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简称《文德实录》，是日本平安时代编纂的一部史书，记录了日本文德天皇时期，从嘉祥三年（850年）至天安二年（858年）八年内的事情。该书是日本“六国史”中的第五部，全书为编年体，用汉文撰写，共10卷。由清和天皇下令编纂，编者有：藤原基经、南渊年名、都良香、大江音人、菅原是善。根据该书的序文记载，贞观十三年（871年），藤原基经、南渊年名、都良香、大江音人等人，奉清和天皇之命进行编纂。南渊年名和大江音人死后（皆为877年逝世），菅原是善于元庆二年（878年）参加了这项编纂事业，翌年（879年）三人完成了这部书的编纂。另外，根据《菅家文章》记载，序文则是由菅原是善之子菅原道真代父执笔写成的。

十二卷，清乾隆四十一年廷臣奉敕撰。前十一卷，著录明季殉节臣民；后一卷，特存建文死事人士。“四库全书提要”略云：‘大扺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皆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搘拄名教者，各予专諡，共三十三人。若生平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彙为通諡：其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山樵市隐，名姓无徵、不能一一议諡者，并祀于所在忠义祠，共二千四百人’。今已将卷十二非属明季之“建文殉节诸臣”略去，存前十一卷。其目分为卷一“专諡诸臣”，卷二“通諡忠烈诸臣”，卷三“通諡忠节诸臣”，卷四、卷五“通諡烈愍诸臣”（上、下），卷六至卷八“通諡节愍诸臣”（上、中、下），卷九“入祠职官”，卷十、卷十一“入祠士民”（上、下）：其总人数自较上述差少。此书为清廷则具用心之作，当以史料视之也可。 此本为标点本，本站也有四库本，可以搜索查找！

又名《过海大师东征传》、《鉴真和尚东征传》,中日两国关系史、海上交通史、文化交流史重要著作。真人元开著。版本有钞本日本观智院本(甲、乙)、《群书类丛》本、高山寺本等,以及刊本戒坛院本,北川智海本、《大日本佛教全书》本等。中国曾于民国11年(1922)刊行《东征传》铅字本。中华书局于1979年出版了以《群书类丛》本为底本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真人元开(722—785),即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淡海三船,赐姓淡海真人,又称元开,为日本皇族。他曾亲受鉴真化导。779年,受随鉴真东渡的僧人思讬等请托,撰成本书。本书不分卷,中文注释本约7万字,主要叙述了鉴真5次失败了的东渡尝试和第6次成功的东渡。其中按叙述鉴真的活动可分为4方面内容:1.鉴真在东渡之前的宗教活动。2.鉴真6次东渡中的航海和宗教活动等。3.鉴真赴日后的传教活动等。4.作者悼念鉴真的几篇诗作。在叙述鉴真6次东渡中的航海活动中,记载了丰富的海上交通及其有关的资料,对当时主要港口、航路工具、航海技术与海上经历、均有详细记载与描述。作者撰写时,与鉴真有关的许多人物健在世上,故本书叙事详尽可靠,记物清晰明了,文字生动流畅,对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中国与日本及南洋各国海上交通、中日两国的航海史、均属不可缺少要籍。

十六卷。清沈名荪、朱昆田合编。沈名荪,字涧芳、房,浙江仁和人,康熙庚午 (1690)举人,著《蛾术堂文集》、《焚夹集》。朱昆田,字西畯、文盎,朱彝尊之子,浙江秀水人,著有《渔笛小稿》等。二人同编《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仿《两汉博闻》体例,摘录南、北二史中鲜华字句和新异事迹,标题成篇,以原书原文抄于其下,次第排列,使遗文琐事披卷归类。该书有清刘文淇青溪旧屋抄本。

明郭良翰撰。25卷。载记明代对帝王、后、妃、诸臣、外夷、夫人、淑人的谥法,并杂采明人诸说对具体谥号的评议,又有考误一门,以阁籍正野史异同。

二十七卷。旧题南宋叶隆礼撰。隆礼字士则，号渔林，嘉兴 (今属浙江) 人。淳琇七年(1247)进士，历官建康府西厅通判，国子监簿。此书所附进书表题“淳熙七年三朋秘书丞叶隆礼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是假托叶隆礼之名，但“纵属伪作，亦出自元人之手”。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宋、辽三国往来文书一卷，族姓、风俗及各种制度一卷，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宋人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卷首有《契丹国九主年谱》、《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世系之图》、《契丹国地理之图》、《晋献契全燕之图》。《辽史》天祚帝一朝史实，多取材于此，可据此书补订《辽史》。辽代史料甚少，通记辽代历史的著作，除《辽史》外，只有《契丹国志》，所以此书为治辽史的必备书。有元刻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承恩堂刻本和扫叶山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实行立宪政体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一直追求的政治目标。梁启超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宪政目标并筹谋一整套实施方案的人。他于1901年6月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文章指出，宪政就是实行有限权力的政治，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但最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权力必受到限制。在中国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就必须强调民权。民有权，才能保证宪法有效。梁氏具体规划了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法的步骤：一，朝廷明颁大诏，国家实行立宪政治，以定民心。二，派重臣遍访周咨各立宪国之经验。三，出访大臣归国，开立法局，草拟宪法。同时翻译各国宪法备参考借鉴。四，宪草公布，令全国士民讨论，皆可发表意见上达，备采摘。在此基础上反复斟酌五至十年，以求至当，形成宪法定本，颁之天下。以后非经全国人表决，不得擅改宪法。五，从第一项步骤算起，二十年内正式实行宪政。显然，梁氏追求一种既能吸收各立宪国之经验，又能切合国情，得多数国人之认同，从而可以行之有效的宪政。

呵旁观者文，发表于1900年2月的《清议报》，是梁启超的“新文体”代表作之一。此文从关系“国家之盛衰兴亡”的高度，提出了“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的论点，全文既有形象生动的比喻，又有严肃深刻的议论，条理清晰，笔锋犀利。

记载中国从传说时代至明末历史的纲目体通史。吴乘权等编纂。主要版本有扫叶山房石印本,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1989年重印本。一百零七卷。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始与友人周之炯、周之灿合作,据前人编年之书,删繁就简,编纂《纲鉴易知录》,于康熙五十年 (1711) 成书。晚年离家远游,抵达北京,“无所遇,卒于京邸”《纲鉴易知录》全书107卷,包括《纲鉴易知录》92卷、《明鉴易知录》 15卷两部分,共180万字。《纲鉴易知录》从全书构成和内容看,上起远古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下迄明亡。自远占传说说时期到战国,主要是辑录元人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以及宋人刘恕的 《通鉴外纪》,并参考元人陈柽的 《通鉴续编》而成。战国迄五代,一千三百余年间史事,则以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为蓝本、宋、元两代,采用的是明人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明代部分则是依据清初人朱国标抄撮谷应泰的 《明史纪事本末》所成的 《明纪抄略》编就.严格地说此书只是纂辑而不是著述,是依据已有史籍,删繁就简而成。尽管《纲鉴易知录》是纂辑成书,但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是贯串古今,纲目分明,简要有法。荟萃群书,集诸家之所得,将上下数千年史事熔于一炉,难度很大。在清初,这是吴乘权的首创,吴乘权仅用一百八十万字的篇幅,便把纷繁复杂的历代史事疏理得头绪井然,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有影响的主要人物活动都得到反映,真正做到简而有法,略而不陋,这确实是一件很见功力的事情。其次吴乘权在这部书虽做了大量的训释工作,对上下古今的人名、地名、文字音义等都做了极为有益的训释,其用力之勤,超过了训释《古文观止》。此外 《纲鉴易知录》 也为我们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提供某些借鉴。

日本纪（しょくにほんぎ）是日本平安时代编撰的官方史书，记载自文武天皇元年（697年）至桓武天皇延历十年（791年）之间的历史大事，菅野真道于延历十六年（797年）完成，总计四十卷。是奈良时代的基本史料，正史“六国史”中的第二册。《续日本纪》以日本天皇为主轴，〈上表文〉提到：“彰善瘅恶，传万叶以作鉴”意思是跟中国的《资治通鉴》一样，为帝王提供鉴戒。

亦称《日本纪》。是现存日本最早的官修国史,为日本神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舍人亲王太安麻吕(安厅侣)等人编撰,成书于公元720年(养老4年)。以历代官修史书为基础,参照中国典籍和朝鲜史籍,效仿中国史书体例编纂而成,正规汉文编年体记述。全书共30卷,另有“图系”一卷,已佚。1卷和2卷为神代卷,以日本古代神话传说为蓝本,虚构出世界创成,国土神生,天孙(天皇——作者注)降临的神代史,伪造出神皇谱系,借以确立天皇统治的神威。第3卷到第30卷记叙了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645-702年)的历史,其中大化革新以后到持统天皇的历史基本上以史实为据,可算正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于“神代卷”中有关世界创生的神话之中。其哲学自然观受中国古代文献《淮南子》、《三王历纪》、《礼记》等影响颇大,认为“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而含芽,及其清阳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其中包含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宇宙有限论”的观点。17世纪后,日本兴起的国学学者把考据和研究该书作为论证复古神道的重要方面,尤其“神代卷”是日本神道教重要的理论依据。

八卷。元徐元瑞撰。本书成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据作者自序称,“善为政者,必先于治,欲治必先明乎法,明法然后审刑,刑明而清,民自服矣。所以居官必任吏,否则政乖,吏之于官,实非小补。”鉴于“初学之士,妙龄而入,律书要旨,未暇师承,巧诋之风,薰染日著”,故 “摘当今吏用之字,及古法之名”,编成本书,“期在启蒙”。元代重用吏,显然,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让初入官场的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于教导之中,有规诫之意,并倡导崇法爱民。本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术语,共分为九十一类,如 “吏称”、“才能”、“政事”、“官称”、“统属”、“法例”、“礼仪”、“狱名”、“听讼”、“服制”、“禁制”等。每类之下有若干术语,共列2109条。每条之下有简明的解释,指出词语的含义,有的再加申说。如“部曲”条称:“此等幼无所归,投身衣服,其主以奴畜之,别无户籍,唯随本主籍贯。若此之类,名为部曲,及其长成,许得通娶良人。”又“亲民官”条称:“临民之官曰亲。盖亲者,爱也。取爱养兆民之意。”就本书撰写宗旨及全书内容而言,亦可称为“元代官吏手册”,或“元代公文用语辞典”。本书原附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未单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七收入。因该《全集》是一部叙述家规家训之书,往往被人所忽视,且其性质又与《吏学指南》不相近,因此使《吏学指南》这部有价值的书被埋没了六百余年。《贩书偶记》始单独列出,注明为元刊本。作为《全集》本,有元、明刊本。而单行本,始有1951年日本东京东洋史研究会油印本。后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于1979年4月据油印本改版排印,出版了标点本,并改正了油印本中的许多错误,附有《吏学指南笔划索引》,颇便读者。是为目前最好的版本。另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

又名《台湾战纪》。杂史。作者洪弃生。书分上、下两卷,记叙《马关条约》后清政府割让台湾及台湾人民奋起抗日的史实。上卷起自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约割台后台湾民众自议建号民主国,讫于同年9月台南刘永福兵败;下卷叙述刘永福内渡大陆后台湾民众抗日之事,对北部陈秋菊、简大狮,南部林少猫,中部柯铁率众抗日记叙尤详。全书以日军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进行“大扫除”(大杀戮)告终。此书颂扬台湾人民抗日爱国壮行,揭露日军侵台后种种暴行,诚所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下卷所述台湾民众四年抗日的史实,尤为他书所难见。1906年有铅印本行世。1959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将其收入《台湾文献丛刊》第59种出版。

西汉陆贾撰。记刘邦、项羽初起以及汉惠帝至文帝时事。《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隋书·经籍志》作九卷,《旧唐书·经籍志》作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亦作九卷。唐以后散佚。清人有三种辑本，一，清茆泮林从《艺文类聚》、《史记索隐》、《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辑录为一卷,编入《十种古逸书》,并见《龙谿精舍丛书》。二、黄奭辑本，见《黄氏逸书考》。三，洪颐煊所辑，见《问经堂丛书》。其中以茆辑最佳。但佚文数量不多，史料价值亦有限。此为洪颐烜辑本，王利器校订。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专著，原为作者受聘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的一部分。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通史读物。本书叙述了从商朝到东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全书按照朝代顺序编写，但并未均衡笔墨，而是按作者自己的标准选取各朝代重大事件作为主题，着力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全书内容丰富，不仅讲述王朝更迭、政治兴衰，也描述了文化经济的盛衰，还介绍了民俗生活，可谓包罗万象。作者笔下没有艰晦涩难懂的学术词语，也没有枯燥乏味的理论说教，而是以其通俗的文笔、飘逸的文风，将上千年历史描绘得温婉动人，使读者既享受传统历史的博大精深，又领略了文字的优美生动。

洪秀全著。1852年编入《太平诏书》刊行。约写于1847-1848年间。为太平天国重要文献之一。在此篇中,洪氏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塑造了一个创化世界、主宰人间的至高无上的皇上帝。他说:“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生”,“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此外,他又虚构了一个与皇上帝对立的阎罗妖,作为封建社会一切邪恶势力,包括佛道迷信、各种偶像、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总代表,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洪氏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划分为两个鲜明的营垒,使革命有了明确的对象。这表明他的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但是,该书虽然充满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却采用了宗教的形式,从世界观上来说是不科学的,必然要给革命带来消极影响。太平天国最后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洪秀全著。1852年编入《太平诏书》刊行。写于1845—1846年间。是太平天国重要文献之一。它依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实则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的思想,吸取儒家理想社会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应是“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选举上德”,“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和谐的世界。但由于人们“见”小,“量”小,不懂“天下万国实一家”的道理,使“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憎,一出于私”,对同国、同省、同府、同县,同乡、同里、同姓“则爱之”;对异国,异省、异府……异姓“则憎之”,以至“相侵相夺相杀”。洪氏从朴素辩证法观点出发,认为黑暗的世道不会不变,“乱极则治,暗极则光”,黑暗的时代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他号召人们“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变“乖漓浇薄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该书反映了洪氏改造旧社会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出道德救世的藩篱,但从他对黑暗政治的激烈批判,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以及对激发千百万农民群众投入反封建革命,争取自身解放来看,确有启蒙“醒世”的作用。

现存日本最古的史书。系太安麻侣编撰。周作人译。综合日本古代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帝王家谱的书,也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官修史书。作者太安万侣,又名安麻吕或安满。日本奈良前期史官。711年奉元明天皇诏,将宫廷舍人稗田阿礼口诵的《帝皇日继》与《先代旧辞》编写成《古事记》,并撰作序文。720年,也参与《日本书记》的编纂。被一些日本学者誉为“日本史学之父”。本书分上、中、下3卷。序和正文的散文部分用汉文撰写,歌谣和固有名词借用汉语作日语标音,形成一种奇怪的文体,颇不易懂。18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本居宣长著《古事记传》,系《古事记》的注释本。中文有周启明和邹有恒两种译本,前者由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本书记开天辟地至第33代推古天皇统治时期(593—618)的历史。上卷7段。讲述男神伊耶那岐与女神伊耶那美如何结为夫妻,造天地万物,直到海神女儿丰玉比卖生子天津日高日子波限建鹈葺草葺不合命的故事。全系神统谱与神话。中卷7大段。记神武天皇、绥靖天皇以后8代、崇神天皇、垂仁天皇、景行天皇与成务天皇、仲哀天皇、应神天皇。系神话与英雄传说。下卷10大段。记仁德天皇、履中天皇与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清宁天皇与显宗天皇、仁贤天皇以后10代、用明天皇、崇峻天皇、推古天皇。皆以帝王为中心,掺杂一些神话传说。此外书中还留有古歌谣130首。本书的编成,不仅对日本文献编纂史有积极影响,且在文学史上的史料价值高于史学。全书所述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为数不多,但较具体,多为学者所引用。本书也是日本第一部记录皇家家谱之书,但其中多美化和失实。

清末曾纪泽著。纪泽(1839～1890),字劼刚,谥惠敏,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袭一等侯爵。幼聪颖,自学通英文。清光绪四年(1878)出任驻英法大臣,后又兼驻俄大臣。有《曾惠敏公遗集》。日记按年月先后分为九个部分。始于光绪四年七月,迄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1886.12),计60余万字。多记载日常生活、例行事务,并在使事之余,注意考求西方国家“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还较详细地记载了关于与沙俄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的经过。光绪八年曾氏曾将开始出使不到一年的日记以《出使英法日记》名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刊行(曾惠敏公遗集》,收入日记二卷,比《出使英法日记》有所增加,题名《使西日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1985年11月重编《走向世界丛书》,即全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湘乡曾八本堂家藏手写本”《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出版。暂缺光緒十二年日记。

章太炎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于《国民报》第四期。为批驳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作。抨击保皇派拥立光绪,实行君宪谬论;论证革命并非“仇满”,梁氏反对革命,只是“忠爱”于光绪一人而已。

曾国藩日记始记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容涵盖治学内省,为人处事,军事谋略,家庭教育,生活经历等多个方面,是曾国藩人生阅历的主要载体.在治学方面,除记录每天具体的学习内容之外,日记还保存了曾国藩在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治学经验,从日记出发研究曾国藩的治学态度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宣统元年十月中国图书公司印行的手稿本标点，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曾文正公手写日记》校勘。

唐魏徵作。见《全唐文》。系作者于唐贞观十一年(637)进谏的一篇奏章。时天下安宁,生产发展,但唐太宗渐生骄奢之意。作者犯颜直谏,“频上四疏,以陈得失”(《旧唐书·魏徵传》),此系第二疏,故又题《论时政第二疏》。作品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为中心,展开说理,指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而历史上不少当国者,“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因为“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故劝太宗为“君人者”须“十思”,也就是要以知足、安民、养德、戒骄、节乐、勤政、纳谏、律己、赏罚有度等十事自戒,这样,才能“积其德义”,“垂拱而治”。此文词旨剀切,情理交融,气势雄峻,又巧用比喻、排比、用典等法,使议论更加形象、有力而充实。其中“居安思危”、“载舟覆舟”等句,已成千古名句。太宗曾下诏谓:“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后世治国者,亦有以此谏为“自戒”者。清吴楚材、吴调侯评曰:“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古文观止》)

辛弃疾所写关于练兵抗金的奏疏。主要阐述抗金收复中原的主张。在奏疏中,他提出了建立和训练民兵的积极建议,认为“养兵必以民”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宋代，奏议，辛弃疾撰。宋室南渡之后，江南并不太平，因赋敛繁重，百姓苦不堪言，不时揭竿而起。从南宋初年到绍兴五年(1127—1135年），仅长江以南就爆发起义数十次。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更是长期动荡不安，自乾道(1165年)以来，民变蜂起，屡不能禁。湖南大地荒凉萧条，民生凋敝。如何迅速稳定社会秩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如何使湖南境内各族入民安定和睦，是当务之急。1179年三月，辛弃疾从湖北平调湖南，等待他的正是如此棘手的局面。下车伊始辛弃疾就开展调查，结果触目惊心；贪吏阳奉阴违，横征暴敛，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民变一触即发。辛弃疾忧愤难平，于是上书直言，痛陈时弊，深究致盗之由，并给出了止盗之法，所奏即这篇《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1907年，清政府预备立宪，下令于各省设立咨议局。1909年10月，安徽省咨议局正式成立。1909年至1910年间，安徽咨议局曾召开过两次年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策动时任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后改为安徽省临时参事会。该文是针对安徽的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