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传说为秦时隐士黄石公所作，并授之于张良。“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於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宋张商英：《素书序》)。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阐述了道、德、仁、义、礼等道德原则及其具体规范，并说明其对处世和安邦的重要意义。该书六章为“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原始”章概括说明了道德原则：“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其余各章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说明。该书言简单意赅，总结社会政治伦理经验，有不少警人之句。如“亲谗远忠者亡”，“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货赂公行者昧”，“为人择官者乱”，“女谒公行者乱”，“决策于不仁者险”，“厚敛薄施者凋”，(《遵义》)“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安礼》)等等。收入《百子全书》。

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东汉王符著。《后汉书·王符传》：“和、安(东汉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其中《本训》提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生成论，因其将“道”、“器”并列，又有二元论倾向。《卜列》、《巫列》等篇批判了世俗迷信思想。其他大多篇章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风俗教化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广泛的评析。政治上继承先秦“民本”思想，强调“天以民为心”(《本政》)，“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应爱惜日力民时，使“民安静而力有余”(《爱日》)。书中伦理思想丰富，主要见于《论荣》、《考绩》、《思贤》、《慎微》、《爱日》、《交际》、《明忠》、《德化》等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潜夫论》“洞悉政体似《易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注本有清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收入《诸子集成》、《百子全书》。

东汉桓谭著。《后汉书·桓谭传》载：“谭著 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共十六题，分别 是：《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征》、《谴非》、 《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 惑》、《述策》、《闵文》、《琴道》。《琴道》一篇由班固续成。 书中反对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有，无世 而不然”，只有通过人事努力才能使“咎殃消亡而祸转 为福”。反对长生不死的迷信，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 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是人的愿望所无法改 变的。特别突出的地方是阐述了形神关系，指出：“精神 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 空”。书中也有天文学和宇宙论方面的内容。王充认为 《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 不证定”(《论衡·超奇》)。原书已佚。清严可均《全后汉 文》有较详辑本。但严辑本多有附会，近人又从《事类 赋》、《艺文类聚》中辑出部分遗文，与严本校勘出版。

人物故事集。 秦孔鲋(约前264—前208)著。六卷。鲋字子鱼，一名甲。孔子后代，居魏国，魏相子顺之子。承继家学，博通经史。秦并六国，奉诏赴朝廷，官拜少傅。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建议焚书。鲋既惧祖宗遗典灭亡无求，又怕坑儒惨刑，遂携弟子襄，潜居故里，将家中《论语》、《尚书》、《孝经》等书，深藏宅院壁中。然后隐于蒿山， 召弟子百人，亲授其书。陈胜起义，鲋出山为博士，从军反秦。晚年因目疾辞官。鲋闲居故里，搜辑自孔子以来五位先祖言行，成此编。汉时，孔子九世孙太常孔减以所著赋与诗合为一卷，称《连丛子》附其后。全书三万九千余字，二十一篇，有《嘉言》、《论书》、《记义》、《刑论》、《记问》、《杂训》等。主要记载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顺言行事迹。因系孔氏后人追述先祖，故事真情切，生动感人。某些篇章，含有一定进步思想因素，客观上暴露贵族统治者的贪婪与残忍。写作上采取正面叙述人物言行与侧面评论相结合方法，既突出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精神风貌，又显示出很高艺术性。孔子形象尤为具体鲜明，不仅有圣人之表，而且有圣人之德。末为《连丛子》上下二篇,题汉孔臧撰。该书从宋代起就有人怀疑是依讬而作的伪书,现已成定论,然而其中也可能有孔子及其门生的片段著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思想。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南宋汪晫编著。一卷。成书于庆元(1195—1200)至嘉泰(1201—1204)间。传说子思承孔子门人曾子之学而撰有《中庸》，其言行则散见于其他诸书，未能搜罗荟集而独刊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即为子思言行汇编。汪晫未见其本，故别搜集而作此书。凡九篇，析为内、外。内篇为《天命》、《鸢鱼》、《诚明》;外篇为《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合为一卷。此书或采《中庸》，别立名目，如《天命第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明第三》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皆与原书文同。其书颇多疏误。如《孔丛子》一书，朱熹已反覆辨其系伪作，而汪晫采之独多。又往往窜乱原文。若《孔丛子》原作：“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而此书则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原作：“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录之，而“圣”字下多一“区”字， “疑”字上多一“物”字。诸如此类颇多。然此书采摭广博，考订亦不乏精当之处，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对研究子思思想及其师承源流亦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曾思二子全书》收录。

儒学类著作。亦称《扬子法言》西汉扬雄撰。十三卷。《汉书·扬雄传赞》云：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法言》摹拟《论语》，分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等十三目，书末有《法言序》。全书内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认为“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主张“书非经，非书也;言非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提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排斥)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该书通行本有晋李轨注和北宋司马光集注本二种。《四库全书》收录。

一卷二篇，战国时名家著作，尹文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名家：“《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该书至汉末时已“多脱误”，魏黄初时，仲长氏重作编排条次，定为上下两篇。《隋志》、《旧唐志》记为二卷，《新唐志》著录为一卷。今本分“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或即魏仲长氏条次整理后的本子。其篇次割移，杂窜入汉以后文字，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原书。但书之基本内容仍与尹文思想相符，尚可作为研究尹文的资料。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今本《尹文子》为伪托，“非但为后人伪撰，即仲长统之序，亦后人所依托”(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或曰“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亦有认为“精论甚多，其为先秦古籍，毫无可疑”(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该书上篇专论形名。提出名依形而立，名之作用在“正形”，正形必先“正名”，而正名则需对名“察”“检”。他就名与形的关系提出“三科”“四呈”分类法。主张通过正名定分，各得其所。并分析了名实不一的几种形式。下篇则论刑名法术，颇强调以名法治国。其书主体为倡导名家之说，但其所持思想甚杂，“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四库全书总目》)。现存有明万历本，《道藏》本、守山阁本、《四库全书》本等。

清孙星衍辑。嘉庆二十一年(1816)成 书。全书分类编次，共十四篇，十七卷。篇名为劝学、孝 本、五性、六艺、主德、臣术、交道、论人、论政、博物、事 谱、杂事、遗谶、寓言。均采自百家、传记之书所载孔子 微言大义而成。如两书所载有异，则并录之，另一条则 低一字以为别。宋人薛据曾于《春秋繁露》、《韩诗外传》 及《尚书大传》等书中摘录孔子之言，积成一帙，题曰 《孔子集语》。孙星衍即据薛书而推广之，编成本书，故 仍题《孔子集语》。其自纪云：“尝见宋明人格言，世多辑 录刊刻者，先圣遗训，岂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 立身行政之要义，不敢杂以墨家释氏之旨也。”又宋人 杨简编有《孔子逸语》，皆不若本书详赅。有平津馆孙氏 自刻本及《二十二子》本。

三卷。据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说《鹖冠子》一书内容广博，思想宏富。在《天则篇》、《王铁篇》中，阐述的是黄老思想;在 《学问篇》、《度万篇》中，说得是道、法两家之见;在《赵武灵王》、《世兵》等篇目中，是关于兵家的言论。此外，该书还具有浓厚的阴阳五行学思想，这在《泰灵篇》辨水火，《天权篇》“绝道之纪，乱天之文，干音之谓违物之情，天之不纲，其咎躁凶” 中得到反映。《四库全书》将其列入杂家类是很恰当的。关于《鹖冠子》一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自汉以后，就争论不休。北朝的刘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陆佃，明代的宋濂、胡应麟、清代的俞樾、颐煊、孙诒让等人都提出了独到见解。清人姚际恒在 《古今伪书考》中，断定为伪书。近年来，随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代文物的出土，有人据以考证，认为，《鹖冠子》源出秦汉而确保其一部分古论。当然，这些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关于《鹖冠子》的篇数，自 《隋书·经籍志》以下皆作三卷，韩愈记十六篇，陆佃注本为十九篇。其主要版本有：聚珍板本，别六子全书本，绵眇阁本，子汇本，明朱养纯刊本，明刊十行本，闽覆聚珍本，明弘治丙辰杨一清本，明四子本，盛意园藏明刊本二卷，源出宋本，十行十九字。恽薇孙家见明活字本三卷，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注大字低一格，板心有碧云或弘治年或活字本三字，乾隆题诗一首，馆臣有跋。明天启刊本，九子本，《十子全书》本，《诸子汇函》本，《子书百种》本，瓶花斋本，《四部丛刊》 本、《四库全书》本等。

西汉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刘邦之孙)及其宾客所著的一部杂家著作。本名《淮南鸿烈》，自刘向校定后，称《淮南》，《隋书·经籍志》始题作《淮南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内21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篇。该书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中心，但也杂揉了儒、法、阴阳诸家。提出“道”、“气”学说和宇宙生成学说。有“以道绌儒”的思想倾向，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相对抗。该书保留先秦原始资料甚多，其中的自然科学史资料颇为珍贵。《淮南子》体系庞大，内容丰富，自成一家。它对以往文化的搜集整理，较之稷下学派和吕不韦规模更为宏大，概括水平更高。在保存先秦文化，反映汉初精神，开拓西汉中期以来文明等方面，都起了一定历史作用。它又是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对当时哲学所能论及的各种问题作了概括和总结，在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以道连贯起来，形成有内在逻辑次序，前后较为一贯的理论体系。宇宙发生论和形神论超越了前人。在天文、地理、生理、物理等学科上有新创见，从而成为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书中所含有的天人感应、灾异禁忌、神仙长生、人生而静等观点，在当时与后世也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本书版本通行的有《二十二子》、《诸子集成》等本。其历代注本甚多，其中以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最为可读。

是战国时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所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又名《守白论》。《汉书·艺文志》著录14篇，后多散佚。今仅存《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等6篇。其首篇《迹府》是后人辑录公孙龙事迹而成的传记，其余5篇均为探讨哲学和逻辑学问题的著作：《指物论》论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提出共相并非具体事物，但可概括许多特殊事物的观点;《白马论》论证白马非马、白马非白，严格区别事物的差别性;《坚白论》强调坚、白同时分离，可以独立自藏;《名实论》要求名实相符，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固定性，强调立辞不得自相矛盾。这些，对我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都有一定贡献，但其诡辩和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却不可取。该书持论诡诙，辩说奇特，是研究公孙龙名辩思想的可靠资料，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自唐以来，注释本书者甚多，以宋谢希深《公孙龙子注》较为有名。另有近人陈柱《公孙龙子集解》、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庞朴《公孙龙子译注》等注释本。

亦称《商子》或《商君》。中国古代政治学著作。商鞅及其后学著作和言论的汇编。编定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4篇。《商君书》的古本有元刻本、明范钦本(即天一阁本)、清四库本等。通行的注释本为清代严万里的《商君书校》和当代高亨的《商君书注译》。商鞅(?—前338)，战国中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由魏入秦，任左庶长、大良造(相当于宰相)，执掌军政大权。两次变法，使秦由弱变强，封于商，因称商鞅。后被诬害，车裂而死。本书大部分篇章并非商鞅所作。“垦令”、“内外”、“靳令”、“开塞”、“耕战”等篇出自商鞅之手，“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的言论，其他为商鞅后学所著。但《商君书》各篇在内容和体例上首尾一贯，与商鞅变法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基本相符。其主要内容有：1.“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不法古，不修(循)今”的历史进化观以及利益说和力的原则。2.“画策”等篇论述了“不贵义而贵法”，以法治国、反对儒术的思想。3.“农战”等篇提出了兴国以农战、奖励农耕与兵战的法家主张。4.“赏刑”等篇提出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以刑去刑”的主张。5.“弱民”等篇提出了“民弱国强”，使人民俯首听命、无力反抗的“弱民”观点。本书所提出的思想和主张，为后期法家韩非等人所继承，也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

二篇，春秋后期名家重要著作，邓析著。邓析的著述在汉以前流传情况不详。至西汉末刘向校书，“以相校除复重，为二篇”，其篇目为“无厚”、“转辞”。《汉书·艺文志》“名家”著录：“邓析二篇。”后隋唐史志俱录。然原书内容在汉以后渐散佚，仅存篇名。一般认为今本《邓析子》内容为隋唐之际人所伪撰。因今本不可据，故《邓析子》之学说，只能就汉以前其它书籍征引论述之言讨论。刘向云其书“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所谓“两可”，《吕氏春秋·离谓》记有邓析“两可之说”故事：言一物仅有一买方和一卖方，双方都急于成交。因买方急于买，卖方可以要高价而不急;买方也可因卖方急于卖，自己可以压价而不急。此两可之例是对矛盾的双方俱急这一角度开始分析，而得出俱可不急的结论，于是论题便显示为双方又急又不急。“是有(又)不是，可有(又)不可，是名两可”(鲁胜《墨辩注叙》)。书中另一重要内容为讨论“无厚”，“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刘向《校上邓析子叙》)。邓析此论的具体情况不见史载。但书中所提出的“无厚”命题，至战国时则成名辩学派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涉及哲学上“名”与“形”、“无穷大”与“无穷小”等关系。荀子说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所指出的一些与邓析相关的论题，如“山渊平，天地比”之类，由于已为惠施等辩者所展开讨论，故其出自《邓析子》原书中的部分已难确认了。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写的一部政论文汇编。又名《吕览》。约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原书分“十二纪”六十篇，“六论”三十六篇，“八览”六十四篇，加“序意”一篇，计有一百六十一篇。但因“八览”亡一篇，故现存一百六十篇，合为二十六卷。《吕氏春秋》一向被视为先秦杂家的著作，但这是综合各家思想之所长，具有基本统一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的著作，而不是各种思想学说的机械拼凑。本书以道家为主，儒家为辅，兼采墨、法、名、农各学派学说，集先秦诸子之大成，可以说是杂家的代表作品。书中保存了先秦各学派的许多资料，汇集了先秦各派比较进步的思想，如道家的“贵生”、墨家的“薄葬”、法家的“察今”、农家的“上农”等，惟于鬼神迷信所不取。此外，还保存了不少古史旧闻，以及天文、历数、农医、音律等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是一部有多方面价值的古代文献。《吕氏春秋》是从先秦向西汉过渡时期的产物，要了解先秦和秦汉的哲学史、思想史，都不能离开《吕氏春秋》。它的许多珍贵的思维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东汉高诱曾为此书作注，对本书的整理和保存作出过重大贡献。近人许维遹(yu)根据七十九家校注作的《吕氏春秋集释》考证比较详，颇利于阅读。

西汉著作，桓宽编著，共10卷60篇。内容主要是记述了西汉始元6年(前81年)，汉昭帝召集郡贤良、文学60余人，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辩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的情况。史称这次辩论为“盐铁会议”。会议中，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提出“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则认为盐铁官营政策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内容还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从伦理思想方面看，贤良文学发挥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夫礼让为国者，若江海流，弥久不竭，其本美也”(《诛秦》);御史大夫桑弘羊则颂扬秦国的法制强力，“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同上)。《汉书·艺文志》和隋唐《经籍志》均有收录，并有《四库备要》和《诸子集成》本。

又名《孙卿子》、《荀卿子》。战国时荀况所撰的先秦理论散文作品。战国末期儒家重要著作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为33篇，但西汉刘向《荀卿新书叙录》中载其整理后得32篇。今传本是唐杨倞的译本，以文字繁多，分为二十卷，称《荀卿子》;宋以后通称《荀子》。其中《大略》、《法行》等七篇，或系其门人所记。全书体系严整，贯彻了作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在天道观上，把“天”解释为自然界，认为“天行有常”，人定胜“天”。在认识论上，提出唯物主义的世界可知论，强调“物理可知”，主客观接触才能构成认识。还提出了正名论的逻辑思想，强调名实必须相符。在人性论上，宣扬“性恶”说：此说虽属唯心主义，但他所揭示的教育作用，却有其合理之处。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军事理论等方面，也都有一些值得令人重视的见解。本书不但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有助于研究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本书后人注释甚多，主要有杨倞《荀子注》、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等。

墨家经典的总汇。先秦理论散文著作之一。旧题战国鲁墨翟撰。《汉书·艺文志》著作七十一篇，宋时亡去十八篇，今存五十三篇。大部分是墨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论述的墨子言行录。其中《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节用》等篇，代表墨子的主要思想。《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为后期墨家著作。后人称为《墨经》，基本概括了墨家学说和主张。主要有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思想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研究成果。《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全讲机械制造和守城之术，是墨子及其弟子的军事思想史料。有人认为是汉人编撰。此外，《亲士》、《修身》等篇杂有道家和儒家思想。本书对研究先秦政治史、哲学史、思想史、科学史、军事史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清代学者对《墨子》做了一些疏证工作。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是比较完善的注本，疏证文字，颇为精详。近人吴毓江《墨子校注》，亦便于阅读。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更是文义浅近，易于学习。

原名《韩子》，战国末年韩非撰著的理论散文作品。作者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御臣方法)和列子的“势”(统治的权力)而提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方法，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被公认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的是帝王以权势和御下之术来保证独裁一切。他所说的“法”最要紧处是帝王赏罚有度，实际上是术的补充。由于韩非切于政治的实行不以理想代替现实，所以能客观地揭露现实封建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人际关系，有唯物论倾向。他又以道家学说为理论基础，故立论剖析，时有辩证法因素。《汉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共55篇，与今本相符。所收篇章大部分为韩非所作，仅《初见秦》、《解老》等数篇疑为后搀入。特别重要的篇章有《孤愤》、《难势》、《问辩》、《定法》、《五蠹》和《显学》等，提出一套“法”、“术”、“势”并用的法治主张。书中保存了有关韩非的思想及古代历史的许多珍贵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严谨细密，语言锋芒犀利，善于辨析事理，逻辑性强，而且富有文采，对后代说理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本书注本甚多，以清王先谦《韩非子集解》最为通行。近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资料搜集得比较完备，梁启维《韩子浅解》，注释比较详明，便于参考。

是一部颇富政治思想性而又比较接近历史小说的政论著作。旧题春秋时齐人晏婴撰，实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作——作者当是一个熟悉晏子生平言行和民间士大夫传说的人物。成书约在战国末期，书名始见于《史记·晏婴传》。《汉书·艺文志》只称《晏子》(无“春秋”二字”，是否即今传本，可疑)，列于儒家著作之内。全书八卷二百五十章，计分内外篇：内篇包括《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卷，多有崇尚节俭之说;外篇二卷，所记乃西汉刘向编校本书时所说的“又有复重文辞颇异”和“又有颇不含经术”之内容，其中《仲尼之齐欲封节》与《墨子·非儒》相同。全书所叙皆晏婴之遗事。本书以晏婴作为中心人物，写得生动形象，实乃先秦著作中罕见之作。书中对奴隶主的穷奢极欲，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丑恶，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对劳动人民的籍(赋税)重狱多，拘者满围(牢狱)，怨者满朝等情况作了真实的反映。本书在认识论上，提倡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在社会观上，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之说;在学派关系上，《内篇》多孔子称许晏婴之语，《外篇》多晏婴抨击孔子之语。注本有今人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上下册。其书汇集了二十四个刻本和二十几家的校注，并把《晏子春秋》的资料，分为佚文、集语、事迹。有关晏子学说学派讨论、有关《晏子春秋》考辨、重言重意篇目表六类，辑附于后，颇便检阅。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

宋朱熹撰。全书7卷。此书属《四书集注》一种。书中采录古注，融会诸儒之说;阐发义理，重视名物词义训解，颇有精到之处。孟子集注考证 注释书。宋末元初金履祥撰。成书年代不详，据金氏年谱考，当不迟于至元十七年(1280)。7卷。本书名为考证实为疏，因朱熹《孟子集注》多因门人之问而更定，其问所不及者则未加修改，部分史实、名物也略而不注，故本书对《集注》中文义详明者不复赘述，而摘部分章句作补充疏解。引证前代训诂成说，前人评注，且加作者疏语。有对文字形、音的校正，多音字、方言的辨析，又有对古书训诂条例的阐发，章指或有可言者亦抒发己见。有金氏祠塾刊本。

南宋朱熹撰。十卷。此书大略本程氏学，通取注疏古今诸儒之说，间断以己见。其编著历四十多年。早在当朱熹年三十四岁时，就编成《论语要义》，其本不传。至四十三岁，复取二程、张载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名曰《论孟精义》。其后，又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之意为《或问》。时年朱熹四十八岁。《论语集注》之最后定稿，虽征引诸家，自汉以下，凡三十余人，但其自出心裁，无所羁牵，于二程门下诸人，多所摒弃。而所引诸家，亦或因其说有病，而于增损改易。《集注》之作，考据与义理并重;固然重义理发挥，但也注意文字训诂，而不拘泥于名物训诂。后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合刊，名为《四书集注》。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中庸章句》出自《四书集注》。《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儒家修身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并把修己与安百姓联系起来,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其修身思想集中地展现在古本《大学》之中。朱熹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并运用理学思想对古本《大学》加以诠释与补充,著《大学章句》,称此书为"初学入德之门",并使古本《大学》"亲民"的思想发生转向,把《大学》是一种"帝王之学"转变为人人皆能成为圣贤的"大众之学",具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大学章句》的修身思想强调修己、治人,并且要实现"止于至善"的社会理想,可以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消除道德危机提供借鉴。对《大学章句》修身思想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其修己、治人、止于至善的精神内涵,发掘其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为今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