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三人会议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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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举行受降仪式后，我因在南京无事可做，便于9月20日左右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后，得知蒋委员长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与毛主席同机飞抵重庆。现国共双方首脑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我同许多人一样原来都担心八年抗战刚胜利，内战又起，国家和人民又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好了，毛主席来到重庆谈判，满天乌云，似又出现一线霞光。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表明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复杂棘手的问题也取得了初步协议。这是国内和平团结的开端，是全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愿望的体现。但是，《双十协定》虽然签署，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一日未停。中共指责国民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却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政府则借口解放军不“驻防待命”，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唇枪舌剑，更增加了内战危机的严重性。
迅速停止内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甚至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商谈。马歇尔任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将军任中国共产党代表。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国共两方都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当日各报均登载了。主要内容是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的各项协定。与此同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又已开幕，中国似尚可得休养建设的机会。我对此兴奋极了，内心以为：停战谈判虽由马歇尔促成，不免耻辱，但是总比兵连祸结，直打到亡国为止的好。我这种天真的乐观，不久便被边谈边打的现实冲洗掉了。
三人会议达成停战协定后，张群坚决不肯再充当代表去谈判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于是指定张治中继任。张治中深恐谈判中涉及军政，军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不取得军政、军令两部同意，便会遭受攻击。所以他又坚决要求军政、军令两部派人充当随员。没想到这份差事会落到我的肩上；也完全没想到一接触到谈判实际，我这颗急切盼望化干戈为玉帛的火热的心，被当头泼上了一瓢冷水。
1月19日晚饭后，接到军政部次长林蔚的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我立刻跑到军政部林的寝室。他的寝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处事谨慎、负责，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在国民党军中，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细致有为的参谋人才，包括陈诚在内，都尊称他为林蔚公。他向我说明张治中的想法和要求后，说军政部决定派你、军令部决定派廉壮秋（第一厅副厅长）充当张治中的随员，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商谈军队国家化问题。
1946年1月10日，马歇尔、张群、周恩来在重庆签订了停止军事冲突命令的草稿
他还对我说：“国共问题，终究不会谈拢，会谈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圆满达成任务。”
听他这样说，我不觉心都冷了半截。但是我怀着不打内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仍然天真地认为不会那么悲观。我在当天日记上写道：“我以为国共不能互存消灭敌党之念，苟共产党在政治上可求得出路，则国家暂时可望安定”，“共产党武力国家化非一朝一夕所可办到。需采取循序渐进步骤，不能操之过急”，“中国如能得二十年和平建设时间，国家前途仍有办法。惟世界第三次大战纠纷业已形成，中国须注意不能作任何国的前哨，方可免于内部分裂耳”。
2月5日，张治中在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各部人员整军问题讨论会上，报告军事三人小组非正式讨论整军问题的情况。他说了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军队数量。共产党要求保留二十个师，张治中则主张国共军队数量应为十三比一，马歇尔认为照这样规定共产党决不会接受。张于是私下对周恩来说：“共产党以前要求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一比六，当时中央未承认，现在姑且为一比六如何？”周表示同意。看来中共将来大约可编成十五至二十个师。而蒋先生也表示编二十个师，也可承认。
（二）马歇尔提议国军初步可编为九十个师，共军亦按协议数编成后，再混合编军，若干军为共产党两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若干军为国民党两个师，共产党一个师。哪一方占两个师的军，则军长即由哪一方选派。
（三）驻地问题。概定东北、华北，驻共产党两个师的军，华南最多有共产党一个师。
（四）马歇尔主张整编时间为一年，一年后军队即混合编成。
（五）仿照停战执行小组办法，对改编也组成执行小组监督实施。
张治中报告完毕，林蔚接着说：“官邸会报时，委员长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如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即由郭副署长参加。
当时我对张的报告很满意，对担负这一任务更感兴趣。我认为国共双方既已同意整军，蒋介石又下令组织临时机构负责计划。如整军得以实现，内战自然可以避免。我为中国前途闪现的一线曙光而欣慰不已。
2月13上午11时，我与军令部第一厅副厅长廉壮秋同去张治中寓所，请他指示明日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应做些什么准备。哪知他竟无具体意见。一会儿，担任翻译的皮中阚进来，出示马歇尔建议的译文，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明日将根据马歇尔这个方案讨论，而我们用不着做什么准备。
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整军讨论在上清寺尧庐正式举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相继来临。我上前一一握手，对周恩来叫了一声老师。马歇尔只带作为翻译的华裔美国军官李上尉，周恩来只带任翻译的章文晋，随张治中的则有我和廉壮秋、皮中阚三人。三方人员在一大方桌上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居中，右为周恩来，左为张治中。
马歇尔将军虽然闻名全球，但神态温雅而谈笑风生，无丝毫矜持之态。入座后，马歇尔指着手中小刀说：“这是用一块巧克力糖从一德国人手中换来的，如换女人，只须半块巧克力糖！”在座的人，闻之无不捧腹大笑。
会谈开始，张治中主张以马歇尔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并决定每节讨论之前，均核正译文。
在讨论第一条统帅权时，按马歇尔原方案，认为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的权力，但遇必须撤换共产党所领导部队的司令官时，应指派政府内资深的共产党代表所提名的军官，因此，对共产党军官的任免须求共产党提名补缺一节，必须要有时间限制。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在“但”字后加上“在整编军队过程中”一语以表示限制。
关于兵力讨论结果，双方同意国共两方军队按五与一的比例，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政府占90个师，中共占18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万人。由三个师组成一个军。军直属部队，其人数不超过总兵力的15％。
关于补给区的职责，马歇尔原方案主张除供应补给而外，还训练区内接收的新兵，并监督区内军事学校的行政。我认为补给区处理补给实属自然，但是监督学校行政及训练新兵却与我国现行制度相去太远。周恩来也认为如此规定则我国军事制度也将改变。争论结果，大家主张以尝试的精神接受这一提议。
会谈中，周恩来春风满面，笑声不绝，与珞珈山相遇时面容严肃，截然不同。
次日，继续讨论“复员及配置”两项。
复员一条，开始进行顺利。都同意每月复员现人数1/12，12个月后的6个月内，再编为60个师，中共占10个师。但当张治中提出军队复员完毕后，缩编的军队完全混编，以完成军令的统一，军队国家化时。周恩来对此不同意，马歇尔因双方意见有若干距离，便主张保留待明日讨论。于是就再进行军队配置讨论。
配置第一节规定，政府军及共产党军编成36个军，其中15个军混编。周恩来认为12个月内即开始混编，中共有困难，须12个月以后之6个月方能混编，并说：“应以师为单位混编为军，师以下单位不动，故应称为统编。”
张治中反驳道：“统编如何能使军队国家化？必须进一步混合编成，方为妥善。”
“至于进一步军队国家化，须看将来情况发展如何而定。”周恩来回答说。双方讨论至18时，未获协议，于是休会。
会后，张治中写信请示蒋介石，要我持信飞南京请示如何解决。
16日，我赴珊瑚坝飞机场与外交部长王世杰同机飞抵南京。19时半往见蒋介石，蒋阅信后，略问数语，当即表示：如果马歇尔主张国共军队于12个月之后的6个月混编，可即同意。我求他书面指示。于是蒋上楼写信一封给我。我随即于17日飞返重庆，往见林蔚次长。林探问情况。我叙述蒋的指示后，拿出蒋信，林用小刀轻轻揭开信封口，见信笺中蒋的手书，大意是“按马歇尔意思，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林看后照旧封好，交给我转交张治中。
18日15时，我去参军处向张治中报告蒋的指示，并呈出蒋的亲笔信。交谈片刻，周恩来等到来，就继续会议。周恩来首先提出宪兵与18个护路总队问题。周说：“宪兵有二十余个团，而铁路尚有路警队，希望把宪兵提出讨论。至于路警队则于秩序恢复后，即不应存在。”
“宪兵编制小，队伍不集中，且无重武器，不能形成力量，而将来谈此问题，尚有时间，最好不要在此方案内讨论。”张治中回答说。
马歇尔听后问：“宪兵之任务如何？”
“维护军人纪律，检查车站，维护秩序，从来未参加过战争。”张治中回答说。
周恩来接着说：“我并非注意力量的对比，而是注意宪兵制度，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则中国民主何以实现？”
马歇尔见状乃说：“宪兵制度与政治之间似有微妙的关系，可由政治负责人去研究。希周先生提出书面意见，作本方案的附件。”
接着讨论马歇尔方案中第七条第五节政党关系，原文为：“现役陆军人员禁止担任某一政党之职员或其任何委员会之委员。”
周恩来与张治中均主张将此条删去，马歇尔也表示同意。
见此状，我心觉不安：似乎国共两党，都仍未放弃以武力争夺政权或保持政权的企图。我个人确实愿意所有政党均退出军队。政党之间的竞争，可以诉之于选民，以免动辄发生内战而陷国家、民族于危难的深渊。
21日15时半在侍从室尧庐开军事三人小组会，对统编及配置问题，达成了协议。
讨论至此，除宪兵及路警队问题未获解决外，均有结果。
1946年2月25日，三方代表签订《整军方案》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合影
1946年2月25日16时，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协议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正式签字。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到楼上会议室，在《整军方案》的英文本签字。随后到楼下大厅正式举行华文本签字。除我和廉壮秋参加外，有新闻记者数十名。当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步入大厅时，相机镁光灯齐明，他们先后发表演说。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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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马歇尔使华，是服从美国太平洋战略设想的需要的。他们着眼限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企图拉拢中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企图控制中国。蒋介石反共很坚决，当然也反苏。但是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很虚弱，能不能独自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个疑问，势必靠美方援助不可。万一美国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苏联出兵援助中国共产党，则不特中国兵连祸结，还有过早惹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危险。同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幻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农民成分大，有民族主义倾向，解放区的经济贫乏，解放军的武器欠佳。诱以某些利益，也可使其不完全依附苏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按多党的议会政治模式，使国共两党在中国共存，而国民党占一定优势。所以马歇尔抬出多党制的民主，促使国共政治协商、停战、统编军队。
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达成了协议，问题就在于下停战令后，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各地战斗并未真正停止下来。这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在停战协定和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签订后，为彻底制止国共两军的摩擦，马歇尔于26日军事三人小组会上，约张治中、周恩来同赴华北视察。我和廉壮秋也随同一起出巡。
马歇尔所定日程如下：
在讨论行程时，周恩来提议，3月4日可否由太原到武汉再去广州。因其时国民党政府咬定长江以南无共军，仅存残余土匪，只有“剿匪”活动，但不存在停战问题。同时马歇尔、张治中认为，东北是伪满洲国，根本没有中共军队，仅存在政府向苏联提出接收主权的问题。但周恩来认为，中共在中原尚有李先念部队，华南尚有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也一直在海南岛五指山活动，而东北方面国共两军摩擦很激烈，因此对马歇尔、张治中所谓东北、华南无共军的立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一口两口说‘班底士，班底士’（英文Bandits土匪），那我们干脆到广东，到东北去看看！”马歇尔见状，便温和地说道：“周恩来将军，那就看看飞机的情况如何，再作决定吧。”
周恩来随即向张治中说：“张治中先生，我们出巡，必须有一致的语言，如果新闻记者问我们东北停战如何？我们是否可答，东北停战正在研究中。”
张治中闻言，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表示同意，那就等于承认讨论东北停火，表示东北有共军存在；如果表示反对，周恩来言之成理，找不出话来反驳。他窘态毕露地说：“马歇尔将军，你看怎么说好？”
这时马歇尔正在埋头玩弄手中的小刀，听到张治中的话，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就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商量’好了。”
2月28日8时，我陪同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登上马歇尔霸王号专机飞往北平。
到达北平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到机场热烈欢迎我们，我和唐保黄同车前往协和医院军事调处执行部。唐保黄任中国驻英大使馆陆军武官，1944年与我在伦敦相识，所以他驱车迎接我（他夫人韩素英我也于此时认识，她思想进步，由于与比较开明进步的克利浦斯爵士有文字之交，唐经常与她口角，我当时很同情她，尊重她）。我先到郑介民办公室与吕文贞等谈天，然后到一讲堂听执行部美军人员关于停止军事冲突、修复交通、遣送俘虏等报告。随即前往大礼堂，参加执行部人员欢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大会。张治中、周恩来在致辞中均强调：国共两党决不争论以往是非，只真心要求解决目前实际问题。马歇尔则简短致辞说：“国共两党都必须着眼四万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望能切实执行协定和整编统编军队方案。”
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方代表在开会。罗瑞卿（右一）、叶剑英（右二）、郑介民（右四）、罗伯逊（右六）
3月1日，飞机飞赴张家口。张家口时为共军驻地，驻军长官为聂荣臻。下机后，即乘车入城。沿途见居民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八年抗日，人民饱受战争创伤，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共部队由于军需装备困难，军容不整，唯有骑巡队显得雄健强悍。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先在聂荣臻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后午餐。我同席的一位四川籍的中共干部，与我谈得很投机，他特意把我介绍给聂荣臻。聂荣臻听说，就微笑地说：“好！好！好！我们是老乡嘛。”仅寒暄几句，他又陪马歇尔谈话去了。这时我才认识闻名已久的中共将领聂荣臻。在张家口时，还认识了贺龙、萧克、丁玲、萧三等。可惜都没多交谈。
聂荣臻
午餐后，乘机飞往集宁（平地泉），这时集宁还冰天雪地，我们只在飞机上听了汇报，就转飞北平。飞北平途中，我与贺龙座位相邻。贺龙留小胡子，抽着烟斗，仪表威严，谈吐雍容。到北平上空，他见飞机场上停有十多架野马式战斗机，便问我：“这是不是伪装的假飞机？”
“看样子不像是假飞机。”我回答。
“怎么看得出来？”他问。
“因为离指挥塔不远，飞机旁有人。假飞机一般离机场主要设备远，敌机袭击不波及。”我答。
贺龙
他听了微笑地点头。我们一路交谈，他都面带微笑，一派军人风度。
2日，由北平飞往济南，济南近郊麦田已呈现绿色，大地有点春意了。我们下机后，于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完，少停即飞往徐州，听取报告后，知道徐州附近，争执主要有三点：
（一）修复陇海铁路东段，共军认为须将津浦南段沿路之碉楼撤去，方准恢复。
（二）枣庄煤矿被共军包围，此刻矿内粮、水俱缺，但共军仍不撤围。
（三）海州南方盐田，共军至今未撤围。
饭后，马歇尔约张治中、周恩来两人及北平执行总部的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伯纳德开会，商定陇海路东段立即修复，有碍交通的工事拆毁，无关者不拆（即津浦南段不拆）；枣庄煤矿由中共、国民政府共管，由美方派人监督，双方驻军立即撤退。
陈毅
在济南时，幸遇共军新四军军长陈毅。出巡前，陈毅的哥哥陈修和托我带家信一封给他。陈毅与陈孟熙面貌酷似，极易辨认，我不待人介绍，就跑去与他握手，我把信交给他，并问：“有没有回信？我可以为你带回。”
陈毅爽朗地一笑，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你就给他们带个口信说，我很好。”
他豪爽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到在徐州午饭时，他的座次排得不高，我认为不符合他的身份，立刻去向主人建议，改了过来。以后他对他启蒙老师的儿子裴治熔（我任军务署副署长时的科长）说起此事时，还说：“郭汝瑰相当精灵。”
刘伯承
3日，由徐州飞赴太原，中途在新乡停留，在这里我见到了中共杰出将领刘伯承。我中学生时期，就知道刘伯承是四川一时无敌的战将。未见面以前，我总以为他是瘦长而多智的样子，及到一见面，其魁伟而沉默之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新乡时，知安阳尚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但是正式冲突已经停止。
4日，离太原飞往归绥（即呼和浩特），时归绥守将是政府军将领傅作义，他业已击退共军，归绥附近已无战斗。所以只马歇尔与傅作义个别谈话，不举行小组汇报。午餐后即飞赴延安。
16时后，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展现在我的眼前，黄色土丘和湾湾的延河托出一座宝塔，高耸云际，山沟里鳞次栉比的房屋，冒着炊烟，田野上虽已没有积雪，但也没有一点青草，一派西北风光。停机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林祖涵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下机后，检阅仪仗队，见士兵所背子弹甚少，我担心共军战斗力并不强大，而手持刀矛的民众颤栗在寒风里，面有菜色，令人一见便想到西北苦寒。八年抗战，八路军英勇杀敌，物质基础很差，所恃者唯革命精神而已。
随后，同乘卡车数辆驶涉延河，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茶点招待，糕饼之外，还有牛奶。马歇尔惊喜地说：“哪儿来这么多牛奶？”
“我养了一群奶牛。”朱德微笑地回答。
19时到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设宴招待，席中有海味。毛主席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
毛主席还简短地祝酒，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与强盛的新中国。
1946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抵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群众欢迎
饭后，应邀参加歌舞晚会。演出打腰鼓、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时，彭德怀将军陪我观看。演出中途，一个年轻漂亮有学生风度的女同志，抱一件半新旧的人字呢大衣交给彭，彭随即给我介绍说：“这是浦安修同志，我的爱人。”
我以为爱人是未婚妻，彭见我迟疑不解的神情，便爽快地说。“就是我的老婆。”其豪迈直率之态，令人难忘。
晚会后，我同廉壮秋被送到一个石砌窑洞住宿。时王明、林祖涵等都来窑洞闲聊。王明五短身材，年纪不大，谈吐流畅。林祖涵亦健谈，但很庄重。
晚宴时，毛主席、马歇尔、张治中、朱德、周恩来、江青等坐在第一席，我与白纳德等坐在第二席。江青不断离席到我们这一桌与白纳德交谈，谈得非常投机：“啊！夫人！听说您有病，为何不加紧治疗呢？”
彭德怀
3月6日晚，中共中央举行欢迎晚会。前排左起：毛泽东、马歇尔、江青、张治中
“白纳德将军，延安不是条件很差吗？”
“夫人！那么您愿意到北平医治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十分愿意效劳，一定给您找个最好的医院，来去交通工具，完全由我负责。”
“真的？那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白纳德将军！”
江青高兴极了，随即小声地说。“我去问问主席。”
江青遂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娇声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正与马歇尔、张治中等交谈，对江青毫不理会，江青等候片刻，回到白纳德这边，颓丧地说：“不行！我去不成了。”
我见此情景，不觉暗地发笑。想不到毛主席夫人如此幼稚、无知。
5日，由延安起飞到达汉口，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郭忏等前来迎接。三方人员在杨森花园马歇尔临时寓所汇报，知共军李先念部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但张治中反对，他说：“不移动部队，免惹起误会。这是我们已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
“总不能坐以待毙嘛。”周恩来反驳说。
于是马歇尔主张供给粮食。郭忏立刻答道：“已允代为购粮，但共军必须说明购粮的总数，价格及购运方法。可是共产党方面至今尚未答复。”
上述讨论，纯是表面说法。骨子里是国民党认为这是被包围的共军，容易歼灭。郑介民说过：“这是国民党捉到共产党的一条尾巴，共产党要打，首先就消灭他这一部分。”
这样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提出移防，以便脱出包围圈。早在26日决定出巡路线的会后，周恩来同志就曾私下告诉我，李先念部缺粮，拟向军政部借款五亿元，望我促成此事。我当时神经过敏，以为这是董必武同志已将我的关系转告了周恩来同志，所以对我表示好感。我也确实向林蔚报告，主张借给五亿元。以后听郑介民“捉到共产党一条尾巴”的说法，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同志是预先作一伏笔，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这个“蒋幹”虽然不懂其中的奥妙，却也为“周郎”起了传书带信的作用。
这次随同出巡，我也很想与中共高级首长通款，表示好感，但接触时多在大庭广众当中，而且廉壮秋时刻未离左右，无法深入谈什么。怅然而返。
东北停战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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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三人小组出巡返回重庆，双方在各处的冲突并未停止下来，东北国共摩擦更为激烈，共军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及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等的问题中共迫切要求加以解决。蒋介石不特置之不理，反于马歇尔到延安之日（3月4日），交下一份实质为作战计划的所谓复员计划。大意是首先攻占热河的赤峰、承德及察哈尔的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个军海运连云港登陆，以袭击苏北、鲁南共军之背从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占延安。蒋责成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真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如共产党指责的国民政府要的是假和平，口称和平谈判，而大打内战的部署正在谈判声中积极地进行着。周恩来经常说：“不要堵死谈判大门。”这大概就是蒋介石准备的随时关死这半开门的抵门杠吧？
3月9日，军事三人小组在尧庐开会，讨论了三件事：
（一）李先念部共军粮食困难，周恩来请准调往五河或安阳，决议暂时不调动，等一、二周内国共双方拟定复员计划，决定哪些部队应移动时再行移动，目前粮食困难，由张治中负责邀集主管人员讨论具体解决。
（二）广东张发奎不承认广东境内有共军，派去的停战执行小组也联络不上，周恩来要求把在广东的中共部队三千余人海运他处，马歇尔同意去电通知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请其设法运输，等答复后，再通知周恩来。
（三）张治中提出共军阻止修铁路，并设路障请设法制止！协议去电北平执行总部令交通小组与交通部代表协商，统一交通行政，共方技术人员应予量才录用。
根据此次决议，以后东江纵队得以转移到山东。李先念部则仍被困于河南光山附近地域。
三人会议对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等三个问题，本来均有协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声称东北未驻有共军，只有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问题，不承认这些协定包括东北在内，反而在美国援助下，不停地向东北运送军队，不经协商，即欲强占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这就必然酿成双方军事冲突而且战斗越演越烈。谈判当然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分歧就更大了。
在停战问题上，国民党政府提出要共产党从东北退出大部分地区；而共产党则提出的是无条件停战，先停火，然后再谈其他问题。
交通问题，共方提出全面恢复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及邮电等，同时平毁沿路的碉堡工事；国民党也同意平毁碉堡，但须在军队整编后平完，有些地区还必须保留。
关于军队整编统编问题，双方在驻军数目和驻地划分上也存在分歧。
谈判桌上的分歧是现象，实质是国民党自恃有美国做靠山，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可以一口气消灭光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这便是东北内战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
当时，我作为三人会议国民党政府代表的随员，参加了东北停战谈判的全过程，今就回忆到的事，按时间顺序记录其大要，以便读者从中看出国共谈判的症结所在。
3月11日马歇尔奉召回国报告工作，在未返华期间，美方代表由吉伦中将代理。
3月13日会谈中，张治中坚持国军为收复主权有权开入东北各地区，而周恩来认为张的意见未指明各地区的大小，太无限制。周表示对这个问题非请示延安不敢自行决定。因此这天会谈无结果。我认为如此拖延绝非好事，东北两军冲突日烈，则双方死伤，地方破坏也随之日益增加。因此我向张治中建议：“共军在苏联支持下，其占领地区也日益扩大，会使谈判愈益困难。现周恩来对国军得占领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之地区，及共军不得占领苏军退出之城镇两点并不反对，如以后共军势力日增，所占地日广，则将来想控制铁道两侧亦不可能，所以我主张对于所谓国军收复地区，不妨加以规定，以求东北问题之早日解决。因此对于所谓必要地区，不妨指明各省省会及交通要点。”但张治中概不采纳。
张治中、周恩来二人经过反复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协议，提出给派往东北的执行小组的训令。
这个训令草案原文是：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
（二）小组应随政府军队前进，仍为苏军占领之地不得进入。
（三）小组应进至冲突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之处，使停止战斗，并作必要之调整，以免再生纠纷。
（四）政府军有权进驻苏军现时退出之地区、包括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之地带。
（五）如政府军须进入中共占领地区，须协商决定。
（六）以后东北驻军地区另行商定。
张治中16日把这个“训令”呈报给蒋介石批准时，蒋随即将第四、五、六条加以修改。
第四条改为：政府军有权进驻苏军退出之地区，包括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之地带，中共军不得占领。
第五条改为：除上项所举地区外，如政府军须进入中共部队驻在之地区，应经由执行小组裁决之；收复主权，必须占领之地区，则由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
第六条改为：以后东北之驻地依整军方案定之。
17日开会，周恩来对蒋介石修改后的训令表示不能同意。18日吉伦又对四、五两条提出如下的修改：
（四）为收复东北之主权，将移动部队，以占领苏军之撤退地区，包括长春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
（五）政府军如须占领现在中共军所占领之地区，须经过小组商讨。如小组不能得协议，则由高级当局决定之。这两条也受到周恩来的反对。周恩来认为：如按第四条，则过去、现在乃至将来苏军退出的地方，均由政府军占领。而第五条中，又规定现在中共所占领地区如政府军队须加占领，须经小组及较高当局决定，则不足以保障中共业经占领的地区受到尊重。因此又未达成协议。
3月21日，周恩来带此“训令”草案由重庆飞延安请示，并来电告张，经研究对此草案，中共决不接受。政府军只能接受沈阳至长春间沿路三十里地区，其余地区，须一一列举讨论，经共方同意后，方许政府军进入，如果政府拒绝考虑中共所提建议，则他（周恩来）不再返渝。
张治中接电后，原拟置之不理，但马歇尔电促吉伦将军速赴东北，于是吉伦将军与张治中商妥，复派柯岩上校去延安，向周恩来提出三条命令的新建议（即27日的三条）。周恩来乃于3月25日返渝，当即与张治中、吉伦举行三人会议。周恩来主张在命令后附记加入政府应担保迅速商谈东北政治问题，承认中共建立的民主政权等意见。于是达成协定，三人小组并于27日在重庆牛角沱28号马歇尔办公地怡园签订《军事三人会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授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之命令》。
由精选人员组成三人执行小组，应即派往东北，执行下列诸指示：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为苏军驻留之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之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
三人会议同意附加入记录之点：
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关于东北政治问题另行商谈，迅求解决。
签字结束时，周恩来即席发表声明：
（一）东北军事，仍须三人会议继续会谈，以求彻底解决双方冲突。所以今日政府军事发言人所说东北无军事冲突与事实不符。
（二）整军基本方案规定政府在东北驻五个军，据确切消息，现在政府驻在东北已有五个军之多，却仍大批运兵前往，如运兵无限制，则危险事件将不断发生，因此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增兵。
（三）派往东北之执行小组，估计先往沈阳。望北平执行部通知中共参加的工作人员，到沈阳接洽，以使停战得以迅速实施。
随后，张治中发言。他向周恩来保证政府开往东北之军队，绝不超过五个军，并希望中共不再由海陆运兵去东北。他强调以后整军，中共在东北只有一个军，政府也不会超过五个军，如果超运太多将无法安置。
周恩来随即表示，停战后即不再运兵。当张治中担保政府军在东北未超过五个军时，我在旁悄声提醒他说：“只能保证整编完后不超过五个军。”张治中立刻在纸上写“说话不要太老实”给我看。我认为这种不诚意的小动作，最容易使谈判丧失信心，表明国民党在停战谈判中缺乏起码的诚意。
东北停战协议稍有眉目，张治中遂于3月29日飞赴西北。我送他登机离开重庆时，伫立很久，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依依不忍离开机场。
张治中，早期曾任黄埔军校军官预备团及入伍生三团团长，北伐出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学兵团团长。黄埔军校迁武汉后，曾短时期任教育长，以后在南京中央军校长时期任教育长，故常能与蒋介石接近，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因而遭到一些人的忌妒，捏造出不少坏话，说他对蒋氏夫妇，阿谀逢迎。我因不察事实，过去对他很少好感。然而闻名不如见面，当我作为张的助手参加和谈后，竟为他不辞劳怨，为求和平而努力的精神所感动，而佩服他了。
记得1946年2月5日，在军令部讨论东北军事问题时，有些人认为苏联占领东北，故意迟迟不归还主权，为的是使中共能在东北渐渐稳住阵脚。因而他们主张尽量使外国记者前往东北采访，向世界各国报道事实真相，以获得国际上的了解、同情和支持，同时还认为政府也应“将东北真实情况”公诸于众，尽量让世界周知。对此张治中却竭力阻止。张认为东北局势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鉴于美苏两国的微妙关系，必须谨慎处理，不能鲁莽从事。他一再强调政府应委曲求全，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此外，3月27日，张治中处心积虑，力求东北问题之解决，私下与周恩来谈判，达成东北停战协议。不料，该草案呈报给蒋介石，竟被蒋作了修改。当张在小组会上提出这个修改过的草案时受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周恩来质问张治中说：“昨晚已谈好了，今天怎么又变了。”使张治中有口难言，十分狼狈。散会后，周恩来走了，张治中气得倒在沙发上说：“唉！我有什么办法呢！”以后我们去延安，在开晚会时，他发言说：“将来和平实现，应勿忘我张治中三上延安。”这些事实说明，张确实是反对内战的，他的见识胜蒋介石、陈诚辈远矣。
张治中赴西北后，三人会议的代表由陈诚担任。陈诚先后任过曹万顺军的副军长，十一师师长，蒋冯阎大战中，首先攻入郑州，作战果敢，博得了蒋介石信任。以后任十八军军长，在江西“剿共”大卖气力，更得蒋的赏识。抗战时他任政治部部长，对军委会事务极力要求革新，较何应钦等元老，更显精明干练，敢作敢为。他标榜做官应清廉，不要钱，因而在国民党青年军官中威信较高。加上他的妻子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宋美龄看待她如同亲女一般，于是陈诚同蒋介石关系更深，更得蒋的信任。
陈诚深得蒋氏的信任，与其说他有才干，还不如说在坚决反共方面与蒋情投意合。他好大喜功，而不务实，缺乏战略眼光。勉强颂扬他，也只能说他“志大才疏”。
陈诚顽固地追随蒋的反共政策，立志要消灭共产党，他一担任政府和谈代表，就气势汹汹，一心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
3月30日，陈诚与吉伦将军见面就说：“中共与英美等国的政党不同，它是有国际背景的集团。他们一贯不守信义，只知不断争取利益。”他主张：“已定的军队整编统编事项，中共必先严格执行，不然用不着再谈。”他还表白：他虽与周恩来个人关系尚好，但主义不同，友谊关系不可靠，他承认中共东江纵队可以海运，但对中共琼崖支队则不予承认。
同一天他还对我和其他随员说，他担任三人和谈的政府代表，在谈判时只谈整体，决不支离破碎地谈。他要我立即移住他的华一村寓所办公，还邀请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李维杲移住他家，以便随时研究谈判事宜。他还要我组织一个参谋小组，负责一切谈判的准备工作。
4月1日，我开列随陈诚出席三人会议的随员名单如下：
郭汝瑰：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负责为代表准备整理谈判所需要的资料。
李维杲：外交部总务司司长，负责与美方联络。
许朗轩：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处长，负责军队调动方面的问题。
张超：后勤部高级参谋，负责补给运输方面的问题。
赵学渊：负责复员方面的问题。
裴治熔：军政部军务署步兵司科长，协助郭汝瑰负责整军事项。
随着苏军缓缓退出东北，国共两军争相控制战略要点，战斗遂日趋激烈，因此陈诚于4月2日邀军令部主管人员报告国共两军情况及交通状况。会后令我根据军令部这个报告整理成东北情况报告书及对东北急需处理事项的意见，送他审阅，大意如下：
l．向美方说明政府军在东北不足五个军之数，需再运一、二个军前往。
2．《基本方案》规定中共在东北编为一个军，但其兵力，远远超过此数，希能确实停止秘密运兵，并速即整编。
3．中共军队不进占苏军撤退城市、让政府军前往接收主权。
4．全国一切问题须整个解决，不可因东北局部情况陷全国整军于停顿。希中共速遵《基本方案》造送各项表册，以便计划整军，规定驻地。
陈诚继任谈判代表，虽组成一个参谋班子，为他准备材料、提供意见，但是他仍对情况不熟。4月3日商谈恢复交通问题时，中共方面认为交通须全面恢复，即铁路、公路、水路、邮电等均同时恢复，而现有碉堡工事等则有碍于平民交通往返，故须将其平毁，而保护交通的则须保留，对此陈诚发表不出什么意见。结果周恩来提议：“因陈部长情况尚不熟悉，今日暂不作决定。”
第二天，由我同李维杲等研究提出，恢复交通问题的意见，以供陈诚参考。即：
（一）同意碉堡线许可人民自由往来，中共官兵传令如无武装时也可通行，但必要时须接受检查。
（二）同意完全平毁碉堡，但须第一期整编完成后开始，第二期整编完成时平完。
如以上两点得不到同意，可承认派遣小组或在三人会议决定。某些地区的碉堡必须保留外其余平毁。必须保留碉堡之地区如：津浦、胶济、北宁、陇海西段沿线，平绥线之一部。至于陕北封锁线，则待胡宗南回电方定是否撤毁。
对中共则提出如下要求：
（一）修复各路。
（二）保持路政完整：包括用人由交通部考核，收费不容混乱，路警必须统一三点。
（三）供交通用的煤矿，不得破坏。
（四）邮政不得破坏，不得发行邮票。
（五）中共部队不得向铁路向心运动。
陈诚为人心粗气浮，遇事不能深入思考，虽好征求别人意见，但常凭感觉主观武断。他不是智深勇沉有政治远见的人，不能从长远去看中国全局，只靠反共取悦于蒋介石，充当谈判代表，显得不是长才，谈判对手又是周恩来，所以非常被动。1946年4月6日他邀约军政部次长林蔚、俞大维，军令部次长刘斐、空军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李维杲、军令部一厅二处处长许朗轩及我午餐。饭后商讨东北局势及如何与中共讨论关于中共反对政府军增加的问题以及政府增兵问题。讨论结果决定：对政府军增兵问题，可以说是按停战协定，为了收复东北主权，政府军行动不受限制。所谓不超过五个军，乃指整编后的五个军，不是指未整编的军。同时指责中共目前在东北驻军数，已超出停战协议只驻一个军的规定。强调中共须迅速按基本方案规定驻地，中共军队不接收苏军退出之城镇。关于琼崖纵队问题，可以初期未闻中共声明为理由，根本不承认。
在谈及东北局势时，据刘斐（为章）分析：“苏军看中共军队能抵抗支持住国军的进攻，就撤退，否则必然停撤。美方心理是：只要苏军撤出东北，美方就佯作不知，让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之大部也无不可。委员长（蒋介石）则不敢明言放弃东北，暗中的主意是：能争回到如何程度，即争到如何程度。”
谈判桌是一面镜子，反映出谈判双方的意图，也反映出战场的形势。
刘斐的分析，道出了蒋介石和美国在对东北问题上的微妙差异。出巡前夕，周恩来要求东北关内一样停战，国民党则坚持收东北主权不受限制，反映出当时东北双方力量的对比，中共兵力尚微弱，国民党兵力暂占优势；3月13日讨论派执行小组去东北时，我建议张治中对中共让步，以求达成协议。张治中不肯。说明他看不清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暂时优势正在丧失。4月初中共在东北兵力已日渐增强，且在苏方支持下，国民党如果要用武力向北打，绝对打不出什么有利局面，也无法用武力控制这样大的地区。这种情况，国民党多数将领是认识不到的。国民党政府一面谋求增加兵力向北进攻，一面希望在谈判桌上捞些好处——占领沿铁路三十公里的地区。陈诚高叫恢复交通，不仅反映出中共军队控制并破坏一些重要铁路路口，国民党无法恢复，而且反映出国民党借铁路线以阻断沿线两侧中共军队的交通往来之目的。所以共产党要求平毁铁路沿线碉堡，而国民党则坚决反对。这些从4月7日陈诚致吉伦将军的两份备忘录及蒋介石致马歇尔的电文，及以后谈判中的表现，都反映得一清二楚。
4月7日陈诚致吉伦将军的两份备忘录如下：
一、恢复交通的备忘录：
1．凡足以妨碍交通之工事与碉堡一律撤毁，但防守性及保护性之工事与碉堡，绝不能拆除。
2．拆除工事与碉堡问题，应从整体解决，即速即执行整编方案，此问题乃可顺利解决。
3．如必拆除，提议于整军第一期完成时开始，第二期完成时拆除。
二、为恢复东北主权的备忘录：
为恢复东北主权，国军须北进接收，提议照马歇尔原建议，共军撤出沿铁路三十公里地区，俾国军通过接收主权。
4月8日清晨，陈诚叫我去他办公室，他同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以蒋介石的名义，拟了一篇致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当然是得蒋同意的），要我誊正拍发，全文如下：
苏军正由东北九省陆续撤退，我国军正开入各该苏军撤退之城市与地区，恢复我国主权。乃中共部队非法开往各铁路线，阻扰国军达成恢复主权之任务，吉伦将军现在以最大之努力求得一解决方式，实堪嘉许，鄙意最好吉伦将军能即往东北一行，查明事实，以作解决之依据。对于国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带一节，事关恢复我国主权，必须办到。今共军非法占领沿铁路线各据点，造成冲突，中共应负其责。因此余要求中共军队立即沿铁路线各点撤开，俾国军可以通过，达成上述任务，至于中共对于东北国事有何其他意见，尽可提出，由三人会议讨论，以谋合理解决。
蒋中正
4月8日
就在蒋介石、陈诚这些图谋下，4月8日下午三人小组于怡园开会，吉伦将军首先提出建议，要求东北的中共军队停止再作任何调动，并立即从最近所占中苏条约所涉及的沿铁路或在铁路上之各城镇退出，离开铁路两侧一日的行程，以使国军利用或通过铁道，而政府军不得追击或扰乱撤退之共军或上述铁路城镇附近之共军。
这个建议，意味着要中共放弃四平街等要点，让国民党军长驱直进。于是周恩来坚持先由执行小组去东北将战斗停下来，然后再商讨国军如何接防共军所占城镇的问题。
4月9日，继续开会讨论，周恩来说：“三人小组3月27日协议发出的命令已很明确，不必再另加指示。中共中央坚持认为，必须先将冲突停止下来，再定如何接防。现在政府推翻原协议而不执行，即或再得协议，也可能被推翻，这样，谈来谈去有何作用？”
陈诚说：“请周恩来将军注意发生冲突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或攻击已接收之地区，故必须明确规定中共让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并限制中共军队不准攻击政府接收人员，只能如此，方能避免两方冲突。”
美方代表吉伦将军也认为3月27日的协议须加以明确指示，并且提出折中方案，主张规定政府军先接收沈阳至长春间沿铁路各城镇。
对吉伦将军的建议，陈诚表示同意，同时声明，希望不要因为这点而影响政府军接收其他地区之权利和义务。而周恩来则极力反对，并对此表示严正立场说：“只要双方严格依照3月27日协议，先停止冲突后才能协商接防问题，也才有助于国内和平。”
双方意见完全僵持，未得协议。10日吉伦与国民党军令部次长秦德纯、军政部次长俞大维飞东北调处。
我参加这一时期的谈判，深觉政府负责谈判人员多无远见，每事不经详细研究，一遇困难，就向蒋介石请示，而蒋却依据其反共、限共、灭共的老主意凭一时的感情用事武断作出决定。谈判人员不管这些决定妥与不妥，一概照办。即使事后发现毛病，自有蒋介石负责，承办人反可推卸责任。如东北停战问题，双方商谈已近解决，却因政府方面须在文字上注明政府军有权开往东北的任何地区，而终未达成协议。殊不知东北之大，事实上政府军不能一一占领，其后张治中、周恩来又渐次达成协议，却被蒋介石断然修改。而张治中又不敢向蒋介石呈明得失，致使谈判破裂。然而在谈判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既有让步，又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每订定一文件均深思熟虑。周恩来杰出的政治家风度使我深为敬佩。由此我内心更倾向共产党而鄙视国民党。
4月10日，陈诚向我说：“他将要去上海治病，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将由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或其他人担任。他要我将他担任政府代表以来的经过写出来，交给后任代表参考。他问我有何意见。我说：“担任谈判代表，须有研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负责，对疑难问题，不宜事事请示委员长。委员长决定不恰当要能据理力争。”
“应该如此。”他说。
我乘机向他建议：“琼崖纵队事，应早作考虑，如果终究要承认，倒不如早点承认，以免美国人笑我们没有远见，做事不明快。”
“这是委员长的意见，他不容许中共在海南岛插足。”陈诚回答说。
他刚才还同意“不要遇事向委员长身上推”，马上就忘怀了。
陈诚去上海治病后，蒋介石内定徐永昌继任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并令俞大维协助。
徐永昌，原属阎锡山部下，被阎派到政府当代表。蒋为了拉拢阎锡山，遂令徐担任军令部长。徐头脑极为迟钝，毫无才能，人称“菩萨”。俞大维时任军政部次长（后任交通部部长），曾留学美国，谙熟英文，极其聪明，自诩为“智囊”，颇受蒋介石、陈诚赏识。所以后来国民党代表实际上是俞大维在充当。
陈诚走后，在徐永昌未来前，国民党政府方面无人负责，三人会议陷于停顿状态。只由我、中共童陆生高参、美军上校辛克尔商谈复员计划。童在商谈中，非常谨慎仔细，总怀疑条文中伏有圈套，我暗地告诉他：
“这部分条文，无关紧要，没有圈套，有问题我会暗示你，你回去问董老便会明白。”
第二次童来商谈时，向我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讨论进行得非常轻松。
辛克尔同我商量，主张把《复员实施办法》交一份给中共研究。但林蔚不同意，他认为中共方面并未交出任何表册，政府方面不必忙于交出计划。
4月18日马歇尔由美国返回重庆，19日徐永昌邀俞大维、许朗轩和我同他见面。俞大维告诉我，他这次东北之行，毫无结果。由于中共破坏北宁路，进攻长春，使美方默认政府须增兵东北，认为接收主权，不能不排除障碍。
俞大维这番话，可以窥见美方已渐揭去其主持公正、不偏不倚的面纱。美遏止苏联在远东发展的太平洋战略，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4月23日徐永昌正式通知马歇尔及中共代表，今后由他继陈诚担任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当日下午他与马歇尔见面。马歇尔认为，国共双方在面对面会谈中，常因不必要的小事争论不休，致使重大问题反达不成协议，建议以后少进行正式会议，由他先向双方接洽到相当程度后，再进行会议。
恰好此时国民党忙于还都，我也于5月1日飞往南京，谈判会议基本上未举行。但此刻中共李先念所部被围已久，非常紧张，所以周恩来主张前往解决。5月5日徐永昌和周恩来离南京返武汉，然后转宣化店中共中原军区所在地调处鄂境冲突问题。我未随行。
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三人小组会议也移南京开会。原来政府代表的随员到南京后改为“三人会议政府代表议案研究室（后又改称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办公室）。
5月19日晚，白崇禧指挥的政府军攻入四平街，并继续向长春、永吉发展。
22日周恩来提出备忘录，严厉指责政府军扩大攻势，不特在东北侵占四平街、长春，继续向北侵犯东北解放区，同时政府军在平、津、苏北等地均有行动。
此时马歇尔与周恩来，蒋介石以备忘录及信件往来形式交换意见。关于双方在东北驻军数量问题，周提议中共在东北驻军5个师。马歇尔认为中共驻军5个师，政府驻军25个师，这样关外驻兵太多，要求中共改为3个师。蒋介石认为，如中共在东北驻军3个师，则政府军驻15个师。他提出共军驻地仅限于黑龙江省，东北各省政权均应统一。他坚持必须接收东北主权，哈尔滨以北地区只准政府行政人员率必要之军警前往。他还坚持东北应首先实现军队整编。连马歇尔都认为，蒋介石这些意见无异于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他认为长春之胜（指国民党占长春）毫不足恃，不可叫价太高。
但蒋介石一意孤行，于6月1日成立国防部，6日又单方面发表了《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全文如下：
余刻已对我在东北各军下令，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15日。
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以前所签订之协定。
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下列各点必须在15日内获得圆满之解决。
1．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
2．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
3．获得一确切之基础，迅速实施本年2月25日有关全国军队复员整编统编之协定。
蒋中正6月6日
7日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徐永昌要我起草实施基本方案的办法，要俞大维起草恢复交通的详细办法。先邀美方代表讨论，然后再开三人会议。他还对我们说：“蒋介石指示：东北共军限两个月内完成整编。允许中共在东北增加为三个师，但关内须减少两个师（最好由华中抽出）。三个师之驻地限于黑龙江。”
6月9日，徐永昌和我，还有许朗轩、李树正，带着有关共军驻地的方案及图表面报蒋介石。蒋同意中共两个师驻黑龙江，一个师驻兴安省西部，并分隶于两个混合军。蒋还令徐催中共答复关于美方人员仲裁权的问题。11日当徐永昌、俞大维和我在励志社，向马歇尔提出停止东北战争之有效办法及整编部队之补充办法时，马歇尔认为在兴安省不宜驻国军两个师，因为这只能刺激苏联。不如在北满减少驻军，尚能增强南满防务。他还认为东北共军整编，两个月之内不可能完成。俞大维也认为此案条件过于苛求中共，不能获得马歇尔的同情。假如政府固执己见，马歇尔一旦停止援助，且命令在华美军退出，则东北政府军所需之枪械船舶均成问题，因此他主张以中东路以北地区让给中共。我也觉得中国需要安定，如真能获得和平，中共在华北驻地不妨扩大，我纯粹从停战着眼，认为只要能维持暂时相安的局面，则政府驻东北军队不必求多，如国际形势有了变化，则东北驻军再多也徒供牺牲而已。我认为两军犬牙交错，容易发生事端，不如明确规定驻地，各自退入境内。为此，不特冲突可以停止，交通也易于恢复，美方参谋人员及徐、俞均表支持，我们于是拟定驻地提案，并详细绘图说明。
15日美方拟定“停止东北冲突办法初稿”主张“就地停火”，双方应退至何地由美方仲裁。6月17日蒋介石要听取谈判人员对东北停战及整编军队意见，我们将美方参谋人员所提之方案和我们所拟的中共军队驻地方案向他作了报告。
蒋介石对中共军队驻地极为重视，处处对照地图查阅。他见我们的方案把吉林省东部汪清划归共军作为驻地，便勃然大怒，说：“嗯，汪清是交通枢纽，军事重镇，你们军令部还搞不清楚？这祥重要的位置能划归共军？不行！立即给我重划。要记住，汪清、珲春两地决不能划归共军。”我们下来，只好在地图上将应划归共军的汪清从共军的驻防地区圈了过来。在地图上来看，汪清完全在共军驻地三面包围的袋形地带之中，在那里驻军还能不遭歼灭吗？蒋介石完全像小孩子争玩具一样，只管争到手，根本不顾后果。
6月17日，徐永昌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以最后决定权赋予马歇尔。18日18时半，三人小组在励志社开会，徐提出：“战斗无法制止，是因为三人执行小组任何提议都需三方同意，才能执行之故，如果国共双方争执不休，战斗就永难制止，因此主张国共双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时，干脆请美方仲裁！”
周恩来一听此话，就立即站了起来，指着壁上挂的孙中山肖像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当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问你，我们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仲裁？如果中共方面提出请苏联人仲裁，我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
周恩来声色俱厉，竟使徐永昌、俞大维目瞪口呆，一时无言以对。
这天会议就不欢而散。
6月22日，三人会议又在马歇尔行馆复会，商谈停止东北军事冲突问题。
参加者除了马歇尔、徐永昌、俞大维、周恩来、皮中阚、许朗轩、滕代远、童陆生和我，还有美方若干人。
会议开始，马歇尔提议以其起草的“结束东北之战争”草案为讨论的基础，经双方同意后，于是逐条讨论。头两条比较顺利地通过。双方都同意仍应执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双方正在战斗的部队应立即停战。但在讨论重新调整双方紧密接触或正在战斗的部队，要求撤离具体距离又有争论。共方主张十五里，国方主张三十里，最后暂定为二十里。
当讨论到在执行小组意见有不一致的情况下，依美方高级官长的决定为依据时，当然又遭到共方的反对。周恩来主张各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只有单独报告权、调查权（可以决定任何时间去任何处调查）和停止冲突之执行权。
徐永昌认为如此一来在指定撤退的具体距离如双方各执一词就无人仲裁。对此马歇尔提出待新协定成立时再行讨论。
停顿已久的三人会议，第一次在南京重开，就未能顺利达成协议。
我此时对国共停战谈判，颇有“搁浅”之感。21日东北停战15日限期已满，蒋介石，周恩来同时宣布再延长8天。我衷心盼望谈判能有转机。
23日三人会议谈判交通问题后，滕代远同志约我同进午餐。我估计他可能有事同我商谈，立即欣然接受邀请，但同往出席会议的许朗轩极力推辞，我怕我的关系被暴露，不敢单独前去，只得约滕下午三时去励志社会谈。下午滕与童陆生同志来了。他向我们询问：整军后编制是否一致？军区之设立如何？补给区是否仍有八个？退伍转业情况及办法如何？东北停战之意见及华北驻地规定之意见如何？
由于许朗轩在座，我们都未表示亲近。我趁机以谈判的姿态，尽量如实地回答他的询问。
“整编后国共双方皆用同一编制，不会不同。军区如何设立，要等待驻地调整决定后才能具体决定。补给区马歇尔提出的方案是八个有争议，究竟设立几个，如何具体补给等，仍须双方达成协议。整编编余人的转业复员办法，与我同童陆生高参讨论的内容一祥，并无改变，不过我国就业困难，需适当根据我国国情组织若干屯垦部队，筑路部队等，才能使复员士兵不致流离失所。”“对东北停战问题，我认为最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规定驻地，驻地定，两军各自进入驻地范围，则战斗自会停止。”
关于华北驻地，我将所拟的方案及驻地地区附图给他看，同时说明：“这个方案是我们参谋人员的意见，并非批准文件。”他们听后满意地走了。
我们将驻地图按目前蒋介石的指示，重新绘制以后，25日，徐永昌、俞大维持图向蒋介石请示，他又加以更改，并限中共签字十日后退出胶济路，一个月后退出苏北，并退出承德、古北口，由政府军接防。
28日，中共提出“关于国共双方军队驻地的建议方案”，我随即去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办公室与许朗轩、李树正、傅砚农等，把中共所提议的驻地分别标示在地图上，然后以一份呈送蒋介石，一份报告陈诚，并去国防部报告。
在国防部报告时，我首先说明：在《基本方案》中原规定东北、华北驻军之比例。然后说明几点应注意的地方：
（一）中共欲打破规定，争取保留二十个师。
（二）在东北方面，中共想保有北满，控制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安、牡丹江诸点，并在南满控制安东，从而使辽东半岛易与朝鲜联络。
（三）华北方面，中共以一师驻益都，一师驻德州、滕县，以便能包围济南而截断津浦、胶济两线。此外一师驻邢台，一师驻闻喜，以图截断平汉、同蒲两线。如此，横断中原，使政府军与河北、山西、绥远不能连成一片，而陷平津于完全孤立。又中共以一师驻承德，一师驻张家口，以切断平绥、平朝两线，并保持与东北及外蒙的联络。
（四）华中方面，中共以一个军驻宿迁、东台、淮安，如此，则津浦路南段即随时可被截断。
我报告完后，陈诚与陆空各总司令、几位次长开始讨论。陈诚认为，政府要求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承德、古北口等地，必须有理由使马歇尔折服，他认为以“如不指定区域，难民不能返家”为有力理由之一。刘斐说：“此次谈判，实际是周恩来与主席（指蒋）之间的谈判，作为代表必须能完全了解主席的意旨和企图，才能谈。马歇尔与主席谈话，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就苏、美关系。苏联不正面与我交涉，但必然与美方有接触，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必有联系，他可以了解世界大势。我们则除主席而外，谁也不知和战关键。”陈诚接着说：“月底停战的时限虽然到了，但不至于就发生战争，这两天如何转弯，使主席不为难，应由我们去想一妥善办法。同时还必须设法使马歇尔光荣归去好。”
我认为他们这些话是意味着三人会议即将寿终正寝的先兆。
停战谈判尾声
* * *
6月29日，据说中共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围，不知是马歇尔提议还是周恩来提议：“放一条路让其去延安。”我听陈诚对俞大维说：“政府不能同意放一条路让李部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他们本领好，政府军不能打，算政府军不行。”
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就发生了。以后听说26日国民党政府三十万军队大举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共军。共军主动作战略转移，突出了国军重围。
7月3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叫他与邵力子、王世杰、陈诚等继续协商。商谈中，中共方面说“战斗发生是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国民党说是李先念部突围所惹起。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于是马歇尔于7月9日派专机去信阳，把美国、中共及政府三方调处执行小组的人员接到南京。政府方面第九执行小组组长是卢济时，据他对我说：“李先念部是分三路突围的。一部向麻城、罗田一带；一部向宜城；主力已到南阳方面。”因我不知其来意，也不清楚蒋介石的意图，所以只好对他说：“如何调处停战，须待马歇尔调解。”
7月13日陈诚要我写备忘录回复马歇尔，拒绝考虑让李先念北移。据闻国民党军队又向苏皖共军大举进攻，看来谈判已陷停顿。
8月3日俞大维告诉我：“委员长不同意对李先念部调处。但是程潜等来电说执行小组去老河口调处，李先念不派代表，故责任应由李自负，我恐怕他们未把小组撤下来，有违委员长意旨。所以问问你情况如何？”
我说：“商谈既无诚意，调处也不过徒具形式。各执行小组混搞一阵，反而双方感情愈恶，更加互不信任，不特虚耗国币，也有碍团结。对李先念部调处与否，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李要逃出重围，政府军则企图加以消灭，所以调处与否都是打仗。”
自此调处停战，已名存实亡了。
国民党军向苏北共军全面展开进攻。鄂、豫、津浦、胶济各线，山西热河方面都发生战争。
8月9日马歇尔、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俞大维分别会谈，国民党仍坚持有条件停战，共产党则坚持无条件停战。
10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处失败。局势越见恶化。
8月27日政府军攻占承德。
9月27日我参加国防部作战汇报，得知政府军即将攻张家口，一周内且将在峰枣支线发动进攻。
国民党已大打出手，然而仍高呼谈判。9月30日陈诚还令我准备整军方案。
他指示将原规定为中共驻地的张北、张家口、尚义、沽源、多伦等县划出。东北方面蒋介石原同意中共于吉林省东部驻军，现也要划出。
10月1日陈诚要我起草一份备忘录致马歇尔和周恩来，说明政府是最希望谈判与停战的，是共军攻击了所谓“严守约束的国军”。因此，陈诚提出今后谈判，须有两个先决条件：
l．迅即提出改组政府后之国府委员名单（计中共八名，民盟四名，并由中共推荐一名无党派人士）。
2．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二十师之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否则谈判徒增口角之争及扩大战争之机会而已。
这已经等于向中共提出了哀的美敦书。
11日傅作义部攻入张家口。同时下午蒋介石趾高气扬地悍然宣布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在政治上宣布了国共的分裂。
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处理时局之具体办法八条，大意是：恢复交通；东北共军照6月间规定驻地实施；华北华中驻地由三人小组商谈，五人小组所获协议，交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协议；地方政权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解决；宪法草案，提交国大讨论。
10月23日陈诚召我作备忘录致马歇尔和周恩来，告以中共如不停止对东北和榆林之进攻，则由中共负战事扩大之责。许朗轩告诉我，这是政府军在东北及陕北采取行动之借口。
这样紧锣密鼓，全面内战显然已不可避免。出人意料的是11月8日，蒋介石又下达停战命令，并宣布11日生效。
11日我随陈诚去宁海路马歇尔住所，与周恩来作非正式会谈，周恩来说：“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战，我事前一无所知。根据以往经验，凡是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攻击，准备防御时，都是在准备防御的口号掩饰下大举进攻。四个月来，就攻占了一百余城市。因此，我对这次宣布停战，深感忧虑。尤其使我忧虑的是据报：胡宗南、马鸿逵的部队都已集结待命，准备进攻延安。昨天政府飞机四十架飞延安侦察、示威。”
周恩来接着说：“政府违背政协决定，即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一开，就表明国共的分裂。在分裂局面下，军事如何能和谈呢？且此次停战，又保留了防御的借口，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商谈。但是，我仍愿作最后的努力。请马歇尔将军转请政府缓开国大！”
接着周恩来转过脸来对陈诚、俞大维说：“陈总长、俞部长！你们都是政府中人，不知可不可以探听明白政府的意向，并设法解救这万分危急的情况？”
马歇尔见会谈空气十分紧张，提议稍作休息。
休息片刻后，马歇尔问陈诚政府有何停战提议。
陈诚提出了三点笼统的停战的办法，要会议细作商量，即：
1．就地停止，待三人小组派人到来；
2．小组到后，决定军队如何调整；
3．双方意见不同时，看用什么方法解决？他说：“我相信，如果军事上的问题得到解决，或者也可以影响政治，因此我请先商谈如何停战。”
马歇尔说：“不论政治方面谈判如何，我总觉得，如果停战能达成协议，必有益于政治方面的妥协，所以我希望愈快停战愈好。”
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明天就开分裂的国民大会，那么，停战必有益于军事和政治上各种问题的解决。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时间从长协商政治上及国民大会的问题。”
周说完问陈诚：“陈总长，照你刚才所提出的停战原则，不知你有无具体办法？提出来我好向延安报告。自己也才好考虑！”
于是陈诚把原先准备好四条办法提了出来。并申明：这个办法“只作商谈资料”。
周恩来看后声明：“这四项办法，虽然与6月间所商谈的办法，出入很大，但是我愿意把这办法报告延安，自己也加以研究。”
这次三方非正式会谈仍无任何结果。
11月15日国民大会，竟宣布召开。历时一年多的停战谈判，这一下就被堵死了。不久马歇尔任美国国务卿，发表了声明，美方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幸解放战争，仅历时三年，而天下“定于一”。这倒是预料不到的大幸事。
三人会议曲终人散，已经是1946年了，事如春梦，难凭记忆。幸当年日记尚存，可借以勾起往事。
三人会议失败是坏事，但教训了我，使我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这以后我间接参加了用武力批判国民党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对三人会议的回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是三人会议擦亮了我的眼睛，是三人会议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到共产党的怀抱。我至今每过重庆见我与董必武同志两度会见的地址青年路妇婴保健站；每过上清寺尧庐、桂园、怡园等我参与三人会议有关的场所，往事都像电影故事片一样，一幕一幕地掠过我的脑海，而使我发出幸福的微笑。我终于从革命洪涛中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