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连两场战役中展现了帝国超群的武力之后，头戴桂冠的年轻苏丹选择了暂时休整，连续三个夏天都没有发动新的战役。他把时间花在了改进政府的内部结构上：自从登基以来，他第一次来到阿德里安堡，并在这里忙得不亦乐乎；埃及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发动了一场叛乱，宣布不再向苏丹效忠，苏丹不得不派兵去化解这场危机。苏丹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领兵前往开罗，恢复了那里的秩序，并且重组了当地的行政机构。
不过，当苏丹从埃迪尔内回到伊斯坦布尔时，却遭遇了近卫军的哗变。对这些好斗而又受到优待的步兵而言，每年一度的战事不仅可以满足他们征战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他们提供劫掠战利品的机会。因此，苏丹按兵不动的行为让他们十分不满。这在后世的苏丹那里也成了一种常见的问题。此时的近卫军，兵力已经达到苏丹全部常备军的四分之一。他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他们也越发意识到了自己的强大。战时，他们只是偶尔会违抗禁止洗劫刚占领的城市的命令，或是在战事过于艰苦时向苏丹抗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苏丹的征服大业，但大体上还能遵守纪律，效忠主人。而到了和平时期，缺乏纪律约束而又无所事事的近卫军则容易陷入躁动，往往变得十分危险而贪婪——特别是在老苏丹驾崩、新苏丹继位的间隙，他们仿佛是得到了肆意妄为的许可。
1525年春天，近卫军发动了暴乱，他们洗劫了海关、犹太人居住区以及高官和其他一些人的住宅。有一群近卫军士兵还冲到了苏丹面前。据说，苏丹亲手杀死了三名近卫军士兵，但其他人则对着他拉起了弓。面对生命威胁，苏丹只好逃走。哗变被镇压了。近卫军的阿迦和一些有合谋嫌疑的军官被处决，另有一些军官被解除了职务。但是，按照惯例，苏丹出了一笔钱安抚士兵（这种惯例越发让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吃不消）。另外一个可以安抚士兵的因素是，他们得知明年又将有一场战役可以参加。苏丹开始动员军队，准备第二次入侵匈牙利。他把易卜拉欣帕夏从埃及召回，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的大将军，作为仅次于苏丹的副总指挥统率这支军队。在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沿多瑙河上溯匈牙利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在匈牙利，易卜拉欣帕夏作为苏莱曼统治时期最杰出而又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彻底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此时31岁的易卜拉欣帕夏，出身于希腊的基督徒家庭，来自爱奥尼亚海沿岸的帕尔加（Parga），是一位水手的儿子。他与苏莱曼出生在同一年，他本人甚至宣称他们出生在同一个星期。他在幼时被土耳其海盗劫走，作为奴隶卖给了马格尼西亚的一名寡妇。这名寡妇给他衣服穿，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还让他学会了一件乐器。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易卜拉欣遇到了时为皇储和马格尼西亚总督的苏莱曼，靠魅力和天赋打动了他，被苏莱曼买了下来。于是，易卜拉欣成了苏莱曼的个人侍从。很快他就成了最得宠、最重要、与苏莱曼关系最密切的侍从。
在苏莱曼即位之后，这个年轻人先是被任命为首席养隼人，后来又在宫廷内担任了一系列职务。他与他的主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睡在苏丹的寝宫里，与苏丹一起用餐，跟他一同玩乐，两人分离的时候还通过聋哑人传递字条。作为一位君主，苏莱曼性情内敛，举止冷漠，天生沉默寡言，多愁善感，恰好需要易卜拉欣这样一个人与他沟通，为他的计划和想法提出独到的见解。
在苏丹的安排下，易卜拉欣举办了一场排场盛大的婚礼，迎娶了一位被苏丹视同姐妹的新娘。由于地位升得太快，易卜拉欣自己感到有一些不安。易卜拉欣十分清楚，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里，人们的命运可谓变幻莫测。他有一次故作轻松地去乞求苏莱曼，请他不要让自己攀升到太高的位置，以免跌落下来的时候粉身碎骨。据说，苏莱曼先是夸奖了易卜拉欣的谦逊，然后又向他保证道，只要自己还在位，无论朝廷上针对易卜拉欣出现怎样的指控，他也永远不会置易卜拉欣于死地。然而，就像下一个世纪的一位历史作者评论的那样：“君主是人，人就会生变；宠臣会骄傲，会变得不知感恩。正因如此，苏莱曼有一天会食言，而易卜拉欣也会失去他的信任和忠实。”
苏莱曼之所以加紧对匈牙利的进攻，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近卫军哗变的影响，但他同样也受到了另外一件事的影响：1525年，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Pavia）之战中被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击败，做了俘虏。弗朗索瓦一世在马德里的监牢里写了一封密信，把信藏在使臣的鞋跟里送到了伊斯坦布尔。他在信中恳请苏丹帮助自己，向查理五世发动总攻，以免查理五世“成为世界之主”。他的请求正好与苏莱曼自己的打算不谋而合。此时的匈牙利既缺乏爱国精神，也没有任何朋友，而且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分裂之中。以软弱的国王拉约什二世（Louis II）[1]和贵族为代表的“宫廷派”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没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实际帮助，更不要说来自西方世界的帮助了；“国民派”则以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实际上的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亚诺什·佐波尧（John Zapolya）为首，其成员还有一些地位略低的地方士绅；此外，还有把土耳其人视作拯救者的受压迫的农民。这样一来，苏莱曼可以以地方士绅和农民之友的面目进入匈牙利，他的敌人只有国王和皇帝。
自从贝尔格莱德陷落之后，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的边境冲突就时断时续，双方互有胜负。苏丹在命人于多瑙河的支流萨瓦河（Sava）和德拉瓦河（Drava）上兴修了两座桥梁之后，于1526年4月23日率领十余万大军开始西征。大军之中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大约占了半数，他们是这支军队的核心，或领取军饷，或拥有封地，由步兵（近卫军）、骑兵（西帕希）和炮兵组成。另一半则由非正规军组成，他们不领军饷，靠战利品为生，其兵种构成也包括步兵（阿扎布）和骑兵（阿金基）。通常，这些非正规军要么是在发动进攻时作为炮灰被放在第一线，要么是被放出去在敌国领土上大肆破坏，散布恐慌。所有的部队，不论是正规军、封地的所有者，还是非正规军，也不论是在营地里、行军中，还是战斗中，他们都在苏丹本人的权威和注视下团结一致。作为最高统帅和君主，苏丹总是在臣僚的陪伴下出现在显眼的位置，让他手下的士兵都能看得到他。
大军遭遇了十分恶劣的天气，暴雨和冰雹一直持续到了夏季。洪水冲毁了道路、桥梁和帐篷营地，溪水也经常变得无法逾越。苏莱曼大军的前进速度十分缓慢，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行军才第一次接触到敌军。与陆军一同行动的还有由上百艘小船组成的多瑙河船队。由于水流湍急，这支船队无法跟上陆军前进的步伐。
像往常一样，军队的纪律十分严格。在1526年的行军途中，苏丹的日记里不断有这样的记载：“5月10日，在凯末尔村（Kemal）附近，一名士兵因为践踏庄稼被斩首……5月11日，两名士兵被指控偷盗马匹，因而被砍头。”后面还有，“6月5日，两名西利赫达（silihdars，即持剑的士兵）在未收割的农田里放马，被斩首”。在行军途中，苏莱曼十分信赖易卜拉欣。每当遇到艰难险阻，他就会派遣易卜拉欣前去查看并打通道路。当大军抵达贝尔格莱德时，横越萨瓦河的几座桥梁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敌人已经撤回了多瑙河北岸，只在南岸的彼得罗瓦拉丁（Peterwardein）要塞留下来一支守备队。苏莱曼命令易卜拉欣夺取这座城镇及其要塞，并且告诉他说：“跟维也纳的早餐比起来，这不过是一口垫垫肚子的点心。”在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之后，易卜拉欣用两颗地雷在要塞的城墙上炸开了一个口子，终于成功夺取了要塞。“大维齐尔将500名守兵斩首，”苏丹记录道，“另有300人被掳为奴。”
接着，苏莱曼和他的大军沿着多瑙河向西，来到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德拉瓦河一线。他们预计匈牙利人将在这里布下第一道防线。然而，他们惊奇地发现，河的北岸并未设防。边境上的要塞一座接着一座地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匈牙利人却还在犹豫不决，调配补给的进度也十分缓慢。他们无法协调好内部的矛盾，始终拿不出一个清晰的统筹全局的作战方案。于是，在多瑙河南岸，被抛弃了的埃塞克（Essek）居民主动向苏丹投降。接着，苏丹下令修建一座浮桥渡河。按照记录了这场战役的土耳其历史学者凯末尔·帕夏·扎德（Kemal Pasha Zadeh）的说法，工程专家预计建设这座浮桥需要花费至少三个月的时间。然而，“由于大维齐尔巧妙的安排和充满睿智的热情”，整个工程在三天之内就完成了。在大军成功渡河之后，苏丹又下令将浮桥毁掉。这样一来，“再无安全返乡之路，士兵们也就没有了逃跑的想法，哪怕是在恐慌之中，他们也清楚绝无撤退的可能。如此，他们在战场上就会坚毅而毫不动摇”。
此时匈牙利人正在30英里（约48千米）以北的摩哈赤（Mohacs）平原上集结兵力。年轻的拉约什国王只带了4 000人，但包括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在内的各路援军渐次到达。最终，他的总兵力达到了2.5万人。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每当他要发兵对抗土耳其人的时候，他都需要得到由新教徒组成的帝国议会的同意。帝国议会的动作很慢，甚至有些不情不愿，因为议会成员中有些绥靖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教皇，而不是苏丹。而且，他们又十分乐于利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世俗矛盾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宗教目的。正因如此，1521年，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议会拒绝向贝尔格莱德守军提供援助；而到了1526年，在施派尔（Speyer）召开的帝国议会又是一拖再拖，等到他们终于投票做出决定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来不及派兵增援到摩哈赤了。
在战场上，匈牙利方面一些比较精明的军官建议向布达方向战略撤退。这样做一来可以吸引土耳其人尾随跟进，从而拉长他们的交通线；二来可以争取时间，得到佐波尧的部队（只有几天路程就能赶到）和一支波希米亚军队（他们已经抵达西部边境）的增援。然而，大部分的匈牙利人都过于自信而又缺乏耐心，幻想着立刻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在好斗的马扎尔贵族（他们既不信任国王，又嫉妒佐波尧）的率领下，他们嚷着要马上开战，立即发动进攻。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战斗在多瑙河西侧6英里（约10千米）宽的土地湿软的平原上打响了。把战场选择在这里，是为了给匈牙利骑兵发挥的空间；但是，土耳其人的骑兵质量更高，数量更多，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地理环境。一位眼光敏锐而又言辞诙谐的主教在得知这一决定之后预言道：“匈牙利民族今天要在这里获得2万名烈士了。这也挺好，教皇会把他们封为圣人的。”
在战略上缺乏耐心的匈牙利人，在战术上同样缺乏耐心。他们在拉约什国王的带领下，毫无必要地用重装骑兵直接冲击奥斯曼防线的中央。这次冲锋似乎取得了成功，于是匈牙利人发动了全线总攻。而土耳其人布下的防线有很深的纵深，他们把主力军安排在了阵线的深处，背靠着山坡。土耳其人的战术是欺骗敌军，把他们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不停地向前冲锋的匈牙利骑兵遇到了由近卫军组成的主力，他们身后就是苏丹和他的旗帜。在这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苏莱曼本人一度陷入危险，箭矢和长矛击中了他的胸甲。但是，像往常一样被小心翼翼地集中使用的出色的奥斯曼炮兵，此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炮火撂倒了数以千计的匈牙利人，使得奥斯曼军队可以包围匈牙利军队，并且将集中在中路的匈牙利人一举击溃。在屠杀下幸存的匈牙利人四散奔逃，朝着北方和东方逃窜。只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土耳其人就赢得了战役。
匈牙利国王头部负伤，在试图逃走时丧了命。人们在沼泽地里找到了他的尸体，通过头盔羽饰中的宝石才把他认了出来。由于他的盔甲太重，他被倒下的战马压着，溺死在了沼泽里。由于他尚无子嗣，他的王国也随他一同灰飞烟灭。大部分马扎尔贵族和八名主教也葬身沙场。据说，苏莱曼颇有骑士精神地哀悼了国王的殒身：“愿真主宽仁待他；他涉世未深，愿真主惩罚那些误导了他的人；他尚未品尝过身为君主的人生之乐，却丧命于此，这并非我愿。”
不过，苏丹接下来的命令就不那么有骑士精神了，他十分务实地下令不留俘虏。很快，在他猩红色的大帐之前就堆起了一座由上千颗匈牙利贵族的头颅组成的金字塔。1526年8月31日，即战役结束后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金座上的苏丹接受了维齐尔们和贝伊们的致敬；2 000名俘虏被屠杀；暴雨倾盆。”他又在9月2日写道：“在摩哈赤休整，埋葬了2万名匈牙利步兵和4 000名匈牙利骑兵。”摩哈赤城被付之一炬，阿金基骑兵则蹂躏了周边的乡村地区。正因如此，这场战役被称作“摩哈赤浩劫”，摩哈赤则被称作“匈牙利国家之墓”。一直到今天，面对灾祸的匈牙利人都还会这样说：“无所谓了，总归还没有摩哈赤那么惨。”
匈牙利人有组织的抵抗随着摩哈赤战役的结束而终结，此战也奠定了土耳其人接下来两个世纪中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的主导地位。本来可以影响战役结果的亚诺什·佐波尧的部队，在第二天抵达了多瑙河河畔，但在听到同胞战败的消息后，他们就立即撤退了。9月10日，苏丹和他的大军进入了布达。苏丹一路上留下了这样的记载：“9月4日，下令屠杀了营地里所有的农民，只留下了女人；禁止阿金基骑兵去劫掠。”但他们无视了禁令，苏丹也没有干涉。
布达城被夷为平地，只有苏莱曼下榻的王宫幸存了下来。在易卜拉欣的陪同下，苏莱曼挑选了匈牙利王宫中的珍宝，将它们顺河运到了贝尔格莱德，继而又运到了伊斯坦布尔。其中包括马加什·科尔维努斯全欧洲驰名的藏书，以及来自意大利的赫拉克勒斯、狄安娜和阿波罗的青铜塑像。不过，要说最珍贵的战利品，当属当年征服者穆罕默德在围攻贝尔格莱德失败后被迫遗弃的两门巨型火炮。匈牙利人一直骄傲地将这两门火炮视作他们勇气的象征。
苏丹开始享受生活，在乡间打猎、放鹰，或是在宫廷里欣赏音乐，开怀饮宴。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要如何管理这个被他出人意料地轻而易举就征服的国家。按理说，他应当像对待贝尔格莱德和罗得岛一样，派兵占领并驻守匈牙利，将其纳入帝国的版图。但是，此时的苏莱曼却宁愿见好就收。他的军队基本上只适合在夏季作战，而且又经受了多瑙河流域严酷的暴雨天气的折磨。现在，冬天即将来临，他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控制整个匈牙利。不仅如此，在安纳托利亚，西里西亚和卡拉曼尼亚爆发了叛乱，他必须亲自回到首都，主持平叛。布达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交通线实在太长了。用历史学者凯末尔·帕夏·扎德的话说：“将这个省份纳入伊斯兰世界的版图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这一行动被推迟了，以等待更好的时机。”
于是，苏莱曼在多瑙河上搭建了一座浮桥，过河抵达了佩斯（Pest），并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接着，他率军沿着多瑙河左岸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苏莱曼撤退后，匈牙利的政权和王权就都出现了真空。有两股力量想要争夺已故的拉约什二世留下的王位。第一位角逐者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大公，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弟弟，同时也是拉约什二世的内兄。由于拉约什二世无后，所以斐迪南大公是其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的对手是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亚诺什·佐波尧。作为匈牙利人，亚诺什·佐波尧要求立法禁止由外国人来继承匈牙利的王位。此外，他的军队未经战事、实力完整，此时控制着匈牙利王国的大部分领土。主要由匈牙利贵族组成的议会选举佐波尧为匈牙利国王，于是他就进入了布达佩斯，加冕为国王。这种安排是苏莱曼愿意看到的，因为佐波尧可能会遵从他的意愿；作为交换，弗朗索瓦一世和其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盟友可以为佐波尧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然而，就在几周之后，一些亲德意志的贵族也组织了一个议会，选举斐迪南为匈牙利国王。此时的斐迪南已经经选举成为波希米亚国王。这样一来，内战就爆发了。斐迪南率军击败了佐波尧，迫使他流亡到了波兰。于是，在占领了布达之后，又轮到斐迪南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他开始设想在中欧建立一个囊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并由哈布斯堡家族掌控的国家。
然而，这样的计划势必受到土耳其人的左右，因为土耳其人的外交活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欧洲的历史进程了。佐波尧从波兰派遣了一名特使到伊斯坦布尔，希望与苏丹结成攻守同盟。易卜拉欣和其他维齐尔轻慢地接待了这名特使。不过，最终苏丹还是同意承认佐波尧的王位，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佐波尧对自己曾经率军征服的土地的所有权。他还许诺说，将帮助佐波尧对付斐迪南和其他一切敌人。
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佐波尧同意向苏丹交纳岁贡，每十年将匈牙利人口的十分之一（不论男女）交由苏丹差遣，并且永远准许奥斯曼军队在他的土地上自由通行。就这样，亚诺什·佐波尧成了苏丹的一个附庸，他所占领的那部分匈牙利则成了在奥斯曼帝国保护下的一个卫星国。
接着，斐迪南也向伊斯坦布尔派遣了一个使团，希望可以达成停战协议。奥斯曼人对他的使团充满了敌意。苏丹拒绝了他们过分的要求，并将他们投入了监狱。
此时的苏丹准备沿着多瑙河上溯，发动第三次战役。他现在的身份是佐波尧的保护人，以及斐迪南和查理五世本人的敌人。一首德意志民谣预言了土耳其人的到来：
他很快离开了匈牙利
破晓就到了奥地利
巴伐利亚已在眼前
接下来又要去哪里
也许就到莱茵河哩
1529年5月10日，苏丹率领规模超过以往的大军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军队的指挥官依然是易卜拉欣帕夏。他们遭遇了更加猛烈的暴雨，到达维也纳附近地区的时间比计划晚了一个月。行军途中，佐波尧率领6 000人在摩哈赤的原野上拜会他的宗主。苏丹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为他戴上了神圣的圣斯蒂芬（St. Stephen）王冠。在攻占了布达城之后，佐波尧再次入城，被加冕为亚诺什一世。9月27日，在先行派遣阿金基骑兵四处破坏之后，苏丹率军抵达了维也纳城下。在此之前，城中居民已经看到了地平线上发红的夜空，那夜空是被燃烧中的村庄的熊熊火光映红的。而现在，环绕着他们的城墙，目力所及之处都点缀着数以万计的白色的穆斯林帐篷。
斐迪南发现，他很难征集到足以防御维也纳的军队。正忙于西方战事的皇帝坚持要求他的弟弟与佐波尧暂时议和，等到他腾得出手的时候再向东方的土耳其人发动进攻。然而，斐迪南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反而在自己的各个领地上加紧征兵。所有有义务向他提供军队的人都来了，奥地利每十个男人中就有一个被征召进他的军队。但这还是不够。德意志的诸侯们也向他伸出了援手。他们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最终为了保卫帝国，他们还是投票决定了援军的数量。
斐迪南还向施派尔的帝国议会请求援助。他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且告诉议会，苏莱曼曾经说过，除非能够在莱茵河河畔竖起一座胜利纪念碑，他绝不会息兵。这一说辞发挥了一些作用。最终，在路德（Luther）[2]就抗击土耳其人一事发表了算不上热切的请求之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投票同意为了保卫帝国而出兵。动员军队的工作颇花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苏莱曼被大雨耽搁了一个月，这些军队或许根本来不及赶去救援维也纳。事实上，援军只比土耳其人早到了三天，但维也纳守军的人数因而从1.2万人增加到了2万多人。不仅如此，他们大多并非封建领主强征来的士兵，而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步兵。他们曾在意大利为皇帝而战，久经沙场。他们的统帅则是勇敢而拥有半个世纪从军经验的尼克拉斯·冯·扎尔姆伯爵（Count Nicholas von Salm）。
维也纳的防御工作匆忙而巧妙地组织了起来。此时的维也纳只是一座半毁的城市，环绕城市的中世纪城墙只有6英尺（约2米）厚，再外围则是一道由尖木桩围成的脆弱屏障，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城篱”。守军的任务是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一座具备有效防御能力的要塞。与城墙靠得太近的房子都被拆毁了。接着，守军又决定牺牲掉在火炮射程范围之内的所有城外建筑物，以免它们为攻城者所用。这意味着要烧毁整个郊区里的800栋房屋，其中包括城市医院、几座教堂和修道院，以及一座位于山顶、可能被土耳其人当作据点使用的城堡。在城内，他们用泥土构建了新的防御工事，还修建了一道新的壕沟和一座20英尺（约6米）高的新墙。多瑙河的河岸防御工事也得到了加强，修建了篱笆屏障。他们还把周边乡村地区的物资都搜集了起来。守军还针对火矢的威胁做了预防工作，还把易燃的屋顶全部拆除。最后，他们把城门都用砖填死，只留了一道暗门以备不时之需。为了节省城中的粮食，老人、妇女、儿童和神职人员都被疏散了，但有很多人在逃亡途中落到了阿金基骑兵的手中。而在围城开始的时候，斐迪南本人并不在维也纳，他还在林茨（Linz）劝说德意志诸侯们伸出援手。
对防守一方来说，有一个好消息。由于大雨，苏莱曼不得不把他大部分的重型攻城武器都留在了后面，而这些武器曾经在罗得岛大显神威。现在，苏莱曼只有一些轻型火炮，它们几乎无法对加固过的城墙构成威胁，因此他只能依靠地道。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拿下维也纳易如反掌。他开出了条件，要求守军投降，声称自己只是想找到斐迪南国王。他吹嘘道，即便守军反抗，他也会在三天之内破城，在圣米迦勒节（Feast of St. Michael）[3]那天在维也纳用早餐；到那时，他将把维也纳夷为平地，人畜不留。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维也纳人依然在坚守城池。圣米迦勒节那天，天上不合季节地降下了大雨，让住在帐篷里的土耳其人吃了不少苦头。维也纳人释放了一名战俘，让他给苏丹带个话：为苏丹准备的早餐已经凉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吃炮子儿吃饱了。
土耳其人的火枪队技艺娴熟，兢兢业业，敢在城墙上冒头的守军难免不被击中；土耳其人的弓箭手则躲在城郊的废墟里，接连不断地向城中放箭，他们的箭矢经常可以穿透城墙上的缺口和垛口，使得城中居民在街道上行走都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箭矢从各个方向射进城中。有些箭缠着昂贵的布料，甚至镶嵌着珍珠，维也纳人推测这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土耳其人放的箭，于是把它们当作纪念品收藏起来。尽管守军从城中的地窖出发挖了许多防御性的地道，土耳其工兵还是成功地引爆了许多地雷，导致城墙出现了一些缺口。不过，守军勇敢地击退了土耳其人接踵而来的进攻，然后吹响军号、奏起军乐庆祝他们的胜利。维也纳人还时常发动一些突袭，并且带一些俘虏和战利品回来。有一次，他们俘获了80名士兵和5头骆驼。
苏莱曼在他的大帐中审视着攻城行动。他的大帐内铺有地毯，四周挂着精美的罗纱，帐中是镶嵌了珠宝的卧榻。他的大帐耸立在土耳其人的营地中央，大帐之上有着众多的尖角，尖角顶端是金质的球饰。苏丹在这里接见基督徒俘虏，让他们带着袍子和土耳其达克特金币回到城中，向守军转达他的威胁和利诱。但守军却不为所动。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来形容的话，对于苏丹来说，这些守军“不是人，是魔鬼”。为了鼓励士兵进攻，指挥攻城的易卜拉欣帕夏设下赏格，凡是能取得敌人首级或是占领重要地点的人都能获得成捧的金子。可是，士兵们的热情很快就低沉下去了，只有棍子、鞭子和军刀才能逼迫他们上前。
10月12日晚上，在苏丹的大帐中召开了一次迪万会议。这次军事会议将决定是否继续围城。易卜拉欣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主张撤军：士气低迷，寒冬将至，补给匮乏，近卫军已经开始抱怨不休，而敌人很快就会得到增援。经过讨论后，会议决定再发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总攻，并且为这次进攻设下了十分丰厚的赏金。10月14日，近卫军和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些部队发起了这次总攻。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他们遭遇了守军顽强的抵抗，始终无法拿下城墙上一处宽达150英尺（约46米）的缺口。奥斯曼军队损失十分惨重，全军士气普遍低落。
归根结底，苏丹的军队还是一支夏季军队。来自封地的骑兵不能在冬季作战，以免出现战马的折损。这样一来，他们最多只能连续作战六个月，从而影响了苏丹大军整体的作战限度。此外，苏丹本人和陪同他出征的大臣们也不能长时间地远离伊斯坦布尔。鉴于此时已是10月中旬，最后一次进攻也告失败，苏莱曼只好解除了围城，下令全军撤退。奥斯曼军队纵火焚毁了他们的营地，屠杀了从奥地利乡间抓来的俘虏，或者干脆任由他们在营地里被活活烧死。只有那些能在奴隶市场卖上价钱的年轻俘虏被留了下来。在返回伊斯坦布尔的漫漫旅途中，他们时常被小股的敌军骑兵袭扰，还要忍受愈加糟糕的天气。维也纳的一座座钟楼在围城期间一直保持寂静，此时终于伴随着火枪的齐射敲响了胜利之声，圣斯蒂芬大教堂也回响着感恩赞美诗（Te Deum）的旋律，赞颂这次伟大的胜利。著名的歌手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也亲自谱写了一首感恩之歌，其中唱道：“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4]
基督教欧洲的心脏地带没有落入土耳其人之手。面对只有自身实力三分之一的守军，苏莱曼苏丹没能攻破这座伟大都市的城墙，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一次失败。在布达，他的附庸佐波尧恭维他“赢得了战役”。他也想让他的子民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战役，于是他举行了铺张而奢华的庆典，还开展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以此来庆祝他五个儿子的割礼和他的凯旋。他装作自己并不是去攻打维也纳，而是去挑战斐迪南大公，但后者不敢露面，证明他根本不配当什么国王，而（用易卜拉欣的话说）“不过是维也纳的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苏丹试图借此为自己挽回颜面。
在全世界面前，他也的确挽回了颜面。斐迪南又派了第二个使团到伊斯坦布尔，请求停战，并提出每年为苏丹和大维齐尔分别奉上一笔“津贴”，条件是苏丹承认斐迪南为匈牙利国王，撤出布达，并且抛弃佐波尧。听到这样的条件，易卜拉欣打开窗户，傲慢地用手指着苏莱曼的七塔城堡，说那里存放着堆积如山的珍宝。他还说，不要试图通过贿赂来诱使他背叛自己的主子。他十分傲慢地故意直呼大公为“斐迪南”，不加任何头衔，而且拒绝承认查理五世是“皇帝”——他认为这个称号只能属于苏丹。不过，谈话的氛围还是要比以往更友好。但他们也十分明确地告诉使团，如果斐迪南想要和平，必须由苏丹开出和谈的条件。
苏丹仍然表示，他决心与皇帝查理五世一战——他故意将查理五世贬称为“西班牙国王”。于是，1532年4月26日，他再一次率领陆军和船队沿着多瑙河上溯。他还没到达贝尔格莱德，就遇到了斐迪南派来的又一个使团。他们提出了比之前更有诚意的和谈条件，增加了“津贴”的数额，甚至准备有条件地承认佐波尧的地位。苏丹在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这个使团。斐迪南使团的座次排在了法兰西国王的使节的后面，这让使团成员十分难堪。苏丹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自己的敌人不是斐迪南，而是查理。“西班牙国王，”他质问道，“他一直宣称想要对付土耳其人；而我，在真主的庇佑下，正在向他进军。如果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就让他在战场上等着我，由真主来决定后面会发生什么。不过，如果他不想在战场上跟我会面，那就让他向我的帝国纳贡。”
皇帝十分清楚土耳其人的巨大威胁和自己保卫欧洲的责任。此时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在德意志的领地，并且暂时与法国处于和平状态。于是他集结了一支帝国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实力上都超过了土耳其人曾经面对过的任何敌人。士兵们相信，这将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史诗般的斗争的转折点，于是从查理五世领土上的各个地方蜂拥而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军队从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赶了过来。在这里集结了一支西欧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军。
为了集结这样一支大军，查理五世不得不与路德派人士达成妥协。在此之前，正是路德派人士在提供资金、军备和补给方面犹疑不决，影响了查理五世保卫帝国的努力。如今，1532年6月，他们在纽伦堡（Nuremberg）达成了和解。信仰天主教的皇帝向新教徒做出了重大让步，并且无限期地搁置了宗教争议，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十分值得玩味地成了“宗教改革的帮手”。在被奥斯曼人征服的基督教地区，土耳其人也支持新教徒反对天主教社群；甚至，土耳其人还会支持宗教改革者的主张，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宗教上，因为与伊斯兰教一样，宗教改革人士也禁止崇拜偶像。
这一次，苏莱曼没有像以前那样沿着多瑙河河谷直逼维也纳。他派出了一支非正规的骑兵部队在维也纳周边地区搞破坏，好让这座城市感受到他的到来。他本人则亲率主力在更靠南的地方活动，率军进入开阔的乡村地区。他可能是要试图引诱敌人出城交战，这样比较利于他手下正规骑兵的发挥。在维也纳城南大约60英里（约97千米），他被一座名叫居斯（Güns）[5]的小城挡住了。这座小城是奥地利边界前的最后一座匈牙利城镇，苏丹在这里遇到了始料未及的英勇抵抗。在一位名叫尼古拉·尤里西奇（Nicholas Jurisitch）的克罗地亚贵族的领导下，实力孱弱的守军在8月份坚守了大半个月，拖延了苏莱曼进攻的脚步。
土耳其人在城墙最薄弱位置的对面修建了木质掩体，把火炮放到掩体里向城镇开火，在防线上打开了好几个缺口。他们发动了12次进攻，但都被打退了。土耳其人还埋放了很多地雷，但大多数都被守军发现并引爆了。持续不断的降水淹没了土耳其人的战壕。他们要求守军投降，结果被轻蔑地拒绝了。最后，易卜拉欣想出了一个挽回面子的折中方案。他告诉守军，鉴于他们的勇敢表现，苏丹决定饶恕他们。守军的指挥官得到了易卜拉欣彬彬有礼的接待，并且与他达成了有利于守军的投降条款。守军只是在书面意义上投降了，他们交出了城镇的钥匙，表示土耳其人名义上占有了这座城镇。只有很少量的奥斯曼军队象征性地进了城，负责管理城墙的缺口，避免其他奥斯曼军队入城杀人劫掠。
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在这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天气也变得越来越糟了。尽管如此，苏莱曼原本还是可以进军维也纳的，他却放出话来说，他并不想要维也纳，只想要皇帝本人率军出来迎战。他这么做可能是最后一次努力，想把敌人引诱出来跟他在开阔地上交战。而此时的查理五世还远在多瑙河上游200英里（约322千米）的雷根斯堡（Ratisbon），他也无意正面决战。苏莱曼由于缺乏重型攻城武器，同时又意识到此时的维也纳守军已经比上次打退自己时更加强大，只好挥师向南撤退。大军穿过施蒂里亚（Styria）[6]的河谷和山地，沿途大肆破坏。他们避开主要城堡，摧毁村庄，袭扰农民，把奥地利南部的大片乡村地区都化为废墟。
两个月后，回到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写道：“接连五天张灯结彩，饮宴作乐……苏莱曼乔装打扮，去逛通宵营业的大市场。”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为了看看他的臣民到底是把第二次维也纳战役看作一场失败还是一次胜利。像第一次维也纳战役结束后一样，官方大张旗鼓地向公众宣称，苏莱曼前去挑战他的敌人，可是基督教皇帝却不敢迎战，躲了起来。为了挽回他的声誉，苏莱曼宣称由于敌人避战，双方并未有机会一较高下，因此奥斯曼军队的主力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备日后再战。
现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人都打算和谈了。苏莱曼与斐迪南达成了和约。按照易卜拉欣的要求，斐迪南像儿子称呼父亲一样地尊称苏莱曼，从而满足了奥斯曼人的虚荣心。苏莱曼承诺将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斐迪南，并且许诺：“这不是七年的和约，不是二十五年的和约，不是一百年的和约，也不是两个世纪、三个世纪的和约。只要斐迪南本人不撕毁和约，他将永远享有和平。”匈牙利和其领土上的城堡将一分为二，分别由斐迪南和佐波尧这两位君主统治。
然而，具体的协议却难产了。苏莱曼想让佐波尧（“我的奴仆”）压过斐迪南，并且坚持认为“匈牙利是我的”；易卜拉欣则倾向于承认既成事实，让他们两个人保有现在各自占领的土地。最后，斐迪南和佐波尧背着苏莱曼私下达成了协议，这让苏莱曼感到有点难堪。他们同意各自以宗主的名义统治自己手中的土地，但到佐波尧去世之后，他的领地将交给斐迪南统治。与此同时，苏丹和皇帝之间并没有达成和约，因为他们都不肯在头衔和事关尊严的帝王虚名上让步。
就这样，苏莱曼苏丹终于在维也纳城下遭遇了失败，未能深入欧洲的心脏地带。他的失败就像800年前西班牙的穆斯林在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7]中的失败那样，成了历史的转折点。他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他面对的对手不再是奥斯曼人以往在巴尔干地区和匈牙利遇到过的封建军队，而是在纪律性和战斗技能方面远超前者的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经验丰富的欧洲军队。他遇到了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
不过，地理和天气因素也十分重要。苏丹的交通线太过漫长，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欧，绵延700英里（约1 127千米）；多瑙河流域又发生了不常见的自然灾害，暴雨、大风和洪水持续不断。这些因素缩短了本来就已经不长的战斗时节。由于奥斯曼军队自己不携带给养，其骑兵部队需要为他们的战马搜集草料，而这项任务根本无法在冬季和经受了破坏的乡村地区完成。现在，苏莱曼意识到，一旦他跨过了中欧的某一个点，再发动战争就变得无利可图了。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军事水平，对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来说，维也纳实际上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但是，在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武力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敬畏，因此他们对奥斯曼军队的惧怕反而加深了。他们并不是什么来自亚洲草原的野蛮人部落，而是当时的西方世界从未遭遇过的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军队。一位意大利评论家曾这样评价土耳其士兵：
他们的军事纪律公正而严明，胜过了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土耳其人在三个方面都超过了我们的士兵：他们总是立即执行指挥官的命令；他们在战场上总是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在没有面包和酒的情况下，他们也能靠大麦和水支撑很长时间。
无数的欧洲人目睹了奥斯曼军队的战斗素养、战斗热情、自控能力和极强的目的性。
凭借这样一支团结一致的武装力量，奥斯曼帝国在西方事务中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苏莱曼让奥斯曼帝国成了欧洲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长久地影响被后世称作“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欧洲政治格局。
[1] 前文提到过的匈牙利国王匈雅提·马加什于1490年去世。由于他没有合法的子嗣，匈牙利王位落到了波希米亚国王乌拉斯洛二世手中。拉约什二世是乌拉斯洛二世的儿子，在其父去世后，年纪轻轻便成为匈牙利国王。他娶了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公主，通过联姻加强了匈牙利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联系。
[2] 即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3] 圣米迦勒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承认的大天使，圣米迦勒节是9月29日，而维也纳攻城战开始于1529年9月27日。
[4] 此句出自《圣经·诗篇》127:1。
[5] 居斯是德文名称，匈牙利人称之为克赛格（Kőszeg）。
[6] 在德语中称为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位于今天奥地利的东南部。
[7] 也被称作普瓦捷战役。732年，法兰克人在是役中击败阿拉伯人，阻止了他们进一步深入欧洲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