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防部职权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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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协助张治中工作，参加三人会议的同时，也作了一些蒋军整军及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的参谋工作。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历来是枪指挥政治而不受政治约束。其下设军令、军政、军训、后勤各部及航空委员会、海军处等。职权分散，指挥运用很不灵活，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组织。蒋军内部早就主张改革。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预料会上必将提出整军问题。他为了预作准备，12日向我要去国防研究院所拟的《国防十年建设计划一览表》（其中有国防机构部分）。13日何又召集军政、军令两部及办公厅主要人员开会商议改组中央军事机构及整军计划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并把我昔日所写的《建国纲领》交他作参考。这次会议虽无结果，但改组中央军事机构的问题正式提出来了。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其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第三条规定：“在初步整军计划完成时，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
1946年3月10日，何应钦召集白崇禧、陈诚、张治中、朱绍良、林蔚、刘斐、周至柔等高级将领及军政部军务署主办人员讨论中央军事机构问题，决定采用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建议案，作为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的依据（这当然是经过蒋介石的授意或得到蒋的同意的）。
魏德迈的建议案是以美国政治制度为基础又拼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经验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以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国防部长由政客担任，主要负责向议会阐明军事政策，解决军事预算，整顿军备及所需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不直接指挥军队。国防部内设参谋总长主持军事，下辖陆、海、空三军总部及情报部、供应部。此方案可使陆、海、空一元化，使政治可以控制军事，某些精神是可取的。
3月22日何应钦等又在总长办公厅会议室，讨论如何改组军事机构。根据魏德迈的建议，大体决定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主要管理军事预算、兵工、兵役诸事。另成立联合参谋部，统辖陆、海、空各总部。这样一来，国防部长工作主要属政治范围，是军事政治间的桥梁，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显得无军事实权，而参谋总长在一定程度具有指挥军队大权。我作为军务署的主管人员，这几次会议都参加了。当时我想：如果军事大权旁落，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但是，为了在政治上做出一些让步的表示，借此欺骗国民，统一共产党的军队，继续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又不能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听说，他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人选上费尽了心机。当时担任国防部长可能性最大的是何应钦、白崇禧两人。何应钦虽然忠诚，如果让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那么，参谋总长一职顺理成章地应由白崇禧担任，这样，指挥大权岂不落在桂系之手，蒋介石就将更难驾驭桂系了。如果，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呢？情况就大不同了，既可以此笼络李宗仁、白崇禧，又可冠冕堂皇地剥夺白崇禧兵权，使白虽身居高位，却无实权，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自己的亲信陈诚任参谋总长，掌握实权。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主意。但是，何应钦如果不任国防部长，又如何安置呢？蒋介石考虑的结果，就派何应钦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前往美国负责中美间军事联络。陈诚得知即将担任参谋总长，当然领会蒋介石要他架空白崇禧的用心。于是尽量争权，以对付白崇禧而讨好蒋介石。陈诚4月10日以后，借治病为名不再担任三人会议代表，就是去准备任参谋总长的一切事宜。
5月中旬，我便知道已内定白崇禧为国防部长，林蔚、秦德纯、刘士毅为国防部次长，刘斐、范汉杰、郭忏为参谋次长。国防部下属的陆、海、空，联合勤务等四个总司令也已内定为顾祝同、桂永清、周至柔和黄振球。
蒋介石这一摊子人事安排，是煞费苦心的。除陈诚架空白崇禧外，还不放心，所以就以亲信林蔚任第一次长。林原来是军政部次长，干这一份名正言顺，同时林在白崇禧主持桂林行营时，任过白的参谋长，林为人温和，处理事情平稳，与白无恶感。秦德纯是西北军旧人，任军令部次长，转任此职，无多大妨碍。刘士毅是桂系人物，军训部次长，转任此职是对白的安慰。刘斐是桂系人物，由军令部次长改任参谋次长顺理成章，同时，国防部成立之前，他与陈诚也表示友好。郭忏是陈诚任六战区司令长官时的参谋长，一直是陈的亲信，这当然是陈诚的安排。范汉杰是黄埔一期学生，蒋介石当然相信，陈诚为了拉拢胡宗南，所以也同意安排范在这个位置。顾祝同是蒋最忠实的部将，为人阴柔无疾言厉色，表现不出大的才干，但还平稳，在刘峙、蒋鼎文、钱大钧这一批宿将当中，当然以选用他为好。他资格高于陈诚，虽表面上说陆军总司令直属统帅，与参谋总长地位相当，但权力毕竟小得多，单从资格看，让他屈居陈诚之下，似乎有点委屈，但总比向隅好，所以顾祝同就是心中不满，也隐忍承担。桂永清原是海军处长，周至柔原是航空委员会主任，黄振球原是后勤部长，出任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当然无大问题。只有联勤总部是国防部第一肥缺，不免有人觊觎。黄任此职可能有点过渡性质。大骨头争吃完了，剩下的小骨头，便是参谋总长下面的六个厅，十二个局的头头了。当然又是一番热闹。
原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志不在厅、局，很想有进一步的安排，但一时又轮不到他。国防部第五厅，预定由原军务署移植过来组成，方天任厅长似乎也是理所当然。方天曾私下问我：“部长要我任第五厅厅长，你是否同意我干下去？”
我说：“如果你一时不能外放，又在国防部无其他高就时，当然以暂干为宜，”
“那嘛，你是否可以任副厅长呢？”他问。
当时我内心真不愿再在国民党里干，尤其觉得陈诚这个人没有政治远见，好冲动，遇事任性，将来恐相处不好，很想离开他稍走远一点，甚至还想到延安去。这种心情哪里敢透露，同时我也揣测到方天试探我，不过希望我将来能接他的任，他好脱身高升。我只好敷衍他说：“如不出任军长，自然可以勉强担任。”
因为第一厅主管人事，任免军、师长可以“上下其手”。第五厅主管编制、装备、教育，对各部队的编制大小（编制决定经费多寡），武器装备的优劣，有支配权。所以两厅厅长都是美差，简直使许多人垂涎。第三厅虽然主管作战，表面上极其重要，但指挥战争难建功而易获罪，打胜仗是军师长们的功，打败仗不怨统帅，而怪第三厅。尤其分配作战任务，决定兵团、绥区、绥署、行营等的编组及战斗序列，很难对付，容易得罪人，当时我们开玩笑说：“第三厅厅长的威风，就仅仅是在全国优先打电话位居第三（任何电话都要让蒋介石、陈诚先打，然后是第三厅）。”所以人们对第三厅的竞争并不激烈。
由于第一厅是铨叙厅改编的，所以原铨叙厅副厅长钱卓伦任厅长。第三厅是军令部第一厅改编的，所以由原厅长张秉钧连任。第五厅是军政部军务署改编的，仍由方天蝉联。第二厅主管情报，无多少油水，且受制于军统（军事调查统计局），又是由军令部第二厅编成，所以厅长由特务头子郑介民连任。第四、第六厅，是冷门，几乎没有人下赌注。各局多主管业务，无须详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局和预备干部管理局。新闻局实际是搞政工，预备干部管理局是管青年军退伍军人，别人不能插手，于是邓文仪与蒋经国当仁不让。至于国防部长所直辖各司，更属冷门，当然门可罗雀，当上司长也有坐冷板凳之感。
各厅局长决定之后，于是又多为其所在厅局争编制人数、争执掌职权，闹得“不亦乐乎”。
经过几个月的你争我夺，1946年6月1日，国防部终于在南京原中央军校旧址成立了。8时，国防部科长以上人员齐集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先听自崇禧部长训话，然后参谋总长陈诚讲新制的优点。十时半，礼成散会。
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原因是：（一）国防部组织不合理。职权不明，办起事来相互掣肘。（二）内部狗咬狗的人事纠纷，争夺不断。（三）蒋军派系严重，往往因人设事，任意增添机构，安插私人，弄得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三者又互相影响，职权越加不清，互相扯皮，尔虞我诈的事层出不穷，所以钩心斗角，迄无宁日。
这年7月6日，我对扩大台湾的高雄、基隆等要塞问题，在日记中写道：
“过去余对于成立此等要塞，原甚反对，为其无用而耗财也。其后，总长甚有兴趣成立，而主其事的骑炮兵司令又从旁助之，编制遂相当庞大。中国多种设施殆均类此，在中枢者原无定见。甚至对其事毫无研究，徒因上峰有意举办一事，遂令人设计实施，而设计者又图谋自己从中承担某些美好任务，故编制及规模唯恐其不大，呈报上去又无人知现实状况如何，有时闭目批其缩减，不管其是否行得通，一有时则又漫不经心加以批准。致令在下者奸计得售，如此从何处可以得一合理之组织，宁不可叹！”
国防部成立不到半年，不合理的漏洞逐渐明显。失意者则诽谤、谩骂，写匿名信，无所不有。闹得陈诚不得不出面讲话平息。他在11月4日国防部纪念周上说：“国防部改组五个月来，外间批评甚多。”
他承认这是由于大家自成系统，只为本部门打算所造成。他要第一厅、第五厅注意这些事（国防部成立，军事机构改组事宜由第五厅承办）。
其实，他本身就应负很大责任。他与白崇禧针锋相对，怎能要求别人不自成系统？
陈诚还下令成立“国防部机构综合检讨委员会”，要求裁减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人员，由林蔚负责（林蔚转任参谋次长，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第五厅为秘书处，我兼任检讨委员会秘书长。这一检讨，使略趋缓和的争权夺利的风波，再一度沸腾起来。首先是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之争。
国防部的组成，都是按美军事代表团提的方案进行的，原来美方的方案，三军的最高统帅权属于总统，参谋长是总统指挥军事时的最高幕僚，但组织系统表画的是参谋总长隶属于国防部长，国防部长隶属于行政院长，行政院长隶属于总统。这样一来，参谋总长将完全受制于国防部长。陈诚哪能甘心，于是示意林蔚率我们参谋人员与美方讨论，根据参谋总长是最高统帅的参谋长这一原则，主张系统表改成由参谋总长画一条隶属线直达于总统，而拉一条指导线到国防部长之下。但美方认为这样行政不能控制军事，不同意更改。于是林蔚提出折中办法，画两条隶属线，一条直达总统，一条仍在国防部长之下。这样当然弄得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难分，兼之白崇禧、陈诚二人内心别扭，互不相信，所以国防部成立后，在部汇报会（由部长主持的汇报）和参谋汇报会（参谋总长主持）上，他二人各执己见，一国三公，弄得参谋们无所适从。后来，白按不干预纯军事任务的规定，不出席参谋汇报及作战汇报，陈也干脆不出席部汇报，因此综合检讨，首先就碰到分清部长与参谋总长的职权问题。1947年1月4日我随同林蔚、刘士毅、秦德纯、郭忏到美军顾问团讨论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的职权划分，美国顾问原则上照美国的制度加以解说，即部长掌握政策，作军政间的桥梁，向国会为军方要军事预算，要人力、物力，办理工业动员，人力动员，战地民政等。这些都与国民党一党专政，一切由蒋介石点头，完全不相干。因此，秦德纯和刘士毅没有为白崇禧从美军顾问团方面弄到一点油水。可是谈到人事制度时，美顾问认为将官人事须由部长转呈总统，咨国会通过。这与以往说法完全不同了，过去说总长直接呈总统，心向蒋介石和陈诚的林蔚、郭忏不免着急，但秦德纯、刘士毅只是听在耳中，并不力争，大概他们深知自己都是杂牌没有多大发言权，明知蒋介石绝不会放弃对军师长将官人事的控制，争也无益。所以这一天的讨论，仅听听美顾问的讲解而已。
3月28日，美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以备忘录通知白崇禧和陈诚，开会讨论部长与总长的职权。白表示愿出席，我即将准时到会的备忘录送了出去。不料陈诚看见美方建议案主张国防部本部增设一研究发展次长，就很不高兴，不肯出席，还要我向鲁克斯索取美国的国防部组织及部长职掌的有关材料来作参考。我只得将原发出的备忘录取回。我觉得陈诚对建议案内容并没有看清楚，只不过怀疑国防部有人向美顾问吹嘘，所以美顾问所作建议对部方有利，贸然拒绝出席。其实这个建议到处都是支持参谋总长的（洋人也讲世故，他们明知蒋介石要架空白崇禧，所以支持陈诚）。第二天（3月1日）我持抽回的备忘录去见郭忏、方天（他们是陈的亲信），他二人都认为这个建议并非对陈诚不利，叫我将备忘录交给林蔚，由林做主。林主张除白、陈二人不出席外，其余人员都参加美方召集的会议。
白、陈不特背地争权，当众说话也互相弄得面红耳赤。
1947年1月6日，国防部作纪念周，白崇禧勗勉部属迅速完成国防部机构的综合检讨，对国军迅速核实，以免浪费。接着由陈诚讲话，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决定政策，如果光从人数上去抠钱，问题必定得不到解决。”弄得白崇禧很不高兴。
陈诚有恃无恐对白崇禧连称谓上都毫不客气。他发了一份缄电称谓表给我们，对蒋介石称主席钧鉴，对何应钦称敬公，顾祝同称墨公，对白崇禧却称健生先生（或兄）表示不是白的部下。
他两人的矛盾背后又夹杂着蒋介石控制军权的因素。所以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权划分就不是单从理论上所能解决的。以后我转任第三厅厅长，解除了“国防部机构综合检讨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听说这个问题都一直未能解决。拖到陈诚出任东北“剿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由何应钦任国防部长，顾祝同任参谋总长才不了了之。国民党也就很快完蛋了。
我一年三迁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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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上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权力分赃。国防部成立之初，各派系间，各派系内，人与人之间无不在争权夺利。虽然煞是热闹，但是一次分赃总不能均匀，不能让各方都满意，当中必定要有若干妥协和暂时安排，这就使得有些人的交椅坐不稳，成了过渡性的“五日京兆”。有些人急不可待的要“指日高升”，不得不再次调整。所以不久郭忏代替了黄振球任联勤总司令，方天、郑介民升任次长，钱卓伦调总长办公厅任厅长。这一下一、二、五厅厅长出缺。于是又刮起了抢夺狗骨头的旋风，我也被卷了进去，表演了一场“升官图”的喜剧。不知内幕者骂我是“十三太保，一年三迁”，“官运亨通，深得当局信任”。
要弄清我一年三迁的来龙去脉，话又得从头说起。
当1944年陈诚代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时，大量任用他的十八军干部，这些干部当中有几个是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的新秀，如方天、刘云瀚、石祖黄等。方天邀约了十一期的刘劲持、杨业孔、车蕃如、李汝和、吴伸直、杜显信等同学，把持了军务署。这时我在英国，并未参加竞争。方天为了减少人们的攻击，约我回国担任副署长，因为我是陆军大学十期毕业的，然而我在陆大研究院第三期与刘云瀚、车蕃如、吕文贞、石祖黄是同学，与他们私交很好，又是十八军的干部，在陈诚那里通得过。这样可避免十八军内部的人攻击他。及到国防部成立，某些人图谋以“十一期为中心”占据国防部的主要职务。但初成立时，人事摆不平，要照顾的方面太多，所以只有等待时机。方天屈就了第五厅厅长，刘云瀚任了第一厅管将官人事的第一处处长。这次一、五两厅出缺，刘云瀚当然想脱颖而出。第一厅对他本是近水楼台，但他却竞争不过蒋介石妻侄毛锦彪（陆大十三期毕业）。他于是想染指第五厅。可是第五厅对于担任副厅长的我又是近水楼台，我业务又熟悉，理应由我担任。怎么办呢？于是在方天的默契下，通过郭忏把我调出五厅，转任总长办公厅副厅长，给他让路。我心里明白却冷眼看着，默不作声。原因是我这时心情很复杂。首先我与共产党已取得了确切联系，想另找出路，当然就不积极去争这一块狗骨头。这时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这是又拿外汇，又有物质享受，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美差事。1945年我与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时，他曾鼓励我去美国，一面可研究美国军事，一面与党保持联系，为中国革命下一着远棋。我从个人角度考虑，我去美国不特可以有较好的享受，又可以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还可以学会英语和现代军事知识，变成美国通，将来为革命作贡献还是有本钱。当然我很清楚与何应钦拉上关系，可能就会得罪陈诚。所以我在陈诚的亲信们面前只得违心地表示不愿去，一再声言怕去了就疏远了“辞公”（陈诚）的关系。其实我心里明白，国民党派系之争，不见得陈诚便是最后胜利者，疏远了陈诚，不就接近了何应钦吗？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国民党迟早要垮台，到那时不管你归于陈，还是归于何都得同归于尽。只有归于共产党，国家才有前途，个人才有出路。但我那时的处境，只能允许我在蒋介石、何应钦、陈诚，及以后的顾祝同之间周旋，敷衍得面面周到。与刘云瀚、方天一伙我也打得火热，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活动。因此，没有人识透我的庐山真面目，连白崇禧都以为何应钦拉我是挖陈诚的墙脚。在雍园一号白的公馆，办鱼翅席为我去美国饯行，席上只我一人，他满口总长长，总长短，都是指的何应钦，我假装不明其意，并没有露骨表态，饱餐一顿走了。
更妙的是我任第五厅厅长的经过。何应钦要我去美国基本已定下来后，陈诚于8月29日嘱咐我说：“何敬公本身宽宏大度，宽大则不免用人复杂，有好人辅佐，可以为善。”要我去美国“尊重毛邦初，不可有派别观念”。他显然把我视为陈派里的人。8月31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之后，他又令我暂缓出国，待三人会议告一段落再走。并于10月26日，委我为总长办公厅少将（我原是中将）副厅长。我不知他为何不让我走，而又降我的军阶。不几天，又突然任我为第五厅厅长。一前一后真把我弄糊涂了。方天夫妇见了我，笑得弯腰驼背地说：“郭厅长，你真是双喜临门哟！”双喜嘛一是升官，二是得子。我想道贺就道贺，为什么又笑得这般模样呢？原来他们夫妇都知道刘云瀚为当五厅厅长已布置好了一切，只等走马上任了。不料竞被我捷足先登了，所以他们笑是笑刘云瀚费力经营一场，却落了空，也笑我懵懵懂懂，官运亨通。
原来郭忏他们的安排，并不是陈诚的本意，及到郭忏提出以刘云瀚任第五厅厅长时，林蔚不同意，他对陈诚说：“郭副厅长人很活跃，才情敏捷，业务又熟，还不是你十八军的干部，为什么不让他驾轻就熟，担任第五厅厅长呢？”
郭忏与林蔚相比，当然不如林蔚更得陈诚的尊重。陈诚听了林蔚的话，立即点头同意。所以林蔚一席话，打破了郭忏等几个月的安排。林蔚为什么支持我呢？据我所知，他对刘云瀚的固执与不豁达是有意见的。他分工主管一、五两厅业务，如刘云瀚任五厅厅长，他会经常遇到麻烦。而我平时对他很尊重，业务上合作得很紧密。如我任厅长，则他办事轻快得多，所以宁可选我不选刘。我为何尊重他呢？抗日战争中我任五十四军参谋长时，一次在桂林行营开参谋长会议，林这时任行营参谋长，我听说他是蒋军有名的参谋长之一，会后曾向他请教当参谋长的要诀。他说：“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得住重点，要任劳任怨。”使我很受启发，内心也极尊敬他。
我任厅长后“升官图”的游戏并未终局。刘云瀚对第五厅厅长仍感兴趣。恰好这时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共军的坚决抵抗，到处吃败仗。
尤其是徐州方面战局不佳，蒋介石极为震怒。1947年2月初，陈诚自告奋勇，亲临徐州指挥。陈诚并没有挽回败局，莱芜一战，国民党军六万余人被解放军全部吃掉。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七十三军军长韩濬被俘。
陈诚战败后，国民党军政界为之震动，派系之争又起，反陈派系乘机大肆攻击，要他引咎辞职。蒋介石对他似乎也不满。
为加强山东攻势，蒋介石命令撤销徐州绥署，改设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指派顾祝同，前往徐州指挥。并令第三厅厅长张秉钧改任徐州陆军总部参谋长，协助顾祝同。第三厅厅长出缺，陈诚对继任人选很费考虑，郭忏、车蕃如向陈诚推荐我是“最恰当的人选”。
陈诚在抗战期中，对我几次提出的敌情判断和作战指导都有良好印象，于是欣然向蒋介石保荐我任第三厅厅长。
这是我“一年三迁”的第二迁。
1947年5月，指挥徐州作战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泰安、孟良崮作战失败后，“徐州陆总”参谋长张秉钧坚请辞职。陪同陈诚到徐州的车蕃如，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又企图以罗泽闿任第三厅厅长，造成以十一期为中心，左右国防部的势力，遂向陈诚推荐我改任徐州陆总参谋长。陈诚极为赞成，即电令我去徐州任职。这就是我的“第三迁”。
整军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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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素质很差，编制五花八门，战斗力很不齐，补给很不方便，而且人数众多，军费浪费很大。抗战胜利后，竟把一些汪伪军及满洲国军队都收编进来，全国军队总人数达五百万之多。在经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根本无法负担这么庞大的军费。蒋介石企图通过整军，整掉杂牌军，充实嫡系部队，以便提高战斗力，为打内战作准备。加之政治协商会议及三人会议召开，整军问题便提上了日程。
1946年1月15日，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上，提出了“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提案，林蔚于16日在军政部召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一致认为：军队国家化，原则上应该如此，无可非议，但希望政客们不过于束缚军人手脚，国防才有保障。我这时还没有参加三人会议充任张治中的助手，会上我提出：第一，须解决目前国共两党军队编造的纠纷；第二，须从宪法根本解决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可以支配军事而不妨碍军事；第三，一切纯军事问题，如军事干部、军官教育、兵役、军训、作战指挥等，非政治家所能尽知，应留给军事专家解决。
1946年1月16日，军委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陆、海、空军的建军计划，他主张陆军要成立20个重装备师，军令部次长刘斐表示异议。他认为：工业与教育是国防的基础，而我国此刻工业没有基础，要想成立20个重装备师，条件不许可，办不到。如勉强成立，可能把国力弄得非常衰弱。我也同意刘斐的看法。我推测何应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受美军总部的影响。
2月5日的下午，在军令部讨论整军问题，军令、军政、军训及政治部首脑都参加，我也在场。首先由张治中报告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非正式讨论有关整军的情况。其后，军政部次长林蔚宣布“官邸会报，委员长已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之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时，由郭副署长参加。
9日下午3时，整军计划小组宣告成立，由林蔚主持，军委办公厅、军令部、军训部都有代表参加，办公地点设在军委办公厅。
11日林蔚要我通知整军计划小组成员及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开会，研究委员长的整军手令。所谓委员长的手令，大意是：“今年须裁兵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如有困难师可改为旅，旅辖两团，然后将这些整编过的师分布于国防要点或铁路公路线上，或边区须垦殖的处所，并分别将其改为筑路、垦殖部队等。第二步将编余的军官重新训练，以之分布于各军区，征兵入伍重组国防军。在此三年以内，不许任何部队募补，违者以私自招兵论罪。”
从林蔚根据所谓“官邸会报”成立整军计划小组和今天开会研究“委员长手令”看，可以清楚看出整军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蒋介石已有意整编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国民党部队了。
我是素来主张汰弱留强，以节约军费，减轻人民负担的。眼见三人会议又将展开整编统编的会谈，以为国事尚有可为，当然非常兴奋，一心想能把军队整理成能抵御外侮的国防军，让中国可以立国于二十世纪而无逊色。所以我在整军计划小组会上主张搞彻底一点，主张军改为师，师辖四团。林蔚意识到“阿尔法部队”装备素质较优，主张只缩减三分之一。
我们这些意见都是着眼于整顿充实国防军，并以国共双方军队都一体整编为原则的。我们当时并未细究官邸会报的详情，也未理解蒋介石下手令的用意。只从本身业务出发，就事论事，不照顾当前时局，当然不免无的放矢。
果然，由于时局关系，整军逐渐出现岔子。3月7日傍晚接到何应钦侍从参谋陈桂华电话，要我明天同第一处处长刘劲特去美军总部出席整军计划会议。3月8日9时，我带参谋高罗培到了美军总部，同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张秉钧、总长办公室谢高参、陈参谋，一同开会。美国方面有三人参加，由辛克尔上校主持讨论何应钦提出的整军方案。美方人员认为何氏方案保留十个骑兵旅及12个月后仍不裁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不合三人会议所订的整军方案的精神。我昨天得电话时就奇怪，中国整军会议为什么由美军总部召集，太无民族自尊心，太可笑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何应钦提出方案，企图通过美军总部好这块招牌骇人。首先在共方代表前可以推卸责任，把整编方案之外保留十个旅骑兵及不裁撤行营推说是美方的意见；其次是窥测蒋介石的意向，向蒋介石讨好，压陈诚而插手宰割编造军队的大权。不料美国人不知趣，坚决反对，这天会议无结果而散。陈参谋邀我去会见何应钦，报告今日会议情形。何对于军事小组（即三人会议）的整编统编基本方案表示不满，认为每次会前国民党方面都未举行会商，是最大的错误。他尤其对方案未曾提及大本营直属部队和西北驻军太多两点深表不满。对于西北驻军太多，我也不满意张文伯的自私。至于会前举行会商，我虽认为必要，但是主张只邀参加会议人员会商，而不是邀各部大官光临，因为当初谁都对蒋介石意图摸不清楚，谁也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张治中直接向蒋请示，当然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耽搁和麻烦。尤其张治中力求和谈成功，整编及统编军队事宜得以顺利进行，比起那些反共英雄们来有见识得多，其爱国精神也高尚得多。问题在于蒋介石意图逐渐明朗，反共英雄们看出张治中所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反共方针，于是提出一大堆的意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留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编十个骑兵旅何用？无非是对付共产党罢了。这不是消灭内战，不是致国家于安定，拯人民于苦难的方针，是与整军会谈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听说过白崇禧建议在西北建立十万人马的骑兵大集团，不知何应钦此次的提议是否受白崇禧的影响）。就在当天下午，林蔚交给我一本“复员计划”，内容事实上是一个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计划。这份计划是在2月间草拟的。3月4日蒋介石批交军政、军令、军训各部秘密研究准备。三人会议起劲的在高谈整军，而蒋介石却在准备大打内战了。
从这以后国民党的所谓整军，其精神完全变了，原来三人会议整军方案是清除国共两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整军实质是一面整军，一面准备打内战。整军的目的在于淘汰老弱，核实虚冒以节省军费，表面上做给共产党和民主派看，表示国民党已在开始整军，以模糊世人视听。其时国民党军内的许多将领假借对付共产党的名义反对整军，同时也千方百计以整军名义整杂牌，整别的派系军队而不整自己。
3月10日，何应钦又召集白崇禧、朱绍良两副参谋总长，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及军务署主办人员讨论军务署所提出的整军方案。经研究，大体决定：阿尔法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另一个旅，一般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初期六个月，全国部队均缩减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每旅两团，后期六个月，各师均按编制编为四个团，多余者集体转业。这个决定是不符合三人会议的基本整军方案的精神的。基本方案要求国民党军队每月整编十二分之一。如全军分成十期整，每月整编九个军成师。这些师一次就按编制编成，以后不再变更，编余军官一次集体转业。这样当然比整掉三分之一，隔半年又要整编一次，不断扰嚷好得多。然而为什么每个军都要分两次整呢？无他，整军不忘反共而已。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好盯住共产党，到他们认为有打仗的必要时，马上便停止整编。从实质上看，所谓的第一期整编，已不是整编，而是缩编军队了。
3月28日15时，何应钦召集会议，宣读每月整编九个师的办法及蒋委员长手令，台湾部队先行整编。同时还讨论了陆军各部队复员实施办法，这一下整军便走过计划阶段而进入实施阶段了。遗憾的是各军师整编不是按整军基本方案一次编成为国防军，而是各军缩减三分之一，更不是各军同时缩减，而是每月只缩九个军，而且是先整在台湾的及江南的部队。这当然是“剿共”的幽灵作怪，使整军不能顺利进行，不特如此，随着内战的展开，停止整编以利作战的呼声就甚嚣尘上了。
国民政府陆续还都南京，我也于1946年5月1日随军政部人员由重庆到了南京。这时政府既未打开和平途径，又未定和战决心，整军工作却又正在进行，这使我迷惑不解，参谋工作无法进行。方天很敏感，怕继续整军责任重大，签呈停止整军，但未得结果。1946年6月1日，国防部成立。我任第五厅副厅长，仍承办改组国防部及整军业务。我记得一次在西大讲堂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整军问题，军师长们都怕整到自己，硬说整军不公道，主张各军师一律裁减三分之一，以示公允。于是蒋介石决定各军师平均裁减。每师裁一个团。整编为旅，即二师的军整编为步兵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三师制的军整编为步兵三旅六团制的整编师，炮、工、通、辎等军师直属部队不动。以后整军都完全照此规定进行。我记得其后蒋介石规定陇海路以南各军都整编，因此一共整编成21个整编师（以后就停止了）。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主张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洁性，不特称之为自新军，而且所有自新军，都只给暂编第××纵队的番号，所有整编部队编余军官，都成立军官总队加以收容，人数达数万也在所不顾，因此怨声载道矣；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我听说他主张在西北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的关系建立强大骑兵集团，以对付共军。蒋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蒋顾虑白崇禧利用回教（族）关系，如在西北形成强大势力，则尾大不掉，难以驾驭。但事属传闻，不是我耳闻目睹。可证以白的讲演，则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1946年8月6日，白崇禧代表蒋介石校阅华中部队，返部后发表了演说，主张：（一）保留骑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机动力以追剿所谓“散匪”（对游击队的诬蔑之词）。（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调整炮兵，不应收缴旧式火炮（如晋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等），就是调整口径（口径不同的炮火按口径大小调整）也不相宜，因为这样调整一下至少也要一个半月。（三）大量裁编自新军也不相宜，应该保留所有有战斗力的自新部队，且须提高其待遇，以免为渊驱鱼。他也注意机械化部队，但认为须注意保养工厂，且须给予足够的训练用油，末了他还表示坚决反共。这也表明，蒋、陈、白三人对整军意见虽有不同，但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是具体内容，具体措施不同，殊途同归而已。
“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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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蒋军上下，对于改组军事机构，在大前提上并无分歧，只有人事上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整军则分歧较大，不特嫡系与杂牌之间有矛盾，即使在嫡系内部也意见分歧。由于改组军事机构及整军的结果，总有些人分配到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分到不大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则不免向隅。尤其整军，要砍掉三分之一，编余军官就多了。为了收容这些编余军官，成立了大量军官总队，收容各地各个时期所有编余军官。于是北洋军阀时代的老军官，湘、云、贵、川等省军阀部队的老军官也都一齐收容了进来，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危害社会治安的“军官总队”（当时社会有五毒：“军官总”、“省市参”、“国大代”、“妇女协”、“新闻记”）。当过军长、师长的人哪甘心进军官总队呢？当然尽量找机会发泄怨气，恰好陈诚重用“土木系”，于是有将官三百多人，其中主要是黄埔学生，悲愤填膺地到中山墓哭陵，并四处散发传单，攻击陈诚网罗“四大金刚”、“十三太保”，组织“干城社”。
传单说，陈诚的四大金刚有林蔚、周至柔、罗卓英、郭忏；十三太保有方天、刘云瀚、罗泽闿、杨业孔、石祖黄、吕文贞、赵桂森……和我；赵桂森乳臭未干，郭汝瑰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而陈诚组织的“干城社”，其头子是林蔚。
我记得，陈诚确想成立一个小组织，曾叫我为此先起草一个章程。当时，我给这个小组织取名为“前锋社”，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遗教“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之意取的，其组织宗旨为“整顿组织，力求进步，发展工农运动，加强联美亲苏”，陈诚看过章程后，十分赞同，但不久说委员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宜过于匆忙，于是作罢。但陈诚是否以后组织有“干城社”，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后来，在我离开三厅时，林蔚偷偷地问我：“郭厅长，‘干城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见林蔚十分认真的神态，不禁哈哈大笑着反问道：“林次长，不是谣传你是‘干城社’头子吗？如何反来问我？‘干城社’对我来说，我也许是大门上的门——开门在内，关门在外。”不等我说完，林蔚也大笑不止，如此看来，“干城社”是否有，实无法猜测。
不过国防部成立后，确实有一小组织，那不是陈诚叫成立的，而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上谕”，叫成立“国防建设促进会”。指定18个人为筹备委员，这18个人是：贺衷寒、蒋经国、黄杰、桂永清、方天、唐纵、刘健群、冷欣、柳克述、陈春霖、侯腾、李士珍及我（其余五人日记上未记，现已想不起，推测应有邓文仪、刘咏尧）。1946年11月27日晚，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定贺衷寒、蒋经国、柳克述、刘健群、唐纵、冷欣和我七人起草《国防建设促进会筹备简则及会章》，并决定由黄杰、陈春霖、桂永清、李士珍等七人在中训团兵役班选择各地的干部，以便很快返各地筹备发展组织。如果“蓝衣社”及陈诚有“十三太保”的话，则这十八个人不妨称为“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以后还开了几次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曾扩情约了来（曾在双十二以后失宠，十八学士中无他）。说来说去，这些人不外黄埔学生、蓝衣社分子，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