，他在幽居期间，仍不忘其旧属。张乐谈其与郭松龄之友情，当第二次直奉之役（一九二四年），郭军驻守长城山海关一带。郭军作乱之谣言风起，张于深夜单骑九十里寻找松龄，终于说服其取消倦勤归队，颇似汉初“萧何追韩信”的一幕之重演。是役他因疲劳过度而染上隐疾。
由于冯玉祥的勾引，郭松龄叛变。消息传来，张正于葫芦岛军舰上，痛感无颜对其乃翁，竟欲投海自尽，终被劝阻，兼程返沈，襄助“老帅”敉平郭乱，但仍企老帅饶郭一命未果。
老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于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张时坐镇北京，经化装潜行以避日人耳目，数日后始抵沈为父发丧。张继父业后，励精图治，东北政治面目一新；不顾日人之胁迫利诱，决心继承父志，抵制日本侵略。常对人云：凡老帅所不欲为者决不为。而其于数年之内整军经武，兴建铁路，发展工商业，普及教育，充实高等教育，进步之速，使内地诸区域望尘莫及。如无日寇之强占东北，我国工业化和富强之基础业已在东北奠定，就张个人而论，完成先翁遗志、尽了孝道。
张先生待人处世，无不以“仁”为本。孔夫子的“仁”字意义非常广泛。如“克己复礼”，是谓之仁。但仁与爱及善良是不可分的。他确实做到了舍己为人，如九一八事变时，他服从蒋之命令对日“不抵抗”，宁可自己受过，不置争辩。长城之役，引咎下野，以维护蒋之声誉。而“西安事变”更能充分表现他行仁的本色，是故蒋夫人说张之发动“西安事变”决不是为其个人之争取地盘，或饱私囊，不能与过去之军阀同日而语。
凡对张稍有认识者，无不称道其为人宽大。所以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其尚存之东北军袍泽及东北大学学生不约而同地为其九秩诞辰纷纷庆祝。他们对张之爱戴是自发的无条件的，此足为其今生莫大之安慰与光荣。
不仁则不“义”，能仁亦必义。张为人正直，最讲义气。这与曹孟德之“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恰好相反。他对蒋介石、杨虎城，甚至阎锡山，都抱有义的精神。一九三〇年，阎、冯倒蒋失败，张对阎礼遇有加。致使阎有恢复其失去的山西地盘之机会。而张、杨对蒋实行“兵谏”之先，阎本有赞助之默许，然事发后，态度暧昧，竟图渔翁之利。此与张之大丈夫敢做敢当、独自负责受过之气概相比，使义与不义分野至明。
早于一九二八年，张即做自我检讨，作有“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的对联。张之天才颖异、聪明过人当为其朋友与僚属所公认。他未受完整之学校教育，而其中文根底及书法均非一般受高等教育者所能及。同时张之兴趣多端，游泳、滑冰、打网球、跳舞、驾车及开飞机成为其日常生活之一部分。
张在东北讲武堂肄业期间，有一段趣闻。每次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同学颇有恶言，当时讲武堂总监，即为后来做汉奸的熙治，为避免嫌疑起见，进行临时突击性的考试，出题为“步骑炮之联合作战”，结果只有张一人能完成圆满之答卷，此恐亦与其之主修炮科有关。自是之后，全班同学对未来之“少帅”无不心服口服。
张领兵以来，颇能身先士卒，向不畏死贪生，深得官兵之信仰与尊敬。平时对下有开明民主之作风，战时赏罚严明，将校皆能为其效命。而其招贤纳士，并无畛域之见或派系之分；如于学忠之籍贯山东，本为吴佩孚麾下之一员大将，投东北军后，竟为张所器重。何柱国籍贯广西，出身于保定军校，在东北军中，由低级军官因功被擢升为军长。因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北方军人如宋哲元及孙殿英者流均愿与其交游。张用人之成功充分表现于其陪蒋返京之后。东北军将领并未众叛亲离，或被高官厚禄所收买，而多数将校更为争取张之返陕，不惜与中央军一战，始导致不幸之“二二事件”，王以哲将军及其他数人之牺牲。
智仁勇自古为兵家治军之道，张主政不久，即杀杨（宇霆）、常（荫槐）；因不除杨、常，无以安其位。如张无勇无谋则蒋于“西安事变”时难以顺利返京，我国可能丧失唯一能领导抗战的领袖。
张并非匹夫之勇，亦非知过惮改，数十年来笃信基督、宣扬福音，与其幼年时立志学医、为人治病之精神并无二致；此与假借基督之名，做反基督之事者恰成对照。其能安身立命，方得享受天年。按张自幼即与基督教青年会发生密切关系，而迄今犹不忘其青年会亡友阎宝航（字玉衡，曾于一九三〇年代任新生活运动会副总干事；总干事黄仁霖亦出身于青年会）。去年暑假笔者过台，蒙张先生谬爱赐予接见餐叙时，曾亲告张先生他确有汉初张良之智慧，明哲保身，此与其名字完全相符，但张之生平远较古代张良多彩多姿，我国后代必更纪念我们第二个张良。
《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