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860年夏季太平军在常州和苏州一带征战的时候，曾国藩和胡林翼正在安排部署湘军的陆军和水师以及一些鄂军，准备围攻安庆。清军平定这场起义的大战略仍然不变，即“高屋建瓴”地逐步沿长江顺流而下，收复失地。这一大战略的第一步是收复武昌和汉口，第二步是克复九江。现在，为了能够最终收复南京，清军将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和太平军在安庆的交锋之中。而太平军方面也同样决心全力保卫安庆（见后文），这使得即将而来的这场战役，最终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最为惨烈残酷的战事之一。但是，对于从1860年年中到1861年年底在安庆周围发生的战役，在史料中被记录为在数个战场上杂乱无章、互不相连的军事行动，其真实的意义也由此变得晦暗不明。当时的确是一段战事复杂、令人费解的时期，但是通过对可以互相印证的不同史料的仔细考察和分析，我们便可以得知这一时期无数战斗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双方在对决中投入了怎样的资源。在安庆战场上决定性的成败，对双方来讲都是性命攸关的。而关于此战的诸多臆想的说法，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这场战役的战略重要性。
将安庆作为清廷的既定作战目标，实际上是曾国藩和他的助手胡林翼个人的胜利。曾国藩此前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管理江苏、江西以及安徽的事务，清廷还随旨让他率兵东进，收复苏州和常州，但是曾国藩向皇帝奏报了前线的军事情势，坚持认为越过安庆而先收复其他区域是极不明智的。现在，作为总督的曾国藩更是加紧准备攻略安庆。此时，在胡林翼的推荐之下，左宗棠也来到曾的营前效力，他随即被派往湖南，招收更多的湘军部队，以备将来之用。曾国藩对左宗棠印象颇深，当时清廷召左宗棠入川，驱赶正准备入侵那里的石达开（1860年8月2日事），而曾国藩却以将有大战的安庆战场急需左宗棠的襄助为由，执意把他留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安庆战役的细节计划也已基本确定下来，战役将分五条战线展开：（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此时刚带着一支整编后的湘军部队从湖南回来，他将由中路直接包围安庆；（二）满将多隆阿带领的八旗骑兵和鄂军于桐城守备北线，保护安庆的曾国荃部队的后方；（三）胡林翼领另一股鄂军，经霍山和舒城向西移动；（四）刚在湖南与石达开交战返回的李续宜率部在桐城以西、安庆西南的青草塥待命，充当后援队；（五）曾国藩亲率部队在皖南的南线牵制长江南岸的太平军，使之无法分兵救援安庆。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战于6月初正式打响，当时太平军刚刚占领苏州不久。曾国荃和他的弟弟曾贞幹（亦名曾国葆）出兵攻打安庆北郊的战略要冲集贤关。兄弟二人共领兵十三营，其中三营属勇将朱洪章部赣兵，全军总人数约为一万人。对他们进行协助的是杨载福的全部水师，在整个战役之中，他们为陆军运送补给（在前太平军韦俊部的帮助下），封锁敌方的通信，有时还成为曾国藩发动的安庆战役中的第六条战线。
曾国藩在皖南
由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另外一万人的部队（包括几营湘军、一些骑兵及鲍超的六千乡勇），于1860年7月9日渡过长江，进入皖南。与此同时，张运兰的三千老湘勇、李元度的三千乡勇以及左宗棠的新营，也都受命在皖南集结。曾国藩本人于7月28日到达祁门，并在那里设立了大本营，此后不久就收到圣旨，在两江总督原有的负责江苏、江西和安徽军民事务的职责之外，又让他负责浙江军务。之后，清廷又特发一旨，将皖南民政（当时由张芾负责）也交给他负责，于是曾国藩便命令张长贵收罗省内各处散兵溃勇，独建新军。清廷还不断降旨催促曾国藩进军江苏，可即便是他最紧密的战友胡林翼也劝他依旨行事，曾国藩仍然拒绝放弃既定的战略计划，他再一次上奏皇帝，力陈安庆的军事重要性：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北岸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先克池州、芜湖……臣所属部万余人已进薄安庆城下……若一撤动，则多隆阿攻桐城之军亦须撤回，即英山、霍山防兵均须酌退……北路袁甲三、翁同书各军亦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
曾国藩开始在祁门的大本营中发号施令，向皖南派设部队，其中最为激烈的战场便是在宁国。当时，太平军刘官方、赖文鸿及古隆贤等部刚刚从彻底击溃和春的作战中返回，正分五路赶往宁国。战斗开始后不久，更多的太平军在杨辅清的率领下也赶来参战。为了避免被一举消灭，守将周天受与七千清军婴城固守，等待救援。曾国藩把救援宁国当作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他动员了所有可以调用的力量。于是，从9月份开始，张运兰和李元度的部队先后抵达皖南，与7月随曾国藩在祁门扎营的鲍超会合。同一时期，左宗棠也带着新招募的由王开化、刘典和其他老湘勇老将指挥的五千湘军到武昌报到。而太平军方面也加强了进攻的力量，刚在浙江嘉兴击败张玉良的李世贤，带着他大约四万人的部队赶来宁国。显然，太平军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而赖文鸿在祁门和宁国之间截击了清军张玉良的援军之后，宁国于9月26日易手。驻防将军周天受与其部署官员在坚守宁国逾七十日后，城陷阵亡。
李世贤的下一个目标是徽州，而当他的大军兵临徽州城下时，李元度才刚刚赶到那里驻防了三天。李元度受曾国藩严令，不准出城与太平军交战，如果遭到攻击，只要保守城池，等待救援即可。但是当李世贤的军队出现在城外的时候，李元度把曾国藩的命令抛在了脑后，冲出城外与太平军作战，结果惨败，徽州城也于10月9日落入太平军手中。李元度为此感到羞愧，也许是因为惧怕将要得到的惩罚，他带着残留下来的湘军部众进入浙江，而不是返回向曾国藩报到。但是这只能让曾国藩更加愤怒，在愤怒之下，曾国藩严厉地斥责了这位将军不遵守命令的行为，还让他丢了道台的官职。（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如此责备这位爱将，正是他在曾国藩在江西的那段黑暗岁月里，一直矢志不渝地追随。曾国藩转而开始责备自己，把正确的人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太平军一步步地逼近祁门，曾国藩派张运兰和鲍超前往阻截，同时命令左宗棠的部队从南昌向东，到后翼的乐平和婺源，显然是为被迫撤退留下后路。但是，最终李世贤撤回了浙江，而皖南也恢复了平静，直到李秀成和其他的太平军部队进攻祁门，协防安庆。
太平军防卫安庆的战略计划
此前在1860年9月底，那时李秀成刚刚从嘉兴返回苏州，天王曾下令召李秀成回天京，准备一场新的北伐行动。这一战略计划可能是由担任太平天国总理及元帅的洪仁玕提出的，他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中国北方不安定的局势可能是达成太平天国革命目标的绝好契机。当时，清军在天津被英法联军打得惨败，联军还于8月23日占领了天津，到了9月22日，随着清帝逃往热河，北京城也变得人心惶惶。如果太平军可以趁着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和恐慌之时，趁机占领中国北方，太平天国就有机会得到开埠通商缔约诸国的承认，成为新的统治者。这一计划当时尚属粗略的构想，但是李秀成立刻就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李秀成在上呈给天王的一份奏章中说，江西和湖北一些乡县的四十名代表已经向他的大本营发出请愿信，愿举当地约五十万民众投靠太平军，因此他请求向西进军，先招收这些志愿者入伍，再进行北伐战争。天王和洪仁玕都无法说服李秀成放弃自己的计划。
显然，李秀成坚持自己的计划，是他在9月底于苏州与陈玉成商议的结果，他们想通过保卫安庆，来重新获取对长江南北两岸的控制。陈玉成已经在皖北做好了部署，而李秀成在11月初离开天京西进之前，将所有的太平天国高官邀请到府上，召开临别会议，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战略规划。李秀成警告说，如果安庆不保，曾国藩的湘军一定会对天京发动新一轮的攻势，而且新的攻势比之前的都要凶猛。李秀成预估他的部队要四百余日方能回转，他嘱咐来到府上的官员们，用所有可以支配的钱财换购谷粮，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在再陷重围的时候全员出击，保护城西江东门外及南门外雨花台山上的大营。（湘军包围天京的部队最后确实在雨花台山设立大营。）
李秀成这次固执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他自己的秉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洪仁玕的权威正在削弱。而在表面上，洪仁玕仍然在蒙得恩（新封赞王）和林少璋（1854年湖南惨败后赋闲，后在李秀成的举荐下复出，获封章王）的协助下，掌握着太平天国的军政全权。1860年10月，洪秀全在宗教方面的第一位老师罗孝全牧师来到天京之后，洪仁玕又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罗孝全数次试图来到天京，他辗转到了上海，次月又到了苏州。在苏州，罗孝全发现李秀成仍然因上海之战的受挫而埋怨洋人，便劝说李秀成写信给英国公使卜鲁斯。在这封信中，李秀成质问为何太平军在上海受到了外国人的攻击，信中还重申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宗教本质。这封信经罗孝全翻译成英文，并发表于上海的英文报刊，希望能够打动外国代表，使他们更加理解这些正在努力为理想斗争的人，并唤起他们的同情。但是，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在天京，罗孝全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热情迎接，洪秀全已经忘了上次在广州导致他从罗孝全处离开的误解与不快，给予了这位他之前的老师所有应有的荣誉和尊重。罗孝全被加封“天义”，并被任命为负责外国事务的副总理，他以洪仁玕助手的身份住在洪的府邸之中。从此以后，他都致力于通过在外文报刊上发表文章，来向世界宣传这场革命运动的实质和目的。后来，他还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宣传太平天国运动的机构。
但是，洪仁玕面对这个逐渐堕入任人唯亲和腐败堕落泥潭的太平天国，显得毫无办法。天王洪秀全的两位哥哥洪仁发（现为信王）和洪仁达（现为勇王）此前就结成恶党，把石达开排挤出了太平天国的决策层，现在更是明目张胆地滥用手中的职权。他们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以各种借口勒索百姓甚至是官员的钱财。例如，那些遵照李秀成的指示备战屯粮的官员，需要购买特别的通行证才能离开天京购买谷粮，在谷粮运进天京时还要缴纳巨额的进口税，这种情况打击了大多数人的信心，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项确保天京周全的工作。因为这两个人得到了天王的宠幸和信任，因此洪仁玕就处于非常微妙的境地，他必须把作为总理的全部行政智慧用来包容这个小结党。
实际上，陈玉成和李秀成将要执行的计划，正是洪仁玕原本提出的大战略的第二部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保卫安庆，但并不想通过直接进攻围攻安庆的湘军达成这一目标。陈玉成和李秀成达成一致，对洪仁玕的计划做了调整，而这一调整可能也得到了洪仁玕的同意和认可。按照调整后的计划，陈玉成沿长江北岸前进，而李秀成在南岸，两军呈钳形出击，最终于1861年春天，同时向湖北的汉口、汉阳和武昌发动攻击；同时，其他太平军部队在皖南完成对曾国藩及其亲兵的合围。如此一来，对湖北的攻势将会迫使在安徽和江西的所有湘军部队（包括在安庆的湘军）向西撤退，救援他们的行动基地，而把曾国藩独自留在皖南，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在随后的行动中，他们兵分五路，分头出击：（一）陈玉成向汉口和汉阳推进；（二）李秀成向武昌推进；（三）杨辅清从宁国，黄文金从芜湖进入赣北，阻截曾国藩的西线；（四）浙江的李世贤由徽州出击，进攻左宗棠在赣东的部队，骚扰曾国藩的后方；（五）刘官方从皖南的池州正面进攻在祁门的曾国藩。五路兵马几乎同时行动，但是为了清晰地加以说明，我们将逐一对他们的行动加以介绍，尽管这样在时间上可能有所重合。
陈玉成入鄂
陈玉成于1860年10月率全军从天京出发（此时其部队吸收了刘玱林的精锐部队），横渡长江之后，向西进入皖北，并立刻同时展开了三个军事行动——主力于10月14日开始进攻寿州，分出来的一支部队进攻六安，另有一路在张洛行指挥的捻军的协同下一起进攻凤阳。当三路攻势均遭挫败后，陈玉成于11月26日领兵转向桐城西南的挂车河，在那里，他的部队吸纳了龚得树带领的捻军分遣队，实力有所增强。依照计划，陈玉成应该继续直接向西进入湖北，但是他的部队于12月10日在挂车河遭到了多隆阿和李续宜的阻击，伤亡惨重，被迫撤退至庐江。然而，多隆阿和李续宜也没能收复桐城。
就在这个时候，陈玉成因为清军内部失和，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盟友。此前因投降清军而被赏封道台，现在指挥着皖北实力最强的团练的苗沛霖和寿州团练的指挥官发生口角，争执不利。苗沛霖发誓要进行报复，便劫夺清军的炮舰和资金准备进攻寿州，后来发现官方对他的行径不满，准备发难，却为时已晚。在两难之中，苗沛霖找到陈玉成，陈玉成很乐意吸纳他献上的这些部队，让他们加入自己刚在阵前受挫的大军。陈玉成立即命令余安定和其他两名官员与苗沛霖进行接洽，此后不久，天王奉赠苗沛霖奏王之衔。与此同时，清军意识到太平军正在全力准备防卫安庆，便在枞阳召开军事会议，修订其战略计划。此后清军的战略重点是在太平军的援军赶到之前，先行夺取安庆，而其第一步便是击退陈玉成。清军的指挥也进行了调整，清廷替换了负责江北军务的老迈多病的李若珠，代之以荆州将军都兴阿，但是他直到12月11日才正式履新。
1861年2月下旬，陈玉成准备重新开始进军湖北，于是派手下一部捻军前往湖南，以误导清军。几日之后的3月3日，数万人的主力部队从桐城出发，在沿途击败了一些鄂军部队之后，先后占领了霍山和英山。在英山，陈玉成又派出另一支捻军，向北至罗田诱导清军，而自己率主力疾行，向西南穿过清军守备空虚的地区。为了不受阻碍，他的部队都乔装改扮成清军模样。在清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陈玉成分别于3月17日及18日突袭攻占蕲水和黄州。
在黄州，陈玉成还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Harry S. Parkes)。巴夏礼此前同英国海军司令何伯(James Hopes)前往汉口，当时正晚于其旗舰几日，在返回上海的途中路过黄州。巴夏礼在3月22日带着两名英国商人在黄州登岸，和陈玉成会晤，并建议他不要进攻汉口。他的报告节录如下：
他已经占领了三座城市，而且在十一天内行军六百里。他并不打算从后方进攻他刚刚穿越而过的清军，把他们从安庆赶走，也没打算推迟他的行动，攻取离他只有五十里的汉口。但是他接着说，当他听说英国人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港口之后，对向那里进军产生了些许的疑虑。
我建议他在这点上多加思忖，还建议他不要考虑向汉口进军的事，因为这些叛军不可能占领任何我们已经建立的市场，同时又不严重地伤害我们的商业利益。而采取手段避免他们的运动与我们的事业之间的冲突，是非常必要的。
其中寓意自然非常明白，而它也确实强化了李秀成进攻汉口的审慎态度。但是，巴夏礼不仅止于就进攻汉口的后果而做出提醒，他甚至还暗示了进军湖北一事的惨淡前景。巴夏礼说，他尚未从九江得到太平军进入江西的消息，那么如果李秀成失期不至，陈玉成就将独自面对武昌的守军，以及后翼从安徽追来的强大的皖军。（实际上，此时的李秀成正在江西攻打潜江，而武昌的守备也不足三千正规军，李秀成可以在任何安徽的援军赶到之前就轻易将其击败。）陈玉成此时年仅二十五岁，也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很容易就受到了这位外国外交官的影响，最终决定推迟向汉口进军。他将和巴夏礼会谈的内容写成报告，上奏天王，并要求得到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但是，在洪仁玕要他依照计划继续进攻汉口的命令返回之前，陈玉成已然转回皖北。陈玉成放弃进攻湖北的计划，可以说是受到了巴夏礼的影响，这自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也成为安庆保卫计划中第一个受挫的环节。
在此后折回皖北之前的几周内，陈玉成一直举棋不定，他始终期待着李秀成的到来。因此，他分出一小部分部队，由赖文光率领，留守黄州，主力则继续向北，沿途占领了德安和随州。但是到了4月中旬，李秀成迟迟未来，陈玉成便留下他的叔父陈仕荣及两万部队留守德安和随州，自率其余的部队返回皖北，最终独自与包围安庆的湘军交战，以解救被困其中的母亲、妻子、孩子以及其他亲属。而太平军总体作战计划所要尽力避免的，正是这种孤立无援地与围困安庆的清军交锋的情况。
陈玉成返回皖北极大地减轻了湘军的压力。此前胡林翼为了保护湘军的总部基地，迅速调度了李续宜的后备部队、舒保的鄂军以及彭玉麟的水师回援协防。而且直到4月中旬，清廷还要求此时正受命负责四川军务，应对石达开来犯的骆秉章紧急返回，襄助武昌防务。现在危机已经过去，湘军可以再次集中精力收复安庆。
瓮中捉鳖
李秀成于1860年11月初由天京直接进入皖南，虽然在途中遭遇了湘军水师的抵抗，但是在刘官方率军进攻南陵的消息传来时，他的部队已经到达繁昌。李秀成决定经芜湖靠近，向刘官方提供支援，但是他到达后就发现，南陵已然落入太平军手中，于是便继续向南进军，于12月7日占领黟县。接下来，为了解救堂弟李世贤留下来驻守休宁的部队，李秀成便前往切断围攻那里的鲍超及张运兰的补给线。鲍、张二将在休宁渐入窘境，便掉转兵锋，在一次短暂的战斗之后收复了黟县。同时，李秀成兵至战略要隘羊栈岭，距离曾国藩在祁门的大本营仅六十余里。曾国藩也意识到太平军占领该处对自己的致命威胁，分别在12月2日和6日两次写信给他的弟弟们，认为自己将会命丧祁门。但是这一局面最终被鲍超和张运兰扭转，他们通过一场大胜迫使太平军退至婺源。这一战对太平军打击甚大，此后李秀成一直试图避免与鲍超正面交锋。
李秀成向皖南的渗透，大抵与李世贤和杨辅清相同步。李世贤在于10月12日占领休宁之后，首先回师浙江，意图吸引清军的注意力，掩护李秀成和刘官方在皖南的行动。他在战胜张玉良，占领严州之后（此后严州驻军赶赴救援休宁，严州又被张玉良收复），进军攻略临安和富阳。李世贤还从富阳向浙府杭州发起过进攻，但是以失败告终，此后又向北攻湖州，也不成功。12月7日，他转向西再入皖南，执行安庆战役第四路部队的既定任务。
第三路杨辅清的部队在12月上旬从宁国出发，于12月8日开始进攻建德（今至德）。黄文金此时也从芜湖赶来参战，二将联军于是攻克建德和东流，从而切断了曾国藩与安庆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情况引来了湘军的疯狂反扑，两周之后，他们便收复了建德。杨辅清此后返回驻防宁国，而黄文金及其副将李远继继续战斗，进入赣北，占领了彭泽和浮梁，再次切断了曾国藩的联络线。太平军进而攻克湖口，但是此后杨载福和彭玉麟的水师再度控制长江水面，与曾国藩恢复联络。隔绝曾国藩的计划受挫，黄文金和李远继转向饶州，并且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那里，然后于1861年1月5日从饶州出发，向左宗棠在景德镇的大本营发起进攻。在此后的数周之内，太平军三遭挫败，他们在浮梁被左宗棠的部队击退之后，又于2月18日惨败在由休宁来援助左宗棠的鲍超手上。黄文金在战斗中负伤，黄、李二将向彭泽和建德撤退，鲍超及皖军紧随追击。这次撤退最终变成了溃败，太平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据曾国藩1861年5月9日家书）。就这样，挽救安庆总体战略中的第三路部队失去了作战能力。
但是，恢复了经由彭泽与外界的联系，只是部分缓解了曾国藩所陷入的险恶困境，他在祁门的大本营仍然被太平军重重包围：东边是李世贤，北边是刘官方，南边是李秀成，西边是黄文金。虽然杨辅清已于12月回师宁国，婺源的李秀成以及建德的黄文金其实也在撤退，但是李世贤和刘官方的部队却步步逼近，这使曾国藩陷入了绝望。李世贤的主力于12月26日由浙江而来，与留守在休宁的守军会合，然后直扑祁门，并且摧毁了几处湘军的哨站。同时，刘官方也由黟县出兵，经羊栈岭逼近祁门。从12月30日开始，鲍超和张运兰的部队经过一系列的战斗，阻击了第一拨太平军（李世贤部）的进攻，又在1861年2月15日击退了第二拨刘官方部的正面进攻，当时刘的部队杀到了距离曾国藩大本营六十里的地方。几周之后的3月19日，湘军诸营又对刘官方取得了第三场胜利，这一次还夺取了刘在休宁的行动基地。4月2日，刘官方毫无畏惧地分八路同时出击，再次进攻祁门，大战三日之后，湘军再度获胜，刘被迫撤至黟县。
留下刘官方正面直接骚扰祁门的曾国藩，李世贤于3月初忽然开始执行大战略中的既定任务——消灭赣东左宗棠的部队。他的部队途经婺源，在3月16日到达景德镇左宗棠的大本营。在此后三周多的时间里，他们和湘军及一部赣军展开了看似毫无胜算的战斗。4月9日，战况急转，左宗棠败退乐平，太平军终于进占景德镇。左宗棠既已败退，李世贤便在安排景德镇的防务之后，动身再次加入对祁门的进攻。
景德镇的失守令曾国藩再度与外界断绝联系，而此后三十天，他在祁门的三万部队都没有得到新的粮草补给。对于身陷绝境的曾国藩而言，唯一避免在祁门被慢慢饿死的办法，似乎就是全力杀出一条由徽州至浙江的退路。如此打定主意后，曾国藩于4月12日将大本营迁至休宁，第二天便派出两路共一万人的部队进攻徽州，左路由张运兰指挥（有一部分鲍超的部队），右路由唐义训指挥。而李世贤留在徽州的守军很多都装备有西洋步枪，两次击退了湘军的进攻，最终还在4月20日趁夜悄然出城，放火烧毁了湘军大营。在此后的白刃战中，湘军的二十二个营中有八个溃散，其余的部队败退到休宁，而此战也迫使曾国藩继而撤回祁门。
曾国藩和他在皖南的亲兵部队的命运再次如履薄冰，但是，就当曾国藩快要放弃所有希望的时候，收复景德镇的捷报突然传来。似乎是左宗棠迅速地重新集结整编了部队，于败给李世贤两天之后的4月15日反攻景德镇得手。李世贤在赶往祁门的路上听闻此事，即刻火速向乐平发起了进攻，但这一次他吃了大败仗，太平军伤亡一万有余。由于左宗棠部已经收复景德镇，李世贤的败军只得退往浙南，无法再参与进攻祁门的行动。
在一封1861年5月3日的家书中，曾国藩把这一次脱险说成是死里逃生，还说他这次又可以“安枕而卧”了。他此番愉悦快乐是绝不夸张的，据他估计，五路太平军总人数约有四十万（每路七万至十万人），是他在皖赣全部部队的十倍之多。他这支弱小的部队能够免遭覆亡，是太平军至1861年已经全面衰退的佐证。新入伍的太平军士兵训练不足，又缺乏早期圣兵那种严格的纪律，在战场上并不可靠，而由此对太平军军事实力的削弱，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敲响了丧钟。
曾国藩移营东流
曾国藩在祁门深陷重围的时候，仍然一直担心在安庆的弟弟曾国荃，而此刻，陈玉成忽然孤注一掷地往援安庆，正在对曾国荃的进攻部队完成包围，曾国藩便对此忧念愈重。当地并无足够的湘军援军，这使得曾国荃的隔绝处境更为危险，但是，曾国藩并不想就此放弃收复安庆的机会。他在5月3日给弟弟的家书中明白地写道：“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他认定曾国荃可以再坚持半月，便派五百人防守安庆城内壕沟，同时命令鲍超率五千人，向北阻截太平天国的援军。
这样布置下去之后，曾国荃反而开始担心在祁门的曾国藩的安全。最后，他写了长达数千字的长信，请求曾国藩离开那个极为危险的大本营，说抵命株守一隅对战事全局无益，不如移营长江河畔，统括全局。此信中真挚的兄弟之情最终感动了曾国藩，使他改变了坚持留在祁门的固执念头（曾国藩甚至随时准备牺牲，他写过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在希望最为渺茫的时候托人送回老家）。而这个建议在军事方面的可行性，是使曾国藩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另一个因素。曾国藩认为皖南若有失，将来仍能克复，他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夺取安庆，这无疑才是最有效的镇压起义之策略的关键。因此，牺牲自己的性命坚守祁门既无用又愚蠢，而且又有兄弟如此真诚又有智略的请求，曾国藩只能接受，以使兄弟放心，毕竟他的精力应该专注于安庆攻略之上。
曾国藩既然已经做出了移营的重大决定，他便于1861年5月5日带着一千亲兵，由东线取一条直接北上长江的道路，赶往长江南岸的东流。在东流附近，曾国藩于江中的旗舰上设立了新的大本营，现在他的周围有湘军水师拱卫，固若金汤。
虽然曾国藩在皖南的部队仍然把守着许多城市和战略关口，但是他本人的离开，使得刘官方于6月又发起了新的攻势。经过黟县和祁门附近两周的交战后，湘军大获全胜。刘官方丢了黟县，被迫退往池州，而徽州的太平军因为失去了刘官方的策应，也不得不向东撤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湘军的全面获胜相对，当曾国藩离开赶往东流的时候，他刻意地吩咐手下的部将不要发动进攻，如果遭到攻击，只要防守阵地即可。曾的离开给了他的部将在行动中一些回旋的余地，于是他们便迅速而且高效地收复了皖南失地。这也成为证明曾国藩在军事指挥上缺乏能力的第三个（此前有湖南靖港和江西湖口之例），也是决定性的一个例证。曾国藩也明智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从此以后，都避免亲自直接指挥作战。
李秀成转战四省
1860年12月30日从黟县撤退至婺源之后，李秀成又由皖南转战江西，开始执行安庆战役的既定计划，沿长江南岸一路行进，最终和陈玉成一起进攻武昌和汉口。但是在向江西进发之前，李秀成率部短暂地进入了浙江境内，于1861年1月10日占领常山，吸收了之前脱离石达开部、正在辗转回天京途中的汪海洋一部。此后，他把汪海洋留在常山，自己率主力加速西进。在沿途绕过一些城市之后，李秀成在4月4日占领新淦，次日开始寻找渡过赣江的合适地点，并占领樟树镇。（此时已于3月18日到达黄州的陈玉成不认为李秀成可以赶来，便转而进入鄂北。）但是，此时樟树镇附近的赣江由于春潮而水流湍急，李秀成全军不得不沿江南下，又走了几天才最终渡江，到达吉安。在临江附近，他们击败了清军部队的阻击，总共击溃清军十个营，还生擒了主将李金旸。在和李金旸面谈之后，李秀成被他的勇猛所感动，于是便将他释放。李金旸返回了南昌，不久后就因为此败被曾国藩处死。
6月上旬，太平军分三路进入湖北，占领了武昌附近的一些乡县。在那里，正如前一年那些乡绅代表在苏州所许诺的一样，数千湖北百姓纷纷加入了李秀成的队伍，他的部队很快就壮大到五十万人之众。
虽然到现在，与李秀成之约已经失期三月有余，之前被陈玉成留在黄州以便联络李秀成的赖文光，于6月15日写信给在兴国州的李秀成，全面地介绍了江北的军事形势。与此同时，李秀成还接到了堂弟李世贤在乐平战败、紧急求援的消息，还有刘官方在黟县以及陈玉成在安庆受挫的战报。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孤军深入，也不会有援军相助，而仅靠这支部队要在武昌和汉口取得胜利恐非易事。他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解救李世贤和皖南战场上其他的将领，使他们不至于被消灭。于是，李秀成决定放弃原有的安庆战役计划，带领他扩编后的大军返回江西。
这是李秀成军事生涯中最为重大的失策。他之前与陈玉成相约失期的错误，正因他没有直接进攻武昌而变得更为严重。武昌城的防备仍然相当脆弱，在李秀成指挥的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面前毫无防守之力。另外，陈玉成留在鄂北德安、随州和黄州的，由陈仕荣和赖文光指挥的三万部队，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三个月，准备在李秀成进攻武昌时一同向汉口发难。即便攻取两城毫无希望，但是如果将它们紧密地包围起来，就能迫使湘军从包围安庆的部队中分兵回援（曾国藩在家书中如是说，其幕僚赵烈文在其日记中也如此记载）。李秀成离开了湖北，陈仕荣和赖文光也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所有的一切，返回皖北。原有的安庆战役计划至此完全失效，从此之后，双方角力的重点便以安庆为中心。安庆的最终失陷归咎于陈玉成和李秀成没有按计划完成任务，而李秀成之过似大过陈玉成。至少，洪仁玕是这样判定的。
返回江西时，李秀成并没有从瑞州选择南线行军，而是直接向西扑向赣府南昌，与南昌隔赣江相望驻扎下来。曾国藩已经由皖北调鲍超来对付李秀成，李秀成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下令拔营，领全军向南至临江，在那里渡过赣江，于8月27日在樟树镇扎营。李秀成没有想到，鲍超的部队居然这么快就赶到了赣江东岸（实际上，鲍超此时正在南昌与樟树镇之间的丰城）。李秀成命令他的两个堂弟分三路进攻赣府，结果使他不得不在8月29日直接与他最为惧怕的对手鲍超在丰城一战。李秀成很快便调军向东逃窜，围攻抚州。鲍超追至抚州，发现李秀成已于9月8日解围东去，自己便转而向北返回安庆。鲍超在北上途中得知安庆已于9月5日失守，便急行回军抚州。面对安庆失利的消息，李秀成则开始与已在那里开辟新战场的李世贤一起攻略浙江。
安庆之战
争夺安庆控制权的长期军事斗争的最高峰（如果从清军于1858年试图收复安庆却最终失败的战斗开始算起，这场斗争长达三年之久），便是从1860年6月初开始的长达十四个月的艰苦又残酷的关键战役。鉴于这场战斗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的重要影响，我们将详尽地介绍整个战役的经过。
在李秀成的东征军高歌猛进地开赴苏州之时，曾国荃（当时为道台）就奉曾国藩之命，开始率部进攻安庆。他一万人的湘军部队以及朱洪章的贵州军，于1860年8月8日到达安庆城西的战略要冲集贤关，并从那里开始包围安庆城。朱洪章的部队被派到城西侧，在干涸的河岸上扎营，负责挖掘围城的壕沟。此后，朱洪章又得到命令，派一部分部队驻防在城东北的菱湖岸边。就这样，曾国荃的主力在集贤关，朱洪章的部队在城西和东北部署就位，杨载福水师的数百艘炮艇已在长江南岸待命，安庆城已经被紧密地包围了起来。除此之外，不久之后，二曾之弟曾贞幹在湖南新组建的湘军部队也进入了战场。
由于太平军守将张朝爵（爵位天义）和叶芸来（爵位天安）及其两万人的部队得到命令，婴城固守直到援军到来的战略方案付诸实施，因此在数月之间，安庆城外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到了1861年春天，随着陈玉成出人意料地由湖北返回，情况发生了转变。原先在大战略中部署的各路太平军不得不纷纷转而前来救援安庆的陈玉成，导致双方战事随之激增。长达四个半月的惨绝战斗由此拉开了序幕。
陈玉成率领三万人的部队于1861年4月27日到达集贤关，立刻便从背后发动了进攻。两日之后，第二支太平军部队出现在战场上，李秀成的部将吴定彩、黄金爱和朱兴隆奉陈玉成之命，从天长、六合率大军赶来襄助。吴定彩受命带着一千人冲进安庆襄助城防，陈玉成和叶芸来则指挥部队在菱湖南北两岸建设十七处围栏。湖上小船往来联系城内外的太平军，而陈玉成的家人也终于通过一座浮桥来到了陈的大营之中。为了应对太平军的这些举措，曾国藩命令杨载福将二十艘炮艇及一些小船通过陆路搬运至湖中，用于防卫壕沟。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太平军出现在战场上，其中也包括洪仁玕亲领的大军。自2月中旬（农历新年刚过）开始，洪仁玕便奉天王之命，动员皖南和浙江一切可以调动的守备部队，准备保卫安庆。（洪仁玕在此行途中所作的诗歌文章，在他1861年春天返回天京之后结集，以《军次实录》为题刊行，这些作品比他其他的作品更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民族精神、对百姓的热爱、对军纪的重视以及对社会改革的热情。）但是，当洪仁玕返回天京后，原定的战略计划因为陈玉成仓促的行为而难以实现，必须迅速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来应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紧急状况。当然，最为紧迫的是增援陈玉成，于是他下令给所有的驻防将军们，命令他们将尽可能多的部队调援安庆。（根据一份资料，洪仁玕的侄女嫁给了陈玉成。如果这是真的，洪仁玕如此积极的反应除了出于军事考虑，也有家庭的因素在其中。）然后，洪仁玕在林少璋（章王）的陪同下，率领一万人于5月1日渡过长江到桐城，在那里与吴如孝会合。到这时，太平军在安庆的援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两万。
但是，在洪仁玕和陈玉成之间还隔着清军多隆阿的部队，他于此前一天到达战场，并在桐城以南、安庆以北的地带扎营。从这时起，双方部队交错包围着对方，安庆的军事形势日益复杂。5月1日，新的一轮战斗在菱湖沿岸重新打响，但是到了第二天，多隆阿就成功击退了洪仁玕、林少璋和吴如孝的联军，迫使他们再次撤回桐城。
第四支到达安庆的太平军是黄文金的部队，这之前黄一直在芜湖养伤，并且重新整编自己受到重创的部队。（他的副将李远继在他们受挫之后的一个月内，在江西发动了反攻，但是也被左宗棠的部队击退。）黄文金可能是奉洪仁玕的命令，于4月下旬带着他七千人的部队来到安庆，在那里与林少璋和捻军会合，形成了一支人数超过三万的联军。陈玉成此时也为和洪仁玕建立联络又做出了一次努力，5月5日，他从南线进攻湘军，而次日，洪仁玕、林少璋、吴如孝、黄文金和捻军的联军从北线也发起了总攻，但是多隆阿又一次击退了太平军的双线攻势。
数日之后的5月13日，陈玉成得知清军鲍超和成大吉的部队正在赶来安庆的途中，于是再一次向曾国荃的围攻部队发动了攻击，但是仍然没能取胜。他越来越担心一旦鲍、成的部队发现他的部队仍然在曾国荃和多隆阿南北两线的夹击之中，自己的命运将危在旦夕，于是便留下刘玱林和其他的将官驻防集贤关附近的十七处营垒（四处在关内，十三处在关外），然后带着六千精锐步兵和骑兵，试图从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向北冲向桐城。这一动向被多隆阿侦知，他立刻组织追击。追兵最终只追上了殿后的黄金爱，黄在一条小河边遭遇兵败，但是成功地趁着夜色，带着数百残兵冲破封锁，最终到了桐城。
桐城此时有太平军和捻军联军超过三万人，在5月23日，他们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这一次，由黄文金在山谷内布设埋伏，其他的部队分三路由挂车河出击。这三路中，陈玉成领四千人为左翼，洪仁玕带七千人为中路，而林绍璋和捻军约一万人为右翼。按照计划，三路将于次日会师，但是当多隆阿将自己的全军分为五路准备迎击的时候，陈玉成的左翼失期未至，只剩下中路和右翼面对敌军，缺乏左翼的策应和掩护。战斗的结果是太平军惨败，战死千余人（据曾国藩家书）。洪仁玕第一次亲自率兵出师指挥作战，就遭此等惨败，感到颜面扫地，不久之后就返回了天京。虽然在桐城的失败是由陈玉成造成的，一度自信满满的洪仁玕和他的对手曾国藩一样，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直接的战地指挥能力上的不足。因为要对这次惨败承担责任，天王把洪仁玕贬为又副军师。陈玉成后来也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陈玉成离开集贤关之后，那里又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是5月30日陈玉成的先锋主将、勇猛与能力兼备的桐城人程学启投降湘军。程学启后来在清军一方大有作为。第二件事发生在三日之后，鲍超和成大吉猛攻集贤关关外四隘，经过苦战，于6月8日和9日将其相继占领。四隘的守将全部阵亡，另有超过两千太平军也牺牲于此役。值得一提的是最后失守营垒的老将刘玱林，他先是被俘，然后被清军处死。同一日，李秀成的部队在鄂南前往武昌道中占领兴国州，而鲍超也接到命令赶赴湖北，阻截李秀成（见前文）。
太平军在菱湖上设置的其他的营垒，也于7月8日被湘军攻克。朱洪章在其自述中记录了自己亲历的事件详情：
忽侦来报，贼昨三更时已放火遁。九帅（指总指挥曾国荃）即派队出追杀。章（指朱洪章本人）收队时，听莲湖边有枪炮声，问其故，乃知逆首带四五百人出来窥探……次日，该贼忽在营外喊，章往禀九帅。九帅曰：“贼情狡谲，勿可轻许，如果投诚，看有无器械。”……贼次日缴来龙旗三千余杆、洋枪六千余、长矛八千余、抬枪千余、明火枪八百余、骡马两千余。章专弁往请九帅来营面商。言曰：“悍贼甚多，如何筹之？”章曰：“惟有杀最妙。”九帅曰：“杀亦要设法。”章曰：“营门缓开，将逆首十人一次唤进，只半日可以杀完。”九帅曰：“我心不忍，交子办之。”章当时回营预备。自辰至酉，万余贼尽行奸戮，乃往销差。
朱洪章的记述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证明清代官方关于这些营垒战斗的记述是不真实的。证据便是，大量太平军在7月7日趁着夜色悄悄地撤退到了别的地方（很可能是安庆城内），剩下的万余人于次日清晨向湘军投降。湘军收占营垒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而屠杀则发生在第三天。其次，朱洪章再现了他与曾国荃的对话，这段对话暴露了曾国荃本人对屠杀负有责任，而他叫朱洪章动手执行，则体现了他的虚伪。事后，曾国荃给他的哥哥写信，表明对杀人过多的懊悔和自责，得到的却是曾国藩更为冷酷的对他的行为的赞许和认同：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图7 安庆之战
安庆陷落
在安庆城内，英勇无畏的太平军在彻底孤立隔绝了一年多之后，仍然坚守着城池，他们的米、油、盐，甚至是枪械弹药，全仰仗外国人走私进来。这些走私者受到与太平军交易可获高额利润的诱惑，从上海通过外国蒸汽船或悬挂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沿江往返，而由于《天津条约》赋予的在开埠港口之间的航行自由，他们不受任何外国巡逻舰船或湘军封锁舰队的阻拦。这种情况让曾国藩非常失望，他在这一时期的家书中，一次次地用绝望的口吻提及这种交通情形：“自下可虑之端，第一洋船接济，安庆永无克复之期。”
1861年7月，经过恭亲王的一些交涉，上海英国领事馆的公使卜鲁斯下令，禁止所有外国商人再向安庆提供补给。从那之后，在长江巡逻的英海军舰只便设立关卡，不许外国船只靠泊安庆。这个关卡彻底切断了太平守军最后的补给，使城池沦陷成了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英国干涉中国内战的又一个实例。到了8月，城内粮草已然见底，由于饥饿难耐，太平军成股向湘军投降，而剩下的一些人为了能够再坚守一段时日，在绝望之下居然靠食人度日。
8月，城外的太平军确实也进行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救援安庆的行动。此前，陈玉成在亲自向天京求援之后，于6月27日在皖北的无为会见了杨辅清，商定了在安庆周边其他太平军的配合之下联合出击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杨辅清的部队从宁国向西长途跋涉，渡长江至太湖县，然后于8月7日与由桐城来到太湖的陈玉成的部队一起向东进军。与此同时，林少璋和吴如孝则由桐城向南至挂车河，黄文金也由东面移动过来。清军多隆阿部首先在北线击败了林少璋，然后又在西线桐城附近打退了陈玉成和杨辅清的联军。而曾国荃的湘军部队在原太平军将领程学启的协助下，攻克太平军在安庆城外的四座营垒，使太平军从安庆向北至桐城的消息沟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使得太平军展开了新一轮的救援被困部队的努力，在经过了从8月21日起为期四天的紧急建设之后，太平军在通往集贤关的道路上建成了四十余座营垒。当各路太平军纷纷在安庆城外扎营布阵之后，城内的守将也开始鼓足勇气，准备迎接援军的到来。
但是战场情况却对太平军不利。8月25日，陈玉成和杨辅清亲率全军向湘军的壕沟发动进攻，他们把部队分成不同批次，日夜冲锋。但是到了8月28日，守军占据了上风，并迫使陈、杨最终鸣金撤退。次日，湘军战船又在菱湖之上收缴了太平军剩余的供给船只。至此，旷日持久的安庆之战大局已定。
在安庆城陷前后发生的残暴屠杀事件实在让人震惊。在最后的几天里，三股太平军因不堪忍受饥饿出城投降，他们事先得到许诺说不会有性命之忧，但是他们刚一到湘军的大营便被杀死。他们的无头尸首被丢进了长江。城内的太平军士兵有的试图渡河逃亡，其中一些溺毙水中，一部分人确实侥幸逃走，但是更多的人被湘军水师的巡逻船只击杀。根据一份现存的资料，吴定彩便在此时溺亡。至于叶芸来，李秀成的供状中说他被“逼死城内”。虽然有人说守军主将张朝爵通过一条小船逃亡返回天京，还被晋封为王，但是李秀成状中说他也与英勇无畏的同道们一同在城内壮烈牺牲，这一说法更为可信。这种大屠杀中的唯一例外是9月4日，湘军忽然允许城内最后的太平守军离开安庆，撤退至庐州。9月5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清晨，湘军进占收复了已经没有任何太平军防守的安庆城。但是湘军即刻开始了对留在城内的无辜百姓的大屠杀，在屠杀中有超过一万人殒命，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曾氏兄弟的奏折中谎称所杀者为约一万六千名叛贼，但官方的记录却证明了这些受害者真实的身份。至于太平军的援军，陈玉成、林绍璋、杨辅清、黄文金和捻军均撤退至各自原来的大本营，都因太平天国占据九年之久的安庆失守而有一定程度的士气低落。
双方对于战后新局势的分析结论相当一致。大喜过望的曾国藩称收复安庆为“肃清东南之始”。编撰《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的清廷史家也同意曾的说法：“安庆不克，则皖北何由平？皖北未平，则金陵何由复？……遂能克复名城，扫除凶焰，为东南军务一大转机。”从太平天国的角度而言，洪仁玕在其供状中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战后局势
8月22日，在清军收复热河仅仅十三天之前，咸丰帝在热河驾崩。他的继承人（同治帝载淳）登基即位，新皇帝的叔父恭亲王（咸丰帝的弟弟）在两宫太后的监督下议政。新的年号定为“同治”，以次年元月为同治元年之始。因此，克复安庆的捷报奏折被递送到了新皇帝的手上，从曾国藩至以下所有立功的官员都即刻且有序地得到了应得的晋升，以表彰他们在大捷中做出的贡献。
最高的荣誉授予了鄂抚胡林翼，曾国藩在1861年9月11日的奏折中非常公正且谦逊地将首功推给了胡林翼，而不是他的弟弟曾国荃。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楚师（即湘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但是，胡林翼还未等到亲自领赏，就于9月30日在武昌去世（死于“咯血”，疑似肺痨），享年五十五岁。清军上下都为他的去世而致哀。对曾国藩而言，胡的死让他深感悲恸：“可痛之至！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无论从任何角度衡量，胡林翼的才干和睿智，在所有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人中，可谓仅稍逊于曾国藩而已。他的过人才华不仅体现在部队运筹和战略规划方面，还体现在调和湘军诸将之间的矛盾纠纷，尤其是杨载福和彭玉麟之间的矛盾上。除了作为军事战略家和矛盾调停者为湘军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运用机敏的识人眼光以及卓越的行政能力，为湘军助益不少。正是胡林翼首先举荐鲍超，也是他劝说左宗棠在决定上京赶考之前先面会曾国藩。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总督官文的完全信任，这使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时不会受到掣肘，因此才可以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增加政府税收等手段，将湖北打造成曾国藩军事行动稳固的大后方。在这一方面，胡林翼对曾国藩军事胜利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湘抚骆秉章。因此，在胡林翼去世时，曾国藩的悲恸程度远远超过他之前在塔齐布、罗泽南和李续宾去世之时表现出来的悲伤。
胡林翼死后，鄂抚一职由皖抚李续宜担任，彭玉麟则被任命接替李出任安徽巡抚。但是彭玉麟以不熟悉当地政情为由，拒不受命，最终获得清廷的同意。此后，清廷调李续宜回安徽，任命严树森为安徽巡抚。
9月11日，曾国藩把他的大本营移到了安庆，在与弟弟曾国荃协商之后，他们决定下一步的任务目标是收复所有长江以北的失地，以巩固他们在安庆的基地。在此之后，大部分皖北的城市相继被清军收复。兵败的陈玉成前往湖北德安，为他已被打垮的部队再招收些人马，但是他部下的将军一致反对，认为士兵已经过于疲劳，无法立刻开始新的长途征程，陈玉成被迫转而前往庐州。此后，陈玉成发现他在庐州被彻底与天京和其他太平天国的据点隔离开来，而他从此再也没有和外界取得联络。同时，德安、随州和黄州等仍然在太平军手中的鄂北城市，也相继被清军攻克。到年末，清廷克复了湖北全境。
10月23日，曾国荃的湘军部队占领了皖北小城无为，而无为正是天京粮草供给的关键枢纽所在。时间由此站在了湘军一边，他们可以让士兵得以休养，同时坐等天京城的粮草开始不断减少。此后曾国荃返回湖南，为最终的天京一战扩充人马。同时，曾国藩专务攻略皖南。他的计划便是收复那里的所有城市，为进军天京扫平障碍。作为计划的一部分，鲍超正准备率其全军攻取宁国州。
此时清廷在刚经历过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联合发动的政变之后，局势逐渐稳定。到1861年冬天，新帝同治已经坐稳了他的宝座。曾国藩此时的处境非常有利，之前因嫉妒和怀疑对他颇有微词，阻碍他升迁的官僚已经失势，他现在得到了清廷的完全信任。更重要的是，清廷上下汉、蒙、满大员中，已经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了，而且清廷也没有在规模和效率上能够和湘军相比的部队了。清廷除了信赖他的忠诚，把将来的命运交托给他，已经别无选择。因此，清廷也竭尽全力来巩固曾国藩的忠诚，给曾国藩和他的家人上下几代都加上了高官厚誉，还不断地向他提醒儒家忠君的核心理念。曾国藩现在除了两江总督之衔，还全权负责浙江军务，他满怀信心地将精力集中在先打浙江、再挥师天京的“两步走”的计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