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梅先生回到了北京。他又继续讲了些关于谭鑫培的演技。
“民国六年，我在桐馨社搭班，经常是演的夜戏。那年一三两个月里面，同时我又参加俞振庭组织的春合社，跟谭老板合作过两次，每次至多不过十天，都是白天在吉祥园演出的。
“俞振庭不是本来办了一个双庆社吗，为什么又要组织春合社呢？一大半就是为了谭老板。他原有的双庆社是个长期性质的固定班社。有时邀到临时性的好角，唱不多久就走了，这对于他的营业是会有影响的。谭老板的晚年不常露演，每演也不过几天，谁要能够邀到他，就用一个无主的旧班社的名义，先向‘正乐育化会’申报开业。其余的角色，临时再向各方面邀请。春合社就在这种环境之下产生的。我的参加也就是所谓临时凑合的。出面的人是叫迟绍峰，他本是俞振庭办的戏班里的头目，相等于后来的经励科。
“正乐育化会是在民国元年成立的，它的前身名叫‘精忠庙’。后来改称‘梨园公益会’，‘国剧公会’就是现在的‘京剧公会’。精忠庙时代，组班演戏，先要经过‘庙首’的严格审查，才能批准，所以不可能有临时性的组织，到了正乐育化会时代，申请开业的手续，就简单多了，组班演出的期限，也没有硬性规定。有些人想起班，而对于营业前途又毫无把握，那就可以先组织一个临时性的班社来尝试一下，如果买卖不好，可以及早收歇，不至于长期赔累下去。还有一种投机性的班社，逢年逢节，邀上几位不很知名的演员，演出几场，那是杂凑的玩艺儿。节令一过，自然就报散了。内行都管这个叫做‘无名班’。外界也给它们起上许多应时的雅名，譬如正月成立的就叫‘元宵班’，五月成立的就叫‘粽子班’，八月成立的就叫‘月饼班’，听了这些含有讽刺性的名称，就知道它们的寿命是不会长的。
“春合社的同台演员，除了谭老板之外，还有路三宝、黄润卿、陈德霖、增长胜、周瑞安、德珺如、张宝昆、姜妙香……那时谭老板是七十一岁，也是他一生最末两期的演出，我的戏码是倒第二，唱完了正好看他一出大轴戏，如《捉放》《骂曹》《碰碑》《空城计》《洪羊洞》等拿手好戏都是百听不厌的。他有六十年的舞台经验，对于掌握剧中人物的性格，自然是琢磨得十分彻底的了。动作方面，即使是个极普通的身段，只要放在他的身上，不单能边式好看，而且就会合情合理。譬如《探母》的杨延辉出关被擒的时候，照例要翻一个‘吊毛’，他在‘三加鞭’以后，紧跟着很自然地就翻了过去，比别人翻得快一点，观众看了就更容易明白这个身段是为了绊马索的障碍，杨延辉才从马上翻下来的。《打棍出箱》的范仲禹在寻找妻子的时候，照例也有个‘吊毛’，他晚年不使了，改用‘老头钻被窝’（这身段是手脚朝天躺下），非常符合一个神经错乱的书生，在路上踉跄摔倒的样子。总之他是吸收了许多宝贵的传统演技，根据剧情的需要，加以变化了来灵活运用的。所以他的表演方法是有生活、有感情的，这样才能够在一出戏的前后场子里面造成各种不同的气氛。
“我很幸运地还赶上跟这样一位有高度表演艺术的前辈老艺人同台演出。我们俩合作过的戏虽说只有三出——《桑园寄子》《四郎探母》《汾河湾》，但是他能在台上启发我，熏陶我，不知不觉地把我也带进戏里去了。因此，我跟他配一次戏，就有一次新的体会，这对我后来的演技是有很大影响的。至于唱功方面，他的吐字行腔，也早到了炉火纯青的火候。尤其‘拿尺寸’的本领，谁都比不了他。譬如《碰碑》的反二黄，《洪羊洞》的快三眼，那种尺寸拿得让你听了好似天马行空一般，不到他的功夫是表现不出这种神韵来的。再说他这条嗓子也真古怪，越到晚年，越是脆亮。我听陈老夫子（德霖）说：‘谭老板在五十来岁跟田桂凤合作的时候，嗓子不如现在。’我的姨父徐兰沅给他拉过胡琴，也说他晚年反而长了调门。
“谭老板有了这样神化的演技，碰到专门喜欢看热闹的观众，也是白费。有一次他在上海新新舞台贴演《盗魂铃》。他扮猪八戒，扒上两张半桌子，对下面看了一看，摇摇头，做出害怕的样子，又爬了下去。因为不翻桌子，当时就挨了台下一个倒彩。还有人说谭鑫培栽给杨四立了（杨四立是个武丑，常在上海搭班演唱《盗魂铃》，据说是翻桌子的能手）。当时上海的报纸对这件事有不少的记载。观众偶然说两句外行话，本不算稀奇。后来连我们内行里面也有这样随声附和的论调，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把猪八戒的性格分析一下，就知道谭老板的不翻下来是对的。果真翻下来倒不合理了。《西游记》描写的猪八戒，彻头彻尾是一个脑满肠肥、贪吃懒做、装傻卖愣、滑稽逗趣的人物。所以在舞台上出现的猪八戒，也总是由一个含有小丑成分的角色扮演，说几句插科打诨的话，借他来调和剧情的。《盗魂铃》的猪八戒改用老生应工，根本就含着反串的性质。我们戏班有一种习惯，到了年底封箱，各行角色一定要反串一次。这出《盗魂铃》就是谭老板唱的封箱戏，平时很少看他贴演的。
“我来讲他在北京唱的情形，也是扒上三张桌子，在上面还摆了几种好像要跳下来的架子，结果是摇摇头，嘴里说声：‘我还要老命哪’就扒了下来，博得台下一个哄堂大笑。他是武生底子，幼年准是翻惯的，所以他在桌上做的几种架子如（一）台提（脸朝里，反着往下翻），（二）台漫（脸朝外扎头，斜着往下翻），（三）台扑（脸朝外正面往下翻），都十分在行，连后台的内行看了，也觉得格外有趣，这完全是一出无理取闹的趣剧，绝不是一出卖弄武工的大武戏，谭老板最擅长的是掌握剧中人的性格，他用这种滑稽姿态演出，是不会错的。等他下了桌子，还有几段唱功，都是学别人唱的玩艺儿，他学“铜骡子”和“铁马”唱的两段山西梆子，最受台下的欢迎。这两位山西梆子的老艺人在嘉、道年间都享过盛名，据说他学得非常之像。
（按）谭鑫培到上海表演过六次。第五次是在民国元年的年底，新新舞台老板黄楚九约他来的。带的配角有花脸金秀山、青衣孙怡云、小生德珺如、老旦文荣寿、小丑慈瑞全。演期原定一个月，突然间闹出了《盗魂铃》的笑话，郑正秋办的一张石印版的戏剧画报，首先披露了这段新闻，其他报陆续也有批评。因此演期未满，他就忽然登报道歉而去。隔了两年，他又在民国四年的秋天，只身南下，上往普陀烧香。经过上海，住在他女婿夏月润家里。夏月润是城里九亩地新舞台的老板，遇到这种难得的机会，不肯轻易放过，再三要求他的老丈人作短期的演出。谭氏本没有预备来唱，所以一切行头、场面、配角，都从当地取材，临时现凑的。唱了十天，叫座的力量，超过了上次来的成绩，连台上的两旁都摆上几排凳子，按照特厅票价，每位大洋一元，仍旧挤得水泄不通。据说他每次下场，都要有人招呼着他，一路“借光，借光”，才能从人丛中挤进后台。
“谭老板死在民国六年的秋天，死的前几个月我们还同台演过一次福建赈灾的义务戏。大轴是他的《捉放》，压轴是我的《嫦娥奔月》。跟着又是总统府的堂会，他唱的《天雷报》。他的扮戏房，偏偏又不是毗连后台，来回地走了两趟，春寒袭人，着了点凉，回家就病了。不久，旧北洋军阀欢迎陆荣廷，又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举行堂会。我唱的是《黛玉葬花》，大轴是他的《洪羊洞》。虽然是带病上场，据说唱得凄惨苍凉，很合杨延昭垂危的情景。可惜我要赶另外一处堂会，没有能够听到他最后的绝唱。不错，我想起来了，那天就是我姨父徐兰沅给谭老板拉的胡琴，一会儿我们见了面，问问他，是再对没有了。他准能详详细细告诉我们的。”
下午六点来钟，我们同车到了永光寺中街徐宅，主人出来很亲切地招待我们。梅先生跟他谈完了一些家常琐事，就这样的问他：“谭老板最后一次在那家花园堂会唱的《洪羊洞》，不是您给他拉的吗？我要跟您打听他那天的情形。”徐先生笑着说：“您二位先别忙，就在我这儿便饭，吃饱了，我再细细地告诉你们。这件事全在我的肚子里，你们要问别人，还真没有我知道得多哪。可是今儿没什么吃的，我给你们做点羊肉饺子，再拿熏鸡、酱菜，就着荷叶粥吃。”说完了他就下厨房张罗去了。等他走后，梅先生说：“我姨父真能做菜，一点不假。那次我们到了苏联，天天吃外国菜。有些团员吃腻了，就跟他们商量，拨给了一点生料。大家请他下厨房亲自动手，下锅炒菜。什么炒肉丝、炒木樨蛋等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他想团员们到了外国，能够尝到家乡风味，自然觉得格外好吃，这就是会做菜的便利了。”
吃完了这顿可口的家常便饭，徐先生就开始追述这段故事：“谭老板在总统府堂会里就着了凉，还没有复元，那家花园欢迎陆荣廷的堂会，又去找他，他的病不是假的，就拿这个来婉言谢绝。第二天有人带着恐吓的口气对他说：‘你要是不唱这个堂会，小心明儿就把你抓去关起来；你要是唱了的话，明儿连你的孙子也可以放出来，眼前摆着两条道，你拣着走吧！’（谭鑫培的孙子，叫双儿，在一个月前因事被拘）谭老板处于这样威胁、压迫之下，只能带了病去应这个堂会。
“我到了后台一打听，他的六位场面，除了我都没有到。打鼓的刘顺闹脾气不来，打大锣的陈宝生有病不能做活，打小锣的汪子良告假，弹南弦子的程春禄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档子事，弹月琴的孙惠亭赶另一个堂会去了。我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在想今儿这出戏，这老头儿是怎么唱下来呢？一会儿，他披着斗篷，戴着风帽，跟着步军统领衙门的右堂袁德亮一起走进了后台。我赶快过去告诉他：‘您的场面都没有来。’他说：‘好在《洪羊洞》打《病房》起是大路活，好歹对付得了的。’我瞧他是满脸病容，一肚子的牢骚，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就把胡琴的调门先定准了，静静地等他上台。那时我才二十四岁，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伺候这位老前辈，真不敢丝毫大意，要在台上出点错儿，怎么对得起他呢？
“谭老板的戏码，照例是大轴戏。等他出台，时候已经很晚了。实际上他们请的所谓特客陆荣廷早就走了。上场第一段二黄‘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我给他定的是软六字调，调门比往常低了一点。想不到他的嗓子非常痛快，唱得满宫满调，劲头儿足极了。那段快三眼，一气贯到底，那是谁都办不了的，给我的印象最深。一晃三十几年，今儿跟您二位谈起，仿佛还在我的耳边一样。他那天唱到‘三更时梦见了年迈爹尊’的‘迈’字，行腔时只比平时变动了一个工尺字，听着就更觉得凄凉婉转。我曾经告诉过他的孙子富英，听说富英在台上还照这样唱过呢。
“杨六郎临死的那个身段，真让他琢磨透了。在这以前我给他拉过四次，记得很清楚，他先把身子往下蹲，两腿作‘罗拳腿’的形象，两手扶着膝盖，唱到‘去见先人’的‘人’字，本来是个长腔，他随着腔又把身子慢慢往上长，长到两腿都伸直了，再把脚跟提起，脚尖着地，脖子再住上挺，不就显得比他往常要高出一个头了吗？同时嗓门愈唱愈低，唱成一线游丝，好像只剩了一口气才倒下去的。这样描写一个临死的病人的形状，应该说是刻画到家了。所以每次总有一个满堂好。可是那天不对了，草草了事地就倒了下去，我就知道他的精力已经不能支持。谁想他不到一个月真的倒下去。就永远不起来了。
“谭老板走进后台，匆匆卸完妆，就趴在桌上，抬不起头来。那样子我看了实在难过。后来跟包的替他披上斗篷，戴上风帽，慢慢地扶他上了马车。回家以后，病上加病，病了一个来月，总不见好。他本来憋着一肚子的闷气，内热始终不清。偏偏又碰到一位糊涂的大夫，给他下了一剂热药，火上浇油，热度骤然上升，老年人久病之躯，到这儿可就再也抵抗不住了。临死的时候，嘴里和鼻子里都流出血来了。”
梅先生听到这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一个七十一岁的老艺人，在病中还要压迫他表演，唱成这么狼狈的样子，这哪儿是爱好艺术、尊重艺术，分明是摧残艺术。不怪当时外边有‘欢迎陆荣廷，气死谭鑫培’的传说。从这两句话里，就足够表示一般的舆论，因为同情这位老艺人的遭遇，不自觉地对恶势力提出了抗议。”
我瞧他们谈着旧事，都不免有点感触。就对徐先生说：“咱们不谈《洪羊洞》啦，我要请问您，您才二十来岁就给谭老板操琴，那时候孙老元（即孙佐臣）不还活着吗？怎么去找您拉的呢？”徐先生说：“您这一问问得有理。我要不说，谁也会觉得奇怪的。谭老板晚年，梅雨田死后，经常就是孙老元给他操琴。有时他的第二个儿子谭海青也拉，遇到堂会，或者义务戏，票界陈彦衡也给他拉过。我哪，先是给谭小培吊嗓子的，他们爷儿俩住在一起，短不了听见我在给他儿子吊嗓子。有一次孙老元不在北京，他要演出，没有人拉，就想到我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计，这样我就拉过几回。等孙老回来，我就表示不能再拉了。谭老板的意思还要我继续下去，这不是让我为难吗？拉了对不起孙老，不拉吧，又不便过分违拗他的意思。正巧富建成科班约我去拉，这才有了脱身之计。就拿这个题目，回绝了谭家。
“孙老元给谭老板拉一出戏是十块钱的代价，比给别人拉的代价要多一点。可是别人每天有戏，谭老板每月不过有几天戏。净指着谭家一处的收入是不够开销的。所以他还兼着给孟小茹操琴。有一天谭老板在文明园贴《碰碑》，孟小茹跟您（指梅先生）在吉祥园贴的《探母》，都是白天，时间冲突，没法赶场。孙老就跑到谭家去说：‘今天两边有戏，我既不能分身，免不了总要得罪一处。拉了这边，孟小茹那边就要搁下了。如果这儿能够答应我，不管有没有戏，每天给我八块钱的‘脑门’（从前好角带的场面、跟包等费用，总称‘脑门’，因为后台的‘卡子’上，好角的戏份，照例写在他的姓名头上，一切场面等费用，又写在他的戏份的头上，所以叫做脑门），那么我以后专给谭老板拉，也不再接受别人的约请了。’谭老板听了，很不高兴，就说：‘您跟孟小茹拉去吧，今天我不唱啦。’事实上馆子方面好不容易地约到了谭鑫培，哪肯让他请假，再三要求他唱，他说：‘你们把徐兰沅找回来我就唱，没有胡琴我怎么唱呢？’我正在场上做活，倒第二的《群英会》已经唱了一半，觉得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敢情是谭小培。他又在我耳边轻轻地讲了几句，要我就去给他老头儿拉《碰碑》。我对他点点头，把手上的活交代给别人接替好了，跟谭小培离开富连成科班，去赶谭老板的大轴戏。时间倒还很从容。从这一次起，一直到他在那家花园唱《洪羊洞》为止，我总算始终其事，他也没有换过别人的胡琴。
“在我给谭老板拉过的戏里面，有两出戏——《清官册》和《二进宫》——是他以前所不常唱的。《清官册》有大段道白，着重在念；《二进宫》有大段二黄，着重在唱。至于表情、身段方面，就比较单纯。他晚年的艺术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阶段，只让他在台上傻唱傻念，他就觉得不过瘾了，一定要有唱有做的戏，才能让他发挥在各方面下过的结实工夫。起先有人烦他唱《二进宫》，他就用‘我是活人，不唱死戏’的话回绝了，后来还是好些老朋友再三要求了才答应的。我还记得，第一次演《二进宫》是在西四牌楼新街口新丰市场里边的庆升园（庆升园早经拆盖，旧址已无痕迹）。打那回唱开了头，也就不断地贴演了。
“有一次是谭老板的杨波，刘永春的徐延昭，陈德霖的李艳妃。这三位老角，凑在一起，戏是够精彩的。观众也听出了神，就是我一个人可真受了罪，就拿他们三个人的嗓子说，谭、陈二位的调门差不多，都是六字调；刘永春的调门比他们高，是正工调。我只能把花脸的调门定低一点，老生、青衣的调门略为硬一点，这样两下凑合着才行。再说他们唱的尺寸，刘永春比较快一点，谭老板比较宽舒些。您二位想想看，这种‘筋节’，难拿不难拿。这出戏拉到完，我不说瞎话，真是满头大汗，真好比一副千斤担子刚刚放手。伺候老一辈的名角，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每人的唱腔，事先又不对我说的。从前的习惯，场面都讲究‘咱们台上见’。就拿我来说，给谭老板拉过两三年，除了一出《南天门》是例外，别的戏都是所谓‘台上见’。一半也是他的岁数大了，我们做后辈的也不便常去麻烦他老人家，遇到什么问题，就跟打鼓的刘顺研究研究。他要瞧出我仿佛有点犹豫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对我说：‘我的唱腔，都有肩膀，交代得很清楚。你是我的晚辈，我一定照应你的，决不会两下里去的，你别犹豫，放大胆子地拉吧。’
“我再来讲这段《南天门》的故事给你们听。就是您跟谭老板在吉祥园同台的时候，有一天您跟姜妙香、李寿峰在头里唱的《佳期拷红》，他跟陈德霖合演《南天门》。在这以前我还没有给他拉过《南天门》哪，有人告诉我说：‘这出戏你可真得小心，听说他有五个回龙腔，连当年的梅雨田也很留神这几个腔的。’我听完了，心里老是嘀咕，就到谭家托小培进去请他老头子给我说一说。一会儿小培出来说：‘他答应了，叫你哪。’我走进去看见他躺在炕上对我说：‘你《碰碑》都能拉，还怕《南天门》吗？’我说：‘听说您这出戏里有五个回龙腔，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使这几个腔。’他听完我的话，也笑起来了。他说：‘哪儿有这许多的回龙腔，好吧，我来给你说说。’他说完就坐起来，指着对面空着的座儿让我也坐在炕上。他手里拿着一根鼓箭子，就把炕几当做鼓，一边打着，一边就开始给我说《南天门》了。我总以为也不过给我说说回龙腔罢了，敢情不这么简单，他从青衣倒板起，把曹福连小姐的唱腔念白。一字不落地说了一个整出。同时手里不停地敲打着，嘴里还带着念了整出的‘锣鼓经’。足足有一个多钟头，才说完的。真比台上唱一出还要累呢。像他这种说戏的方式，在我们内行叫做‘六场通透’，并不是每一个名演员，都能办得到的。一个七十岁的老艺人，教导后辈，肯这样认真负责，当时我真被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我也不敢再去麻烦他了。
“第二天一直等到快上场了，打鼓的刘顺还没有来，临时找了一位代庖的，过去也没给谭老板打过。陈德霖扮的小姐，在帘内唱完一句倒板‘急急忙忙走的慌’，场面照例应该起‘乱锤’，曹福跟着“哐、哐、哐”的锣声，紧张地上了场，先向前一扑，小姐把他搀住，他接唱下句‘虎口内逃出了两只羊’。这是谭老板出场第一个身段，用这个来表示曹福的年纪大了，心里又是急，又是气，又是害怕，才跟这句唱词的意思符合。那天这位打鼓的，也不知道他是‘发怵’，还是不熟，他给谭老板起了一个‘长尖一收’，这哪能出得来呢。他瞧曹福不上，情知不妙，就想改了，也许是他心慌意乱，忙中有错吧，他又改打了一个‘冲头’接‘丝边’，谭老板站在台帘里边只是摇头，还是出不来。后台的人也慌了，赶快告诉打鼓的，‘起乱锤’、‘起乱锤’，这才把谭老板打了出来。什么事情总是事前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比较稳当。谁会想到刘顺有事不能来的呢？我要头天不去问他，这一下打的拉的心里全没有谱，这出戏他还能唱得好吗？所以这老头儿在炕上费的一个来钟头的麻烦，不是没有用处的。”梅先生听完了说：“我也遇到过一次，是陪他在东斜街一家堂会唱《探母》。《回令》一场，太后赦了驸马，驸马不就该进去更衣吗？打鼓的在这儿有点犹豫，谭老板正背着脸坐在垫子上，听着不对了，赶快冲着场面低低地连说‘阴锣’、‘阴锣’，才提醒了打鼓的改过来的。这缘故是因为民国初年的各戏馆子，每天至少有十出戏。有些在头里贴《探母》，只唱《坐宫》，带唱出关见娘，已经算是很长的了。除了几个角之外，很少有带‘回令’的。打鼓的不常打，就容易犹豫出错了。”
“你们刚才讲的都是他晚年的高度艺术。”我这样的问他们：“他在早年唱武生的情形和他什么时候改唱老生的，这些，您二位总该听见老前辈们说过的吧？”
“谭老板在三庆班时代，”梅先生说：“只唱过一次老生戏——《战北原》。程大老板活着，是轮不到他扮老生的。像我祖父死得早，就不曾看见他唱老生戏。程死后，他才组织同春班，常常演出老生戏。那时我伯父还在四喜班里工作，李五也没有跟他打鼓，给他拉的叫王云亭，打的是李五的哥哥李大，或是何九（不是唱花脸的何九）。有一个时期孙菊仙要四喜班跟他打对台，这两位老前辈都铆上劲儿了，每人每天都是演双出。四喜那边，《教子》外带《群英会》的鲁肃，《朱砂痣》外带《镇澶州》的令公魂子；同春这边，《空城计》外带《五人义》的周文元，《碰碑》外带《蜡庙》的褚彪。这够多么热闹，听戏的听了这边，舍不得那边，那才真过瘾哪。后来他起同庆班，就是我伯父的胡琴，李五的鼓了。
“他的放弃武生，专唱老生，据谭五爷（小培）告诉我，是因为他的老爷子在宫里当差，派定的戏是不能改的。譬如头里派了《挑滑车》一类的大武戏，后面可能再派他唱一出《文昭关》，或者《二进宫》一类的唱功重头戏；这样唱几回，不就把嗓子唱毁了吗！所以谭老板开进宫去的戏目里面，除了《战太平》《战长沙》《雄州关》《定军山》《伐东吴》这几出靠把戏之外，全是文戏。宫里既然不唱武戏，外面也不好常唱了。
“你问到他唱武戏的功夫，告诉你吧，他也是短打长靠，样样精通。我听老前辈说过，有一次堂会是孙春山和周子衡几位票界里的行家做的戏提调。那时的堂会，往往是从上午就开戏，唱到晚上，分日夜两工。他们也真会出主意，派定俞菊笙和谭老板每人唱一出《挑滑车》。白天是俞老先生先唱，晚上是谭老板再唱，这不是明摆着要比本领了吗？谭唱在后，比较更难一点。论到气概雄壮，武工勇猛，谁都比不过俞老先生的，可是，这就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谭老板心里想那些高宠在背后猛力枪刺金兀术和马失前蹄以后的身段，这都是俞的绝活，不在这上面跟他较量。他另找‘俏头’，首先在闹帐一场的神情气度方面，发挥他的才能。有他那一条清脆的嗓子，加上念白爽快有劲，这就是俞老先生不如他的地方了。尤其是高宠登高看守大纛旗的时候，岳飞和金兀术在下面要开打好几场，他在上面观战，也有好几种不同样的表情。看到岳元帅败下阵来，那种惊讶忿怒的情态，是别人做不到的。观众评论他的高宠，是在勇猛之中带有儒将的气概，台下只知道不断地喝彩，谁也没有觉得这出戏已经在白天有一位名演员演过了。这就充分说明了戏是死的，演员是活的，任凭演员的天赋怎么高明，你也具备不了全部艺术上各种的条件。总难免有所长就有所短。大凡是一个名角都懂得‘善用其长，不显其短’的道理的。一出老戏，能够让观众看了多少年，换过多少个演员，仍旧是百看不厌，就是因为表演方法各有擅长的缘故。”
（按）谭鑫培与俞菊笙同在一次堂会，日夜分演两回《挑滑车》的故事，见于吴焘做的《梨园旧话》。与梅先生所闻相同。吴焘与孙春山同官兵部，相交甚密，那天的戏提调即是此人。孙、周二位还是他邀去帮忙的。此事大概为当时的老辈所乐道，所以知者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