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3年夏天至1856年夏天，当两支远征军分别在北线和西线作战时，在天京附近的中央区域也发生了许多军事和政治上的变化。如前文（第七章）所述，在南京被太平军攻占三周之内，钦差大臣向荣的部队就对南京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包围圈，而江南大营虽然驻扎了一万三千余人的清军及后续部队，但在整个1853年，城外却战火零星。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军军纪涣散，面对太平军孱弱怯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向荣不得不随时向镇江、扬州（追击北伐军）、南昌、皖北、上海、苏南、庐州和徐州等地派出大量援军。江南大营的驻军越少，就意味着收复南京的可能性越发渺茫。尽管如此，如我们之前所说，向荣在南京城下保持存在这一点便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它有效地牵制了太平军在今后数年内的行动自由。
包围镇江
向荣军事力量的存在造成的第一个显著影响，便是太平军从镇江将罗大纲和吴如孝的部分部队调回，使得罗、吴二将不得不推迟向东讨伐、占领苏州、最终攻取上海的计划。邓绍良对镇江超长时间的围攻，也造成了东征军准备工作的迟滞，使他们最终错过了和9月按原计划在上海起义的天地会（小刀会）合流的机会。太平军此后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机会能够夺取上海，这座能为抵抗清军的战争提供无限资源的城市。
与此同时，在镇江，邓绍良和其他的清军指挥官们不断地尝试攻占这座城池，但即便在上海来的炮舰的帮助下，也未取得任何成果。1853年7月18日，罗大纲和吴如孝从镇江乘船出发，烧毁了邓绍良的几座营寨，打散了他的部队后继续行军。数日之内，太平军就占领了丹徒。向荣对邓绍良的拙劣指挥大怒，又害怕太平军进攻苏州，立即任命和春为江南提督，代替邓绍良（这一临时的军事任命后来得到了清廷的确认），并令和春率领两千人的部队火速赶往镇江，重新实施包围。邓绍良被召回江南大营，直到后来受命往皖南执行任务（前文已述）。巡抚江忠源记录了邓绍良在围攻镇江期间的恶行所引起的反响，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勇）归邓绍良管带，驻镇江府城外，淫掠杀戮，至激吾民，控愬于贼，甘心为贼向导。”
为策应镇江防御，天京方面命令在皖南作战的太平军北上至江苏高淳，但是他们的行动被德安和邓绍良阻截。但是，清军对镇江的包围仍然毫无战果。年末入冬，和春调任驻防苏北之徐州，余万清接替了和春的职务。此后清军又发动过几次进攻，但从整体而言，当罗大纲（胜邓绍良后晋升丞相）出发支援西征军（见第十章）时，镇江战场仍战事平稳。吴如孝（现为检点）成为镇江守军的总指挥，虽然因周期性的食物短缺和不断减少的士兵数量而有所掣肘，但是他在此后的两年内保卫了城池，当然这也部分地归功于清军指挥余万清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
收复南京的密谋
从1853年夏天起，两个表面上支持太平天国运动，暗中却计划将天京献给向荣的间谍就在城内活动，试图找出太平军中心怀不满的官兵。其中一人叫张炳垣（张继庚），他秀才出身，受北王韦昌辉聘雇，在北王府中教孩童读书。另一人叫吴复诚，他设计了很多措施，帮助城内百姓免受太平军的苛条（见第七章）。张炳垣化名叶芝发，组织了其他几名秀才，从事向吴复诚和向荣送信等工作。他和吴复诚经过努力，找到了足够的士兵，进而执行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张炳垣挑拨东王杨秀清的亲兵与湖南籍士兵间的矛盾，把许多湘兵拉拢过来。同时，很多不同省籍的圣兵也被拉拢，直到最后，有些广东和广西的圣兵也加入了他们。到了1853年晚秋，天京守军三万人中已有超过六千人起誓投诚。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向荣一开始对这个计划满怀疑虑，并拒绝确定具体的进攻时间。得知这一情况后，张炳垣亲自出城，说服向荣相信谋划者的忠心和能力。而1854年年初，他们对天京发动的连续三次攻击全都以失败告终。
3月中旬，太平天国察觉到了张炳垣的身份。在被捕后的审讯中，张炳垣说告密者是个抽大烟的，怕张泄露自己的秘密，就毫无证据地首先发难。那个告密者被立即处斩，但是张炳垣却并未被释放。吴复诚收到了被抓起来的张炳垣给他传来的信息，急切地要求尽快发动进攻，否则整个计划将前功尽弃。向荣也应允在某座城门外设下伏兵，等待城内线人打开城门，施放信号。攻城的日期选在了3月21日。
但是在计划攻城的当日，清军却内讧互斗，只有投诚的降匪张国梁可以执行任务。张国梁的部队按时靠近城墙，但是城门却没有打开，四下诡谲寂静，不见信号。忽然之间，响声雷动，城墙之上，守军怒吼，紧接着炮火纷至，城门外守卫的太平军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张国梁意识到计划再次失败，便率军后撤。事实上，太平军在前一夜已经发觉了他们的计划，并迅速沿城门在城内建了一道平行的高墙，并在两边修建了硬木大门。起事者在最后时刻才发现这道新的障碍，试图凿破木门。城上的士兵听到了响声，大声向城门外的守军示警，后者于是向清军开火。
太平天国政府关押了所有不忠的士兵，并全城搜查其他的参与者。有超过一千人被捕，许多士兵在他们各自长官的干预下免于被处决，而吴复诚凭着之前从石达开处得来的通行证，把其他主谋和从事者千余人及时带到城外。但是，仍然有一百余人被斩首。
真正的主谋张炳垣自然仍然在押，一年前把庐州献给太平军而变节的前知府胡元炜受命负责此案。当被问到其他共谋时，张炳垣冷漠地列出了三十四位将军和官员，他们都是军中最为勇猛的战将和各王府中有能力的官员。直到这三十四人被一起问斩后，东王杨秀清才意识到张炳垣跟他耍了诡计。清廷史官后来都为这个能把收复南京提前十年的计划的最终失败感到懊恼，并一致将其归咎于向荣。
太平天国早期的对外关系
太平天国与外国的外交和商业使团的最早接触是在1853—1855年，当时英、法、美等国的访客相继访问天京，他们都急于为在太平天国一旦推翻清朝政权后能与它建立友善的关系做铺垫。以外部列强为依托，推进革命事业的良好环境几近形成。但是，正如我们之后要提及的关于这些访问的记述所言，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因其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与对异端教派的虔信，而激怒这些外国的访客。外交能力的缺失从始至终都是太平天国的软肋，而不幸的是，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是对中国以外世界的无知。
这种无知当然是源于领导阶层十分有限的经历。到这一时期为止，只有三位太平天国的领袖见过外国人或者与他们有所交往。当然，其中之一是洪秀全，他深受广州教士传教活动的影响，即便1856年英军侵占广州，都没有让洪秀全改变他对外国人的兄弟之情，他始终认为他们是主下兄弟。另外两个人是罗大纲和吴如孝，他们在外国使团访问时分别是镇江的驻防指挥将军和副指挥。罗、吴二人都曾在广州与外国人做买卖（吴如孝似乎曾经是个买办），而罗大纲还曾帮助英国官员义律在那里建了一座基督教堂。二人可能会说些混杂的英语，除此之外，太平天国上下能说外语者别无他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没有翻译，因此与外国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交流，都完全依赖外国使团的随行翻译。
对于来访天京的曾与中国有过缔约的国家，太平天国对其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无知也同样致命。例如，太平天国待所有来访外国人都如兄弟，一同敬拜上帝，这是他们与外国人在文化上最为接近的地方，但他们却无法区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此外，太平天国领袖对国际条约并不熟悉，这使得他们在与外国使节的交流中犯下诸多错误，有些被宽容处理，而有些则成为冷漠甚至是敌意的种子。但是，如果仅把他们对外关系上的失败归咎于外交上的失误，便是对历史的一种曲解：太平天国的命运受到这个列强存在的世界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其决定；而在这个世界中，清廷正在与和它缔约的列强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将于后文详述。
英国使团
首先访问天京的是1848—1854年间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文咸(George Bonham)爵士的使团。1853年早春，正当太平军开始向长江下游进军的时候，文咸收到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的两封急件，催他速派一小股海军，以缔约三国的名义占领镇江。阿礼国认为，如果能够在镇江封锁长江水道，不仅上海可以免于战火，缔约诸国还可以在战后以帮助镇压叛乱有功为名，在诸如进入内地活动、与北京建立直接外交联系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等诸多问题的谈判上对清廷占据优势。
经验老到且高瞻远瞩的文咸在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之前，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与阿礼国一样，出于对上海局势的担忧，他仍然依照阿礼国的建议准备舰队。他命令“响尾蛇”号战舰留在上海，“萨拉曼特”号由福建厦门驶往上海，而正驶往新加坡的“赫尔梅斯”号返回，接上文咸后迅速前往上海。他于1853年3月21日到达上海港，这是太平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而十天后，镇江也落入太平军之手。战争的传言弥漫在整个上海城，文咸认为，为保护英国的利益，需要保持绝对的中立。他悄悄地派人四处打听太平军的情报，其中就包括他的翻译官密迪乐。而当他们意识到在上海能得到的可靠消息很少的时候，文咸决定亲自访问天京。于是4月22日，他命令“赫尔梅斯”号的舰长费熙邦(Edmund G. Fishbourne)拔锚起航，向上游出发。
当“赫尔梅斯”号驶过镇江时，长江岸边的太平守军忽然向其开火。文咸猜测，可能是当下正在流传的外国干预的谣言引起了这次炮击，他明智地下令不要反击，并趁着开火后短暂的平静期派使者登岸，并携带书信，表明“赫尔梅斯”号此行的和平目的。随后事态归于平静。
文咸一行于4月27日抵达天京，他授命密迪乐及另一位随员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进行接洽，为其正式入城访问做好安排。在与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的会晤中，两位使节强调他们的国家在这场内战中持绝对中立的态度，没有英国舰船参加从上海发起的对镇江的反攻，并讨论了诸如太平军如何看待外国人，以及他们进攻上海时对在沪的外国人员和财产的政策等问题。韦昌辉和石达开并未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只谈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最终发现英国人与他们崇拜同一个上帝并遵守同样的十诫之后，才软化态度，并主动保证对外国人采取和平友好的政策。但是就文咸与天王的会面问题，双方产生了分歧。二王坚持要求英方接受天王为天下共主，并坚持英国公使只能以高级官员的礼仪拜见天王。密迪乐于是返回了“赫尔梅斯”号，报告说虽然太平天国态度友善，却对与外国的正常关系一无所知。
次日，这一僵局困境再次被强化。两名太平天国的官员给他们带来了东王杨秀清写给“远道的弟兄”的书信，信中坚称天王受上帝之命统御世界，是所有国家的真主，因此所有官员民众若要觐见，均须严格遵守太平天国官方指定的常用礼仪。文咸逐渐失去耐心，将信件返还信使，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又过了一天，天王的妻弟、检点赖汉英前来，为前日书信的不妥之处致歉，并与密迪乐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密迪乐向他阐明，无论中国人选择或遵从哪一个统治者，英国都愿意予以承认，并解释了为何英国人只能效忠于英国的元首。赖汉英对此表示理解，双方以这种新的认识为基础，商定了次日文咸进入天京会见韦昌辉和石达开的安排。
文咸对这一安排仍然不甚满意，并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拒绝登陆，改为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文件，用准确的语言澄清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在这份文件中，文咸回顾了开放五港通商的前因后果，还明确地表明了英国在中国内战中的中立立场，并提出如果太平军进攻上海，将如何处理英国人员财产的核心问题。此后，“赫尔梅斯”号拔锚离开天京，向上游驶去，并于次日晚间返回。
5月3日早晨，赖汉英带来了东王杨秀清的正式回复，而这一回复使双方的关系彻底破裂。东王首先以惯常的狂热言辞，长篇累牍地详述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并以最傲慢的态度坚持天王的世间主权，然后说英国人既然是远道而来，且宣誓效忠天国，因此得到天王的恩准，无论襄助圣兵剿灭满人，或者进行正常贸易，均可自由往来。文咸强压怒火，回信声称，一旦太平军伤害通商港口中的英国人性命或者侵犯英国财产，他将会采取武力措施予以回应。然后不等太平天国回复，他便起航驶向上海。再次经过镇江时，“赫尔梅斯”号又一次遭到了太平军炮舰的袭击，这一次它立即予以了反击。此后，密迪乐上岸与罗大纲会晤，双方迅速地澄清了误会。
5月20日，已经返回上海的文咸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对此行表示满意，此行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直观认识，也使他们得以向太平天国表明英国的中立政策。他在官方报告中提到，太平军似乎对所有“外国兄弟”均持有友好的态度，并说他们执着于想要占领北京（因而减小了上海的风险）。至于基督信仰这个令所有外国人都最为感兴趣的话题，文咸认为他们的信仰属于新的一个教派，一个虚假启示与迷信谬误结合的产物，并对他们所宣布的正统基督教教义持怀疑态度。在他的印象中，太平天国的领袖只是假借基督信仰为其政治力量的源泉，以此蛊惑和煽动他们的追随者。从英国的政策角度看，两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破坏性的因素，包括太平天国对于是否会遵守《南京条约》问题的冷漠答复、严禁吸食鸦片以及天国为万国共主的主张（对于这一点，文咸受到密迪乐的影响，开始将其忽略，认为这仅仅是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简单体现）。但尽管如此，他的建议仍是恪行绝对中立的政策。他本人对这一政策一贯坚持，在1853年7月初，当他得知英国公民对上海的外国资产的安危越来越感到担忧，并焦急地准备私建武装自卫以抵抗天地会的时候，文咸承认，英国人早就应该将资产转移至香港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这位行事谨慎的英国公使看来，以任何形式参与上海的防卫，实质上都是倾向于清廷一方的行为。
英国政府接受了文咸的建议，并在此后的七八年间对中国内战恪守绝对中立——只有广州是例外。但是，除了出于公理心（呤唎自认为文咸一贯坚持中立政策是出于公理之心），这个决议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国以及欧洲时局的考虑。内战刚刚开始，断定胜负为时尚早。尽管太平军初期取得的令人震撼的胜利，以及满人的腐败堕落，对太平军基督信仰和道德规范的好感等，都使得在上海的英国人对太平天国运动充满同情，但谨慎小心的英国人不愿意过早地笃定太平军会胜利。说是投机主义也好，政治技巧也罢，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静观其变。而对军事情势的考虑也同样重要。当时英国人在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海军和陆军来执行干预行动，而随着巴尔干地区的动荡迅速演变成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也没有余力往远东增兵。因此在局势变化之前，双方呈现出一种和平友好却又互不尽义务的状态，而太平天国的弱点再次显现出来，他们没有抓住机会，与英国人进一步强化友谊。
法国使团
因为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仍然有限，法国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内战对教堂和传教士的影响。当时，上海流言四起，说太平军在占领南京后大肆迫害天主教徒，法国人（尤其是那里的教团）对局势越发地感到不安。法国公使蒲步龙对采取行动犹豫再三，与英国人一样，他也认为当前唯一现实的姿态就是保持中立。但是他最终决定亲自前往天京，找出太平天国运动的实质，并确认传言中对天主教徒肆意迫害的真相。
法国战舰“加西妮”号于1853年12月6日抵达天京，随即便酌定由蒲步龙与燕王秦日纲在次日会面。在决定座席主次的时候，双方短暂地发生过一些分歧，但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这既是因为法国人从英国人的访问中得到了教训，无视了太平天国对国际条约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秦日纲提出了一个非常机智的建议，双方在宫殿大堂之外会面，二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交谈。
在简短地谈论了缔约诸国在中国的势力（还介绍了各国的国旗），并声明法国对内战保持中立的愿望之后，蒲步龙开始谈及宗教问题。他向秦日纲表达了外国人对太平天国运动在宗教层面的同情和支持，并提出了法国对太平天国迫害天主教徒这一传言的关切。秦日纲理解他的担忧，并很快向来访者确认，太平天国从未骚扰或伤害天主教徒。法国使团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在安排留下精通汉语的神父克里夫林(Clavelin)之后，便返回了“加西妮”号。
克里夫林神父又在天京多停留了两日，熟悉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并收集宗教传单。出乎意料的是，太平天国邀请这位来访的牧师驻留在天京，这一姿态为天主教在太平天国境内建立教团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克里夫林神父最终拒绝了这一邀请，则体现了法国对保护天主教在中国的前途所采取的谨慎政策，而这一事件也成为双方关系的分水岭。天主教在华传教两百余年却仍然式微，对它而言，与中国的统治者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任何可以被解读为资助其敌人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更何况现在的这场革命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统治者，而这个统治者还是公开支持基督教的。而预见内战的胜者并不能打消法国人更深层次的疑虑，他们越来越怀疑太平天国会成为一个军事化的新教国家。（法国人的态度最终影响了额尔金伯爵放弃英国承认天国政府的动议，详见第十九章。）
但是，太平天国极为友好的态度给法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使团于12月14日离开天京，并认为他们的访问圆满成功。
两个美国使团
1853年4月上旬，在太平天国刚刚占领南京之后，文咸使团来访之前，美国专员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试图搭乘“萨斯喀那”号前往南京，但行至镇江附近，便被迫返回上海维修。他此举是试图争在英国人之前和中国可能的新统治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几周之后文咸的顺利出访使他倍感挫败。虽然美国人在远东的政策基本上和英国人相同，但是出于与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在商业上的极端对立，他们经常在中国的特权问题上爆发激烈的竞争。因此，马沙利很快就开始怀疑，文咸已经和太平天国达成秘密协议，而随时等待利用这种机会。清政府官员公开谴责英国人的这种行为，这更加深了马沙利的疑虑。马沙利生性机敏，他迅速从寻求与太平天国建立利益关系转变为暂时支持清廷。随后，为了确保能够继续保持从清朝政权处攫取的在华特权，并阻止俄国和英国从中国获得领土，他公开主张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但这与当时在远东的另一位美国官员，坚定地认为美国应当中立的佩里(Matthew Perry)意见相左。
首位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的美国人，是美国南方卫斯理教会的传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他于6月5日至7日在镇江访问三天，并会见了驻防将军罗大纲。他们互相交换了宗教传单（此后太平天国出版物《天理要论》中所接纳采信的麦都思对上帝的论述，似乎源出于此），戴作士还分发了一些药物。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彻底交流，戴作士和他的使团随后离开，返回了上海，他对此行中亲自体会到的革命军的真诚、热情和满怀信心感到满意。
麦莲(Robert M. Mclane)于1854年5月接替马沙利出任驻大清国专员，他与清朝官员会面两次，保证美国政府坚持中立立场以及就解决税务亏损的问题向清廷提供帮助，随后登上“萨斯喀那”号启程前往天京，并于5月27日抵达。麦莲此行得到授命，如果适当，可以代表美国正式承认太平天国政府。但是杨秀清没有从英国使团的访问中吸取任何教训，他给美国代表的信件与激怒英国人的那封信在傲慢狂妄上如出一辙，声称如果美国承认太平天国为万国共主，便准许其年年来贡，并拥有向天国派驻使节的特权。麦莲对此深感不悦，三日后便返回上海，并呈上报告称，太平天国的态度令人费解，与其建立正常邦交实无可能。麦莲还说，太平天国如果获胜，绝不符合外国在华之利益，“但是清军非常缺乏抵抗他们的能力，而光复重要的战略失地，在近期之内更是毫无希望”。麦莲此番访问经历，使他在此后坚定地反对太平天国运动，同时更加急切地与清朝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是，麦莲的秘书和翻译官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则对太平天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裨治文是公理会的传教士和学者，并且精通中文。他在访问的两个月后向《北华捷报》投一长书，并称“其书信原稿本是依照麦莲阁下的建议，准备递交华盛顿政府的报告”。其中提出了十三点认识，包括政府形式（诸王之间互为兄弟的神治主义政府）以及万国共主的主张（“至于世上各国、各家、各民族究竟是怎样的，究有多少，权力如何，诸王与其弟兄们无疑地全不知道”）。裨治文似乎对太平天国执行管理上的高效，以及毫不逊色的在执行纪律方面的高效都印象深刻：“一切人等，无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岗位与职责，而全体动作，各按轨道。”他和麦莲一样，都认为：“他们（太平天国）更远更前的进展，几乎是势所必然的。在上帝之不可思议的旨意之下，大概他们将必克服十八行省，攻破各大城，杀戮满人，而扫灭清廷治权之一切的痕迹。”麦莲对其助手的报告无动于衷，决心继续坚持美国承认清政府的政策。
英国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麦莲访问大约一个月之后，接替文咸爵士的宝灵(John Bowring)爵士派他的儿子卢因·宝灵(Lewin Bowring)和麦华陀（W. H. Medhurst,麦都思之子）作为非正式代表前往天京，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并评估在太平天国治下在长江进行贸易的前景。两位年轻人并未登岸，只是通过其所乘舰船的舰长与东王杨秀清书信交流，他们还接受了一些太平天国出版物，之后便于1854年7月7日返回上海。他们对太平天国冷淡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宝灵爵士，而后者在给克拉伦登伯爵的信件中，对一旦太平天国革命取得胜利，英国利益将得到保障这一点表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五年之内外国政府代表对天京进行的最后一次访问。
长江北岸的战斗
时间将近1854年2月底，天京和镇江仍然在清军的包围之中，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琦善带领他的部队去进攻瓜州。由于太平军试图尽一切努力挽救北伐军（详见第九章），便弃守了扬州，因而清军轻而易举地就收复了该城，但是瓜州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那里的太平军坚守不出，拒绝与清军交锋。在几次攻城努力失败之后，清军撤回扬州，直到3月才又重返战场，这一次琦善派雷以诚部配合长江上的清军水师合围瓜州城。他们对该城形成了松散的包围圈，但是数月之内并无战事。8月26日，琦善病死在扬州大营之中，江宁将军托明阿受命继任其职。但是，托明阿在山西追击北伐军时负伤，直到秋天才来到大营，那时瓜州的太平守军已对周围的清军取得作战的优势。
为了履行钦差大臣的职责，托明阿带领八旗骑兵及其他一些部队对瓜州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但是由于对地形不熟，他的部队进入低地，骑兵陷入泥沼湍流，行军缓慢。托明阿暂时放弃了瓜州，掉转锋芒，在11月底进攻浦口，试图与长江对面的向荣部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一计划进展顺利，托明阿于是再次回转，决心攻克瓜州，但是他又一次败给了守军。随后一段时间战场暂时归于平静，托明阿则专心完成他新的工程计划——在瓜州城外挖掘一条壕沟。为此他动员了大量的民间劳力，而当地乡绅见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参战，从而获得官方的荣誉，都自觉地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一地区的其他战场上均无战火，唯一的例外是九洑州。温绍源率领的六合县乡勇在清军舰队的支援下夺取了该地，不过很快太平军又将其夺回。到1855年年底，围绕瓜州的壕沟渐趋合拢，守军试图全力将清军驱离，并最终在次年春天对攻方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托明阿仍然紧紧地包围着瓜州城。瓜州粮草供给已然不足，但是太平军仍然坚守，瓜州战场再次陷入僵局。
镇江之战
瓜州包围圈的缩紧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影响，就是镇江的食物供给也随之被切断。镇江所需完全依靠扬州附近区域，这个长江流域稻米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来供给。通常沿长江北岸经瓜州而来的供给现在已被切断，镇江也就随之陷入了绝境。与之不同的是，天京还可以依靠安徽、江西和湖北的稻米，尽管这些地区的产量很难满足天京居民的需求。因此，1855年夏季清军加强对镇江的包围之后，这座城市就开始面临一场真正的危机。
镇江距离天京不足一百三十里，是其“东大门”，对于天京的防御而言是战略要点，也是太平军不容有失的前哨阵地。从1853年5月开始，这里就陷入了清军的包围，先是邓绍良，后来是和春负责围攻，从1853年12月起又由余万清指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守军指挥罗大纲和吴如孝的对手。天京方面急切地试图击破包围圈，解救罗、吴二将，于1853年11月命令在皖南作战的部队向东进入浙江。但是邓绍良中途截击，在江苏高淳将援军击败，迫使其折返。1854年早些时候，罗大纲离开镇江，开始了以失败告终的驰援北伐军的征途（详见第十章）。余万清趁机在清军水师的协助下，对这座城市发起了几次新的进攻，但是始终无法击败减员至万余人的吴如孝部。8月中旬，一部分太平军部队从瓜州进入镇江，吴如孝则借增兵之势全军出动，希望能够占领苏州和常州。但数日之后的战局清楚地显示，他还需要更多援军才能达到目的。1854年11月中旬，一股三千人的援军从天京出发，要与吴如孝会合，再次试图攻占苏、常二州。余万清事先侦知了他们的行动，迅速与向荣派来助战的部队做出部署，同时对太平军前后夹击。这股太平军未至镇江便陷入重围，全军覆没。此役之后，战事零星，局势平稳。
1855年5月初，随着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同年2月17日（农历新年）从天地会手中收复上海之后赶来主持围攻军务，镇江的情势越发紧迫。他带有八千余上海凯旋之师（其中一部分由尚荣部队而来），会合余万清已在战区的部队，清军总数将近两万人，是太平守军的两倍有余。但吉尔杭阿是个文官，他能登上巡抚的高位多是由于其满族的出身，而非因其军事才干。与太平军几次交锋之后，这一点暴露无遗，在那之后，吉尔杭阿便开始坚持“攻坚不如断粮，野战不如扼隘”的古兵法策略。他的这一策略不无成效，到12月中旬，在长江北岸的托明阿部及江上清军水师的协助下，他的部队切断了镇江所有的通讯和运输线路，使这座城市彻底与西边的天京和北面的瓜州隔绝，陷入孤立。城内粮食变得极度紧缺，守军战力日益下降，尽管条件如此不利，情况如此困难，吴如孝和他勇敢的圣兵们仍然固守坚持，等待救援。
如此情形，天京方面爱莫能助，此时城内已无兵可以调度。一个月前，天京已经制订了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准备兵分两路，一举解镇江之围，同时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命令随即送至长江流域从安徽、江西至湖北的所有主要部队，要求他们迅速返回，参加一场关乎天国命运的决定性战役。任何忠于天国的太平军都不会违抗这个命令，虽然这意味着他们在所处战斗的关键节点离开自己的战区（详见前述），但是秦日纲和陈玉成从湖北，石达开从江西迅速返回。
但是军队调度需要时间，直到12月底，第一支部队才赶回天京。向荣的江南大营现在兵力匮乏，对天京无法构成威胁，至多仅能骚扰牵制。这些新返回的人马立即被整编成一支数千人的部队，由北王韦昌辉指挥，东进镇江。这一小股部队虽然很多时候都要面对数量多于自己的清军，仍然勇敢无畏地三次试图冲破清军的包围圈，均告失败之后，便审慎地决定等待天京派来更多的援军。
1856年1月底，第二股由数万圣兵组成的援军（不包括石达开的部队）出发赶赴镇江，他们的总指挥是燕王秦日纲，其下还有六名能干的副将（均为丞相），其中就包括陈玉成、李秀成和周胜坤。从1月29日到3月31日，大军在江中一小支太平军水师的伴随下东进，清军则时来袭扰。吉尔杭阿派出的部队在前方阻截，而江南大营派出的邓绍良、张国梁及其他将军的部队从后方发难。太平军似乎所向披靡，最终他们大部分经由邓绍良疏于防范的江边小道，到达了距离镇江非常近的地方。秦日纲和他的部将们希望能与吴如孝及其守军协同对清军大营发动进攻，便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清军阵线，与被围困的守将取得联系。就在这时，英雄少年陈玉成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入夜之后，他只身一人驾一艘小船悄无声息地顺流而下。不久之后，这名勇敢的小将在镇江上岸，奔向了吴如孝的大营。
次日（1856年4月1日，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六）清晨，清军忽觉已是腹背受敌。就连江南大营派来支援的部队，也都一头扎进了李秀成部三千余人形成的包围圈。次日，清军全线溃败，欢呼雀跃的太平军怀着突如其来的成功击破重围、解救守军的喜悦之情，连占清军十六座营地，还踏平了吉尔杭阿的大营。镇江得救了。
一城之粮
根据外国的报告，在镇江解围得救之时，城内已无粮草。而此前不久，守军还开城放走五百余平民，其中多数为妇女，令其自谋生路。守军至多只能再坚守三天而已。在这种极端紧急的情况下，秦日纲率军连夜渡江，以确保扬州一带的粮草产地，留下周胜坤部驻守仓头渡口。清军吉尔杭阿、余万清、邓绍良和张国梁等部趁着太平军主力离开，展开了联合反击，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接连取胜，其中最令太平军担忧的是，他们在与周胜坤带领的一小部驻防圣兵的激烈战斗中收复了仓头，而周本人也在战斗中牺牲。秦日纲的部队失去了安全的撤退路线，而此时也正被邓绍良手下的一路部队追击。这支部队是向荣和吉尔杭阿为包围扬州而紧急组建的。
但是，秦日纲和他手下另外五名将军一起，始终保持着急行军的速度，经过瓜州，马不停蹄地于当夜（4月2日）赶到扬州城下。沿途所有清军巡弋部队均望风四散，秦日纲于是与早就埋伏在城内招募内应的太平军间谍一起，悄无声息地布置到位。而此时雷以诚正在城中大摆寿宴，这也让太平军的进攻更如神兵天降。包括钦差大臣托明阿在内的所有清朝官吏都赴宴道贺，正在享用珍馐美味。太平军的进攻灵活安静，势如破竹，参加宴会的将领们在混乱中四处避难，而部队也因丧失指挥四散而逃。托明阿逃到了小将毛三元的营中避难，而他的部队是唯一未受冲击的部队。毛三元部及德兴阿营的一支部队逃到了三岔河。德兴阿负伤，其所部多战亡逃散，仅剩千余人。此后两天，太平圣兵横扫这一地区，击毁清军大营一百二十余座。与此同时，秦日纲则开始追击清军的将军们。托明阿再次逃亡，这一次他带着少许精锐骑兵作为护卫，趁夜色出逃，毛三元为他殿后。其他的将军在此后的几日之内都不知道他在对岸的藏身之处。最终，4月4日，秦日纲和代理钦差大臣陈金绶和雷以诚相遇，并战胜了他们。
太平军于1856年4月5日第二次占领扬州，这一次是和平占领，城内的反对派打开城门迎请他们入城。城内诸多官员殒命，但均为个案，唯一对太平军有组织的反抗是由扬州知州锡琨组织的。他领一小股乡勇抵抗，战败被俘，后在瓜州监禁期间自杀殉国。
秦日纲占领扬州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收集粮草，以解镇江之急，因此他令全军立即进村寻找粮草。数日之内，成千上万袋的粮食便开始经瓜州转运镇江。他顺利完成了收集粮草的任务，于是掉头返回镇江，只留下一小股部队驻守。此后，这股部队被南岸邓绍良的部队（加上沿途收编的德兴阿残部游勇）击败，又丢了扬州。秦日纲在得知瓜州对岸的仓头渡口已被清军收复之后，便率军转而向西，希望他的部队能从浦口渡江返回天京。向荣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令张国梁的投诚匪军在六合县温绍源部的帮助下驻防在那里，秘密控制了浦口的河滩。秦日纲被迫撤退，在经历沿江向东漫长的艰苦跋涉之后，终于在5月27日由瓜州上游不远的一处地方率军渡江，到达金山。
清军在扬州失败之后，清廷褫夺了托明阿的职务，任命德兴阿为新的钦差大臣。在邓绍良率部返回长江南岸之后，清军已接近万人。德兴阿以这支部队集中精力围攻瓜州，但是他的指挥能力尚不如其前任，始终无法打破僵局。
再战镇江
对于太平军而言，他们还有未完成的任务，那便是清理镇江战场上残余的清军势力，以及消灭向荣设在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因此，秦日纲再次在长江南岸登陆之后，便对驻守在镇江以西的高资的刘存厚部发起了进攻。吉尔杭阿迅速从其在镇江附近的大营率部往援刘存厚，但两军都被困在烟墩山的刘存厚大营中。6月1日，秦日纲以全军进攻他们在山上的阵地，并捣毁了全部六座营地。吉尔杭阿在高处瞭望时被炮弹击中，当场毙命，而刘存厚在试图将他的尸首运回大营时也被杀死。另一名满将绷阔本已逃离战场，闻吉尔杭阿死讯后也跳入河中，与上司共赴死难。其余的清军包括晚来的余万清部，撤回了镇江附近的大营。此役尚有一件趣闻，太平军枪手中还有四个外国人，包括一名爱尔兰人和一名美国人，另两人国籍不详。这名美国人此后回忆，太平军在战斗中缴获了至少六百门火炮，却被狂热而愚蠢的士兵销毁，这令秦日纲大为震怒。
是夜，余万清在其位于九华山的大本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却只有少数将领应召前来，清军士气之低落可见一斑。拂晓之前，将近半数的军队已经私自逃跑，只剩下少量的士兵和军官，而这些人在6月3日早晨一见到秦日纲的部队包围上来，就各自逃亡。清军三十多座大营沦为空营。余万清本人在从后门撤退时被长矛刺伤，但他还是逃到了京砚山的东部大营之中。在那里，余万清和仅剩下的三千余清军面对太平军的三面压迫，勇敢战斗，据守阵地。
数日之内，西部大营彻底崩溃。此前，副将周兆熊尚有一壮烈惨绝之举。他在其营中掩藏大量火药，然后诱使太平军追入营区，再点燃火药，周自毙营中，所引发的爆炸也消灭了很多太平军。其他的军官趁着混乱，带领他们的部队撤退至东部大营，而此时，那里有江北的德兴阿以及江南大营向荣派来的两支援军。6月10日，虽然仍有零星的战斗，但太平军还是解除了对东部大营的包围，因为秦日纲急切地要返回，参加对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的总攻。秦日纲挽救镇江的作战任务圆满完成，在6月13日他率部离开之后，镇江恢复了原有的平静。它的周围是一座座废弃的清军营地和堡垒，而吴如孝仍然据守着这座城池。
天京大捷
接到紧急命令返回天京的最后一支部队是石达开率领的大军，他们接近1856年3月底时从江西出发，在樟树镇取得大胜之后，继续进入皖南，邓绍良奉向荣之命，在那里试图阻截石达开，但被击败。此次交锋之后，石达开占领了宁国（今宣城）和芜湖，然后将他三万余人的部队分为三路，经不同路线分别向天京进发。南路主要由广东天地会的部队组成，战斗力很弱。张国梁和向荣派出的其他将领便对这一路发动进攻，给他们造成了大量死伤（据传石达开负轻伤），并销毁了他们的很多军械。幸运的是，张国梁在旗开得胜之后，却被召回去帮助当时在镇江与秦日纲作战的清军。此后，石达开的部队再也没有遇到其他的阻碍。北路部队经过太平州，派出一支小部队渡江，占领了北岸的江浦，以更好地保护在南岸行进的大部队。中路则径直向前，占领了天京以南的溧水，并以此完成了对江南大营西部和南部的包围。1856年6月13日，秦日纲也从镇江拔营，率他的凯旋之师返回天京。
第二天，秦日纲的部队到达天京东郊，东王杨秀清以太平军总统帅（正军师）的名义发布严令，向荣之江南大营一日不除，秦日纲的得胜之师便一日不能进入天京。两日之后，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以个人名义请愿，希望延后进攻的时间，使部队得到急需的休整，并更好地完成作战准备，但是杨秀清相当固执地拒绝改变命令。6月17日，以军阶最高、资历最深的石达开为总指挥，战斗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全面展开。
这并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当时清军江南大营中仅有数千士兵，且多为老弱，也就是说清军人数远不及太平军的十分之一。张国梁此时仍在溧水，其他的将军也各有任务在外。向荣想要紧急召回他们，却为时已晚。防守天京的圣兵也参加了战斗，就这样，整整三日的血雨腥风之后，向荣的防御阵线彻底崩溃。张国梁在战斗最高潮时刻赶来，最为激烈勇猛地冲杀。在战斗的第四日（6月20日），他的火药匮绝，便率士兵用大刀、长矛与敌人肉搏，直至自己也身负重伤。从当日下午至晚间，大部分清军大营都弥漫在火光之中，向荣的大本营也被占领。无数将军或被杀，或受重伤，有一些侥幸逃亡，而向荣与随身的约一千亲兵一直战斗，直到张国梁等趁着夜色护送他们抵达附近的淳化。江南大营最终被拔除，自定都三年两个月之后，天京首次从清军的包围中解放出来。
次日，向荣及其残部转移至丹阳，清军各路败退的官兵及附近驻扎的小股部队开始在此集结。而江南大营的惨败给向荣这位老将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已年届古稀，长期以来身体每况愈下，此时忽然身染重病，不能起身，也无法处理公务。一开始，他最喜欢也最得力的助手张国梁帮他处理日常事务。后来，清政府任命之前在广东徐广缙手下从军的满将福兴为代理钦差大臣，张国梁则为代理总指挥（江南大营总统），指挥向荣旧部。福兴与向荣和张国梁一起在丹阳驻守了很长一段时间。
天京城内，上至天王，下到普通的圣兵，正以最热烈的方式庆祝这场大胜。上一次这样的典礼还是在金田起义之后。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场大胜却正在悄然地激起一场天国深处的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