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

这是风云突变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是文化激荡群星闪耀之时。台湾《传记文学》珍藏文集，再见民国大师。记录者或为挚友亲人，或为弟子晚辈，亲历者眼中的大师风骨逸事弥足珍贵。大师书写大师。梁实秋写激情演讲的梁启超，罗家伦忆元气淋漓的傅斯年，萧公权录诗友朱自清，许倬云记恩师李济……大师眼中的大师，交相辉映，更得异彩。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关秦汉史研究方面文章的精选，由张传玺先生整理。内容涉及秦汉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如《秦王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汉族的形成与国内其他各种族的活动》《西汉的商业都市与国际贸易》《论东汉末的党锢之祸》《两汉时期儒学的发展》等等。

《治史》主要收录翦伯赞有关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略论中国史研究》《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再论中国历史研究》《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等文章。

王国维著，主要收录了王国维关于殷周政治制度的诸篇文章。比如，殷礼徵文、殷周制度论、周书顾命考、周代乐制、殷周礼制杂篇、释史、释礼、释币，等等。

1963年4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牺牲后,第一次系统完整地以文集的形式反映雷锋成长过程的著作。全书收集了雷锋从1959年到1962年所写的121篇日记, 约45000字,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的雷锋遗留下来的9本日记为依据,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已发表过的日记摘抄相对照,又另外增抄一部分编辑而成。日记是雷锋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真实记录,处处都闪烁着他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它的出版发行,为当时人们了解雷锋、学习雷锋、研究探讨雷锋的成长道路和他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事实依据。

翦伯赞著，主要内容是论述中国古代史上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往来，理论问题在先，论述具体问题的文章，按照朝代排序，兼顾文章写作时间。主要内容包括，夏族的起源与史前之鄂尔多斯；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元代中原人民反对鞑靼统治者的斗争；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论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等等。

《王阳明家书》收录有王阳明先生写给父亲、太叔、弟弟、儿子、从弟等人的家书，及亲戚间往来的部分诗文。家书中提到了大量王阳明对后辈在人际交往、择友、学习、人生追求等方面的建议和诀窍，一代圣贤的经验之谈，将阳明心学的精髓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王阳明家规主张“蒙以养正”，把勤读书、早立志、学做人、做好人作为家规教育的重中之重，通过对家中子侄的谆谆教诲，充分展现了“良知教育”这一家规核心。

周景濂著，七章。周景濂民国作家，《苏东坡传》写于1937年，是最早、最全面的苏东坡传记。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要早十年。该书以苏东坡的诗句及其自述、他人记录等文字，叙述他的家庭生活和青年、中年、晚年等经历，以及他的气质与修养、诗文、年谱，呈现一个丰满又真实的苏东坡。

胡怀琛著。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11月版。《生活丛书》之一。此书共11章,描写东坡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贬谪生活、文艺生活、闲适生活、豪放生活、恋爱生活、慈爱生活、诙谐生活,书后附东坡别号表、东坡著述表和苏门弟子表。在《东坡的文艺生活》、《东坡的闲适生活》、《东坡的豪放生活》及《东坡的恋爱生活》里,曾分别叙及他的豪放词、婉约词和闲适词,并联系其人品来论其词品,文笔生动、别具风致。

佘守德撰。成书于民国初年。原名《张江陵传》，曾被列入梁启超等所编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后出版单行本发行。全书共有十九章，对张居正的生平事迹有综合性的论述。该书从介绍张居正的家世开始，继而出仕，张居正便以“匡时救世”自许。当时严嵩把持朝政，大明摇摇欲坠，其一腔抱负无法施展，便暂时归隐田园，但依然没有放弃远大理想。后来，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三人接受穆宗的遗诏，一同辅佐朝政。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执掌朝政，权力达到顶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从吏治到用人，从将领到治兵，从理财到教育.......张居正缝缝补补，左支右绌，才勉勉强强延续大明七十余年的太平盛世。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儿女深受其累，各级官员对其诋毁，深恐落人之后。直到熹宗天启年间才复官复荫。最后有各家对张居正的评论，让读者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

李长之著，1951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印行。李白的生平事迹，以时间为序，讲述其一生的漫游生活；以开阔的视野勾画了盛唐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一生，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李白自由不羁的精神轨迹。既有史学家的严谨，又有文学家的才情，深入浅出，带你走进盛唐的斑斓世相和李白的内心世界。

《中国兵史》堪称一部关于中国兵史的完整读本。主体部分是雷海宗的成名代表作《中国的兵》和《无兵的文化》，并汇编作者其他关于中国历史及文化的重要篇章，以使读者获得一部雷海宗先生对中国兵史研究的完整读本。有关中国兵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雷海宗不走传统兵制史的路子，从侧面发力，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兵的精神，也就是武德的历史及其丧失，其间牵出中国文化中很多值得注意的特点，进而为中国史学别开生面。6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梁启超先生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一月，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上书袁世凯，提请对各省重名的县名进行规整，各省同名之县，只保留一个，其余改名，并附上《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1914年3月，《东方杂志》第十卷第九号转载了《内外时报》的这份清单。

朱自清著。作于1926年,发表于同年3月29日《语丝》第72期,收于《中国现代散文选》第1卷。这是一篇声讨反动军阀段祺瑞血腥镇压学生的战斗檄文。作者以自己在场目睹耳闻为行文线索,记录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经过,揭露反动军阀惨无人道的兽性行为,指出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屠杀,痛斥反动政府和反动文人的种种谎言和诬蔑。文章摄取几个镜头和场面,从群众到府卫队,从广场到府楼,记下反动派“聚而歼旃”的惨杀情景,铺叙府卫队追杀学生的血腥暴行,他们不但杀人,而且还抢劫、剥尸。在纪实中,作者插入议论,或严正的驳斥,或尖锐的抨击,或有力的反诘,把叙事与说理结合起来,义正词严,笔锋锐利。文末一句诘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本文是当时许多关于反映“三·一八”事件的作品中“描写最为翔实的篇什”。

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保奖暂行章程》由大清内阁于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1911年9月5日）公布，旨在规范保奖相关事宜，杜绝乱象、统一标准。 章程针对以往保奖中存在的领照无时限、议叙过滥、核议拖延、新旧案规则不一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新规。明确截至光绪二十年，此前未领照的保奖案件不再补发执照，避免冒名顶替；将以往多至千数百员的议叙案，改为开单择尤奏保，删除议叙名目。 为提高核议效率，要求咨送履历时需随附底官执照，逾期未送则撤销保案；旧案扣验捐照统限至宣统四年十二月底，逾限作废。同时统一新旧案办理标准，不再区分捐案相关日期，只需在验照期限内呈验核准捐照即可。 在保奖等次上，简化层级，以襄办典礼、军营立功等为优等异常，其余分异常、寻常及次寻常三类。此外，免予例保案预先咨送衔名立案，仅需原保大臣秉公保奖，创举类案件需先奏明获准再行保奖；并统一保举班次规则，区分捐纳试用、正途得官等不同出身人员的补用、候补类别，确保规范统一。

清中央政府整顿、改革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文献。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出兵击败廓尔喀入侵者后,鉴于西藏地方事务废弛、弊病种种,大将军福康安与驻藏大臣会同西藏地方高级官员酌议,拟定各方条款,汇总奏报中央政府核准后正式颁布执行,总计29条。对西藏地方官制、军制、行政人事、司法、边防、财税、户口、差役、涉外事宜和宗教等方面全面详细地做出了规定,大大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它的颁行标志着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客观上对于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密切各族联系,巩固西南边疆,安定西藏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及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乾隆帝论述喇嘛教宗旨及清廷对该教所持政策的文章。乾隆五十七年(1792)撰。《卫藏通志》卷首有载该文首释“喇嘛”一词含义及清廷沿元、明旧制加封其宗教领袖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号。继述兴黄教以安蒙古、西藏,为有清一代之宗教政策,并言及呼图克图转世出于一族,为希求世袭爵禄酿成弊端,为除此弊,特立金瓶掣签制以期“辑藏安边”。此文明确宣布清廷对喇嘛教的基本政策,于是后该教在蒙、藏地区的活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历史常识》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在我国现代史学史上，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国学基础深厚，治史意趣生动。《中国历史常识》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

咸丰二年太平天国由广西向湖南进军途中,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文告。以宗教语言,斥责清朝统治者为“阎罗妖”、“魔鬼”,“专迷惑缠捉”人民,是“人民仇敌”;号召清军弃暗投明,“速即反戈替天诛妖”;并呼唤人民投入推翻清朝的斗争。当年编入《颁行诏书》刊行。现据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藏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刻本,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等书。

太平天国诰谕之一。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杨秀清(约1820～1856)、萧朝贵(约1820～1852)于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在永安联合颁布。后收入《太平天国文选》。该诰谕突出反满民族革命,历数清王朝对汉族人民的剥削与奴役,“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削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人之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满汉官僚地主勾结,把人民逼入绝境。“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太平天国“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推翻清朝。汉族人民应当速拜上帝,共击清军,“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该诰谕是太平天国的重要政治纲领之一,对于激励人民群众的反清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许寿裳于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相识，并结为终身挚友。鲁迅去世后，他多次撰写回忆文章，内容翔实，感情深挚，文笔淳厚。许寿裳笔下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另一方面，他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特别所以稀少，因为稀少所以我们需要鲁迅。许寿裳是最能理解鲁迅的同时代人，鲁迅的伴侣许广平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回忆之文，非师莫属！”

全书共15卷,为东汉会稽袁康撰写,同郡吴平校定。 系杂史类史书,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原书为25篇,北宋初亡佚5篇,今存19篇。首尾两篇属序跋,实际只有17篇。其中,“外传”11篇,“内传”5篇,“内经”2篇。该书保存许多东汉前吴越史料,可补充《史记》、《国语》等不足。该书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汉魏丛书》本等。195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宗祥《越绝书校注》,并附清钱培名、俞樾札记二种,为现今较好的版本。

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凡一卷。全书分《从祀》《上帝》《魂魄》《地狱》《赋税》《科举》《骂先贤》等七篇。是一部批评时政积弊，反对世俗迷信的无神论著作。作者将社会上流行的愚昧、虚伪、妄说、神秘等种种迷信现象统称为“怪物”或“邪说”，并运用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一一予以揭露和鞭挞。抓住历来哲学家探讨“天人之际”的问题，进行穷究，指出：“因念天人之际，先儒有所未尽者，稍拈一一，名曰《破邪》。”以对天的探讨来破除邪说。认为邪说之乱，莫不由“尊天”，并斥纬书创五帝立五天之说，释氏之诸天之说，天主教抑佛崇天之说等皆为邪说。认为“天一而已，四时之寒暑温凉，总一气之升降为之。其主宰是气者，即昊天上帝也。”提出人之形体是由气成，人身有魂魄，魄之质也是气。“譬之于烛，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现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