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五六年夏，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应朝日新闻社等团体的邀请到日本，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作访问演出。这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上一件大事，也是我三度访日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
回国后，《新观察》杂志社约我写访日的游记，我把记得的一些印象和片段的日记口述出来，由许姬传同志笔记，在《新观察》登载了六期。虽然叫做《东游记》，但只是随笔性质，并不包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日本期间的全部活动。
《东游记》在《新观察》上发表后，先后接到许多位日本朋友的来信，托我代购《新观察》。这时候，中国戏剧出版社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准备出单行本，因而，我们就在工作倥偬中作了一些补充和整理，当然这也还是不够细致的急就章，但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引起中日两国人民内心交流、深厚友谊的回忆。
梅兰芳
梅兰芳著《东游记》日译本封面（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
东京——羽田飞机场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从北京坐火车由陆路去的，第二次是从上海坐船航海去的，这一次参加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是绕道香港坐飞机从空路去的，三次看到的景象都不相同，这次更不一样。当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所坐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飞机，翱翔在云层上面，我从窗户内向下看，只见美丽的东京都平铺在日本海的波涛万顷中，景色非常奇丽。机内的服务员向乘客报告说：“就要到达东京。”大家听了都觉得兴奋。飞机徐徐下降，地面景物渐渐看到一些轮廓，最触目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当我们坐的飞机掠地而过的时候，我才看清了，原来是地面上很多侨胞都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那里挥舞。三时四十五分飞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欢迎我们的日本朋友和侨胞热烈地拥将上来，几十架照相机的镜头集中在我们身上，许多位女士、儿童穿着艳丽的衣服，将娇红嫩白的花束送到我们的手里，有几位老朋友从人丛中伸出头来向我招手，日本朋友的欢迎词和我的答谢词，都被热闹的人声给掩盖下去。这正是红日当空的时候，天气很热，但欢迎的人都兴高采烈地唱着《东方红》和《东京—北京》的歌曲。
帝都饭店
招待我们的主人——朝日新闻社的负责人远山孝先生陪我坐汽车到了帝都饭店。这个旅馆的对面就是皇宫，宫墙御河就在窗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宫中的景物，环境是相当幽静的。据说当年是皇室的一部分办公地点，后来才改为旅馆。旅馆的主人立花盛枝先生到我房内问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您还记得我吗？”我答：“面善得很。”他说：“当年您到美国去演出的时候坐的是日本邮船秩父丸，我就在那只船上担任事务长，我在船上还看到您的戏，可是那只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掉了。”说着他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一只船说：“这就是秩父丸，送给您留为纪念吧！”
会见老友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先后来了几位老朋友。年近八十的山本久三郎先生是当年帝国剧场的经理，他告诉我帝国剧场已经改为电影院。他还提起当年日本大地震以后，我到日本演出，那一次演的日期比较长，营业情况也很好，对于帝国剧场的复兴有些帮助。
波多野乾一先生是老北京，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我第一、二次到日本他都出力帮忙，他现在《产经新闻》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社论。他说：“您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那部书我读过了，第三集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我们欣然话旧，他送我一奉他的著作《支那剧大观》。这位老先生是中国戏迷，而且是行家。他听过许多北京名演员的好戏，像杨小楼、龚云甫、郝寿臣几位老先生的表演，至今他谈起来还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的。我带了一本粘贴着前两次东游的图片、文件的资料，请他们指出还有哪些人存在，波多野先生一个个地解释给我听，所存的却已寥若晨星了。
与龙居松之助教授谈园林学
老教授龙居松之助先生看到册子上粘贴的信札中有他父亲龙居濑三老先生的遗墨，他说：“您真是珍重友谊，三十多年当中经过许多变乱，还保存得如此完好。”说到这里，他把他的著作《日本之庭园》送给我。龙居先生是日本庭园学专家，这本书里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日本园林的特点。他知道我是喜爱日本园林的，他说：“日本的庭园经飞鸟时代（相当于我国唐高宗时代）一直到近代始终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关于庭园的布置也和文学艺术作品一样都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并且有些名园就是中国造园的名手到日本来修建的。日本庭园的结构意境，一般都带着些中国宋元山水画的风格，一丘一壑、一树一石、小桥流水、楼阁亭台，无不疏落有致，位置得宜。到了明治、大正时代，物力丰富，生活安定，许多专家钻研考据，就把它和古典文艺作品同样重视，从文献上的资料到实际存在的名园，加以整理分类，作了有系统的研究，布置新庭园的风气，也旺盛一时。这本书所介绍的却都是古代的名园。”我说：“中国的园林有悠久的历史，从乾隆以后才逐渐衰落下来。最近我们正在竭力设法使许多名园恢复旧观，像苏州的几个有名的园林，已经初步地整理修葺，但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多吸取经验，这本书带回去，会给我们很多益处。还有我们正在从事全国绿化建设，这也是必须向你们的经验学习的。”龙居先生笑着说道：“我们的文化交流，应该从戏剧艺术推广到庭园艺术。”
观摩市川猿之助的《室町御所》
五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我同欧阳山尊兄和苏琦同志、葆明到明治座看市川猿之助先生的戏《室町御所》。这是一个历史剧，内容是描写一次战争中三角恋爱的悲剧。故事是这样的：有两个藩主不和，引起战争，一个藩主名叫松永（市川中平饰），另一个藩主名叫义辉。松永下令出战，无人应声，最后他说谁要战胜了，就把他的女儿嫁给谁，立刻有两位家臣进帐讨令。猿之助先生扮的角色名池田丹后将武，是个中年的武士，市川段四郎扮的岩概主水助，是一个美秀的青年。这两个人都爱慕藩主的女儿多门（友右卫门饰），多门爱上了青年的武士。在出战中，池田丹后将武将藩主义辉一刀刺死，但自己也身受重伤，脸上挂彩，眼睛瞎了。这时候岩概主水助过来救护他，他忽然因妒生恨，一刀将这位青年武士刺死，犯了杀人罪。家产充公，流为乞丐。有一天多门经过他的面前，瞎乞丐听到她的声音，向她诉说爱慕的意思，多门痛斥他的卑鄙无耻，自作自受。他受了这个刺激，疯了，最后投河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个戏说明了瞎眼池田一念之差，铸成大错。猿之助先生的表演，描摹池田瞎眼以后的变态心理，深刻动人。其余的角色也都恰如其分地演得非常精彩。剧终，我们向猿之助先生献花，还照了相。
东京会馆盛大的欢迎会
日本各界名流一百六十余人组成的欢迎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鸡尾酒会，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在东京会馆举行。在会场上见到许多旧雨新知，大家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热烈发言。一位年轻的日本朋友说：“我想不通为什么中日两国在战争结束将近十年之久，还不能恢复邦交。”另一位演员说：“我们虽然没有复交，但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却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名演员村田嘉久子谈起当年她同守田勘弥先生到中国来访问演出，念念不忘我当时对他们的帮助。大谷竹次郎说：“战争中，我的损失很大，但梅先生送给我的一张画，却保存得完整无缺。”有一位风趣的老音乐家说：“我要向梅兰芳先生道歉，因为当年我没有得他同意，就把《天女散花》的音乐曲调用到我们的《西游记》里去，以后凡是神话戏中仙女出场，我都使用了这个牌子。”事后有一位华侨告诉我，这位老音乐家在广播电台里讲话非常幽默，很受欢迎，大有我国侯宝林先生的风味。
开幕式
五月三十日晚场京剧代表团第一天在东京歌舞伎座演出，全体团员都衣冠楚楚地到了歌舞伎座的后台，进门没有叫我们脱鞋，向地下一看，原来在榻榻米上面已绷上一层薄薄的地毯。走进化装室，桌子、椅子都是新的，朝日新闻社的朋友告诉我，这些家具是专为代表团制办起来的。座长市川猿之助的大镜台一座也摆在我的化装室供我使用。床间（按：床间是日本式的房子里在上首有一个类似北京旧式房子里的落地罩，是房间里比较庄严的地方，在这里面专陈设珍贵物品如名画、宝刀等）还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舞蹈姿势的美人。猿之助先生指给我看，又说：“这张画上的美人，就和今晚您所演的杨贵妃的身份相等。”猿之助先生还派了好多位得力的舞台工作者夜以继日地帮助我们装台、安排道具和布置灯光。俳优座的千田是也先生和他夫人岸辉子派了重要的舞台工作者到后台来帮忙，前进座的中村舐右卫门先生正在大阪演出，他派他的儿子中村梅之助留在东京，这是一位非常纯朴可爱的青年，他不离左右地照顾我。帝都饭店在后台还辟了一间饭厅，包子、饺子、炸酱面川流不息地端进来，供应演员们不时之需要。我听见我们的团员说：“这真比在国内唱戏还要舒服。”
隆重的开幕式开始了，朝日新闻社的代表白石凡先生致开幕词，欧阳予倩先生也讲了话。下面就开戏，是袁世海、李和曾的《将相和》；江新蓉、江世玉的《拾玉镯》；李少春、谷春章的《三岔口》；最后是我的《醉酒》，姜妙香的裴力土，孙盛武的高力士，八位宫女是侯玉兰、江新蓉、徐玉川、梅葆明、张雯英、陈丽华、严慧春、吴素英。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多少有一点顾虑：究竟日本观众对中国的古典戏剧能否全部接受？那天东京大学的教授仓石武四郎还帮助我们将剧情翻译成日本文字打幻灯说明（因灯光效果不足，此后即未使用），但在演出中感觉到观众的反映是好的，从热烈的鼓掌和喝彩声中看出，他们虽然不懂中国话，但对剧情和京剧特有的上马、开门、过桥、登楼的虚拟的动作，大部分是能够理解的。譬如《将相和》里面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一场，《拾玉镯》的做活、哄鸡，《三岔口》的摸黑，《醉酒》的过桥、看雁、闻花、衔杯……的身段都有强烈的反应。当然这里面我们侨胞的热烈情绪，也鼓舞了全场观众。剧终谢幕多次，日本各界朋友们纷纷上台献花，观众有节奏地鼓掌欢迎。这时候我想起有一位英国导演曾经对我讲，他很羡慕东方舞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打成一片，这种共鸣非常可贵。
今天的场面，不但是观众热烈欢迎演员所演的戏，还更充满着中日友好的和谐气氛。
在东京初演《霸王别姬》
我在国内演《霸王别姬》，遇到招待外宾的场合，只演巡营、舞剑两场。这次出国的时候，先也打算照这个方式演出。从北京出发赴广州的长途火车中，我和欧阳予倩先生将这次带出去的剧目商榷了一下，觉得日本的情况与欧洲国家不同，我们演出的剧目，应该从精简中求其故事完整，有头有尾。所以决定从霸王坐帐起，乌江自刎止。到了广州，开始排戏，首先删去韩信坐帐的头场，台词亦加以精简。在表演方面，我和扮演霸王的袁世海同志以及其他同场的演员都仔细地反复排练，力求纯熟。每次排戏，欧阳先生都在场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六月一日在歌舞伎座演出，当霸王与虞姬分别的时候，观众有落泪的。那天市川猿之助先生全家都在包厢看戏，最后猿之助先生还亲自登台献花。
三笠宫和他的王妃欣赏京剧
六月二日晚上，三笠宫和他的王妃来到歌舞伎座大剧院欣赏京剧，从头到尾整整四个钟头内，看了《空城计》《秋江》《猎虎》《霸王别姬》四出戏，他们热烈鼓掌欢迎每一个节目。剧终后还特意到后台来向我们道辛苦。三笠宫对我说：“看了贵国杰出艺术家的演出，很使我高兴。你们的表演和服装都很美，你们的艺术是古典的而又有青春气息的，使我非常佩服。”他又说：“我的哥哥——天皇，在宫中看了电视，很钦佩以梅兰芳先生为首的中国京剧代表团的精湛演技。”
角落里的垃圾
京剧代表团第一天在东京歌舞伎座演出，当我扮的杨贵妃登台以后，忽然听见三层楼上有人怪叫一声，接着散下许多传单，飘飘荡荡，有的落在观众的身上，但观众视若无睹，依旧聚精会神地看戏。第二天《读卖新闻》的晚刊上登载着这个消息，代表团的翻译同志读给我听，报上这样讲：“有些坏小子向梅兰芳的舞台上扔反共传单，这些混蛋像垃圾一样，在任何角落里是总有一些的。”代表团的副团长孙平化同志将捡到的传单送来给我看，上面第一句话说：“抗日的梅兰芳先生为何来到日本？”我看了付之一笑，把它撕碎，随手扔到便桶里去了。
市川猿之助先生家里的夜宴
每一个演员当他结束了一个阶段的演出，松弛了紧张的身心，玩一玩，吃一顿可口的酒饭，那是最舒服的日子。猿之助先生在舞台上生活了五十几年，他深深知道演员们的甘苦，所以在我们结束了东京第一阶段的演出，就招待我们全体团员到他家里玩了一天。那一天的欢乐畅快，一直到回国以后大家谈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
六月三日的下午，我们在一阵密雨中到了市川猿之助先生的住宅门口，猿之助先生夫妇以及家族、亲友们都打着雨伞到门口迎接我们。我们依次脱鞋登席，宾主握手寒暄。猿之助先生拉着我和欧阳予倩先生的手进了屋子，猿之助夫人亲切地招待着女客人。猿之助先生的家，在一个风景幽美的山腰里，是纯粹日本式的房子，室内是明窗净几，纤尘不染，淡雅的纱灯与大红的地毡，照着折枝瓶花，掩映生姿。猿之助先生指着庭园里树上挂着的彩色带子说：“树上挂着的彩带，名叫‘七夕带’，日本民间的传说，在松树和竹子上挂了它，象征着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会面，同时祷告祈福，实现每个人的愿望。”猿之助先生的话是有深意的，大家听了露出会心的微笑。天色暗下来了，雨也住了，主人们穿着华贵鲜艳的和服，亲热地把客人让到每一个席位上，宾主交叉着围坐在矮腿圆桌边。大家浅斟低酌，不拘形迹地漫谈起来。主人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广东菜，鱼翅、鲍鱼、干贝、烤鸭一样样地端上来，醇厚鲜美，和北京的谭家菜相比，是毫无逊色的。猿之助先生和夫人里里外外地张罗着，他的弟弟市川中车、儿子段四郎以及女儿、孙子……都一对对地向每个客人劝酒、端菜。正在酒酣耳热、宾主欢洽的时候，忽然听见庭园角落里有三弦的丁当声伴随着，鹤贺治贺大夫边唱边走过来，唱的是日本民歌《流新内》，声调苍凉沉郁，令人感动，满座的人都止箸停杯，静静地领略从歌曲中透露出来的日本古代人民的抑郁不平的声音。
猿之助先生兴奋地举起杯来向来宾致词说：“去年我们在北京分手的时候，就盼望在东京见到你们，这一天居然来到了。今天能够在我家里招待各位，我心里的高兴，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我感谢各位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极大的快乐。我感谢各位把优秀的京剧艺术介绍给日本人民，并祝贺各位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我举杯答谢主人的盛情，并祝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和两国人民友谊如松柏长青。欧阳予倩先生激动地说道：“今天的聚会是中日两国艺术家和两国人民友谊的集中表现。我想，真挚的感情，不是一道银河（指‘七夕带’故事）可以阻挡得住的。”
饭后，大家都被主人邀到一间专为排戏而设的房间内，猿之助先生首先表演了日本古典舞《浦岛》，里面有许多复杂细致的钓鱼身段，功力深稳，生活气息浓厚，可以想到日本古代人民的水上生涯，更使我联想起前年在北京赣剧老艺人表演的弋阳腔《江边会友》（又名《敬德钓鱼》），两相对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后面的节目是猿之助先生的儿子市川段四郎和他的孙子市川团子合演的《擒弁庆》。这是《劝进帐》的前一折，故事是义经收弁庆，是武打场面，有点像京剧中《镇潭州》岳飞收杨再兴的味道。我记起我当年还演过杨再兴的角色。
我们看完了《擒弁庆》，主人又让我们回到方才吃饭的地方——亭榭式的客厅里。原来一会儿的工夫，主人家已经把刚才杯盘狼藉的残席收拾干净，大家又坐在一起啜茗清谈。忽然在庭前小儿女的笑语声喧中，从花间飞出了许多流萤，猿之助夫人说：“这些流萤生长在长野县，不是他们自己飞来的，是我们特意去收集来作不夜的银花，点缀我们这个嘉会。”
临别的时候，在客厅长桌上摆着八十六件和式的睡衣，纸包上写着每个客人的名字，主人请客人按名自取，这是主人赠给中国客人的。猿之助夫人还亲手给女宾穿上睡衣，教给她们穿着的方法。市川猿之助先生的全家对中国京剧代表团全体同人的深情厚意，使每一个团员感到温暖，忘记了是在异乡做客。
在东京帝国饭店
六月四日，朝日新闻社在帝国饭店招待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全体同人，我们下午四点钟就从帝都饭店出发到了帝国饭店。我第一次到日本就住在这里，日本大地震后我在东京演出也住在这里，事隔三十多年，当中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旅馆还依然兀立无恙。代表团里的戏剧工作者只有姜妙香、霍文元（三弦能手）两位先生当年曾经和我一起到过此地，其余的都没有来过，大家对于这个古老的建筑和日本的现代化的高楼对比，反而感到新鲜。灰色的砖、石，赭色的墙，看不出雕琢装饰的痕迹，给人们一种古香古色的感觉。有一位团员问我说：“这个房子很特别，好像一座古堡。”我说：“这座建筑物，我很熟悉，它的特点是基础厚重宽大，上面比下面狭小，仿佛中国砌造城墙的方法，房子的底盘特别大。每一幢屋宇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单位而又连接相通，有点像北京大住宅的布局。建筑的材料主要是砖和一种分量极轻的石头。屋宇前后都有宽阔的院落，每一个院落里都有宽大的水池，经常积水（因为当大地震的时候，房屋一定起火延烧，同时自来水管一定破裂）。大正十二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建筑有上面所讲的几种特点，所以没有烧毁、倒塌，同时其他建筑因为周围的房子起火，市内水管全部破坏，水源断绝，无法营救，只能听其延烧。”另一个团员问道：“为什么别的建筑师不按照这个方法，使所建房屋在地震时能够不受影响？”我说：“据说当年修筑的时候，是从国外请了一位工程师来设计的，这个饭店的股东方面因为要省钱，并不同意他的设计图样，最后是帝国饭店的董事长大仓喜八郎决定完全信任工程师的方案。他对大家这样讲：‘对于建筑，我们是外行，应该由工程师来主持，我们没有理由推翻他的设计方案。”’姜妙香先生接着说：“大仓喜八郎就是第一次邀我们到东京来演出的主人，帝国饭店也是他创办的，所以梅先生知道得那么详细。”我们一边谈着话，一边走进了帝国饭店的大饭厅，朝日新闻社的白石凡先生和企划部长远山孝先生等都在门口欢迎我们。那天到场的来宾，大半是社会上的名流，还有各国使馆的外宾。有几位老朋友谈起当年我到日本来表演的情况，他们问我：“像《御碑亭》这个节目，当年是很受欢迎的，演到王有道休妻那一场，观众很感动，因为像这种家庭妇女被冤屈的故事，在日本社会里是常有的，有些妇女们甚至掉下同情的眼泪，这次为什么不演这个戏了？是不是剧本内容有问题？”我答：“剧本内容没有问题，解放后我还同谭富英先生演过《御碑亭》。这次挑选的节目，都是我在国内常演的，我们下个月回到东京，还有《奇双会》《断桥》两出戏要演出。”
一位外国使馆里的朋友会讲中国话，他说：“二十年前就看过您的戏，想不到您还是那么年轻，请谈谈您的驻颜术。”我答：“这几年我们国家比过去强盛，大家生活安定，我心里畅快，所以忘了自己的年岁。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我们这次同来的演员，大半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对我来说也有影响的。演员如果离开舞台，很快的就会变样子，颓唐下去。我现在每年在舞台上还保持一百场到一百二十场的演出纪录，这也是不见衰老的原因之一吧。”
有几位日本朋友谈起释放战犯的事，向我表示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仁慈，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酒会的气氛是欢洽的、友好的。
梅兰芳饰孟月华（《御碑亭》）
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六月四日下午，我们到了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坪内逍遥博士而设的演剧博物馆。馆长河竹繁俊博士陪我们先到校长室去拜访大滨校长。欧阳予倩先生当年在早稻田读过书，现在来到母校，感到分外亲切；早稻田的同学三百余人欢迎他到一个大教室去演讲，题目是《关于中国京剧》。欧阳先生因为有关节痛风的宿疾，不敢多走路，学校方面特将名演员中村歌右卫门坐过的轮椅请他乘坐。我们由河竹繁俊博士引导参观演剧博物馆，河竹博士首先介绍了演剧博物馆的历史，他说：“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坪内逍遥博士而设的，坪内博士一生致力于戏剧事业，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所演出的戏剧，几乎每一个都与坪内博士有关系，因之有‘戏剧之父’的称号。最后他还完成了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工作。这个演剧博物馆是昭和三年当坪内博士七十岁的寿诞时开幕的，在他七十七岁逝世后，他所收藏的有关戏剧的遗物，全部都捐赠到本馆。”一边说着就走到陈列“芝居版画”（按：芝居就是戏剧）的房间。我一向就喜欢这种浮世绘版画，当年也曾收藏过几页，这是纯粹日本风格的艺术，充满着东方的风味，画工刻工都有独到之处。从面上还可以看到日本古代的风土人情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我记得教我绘画的老师陈师曾先生曾经画过北京风俗画的册页，大约也是受了浮世绘的影响。这间房内所陈列的版画，从原始用墨笔画的，到彩色缤纷的“锦绘”，看出这种版画的发展情况。更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今天所看到的版画，大半与戏剧有关，像《劝进帐》《道成寺》等名剧，都有精彩的图片。河竹博士告诉我说，他们馆内所藏的版画约有五万件，可以轮替更换陈列。
在一间陈列着许多日本名演员的照片和画像的房间内，看到许多故人的遗像，如中村歌右卫门先生、尾上梅幸先生、守田勘弥先生、菊五郎先生、河合式雄先生、中村雀右卫门先生……我当年两度访日演出的时候，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这些老朋友，有的在口头上对我的艺术作了有力的介绍，有的还同台演过戏，有的在艺术上对我有过帮助，回忆往事，使我在这里徘徊不忍离去。
河竹博士指着一些小刀、剪刀之类的道具问我：“在中国戏里也有流血的场面吗？”我答：“当年也流行过当场出彩的表演，譬如用配合面形特制的刀，砍在鼻子上，喷一口彩，就好像真的一样，流出鲜血来。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避免给观众以残忍、恐怖的印象，这个方法就停止使用了。”我又对河竹博士说：“我当年在日本看过一出戏，有一个切腹的场面，当切腹的时候，刀子插进去，演员将外衣解开，露出衬衣左面缝着的一块红布，象征着流血的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方法，并且合乎古典戏剧的表演法则。”
袁世海同志在展览室的角落里，忽然发现他十三岁时候的剧照，这张剧照是扎靠勾脸，可是上面只注着“中国京剧的花脸”，没有其他说明。他站在这张照片前面说道：“小孩子扎上靠真是不胜负担。”看出他对童年在科班学艺的生活，有深长的回忆，使当年的辛苦与今天的幸福交织起来。河竹博士知道他没有这张照片，就答应复制一张送给他。
展览室里还陈列着欧阳予倩先生青年时代送给帝国剧场经理山本义三郎的便装照片和在日本留学时期表演日本戏的剧照。
河竹博士引我到一架屏风面前，上面是我第一次到东京来的时候画的一幅古松，他说：“你猜猜背面是什么人写的？”我到后面一看，原来是九世市川团十郎先生的中国书法，笔势飞舞，令人佩服。据说《劝进帐》这个戏是团十郎最拿手的杰作之一，当年有人拿他跟谭鑫培先生相比，可见他的艺术地位之高。
走马看花式地浏览了演剧博物馆，觉得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当中，演剧博物馆已经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戏剧的发展概况和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我们国内早有设立戏剧博物馆的计划，我想，我们中国的戏剧博物馆一旦成立起来，将会在亚洲博物馆的展览中出现一个异彩，因为我们的戏剧资料除了民间所藏之外，单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戏曲资料而言，就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据我知道的有高腔、昆腔、二黄、梆子各种剧本和一些大规模群唱表演的舞蹈部位图表以及带有舞台指示的排演本等等，服装一项，不但丰富，而且多样多彩。自乾隆初年一直到光绪末年，式样制作的演变，从实物上可以看到发展的过程，并且其中有缂丝、顾绣、织锦等等名贵的制作，还有许许多多是为了剧中某些角色特制的衣服、盔头，都是现在所看不到的。另外有关戏剧的档案也是重要资料，特别是布景道具（京戏所谓砌末），是我们现在从事京剧舞台美术工作的同志们值得参考的资料。这些砌末在形体、色彩、笔意各方面和演员的服装、表演以及舞台装置都是风格统一的。并且由于形体、彩色、笔意的配合适当，在舞台上也不至于喧宾夺主，掩盖了角色的形象。这些东西都是木架糊布染色制成的，不易保存，据我知道的在多少年前就已经残破了，但虽然残破，仍然是我们戏剧史上珍贵的资料。这次参观了纪念坪内逍遥博士的演剧博物馆，更觉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使我们的戏剧博物馆及时筹备，早日开幕。
在一间展览室内看到许多有关我两次到日本演出的资料，还有一部分中国戏的“行头”，其中也有我当年私人赠送的，事隔多年，这些“行头”已经陈旧了。我们这次临走的时候，又挑了一部分绣工细致的戏衣和乐器、脸谱，赠送给演剧博物馆，作为这次中国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的纪念。
东京—福冈途中
六月六日晚餐后，我们离开帝都饭店到达东京车站，许多日本朋友和华侨在月台上欢送我们。八时十五分火车开出月台向福冈进发。
福冈我过去没有到过，所以很觉兴奋。开车后第一个大站是横滨，我当年到过此地。那时候东京与横滨还是隔开的，后来大东京市计划实行后，这两个地方就连接起来了。看了横滨市内的万家灯火，不觉神往。车中虽然闷热，但大家经过十天的演戏和各种活动，感到有些疲倦，就都先后入睡了。第二天清晨，我们刚穿好衣服，火车已经停靠大阪车站。有日中友好协会的日本朋友以及华侨们在车站上欢迎，我们下车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开车后到餐车吃早茶，香气扑鼻的牛乳、咖啡、火腿蛋、烤面包……吃了一饱，回到卧车。我们这一节车上，是几个团部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女同志。这时候大家都在观看窗外的风景，水天一色，海不扬波，小岛上的梵宇红墙，掩映在绿树丛中，日光照在点点帆影上，耀眼生光。火车在海边疾驶，仿佛陆地行舟。倏忽之间火车钻入了黝黑的山洞中，出口以后豁然开朗，只见绿油油的一片稻田，深深浅浅、方方正正，好像许多块毯子铺满在山谷中的平原。朴素的木屋的旁边，一小簇短而肥的小树和一些野花，点缀着田园风味。路边正在耕种的男女农民，有时和我们对上了眼光，露出欢迎远客的微笑。
我和欧阳老、姜先生、刘佳、孙平化、少波、少春、世海诸位同志在车中开了一个小会，小结在这次东京的演出中的成就和缺点。欧阳老说：“这次我们在东京的演出中，演员们一丝不苟地认真做戏，舞台工作人员和办公室的同志们昼夜勤劳，八十六个人一条心，成了整体的力量，我们打响了第一炮。”我说：“对于剧目的安排，您是费了心思的，譬如，第一天把《将相和》挪到《拾玉镯》的前面，作为开场和观众见面的第一个戏，这就是很好的措施。日本的习惯，开幕的第一个戏是重要的。去年猿之助先生到中国来，和中国观众第一次见面的头一出戏，就是最拿手的《劝进帐》。我们的《将相和》，排场大，角色多，服装华贵，并且是一出唱做并重、有头有尾的历史戏，这就先给观众一个良好的印象。”欧阳老又说：“我们这次的成就，主要是角色齐全，剧目丰富，带来的二十几个节目都是精选的，有沉稳浓郁的《将相和》《霸王别姬》《野猪林》《闹天宫》；有故事性极强的《奇双会》（出国时欧阳老支持我们的主张带这个节目）；有像西湖蕈菜般富有诗意的《人面桃花》；有跳跃飞腾的《三岔口》《雁荡山》；有专重唱工的《二进宫》；有以舞蹈见长的《天女散花》；有轻松活泼的《秋江》《拾玉镯》；也有富丽堂皇之中含有宫闱幽怨的《贵妃醉酒》；有紧张、缠绵、复杂情绪交织而成的《断桥》……我们把这些节目能够好好地搭配得当，可以无往不利。”有的同志说：“据几位华侨及日本朋友的反映，如《寇准罢宴》《二进宫》之类的唱工戏，如果在别处表演时，可以考虑不必排列进去。”我说：“也要看情形，譬如到大阪、京都演出，像《二进宫》这样的戏还是可以唱的。总之，我们每一张戏单必须配搭得唱、做、念、打，色色俱全，才可以说明我们京剧载歌载舞的特点。”欧阳老说：“我们的《秋江》是很受欢迎的，但日本朋友的反映，对于后面画着江水的背景，他们认为和演员们虚拟的各种摇橹、解缆、撑篙、上船下船的动作，以及描摹小舟在江上风涛中颠簸、摇晃的生动姿态，不能协调。还有《三岔口》演出时，在天幕上挂着一块圆形的彩色敦煌图案，他们的意见认为和黑夜中任堂惠与刘利华的跌扑、摸黑的各种身段不能结合。他们主张这两个戏都用素幕，更能突出人物的形象。我们根据他们所提的意见，都使用了素幕。演出时，我特意到前台去看戏，就感到舒服得多。同时日本朋友对我们的虚心接受意见也称道不止。”我说：“像这些事就是我们这次访日当中在艺术上可贵的收获。我曾经说过，观众是一面镜子，照耀着我们前进。现在有一种好的现象，就是人人能够虚心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及时改正缺点，这是大家经过学习了以后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于各种意见能够分析批判地采用，不能像《珠帘寨》李克用的唱词中‘一例全收往后抬’，那样做就可能不辨精粗美恶，而变成盲从了。”
午餐后，有的人倚枕小睡，有的静静对局下棋，也有互相研究唱腔的。少春把腿搁到卧铺当中一块丝绒的几上在“压腿”（日本的卧铺是统间两面安铺）。姬传过去问他说：“您真用功，火车上的时间都不肯放过。”少春回答道：“武戏的腰腿最重要，如果缺工，到了台上，腿脚就觉得沉重，不但戏演不好，还容易发生危险。譬如《三岔口》一类的短打戏，讲究跌扑腾跃，必须身轻如燕，方够标准。”姬传又夸他《三岔口》走边一场的边式大方。少春说：“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当年我父亲请了许多位名师教育培养我的好处。”
广岛车站一瞥
天色突然变了，阴云四合，由疏而密的雨点，打到车窗上。我在梦中初醒的时候，耳朵边听到有人说：“快到广岛了”，不觉一惊。这个受难的城市，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太生疏的，大家都紧张地看着窗外的景物。火车缓缓驶进站台，雨下得更大了。孙平化同志过来对我说：“站上有人欢迎我们，请您下车。”我下了车，就有一群原子弹受难者捧着鲜花拥到我们的身边，我向他们致了慰问词，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们的脸上手上大都带着斑驳的疤痕，有的甚至五官都挪了位置。一位受难者对我说：“您看我们的伤痕，觉得难受，但我们还能出来见人，有些缺腿、断臂、双目失明的只能躺在床上，行动需人照顾，那更可惨！”我们实在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他们。临别的时候，他们送了我们几种刊物。车开行后，还听见他们唱着《东京—北京》的歌声，这种歌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车厢内。翻阅刚才的刊物，里面的插图有一座被炸空的大楼，但钢骨水泥的架子仍矗立着。下面说明，每个窗口都安装电灯，到晚间把电灯开亮，老远就能看见这座空心的楼房。还有许多颓垣破壁，都被保存着原样，纪念这次有历史性的灾难。我和欧阳老谈起刚才在车站上看到的触目惊心的印象，我说：“看了这些原子弹受难者，心里非常难过，有什么方法可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慰问？”欧阳老说：“我主张唱义务戏筹款送给他们，如果大家同意，就跟朝日新闻社提出这个方案。”刘佳、孙平化、少波、欧阳山尊等同志都赞成这个办法。他们还补充说：“听说战后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难童，我们应该一并救济。”作了决定后，当时就和朝日新闻社的远山孝先生以及其他单位的日本朋友，提出了我们的计划，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欢迎我们的义举。有位日本朋友说：“听说当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梅先生也给我们唱过义务戏。”我说：“救灾恤邻是人类应尽的责任。”最后双方议定：等到全部演出结束之后，在东京义演两场，将募得之款全数赠送给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中的孤儿。
在博多帝国旅馆
在火车上整整一昼夜，六月七日晚八点半到了福冈车站。大家下了车，只见月台上站满了欢迎我们的日本朋友和九州华侨。有一位穿着白上衣、花裙子的日本小姑娘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手里，我与她握手道谢。她又喜欢又有些腼腆，只看了我一眼，就低下头去。我们在人丛中和欢迎我们的主人边走边谈，缓缓走出车站。朝日新闻社的朋友，早就预备好小汽车、游览车招呼我们分别乘车到博多帝国旅馆和日活旅馆两个地方。我们一部分人住在博多旅馆，这个旅馆是九层楼的建筑，我们住在第八层。第七层是饭厅，六层以下是百货商店。我刚进房间就有饭店里的几位女服务员向我献花，同时递过一张松尾国三先生的名片。我接过名片道了谢。等她们走后，日本朋友告诉我说：“这是松尾国三集资经营的企业。”松尾国三先生去年到中国来接洽日本歌舞伎剧座访华的事，我们见了面，当时他就约我到日本来访问演出，所以这次中国京剧代表团在日本的演出活动，他也是热心赞助人之一。
六月八日的上午在博多旅馆招待新闻记者，是漫谈的性质，我和欧阳老都讲了话。
午饭后集体游览福冈市内名胜，我因为明天就要演出，需要休息，没有参加。四点钟全体团员都到日活旅馆出席各界组成的欢迎委员会的招待酒会。在会上福冈县知事土屋杳鹿致词后，福冈市长小西春雄说：“福冈自古以来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大门，唐朝时候我们日本人络绎不绝地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去留学，都是从这里出发的。这次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惠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上一件崭新的大事。虽然我过去看过许多次中国戏，但想不到明天就能够在福冈看到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艺术。我想这样精彩的京戏在中国也不是经常看得到的，这一点使福冈人感到骄傲。’我在答谢词中说：“我们到了这美丽而富有诗意的福冈市，胸襟为之一爽，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并且要把主人的深情厚意带回去，传达给中国人民。”
在饮酒漫谈的时候，有几位日本朋友讲起上次郭老访日时说过的“中日友好有两千年历史，遗憾的时间只有几十年，让不愉快的感情烟消云散吧！今后友好两万年！”的名言。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宽厚胸怀，受到了感动。有一位日本朋友还十分称道我在抗战时期留须辍演的事。
我问起此地的名胜古迹，熟悉掌故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说：“大濠公园内的古建筑‘红庐阁’，传说是日本北条王朝时代中国使节的馆舍。志贺岛上曾经发掘出一颗金印，是三国时代魏文帝赠送给邪马台国（现在的日本九州）女王卑弥呼的”。席散后，我们一部分团的领导人和主要演员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先生的宴会。福冈是松本先生的故乡，虽然他这天因为有事不能赶到，由松本英一先生代作主人，但肴馔丰盛，招待周到。席间还有日本民族形式本地风光的舞蹈《博多谣》《黑田武士》《摇篮曲》……助兴。回到博多旅馆，我洗了澡换上睡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报，忽然看到晚刊上登载着中国京剧代表团今天游览福冈市名胜西公园、大濠公园、松之生原的消息和照片。这时候葆明和姬传走进我的房来。我问起他们白天游览的情况，姬传说：“这三处的风景都很优美。大濠公园的结构，有点模仿我们家乡杭州西湖的样子。亭台、水阁、石桥、垂柳，澄澈碧绿的湖水当中有几只小船荡漾着，不禁回想起今年春天在扬州游览瘦西湖的风景。我们到日本以后正碰上雨季，不是阴天，便是下雨，可巧今天出太阳，大家游兴很浓，都愿意在这里休憩一会。向导的日本朋友说：‘还要到别处游览，走吧！’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公园，坐上游览车，沿途看见一片新建的西式洋楼，与周围环境极不调和。导游的日本姑娘愤愤地对我们说‘这就是美军的营房’，从她的激越的口气里，深切地感到日本人民对把风景区当做军事基地的反应，实在还不只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所能概括的。最后到了松之生原，这是一片绵长的松林，苍虬、卧龙夹道欢迎远客，走进去觉得古木森森，黛色参天，忘了外面是炎炎烈日的夏季。穿过松林，露出一片海滩。大家都纷纷把照相机取出来，向各处选取佳景，拍照留念。日本朋友对我们介绍说：‘在六百八十年前元朝皇帝忽必烈派遣水师，来到这里，被一阵神风把他们吹了回去。’又指着远处说：‘这一带有战壕、堡垒的遗迹，也还是当年的防御工事。’”
福冈大博剧场
六月九日是我们在福冈演出的第一天，剧目和东京的开幕式相同。剧场只有一千三百个座位，另外有二百余人买了站票。演出的时候，观众以渴望的神情在细细领略中国古典戏剧的特点。我在台上还看见许多观众特别是妇女们把《团刊》上面介绍演员的便装照片和剧中人的面貌对照着细看，有的互相耳语，津津有味地仔细研究着。《团刊》上有两种照片，剧照是彩色的，便照是黑白的，底片是在中国拍摄好，带到日本委托朝日新闻社企划部长远山孝先生代印的，主要演员的历史和每个戏的说明都用中日两国文字介绍，封面和封底选用北京的名胜照片，五彩印刷，鲜明夺目，因此观众都愿意留作纪念。
这一晚演出终了后，福冈县、市的议会议长及朝日新闻社和华侨总会代表等纷纷走上舞台向我们献花。
第二天午饭后，苏琦同志到我房内，照例把当天报纸上有关京剧代表团的消息翻译给我听。报上这样讲：“因为昨天是星期日，日本九州各地人民到福冈观看中国京剧代表团演出的，显得格外踊跃。在开演两个钟头前，很多观众就在戏院门口排队等候开门，观众当中有长崎市八十几个渔民组成的京剧观赏团，他们从一百六十多公里外坐火车赶来看戏，还有三十五个从佐贺雇了一辆汽车前来看戏的农民，此外有很多观众是从大牟田、下关、别府等附近的城乡赶来的。”
住在长崎、鹿儿岛等地的华侨把这天定为观赏京剧日，招待九州的六十岁以上的华侨来看祖国艺术家的演出。
漫谈东京印象
我们一同在旅馆的饭厅内吃过晚餐后，姜先生、姬传、葆玥、葆玖都到我房内喝茶聊天。大家谈起东京十天的印象，五个人里面只有姜先生和我是旧地重游，其余的都是初次观光，所接触到的事物觉得新鲜别致。先谈到日本戏“能乐”和“狂言”，姬传说：“六月五日下午我们走进水道桥的能乐堂剧场，只见里面的装置设备古雅朴素，似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舞台是方形的，有四根白木方柱，它的建筑几乎全部用的是木头，台的正面墙上的背景画着青绿色的松树和石头。据日本朋友对我说，这张图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我们也感觉到这张壁画完全能够代表日本的民族风格。舞台的位置靠左边，并不居中，右面靠墙是一道长廊，长廊的尽头挂着一个门帘，那就是上场门。演员从这里出场，也从这里下场。台上左面另有一个小门，检场的人出入的时候就把这扇门拉开。观众的座位安设在正面和右方。台下还有铺着卵石的小花圃种着小松。”葆明接口说：“第一个戏是‘能乐’，剧目名叫（羽衣），是神话剧，有点像《天河配》里面织女洗浴被牛郎把她的衣服拿走一场的情景。入座之后，日本朋友就给我们每人一副耳机，用中国话介绍剧情。这戏的大意是在三保松林的海边，有个渔夫和他的同伴由渔舟上岸，看见松树上挂着一件羽衣，渔夫把羽衣取下来正打算带走，出来一位天女，悲伤地请渔夫还她羽衣，渔夫受了感动，就对天女提出要求，请她翩跹起舞，天女穿好羽衣，舞罢缓缓升天。扮天女的是老艺人喜多六平太，已经八十多岁，日本人尊之为‘国宝’，剧中人只有天女戴面具，其余的是本色脸，不施朱粉。喜多老人穿着质料厚重的行头，在主要的天女舞当中看出他的功夫结实、精力不衰，虽然整出戏的动作节奏是比较单调而缓慢的（音乐只有笛、小鼓、大鼓、太鼓），但所包含的先悲后喜的情感却是深厚而含蓄的。”姜先生听葆明讲完了就说：“这位老先生好像当年我就看过他的戏，现在是鲁殿灵光，硕果仅存了。”葆玖说：“戏虽然很好，但观众需要有一定的修养，假使沉不住气的人是会感到沉闷的，我觉得后面一出‘狂言’《枭山伏》倒比较醒脾，这是一个讽刺剧，好像是古典的白话戏。剧情是这样的：哥哥因为弟弟得了哼哼的怪病，到深山里请了一位有道行的山伏来祈祷治病，当这位修道者拿着佛珠向病人念咒祈祷时，非但弟弟的病没有治好，哥哥也把这哼哼病传染上了，最后连山伏自己也发出哼哼的怪声。我们虽然不懂台词，也觉得非常可笑。”我听到这里就对大家说：“‘能乐’和‘狂言’是日本最古的戏剧，它的历史源流，三十年前我曾问过日本朋友，他们这样说，‘能乐’的来源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是日本固有的艺术，另一派如青木正儿先生等的看法是受了中国元曲的影响。”‘狂言’是一种带有幽默性的讽刺剧，最近我会到日本文艺界的朋友对我说，‘狂言’是受了唐代参军戏的影响。这是一种新的看法，以前我没有听到过，我们从它的演出形式上来看，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姬传接口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在一位戏剧作家的案头看见过一本《狂言十番》的中文翻译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据这位剧作家说，中国懂得‘狂言’的只有三五人。这次我们回国后，倒要买这本书来研究一下。”
葆玖问我道：“您当年到日本演出，剧场内也有广播设备吗？”我说：“那时候日本虽然已经有广播电台，但转播剧场实况的风气尚未流行。现在有了电视机，买不到戏票的市民，可以从电视中连听带看地欣赏中国的古典戏剧”。我临走那一天，有位通讯社的日本朋友对我讲：“这几天东京有电视机设备的大旅馆、饭厅等公共场所和许多家庭，都变成了小歌舞伎座。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六月一日晚上在电视机前看京戏的观众就不下三百万人（约比平常看电视的多两倍）。有些澡堂、饮食店一向是座上客常满的地方，在京剧上演时，突然显出清静冷落的景象。听说晶川区（贫民区）荏原町有一家喜乐食堂设有电视机，每次放映京剧时都挤满了一屋子工人和小市民。”此次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时间不能太久，演出的场次也不会太多，这使我对喜爱京戏而买不到票的日本观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十分抱歉。幸而有电视设备，使得京剧的声音面貌，能够广泛地得到传达，这是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我们又回忆起许多往事来。我对姜先生说：“我当年到日本来的时候，感到日本人对于保存民族遗产和发展科学技术，好像是双轨并行的。这次在东京有人告诉我说，东京有一千家电影院，我当年演出的帝国剧场也已改成了电影院，而剧场一共只有三个。我们这次在日本，依然看到了许多传统艺术，可见日本人民还是非常重视他们自己的民族遗产的，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动很大，在整理、改进和发展的工作上似乎受到了限制。日本戏剧界的朋友们和我谈起这些情况，他们是抱着隐忧的。”姜先生说：“这次我到日本来，的确感到剧场、剧团的情况没有当年旺盛，像举办大规模的戏剧学校，培养后起人才的长远打算，虽然有这种计划，并没有赶快实行。我在后台听到歌舞伎座的演员谈起他们的业务，每个月规定要演二十五天戏，而且每天都是日夜两场，每场有时还要演双出，其余五天就仆仆奔走在旅途当中，没有时间排新戏和整理旧剧目。如果每天改为一场，戏院方面只肯付一半包银，生活就发生问题，捐税又很繁重，每张戏票的售价几乎要提出一半来纳税，再扣院租，分到后台是所余无几了。他们听说我们已把娱乐税取消了，表示不胜羡慕。”大家越谈越多，都说有些口渴，葆玖就要按铃叫人沏茶，我说这种西式旅馆到了睡觉的钟点，恐怕服务员都下了班，姬传说：“我出去看看还有人值班没有。”一会儿，服务员拿着热水瓶走进来，给我们沏了新茶，还顺手把桌上的果皮等捡走。我说：“这次日本朋友对我们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姜先生接口说：“当年第一次到日本来，大仓喜八郎作主人，对我们的招待也不含糊，怕我们不习惯日本式的生活，所以招待我们住在帝国旅馆，同时还动员许多位日本名演员和我们同台演戏。日本戏和中国戏交叉着演出，因当时我们剧团的规模没有这次访日京剧代表团那么大，赵桐珊在《御碑亭》里扮书童得禄兼报喜的报子。有人烦贯大元唱《空城计》，可是没有八卦衣，临时用金纸剪了八卦，贴在‘行头’上。回想起来，怪有趣的。”我说：“那两次访日，日本文艺界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是有力量的。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狩野君山、青木正儿几位老先生都写了文章介绍中国古典戏剧艺术，内藤博士不但精通汉学，还写得一手好字，当时都认为有晋唐名家的气息。青木教授的关于南北曲的一些著作，也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可惜这些老先生大半作了古人，只有青木先生还在。我回想第一次我们到日本演出时，经费完全由我个人筹集的，当时剧团的规模比较小，开支比较紧，如果演出不能卖座，是要赔本的，因此，多少带有一些尝试性质。总而言之，第一次访日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从经济观点着眼的，这仅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炮，由于剧团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居然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因此我才有信心进一步再往欧美各国旅行演出。事隔三十年，我又参加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有些日本朋友看了戏后对我讲，京剧的面貌焕然一新了，无论从剧本、导演、服装、道具到化装、表演都有很大变化，尤其是龙套、宫女都一丝不苟地表演着，这充分说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具有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又说：你的表演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也都有显著的提高。三十年前的老友，著名演出家大谷先生说：“你们这次在日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这种盛况是空前的。中国京剧代表团表演的舞台形象的统一性是令人惊奇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从上面谈话中可以看出，我们这几年来在戏曲改革工作中是有成就的。姜先生说：“要不是人民政府的力量，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说：“您说得对，除此以外，我觉得日本各界朋友的帮助与支援，也是我们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友情是令人感动而难忘的。像葆明、葆玖你们年纪还轻，以后和日本朋友往来的日子很长，更应当以真诚友好的态度来对待日本朋友。”
大丸别庄
六月十一日在大博剧场演完夜戏，大家坐汽车到二日市大丸别庄。到了那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钟左右，雨下得很大。大家进门脱鞋。代表团里经管生活的同志预先发给每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本人的姓名和房间号码，旅馆里的招待员根据这张卡片分别领到各人的房间内。这家旅馆是日本式，建筑在一个山坡上面，一道长廊，两边都是房间，但排列得错落有致，分成几个单位，每个单位都题上一个斋名，好像《红楼梦》上面的怡红院、潇湘馆……此地是有名的武藏温泉，旅客大半是为洗澡而来，有一间可以容纳七八十人的公共大池塘，供旅客入浴。我住的房间是西式的，有床，有沙发，还有一小间专用的温泉浴室。进房后，把西服、衬衣、袜子都脱掉，换上日本式白地蓝花的浴衣，穿上拖鞋到大饭厅，席地坐在软垫上，吃日本饭，有太阳啤酒、日本清酒、生鱼、鸡、蔬菜、汤……一切杯盘用具，完全是日本自造，和博多旅馆的全部欧化设备作了强烈的对比。大家在演剧疲劳之后，酒足饭饱，带着三分醉意说说笑笑，都到大池塘去洗温泉。我回到自己的房内，服务员已经把浴室内洗澡用的胰子、毛巾、小木桶、小板凳准备好了，正在放水。我喝了一盏新沏的日本茶，和我国龙井茶的味道有些相似，喝着也别有风味，茶罢入浴。这一晚睡得非常甜适。第二天起床，雨还没有住，我盥洗完毕，服务员已把早点端到卧室外面的会客间内小圆桌上。我正吃着早点，旅馆的女主人走进来，是一位五十上下的中年妇人，她很有礼貌地深深鞠躬，坐下来就问我夜睡安否？澡洗得舒服吗？我谢了她的关怀。有一位女服务员到过中国，会说中国话，她给我们当翻译。女主人送了我扇子和毛巾，这时候另一位女服务员端进一个木盘，里面放着笔、墨、砚台，女主人从纸包内取出两开裱现成的册页，一面是白纸，一面是洒金笺，角上印着“鸠居堂”三个小字。她双手举着册页，向我鞠一个躬，递到我的手里说：“请您大笔一挥，留作纪念。”我看见砚台里有现成磨好的墨，就提笔写了几句旧诗在上面，她再三道谢，郑重地收了起来，又告诉我说：“这间房，曾经是日本皇太子住过的，今天您在此地停留一宿，更使蓬筚生辉。”我看这位主人非常好客，就送了她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这时候雨住了，我走到房外站在一块山石上，向四面闲眺，领略些园林逸趣。这个别庄的特点，是利用天然的景物，略加人工点缀而成，别有一种古雅萧疏的意味。雨后的古树、苍苔青翠欲滴，涧水潺潺、鸟声呖呖，楼台位置，就着山坡形状，高低凹凸地藏在绿树丛中，望出去，曲折深远，大有丘壑，绝似一幅设色的黄鹤山樵的夏日山居图，可惜我不会画山水，如果与吴湖帆兄同游，倒可以把当时的胜景绘写成图。正欣赏间，团里的同志过来通知我：“请您换好衣服，就要上车了。”上了汽车，直达博多帝国旅馆，回到我的房间，有服务员交来几份礼品，是日本朋友和九州华侨送的当地名产博多人形、丝织领带……我要开箱取名片，向衣服内一摸，钥匙不见了，想起隔夜在大丸别庄匆匆脱了衣服，服务员给我挂在衣橱内，可能是遗失在那里，我把这件事告诉办公室的陈同志请他设法联系。正谈到这里，桌上电话铃响了，朝日新闻社的一位翻译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梅团长和另一位团员的两把钥匙，刚才大丸别庄派人送来了。”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日本人办事的敏捷、认真是值得佩服的。
鲁迅先生说的治病灵药
回国后在九月二日，我和姬传两个人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开车后姬传对我说：“临动身时，《新观察》的编辑部再三叮嘱，我们写的《东游记》务必按期交稿，否则读者会有意见的。在日本，有些场合我没有参加，需要您仔细地回忆述说才能写下去。”我们正谈着大丸别庄的两把钥匙的事情，车务员送来几本杂志说：“梅先生，这次你们只有两个人，长途寂寞，可以看看杂志，消磨时刻。”我谢了他的关切。就随手拿起一本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看到目录上有内山完造先生的一篇《思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就递给姬传，请他读给我听。这篇文章的内容主要是记述二十年前鲁迅先生逝世时的景象，写得恳切生动。最后一段这样说：“记得明治二十三年同志社大学的创建者——我们日本的伟大的先觉者新岛襄先生曾经预言说：‘中国将成为二十世纪的世界的中心。’同时我也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卧病期间的一天对我说：‘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那种药，这次我病好以后，就打算这样说。’鲁迅先生这话，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而且，在实际上，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再有这种灵药了。相反地，在新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认真的态度这种灵药。而且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种药拯救了中国。”我对姬传说：“这段话和我这次在日本经历的几件事对照一下，倒很有意思，譬如刚才所谈的两把钥匙，朝日新闻社的日本朋友对我们细致而周到的招待，以及日本各剧团的舞台工作者帮助我们在演出中的一丝不苟的精神，都是值得赞扬的；还有，回国以前，我看见杨知同志和您两个人在帝都饭店二楼的仓库外面，整理带回国的礼品和书籍，请了几位日本工人来装箱，他们那种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和熟练的技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百十来只大小木箱，包括许多玻璃装潢的东西，回国后开箱检查，一件都没有损坏。我想内山先生的话是有感而言，谦虚地说的，事实上，这种灵药在今天的日本，并没有断绝，也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演给日本工人看的一场戏
六月十三日午间，全体团员在博多帝国旅馆集中（因为有一部分人住在日活旅馆），分乘汽车、游览车向八幡市出发，三点左右到达八幡制铁体育馆。山坡上面有疏落的楼房，环境相当安静，大约这里是住宅区，与我们想象的浓烟蔽天、机声震耳的工厂区域却并不相同。
八幡是日本的钢都，重工业的策源地。体育馆是钢铁工人进行体育运动竞赛和练习的地方。场内可以容纳六七千人。舞台上的一切设备都是临时装置起来的。隔夜有歌舞伎座、俳优座、前进座的日本朋友如大木、长谷川、藤浪……各位先生先来布置。台上的幕布、朱漆圆柱、地毯、灯光，后台安放道具行头的地位，化装室的桌、椅、衣架、台灯以及洗脸、饮场的热水，都作了妥当周密的安排。这里不是经常演戏的剧场，一夜间要布置成表演中国戏的前后台，自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八幡制铁厂的工人有一千多人订了这场戏的票，我们都认为这是演给日本工人看的一场戏，觉得很兴奋。
我们的剧目照东京的开幕式，在《三岔口》后面增加了一场《雁荡山》，是王鸣仲主演的。在国外演戏，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极其紧张的，必须在互助的整体精神中发挥积极性，才能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地完成赶场的任务。因此剧目的搭配，需要事先仔细考虑，像勾脸、改装都需要精确计算，留出时间。虽然我们这次的组织比以往出国的剧团的规模要大得多，我记得在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志愿军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十八个人演出五个戏，而这一次单说上台的演员就有五十四人，但我们演出的戏，如《将相和》《霸王别姬》《闹天宫》……这些讲究排场的戏，出场的演员是和国内一样多而整齐的。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日本朋友常常这样对我讲：“这次访日京剧代表团演出的阵容坚强，剧目的丰富多样，比在中国看到的还要过瘾，这是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
公演开始前，有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说：“今天从上午九点开始，观众就在门口等候入场，到下午三点排队的行列有一公里长。现在池子里和上面看台上五千多个座位已经坐满了，站着的还计算不清，观众当中有一千多位八幡制铁所的工人，是在刚刚工作完毕，带着饭盒前来看戏的。还有工人的家属，以及附近城市赶来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等，也有从福冈赶来再次观看京剧的人。这种盛况，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我们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发生这样一桩令人着急的事：开戏以后，我听到有人在找赖医生，我问服装组的郭岐山同志，“是谁病了？”他答：“谷春章同志中暑，现在呕吐头晕，躺在沙发上，赖医生刚上楼去诊断。”马少波同志走进我的化装室，我着急地问道：“谷春章怎么样了，呕吐恶心见好吗？到了台上支持得住吗？”少波同志说：“赖医生已经诊断过，给了药吃，据说不要紧，安静一下，就会恢复的。”我听了这些情况，还是不放心，一边化装洗脸，一面在盘算，《三岔口》是要翻腾纵跳的，如果到了台上呕吐起来，岂不当场出彩，但这个戏里的刘利华别人是替代不了的。想到这里，听见台上已经换了《三岔口》的锣鼓，我刚拍好粉，就急忙走到幕边，看见谷春章，问他怎么样了，他答：“您放心，在台上不会有问题。”说完就出场了。我看他虽然带病上场，没有显出吃力的神气，与少春对做的身段，遇到惊险的地方，我从幕边隙缝往外仔细看观众的表情，有些人张大了嘴，吸住气，他们也替演员在那里使劲，露出异常紧张的样子，看出了神，又都情不自禁地喊起好来。这我才放了心。
中国书法在日本
在八幡制铁体育馆演完了戏，乘汽车到小仓市，住在一家日本式的田川旅馆里。大家肚子都饿了，进门稍稍休息，就在一间小巧精致的饭厅饱餐了一顿，有烤鸡、虾、鱼、什锦炒饭，都是适合中国人胃口的。这家旅馆虽然规模不大，但布置得也很舒适。我的房间很大，也有床。我到隔壁欧阳老的房内阳台上，对坐啜茗清谈。这时候夜色沉沉，别有一种清凉气息，对面树木丛中，露出小楼上几点灯火，寂静的庭园，只有池内呱呱的蛙声，点缀着良宵佳景。我对欧阳老说：“一天的疲劳，得到这样一个地方休息，应该感谢主人的盛意。”这时，一位女服务员走进房，跪在榻榻米上向欧阳老叽里咕噜讲了几句日本话，欧阳老当时就答复了她，她面带笑容，鞠躬而退。我问什么事？欧阳老笑着说道：“这位日本姑娘名叫菊子，要求我们两个人给她写册页，留作纪念。我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早晨给她写，她还有几个同伴托她转求，我也答应了，所以欣然而去。”我回到房内，姬传进来闲谈，讲起刚才这件事，姬传说：“日本人是爱好中国的古典艺术的。”我说：“当年我到日本来，就流行这种求书求画的风气，想不到事隔三十几年，还是这样重视中国书法。”姬传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书法尊为书道，列入美术部门研究，他们对中国古代书家的墨迹、拓本非常重视，用珂罗版、金属版影印流传，作为大家学习资料。别小看这些小姑娘，对于中国书法，可能还下过工夫的。”我说：“我记得日本大地震以后，到东京来演戏，有位日本朋友送我一卷苏东坡写的寒食诗的复制品（有黄山谷题跋），按照原样影印，几乎可以乱真。这位日本朋友还告诉我一桩故事：收藏寒食诗的主人，当地震发生时，他什么都不拿，只是从家里保险柜内急忙取出这件心爱的名迹，逃出危险地带，这件事当时日本文艺界传为美谈。”
第二天上午，我吃过早点，菊子和她的同伴五六个人端着纸、墨、笔、砚，走进来放在矮方桌上，把欧阳老也请了过来，我们就对客挥毫。欧阳老还现编了词儿写上去，我只是写了些比较通俗的唐人绝句和一段《牡丹亭》的曲子，一直写到管理交通的日本朋友催我们动身时才搁笔。
初到大阪
六月十四日上午十点二十分，我们坐汽车离开小仓市田川旅馆，大约一小时到了门司车站，换乘到大阪的火车，经过海底隧道时，听见上面波涛喧啸的声音，代表团里没有走过这条路的人都感到新鲜。下午八点到达大阪车站，大阪市各界以及府知事、议长、市长等都出面欢迎，还有此地的华侨比较多，都扶老携幼到站内欢迎我们。下了车全体团员都住到新大阪饭店。这家旅馆是西洋式，当年我到大阪的时候，还没有建筑起来。我住的房间在五层楼临街的一个犄角上。第二天起床后，在外间客室里吃早点的时候，女服务员指着窗外向我打手势，我回头一看，在几座高楼当中升起三个大红的气球，每个气球下面拖着一条彩色绸带，上面写着“欢迎中国京剧代表团梅兰芳先生一行八十六人”。下款是朝日新闻社、百货商店、东天阁。东天阁是大阪最大的中国菜馆，是华侨集资开设的。
这天活动很多，晚饭后远山孝先生到我房里闲谈，他说：“中村雀右卫门夫人中岛志加要来拜访您。”我说：“那太不敢当，我听市川猿之助先生对我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多病，平常也不出门，到旅馆里，上楼下楼，虽说有电梯，我究竟不放心，请您通知她，千万不要来，我明天下午到她家里去拜访。”远山孝先生听了我的话很满意，就说：“梅先生能去看她，那是最好了。”
在中村雀右卫门夫人家里
六月十六日下午三点钟，我与远山孝等四五个人一同坐汽车到了中村雀右卫门夫人的家里。她住在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面，这家旅馆就是她经营的。我们在门口脱了鞋，老太太衣裳整齐地站在客室门口迎接我们进去。这间房内正面墙上挂着一个横披，写着三个汉字，右面墙上挂着一个扇面画着花卉，当中摆着几张矮的椅子和一张小方桌，桌上陈列着茶具。
宾主见面，坐下来谈话，华侨于恩洋先生给我们当翻译。老太太说：“去年市川猿之助先生从中国回来告诉我，您常常谈起当年和中村雀右卫门先生在艺术交流上的许多旧事，我很感动。这次听说中国京剧代表团要到大阪来演出，我因为腰腿有病，步履艰难，就和医生商量，早几天先在家里练习走路，准备去拜访您，还打算看您的戏，想不到您倒先来看我。”我说：“老太太，您太客气了，您这么大年纪，腰腿又不便，怎么能劳动您，我来是很方便的。”
老太太向后面房内招招手，走出一位中年妇女，跪在我的对面，老太太向我介绍，这是她的女儿，接着说：“昨天是中村先生的忌日，她去上坟祭奠，我嘱咐她向父亲墓前默祷，保佑中国京剧代表团全体平安。”说到这里，老太太眼圈一红，从怀里摸出手绢擦眼泪，我也不觉一阵心酸。我怕她伤感，就把话题扯开，问道：“老太太以前看过我的戏吗？”老太太说：“三十年前看过一次，所以这次还想再看。”我要求远山孝先生给老太太母女找两个好座。接着我和老太太谈起当年中村先生对我在艺术上的帮助说：“我和中村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是友情很深厚，我记得第一次看他的戏在明治座，他演鸡娘，那时我感觉他的扮相很美，同时舞蹈化的身段和深刻的表情，都能吸引我。散场后，我到后台去向他道辛苦，看见他的本来面目，两腮瘦削，并不丰满，和化装表演时大不相同。我就说道：‘您的化装真高明。’他笑着对我说：‘因为我的面形有缺点，因此才对化装方面下工夫来钻研，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得到了诀窍，能够根据悲剧和喜剧的要求，使面形有所变化。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你的化装也许有益处。你的面形虽然美，但两腮也是不够丰满，如果用我的秘法，可以弥补你的美中不足。’说到这里，他从化装箱内取出两个棉花团，塞进自己的嘴里，用手指推到两面腮帮的部位，果然两腮鼓了起来，显得丰满。他仔细地告诉我如何运用这个方法，并且着重指出：中国戏的特点是载歌载舞，嘴里塞着棉花团，唱起来可能感到不便，这是需要自己下工夫练习的。接着他又谈到画眉毛、画眼窝……如何适合面形的窍门，最后把几粒棉花团用纸包好交给我说：‘带回去，试试看，我希望你用了这个方法，在舞台上出现更美丽而饱满的形象。’这一番话使我受到感动。对一个初交的外国朋友，就把他苦心钻研得到的经验，倾篮倒筐、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像中村雀右卫门先生这样热诚帮助别人，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事情。”大家听我讲了这一节故事，也都认为难得。
老太太说：“中村先生在家里，常常谈起梅先生，您记得吗？有一次您到后台，他还替您找拖鞋。”我说：“我记得这件事，也是在东京明治座。当年日本剧院的后台，只预备日本式的拖鞋，必须穿着脚指分开的布袜才套得进去，因此中村先生给我找了一双西式拖鞋。”老太太向她女儿使眼神，一会儿捧出一个镜框，当中是彩色丝织品做成的中村雀右卫门先生的戏装造像，老太太郑重地说：“这是最近请一位名手制作的，送给梅先生留为纪念。”另外还有两个朱漆贴花的木匣，送给葆明、葆玖，我向她道了谢。我也把带来的几色中国土仪送给老太太留作纪念。这时候摄影记者对好光圈，请我和老太太合照了几张相片。
梅兰芳与日本歌舞伎演员中村歌右卫门五世（左）及其子合影（摄于一九一九年）
我要求到中村先生的神龛前瞻仰遗容，老太太站起来引路，大家走进后面的屋子里。揭开神龛，我们都向中村先生的遗像行了礼。这间房内四壁都挂着中村先生的戏装造像，老太太给我们解释中村先生所扮的角色类型和简单的剧情。看到墙上还挂着一张青年人的照片，我注视了一下，老太太指着相片呜咽地说道：“这是我的儿子，也是演员，不幸在战争中牺牲了，死后才承袭了他的父亲的名字。”我怕又勾起老太太的伤感，就向她说：“时候不早了，客去主人安，我们该走了，过两天我从京都回来，把我的儿子、女儿带来给您请安。”我们走到巷口，回过头来，还看见老太太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
前进座看中村翫右卫门演《俊宽》
从中村雀右卫门夫人家里回到旅馆，吃了饭，松尾国三先生邀请代表团全体团员到大阪歌舞伎座前进座看戏。
第一个戏是中村翫右卫门先生主演的《俊宽》。中村翫右卫门先生和我们从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席上订交以来，已经有五年了。我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会议期间，看过他演的电影《箱根风云录》，今天初次在舞台上看到他的戏，可以称得起是现实主义的表演艺术家。
《俊宽》是二百多年前的一出流传有绪的古典剧目，与《劝进帐》的分量相等。故事是这样的：藩主平家，专制凶暴，众愤难平。在企图起义反抗的集团当中有法性寺住持俊宽僧都、少将丹波成经、法官康赖等三人。不幸事败，三人被流放到鬼界岛，与世隔绝。丹波与岛上海女千鸟相恋成婚。三年后平家部下妹尾太郎乘船到鬼界岛，宣读赦诏，但只丹波与康赖获释，俊宽向妹尾交涉，三人罪相同，何独遗漏我？言时悲痛呼冤，伏地号泣，这时船上又下来一个丹左卫门说：“有人为俊宽说情，一并赦罪同行。”三人一同上船，千鸟闻讯赶来，丹波向妹尾说明关系，要求同行。妹尾借口乘船的许可证，只有三人，不允所请，就把千鸟推下船去。最后俊宽表示，愿以年老残身留居海岛，使千鸟代行。
中村先生扮的俊宽出台后，从化装、眼神、动作方面，首先就使观众感觉到这是一个愤世嫉俗、满腔热血的老人。与妹尾交涉时的耐心说理，悲痛呼号的神情身段，是表现一个囚居荒岛的人于无望之中争取自由的心情。等到丹左卫门对他说明一并获赦同行，与两个难友握手称庆的喜出望外的神气，都非常现实而生动。当千鸟、丹波向妹尾百般哀恳的时候，他站在船上，虽然没有动作，面部表情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动燃烧。及至妹尾把千鸟推下船来，千鸟哭着说：“武士向来是见义勇为、同情别人的。鬼界岛上并没有鬼，只有都市才有鬼。”俊宽就向妹尾婉转说情，希望打动妹尾的心，让千鸟也能够同行，充分表现了正义和善良的性格。妹尾不允所请，对俊宽连踢带骂，俊宽忍无可忍，抢过妹尾的佩刀，将他掀翻在地，这几个身段，准确紧凑，看出他武工的根底，这与中国京剧《打渔杀家》当中萧恩与教师的对打场面有相似之处。俊宽正要刺死妹尾，丹左卫门过来制止他说：“你如将他刺死，岂非罪上加罪？”俊宽接受了他的警告，突然神情中有所觉悟，这时他在作思想斗争，因为要舍己救人，不是一件立刻可以决断的事，必须有一定的思想过程。他打定主意后，就对千鸟说：“我已年老，愿留海岛，你可代我上船同行，免得夫妻离散。”这时河原崎国太郎扮演的千鸟的表情，也非常动人，她表示不能掠夺别人的自由，坚决不肯上船。俊宽说：“我已立下舍己救人的宏誓大愿，不愿乘浮世之船，你们去吧！”这时的表情从刚才激昂慷慨的斗争之后，又变为一个慈悲为本的高僧的样子。三人登舟后，缓缓驶离海岛，孤岛上就剩下俊宽一人，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经沙滩走上山顶，站在一块岩石上，用绝望的眼神，向远处看那愈走愈远的一点孤帆。这时候我们感觉着岩石上站着的不是俊宽，也不是中村翫右卫门，而像是一座屹立的山峰。
当这出戏开幕时，中村翫右卫门先生刚刚出台，台下就有观众大声叫他的名字。代表团的有些同志不常看日本戏，感到新鲜，其实这就等于中国的碰头好，至于提名叫好，过去在中国也有的。萧长华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件故事，他说：“著名小生王楞仙在四喜班与顾小农合演《镇潭州》，顾饰杨再兴，王扮岳云，有一场岳云与杨再兴、岳飞同时亮相，台下观众叫‘岳云好！桂官好！’（桂官是王楞仙的艺名）。《镇潭州》的杨再兴是主角，岳云是配角，观众欣赏王楞仙的岳云而并不欢迎顾小农的杨再兴。”据说当时顾小农常常误场、垫戏，这也是观众对他不满的原因之一。不过像这种情形在中国戏院内是偶然的例子，而日本观众对演员提名叫好的习惯是常有的，他们只是表示对某一个演员的热爱，并不像上面萧先生所说的故事当中，含有观众对演员的褒贬批评的意义。
第二个戏是《昔话二十二夜待》。这个戏的故事，很像我们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短篇小说的结构。剧情是描写农村在一个春夜节日里，农民聚集在一个会堂内，举行饮酒、跳舞、狂欢的晚会，正在高兴畅快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面貌凶狠、自称大盗的怪人。进门后，行动粗暴，纵酒使气。一般农民，都有戒心，相继离去，不欢而散，最后剩下藤六和他母亲与怪人，三人同宿在厅堂内。夜深时，藤六闻声即起，到户外观看动静，同时还安慰他母亲，怪人更显出坐卧不安，一夕数惊，比至天明，怪人看见藤六背负老母而去，大为感动，想起他对父母不孝，也动了思亲之念，在藤六母子身后，高呼“祝老太太健康！祝你们母子俩生活愉快。”这个戏，虽然是独幕的小戏，但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是木下顺二写的剧本，演出者是土方与志。扮怪人的是前进座的座长河原崎长十郎，扮藤六的母亲的女演员就是长十郎的夫人河原崎贱江。
第三个戏是《御浜御殿纲丰卿》。御浜是德川幕府纲丰的别墅，游宴、议事都在这个地方。这出戏的内容是表现幕府之间盛衰倾轧、明争暗斗的事情，同时也表现了武士道仗义扶危的行动，剧情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演员仍就是河原崎长十郎、中村翫右卫门、河原崎国太郎等几位。
这一天的戏，每个演员都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舞台任务。剧终，代表团的女演员侯玉兰、江新蓉、梅葆玥、徐玉川等上台献花，我们到后台向他们全体演员道辛苦。
过了几天，中国京剧团在大阪歌舞伎座公演，河原崎长十郎、中村翫右卫门等诸位先生登台赠送日本歌舞伎座绘师八代目鸟居清言画的《劝进帐》，还有日本古装银头面的发髻，这种发髻，日本人叫做“鬘”。
奈良纪游
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了大阪以后，日本朋友给我们安排的日程是先游览，后演出。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大家从新大阪饭店出发，坐电车到了奈良，这是日本著名的名胜区，我以前两度访日都到过此地，旧地重游，分外感到亲切。日本朋友送我们手册、图片等导游指南。庙里的僧侣陪着我们游览并解说。现在我把看到的、听到的一些印象，以及参考中日两国书本上的资料，综合起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盛开的花朵
奈良是日本元明天皇时期的京城，当时叫做平城京。这座京城建于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即中国唐朝睿宗景云元年），到延历三年（公元784年即中国唐朝德宗兴元六年）迁都长冈京。这七十余年中正是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的时期。日本朋友说：“奈良是大陆趣味最浓厚的地区。”这话一点也不错。
这座古都的地理形势很优越，城外连冈叠嶂，合抱回环，登山一望，只见林麓苍黝，从丛翠中露出几座殿脊和塔尖、干田远村、绿茵布地。这里的名胜古迹有：唐招提寺、兴福寺、东大寺、春日神社、药师寺、法华寺、平城宫、太极殴遗址、若草山、春日山等，都是风景幽胜，殿宇宏敞。日本有句歌颂奈良的话，说奈良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这座古城里的古建筑雕塑以及各庙宇内收藏的古代文学艺术作品都丰富极了。我记得三十年前到此地来，还参观过正仓院博物馆，那尤其是东方著名的宝库（里面有唐代的乐器和日用品）。奈良城内人民居住的是一排排整洁朴素的瓦屋，门外小溪石桥，非常幽静。
但是在这种古趣盎然的环境里，有时候会出现一块触目的大广告牌，上面画着半裸体的西洋式的美女，并用英文写着：“酒店！快乐！请进来！里面有许多美丽的女郎！”这和那些建筑物显得非常不协调，是这座古城美中不足的地方。
丹青的奈良
我们是坐汽车盘旋上春日山和若草山的。当汽车爬山的时候，眼前景物转瞬即逝，比俗语所谓“走马看花”快多了。这种山路最好是骑在驴子背上慢慢走着逛，乘汽车只能观其大略。
这一带的山景，沿路松竹夹道，树木繁茂，一阵阵清香扑鼻，日本朋友对我说，他们前人的诗句里有“丹青的奈良”，我告诉他们中国诗里有一句“人在画图中”和当前的景物也非常切合。春日山有个红叶谷，我想秋天叶红的时候，丹青相映，更有诗意。
我们在若草山的一个高峰停留下来，西望奈良的街市，伽蓝，平城宫的遗址和屋宇栉比的民居，历历在目，比我们站在北京香山“西山晴雪”（燕京八景之一）上遥望北京城，还要近得多。我们在这里纷纷选景摄影留念，日本朋友也替我们照了几张相。
在春日山游览的时候，有近畿小学、市立小学、京都市纳所小学的代表们来欢迎我们。
春日神社观赏“神乐”
在春日神社我们还观赏了专为招待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而表演的祭神舞。那时正下着濛濛细雨，大家从一条石卵铺的路走到一间长形的敞厅前，我们一百多人站在两边往里看，只见敞厅当中摆着两张半桌，桌上放着舞器，两个女舞蹈家（日本人称作巫女）跪在桌子前面，她们穿着古代服装，裙子的后幅很长拖在地下，头上的装束，并没有梳着常见的日本式大头，顶上的头发是梳平的，只是在前额插戴着带银质穗子的紫藤花冠，显得淡雅朴素，背后垂着一束散发。有一位团员对我说：“从背后看，倒有些像您当年创造的古装头。”
两位击鼓、吹萧的乐师，都穿着深色的古装，跪在右边的犄角上。鼓声一起，两位女舞蹈家站起来，从桌上拿起折扇（扇骨上系着两条长带子），按着鼓的节奏，翩跹起舞，舞了几分钟以后，走到桌子边，放下扇子，合掌稽首，跪在原处，站起来，又从桌上拿起一个带铃声的舞器重舞，因为舞器不同，身段也随之改变。虽然短短十几分钟的表演，给我们的印象很深。音乐节奏是缓慢而沉着的，舞的身段、姿势，圆转、有力而庄严，看出是一种极其古老的舞蹈形式。据神社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说：“这种‘神乐’的源流很古，是从中国唐朝传过来的，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巫舞。”
奈良的鹿
记述奈良之游，不能不谈到鹿。我们走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管理人员吹起喇叭，从树林中跑出许多鹿来，三五成群地跑到我们身边，露出宛转依人的样子。我们举着一种专为喂鹿的饼干引逗它们，它们就伸过头来从我们手内吃了下去，吃完又抬起头呦呦地叫。这些鹿并不是关在栅栏里，而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丛林中的。
从前听北京的老朋友说过，我们的热河避暑山庄有一个地方叫“驯鹿坡”，那里也有成群的鹿生长在林壑中，看见人都很亲热。我看到奈良的鹿，不禁想起我们的避暑山庄，听说现在已经开辟成游览区了，一定受人欢迎，那里的驯鹿也必定是使人喜爱的。
唐招提寺和扬州高僧
奈良的唐招提寺是日本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相当于中国唐朝肃宗乾元二年时期）建造的。这个寺建造的历史说来话长，招待我们的和尚说：招提寺是为了中国一位有名圣僧鉴真和尚建造的。这位鉴真和尚是扬州人，十四岁出家，是当时一位有名的高僧。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即日本天平五年的时候，圣武天皇景仰这位高僧，委派兴福寺的荣睿和尚、大安寺的普照和尚，来中国扬州大明寺拜谒他，并且邀请他到日本去讲经传戒，经过很多困难，终于在唐朝天宝十三年即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二月到达奈良。日本曾派遣两批船载送来中国的使节，但是只有一批回到日本，有一批因遇逆风，漂没了。日本方面是那样诚恳和不怕牺牲来邀请，而鉴真和尚也不避险阻，毅然前往，两方面的精神贯通，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现在寺中还供着开山祖师鉴真和尚的坐像，塑造得非常生动，表现出一副慈悲的面貌。我是泰州人，扬泰是同乡，见了更感亲切。鉴真和尚生前披的袈裟还保存在寺中。《过海大师东征传》这部书，就是记载鉴真和尚东渡事迹的。据说他还有二十四个弟子随行，他们携带了很多经典、佛像、绘画图卷、书籍和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此外还有很多中国物品和印度物品。现在寺中所藏的《东征绘传》五个很长的图卷，就是画的这一故事，这是日本名画家莲行为了纪念鉴真和尚和他的随行弟子而画的。
鉴真和尚到奈良以后，在东大寺设戒坛传戒。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受戒弟子前后共有四万多人。圣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和诸僧都曾在一起受过戒。他并且精通医学，因治好了光明皇太后的病，赠“大僧正”，赐苒前水田一百町。又曾为日本医学界辩证药物，使中国医学流播于日本，世传鉴真上人秘方，日本医药界目为“日本之神农”。
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鉴真和尚圆寂了，年七十六岁。他的墓就在寺的东北角松林中。他在奈良，只有十年的光阴，但是给日本各方面的影响很大。
日本的庙宇式样和中国差不多，我国唐代的木构建筑物保存到现在的已经寥寥可数，而在日本相当于唐代时期的木构建筑物却比我们丰富完整，唐招提寺是其中之一。这个庙的全堂是“四坡脊式”的顶，罩檐，柱头用“斗拱”。殿内的千手观音，妙相庄严。还有许多尊木雕佛像，都是千年古物。内中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立像，据寺里的和尚对我说：永延元年日本一位高僧，法号“奝然”，到中国来迎请回去的（按永延元年相当于中国宋太宗雍熙四年即公元987年）。日本的传说，这尊佛像是印度优填王因追思释迦而造的。梁栋上的彩画、飞天、云纹、宝相华等等的笔意色调，看起来和我国天尨山、敦煌相似。我当年曾经根据印度佛教故事，编演了一出《天女散花》。在研究这出戏的人物性格和创造舞蹈身段姿势时，参考了一些佛教书籍，还看了著名的古画、维摩说法图、天女散花图以及古庙内的雕塑、壁画等来扩大自己的眼界。这样对于我塑造天女的形象有了启发，在招提寺看到的一切，引起我种种回忆。我认为一个戏曲工作者必须从宽广的艺术领域中去寻找自己的养料，才能使艺术不停地向前发展。
八十八岁的日本傀儡戏演员
日本的傀儡戏名叫“文乐人形净琉璃芝居”，人形是傀儡，净琉璃是曲调的名称，芝居是戏。它和中国傀儡戏的表演方法不同，中国的各种傀儡戏如提线、托吼……观众只看见出台的傀儡，其余如音乐伴奏、歌手、操纵的人都在幕后活动。日本的傀儡戏，所有工作的人却都出现在前台显著的地位，下场门侧面廊上是音乐伴奏和歌唱者的席位，操纵傀儡的主角穿着礼服，面对观众，在傀儡的身后站着面蒙黑布的检场人员，专为傀儡整理服装，有时也协助操纵的人工作。日本傀儡的制作很精致，眼睛和四肢都是活动的。我在大阪演出的第三天上午（七月二日），大阪欢迎委员会的菅原昌人先生陪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艺人吉田文五郎先生到饭店里来拜访我，我搀他坐在沙发上对他说：“老先生这么大的岁数亲身来看我，使我不安。”同来的一位女士代答道：“吉田先生的身体很健康，不过耳朵有些重听，谈话要高声才听得见。他当年见过您，所以这次要来和您谈谈。”我问起老先生的生活起居情况，每天作何消遣。女士说：“除了表演以外，他什么事都不问。”我吃惊地问道：“老先生还登台表演吗？”这句话翻译过去，老先生听见了，他说：“别看我年纪老了，但是我每天还能演两场，每场四十分钟，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所以我不得不演，并且我除了表演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说：“操纵傀儡是相当辛苦的，一天两场不太多吗？”老先生说：“谢谢梅老先生的关心，不过我的精力还能对付，主要是我有六七十年的舞台经验，所以能够指挥如意，不觉太累。”我向他请教日本傀儡戏的表演艺术。他说：“傀儡的构造是相当复杂的，因此我们这一行必须从小锻炼腰腿，使得灵活，才能运动自如，同时脚下还要蹬着一尺来高的两只木屐，如果没有幼工，那就随时有摔倒的危险。”说到这里，老先生站起身来，做出各种操纵傀儡的姿势，手眼身法步，看出功夫的结实，劲头的巧妙。房内初见老先生的人都看得发呆，大家感觉到他和进门的时候简直换了一个人，少说点，也要相差二十年岁数。我看老先生这样兴奋，怕他疲劳，就扶他坐下。这时女服务员端进茶点，我敬了老先生一杯茶，他一边喝着，我又问他：“您的耳朵不便，听得见音乐歌唱吗？我知道傀儡的动作表情和音乐歌唱是密切联系着的。”女士代答道：“场面上的声音，他根本就听不清楚，可是他脑子里记熟了上千个曲调，所以音乐伴奏和歌唱的演员都随着他，表演的时候能够结合得天衣无缝，这一点，凡是老观众谈起来都是津津有味的。”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请我到楼下参加一个座谈会。老先生对我说：“今天谈得很畅快，我要回去了，这个包内有一件衣料，几把扇子，是我今年生日时候朋友送的，现在送给您，留作纪念。”我向他道了谢，打开纸包，扇子和衣料上都印着“米寿”两个字。菅原昌人先生对我说：“日本人称八十八岁的老人为米寿，米字拆开来，正好是八十八三个数目字。”我也取出一张剧照和自己画的一个扇面题了上下款，送给吉田老先生，祝他福寿绵绵。
离开大阪的前夕，每日新闻社送我一部《文乐首名作》五彩套印，精致可爱。
为中日儿童画展剪彩
在大阪，我们还被邀参加了中日儿童画展开幕式，主持展览会的日本朋友致了开幕词，欧阳予倩先生也讲了话。一位日本小朋友西村贞一说：“我们愿意从童年起就和中国小朋友结下纯洁而深厚的友情。”接着我为这个画展举行了剪彩典礼，大家走进展览室，细细欣赏小朋友们的作品。中国儿童的画件，陈列在前面几间展览室，后面几间展览着日本儿童的作品，对照着来看，虽然风格上各有其民族色彩，但天真纯朴的味道，是基本上相同的。
由《美人图》的装裱说起
我在京都演出的时候，有一位画家三木翠山送我一张《美人图》，敷色精到，意态传神，并且装潢得非常考究。外面木匣，里边还有绢糊的套匣，画的装裱、尺寸、选料、四圈的绫绢的配色，都非常精致而调和。上面的“惊燕”绫带是活动的，还保持了古代的样子。按中国南方的房屋，窗、门常常是开启着，还有些轩、厅根本就没有门窗，怕燕子飞到画上来弄脏了画心，所以才发明这两条带子，当燕子翻飞扑向画幅时，这两条活动的带子就飘动起来，把它们吓跑了。后来房屋的建筑逐渐变化，燕带的作用也不大了。还有北方因为风大，气候干燥，不适于在敞厅挂画，因此就把它裱贴画头，作为装饰点缀。不想现在的日本还保存着这个古法。我检了一张自己画的花卉送给三木先生，答谢他的盛意。
在我出国之前，曾选了十几张大小画幅，大半是十年前我在上海时候潜心学画时画的，可是找一家合适的裱画店，简直没有，后来还是托一位朋友代找到了一家，赶着裱出来，我觉得手工质料都比从前差。据这家裱画店的主人说：“近来买不到好的材料，同时，学这行手艺的人也日见减少，所以退化了。”我们的装潢艺术，在古代曾经有过灿烂的成绩，许多装潢名手，见于前人的记载。就拿汤勤来说，为人虽然可恶，但我曾看见过他裱褙的宋元名迹，却是名不虚传。别小看裱画一道，它和美术作品是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一张破损的名画，经过装潢家的艺术加工，就能够恢复它的精神面貌，反过来说，一张好画，也可以毁在一个没有经验的裱画工人手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与福田眉仙谈画
从京都回到大阪，晚饭后，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画家福田眉仙先生到新大阪饭店来看我。这位老先生，精神奕奕，谈笑风生，看上去好像还不到七十岁，他带了几开画册送给我和欧阳予倩先生。我看他的笔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讲究用笔用墨，在写意之中，具有法度。我挑了两开山水。另外他又拿出一个大斗方请我鉴赏，上面画的是富士山。我说：“这张更好。”福田先生笑着说：“您的眼力不错，一般画师都画富士山的正面，我却喜欢画它的背面，今天遇见知音，我送给您留作纪念吧！”我向他道了谢。老先生愈谈愈高兴，就从一个锦包袱内取出一个手卷，亲自打开来给我看。这个卷子完全是中国画，并且是中国的山水风景，他说：“多年前到中国游历，勾了许多画稿，这个手卷画的是西安风景，有三丈多长。”他拉开一段就说明是什么地点，画上舟车人马，山川树石，无不具备。我心里暗想，惭愧得很，我却并未到过西安，看了这个手卷，可以当做卧游了。最后一段很长的山岭，他指着一处低下去的地方说：“这是秦始皇的坟墓，据说被人发掘过，所以低一块。”我说：“您不但画得好，而且记忆力更好，可以比得上年轻人。”他笑着说：“梅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但观众说您化装表演时候，好像二三十岁的样子。我们都可以称做老少年了。”听他说到这里，我想起带来的画里面有一张是我二十年前画的老少年（老少年又名雁来红，是红、黄、绿三色相间的花草），就请姬传找出来送给老先生。姬传说：“这张画在东京已经送给别人了。”只得另外找了一张花卉送给他。我们从大阪到箱根那一天，福田先生还亲自到车站送别，这位老先生多情而又乐观，所以能够享大年。
天龙寺会见今井京子
三十二年前，我第二次到日本，在京都演毕，日本电影公司请我拍摄《廉锦枫》的《刺蚌》和《虹霓关》的《对枪》两场电影。那天从早到暮，足足搞了一整天。拍完之后就请我吃“鸡素烧”，因为饿过了头，不免多吃了些牛肉，回到旅馆，喝了几碗浓茶，就倒在枕上睡着了，睡到半夜里，从睡梦中觉得胃里胀闷，满腹疼痛，好像刀绞一般，一刻都忍受不住，同时感觉到还发着高烧，人有点迷迷糊糊的样子。旅馆里的服务员看见客人得了急病，就通知我的朋友久保田先生，给我找来了京都名医今井泰藏先生。经他诊断，是疲劳之后伤饥食饱，饮食过量，得了急性肠胃炎，病人已经入于昏迷状态，来势不轻。从那天起，今井医师昼夜不离地用心调治，一个多月才渐渐复元，临走的时候，今井医师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我还同他的家属照了相，他的女儿今井京子才六岁，活泼可爱。我和今井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送他医药费，他坚决不收。他说：“医生治病救人，应得酬劳，但友谊比金钱更可贵。”我打算送他礼物，也不肯受。最后他对我说：“这样吧！我喜欢中国的翡翠，您下次再来时给我带一副翡翠袖扣，作为纪念。”三十年来，沧桑变幻，这件事始终耿耿于心。这次到日本之前，我就把镶好的翡翠袖扣检出来，预备送给今井医生。我一到东京就托日本朋友打听他的下落，他们答复我说，在东京已经向医药界调查过，没有这个人，只有到京都、大阪去找线索。到了大阪以后，有一天，朝日新闻社的朋友对我说：“京都方面的消息，已经找到了今井医生，明天我们游览天龙寺可能见到面。”我听了非常兴奋。
六月二十日上午，全体团员从大阪分乘汽车游览京都名胜。经过渡月桥，不多时到了京都著名的天龙寺。大家走进寺里的大书院，一位穿着淡红色衣服的日本妇女从回廊迎上来，她走到我面前立定了，深深地鞠躬，双手递过一张照片说：“梅叔叔，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今井京子，听说你们要来游览天龙寺，我一清早就在这里等候的。”我虽然三十多年没有见她，但面部的轮廓，还有一些影子。我握住她的手，看着相片说：“这张照片是当年在你们家里照的，我还保存着，这次也带来了，那时候你才六岁。当年我在这里得了急病，幸而你父亲给我尽心医治，救了我的命，现在他……”我的话没有说完，京子哽咽地说道：“我的父亲已经在十三年前亡故了。”我听了这个消息，脑子里轰的一下怔住了。京子含着眼泪说道：“自从您走后，我的父亲常常想念您，报纸上如果登载着您的消息，他必定仔细地阅读，还讲给我们听。他希望您再到日本来能够见面。不久我的母亲亡故了，他续娶了一位继母，生了弟弟、妹妹。我结婚后离开娘家，目前在一家工厂里做事。”我听她絮絮叙说这些往事，只觉得一阵阵心酸，向她说道：“当年你父亲谈起他喜欢中国的翡翠，我答应送他一副翡翠袖扣，这次带来了，可是人是见不着了！这样吧！请你通知今井夫人，过几天我到京都演出的时候，我要到她家里把这副袖扣亲自献到你父亲的灵前，聊表我的心意。”京子向我道了谢，鞠躬而退。日本朋友见我听到今井医师逝世的消息十分伤感，都说我笃念旧交。我说：“那次我的病情，非常险恶，如果没有今井先生的悉心诊治，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的交情，与一般的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就大为不同了。”
观赏京舞、吃素斋
我们在天龙寺一边走一边谈话，不觉走到另一个院落里，脱了皮鞋，踏上一间大的敞厅，靠墙有一个小型舞台，大家席地坐在方垫子上。这时庙内支应的人，给每人端了一碗茶，里面有半碗浮着泡沫的深绿色的茶汁，这是日本人举行茶道时候的一种烹茶的方法，喝上口比较浓厚，但并不苦涩，感觉别有风味。招待我们的日本朋友说：“现在就请大家欣赏京舞。”舞台上出来几个弹奏三弦的女乐师，调起丝弦，口内唱着歌曲，接着出来两位少女，和服盛装，手拿舞扇，按着音乐节奏，表演日本民族形式的舞蹈。几分钟后又换了一对，最后四个人同舞。我每次到日本，在宴会时候都看到京舞。京舞的历史也很久丁。日本朋友说：“这几位舞娘是当地最著名的。”我们的摄影师还照了几个镜头。看完京舞之后，就到一座斋堂内吃素斋，老豆腐、素鸡、香菇……烹调得非常入味。我们天天肉食，偶然吃一顿净素，倒也感到舒服，因为吃素斋的机会是不多的。二十年前在杭州烟霞洞吃过素菜，我记得洞中那位和尚对我们说：“诸位天天吃荤，今天尝尝我的素菜比荤菜如何。无怪他夸口，我们吃完之后，都十分满意，竟有人说着笑话：因为素菜好吃，打算搬到洞里来与和尚作伴。天龙寺的素斋与烟霞洞不同之处，烟霞洞只能做一桌，最多也就供给十一二个人吃，天龙寺却可以招待一百多位来宾。
我们吃饭的时候，主人把刚才表演京舞的几位日本小姐邀来一同吃饭。代表团的女同志都细心研究她们的服装、穿戴、发髻、化装。因为我们这次到日本，所看到的日本妇女，大半穿的是西式服装，像这种和服盛装，打扮得云髻高梳，花枝招展，使大家有一种古典美人的感觉。日本人常说他们的文化受唐朝的影响最多，就拿这种装束而论，的确与我们古画当中妇女的服装，有相似之处。例如我国东北博物馆所藏的《美女簪花图》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当年学画，对于仕女和佛像，下过一番工夫，这和我创作古装戏及神话剧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看了她们的装束，想起古画中妇女的样子，将今比古，不觉神往。席散后仍坐原车回新大阪饭店。
井上八千代的百岁扇
二十六日下午再到京都演出，当天晚上京都府知事、市长和朝日新闻社邀请代表团的领导人和主要演员吃晚饭。京都市长高山义三先生是一位极其风趣的人物，他对我说：“我的名字如果用中国话来讲是很容易记住的。”接着连说几声高山义三。他还是个票友，谈到歌舞伎的表演艺术，是兴致勃勃的。几巡酒过去以后，他就当筵表演一段《劝进帐》的富，手眼身法步，看出来是曾经下过工夫的。
席间有一位片山九郎郑重地举着一把扇子对我说：“这是我的祖母井上八千代在一百岁的时候表演舞蹈时使用的，是我的传家之宝，今天送给梅先生留作您第三次访日的纪念，并祝您期颐上寿。”
在今井泰藏先生遗像前献礼
二十七日的上午，我们就到了今井夫人的家里。她的住房很窄小，门口玻璃橱窗内陈列着点心、面包、糖果等食品发售门市，今井夫人和京子小姐都在门口迎接我们。进门后今井夫人揭开灵帏，露出今井医师的遗像，想起从前，不觉泪下。我虔诚地向这位曾经挽救过我的生命的老友灵前献了鲜花，又双手把一副翡翠袖扣，供在遗像前面，行礼追悼毕，然后席地坐下来。京子小姐替我介绍几位家属说：“这是我父亲的弟弟，这是我的姑母。”这位老太太看上去也有六十多岁了，她说当年曾在今井医师家里见过我。还有两位是京子的弟弟、妹妹。大家团坐在斗室之中，谈起往事，不胜感慨。我说：“这次我到日本来，希望见着今井先生，想不到他已经逝世多年，真是遗憾。”最后我拿出几件中国土产和我的五彩剧照分送给今井先生的家属留作纪念。
三十年前养病的房子
从今井先生家里回到京都旅馆，在卧室的外间一个很大的客室里吃饭，姬传问我：“当年您在此地养病，住的哪一间房？”我说：“好像就是这一间。”我记得右面窗外有一个阳台，昨天我一进房就想推门出去看一看。服务员对我说：“这里的建筑已经很老了，外面的阳台，也超过了年龄，可是住这间房的旅客，都喜欢搬张椅子到阳台上去纳凉，观赏山景。我们为了保证安全起见，只得事先把这种情况介绍给旅客，请他们注意。您如果愿意出去看看还是可以的，不过不要停留过久。”姬传听丁这段话就说：“我们出去看看。”我也一同走了出去，往四面远眺，群山环绕，树木葱茏，这旅馆建筑在山腰里的风景区，环境是极其幽静的。姬传问道：“事隔三十多年，有什么今昔不同之处？”我说：“我记得当年我就常常躺在靠窗的一张藤椅上，晒太阳，看风景，我还喜欢下面这间大饭厅，窗外的小桥、溪水，石壁上古木森森，颇有诗意。这些都还保持了原样，没有太大的变动，就是一点感觉到和过去稍微不同，像室内几案上的瓶花，玻璃橱里多宝格内陈列的摆件，似乎没有当年那么精细适当，这可以看出经过一次战争的变动……”正谈到这里，外面服务员进来说：“下面有人找许先生。”我对姬传说：“您下去看看什么事，我要睡一觉，今晚《醉酒》，明天初次上演《奇双会》，唱词和念白有些更动，虽然在大阪已经排过，但还需要静静地思索一下。”
他乡遇故知
我一觉醒来，已经五点钟，姬传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木匣子说：“有一位华侨是广东人，他亲自送这一匣礼品，在楼下已经等了两个钟点。”我打开木匣，里面盛着六套五彩描金的漆碗。我对姬传说：“这种漆器，在日本是贵重的手工艺品，中国的髹漆手艺，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漆上加金的方法，听说是明代从日本方面学习来的。”姬传说：“是的，我在《七修类稿》这个书内见过一段，是说中国漆器，原来只有贴金、戗金，没有描金。还有缥霞、彩画等和描金都是明朝才有的。就是宣德天顺年间有一位名家杨埙，精明漆理，奉命往日本学制漆画器，后来他的作品非常名贵，大有青出于蓝的意思。”这时候，朝日新闻社的日本朋友来请我上车到南座剧场，我们一同下楼，走出电梯。一位穿着香港衫的中国人走到我面前说：“梅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叫高华吉，三十年前您在这个饭店里养病，我给你做中国菜吃，那时我才十九岁，刚到日本不久。”我听了这话，就向他道歉说：“真对不住，累您等了许久，我记得从前在这里吃过广东菜，想不到就是您做的。回头到南座听戏吗？如果没有戏票，我给您想办法找座。”高先生说：“已经买好了戏票，我们在戏馆里见面吧！”我在汽车里对姬传说：“这可太失礼了，应该请这位高先生到楼上房间里谈谈，三十多年前的老朋友，把他搁在楼下等那么久，真不像话。”演完戏回到旅馆，我找了两张剧照、一个画墨梅的扇面，落了款，派人送给高先生留作纪念。我们回大阪的那天，今井先生的全家都到车站上来送行，京子小姐的眼睛湿润了，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将要开车的时候，高先生赶来送行上了火车，他手里拿着几个漆匣是送给我和阎世善、谷春章、李少春几位同志的，我邀他同车到大阪去看戏。
我们在京都参加了各界组成的欢迎委员会的招待茶会。那天会见了文艺界的许多朋友，有一位汇文堂的主人送了我几本《品梅记》，内容是我初次访日时，日本文学艺术界的几位前辈老先生看过我的戏以后所写的评论、介绍的文章。那天还有一位电影界的朋友对我说：“多年前我到上海在您府上见到您，我们还一同照过相，您的丰采依然，一点也不见老。”接着从皮包内取出几张相片，递给我看，上面有葆玥、葆玖幼年的照片，我赶快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看看当年的孩气。”葆玥说：“玖弟这张照得好，我记得是在思南路的阳台下面的台阶上照的，我这张站在书桌边的傻样儿，可别发表在报刊上。”这位日本朋友拉住葆玥、葆玖姊弟俩的手说：“我初见你们的时候，都是小孩，现在已经是‘角儿’了，日子过得快，我要是在台下看到你们，恐怕认不得了。”葆玖说：“请您送我们每人一份相片，带回去给我母亲看。”日本朋友对他说：“现在只有一份，送给你父亲，以后洗出来，我到大阪交给你们。”
京都初演《奇双会》
京都是文学艺术极其发达、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我当年在这里上演昆腔戏如《思凡》等，受到文艺界的欢迎。这次我们只有两天勾留，三场戏当中我演两个夜场。第一夜的节目与东京的开幕式相同，第二夜是《盗仙草》《秋江》《雁荡山》《奇双会》四个戏。《奇双会》是吹腔，在我们的传统节目中，是极为精炼，而且戏剧性比较强的。多少年来，我已经作了许多次的修改。这次我和欧阳老、姜妙香先生经过几番商榷讨论，在台词及表演方面又作了一些必要的小修改，其中《写状》一场，我们删去了一段道白——原来剧本中当桂枝说出她的名字以后，赵宠离位到台口，有下面一段道白：
赵：呀，夫人，下官倒想起一桩心事来了。
桂：什么心事？
赵：我与夫人完婚的时节，
桂：八月中秋。
赵：八月中秋，正是秋风之际桂花香哟！香倒香，只是有些儿不贵。
桂：哪些儿不贵？
赵：夫人命犯乖张，就是这些儿不贵了。
桂：相公你有口说旁人，无口说自身，你可记得那年到我家投亲的时节，也是那等的光景。
赵：彼此，
桂：一样。
我们感觉到这样显得一味逗趣，离题太远，同时在前面的对白当中，闺房调笑的气氛，已经足够了，虽然这出戏的结尾是喜剧终场，但在这写状的紧要关口，赵宠也没有再作插科的必要。因此经过大家同意，就去了这一段对白。
我对于这个戏的演出有一点顾虑，因为故事内容复杂，尤其是有些情节，是倚靠唱词、夹白的复述、追溯来说明的，恐怕观众不易了解。六月二十八日在京都南座初演《奇双会》，台下情绪非常热烈，并且鼓掌、喝彩的地方也都在行。从《哭监》一场桂枝与李奇见面起，观众就很能凝神领略，写状时桂枝的救父心切的悲啼，以及赵宠答应写状后的闺房调笑，三拉时赵宠的傻样，都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总之日本观众对中国古典戏剧艺术的欣赏，是能够接受而感兴趣的。
过几天，有一位朝日新闻社专写剧评的记者冈崎俊夫先生问我：“我看了《奇双会》很满意，因为我都看得懂，就有一点不能理解，为什么赵宠不知道他太太的名字，要到写状时才知道她叫桂枝？”我笑着答道：“这个问题，不独是日本朋友不能理解，在中国也有许多青年观众写信来问我，其实在中国的旧时代里，丈夫不知道妻的名字，是极其普通的情况。不必说得太远，当我幼年的时候，我的家属亲戚中如祖母、伯母、姑母的名字都是轻易没有人提起的。当然夫妇之间，终究是会知道的。赵宠和桂枝是成婚不久的新婚夫妇，所以借写状的机会，问出她的名字，这是很自然的。在中国曾经有人劝我修改这一段对白，我没有照他们的意见做，我觉得通过戏剧让现在的青年知道一些古代人民的生活习惯，是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琵琶湖游艇上
在京都虽然前后两度，只有短短几天的停留，但代表团的团员们都有很深的印象：那里的街道是直的，路名也有二条、三条、五条……一般市民的住宅的建筑式样是古雅而朴素的，每条街上几乎都可以看到一座深藏在茂密树林里的古庙，我们还闻得到一种安闲平静而文化生活极其浓厚的气息。这些印象和我们的北京城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因此当我们将要离开这个古城时，不免怀着惜别之心。
临走那一天，我们集体乘坐汽船游览了琵琶湖，这个有名的风景区是我旧游之地。湖的形状像一个琵琶，故此得名。中国洞庭湖有潇湘八景，琵琶湖也有八景。一位日本朋友指着湖心的岛屿说：“这是竹生岛，上面有一处供奉着观世音菩萨。民间有一种美丽的传说：观世音善弹琵琶，希望感化恶人的心，但世上的坏人却无动于衷，她伤心地把琵琶摔在地上，泪流如雨，落在琵琶的弦线上，霎时雷电交加，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个美丽的琵琶湖。”
汽船行驶到广阔的湖心，大家在甲板上放眼四望，觉得周身爽快，暑气全消。代表团的演员借这个机会向请来教授“能”、“狂言”舞蹈的日本老师学习身段、发音，有两位高声朗诵地念着台词，日本朋友听了不住点头，那意思是说学习得有点门境了。船上的执事人员，预备了素笺请欧阳予倩先生题名留念，欧阳先生对着这湖光山色，动了诗兴，一个人在船舱内执笔吟哦，写给他们。
我在甲板的藤椅上阅看当天的《朝日新闻》，上面有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中国诗：《南座观剧绝句》。吉川先生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也是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于南北曲的功夫很深，最近出版的《元曲〈汉宫秋〉注释》，引起我国研究古典戏曲的专家们的注意。这次我到日本之前，傅惜华先生曾托我购买这部书。他的诗是几首绝句，日文和汉文对照，每首下面有日文的注释，回国后托朋友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读者。
锣鼓喧天歌绕梁，重来三岛问沧桑，
人民中国乾坤辟，齐放百花斗艳芳。
不闻锣鼓之声久矣，梅兰芳团长，远别日本，逾三十年。其间，三岛饱经桑海，而大陆中国拨云见天。毛泽东主席所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之伟论，亦于京剧革新中见之。
歌声当日彻云霄，旧梦宣南尚可招，
铜狄堪摩人未老，羡君风度愈迢迢。
余始观梅氏《洛神》一剧，在北京宣武门外某剧场，已二十年前事，绕梁余韵，犹记渭城。而世事变迁，乃如梦幻。梅氏此来，翩翩风度，不减当年，又孰信其为六十以外人耶？
何如唐代踏谣娘，鱼卧衔杯亦擅场，
莲步蹒跚尤夺魄，可怜飞燕醉沉香。
梅氏之《贵妃醉酒》，与唐代古舞如何，固不可知，然如“卧鱼”，“垂手”，“衔杯”，“醉步”，种种姿态，令人神往于李太白清平调“可怜飞燕倚新装”及“沉香亭畔倚栏干”之佳句也。
由来百戏汉京能，平子赋有犹足征，
差喜延年后人在，跳丸挥霍尽飞腾。
欧阳予倩副团长云，武剧源流出于汉代百戏，张平子《西京赋》已及之，然则李少春之《三岔口》，腾跃多姿，岂李延年之苗裔欤。
好事当年记品梅，东山墓石长莓苔，
贞元朝士凋零尽，陈氏道人句倘裁。
大正八年梅氏初次访日。内藤湖南、狩野君山、滨田青陵暨京都之学者名流，竞作观剧文字，当时曾由汇文堂书店辑为《品梅记》行世。今则耆旧凋零，汇文堂旧主逝世后，由陈道人接手经营，此次亦为南座观剧之座客，不审能继承前人、再度刊行品梅专集否？
与鸟居清言谈戏像
我从大阪回到东京，七月十一日午后，鸟居清言先生到帝都饭店来看我说：“我常听到中村翫右卫门先生谈起梅先生，这次他希望我和您见面，所以我特地从大阪赶到此地。”他说：“您的《劝进帐》画得非常准确生动。”我说：“我们这一行，也是世代相传，有三百年的历史。我除了画像之外，还担任舞台装置，你们在大阪歌舞伎座看到的《御浜御殴纲丰卿》，一共三幕六场，是我设计装置的。”
梅兰芳饰杨玉环（《贵妃醉酒》）
我送了他一本《舞台生活四十年》，并指出插图内有沈蓉圃画的《虹霓关》，当中饰东方氏的是我的祖父梅巧玲，左面扮王伯党的是陈楚卿，右方扮丫环的是时小福。我对他说：“沈蓉圃先生是八十年前专画戏像的画师，他能够把每个名演员的戏像画得神态逼真。当时摄影术尚未流行，许多戏剧界优秀卓越的前辈老先生的面貌，以及服装、化装的变革，全靠他的画像流传。沈先生还画过一幅《十三绝》，画的是十三位老艺人的拿手杰作。”鸟居先生听我述说中国戏剧画师的历史，非常感到兴趣，就问：“这张画保存在什么地方？”我说：“五年前，我从一个朋友手里收购过来，中国戏曲研究院艺术处的同志用油画的方法，照原样放大临摹了一张，现在挂在中国京剧院的厅堂里。《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插图当中，我祖父在《雁门关》里扮演萧太后，杨鸣玉在《思志诚》里扮演明天亮，朱莲芬在《琴挑》里扮演陈妙常，时小福在《桑园会》里扮演罗敷女。这四张戏像也是从《十三绝》中复制的。”他说：“虽然装束不同，但中日两国戏像绘师，对部位、设色、线条……的基本法则是有许多相同之点的。”我又向他谈起：“三十年前有一位日本画师福地信士先生到中国来画了许多戏像，他还送过我一本画册，画得非常生动，其中就包括名演员杨小楼、龚云甫、钱金福……的戏像。这位老先生恐怕已经不在了，否则他会来看我的。”最后我说：“鸟居先生有机会到中国来游历访问的时候，我可以把收藏的几幅沈蓉圃先生的戏像真迹和明清两代的脸谱，请您鉴赏。”谈到这里，我们握手珍重而别。
与吴清源谈围棋
我初到东京时，在欢迎会上见到了称霸日本的围棋圣手吴清源先生，他约我到他家里吃饭。我因为那几天日程已经排定，抽不出时间，就和他约好回东京的时候见面。从箱根回到东京后，我和他在七月十一日午后在帝都饭店见面了。这天下午本来有别的活动，我没有去参加。姬传是爱好围棋的，他每天早晨总拿着《读卖新闻》看棋谱，听说吴先生要来，也留在旅馆里等候。下午两点钟，吴清源先生和他的朋友多贺谷先生夫妇、陈辉川先生来了，我到房外欢迎他们。吴先生是方脸，不留发，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态度温和敦厚，一看就知道是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进门后他就给我介绍同来的多贺谷信迺先生说：“多贺谷先生是《读卖新闻》主编围棋一栏的，这些年我很得他的帮助。”我请客人入座。代表团的李佩云同志听说有外宾，就进来替我当翻译。多贺谷先生对我说了很多看了我的戏以后的观感。吴先生接着说：“我幼年跟着祖母看过您的戏，十二岁那年，我在北京大方家胡同李先生家里见到您，今年我四十三岁，说起来已经是事隔三十年了。”我说：“不错，有这件事，我想起来了：李先生是喜欢下棋的，那天请客，有围棋的局面。我走进李家客厅的时候，您正和一位老者对局。那位老先生想半天才下一子，可是您毫不犹豫，拿起一个黑子就放下去了，等对方继续沉思的当口，您却在果盘里拈起糖果、花生米嚼吃，好像胸有成竹、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心里纳闷，怎么老先生跟一个小孩下棋竟显得如此吃力。主人偷偷地告诉我说：‘这盘棋的局势，老头儿已经输定了，你别小看这个小孩，出手不凡，将来可以成高手。’以后关于您到日本的情形，我从几位老朋友口中也听到一些。我对围棋是外行，当年也曾经学过几天，后来有朋友建议，说下围棋是需要专心的，我应该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戏剧方面，不可分散精力，所以就不敢向这方面钻研了。今天请您谈谈其中的奥妙。”吴先生说：“您的朋友的话是对的，围棋要下得好，必须是专业化，如果业余消遣，那又另作别论。其实围棋的着法，并不难懂，一说就能明白，但要精通此道，就非有名师指导不可，而且单靠学力，没有天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有了限制。要成为高手，还必须从小学习，才容易进步，我就是得到顾水如先生的培养，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饮水思源，我是不能忘记他老人家的好处的。”姬传接口道：“日本围棋的高段，好像比从前多了，还听说有两个棋院，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吴先生说：“日本有两个棋院，一个叫日本棋院，在东京；一个叫关西棋院，在大阪。这两个棋院在艺术上竞争得很激烈。我现在没有参加这两个组织，但和两方面的感情都很融洽，经常和他们作友谊比赛。近年来日本围棋的程度，比过去是提高了。我十五岁到日本的时候，只有一个九段，现在已经有五个九段，其余的高段当然比从前更多了。这原因是过去的棋院的制度比较严格，要升段不但要下工夫，还要熬资格，现在棋院的计分升级的制度已经改为以盘数计算，优秀的棋手容易露头角，所以人才比过去多了。”姬传又问：“像中国的老国手如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比起日本的国手来究竟谁占优势？”吴先生说：“下棋首先要讲力量，刚才所举我国的几位前辈老先生，力量是强的，但如果同日本的国手来比较，还很难立刻作出结论。因为从前中国下棋的规则：落子之前，要在棋盘的‘四四路’犄角上摆上黑白各两个座子。这样棋路的变化就少了，所以中国的棋谱，起手布局的程式就有了局限性，没有日本棋路的灵活多样。但围棋的胜负，往往决定在斗争围杀的结果。中国留下来的老谱，在对杀的局面中，不但看出力量，并且有高度的思想性。我当年跟顾先生学棋，他教我把日本谱和中国谱同时并打，吸取两方的长处，灵活运用，因此进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我到日本后，由于在中国学习得已经有了根底，又得到日本师友们的指导切磋，思路日见广阔，能够统筹全局，稳扎稳打。我觉得中日两国的高手，已经作出许多灿烂的成绩，我们应该在他们的传统基础上，努力向前发展。”我说：“吴先生的话很对，就拿我学戏的经验而言，我从前辈那里得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但我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把他们的优点消化在我自己身上，向前发展。我想凡是艺术都离不开这个道理的。”姬传又问：“日本的规则每局棋要下二十小时，何以要耗费那么多的时间？请吴先生谈一谈这个道理。”吴先生答道：“一般的下子，例如起手布局以及收官等等并不占很多时间，但遇到一个紧张的关口，或者是对杀的局面，一子棋也许要想上半小时，必须把对方的着法全面计算在内，才能操胜算。到了高段对局，彼此的思想方法是不会有太大出入的，稍一疏忽，就会造成一着错，满盘输的后果，所以不得不三思而行。过去一盘棋，往往十天半月地拖下去，这种办法是不甚妥当的，因为遇到难以解决的局面，可以要求对方停下来，回家慢慢地研究对策。现在却不然，每人的思考时间限制十小时，已经缩短了。我主张将来要争取当天终局，这样才可以参加国际比赛。”姬传说：“您每月大约下几局棋，在什么场所对局？”吴先生答道：“与高段对局，每月也只一二盘，地点是选择环境幽静的风景区。你们新近从箱根、汤本温泉回来，我们也常到这些地方下棋。譬如当天到了那里，先洗澡、吃饭，休息一晚，第二天上午开始对局，午饭后略事休息再继续下子，这样有两天就可以结束了。虽然规定每人十小时，但双方不是每次都必须这些时间的，我有时只用六小时就够了。”
吴先生向我们详细询问中国解放后的种种建设情况，我们择要地告诉了他。他说：“围棋是中国的国粹，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日本的围棋还是从唐代流传过来的。我想在祖国的伟大建设中，围棋也应该是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种艺术活动。我希望您回去后向文化当局建议，选派几位有围棋天才的青年到日本来留学，年龄最好不超过十六岁，我一定用全力照顾他们，使他们加快的学成归国，参加研究围棋的专门机构，成为后起的骨干，使我国的优秀传统艺术能够发扬光大。”我说：“吴先生眷念祖国的热诚，使我们感到兴奋，我一定把您刚才的建议告诉国内文化当局，能够及早实现这个计划，同时我更希望吴先生有机会回到祖国，看看新中国的建设。”谈到这里，我提议摄影留念，就请帝都饭店的摄影部给我们照了相。
吴先生把他的著作《吴清源围棋全集》的精装本和一只果绿色七宝烧的花瓶送给我。我向他道谢，就请姬传找出我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剧本选集》《宇宙锋》《醉酒》画册，还有我的戏装照片，一并送给吴先生留作纪念。
吴先生临走时说：“明天您在国际剧场给广岛受难者义演，多贺谷先生虽然已经看过《醉酒》，但也还想再看一看《别姬》。我的内人因为料理家务走不开，始终没有看到您的戏，今天我请岳母到家里照看小孩，使她可以抽出身子来看戏；可是想尽方法，买不到票。”我对李佩云同志说：“请你和朝日新闻社商量一下，代买几张票，我请他们几位看戏。”
吴先生又告诉我说：“我和内人的婚事，是‘能乐’老艺人喜多六平太的夫人介绍的。这位老太太的围棋也下得很好。”后来在代表团招待各界的酒会上，见到了吴清源先生的夫人，她还和葆玥、侯玉兰同志等合照了相。
回国后我们到了上海，看到九月四日的《新闻日报》登载着一段《培养青年棋手的顾水如先生访问记》。我嘱姬传去访问顾先生，把吴清源先生的建议和他研究一下。第二天姬传把他与顾先生晤谈的情形告诉我说：“关于吴清源先生的建议，顾先生表示赞同。谈到具体情况时，顾先生说：‘在已经发现的少年棋手中，上海的陈祖德和赵之华、赵之云两兄弟以及无锡另一位小朋友都是很好的培养对象。但陈祖德今年才十二岁，正在读书，远离祖国去专习围棋，在家庭中还有问题。好在他的棋艺已有一些基础，日本新棋谱，吴清源也随时寄给我，我抽空对他讲解，也会不断进步的。赵氏兄弟年龄比较大一点，无锡的小朋友也已有十五岁，他们的家庭情况也与陈祖德不同，或者可以商量。”’姬传询问吴清源当年出国的情况，顾先生作了详细的解答，并讲到了一些吴清源初到日本的情形。他说：“一九二六年，日本的井上孝平（五段）到中国来游历，在北京的青云阁茶楼与清源对局，吴打黑手取胜。继之而来的是六段岩本熏，让清源二子，吴又赢了。还有桥本宇玉郎（四段）和吴清源下过几局，吴打黑手，互有输赢。这些棋谱带回日本，引起濑越宪作的注意，才有动员清源到日本去的计划。清源到日本后，日本棋院定他为三段。与日本名人（日本称九段为名人，当时也只有一个九段）本因坊秀哉连下三盘，照棋院的规则，入院之前必需经过考试，三段与九段对局是‘二三二’，第一盘让二子，第二盘让三子，第三盘让二子。结果，清源连胜三局。接着他与日本棋院从三段到六段的少壮棋士下过十局，都是对子，清源只输了一局。可见清源当时的功力了。”最后姬传向顾先生建议：是否可以由他发起，建议有关当局请日本围棋界的朋友到中国来访问，作友谊比赛，那时吴先生可能同来，对于选派青年棋手留学日本一事就可与吴先生当面细谈了。顾先生表示愿意发起这件事，不过要请梅先生大力支持。
听了姬传说完这段话，我感觉到邀请日本围棋界的朋友到中国来访问如果能够实现，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上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关于吴先生的建议，就可以由中日两国的围棋专家交换意见，获得圆满的结果。
在国际剧场义演
七月十二日，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与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了救济日本广岛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中的孤儿的义演。同时也为了照顾一般观众能看到戏，租用了日本最大的国际剧场（我们曾经在这里看过少女歌舞团的表演，其中一部分是日本的民间传统舞蹈，另一部分是美国式的芭蕾），剧场有四千几百个座位。票价也减低了，中国京剧团在东京歌舞伎剧座演出时，最高票价为日币一千八百元，义演时为了照顾一般观众减了票价，并且分几个地方预售戏票，以免排班拥挤。那天日夜演两场，主要演员全体登台。日场戏码是：《闹天宫》（李少春）、《秋江》（侯玉兰、孙盛武）、《霸王别姬》（袁世海、梅兰芳）。夜场是：《除三害》（李和曾、袁世海）、《三岔口》（李少春、谷春章）、《拾玉镯》（江新蓉、江世玉）、《雁荡山》（王鸣仲）、《醉酒》（梅兰芳）。两场的观众共约一万一千多人，有座位的九千人，还有两千多人是站着看的（中国古典戏剧在国外演出时，不仅日本的观众买站票，而且在伦敦、巴黎等地方都有很多人买过站票）。据日本朋友告诉我说，那天黑票的最高价是一万五千元（合人民币一百多元）一张。
演出时，演员们都加倍卖力，观众也特别兴奋，每一出戏演毕，观众热烈鼓掌，武戏尤其受欢迎。这里的观众和歌舞伎剧座的观众略有不同，歌舞伎剧座在银座，是东京最豪华的街市，国际剧场的位置虽然也在商业区，但是比较大众化，所以观众的成分也更广泛。每场演完，都有日本朋友代表原子弹受难者的家属和战争中的孤儿向我们献花道谢。
夜间我演毕《醉酒》，正在卸装的时候，有人进来对我说，野坂参三先生和夫人到后台来看我，已经在外面等候了许久。我赶快穿好衣服，出来和他们两位见面。中国访日京剧团的全体团员以热烈无比的掌声欢迎野坂先生，我祝贺他最近在议会当选为本届议员。野坂先生首先向我们致谢这次义演的热忱，我们一起照了相。临别时，他说：“你回到中国见着毛主席、周总理，代我致意，请你告诉他们，我的身体很好。”
话别酒会上的两心交流
七月十六日的下午，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东京帝国饭店招待日本各界名流和侨胞，举行了隆重的话别酒会。
我们一共发出九百多份请柬，那天所请的客人差不多全都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客人陆续莅临。我和欧阳老站在大厅入口处迎候，和每一位来宾握手寒暄。代表团音乐组的同志们事先把京剧里在庆贺筵宴中常用的曲牌中《锦庭乐》《万年欢》《柳摇金》等录了音，在会场上放送，以娱嘉宾。代表团的每个团员都殷勤地招待客人，三三五五，亲切谈话，有的举杯立谈，有的围坐在小圆桌上促膝谈心，有的交换通讯地址，因为翻译同志不够分配，有些人就用中文笔谈，也有把心里的话写成诗句送给对方作为临别赠言的，还有互换领带作为纪念的。中国演员和日本演员以及两个月来朝夕在一起工作的舞台工作人员们更表现出难分难舍的样子，他们拿手绢擦着眼泪，哽咽地互相问话：“你们什么时候到中国来？我到车站欢迎你。”“你什么时候再到日本来？我真舍不得离开你！”这天虽然我们预备了丰盛的饮馔，每一张长桌上都放着日本的名产龙虾，帝国饭店的大师傅还特别预备了中国式的点心和小吃，但是宾主们为了争取时间来倾诉惜别的心情，对着美酒佳肴就顾不得饱尝细酌了。
六点钟的时候，客人到齐了，我们在大厅当中安放一个圆形的木台，我站在台上向来宾致词。我那天说话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我的老实平凡的语言获得了全场的称赞，几乎每一段话都有热烈的掌声，有时候话还没说完掌声就从四周起来了。我感到光荣，而这种光荣的来源，乃是新中国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我和我们代表团的全体同志都能了解的。苏琦同志替我当翻译，她一口流利的东京话讲得分外出色。会后她对我说：“这次到日本来，我给您作了不少次的翻译，今天您的话最受欢迎，不但感动了来宾，连我也觉得一阵阵的心酸，想要哭。”我说：“还是你的道地的东京话能够把这种两心交流的深厚感情表达出来。”下面就是在酒会上致词的全文：
各位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承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以后，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几个大城市进行了访问演出，现在已经圆满闭幕了。我们来到日本之后，在生活中和演出中受到主人无微不至的招待和大力的帮助，并且受到欢迎委员会诸位先生的热情接待，这次日本文艺界、产业界、新闻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关怀和鼓舞。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们的演出过程当中，得到歌舞位剧座市川猿之助先生派来的许多位朋友，还有俳优座、前进座派来的朋友们的帮助，他们都以忘我的劳动，自始至终、日以继夜地参加工作。
还有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各地的前后台全体工作人员，为我们的演出都尽了很大的努力。
此外，在前后台帮忙的，还有各界朋友们和各学校的男女学生们。
还有我们的侨胞们，发挥了高度的爱祖国的热情，对我们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关怀，他们也和劳而忘倦的日本的朋友们一样，用积极行动给予了我们有力的支持。还有负责警卫的朋友们，在我们所到的地方，都为我们布置得非常周到。就是旅馆里负责招待的朋友们，为我们准备伙食的大师傅们以及交通方面负责的朋友们，都直接间接为我们的演出尽了力量。
我们这次演出得以顺利完成，是和以上所说的许多的朋友们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整体，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们受到了日本各界盛情的招待。我们作为一个外国的演出团体，特别受到了日本国会的招待。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表现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日本两国人民友谊的具体表现，而且很显然，这种友谊在今天无论从哪方面看，已经有着很大的发展，这种友谊不是泛泛的，而是真诚的，是深厚的，是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我好几次听见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心已经在交流，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们这次除了演出以外，还游览了日本的许多名胜古迹，还到许多地方参观过，观摩了日本优秀的古典民族艺术，并且和艺术界、学术界的朋友进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们深深感到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可爱的国家，它有悠久而优良的文化传统。日本人民是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富于艺术才能、尊重友谊、有崇高的爱国精神的人民。有很多地方我们应当向日本人民学习，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
去年以市川猿之助先生为首的歌舞伎剧座访问了中国，今年我们又带了中国人民的古典戏剧艺术来到日本，事实证明，这种艺术上的交往，对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今后，这样的交往必定会一天天增多，一天天加强，这需要我们大家来继续努力！
现在我们在贵国的演出已经结束了，就要动身回国去了，今天在这里以无限惜别的心情和各位见面。各位对我们的深情厚意，我们是很难用言语来表示感谢的。我们只希望和各位经常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到日本的时候，不必从北到南，再从南到北，而是极容易、极便利、极迅速地来到日本。要知道，我们两个国家的地理也和两国人民的心一样是很近的，不是很远的。我们回国以后，一定珍重地把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传达给全中国人民！
最后，祝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合作更加巩固，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
我的话刚讲完，一位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我订交三十几年的老教授盐谷温先生手里拿着一开诗册，站到小台上来，朗诵他赠我的一首绝句：“舞台生活四十年，大器晚成志愈坚，积善何唯余庆在，师恩友爱又兼全。”诗后还有跋语是：“梅先生见惠其著舞台生活有感，赋呈粲正，节山学人时年七十九。”
日本朋友当筵朗诵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盐谷老先生不但声调铿锵，韵味绕梁，还有功架身段，他的手、眼、身、步、口都准确有力，好像是一种击剑的样子。在我旁边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是武士道舞剑的姿势，日本学者都讲究这种功夫。这一首诗连唱带做，占去了十几分钟，老先生的腰、腿非常有劲，有时候拉一个架子，停留一分钟以上，连我们团里的武行同志看了都不住点头，真是老当益壮，令人佩服。
我这次初到东京时，就打听青木正儿先生的近况。欧阳老对我说，我们在京都可能同他见面，但在京都并没有见到他。在大阪演出时，有一位爱好戏曲的朋友送来一本册页请我题字，我看见册页的前面有一开青木先生写的元人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曲文一节，书法苍劲古茂，有宋人的气息，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向往之情。在话别酒会上，我和东大教授仓石武四郎先生谈起青木先生，他告诉我说：“青木先生现在担任山口大学的教授，就在那里居住，最近大概是因为年老，体力不胜长途跋涉，所以没有来看戏，否则像这样的盛会，他一定来参加的。”我说：“这位老先生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是有卓越的成就的，到今天我们国内钻研南北曲的几位专家都反复地阅读他的著作，很得到益处。”仓石先生又说：“青木先生近年在研究中国的食谱，可能将有新作品出版。”我说：“我们后辈真应该向青木先生学习，我希望他的新著作出版后先睹为快。”
片山哲先生也是对于汉学有深厚根底的。我这次在日本，常常有人请我写字，我想把中国古代诗文作家的好句子写上去，偏偏没有带书来，后来向片山先生借到了一本白香山的诗集，解决了这个困难。这本书是郭沫若先生送给他的，上面还有郭老的题款。今天在酒会上见到了片山先生。片山先生向我举杯，祝贺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这次的成功，我也向他致谢对代表团的支持，又谢了他借书的友情。话题转到文化交流方面，我们找到一张圆桌坐下交谈。我问：“听说片山先生正在写一本介绍中国唐代诗人白乐天的著作，不知何时可以脱稿，我很希望知道您写这本书的动机。”片山先生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是研究文学的，一向喜爱白乐天的诗。过去日本文学界虽然很早就介绍过白乐天的作品，但只是欣赏他的词藻美丽、抒情细致、语法浅显易懂这些优点。近年来我对于白诗的认识和从前有所不同了，感觉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是用记事、讽刺、抨击的各种笔法来表达的，他歌颂和平，反对战争与苛税，同情人民的穷苦与妇女的薄命。他是一个清白无欲的大众诗人。一九五五年间，我把这种看法写了一部分稿子，带到中国来和文艺界的朋友商榷，郭沫若先生认为我对白诗的评价是正确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国后，又继续写下去，在竞选巡回演讲的时候，这个工作都没有停止。”我说：“片山先生这种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同时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国古代诗人的进步思想，能够通过片山先生精彩的译笔和解释，传达给日本人民，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但是您事情那么忙，而对白乐天的诗的写作又这么认真，是不是太辛苦了？”片山先生的夫人这时正在旁边，她对我说：“梅先生您不知道，他现在每天还写到深夜，不管眼睛有病。我劝他节劳，他对我表示，只要这部书能够完成，那怕眼睛瞎了，也是值得的。”片山先生听了他夫人这样讲，只是捻须微笑。像他这样的好学不倦，我真十分感动。（今年春间我收到了片山先生寄来的《大众诗人白乐天》，这本书果然写成出版了。）
酒会举行了将近三小时，快到八点钟了，客人们开始告辞，我们代表团的全体团员从楼梯上一直到门口站得齐齐整整地送客。我和欧阳老仍旧站在大厅的门口和来宾一一地握手话别。正在这个时候，大厅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了，眼前一片漆黑。大家的心情虽然有些紧张，但是压不住中日人民的友谊热情，日本朋友和中国主人就一齐唱起歌来，唱的是《东京—北京》和《东方红》。同时也有人嚷着快找洋蜡烛，也有把打火机扳亮了找人的。我们站在原处，没有移动步位，有一位高大的汉子从黑暗里走到我面前，让我坐下，他说：“梅先生，欧阳先生，你们放心，有我在你们身边，不要紧。”这个声音很熟，是俳优座的千田是也先生在安慰我们，他的夫人岸辉子站在欧阳老背后，他们两位一前一后紧紧地保护着我们。我从侍者们手上举着的蜡烛光亮中看见了千田先生严凛坚强的神色，在异乡做客的我，不禁感激得要流泪。五分钟后，电灯修理好了，大家从黑暗中回到光明，一阵欢呼，响彻了大厅的每一角落。我同千田先生夫妇紧紧握手，感谢他们两位对我们的特别关心。这时候我再看千田先生魁梧高大的身材，很有点像我们戏曲界的先辈杨小楼先生。我和杨老先生合演过许多次的《长坂坡》，所以印象非常之深，我不禁想到：假如干田先生是一位中国演员，一定也是个出色的赵子龙。
在送客的时候，我对市川猿之助先生说：“这次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来访问演出，得到了日本文艺界的支持，特别是您和您的剧团的各位朋友无微不至的帮助，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深厚而巩固的，我希望我们不久能再见面。”中村翫右卫门先生的夫人临走时再三向我致谢说：“中村先生这几年在中国，无论在艺术修养上，或在观摩学习上，都得到中国朋友的帮助。这次他因为前进座正在旅行演出中，不能赶来送行，非常抱歉。”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