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感到末日将至。他们为了君士坦丁堡的沦亡哀痛不已，可他们此前却没有努力地援救这座城市。在最后关头，教皇曾派出一支由威尼斯船只组成的舰队，但这支舰队仅仅抵达了爱琴海的沿岸，未能再前进一步。到了追悔莫及的时候，基督徒们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这座最后的屏障，而之前他们一直躲在君士坦丁堡的身后，在虚假的安全感中争吵不休。当然，这场灾祸的确会威胁到西方文明自身，但其他的情绪只是君士坦丁堡的失陷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的结果。实际上，君士坦丁堡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注定要丢掉了。到了这个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都已经不会被拖延太久。但是，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对西方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整日忙于自己地盘上的事务，没能预见到君士坦丁堡沦陷的必然性，也没能看到攻守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依赖于中世纪城墙的寥寥守军面对的是拥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大军。由于奥斯曼人已经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大部分土地，君士坦丁堡早已在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上——或者可以说除了文化层面之外的所有层面上——陷于孤立。它早已不是西方世界的壁垒，而只是一处前哨站，宛如一个置身于伊斯兰教汪洋大海中的基督教小岛。
历史上，人们曾经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日子——1453年5月29日——视作中世纪和近代的分割点。其实这种划分只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中诸多转折性事件中的一个。这个日子仅仅意味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及其最后一个真正的君主的死亡。在此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拜占庭帝国的衰亡留下的空白就已经逐渐被一个新的帝国填补上了——由奥斯曼部落国家的加齐们逐渐打造的新帝国。奥斯曼人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统治四个半世纪，欧洲和亚洲两个大洲之间的中心点从此由他们掌控。
从即位之日起，穆罕默德二世就把自己视作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及其基督徒继承者的接班人。如今，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确认了这一事实。拜占庭将在一个新的名号下重生。在穆罕默德接受教育和早期执政的过程中，他逐渐成了一个有着宏大志向和开阔眼界的年轻人。熟稔历史的穆罕默德对自己获得并使用绝对权力的能力充满了自信，他渴望成为比肩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诸位皇帝的世界征服者，甚至取得比他们更高的成就。后来，被穆罕默德召到宫里、出生在克里特岛的历史学者乔治·特拉布宗蒂奥斯（George Trapezountios）[1]对他说：“你就是罗马人的皇帝，没人质疑这一点。君士坦丁堡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的合法主人就是帝国的皇帝。”于是，穆罕默德立刻宣布自己为“Kaisar-i-Rum”，即继承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罗马皇帝；他还宣布自己是“帕迪沙阿”（Padishah）[2]，即波斯人对“神在人间的代理人”的称谓。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也按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伊斯兰梦想——征服世界。他要打败西方世界，成为“两洲（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和两海（地中海和黑海）的主人”。夺取君士坦丁堡，是以往的哈里发们都未能完成的伟业。他把自己的王朝视作伟大的伊斯兰历史的延续，而在完成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神圣使命之后，他被推崇为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四大哈里发[3]之后最伟大的君主。穆罕默德认为自己是集大汗、加齐和罗马皇帝的身份于一身的君主，继承了突厥、伊斯兰和拜占庭的传统。因此，他必须将君士坦丁堡变成这个世界和这个帝国的中心。
他留给自己的任务并非毁灭拜占庭帝国，而是以新的奥斯曼的方式赋予其新生，并重现帝国的辉煌。帝国的首都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保罗·维特克写道，穆罕默德的理想“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本质：它是古老的拜占庭势力范围内的当地文化传统、西方世界的影响与古老的伊斯兰教传统交融的产物”。
奥斯曼帝国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但同时，像曾经的拜占庭帝国一样，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可以包容各个种族和各种信仰的人民一同生活在有序而和睦的社会中。随着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的死亡，基督教会不再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现在，基督教会必须接受这个伊斯兰国家的管辖，并且向国家支付税赋。作为回报，基督教的信徒们仍然享有信仰自由，并且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仪式和生活传统。
这就是在穆斯林统治区内管理宗教少数派的体系。这些宗教少数派群体被称作“拉亚”（rayas），字面意思是“人群”；他们被组织进一个个的“米利特”（millets），即“族群”——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习惯的自治性群体；每一个族群的宗教领袖负责帮助中央政府管理其成员，并约束他们的行为。类似的管理体系以前也曾出现过，比如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形形色色的东方基督教会牧首区制度。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一直以来都负责管理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穆斯林统治区的东正教族群，不论他们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现在，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以往拜占庭帝国版图内的所有基督教族群。作为被征服的族群，他们不再享有作为一等公民的特权和绝对的政治自由，但他们还是有机会过上和平而富足的生活，甚至在日渐繁荣的商业领域获得更多的机遇。现在，穆罕默德要求，除了伊斯兰教的乌理玛之外，希腊东正教的牧首、亚美尼亚教会的牧首和犹太教的首席大拉比也要共存于伊斯坦布尔城中。
征服者穆罕默德表现出了对城中希腊人族群的好感，他们是规模最大、最富有和最有文化的非穆斯林群体。他很清楚地看到，希腊人将是他的帝国的一份资产，因为他们在手工业、商业和航海方面拥有土耳其人不具备的天赋。不仅如此，穆罕默德还十分推崇希腊的学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曾经学习过希腊的历史，他甚至还有可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部分希腊人的血统。他对他的继母——穆拉德那位有着一半塞尔维亚血统、一半希腊血统的遗孀玛拉夫人（Lady Mara）[4]也格外敬重、关心。在穆拉德去世后，穆罕默德曾考虑是否要将玛拉夫人嫁给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出于对希腊人的关心，穆罕默德立即为希腊教会指派了一位新的牧首，因为之前的牧首已经在1451年逃到了意大利，形同退位。穆罕默德看中的人选是颇有名望的学者真纳迪乌斯（Gennadius），他也被称作乔治·斯诃拉里奥斯（George Scholarius）。在君士坦丁堡围城开始前，希腊和罗马教会曾试图完成联合，以换取西方基督徒对君士坦丁堡的支援，而真纳迪乌斯是反对这一联合的领袖人物。因此，真纳迪乌斯不大可能与西方的基督徒暗通款曲。当苏丹召唤真纳迪乌斯时，发现他在城破时被人从修道院的房间里抓走做了俘虏，此时已经作为奴隶被卖给了一个赏识其渊博学识的土耳其富人。获得赎身后，真纳迪乌斯被带到征服者穆罕默德面前。穆罕默德对他礼遇有加，劝说他接受牧首的职位，并且和他商讨管理东正教族群的系统安排。穆罕默德的安排至少在原则上保证了东正教徒在宗教事务和部分世俗事务方面的自决权，保证他们不受干涉、不被迫害。在苏丹的推荐下，真纳迪乌斯出任牧首的任命获得了神圣大会（Holy Synod）的确认。
1454年1月，真纳迪乌斯正式举行加冕仪式，成为希腊牧首；苏丹行使了以往拜占庭皇帝的特权，支持了这一任命。整个仪式也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方式。苏丹本人亲自将牧首的象征物授予了真纳迪乌斯——长袍、牧杖，以及一个崭新的佩戴在胸前的镀金银质十字架（因为旧的已经丢失了）。接着，他对真纳迪乌斯念了祷文，说道：“请赐予牧首好运，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愿你拥有历代牧首享有的一切特权。”真纳迪乌斯获得了对鲁米利亚所有东罗马（拜占庭）东正教族群的管辖权，还被授予了三尾帕夏的荣誉头衔。此外，在城中属于希腊人的芬内尔区（Phanar），真纳迪乌斯还拥有自己的民事法庭和监狱。由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已经被改成了清真寺，授予圣职和加冕仪式都是在圣使徒教堂举行的。穆罕默德特意下令禁止破坏这座教堂，把它留作牧首座堂使用。在接受了苏丹一笔丰厚的赏金之后，新上任的牧首骑着一匹漂亮的白马（也是苏丹的礼物）在街上游行，随后在圣使徒教堂附近住了下来。
除了圣使徒教堂之外，还有一些教堂也被保留了下来，仍供基督徒使用；其中的许多教堂获此恩典，是因为其所在的教区主动向苏丹表示了恭顺。而其他的一些教堂则被改建成了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依然保留了它的名字，只是变成了伊斯兰风格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Aya Sofya）；圆顶上的十字架被换成了一弯朝向麦加方向的新月——新月从土耳其人历史的早期开始就是他们的传统标志，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旗帜上；后来的历史中，这一标志的旁边又被加上了一颗星。虽然征服者穆罕默德为圣索菲亚大教堂添加了一座宣礼塔，但他从一开始就对该教堂充满了崇敬，甚至不惜违抗伊斯兰教关于禁止人像艺术的禁令，保留了其中的马赛克人像。
苏丹很愿意让新任的牧首将自己视作希腊东正教会的恩人和保护者，从而与罗马教皇形成鲜明对比。新任牧首的权力和声望超过了拜占庭帝国晚期以来的任何一任牧首，几乎获得了相当于“希腊教皇”的地位。这恰好证实了曾经流行的那句话：“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要好过拉丁人！”穆罕默德与真纳迪乌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常与他友好地探讨神学方面的问题。出于对知识的渴求，穆罕默德还表现出对基督教信仰的浓厚兴趣。在他的要求下，真纳迪乌斯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东正教信仰的介绍，随后苏丹又命人将其翻译成土耳其语。
这让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虚妄的希望：或许苏丹会皈依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名叫弗朗切斯科·菲勒菲尔佛（Francesco Filfelfo）的著名希腊文化爱好者写信给征服者穆罕默德，恳求他释放菲勒菲尔佛在君士坦丁堡被俘的岳母——一位希腊哲学家的意大利遗孀。他在信中十分谄媚地恭维了穆罕默德，并且希望穆罕默德能够皈依基督教。另据说，穆罕默德在与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的书信往来中自诩为赫克托耳（Hector）[5]的继承者和复仇者，并且给了某种他可能会皈依基督教的暗示。于是，教皇尼古拉五世真的为穆罕默德皈依基督教做了祈祷。
更为可信的一件事是，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担心苏丹可能会倾心于东正教的信条，于是写信给他，详细阐述了天主教智慧和真理的优越之处，并且提出为他洗礼，让他成为教皇保护下的基督教世界里最伟大的君主。而就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有一位名叫乔治·阿米罗特斯（George Amiroutzes）的希腊哲学家为苏丹写了一篇论文，强调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共通性，并且建议将这两种宗教合并成一种宗教，或者至少彼此承认对方为兄弟宗教。
但是，这些举动都不可能影响苏丹，因为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视作安拉的工具和哈里发的继承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经投身于伊斯兰教的怀抱。不过，他还是确保了东正教文明的健康存续。他依然对基督徒持有包容的态度，并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在选贤任能时更愿意挑选出身基督徒家庭的皈依者，而不是传统的穆斯林；他尤其偏爱那些与他一样有着广阔胸襟的人。
尽管在宗教事务上有着宽容的胸襟，征服者穆罕默德在政治和个性方面却可能像在战场上一样冷酷无情。在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他释放了拜占庭皇帝手下的几位大臣，其中就包括大将军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据说，在听闻希腊和罗马的教会将要合并时，感到万分沮丧的诺塔拉斯曾说道，他宁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苏丹的头巾，也不愿意看到枢机主教的帽子。起初，苏丹对他十分尊敬，甚至考虑过让他掌管君士坦丁堡，但这个想法受到了苏丹手下充满疑虑的顾问们的反对。一天晚上，穆罕默德决定考验一下诺塔拉斯的忠诚度。在这天晚上的宴席上，苏丹又像往常一样喝得满脸通红。苏丹对男色也大感兴趣，这是出了名的。酒酣之际，苏丹派了一位宦官到诺塔拉斯家去，要他把年方14的长相俊美的儿子交给苏丹取乐。诺塔拉斯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苏丹立刻命人将诺塔拉斯、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斩首，并且把三人的头颅摆在宴会的餐桌前。据说，诺塔拉斯要求先砍那两位男孩的头，免得他们看到自己被行刑的惨状后，失去作为基督徒慷慨赴死的勇气。在此之后，苏丹冷酷地决定把拜占庭帝国留下来的主要官员剪除干净，于是其他的希腊人政要也被以相似的方式处决了。
此前，诺塔拉斯还曾经向苏丹暗示，他的大维齐尔哈利勒帕夏曾经收受希腊人的贿赂，与他们串通一气；而自从哈利勒建议与拜占庭人和谈，穆罕默德就已经开始怀疑他对自己不忠。他立即逮捕了哈利勒，革除了他的职务，将他送到了阿德里安堡。据说，有一天苏丹看到一条狐狸被拴在阿德里安堡的宫殿大门上，于是他讥讽地说：“这蠢货，你怎么不去叫哈利勒给你自由呢？”听说此事之后，担心遭遇不测的哈利勒立刻宣称他打算到麦加去朝觐。在苏丹的安抚下，哈利勒最终没有成行。不久，他就被苏丹斩首。就这样，穆罕默德除掉了他忌恨已久的敌人，了却了他从孩童时代就耿耿于怀的一笔旧账。
到哈利勒为止，已经有连续四任大维齐尔由钱达尔勒家族的成员出任了。在除掉哈利勒之前，穆罕默德已经把他父亲留下来的旧臣遣散，他身边的顾问全都换成了出自基督徒家庭、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归顺者。这些人的前途完全仰仗苏丹的垂青，因此他们对苏丹绝对忠诚。至于新的大维齐尔人选，他选择了自己手下的将军、阿尔巴尼亚人扎加诺斯帕夏（Zaganos Pasha）。
对征服者穆罕默德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要让伊斯坦布尔获得重生，这样才能让它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其中格外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增加这座城市的人口。在此之前，随着这座城市日益陷于孤立境地，其重要性逐渐下降，城里的人口也减少到了3万到4万人。城里的大片区域无人居住。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军队的围攻让这座城市满目疮痍，宫殿和其他宏伟的建筑都化为废墟。现在，奥斯曼人迅速地清理了街道上的瓦砾，修补了城墙，并且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方式建立起新的行政机关。奥斯曼帝国呼吁那些逃走的居民（大部分是东正教徒）立刻回来，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尊重他们的信仰，免除他们的赋税，政府还经常出面帮助他们重建住房和店铺。被奥斯曼军队抓捕的俘虏获得了释放。他们被安置在芬内尔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免税的优待。苏丹命令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各行省总督各自派遣4 000户居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到伊斯坦布尔来，住到被遗弃的房屋里。在一系列战事中被俘的大约3万名农民也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附近无人居住的村庄定居，以便为这座城市提供食物。
按照苏丹的命令，各个被征服的城市都要选出一些有钱人、商人和手艺人送到伊斯坦布尔来，以此来促进这座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很多移民来自拥有大量犹太居民的萨洛尼卡，从欧洲也来了大量的犹太人。在25年的时间里，在自己的族群领袖领导下的犹太人成了伊斯坦布尔城中除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外的第三大群体。随着穆罕默德后续的征战，从特拉布宗（Trebizond）[6]及其周边地区又迁移来了5 000户居民，从安纳托利亚、摩里亚和爱琴海诸岛上也迁来了一些居民。在伊斯坦布尔城中，从同一个地方来的人被安置在了一起，并且以他们来的地方为他们新的居住区命名，比如“阿克萨赖”（Aksaray）或是“卡拉曼尼亚”。除了贵族之外，迁移而来的还有小店主，以及数量众多的手工业者和石匠，他们加快了城市重建的速度。渐渐地，随着这座城市愈加繁荣，希腊人开始自愿迁徙到伊斯坦布尔居住，寄希望于像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在这里发财致富。与此同时，金角湾对岸的佩拉的防御工事被拆毁，它的加拉塔港恢复成了一座城镇。除了土耳其人之外，也有热那亚和其他拉丁居民居住于此。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真是奇怪，”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不久，一位土耳其作家写道，“只需要花上一个铜板，就可以让人划船把你从鲁米利送到法兰克斯坦（Frankistan）[7]。”而到了征服者穆罕默德执政的中期，伊斯坦布尔就已经再次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城中遍布作坊和市场，手工业兴旺发达，城中各民族居民混杂，人口总数比被征服时多了三到四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就达到了50万，其中土耳其人的比例只微微超过半数。
穆罕默德特别热衷于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为此，他在伊斯坦布尔建设了大量的规范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伊马雷特”（imaret），以促进伊斯坦布尔的发展。“伊马雷特”是一种传统的伊斯兰慈善机构，在帝国之前的首都布尔萨和阿德里安堡都可以见到。它实际上是“瓦合甫”（vakf，即慈善基金）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兼具宗教、文化和商业功能的机构。有的“伊马雷特”由国家出资；有的则由个人捐献，但需要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到国家的掌控。“伊马雷特”包括了一系列围绕清真寺建成的公共建筑，其中既有高等的宗教学校（medresse）、医院和接待旅行者的客栈，也有可以产生收益的旅馆、市场、商队客店、磨坊、公共浴室、染坊、仓库、屠宰场和粥厂。这些公共建筑产生的收益可以补充宗教捐献的不足，从而为其他非营利设施的运转提供资金。
作为给予伊斯坦布尔第一座大清真寺——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奉献的一部分，征服者穆罕默德下令修建了一座有顶棚的大市场（bedestan），里面有数百家店铺和库房，在它附近的街道和市场内另外还有上千家的店铺。这里实际上成了一座商业和贸易中心。在这里，商人们可以安心地储存货物，料理生意往来。到了穆罕默德为自己修建一座大清真寺[8]的时候，那座清真寺的周围兴建了八座宗教学校，里面可以容纳600名学生学习。此外，周围还有一座供孩童上学的学校，一座图书馆，两家客栈，一处食堂，一些为穷人提供食物的粥厂，以及一家提供免费医疗的医院。在这家医院里，有一名眼科专家、一名外科医生、一名药剂师，以及遵照医嘱准备饮食的厨师。这就是中世纪伊斯兰福利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
穆罕默德苏丹命令帝国的族群领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地方也建设“伊马雷特”，并将它们作为新的居住区的中心。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地位日渐提高，并最终超过了布尔萨和阿德里安堡，成为帝国的贸易中心，再一次成了掌控黑海、地中海和亚洲大陆之间商路的商业枢纽。随着商路的扩张，“伊马雷特”式的公共服务建筑群也沿着商路遍布全国。
另一种传统的伊斯兰经济生活组织是工匠行会。这些行业组织或联盟控制着大量的劳动力，穆罕默德鼓励它们的发展，同时也把它们纳入严密的政府监管之下。这种组织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手工业联盟，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十分常见。而到了伊斯兰世界，工匠行会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具备了宗教和社群兄弟会的特征。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早期奥斯曼边疆社会中，在兄弟会（Akhis）领导下的行会曾经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负责为工匠和劳工提供政治保护。这些行会按行业组成，每个行会都有一位由资深匠人们按照本行会的规矩选举出来的领袖，负责在政府面前维护行会的自主性和利益。尽管这些行会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受国家控制的，但根据法律规定，它们要负责确保一些商业规章的执行，比如计量标准、劳工报酬、利润水平、商品质量，还要负责防范骗子和投机商。作为一种维护秩序和稳定的力量，行会的传统结构获得了国家的尊重，国家也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国家唯一关心的是保护政府的财政利益和公众的利益。
行会体系的演进、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设施的增加，反映出羽翼已丰的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西方贸易的迅速增长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贸易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中的重要部分。鉴于拜占庭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十字军东征也已经成为历史，奥斯曼帝国自发地崛起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奥斯曼帝国成了连接欧亚贸易的重要纽带，扩大了两大洲之间的经济往来，同时也影响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社会和文化交往。拜占庭时期的经济活动由威尼斯人掌控，而多民族社会兴旺发展的奥斯曼帝国则在保护性关税体系的保护下，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平等的贸易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曼商人逐渐从东欧渗透到中欧，甚至远达北欧，在重要的城市开设大型的店铺，并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体系。他们用东方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换取西方的武器和矿物等原材料。
奥斯曼人的国家从一系列实现定居的游牧民族群，逐渐演变为一个拥有传统东方国家基本框架的伊斯兰帝国，同时使用历史悠久的经济组织和原则来实现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在这个国家里，普天之下的社会阶层和财富存在的目的都是保障统治者的权力。不过，在这个国家里还是可以划分出两个主要的社会阶层：第一个阶层代表着苏丹的权力——行政官员、军队和神职人员；第二个阶层被称作“拉亚”（raya），由工匠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构成，他们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的生产者和纳税者。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政治秩序，国家严格控制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利润水平。一种僵硬的逻辑确保了这一点的实现：每个人都要安于本分，留在自己的阶层之中。
不过，还有第三个阶层正在变得愈加重要——商人。只有他们不受前述法律和社会限制的制约，也只有他们会演变为资本家。我们在这里说到的商人是巨商大贾，不包括那些产业规模较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经营地区间的贸易和销售从远方进口来的货物谋利。从希南帕夏（Sinan Pasha）在《奥斯曼君主镜鉴》（An Ottoman Mirror for Princes）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一窥15世纪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商业的关心程度：
欣赏这片土地上的商人吧；要永远关心他们；不要让任何人对他们指手画脚，因为靠着他们的贸易这片土地才得以繁荣，靠着他们的本领才有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他们将苏丹的威名播撒邻邦，是他们让这里的财富愈加繁盛。
穆罕默德开始重建并加固伊斯坦布尔的城墙。他决心让这座帝都在建筑上取得不亚于拜占庭帝国任何时期的成就，如此才能配得上奥斯曼帝国——这个起源于塞尔柱人的鲁姆苏丹国的国家——的无限荣光。他还抓紧一切时间修建属于他自己的清真寺——人们称之为法提赫清真寺，即“征服者”的清真寺。他选用了一位希腊建筑师，把这座清真寺的选址定在了圣使徒教堂的位置。他拆毁了圣使徒教堂，并利用其材料修建他的清真寺，而希腊牧首的座堂则迁到了俯瞰金角湾的希腊人聚居区——芬内尔区的帕玛卡里思托斯教堂（Convent of the Pammakaristos）。穆罕默德宣称，算上其外围区域，他的清真寺的总面积超过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耸立在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之间的岬角的西侧，成了那里第一个有着巨大圆顶的清真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一系列有着巨大穹顶的清真寺相继建成，赋予了伊斯坦布尔一道全新的天际线。虽然这种建筑形式的灵感最初来自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拜占庭风格，但从伊斯兰文明的角度，它体现了一个新的民族恢宏的帝国气象，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穆斯林都市终将超过基督徒的都市。
穆罕默德还亲自为艾郁普清真寺（Mosque of Eyup）奠基，这座清真寺旨在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艾郁普。艾郁普就牺牲于君士坦丁堡城下[9]，而在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期间，他的坟墓被土耳其人发现。接着，鉴于拜占庭皇帝的宫殿已经都化为废墟，而且它们的规模也达不到穆罕默德期望的标准，他在岬角的中央将潘托克拉托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Pantocrator）扩建为自己的宫殿，并在其周围修建了多条平整的新路，以改善附近的交通。日后，他将从阿德里安堡移居至此。像其他的建筑工程一样，穆罕默德对这些工程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在他未来25年的统治生涯中，他通常会在两个年度的征战季节之间——冬季为期数月的休战期中——亲自过问工程的进展。
[1] 即特拉布宗的乔治，人文主义学者。
[2] 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pād”（主宰）和“shāh”（君王），其意味近似于“大帝”。
[3] 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后，自632年至661年相继执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教大权的四位继承人。
[4] 即玛拉·布兰科维奇，她是塞尔维亚大公焦尔吉·布兰科维奇和坎塔库尊家族一位女性后裔的女儿。
[5] 希腊神话里特洛伊的王子，特洛伊的第一勇士，在特洛伊战争中死于半神半人的阿喀琉斯之手。
[6] 特拉布宗是小亚细亚半岛东部、黑海南岸的一座希腊化城市，历史悠久。
[7] 这里的“法兰克斯坦”的具体意义不明，可能指从君士坦丁堡城出发，渡过金角湾到加拉塔。拜占庭人（希腊人）曾习惯把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欧洲人统称为法兰克人。这种称呼在后文还会出现。
[8] 即下文将要提到的法提赫清真寺（Mosque of Fatih），始建于1463年。
[9] 674年，艾郁普在阿拉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