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穆罕默德渴望缔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性的伊斯兰帝国。为此，他不仅要巩固并扩大以往拜占庭帝国所辖的领土，还要把它变成一个在行政、司法、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拥有全新体制的新国家。由边疆地带的加齐贝伊们统治的、形形色色的、拥有半独立性的开放社会，曾经是奥斯曼国家得以成型的基石。现在，它们终于被整合进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的社会和政治框架之中。
现在的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像曾经的拜占庭帝国一样，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军事神权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官僚体系，苏丹得以施展其绝对的权力。在穆罕默德看来，他的目标是把任何有可能对他的个人权威构成威胁或形成竞争的力量都消灭掉，至少也要改造它们，让它们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作为被神选定的人，他，也只有他，才有资格统治这个国家。为了确保这种神权统治能够在他的国家永远持续下去，他把已经在帝国皇室内十分流行的同胞相残的做法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经大多数法学家的认可，我的任何一个儿子，如果蒙神恩赐而继承苏丹大位，都有权为了国家的福祉处死他的兄弟。”
与以往不同，穆罕默德手下的大维齐尔成了苏丹的管家和忠实执行君主命令的工具。大维齐尔无权就国事做出重大决定，但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发号施令，其权力超过了以往的大维齐尔。在穆罕默德之前，苏丹通常会亲临迪万（Divan）[1]，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参加国务会议，就如同多少个世纪以来处于游牧生活状态、在帐篷里议事的先祖们一样。
然而，穆罕默德在他的统治期内却逐渐把这一权力移交给了他的大维齐尔。他自己不再经常出席迪万的会议，而是在一个装有格栅的房间里——这个房间被称作“苏丹之眼”——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而他自己却不会被别人看见。到了后世苏丹的时代，这种做法成了一种惯例。
据说，这一转变源自一个意外事件。在一次迪万会议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土库曼人突然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操着粗鄙的方言问道：“我说，哪个是那位开心的皇上呀？”苏丹勃然大怒。大维齐尔劝他说，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迪万的事情以后不妨交给维齐尔们处理。于是，大维齐尔成了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掌握了国家的大印。作为苏丹的副手，大维齐尔获得了广泛的世俗权力，负责管理各个方面的行政事务，并且监督人事任免和官僚的工作表现。
大维齐尔以苏丹之名掌管的行政体系建立在“四根帝国之柱”上。这个说法来自军事术语，原本指的是早期的奥斯曼王公帐篷上的四根支柱。数字“四”有着神圣的意味，象征着《古兰经》中提到的支撑宝座的四名天使、先知穆罕默德的四位战友——后来的四位哈里发——以及天堂中的四种风。
第一根支柱就是大维齐尔本人。像其他高级官员一样，大维齐尔也拥有“帕夏”这一荣誉头衔。“帕夏”的意思是“苏丹之足”；这种称呼方式很像古代波斯的做法，当时的官员往往被称作国王的眼睛和手。大维齐尔享有殊荣，可以持有装饰了五条马尾的帕夏旌旗；而他的其他三名维齐尔同僚只能配备三条马尾。这种象征物起源于突厥游牧民生活在草原的时代。其他三名维齐尔分别负责掌管行政、法律和财政事务，在他们的部门内部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都要直接对苏丹本人负责。
第二根支柱是负责管理司法事务的两名“卡扎斯克”（kadi-askers），即军事法官。他们一个负责安纳托利亚的司法事务，一个负责鲁米利亚的司法事务，主要负责提名其他法官。
第三根支柱是四名“德夫特达”（defterdars），字面意思为会计或记账员，实为掌管财务和财政事务的国家财务官。
第四根、也是最后一根支柱是“尼尚奇”（nishanjis），即国务助理和秘书，他们负责起草苏丹的诏书，并在上面加盖苏丹的印信——“图格拉”或“尼尚”（nishan）。
此外，还有被称作“阿迦”的军官或官员们。阿迦分为两种，在外的为军职，例如近卫军的阿迦；在内的则专为苏丹的宫廷服务。
这套经过征服者穆罕默德修改和完善的体系，被记载在了《法令集》（Kanun-name）中。“Kanun-name”一词源自希腊文“kanon”和阿拉伯文“kanun”，意为“法律书”。在穆罕默德统治的末期，他下令开始编纂这部汇集了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书籍，其中记述了奥斯曼国家的等级制度、惯例、仪式要求、职位职责、组织机构以及奖惩制度。
《法令集》体现的并非穆斯林的传统，而是土耳其国家的传统。像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传统上使用源自《古兰经》的至高无上的“神权法”或“沙里亚法”（Sheriat Law）来管理国家。但是，随着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大，面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就需要用一部国家法律来对《古兰经》加以补充，增加新的条款，使其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俗社会。穆拉德一世是这一变化的肇始者，而穆拉德二世又将这种变化向前推动了一步。在这两位苏丹之间的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获得了诸多新的行政功能，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穆拉德二世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得到增补乃至替代。新的法律中还包括了苏丹本人制定的规章和命令。根据奥斯曼的传统，作为“帕迪沙阿”和帝国的君主，他拥有不受伊斯兰教法机构阻挠、自行颁布法律的绝对权力。不过，在这些国家法律的条款（也被称作“乌尔菲”，urfi，意为“补充”）之外，苏丹仍然需要承认以下法律规定的义务，并受到它们的约束：基于《古兰经》这一伊斯兰教最基本文献和真主旨意的沙里亚法；圣行（Sunna），即穆斯林的惯常做法；最早的四位哈里发发布的文书。苏丹颁布的圣旨（被称作“Hatti-Sherifs”）都要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苏丹任何重要的政治举措也需要事先取得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法的权威——的法律意见（也被称为“费特瓦”，fetva），获得他的批准。
《法令集》还涵盖了习惯做法和苏丹宫廷中的礼仪。苏丹宫廷中的礼仪强调森严的等级，讲究排场，十分复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尤其是由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在10世纪所著的《典仪论》的影响。像拜占庭皇帝一样，苏丹尤其强调外国使节在觐见时必须表现得格外恭顺。传统上，臣民对苏丹的致敬礼仪接近于对“巴赛勒斯”（Basileus）[2]的礼仪，即对希腊和罗马皇帝的致敬，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皇帝面前，他们的子民都有如主人面前的奴仆。实际上，同时代的拜占庭编年史中，仍然将苏丹称作“巴赛勒斯”——一位伊斯兰的巴赛勒斯。
像在拜占庭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对诸如宫廷庆典、装束、礼节等内容都有着十分细致的规定。穆罕默德规定，每一位廷臣的等级和职责必须通过其着装的颜色体现出来。比如说，维齐尔穿绿色，内侍穿猩红色；而在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中，穆夫提要穿白色，乌理玛要穿蓝紫色，毛拉要穿天蓝色。靴子的颜色也很重要。政府的职员要穿绿色的靴子，宫廷人员要穿红色的靴子。除了色彩之外，着装的风格也很重要——袖子的剪裁、装饰用的毛皮，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头巾和胡子的式样，都别具意义。在伊斯兰社会中，头戴之物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只有穆斯林可以戴头巾，而非穆斯林，不管是法兰克人还是希腊人，都要戴红色、黑色或黄色的帽子。非穆斯林所穿的鞋子的颜色也不能与穆斯林相同。不论是便鞋还是靴子，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分别要穿黑色、蓝紫色和蓝色。
在一个特别的方面，穆罕默德二世脱离了奥斯曼祖先的传统，直接效仿了拜占庭帝国的做法。以前，苏丹的臣民经常可以看到苏丹，并且可以在相对非正式的场合与苏丹近距离接触。而随着奥斯曼人对欧洲的征服，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拜占庭人的影响，愈加注重塑造君主的神圣感。不仅苏丹的后宫女眷在宦官的看护下与世隔绝，就连苏丹本人也是如此。穆罕默德的祖先会随意地与臣民一同进餐，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则把一同和自己在桌旁用餐的人数减少到了不超过十人。穆罕默德抛弃了他们的做法，总是独自用膳。他还颁布了一道敕令，禁止维齐尔或其他官员靠近他的餐桌：“除皇室成员外，任何人不得与帝国的君主一同用餐。”
穆罕默德的第一座宫殿建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三山丘上[3]，但他在这里无法彻底做到与世隔绝。这里人口稠密，宫廷的围墙又不够严密，无法维持君主高高在上的状态。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亲自为自己的新宫殿选址。这座宫殿被称作大萨拉基里奥宫（Grand Seraglio）[4]，也被称作“大炮之门宫”[5]。这里原本是拜占庭的卫城，地处一个可以控制三海（金角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岬角——此处后来被称作萨拉基里奥角。1465年，穆罕默德开始在这个关键性的地点兴建宫殿。这项宏大的工程由波斯、阿拉伯和希腊的建筑师们负责，起初估计要花上25年才能完工。不过，苏丹不仅在付给工人们工资和奖金时异常慷慨，还亲自监督工程进度，结果整个工程只用了预估时间的四分之一。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高墙之内，有三道大门、两个庭院和数不清的建筑物，其中大部分都是优雅的亭楼。根据同时代的希腊传记作家克里托布洛斯（Critoboulos）的记载，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四面都有“巨大而华美的花园，其中种植着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树木和水果；新鲜洁净得可以直接饮用的水在四处流淌；成群的各色禽鸟，不论是可供食用的家禽还是歌声婉转的鸣禽，都在吵闹、歌唱；那里还有成群的家畜和野生动物。”在战事间歇的冬季，苏丹就会离开公众的视野，住到这座宫殿中来。他只会在重兵拱卫的情况下，为重大国事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偶尔露面。
在设计这座崭新的萨拉基里奥宫的时候，穆罕默德实际上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宫廷生活定下了基调。整座宫殿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域：外廷是政府办事机构和苏丹的办公地点（包括迪万），内宫则包括苏丹的大殿和皇室成员的居所，以及苏丹手下的宦官和侍从的住所。一个世纪之后，这里变成了“丰饶宫”，由苏丹的女眷居住，因此成了苏丹的后宫。穆罕默德本人则更愿意让女眷单独居住在一处。他把她们留在了第三山丘的宫殿里，由370名宦官服侍她们，因此那里仍然是他私宅的核心区域。
进入大萨拉基里奥宫，要经过三道大门。第一道是连接大萨拉基里奥宫与伊斯坦布尔城区的帝王之门（Bab-i-Humayun）。在这道门上至今可以看到纪念其兴建者的碑文：“穆罕默德苏丹……真主在人世间的影子和灵，地上的君主，两洲两海与东方西方之主，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早期的土耳其人经常在宫殿大门处进行司法判决。帝王之门取代了以往拥有四根柱子的苏丹大帐入口的地位，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象征。正因如此，“大门”（Porte）或者“高门”（Sublime Porte，欧洲人后来经常用这个称呼），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代称。[6]
作为帝王之门的守门阿迦，白宦官总管负责监管苏丹的大萨拉基里奥宫与外部世界的交通。白宦官总管和他的下属负责打理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外廷。他实际上相当于典仪总管，同时也担任苏丹的密探。他手下管理着各个层级的白宦官，他们作为宫廷内侍各有职责。与白宦官总管相对应的是一位黑宦官总管，这位阿迦在苏丹的女眷最终搬迁到大萨拉基里奥宫之后，负责管理苏丹的后宫。[7]奥斯曼帝国的前代苏丹并不使用宦官，这一做法来自拜占庭帝国，而拜占庭帝国又是早年从东方世界学会的这套制度。由于伊斯兰教禁止阉割，这些宦官都是奥斯曼人从基督教国家买来的。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的阉人都是从高加索地区买来的。像一般的奴隶生意一样，贩卖阉人的生意也基本掌控在犹太人手中。
白宦官总管负责管理苏丹的宫廷中的所有人员，大约管理着350多人。这些人都曾经是基督徒。实际上，从大维齐尔到其他维齐尔，再到行省长官、封地的所有者、征税官以及各个级别的行政人员，奥斯曼帝国的全部行政官员和大部分军官莫不如此。他们全都是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大萨拉基里奥宫可以看作这个“奴隶之家”的雏形。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他们的主人的私人奴隶，不论他们获得何等的恩宠和多大的权力，终其一生他们都维持着这种主仆关系。这一体系是军事和行政两种制度相融合的产物。它起源于“德夫希尔梅”（devshirme）这种征募制度，即欧洲人所说的“儿童贡品制度”。这一制度最初是为了征募近卫军而出现的，后来在穆拉德二世在位时期从军事领域推广到了行政领域。通过这一制度，穆拉德二世创造出了一种更有活力的新的统治机构，用它替代了旧有的统治机构，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则继承、发扬并改进了这一制度。
这一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非世袭性，它不会像旧有的制度那样创造出土生土长的豪门贵族。这样一来，就不会产生任何可能威胁苏丹的绝对权力的政治力量。有一种十分切合实际的观点认为，如果传统的穆斯林也可以成为苏丹个人的奴隶，他们就会滥用这种特权。他们在各个行省的亲属会凭借他们的势力来压迫农民，拒绝纳税，不服从地方政府的命令。“而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会成为新的信仰的狂热信徒，因而成为他们亲属的敌人。”因此，有一位名叫温塞斯拉斯·瓦迪斯拉夫男爵（Baron Wenceslas Wradislaw）的外国访客在造访伊斯坦布尔之后说道：“我在君士坦丁堡或土耳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或见过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担任帕夏；相反，这些帕夏都是通过绑架、俘获等手段后来才成为土耳其人的。”
这一体系最重要的人才来源是设在苏丹的大萨拉基里奥宫内的皇家侍从宫廷学校。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世袭的苏丹家族遴选提拔非世袭的统治阶层。每一名精英都有均等的机会获得提拔，所有人都只凭自己的本领说话。在当时的时代，整个世界还都处于贵族统治之中，而奥斯曼帝国却已经独树一帜地开始任人唯贤。穆罕默德苏丹想要扩大并发展这所学校，而这需要更多的空间。这种想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为其新宫选址在萨拉基里奥角的决定。穆罕默德本人对教育高度重视，乐于重用知识分子，并且意识到随着帝国的扩张，他十分需要有见识的文武官员。因此，在他的指导下，这所宫廷学校成了一所组织紧密、规划合理的国家学校。
穆罕默德意识到，他的侍从对他十分忠诚，因此可以成为抗衡时常怀有异心的近卫军的重要力量，所以他才决心开设这样一所学校，用来从基督徒家庭中选拔培养统治精英阶层。这所学校旨在培养兼具军事和行政才能的忠贞不贰的穆斯林公务人员。借用一位16世纪的意大利作者的话说，他们培养的是“识文断字、能言善辩、彬彬有礼、诚实正直”的人才。正因如此，在此之后的大维齐尔人选中，每五位中有四位都出自这所宫廷学校。这所学校按照穆罕默德制定的路线运转了三个半世纪，后来经过改革后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为奥斯曼帝国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
宫廷学校位于帝国宝库和私人军需部之间，由白宦官总管掌管其行政事务。根据学生的年龄，宫廷学校分成两个预备学院和两个职业培训学院。学生会表现出些许的差异，有些人在智力方面更有优势，有些人则更擅长体力活动，但他们都可以在学校里完成14年的学业，并获得7到8年的见习期。对大部分学员来说，他们在见习期之后并不能成为苏丹的私人仆从，而只能在经过一定的预备训练之后获得较低级的军事或行政职位。在穆罕默德的执政晚期，他又创办了第三所职业培训学院——皇家寝宫堂。在这里，4名长官负责管理40名侍从。这4名长官分别被称作“掌剑官”“马匹总管”“衣橱总管”和“头巾总管”。每个大堂都有一位负责维持秩序和纪律的首席长官，一位次席长官，一名勤务官，以及图书管理员、记录员、财务官和伊玛目，外加三名宣礼员。学院高度重视学员的个人品格，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学员的能力、积极性和领导力。学院也鼓励学员自行选择他们想学习的科目。像日后在政府机构里一样，宫廷学校对侍从学员们的管理原则也是“有功必赏，有错必惩”。
虽然学员在宫廷学校中也会学习《古兰经》以及伊斯兰神学和法学的原则，但这所学校主要的教学内容还是世俗知识。较之宗教知识，这里更重视治国之术和军事科学的学习。因此，这所学校在伊斯兰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最初，大部分的教员都出自乌理玛，即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研习伊斯兰教法的学者。不过，穆罕默德后来又从他的宫廷里抽调出学者、科学家和文学家，补充到这所学校中，从而使得这所学校的教学有了希腊和拉丁世界学校的风格。因此，奥斯曼帝国甚至被人们比作柏拉图的理想国，以至于许多在君士坦丁堡被征服期间逃亡意大利的拜占庭希腊人现在又纷纷回到了这里。
如穆罕默德所愿，宫廷学校的课程安排兼顾了人文学科、体育锻炼、动手能力和职业训练。人文课程包括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校尤其重视土耳其语的教学，要求学生必须彻底而熟练地掌握这门复杂的语言；他们还要学习阿拉伯语的字母、语法和句法，以及侧重描绘侠义精神和传奇故事的波斯诗歌和文学。此外，教学的内容还包括土耳其历史和数学（不仅有算术，还可能有几何）。独具慧眼的导师们会在学员们学习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时候，观察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包括他们在奥斯曼军乐和声乐方面的天赋。除了在每天日出前半小时、日落后一个半小时以及其他场合要唱歌致敬苏丹之外，宫廷的合唱团还会定期为苏丹举行演出。
通过包括体操在内的体育训练，侍从们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耐力、健康状况和敏捷性。他们还参与各种各样的运动——射箭、摔跤、剑术、长矛和一种可谓早期马球（使用以细绳拴着的球）的运动。由于许多侍从最终会加入骑兵部队，骑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配得上精良的奥斯曼军队，很多学员不仅骑术了得，使用起兵器来也十分在行。
最后，除了近卫军之外，其他人都会在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里学一项技能或是手艺。历代苏丹也是如此。穆罕默德二世是一名专业的园丁，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照看自己的宫廷花园上。他不仅养花、植树，甚至还种菜。据说，有一次他颇为骄傲地种出了一根硕大的黄瓜，可是这根黄瓜后来却消失不见了。盛怒之下，他把一名可疑的园丁开膛破肚，结果在他的胃里发现了黄瓜的残渣。塞利姆一世（Selim I）和苏莱曼一世都是技术高超的金匠，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特别擅长制作有着复杂镶嵌图案的家具，还有其他皇室成员擅长刺绣、制弓和打磨刀剑。侍从们还学习调制饮料、烹饪苏丹喜爱的菜肴、清洗亚麻制品、整理头巾、理发、剃须、修剪指甲和土耳其浴养生等技能。
在首都和它的高门之外，奥斯曼帝国的治理则与军队的组织和发展息息相关。与宫廷内部的阿迦相对的，军队的长官被称作外部或军事阿迦。他们代表了苏丹的行政权，而从乌理玛中遴选出的卡迪们（法官）则是苏丹的司法权的代表。在日渐加强的中央集权下，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行省划分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军事因素。整个帝国被分成两半，即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两半各由一位总督或者叫贝勒贝伊（beylerbey）管理，这两名总督的级别都是两尾帕夏。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都被继续细分成更多的地区（“桑贾克”，sanjaks），每个地区由被称作桑贾克贝伊的军事指挥官管理。每一位桑贾克贝伊都会获得一面叫作“桑贾克”的旗帜，象征着苏丹的权威。作为一尾帕夏，桑贾克贝伊负责召集和管理其辖区内的苏丹的武装力量，维护公共治安，并且确保税收的按时缴纳。在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亚洲有20个桑贾克，在欧洲有28个桑贾克。
像前代苏丹时期一样，每一个桑贾克省份都会再被细分成大大小小的封地[被称作“扎米特”（zeamet）和“蒂玛尔”（timar）]。这些封地会被封给出身于土耳其人家庭的骑兵（西帕希骑兵），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管理当地农民的权利。西帕希骑兵是帝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必须随时准备好按照桑贾克贝伊的要求，征调一定数量的士兵，并武装起来参战。无法做到这点的西帕希骑兵会被剥夺封地。与西方不同，这种封地制度并不是世袭的。在一个西帕希骑兵死后，他的儿子只能得到一小部分封地，他需要凭借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来赢得更多的封地。
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大部分的农业用地都属于国家，直接处于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没有私人产权。穆罕默德把基督教领主和修道院占有的大片土地都变成了蒂玛尔。接着，他又把一些私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占用为“皇室土地”。其中的一些土地被他作为封地赏赐给了他的维齐尔们和其他官员，这些赏赐同样在世袭方面受到类似的限制。大部分的土地则被他当作赏赐给士兵的封地，以借此来增加骑兵的数量。
蒂玛尔制度的诞生，是为了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上供养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这一已经十分庞大并且仍在不断扩张的制度体系逐渐成了帝国行政体系的主体，这个体系的目标就是利用一切财政、社会和农业政策来满足帝国的军事需求。这一体系造就了一种“碎片化的所有权”，国家、西帕希骑兵和农民分别享受并承担土地带来的一部分权利和义务。国家拥有土地；西帕希骑兵得到国家的授权，可以从农民身上获得一定数额的收入，以此来回馈他和他的手下提供的军事服务；被称作“拉亚”的农民则负责耕种土地，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支付了税金和付出了劳动之后，可以用土地上的物产来养活家人。在农民去世时，他的土地可以传给儿子。就这样，在穆罕默德苏丹的统治下，帝国建立起了一个完善、协调而又得到了严格监管的封建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劳动阶层和军事阶层彼此联系，相互受益。
这些拥有蒂玛尔的西帕希骑兵和他们所属的骑手，使用传统的中世纪武器，例如弓、剑、盾牌、长矛和钉头锤。到穆罕默德统治的末期，他们的总数达到4万多人，构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主要部分。他们与苏丹本人的皇宫卫队——宫门西帕希并不是一回事。像奥斯曼一世的时代一样，在战争期间，苏丹会从民间征召非正规的阿金基骑兵来辅助西帕希骑兵作战。阿金基骑兵主要依靠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进行劫掠为生。此外，苏丹还会征召奥尔汗时代引入的民兵部队——阿扎布步兵。
不过，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军仍然是近卫军。这些奴隶身份的步兵没有土地，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其总数在穆罕默德的时代增加到了1万人。他们的待遇获得了提高，配备的武器也更为现代化。在当时的东方世界，军队的核心往往是骑兵，而奥斯曼军队的核心却别具一格地由近卫军步兵组成。在西方，土耳其人也没有遇到过可以与近卫军相匹敌的敌人。在首都，近卫军只是普通的守备部队，由他们的阿迦统率，驻扎在皇宫里。在外征战时，只有近卫军会被派去驻防刚刚攻克的城池，除了守城之外还要负责维护城市附近的治安。近卫军不受任何地方政府的管辖，直接听命于苏丹，苏丹也亲自为他们委派指挥官。因此，在帝国的版图上，近卫军可以为中央政府征服地方上可能的反对势力。从奥尔汗苏丹的时代开始，在强有力的苏丹在位时，近卫军就是皇室忠诚的仆人，用来遏制中世纪欧洲常见的独立封建贵族势力的增长。
穆罕默德消灭了旧的统治阶层，并用他私人的奴隶出任高官取代他们，这样整个奥斯曼帝国里决定荣辱的就只有官阶了。如此一来，人们也获得了自由晋升的机遇。在这个充满弹性的社会中，一个仆人可能会在日后超过他的主人，一个下级也可能超过他的上级；一个匠人可能会成为大维齐尔，而一个大维齐尔也可能会跌落到匠人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下降成了众人认可的个人风险，不会因此导致某个阶层的损失。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同，在这个伊斯兰帝国的社会和行政体系中，苏丹的青睐和个人的才干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这个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与生俱来的特权大体上是不存在的。在法律和其他奥斯曼人的面前，拥有绝对君权的苏丹之下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唯贤是举的国家里，人们必须凭借自己的本领去换取特权。
国家的收入首先来自被征服的非穆斯林（拉亚）支付的人头税。农民中的大多数和大量的城市人口都是非穆斯林，尤其是在欧洲地区。身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前异教徒无须支付人头税，但在其所在地区发生战争时，他们需要根据财产多寡缴纳什一税。什一税涵盖的财产种类包括牲畜、谷物和蜂巢。在战争过程中，在沿海及靠近主要道路或森林的具有战略性的地区，其居民需要承担劳役来协助军队作战；作为回报，不论是不是拉亚，他们都可以获得免税的待遇。其他的收入还包括由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拉古萨共和国等国家支付的岁贡。
不过，帝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各种国家机构和事业收入——关税、港务费、过路费、摆渡费、称重费以及对盐、肥皂和蜡等商品的垄断收益。国家经常会把这些产品和包括银、铜、铅矿在内的其他产品及自然资源的销售权转让给特许经营商。政府和特许经营商双双从中获益，但这种做法有时也会带来一些社会和财政方面的弊端，并导致对生产资源的过分压榨。当苏丹需要增加收入以维持其庞大的军备时（他需要让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他还会铸造新钱，同时以一定的折旧率回收旧钱，以此来实现周期性的货币贬值。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对人们手中的银币征了一次税，因而引发了人们的不满。而且，苏丹还会派遣一些被称为“觅银者”的官员去搜查人们的房屋，没收藏起来的钱币。
不过，从长期来看，穆罕默德还是设法通过促进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来持续增加国家收入，并以此来为他的战事提供资金。为了终结西欧人在黎凡特地区（Levant）[8]的政治特权，前代的苏丹取消了从拜占庭帝国晚期开始实行的对西欧人的海关免税制度，改为向他们征收相当于贩运货物价值10%的关税。到了穆罕默德的时代，税率翻了一倍，因此引发了西欧商人的强烈不满。然而，在穆罕默德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由于苏丹治下领土的政治稳定性更强，相隔甚远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变得更安全，贸易活动反而有增无减。越来越紧密和普遍的经济融合增进了经济繁荣。不过，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其他非穆斯林族群，特别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逐渐取代了意大利商人的地位。
取得快速发展的不仅仅是伊斯坦布尔，诸如布尔萨、阿德里安堡和加里波利港等城市也从贸易增长中获益匪浅。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棉花业、安哥拉附近的山羊毛行业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布尔萨的丝绸业蓬勃发展，成了西方市场的出口中心。特别是位于自波斯而来的大篷车丝绸之路末端的布尔萨，已经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其中包括从印度和阿拉伯经大马士革运来的香料。这些货物有两种运输途径：其一是走以往穿越安纳托利亚的陆路，一路经过阿达纳（Adana）和科尼亚；其二是走海运，从埃及和叙利亚的港口运往安塔利亚（Adalia）和阿拉尼亚（Alanya），再由那里将安纳托利亚出产的铁矿石和其他货物出口到埃及去。在反方向的商路上，布尔萨同时也成了欧洲羊毛制品出口东方的中心。
精力充沛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一心想要尽可能地开发国家的资源，于是在来自西方的顾问的建议下，他把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贸易和财政事务上。从即位伊始，穆罕默德就专注于行政体系，特别是财政部门的重组。通过改革，他确立了高效而有序的税收制度。在这样的实际事务方面，穆罕默德要胜过他的父亲。而在知识层面上，他也要感谢他的父亲。虽然起步有一点晚，但是穆罕默德还是接受了第一流的教育。他熟练地掌握了六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并且在多名教师的帮助下精通伊斯兰文学、希腊文学和哲学，还略懂一些科学知识。
像对东方文化一样，穆罕默德对西方文化也充满了崇敬之情。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他把数量众多的意大利人请到了他的宫廷里，其中包括使用拉丁文的人文主义学者和各知识领域的专家。诚然，此举部分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他需要了解他想要征服的世界，懂得西方，特别是亚平宁半岛的历史、地理、政府体系、宗教信仰、内部矛盾、外交伎俩、武装力量和军事战略。同时，他也要靠这些顾问就贸易和财政政策给出意见。在学者的帮助下，他为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图书馆收集了一些供其进行研究的古典时代手稿，以及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希腊文著作（为了方便苏丹阅读，它们被翻译成了土耳其文）。
后来，一直对伊斯兰教有关禁止描绘人像的禁令置之不理的穆罕默德又开始赞助西方绘画和雕刻艺术，一些意大利艺术家也造访了他的宫廷。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尼斯人詹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苏丹向威尼斯总督提出要求，让他派个“好画家”来。于是，贝利尼就在1479年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这里待了15个月，得到了格外的优待。他为苏丹和宫廷里的其他要人画了肖像。据说，贝利尼有一次向苏丹展示了一幅描绘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画。苏丹凝视良久，然后告诉画家，根据他的个人经验，斩首后的颈部应该比画家画得短一些、窄一些。贝利尼用壁画和其他画作为大萨拉基里奥宫做了内部装饰。在穆罕默德死后，他的儿子巴耶济德二世反对偶像崇拜，于是将这些“不合时宜”的作品都拿到公开市场上卖掉了。大部分的画作都消失了，但是苏丹的肖像保存了下来。它被一位威尼斯商人买下，之后又辗转几个世纪，最终进入了伦敦国家肖像馆。除了向威尼斯要求出色的画家之外，穆罕默德还要了一名优秀的青铜雕塑家。究竟是哪位雕塑家得到了指派，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费拉拉的克斯坦佐（Costanzo of Ferrara）肯定造访过苏丹的宫廷，并为苏丹铸造了一枚画像章。
不过，征服者穆罕默德并不是一位热衷文艺复兴运动的贵族，而是一名沉浸在伊斯兰传统中的中世纪君主。作为一名圣战士，他期望能够利用伊斯兰传统在这个曾经的东正教帝国的版图里维持奥斯曼治下的和平。在文化上，他对东方文化的热衷超过了西方文化，尤其醉心于波斯文化。他对波斯的伊斯兰教派什叶派及其托钵僧兄弟会组织十分感兴趣。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他无法调和这一“异端学说”与逊尼派教义之间的矛盾。毕竟，在奥斯曼土耳其这个信奉正统的伊斯兰教义的国度，有这样一句谚语：“谁阅读波斯人的文字，谁就失去了他一半的信仰。”
然而，穆罕默德还是会阅读波斯人的著作，并且表现出对波斯人的特别垂青。他对波斯人的喜爱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继而又在行政领域表现出来，因而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妒意。受到穆罕默德的赞助而在奥斯曼帝国生活、写作的波斯人的数量之多，可谓空前绝后。除了一些法学家之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诗人，而奥斯曼诗人也把波斯诗作——特别是菲尔多西（Firdausi）的史诗和哈菲兹（Hafiz）的抒情诗——作为他们的榜样，并将其改写重构，变成土耳其语的诗作。穆罕默德本人用土耳其语写了80多首诗，质量都不高，不过还是因此被人称作“诗人苏丹”。他每个月为诗人和其他文学家发生活费，以此来鼓励文学发展。与此同时，他还想方设法为他以前的导师们——都是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才能的人——提供生计，他非常乐于让饱学之士和神学家在他的宫廷里陪伴左右。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的发展却相对缓慢。穆罕默德本人对天文学很感兴趣，但只把它作为占星术的背景知识。在做任何重要决定之前，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他都会询问他喜爱的占星者的意见。为了等待行星进入精确的位置，他的行动不仅会精确到具体日期，还会精确到具体的小时。土耳其人的医学仍然没有什么发展，苏丹本人的医疗顾问大部分是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其中最显赫的当属雅各布·德加埃特（Jacopo de Gaete），他后来成了一名维齐尔，人称雅各布帕夏（Yakub Pasha）。在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是苏丹宫廷里的红人，不仅在医疗事务上有发言权，在财务方面也很有影响力，苏丹每次出征时他也都跟在苏丹身边。威尼斯人一直想要刺杀穆罕默德，在20多年的时间里至少14次试图对苏丹下毒。他们想得到雅各布的协助，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穆罕默德的健康状况并不好。在30岁出头的时候，他第一次出现了健康问题。他开始变得特别肥胖，并且得了遗传性的急性关节炎，这让他在战争期间骑马的时候感到异常痛苦。他沉湎于肉体的快乐，暴饮——在这方面他不是个好的穆斯林——暴食，因而日益发福。他还经常被急性的痛风和腹绞痛折磨，有时完全无法离开自己的宫殿，这种情形的持续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近几代的奥斯曼统治者的平均寿命明显变短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只有一位统治者活过了50岁。1479年，还不到50岁的穆罕默德在腿上长了一个肿瘤，而医生们束手无策。到了第二年年底贝利尼为他画肖像时，他明显已经病入膏肓。
1481年春天，他随大军渡海来到了亚洲，开始向南方进军。按照惯例，行军的目的地是个秘密。他可能打算亲自率军再一次攻打罗得岛，或是有意夺取埃及马木留克苏丹的领地。然而，就在行军路上，他患了严重的结肠炎，加重了他的痛风和关节炎。他的波斯私人医生给他开了药方，但并不见效。他的敌人宣称，这名医生按照苏丹的儿子巴耶济德的指示给他服用了过量的鸦片。当雅各布帕夏终于赶到主人床榻旁时，他宣称之前的药方起到了致命的效果：苏丹的肠道已经阻塞，他也回天乏术。1481年5月4日，征服者穆罕默德在下午祈祷时分去世，终年49岁。
“雄鹰已死。”信使把这样的消息带到了威尼斯共和国。西方世界终于再次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不需要害怕东方的威胁了——在接下来的40年中的确如此。实际上，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南征北战，并没有大规模地扩展帝国的疆土。他在贝尔格莱德、罗得岛和奥特朗托都遭遇了失败。不过，就像他宣称的那样，他已经成了两海两洲的主人。作为一名征服者，他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奠基；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内部创造了崭新而持久的国家架构，他确立的体制、传统和政策足以让这个帝国继承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希腊文明的衣钵，并且在实际上成为东正教文明的狂热保护者。凭借这样伟大的成就，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愧为中世纪的一代英主。
[1] 即伊斯兰国家高级的行政机构。
[2] “巴赛勒斯”是希腊语中君主的称呼，主要用来称呼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3]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建立在七座山丘之上，与罗马的七丘山相映衬。
[4] “萨拉基里奥”的本意就是奥斯曼苏丹的宫殿，所以除了大萨拉基里奥宫之外，阿德里安堡等地也有别的萨拉基里奥宫。
[5] 根据这个名字的音译，现在一般称这座宫殿为“托普卡珀皇宫”。
[6] 除了第一道大门之外，进入皇宫第二进区域的大门为“敬礼门”，而把守着皇宫核心区的第三道大门为“丰饶门”。“丰饶门”在后文之中还有提到，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点，在政变中也常常遭到叛军的围攻。
[7] 黑宦官都是出身非洲黑人族群的奴隶，故也可以译为“黑人宦官”。白宦官总管的职权在苏莱曼苏丹之后逐渐式微，在17、18世纪之交完全被黑宦官总管取代。
[8] 黎凡特是一个模糊的地理名称，此处可能取其广义，指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