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完成征服君士坦丁堡这一伟业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是穆罕默德一世的孙子、穆拉德二世的儿子。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统治国家30年，以崇尚荣誉和公正著称。他真诚而质朴，关心人民的疾苦，因而也赢得了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爱戴和尊敬。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然而，战争和战争的威胁却一直笼罩着他。他渴望和平，因为在他的父亲结束了十多年的分裂局面之后，奥斯曼帝国需要时间来恢复内部的秩序和安定。他渴求和平，也有他个人的因素，因为他喜欢闲适而恬静的生活。他不仅追求感官上的快乐，同时也享受精神和心灵上的愉悦。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追求，他曾经两次宣布将大位让给他年轻的儿子，只不过每一次都被迫收回成命。
从穆拉德二世即位伊始，他的和平梦想就不断被欧洲和亚洲的敌人打破。敌人的威胁迫使他采取行动，并且激发出他与生俱来的战斗热情和军事天赋。不过，他也尽可能避免将他的士兵置于危险之中，在与对手磋商谈判时务实公正，在履行和约时诚实守信。
他先是在近卫军和乌理玛的支持下挫败了一次叛乱。叛乱的领导者曾在其父穆罕默德一世在位时于拜占庭皇帝的羽翼下避难，此时却想要与他争夺苏丹的大位。挫败叛乱后，穆拉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了围攻，第一次动用了可以轰击城墙的火炮和可以移动的攻城塔。不过，据说希腊人目睹了圣母玛利亚现身的神奇景象，在守城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此同时，穆拉德又因为亚洲的事务分心，只好解除了围困。从此以后，一直到穆拉德的儿子即位，君士坦丁堡有一代人的时间都没有遭到奥斯曼人的围攻。此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已死，穆拉德便与曼努埃尔的继任者约翰八世签署了和约。这一和约延缓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但也让拜占庭帝国距离被彻底征服又近了一步——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这个帝国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土地了。
穆拉德率军进入安纳托利亚，前去镇压又一场叛乱。他的弟弟穆斯塔法（Mustafa）公然反对他，当地的王公贵族也都起来作乱。尽管穆斯塔法有卡拉曼尼亚人的支持，但他还是被穆拉德迅速击败，随即被绞死。穆斯塔法叛乱的幕后主使是“伟大的卡拉曼”，一个难以驾驭、总是试图与“伟大的土耳其人”[1]掰掰手腕的附庸。后来，他又策动了两次叛乱，也都遭遇了失败，但每次穆拉德都宽仁地允许卡拉曼尼亚维持其附属国的地位，没有将其领土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与此同时，穆拉德把安纳托利亚西部剩下的各个公国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此时，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在欧洲与奥斯曼人为敌，他们试图把拜占庭帝国之前丢掉的土地夺到自己的手中。匈牙利人梦想打造一个包含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泛斯拉夫帝国，而威尼斯人则想取得海上的霸权。就在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将萨洛尼卡——这座重要的港口一直是奥斯曼人和希腊人争夺的焦点——卖给威尼斯共和国之后，穆拉德被迫采取了行动。1430年，他攻占了这座城市，并将该城连同周边的地区都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穆拉德禁止士兵屠杀当地的居民，他还在和约中允许威尼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自由通行，从事海上贸易，并且承诺奥斯曼人不去袭扰飘扬着圣马可旗帜[2]的岛屿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堡。
匈牙利人染指巴尔干地区的热情则随着西吉斯蒙德国王之死而重燃。1437年西吉斯蒙德驾崩，没有留下任何男性子嗣，导致国家陷入持续的动荡。穆拉德为了确保多瑙河以南的领土安全，加强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控制，在第二年出兵占领了塞曼德里亚（Semendria），并赶走了塞尔维亚大公[3]焦尔吉·布兰科维奇（George Brankovitch）[4]。穆拉德原本允许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河畔兴建这座坚固的城堡，但是随着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实力的增强，穆拉德对他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而塞尔维亚大公也的确试图与匈牙利人结盟并争取他们的援助。穆拉德围攻贝尔格莱德数月，没能攻占这座核心城市。不过，随着西吉斯蒙德的去世，穆拉德还是得以巩固自己对瓦拉几亚的控制。同时奥斯曼劫掠者又恢复了渡过多瑙河进入匈牙利境内劫掠的活动。此时，苦于内乱的匈牙利人急需一个统治者，最终决定邀请波兰国王做他们的君主。就这样，波兰国王瓦迪斯拉夫三世（Władysław III）成了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共主。他的麾下涌现出一位匈牙利民族英雄——匈雅提（Hunyadi），这位军事领袖将在未来的20年中成为土耳其人的梦魇。
匈雅提也被称作亚诺什·科尔维努斯·匈雅提（John Corvinus Huniades），土耳其人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扬科”（Yanko）。匈雅提出身于罗马尼亚贵族世家，其家世十分神秘。瓦迪斯拉夫国王很高兴地委托他管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大片领土，后来又让他负责掌管匈牙利。对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来说，匈雅提就是具有浪漫色彩的“白衣骑士”，总是穿着闪亮的银色盔甲，率领手下的骑兵发动冲锋。凭借战场上的功绩，他如同及时雨一般给基督教世界东部的人们带去了希望。人们希望他能够将这片土地从奥斯曼异教徒手中永久解救，并使其重新获得统一。负责匈牙利南部200多英里边境防务的匈雅提，对阵奥斯曼军队取得了几次标志性的胜利。他不仅让奥斯曼人损失惨重，还用他夺取的奥斯曼旗帜和战利品装点了匈牙利的基督教教堂，从而激发了基督徒的热情。人们相信，匈雅提或许就是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尼科波利斯战役的战场上返乡途中留下的私生子。无论如何，他现在的确也在仿效西吉斯蒙德国王，打算组织一支新的十字军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
教皇的特使、枢机主教朱利安（Julian）亲自来到军中，祝福了他们。除此之外，匈雅提再也未能得到任何来自西方的支持。于是，十字军只好在匈牙利和波兰募集人手，瓦拉几亚人后来也加入进来。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提供了一些援助。尽管如此，十字军的进攻还是取得了成功。1443年，他们渡过多瑙河，夺取了尼什，但奥斯曼守军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占领了尼什，塞尔维亚大公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得以恢复他的领地。接着，十字军夺取了索非亚，然后又十分勇敢地翻越了冰封雪盖的巴尔干山脉，抵达了南部山脚下的色雷斯平原。
他们行军的山路经常被土耳其人用落石封堵；还有一次，整夜的山洪在山的侧面形成了一堵堵的冰墙和一条条的冰路。十字军在这次远征中留下了史上罕见的英勇事迹。但是，在圣诞节当天取得了一场胜利之后，他们还是被恶劣的天气打败了。考虑到越来越难以为继的补给和来自土耳其人越来越大的压力，匈雅提命令军队撤退。匈雅提的部队饥寒交迫，皮包骨头，最后抵达了布达城。在瓦迪斯拉夫国王的引导下，他们唱着基督教圣歌，挥舞着缴获的奥斯曼旗帜，徒步进城，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夹道欢迎。他们在大教堂举行仪式，感谢上帝在这极端危难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帮助。
爱好和平的穆拉德没有跨过多瑙河去追击十字军。他与匈牙利人在塞格德（Szeged）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和约。根据这份和约，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摆脱了奥斯曼帝国附庸国的地位；匈牙利人则同意不再越过多瑙河，或是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提出任何诉求。瓦迪斯拉夫和穆拉德分别向《福音书》和《古兰经》起誓。
穆拉德在恢复了国内的统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步骤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增加近卫军的人数，并扩大他们的职责范围。现在，他不仅从年轻的俘虏中挑选近卫军的兵员，还从各个省份的基督徒人群中进行遴选。在直接听命于苏丹的西帕希骑兵和同样是奴隶出身的军事行政人员的辅助之下，近卫军的规模曾达到约7 000人，成了国家的重要支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穆拉德二世都弥补了巴耶济德留下的创伤，为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穆拉德第一次萌生了远离政务、在亚洲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行宫里过归隐生活的想法。作为准备，穆拉德把他12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召到阿德里安堡，让他在大维齐尔钱达尔勒·哈利勒帕夏（Chandarli Halil Pasha）的监督下掌管帝国欧洲部分的事务。然而，此举引发了哈利勒和其他维齐尔的顾虑。他们认为，尽管穆罕默德是一个机警而早熟的男孩，但还不足以担此重责大任。
穆罕默德二世的出生被认为是一件不祥的事情。当时正在闹瘟疫，他父亲有两个兄弟死于这场瘟疫。他的童年很不愉快。他是他父亲的第三个儿子，但父亲更偏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艾哈迈德和阿里。他也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帝国的接班人。艾哈迈德和阿里二人的母亲都来自地位显赫的家族，而穆罕默德的母亲只是一名女奴，而且很可能是一名基督徒。因此，穆罕默德与其父和祖父截然不同的性格可能就来自他母亲的血统。
穆罕默德是被保姆带大的。在他2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阿里就离开了阿德里安堡，被送到了阿马西亚（Amasya）。这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多山省份，夹在中部高原和黑海海滨之间，他们14岁的长兄在这里做总督。在这里，居住着古老而具有影响力的奥斯曼人家族，穆拉德的父亲就曾与这些家族中的一个联姻。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一个宗教中心，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和从波斯而来的非正统的托钵僧教派在这里都很活跃。穆拉德本人就出生在这里。他开启了一个惯例，把他的儿子们纷纷送到远离首都的亚洲省份，在值得信赖的官员的看护下长大成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让他的儿子们远离人群和首都附近可能发生的叛乱。穆拉德的这种做法也得到后世一些苏丹的效法。这种防范叛乱的做法要比其祖父巴耶济德开创的兄弟相残的做法文明得多，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后来把后一种做法变成了金科玉律。
不过，穆罕默德的兄长们都早早去世了。艾哈迈德在十几岁的时候突然死在了阿马西亚。穆罕默德接替他成为该省的总督，而他的另一个哥哥阿里则被送到马格尼西亚去做总督。又过了两年，穆拉德命令两个儿子互换位置。几年之后，身在阿马西亚的阿里不明不白地被扼死在自己的床上。这让他的父亲十分悲痛，因为据说他是穆拉德最疼爱的儿子。
此时，11岁的穆罕默德成了帝国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的父亲将他从马格尼西亚召到了阿德里安堡。穆拉德很快就震惊地发现这个儿子缺乏教育。穆罕默德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孩子是个很难办的学生，他不爱学习，特别是对宗教教育反应冷淡。于是，他的父亲挑选了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古拉尼（Ahmed Kourani）的著名毛拉[5]来指导他学习《古兰经》和宗教知识。古拉尼是库尔德人[6]，曾在开罗学习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教神学，此时则在布尔萨一处著名的神学院里授课。
据记载，苏丹给了古拉尼一根棍子，准许他在必要的时候对皇子施以体罚。这位毛拉手里拿着棍子去面见皇子，并对他说：“您的父皇派我来教导您，但如果您不听话，我也要处罚您。”穆罕默德闻言大笑。于是，毛拉用棍子将他痛打了一顿。从此以后，穆罕默德就对他的老师毕恭毕敬，很快就跟随他掌握了《古兰经》的知识。在多位著名学者和顾问的教导下，穆罕默德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除此之外，穆罕默德还在阿德里安堡的宫廷里向他的父亲学习政务。在穆拉德到亚洲隐居之后，大维齐尔哈利勒和穆罕默德自己的侍臣就成了穆罕默德的老师。傲慢而早熟的穆罕默德很快表现出了我行我素的一面，想要甩开哈利勒。他父亲离开阿德里安堡不久，穆罕默德就因为支持一个异端宗教运动而惹出了一场风波。当时，有一位波斯传教者在阿德里安堡活动。他是一个托钵僧教派的领袖，宣扬各种非正统的观点，还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穆罕默德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欢迎此人进入自己的宫廷。这样一来，此人在阿德里安堡城中居民里也收获了更多的受众。
这引起了以大穆夫提（Grand Mufti）[7]和身为传统穆斯林的大维齐尔哈利勒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正统派的警觉和愤慨。在诱使这名波斯人说出一些异端观点之后，他们立刻逮捕了他。但是，这位波斯传教者设法逃走了，并且躲进苏丹的宫殿里寻求穆罕默德的庇护。然而，迫于压力的穆罕默德不得不把他交了出去。大穆夫提在清真寺的讲坛上公开谴责了这位传教者，后者随即被群情激奋的民众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那位大穆夫提给火堆添柴添得兴起，以致靠得太近烧焦了自己的胡子。这位传教者的追随者也被斩尽杀绝。这场风波表现出穆罕默德本人对波斯人的偏爱和对非正统观点刨根问底的兴趣，但也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忧虑。帝国的年轻继承人与宗教和行政集团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糟糕的开端。尊严受到伤害的穆罕默德在心里播下了怨恨的种子，他永远也不会原谅哈利勒。在经历了这样的危机之后，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依靠自己的穆罕默德，与他人愈加疏离。
不久之后，他的这种性格就导致了近卫军的一次叛乱。近卫军尽管对穆拉德忠心耿耿而又充满爱戴之情，但不愿意听命于他毫无经验而又飞扬跋扈的年轻儿子。他们先是要求增加军饷，接着在要求被拒绝后起兵叛乱。他们在阿德里安堡纵火，大火烧掉了城里的市场区。接着他们又四处劫掠，滥杀无辜。他们叛乱的首要目标就是想要加害穆罕默德的私人顾问、宦官奇哈布埃丁帕夏（Chihab-ed-Din Pasha），后者不得不躲到宫里避难。最终，穆罕默德不得不选择妥协，同意了他们增加军饷的要求。
但是，这段插曲不仅进一步撕裂了哈利勒和穆罕默德之间的关系，也暴露了一个新的矛盾之源。自从穆拉德重构了近卫军征兵的体系，并且将征召基督徒这一做法的应用范围从军事方面扩展到行政方面，这个新的矛盾之源就在不停地生长，并最终使得包括奇哈布埃丁在内的基督徒归顺者逐渐攀升到国家权力机构的顶端。他们的晋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损害以钱达尔勒·哈利勒为代表的穆斯林统治阶层的利益。这些古老的穆斯林家族发现自己逐渐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很有可能，正是哈利勒本人怂恿了这场近卫军针对奇哈布埃丁的叛乱，以此来宣示自己的权力，并且给年轻的穆罕默德一个教训。老权贵与新权贵、传统的穆斯林与归顺的基督徒之间的斗争可能会成为一种威胁帝国行政体系统一性的内部因素。而这种矛盾可能也是穆拉德决定退隐的原因之一——他本人不想牵扯其中，于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哈利勒去解决。
但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穆拉德的第一次隐退只持续了三个月。匈雅提领导的战役在基督教世界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各种援助的承诺纷至沓来，其中还包括一支前来保护达达尼尔海峡通行安全的海军。基督教世界对匈牙利人与穆拉德签订的和约十分不满。正在动员军队准备在摩里亚作战的拜占庭皇帝写信给瓦迪斯拉夫，恳求这位“基督教之盾”一定要保持坚定。于是，瓦迪斯拉夫没有正式批准这份和约，反而宣布要继续推动十字军的事业，“把异教徒赶出欧洲”。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教皇的特使枢机主教朱利安的影响。
主教朱利安认为，此时的穆拉德还远在亚洲，而且由于基督教国家的海军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他也只能暂时留在亚洲。于是，主教朱利安提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承诺是无效的，并根据这个看似有点道理的观点，宣布瓦迪斯拉夫不必因为背弃了“与基督的敌人之间令人不快而亵渎神明的誓约”而承担发伪誓的罪责。这份以《福音书》之名义签订的和约，被以圣三一[8]、圣母、圣埃蒂安（St. Etienne）[9]和圣拉斯洛[10]的名义宣布无效。而十字军的目标上升到了“追寻荣耀与救赎”的高度。就这样，欧洲人再次集合起来，把矛头指向了奥斯曼人。在十字军中，瓦拉几亚人占到了半数，塞尔维亚人却没有参与其中。塞尔维亚大公布兰科维奇认为，这份和约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他不同意废除它，并且假装保持中立。对基督徒来说，胜利的所有希望都建立在苏丹和他的大军无法抵达欧洲这个前提条件上。
然而，就在1444年11月，穆拉德突然在瓦尔纳（Varna）出现在十字军面前。他贿赂了两面三刀的热那亚人，从他们那里弄到了船只，借着有利的风向躲开了基督教海军的监视，成功渡过了海峡。穆拉德的大军在海岸火炮的支援下对阵基督徒时拥有三比一的人数优势。在战斗中，穆拉德的近卫军像栅栏一样顽强地顶住了基督教军队的猛攻，在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伤亡之后，穆拉德赢得了胜利。瓦迪斯拉夫从战马上跌落下来，在战斗中被杀。随后，奥斯曼人把他那还戴着头盔的头颅插在了矛尖上，又在旁边另一把长矛上插上了那份被撕毁的和约的副本，以此象征基督徒的背信弃义。怂恿瓦迪斯拉夫撕毁和约的主教朱利安从战场上逃走，从此不知所踪。匈雅提和瓦拉几亚人的领袖弗拉德·德拉库尔（Vlad Dracul）一起逃走。出于往日的仇怨，弗拉德·德拉库尔在瓦拉几亚将匈雅提扣押了一段时间。战役结束后，瓦迪斯拉夫国王的头颅被浸泡在蜂蜜中，送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旧都布尔萨。在河水里洗净后，他的头颅又被插在长矛上游街。
穆拉德的胜利使他恢复了对多瑙河以南地区全部领土的控制。这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彻底隐退了。于是，在1444年的年底，他正式宣布退位，让位给穆罕默德。此时的穆罕默德不再仅仅是名总督，而是拥有了苏丹的全部权力。穆拉德在安纳托利亚的马格尼西亚附近辟出三个地区作为他的私人领地，但这些地方仍然处于其子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为自己创造了宜人的居住环境：兴建了一座可以俯瞰广阔河谷的崭新宫殿，宫殿内还有幽雅的花园。在诗人、潜修者、神学家和学者的陪伴下，穆拉德像他的加齐祖先们一样过上了一种理想的宗教兄弟会式的生活。他学习、写作、冥思，像托钵僧一样苦修。他想要把土耳其语变成一种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截然不同的文化表达的媒介。他还推动了土耳其历史研究界的一场新运动，让他们开始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去挖掘奥斯曼一世的杰出先祖的生活经历和乌古斯部落的起源。那些偶尔可以得到穆拉德接见的外国使节回忆说，他从来不在正式的接待场合会见外国使节，而都是在私人的房间接待他们。
然而，应哈利勒的要求，穆拉德在1446年的春天再一次回到了阿德里安堡。此时，哈利勒与年轻的穆罕默德之间的关系已经越发恶化。穆拉德以其朴素而平易近人的风格一如既往地获得了市民们的欢迎。穆拉德第二次归朝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穆罕默德全然不顾奥斯曼军队正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两线作战的局面，提出了一个不明智也不切实际的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再一次导致了纷争：哈利勒希望维持和平的局面；而军队的一些指挥官希望开战，并且得到了好斗而年轻的储君的支持。但是，好战派没能较量过哈利勒，后者获得了近卫军和穆拉德本人的支持。穆拉德决定重掌大权，穆罕默德则被迫退隐到马格尼西亚去，在那里好好悔过，并且学会控制自己受挫的野心，他的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穆拉德在五年后去世。
重回宝座的穆拉德再一次不情愿地把注意力投向了战场。此时的匈牙利十分平静，但拜占庭帝国的几位亲王[11]试图恢复帝国在摩里亚的势力，迫使穆拉德不得不出兵入侵希腊。他成功地攻破了用来守卫科林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12]的坚固的赫克萨米利翁之墙（wall of Hexamilion）[13]，然后纵兵在摩里亚大肆破坏。他将希腊人在这里建立的亲王国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实质上的附庸国，并把被希腊人赶走的拉丁人附庸接回来重新掌权。
此时，在阿尔巴尼亚又出现了新的冲突。在那里，出现了一位堪比匈牙利的匈雅提的英雄，站出来反抗土耳其人。此人名叫乔治·卡斯蒂利奥塔（George Kastriota），是一位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基督徒大公的儿子。他作为人质在苏丹的宫廷里长大并接受教育。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还曾在奥斯曼军队中服役。在军中，他获得了伊斯坎德贝伊（Iskander Beg）的称号，意为“亚历山大大人”，因此他后来又被称作斯坎德培（Skanderbeg）。[14]作为一位勇敢的爱国者，斯坎德培从奥斯曼军队中出逃，决定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和祖国而战。他率领勇武的阿尔巴尼亚同胞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正好与匈雅提遥相呼应。1448年，这两位首领联合起来，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支持下又一次发动了对土耳其人的进攻。然而，穆拉德很快就在科索沃的古战场击败了对手；60年前，他的祖先穆拉德一世就是在这里打败了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却又在胜利后血洒疆场。60年后，穆拉德二世的胜利注定了塞尔维亚彻底沦亡的命运；匈牙利人遭到重创，在短时间内无力进犯；波斯尼亚则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不过，斯坎德培以坚不可摧的克鲁亚（Croia）为大本营，在接下来的20年里依靠游击战粉碎了奥斯曼人一次次的来犯，无论是步入暮年的穆拉德，还是随后继位的穆罕默德，都未能征服阿尔巴尼亚。此时，身在马格尼西亚的穆罕默德喜欢上了一位名叫居尔贝哈（Gülbehar）的女奴。这位可能出自阿尔巴尼亚或希腊基督徒家庭的女孩为穆罕默德生了一个儿子，即后来的巴耶济德二世。穆拉德认为，以这个女孩的出身，她不能做穆罕默德的新娘。于是，在年轻的皇储年满17岁之后，穆拉德为他安排了一桩更般配的婚姻，让他正式迎娶了一位重要的土库曼王公的女儿西特（Sitt）。但是，穆罕默德从未喜欢过她，而她也没有给穆罕默德生儿育女。后来，在穆罕默德把宫廷迁移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把西特皇妃留在了阿德里安堡的后宫里。在他后来男性气息十足的生活之中，再也没有哪个女人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晚年的穆拉德开始变得对儿子更加友好。穆罕默德有时候会来到阿德里安堡拜访他的父亲，并且陪同他参加了几次战役。在科索沃战役中，穆罕默德负责统率安纳托利亚的部队，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洗礼。1450年，穆罕默德又和他的父亲一起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了以失败告终的克鲁亚围城战。当穆拉德于次年因中风去世的时候，穆罕默德正在马格尼西亚。据说，在接到噩耗之后，穆罕默德立刻跳上他的阿拉伯马，呼喊着“爱我的人，都跟我来！”一路朝北，向着赫勒斯滂疾驰而去。
他在加里波利耽搁了两天，等候他的随从，接着又继续赶往阿德里安堡。在那里，他在文武百官的见证下登上了宝座。穆罕默德发现哈利勒以及先皇的密友、官居次席维齐尔的伊沙克帕夏（Ishak Pasha）站得有一点远，似乎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便通过宦官总管叫他们到惯常的位置上去。接着，他宣布哈利勒继续担任大维齐尔；他又任命伊沙克为安纳托利亚总督，负责将先皇的遗体运到布尔萨去。
接着，穆拉德那位出身于奥斯曼贵族家庭的遗孀走上前来，为先皇的驾崩表示哀悼，并祝贺穆罕默德荣登大宝。而就在此时，她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艾哈迈德（Ahmed）被穆罕默德派去的手下溺死在了浴盆里——这位女奴所生的苏丹就用这样的骨肉相残的行径杜绝了争权的危险。随后，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就被送到安纳托利亚，被迫嫁给了总督伊沙克帕夏。
后来，穆罕默德在布尔萨再一次遭遇了近卫军的反叛。他果断地镇压了叛乱，将许多人逐出近卫军，但又为余下的人增加了军饷。这一精明的权宜之举却变成了后世苏丹即位后的惯例。与此同时，他又从宫中的猎手和养鹰人中挑选人手，组建了一些新的军事单位。他让这些军事单位为自己的家族服务，并从中挑选军队的统帅。近卫军经过重组之后，成为奥斯曼军队更加强大的核心。很快，穆罕默德就做好了准备，去完成那项他早就下定决心要完成的伟业——攻克君士坦丁堡。
[1] 指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2] 即威尼斯共和国的旗帜，其上有象征威尼斯主保圣人圣马可的飞狮图案。
[3] 此处的“大公”原文为despot。Despot最初为拜占庭帝国中通常封给皇子的贵族头衔，地位仅次于皇帝和共治皇帝，相当于“亲王”；后来，拜占庭帝国的一些皇子在摩里亚和伊庇鲁斯拥有行政管理权，但仍然保有原本的despot称号，表示其级别仍然低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后来这种用法被塞尔维亚等国借用。塞尔维亚强盛时，其君主自称国王；但在臣服奥斯曼帝国之后，其君主只能使用较低一级的称号despot，其意义与西欧的“大公”比较接近。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despot一词并无现代意义中的暴君之意。
[4] 此人即前文中塞尔维亚贵族武克·布兰科维奇的儿子。科索沃之战中，武克率领1万余士兵临阵撤退，这是拉扎尔大公战败的其中一个原因。
[5] 毛拉是伊斯兰教内学者或宗教领袖的称号。
[6] 库尔德人是一个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人口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
[7] 大穆夫提是伊斯兰国家中伊斯兰教法的最高权威。在奥斯曼帝国中，穆夫提和卡迪都是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穆夫提地位高于卡迪，他们都是伊斯兰神职人员乌理玛群体的成员。大穆夫提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高等官职、乌理玛的领导者，有赋予和剥夺苏丹皇位合法性的权威。
[8] 即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和圣灵。
[9] 即圣司提反（Saint Stephen），基督教会首位殉道者。
[10] 即拉斯洛一世，11世纪晚期的匈牙利国王。他于12世纪晚期封圣，成为在匈牙利广受喜爱的圣徒。
[11] 如前注，此处的亲王，原文亦为despot。
[12] 科林斯地峡是位于希腊南部连接欧洲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峡。
[13] 这一名称意为六英里长的墙。
[14] “伊斯坎德”是东欧和中亚语言中和“亚历山大”对应的名称。用来称谓斯坎德培的绰号“亚历山大”，正是借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号赞美斯坎德培的英勇善战。“斯坎德培”这个名字得自阿尔巴尼亚语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