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纪轻轻的苏莱曼刚登上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宝座时，约克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曾经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宫廷里对威尼斯大使说道：“这个苏莱曼苏丹25岁，很有见地；只怕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威尼斯总督则写信给他的大使说：“这位苏丹很年轻，很强大，对基督徒极为仇视。”对西欧的统治者来说，这位“伟大的土耳其人”（威尼斯人称他为“Signor Turco”）是基督教世界“强劲而可怕的敌人”，只能给他们带来恐惧和疑惑。
好斗是早期的苏莱曼得到的唯一评价。但很快，他在外交战线上的活跃程度就已经堪比他在战场上的活跃程度了。在此之前，苏丹宫廷里的外国代表基本上只有威尼斯的使节。自从他们于世纪之交在海上败给了土耳其人、继而失去了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之后，威尼斯人就“学会了亲吻她没有能力斩断的手”。他们与土耳其人建立了密切的外交联系，将奥斯曼帝国视作最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威尼斯人经常向伊斯坦布尔派遣使节，并且在这里常驻一名公使（bailo）——出任这一职务的，往往都是最有能力的人才。威尼斯的使节经常向总督和威尼斯政府提交报告，也间接帮助整个欧洲了解苏丹宫廷里的动态。弗朗索瓦一世国王曾经说：“从君士坦丁堡来的消息都不可信，威尼斯人传来的除外。”
不过，其他国家也渐渐开始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外交联系，派来了新的使团，伊斯坦布尔城中的外国人也多了起来——先是法国人，然后是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最重要的是斐迪南国王和治下拥有各民族子民的查理五世皇帝的代表，也带了一大群随从来到了这里。由于来到这里的外国使节、旅行者和作家越来越多，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也逐渐对这个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伟大的土耳其人”（苏莱曼）本人和他的生活方式，到他统治国家的体制、讲究繁文缛节的苏丹宫廷的本质，乃至他治下的子民们带有异域风情但又远不能称之为“野蛮”的生活传统、习俗与习惯。苏莱曼本人的形象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西方世界的面前。与他的奥斯曼先祖们不同，苏莱曼给人一种文明国家的君主的印象（如果说他的形象与西方君主的形象有所不同，那么他至少也符合东方文明君主的形象）。显然，他已经把一个起源于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游牧部落的东方文明带到了它的顶峰，赋予了它种种新的绚丽色彩。此时的苏莱曼已经开始被西方人恰如其分地称作“苏莱曼大帝”。
从起床到就寝，苏莱曼在宫中的日常生活也有着一套固定程序，其细致程度堪比凡尔赛宫中的法国国王。苏丹从他的长榻上起床之后，会先在特别挑选过的奴仆的帮助下，穿上一件卡夫坦长袍（Caftan）[1]。这件袍子他只会穿一次，一边口袋里放着20枚达克特金币，另一边口袋里则装着1 000枚银币。在一天结束时，这件袍子和口袋里没花掉的钱币就都归了苏丹的内侍总管。苏丹的一日三餐都会由一长队的侍从呈上。苏丹总是独自用膳，精美的瓷器和银质餐具放在低矮的银质餐桌上，他饮用的水则是加了糖和香料的。总有一名医生站在他的身旁，以便在苏丹中毒时立即施救。
夜晚，苏丹会躺在三张猩红色的天鹅绒垫子上就寝，一张垫子里面填充的是羽绒，另外两张里面填充的是棉花。他会把头枕在两个绿色的装饰有流苏的枕头上，夏天盖着轻薄的被子，冬天则裹着柔软的紫貂或黑狐毛皮睡觉。他的长榻之上是一顶金色的华盖，周围有四根长长的蜡烛立在银质的烛台上，每个烛台旁有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站着守夜。苏丹面朝哪个方向睡觉，他们就把哪个方向的蜡烛熄灭。他们整夜守卫苏丹，直到他醒来。出于安全考虑，苏丹每晚都会挑选不同的房间就寝，然后安排他的内侍们准备卧房。
白天，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正式会见和与官员探讨国事上。迪万休会时，他也有一些别的休闲娱乐，比如阅读《亚历山大之书》（The Book of Alexander）——一位波斯作家写的关于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故事和英勇事迹——或是研习宗教和哲学著作，抑或听音乐，看侏儒的滑稽表演，看摔跤表演，也可能听宫廷弄臣插科打诨。躺在两张垫子上（一张有金线花纹，一张有银线花纹）午睡之后，苏丹经常在下午挑一些同伴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亚洲一侧的花园里放松身心。或者，他也可以选择待在宫里，在第三庭院的花园里放松、休息。那里种着棕榈树、柏树和月桂树，其间点缀着金顶的小亭子。天热时，从亭子的顶上会有小瀑布落下来，水流映出道道金光。
他举行的公共娱乐活动也配得上他的“大帝”之名，可谓壮丽之至。在他第一次于维也纳城下遭遇败绩之后，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在1530年的夏天为他的五个儿子举行了割礼庆典。庆典持续了整整三个星期。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Hippodrome）[2]之中遍布帐篷，到处是色彩华丽的帷幔，最中央的位置则是一座高耸的大帐。大帐之内，苏丹端坐在由天青石柱支撑起的宝座上。在他的头顶，是镶嵌着珠宝的金色华盖；在他的脚下，是铺满整座大帐的柔软而珍贵的地毯。在大帐的四周，是一顶顶五颜六色、歪歪斜斜的帐篷，其中最显眼的，当属那些被奥斯曼军队俘获的、曾经属于败在苏丹手下的王公贵族的帐篷。除了官方举办的壮观的游行和奢华的宴会之外，在大竞技场内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可供民众选择：游戏、比赛、模拟战斗、马术表演；舞会、音乐会、影子戏以及在舞台上重演的围城战和重大战役；在马戏场上有大量的小丑、变戏法的和杂技演员参加表演，还有噼啪作响、坠落夜空的焰火——所有的一切，盛况空前。
庆典结束后，苏莱曼扬扬得意地问易卜拉欣，他儿子的这次庆典和这位大维齐尔的婚礼比起来，哪次典礼更棒？易卜拉欣的回答让苏丹大吃一惊：“没有哪次庆典比得上我的婚礼。”他接着说道：“我的帕迪沙阿呀！我的婚礼有这样一位贵客：时代之主、伊斯兰之壁垒、麦加和麦地那的拥有者、大马士革和埃及的主人、神圣入口的哈里发、神之居所[3]的主人——苏莱曼。请问，在您的庆典上，可有哪一位客人比得上我的这位客人呢？”
四位来自威尼斯的使节是仅有的来自西方世界的代表，他们一如既往地热衷于观察和记述庆典上发生的一切。他们中的一人——威尼斯公使彼得罗·布拉加蒂诺（Pietro Bragadino）这样描述他在庆典上见到的苏莱曼：“他32岁，面色惨白，长着鹰钩鼻子和长长的脖子；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力气，但是我在亲吻他的手时发现，他的手臂十分有力，据说能够拉动非常硬的弓。他天性郁郁寡欢，对女人很感兴趣，开明、骄傲、急性子，但有时又十分彬彬有礼。”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莱曼的宫廷在外交领域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因此，除了威尼斯人之外，其他国家的使团也纷至沓来。他们纷纷记录下自己对奥斯曼土耳其和苏丹的观察，这些观察对西方世界而言大有裨益。其中有一位来自佛兰德斯的贵族，名叫奥吉尔·吉塞林·德·巴斯拜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阅历丰富，思想开明，对事物常抱着积极乐观的看法。从1554年起，他时断时续地在伊斯坦布尔出任查理五世皇帝的使节。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一系列信件中，他从个人视角出发，为西方世界提供了诸多有关苏莱曼本人、他的宫廷和人民的生动而客观的记述。从一开始，来自西方的巴斯拜克就学会了欣赏陌生的东方世界较为文明的方方面面。在抵达伊斯坦布尔就职后不久，他曾这样描写苏丹在阿马西亚会见众人的场面：
现在请随我来，看看这一大群人吧：他们都戴着包出无数道褶的洁白的丝质头巾，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满目都是金色、银色、紫色的绸缎的光彩……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绚丽夺目的景象。在这样的奢华背后，却体现出别样的简洁和经济。不管他们的级别如何，所有人都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与我们大为不同，他们的衣服上没有镶边或无用的配饰……最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这么一大群人，现场却出奇地安静，井然有序。这里没有人头攒动的大厅里常见的喊叫声或是默默低语，人们也不会聚成一团。每个人都尽可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指定位置。
巴斯拜克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社会背后运行的原则：在绝对专制的君主统治之下，高度民主化的平等精神却支配着苏莱曼的“私人之家”。
在这一大群人中，没有哪个人的地位声望不是源自他自身的本领和勇气；没有人凭借出身而高人一等，每个人获得的礼遇都由他的职责和官职决定；没有哪个人会拼命地去追根溯祖，因为他们的地位都是凭借能力得来的。苏丹本人负责分配每一个人的职责与官位，他对他们的财产状况、虚名、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都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他们的本事和人品、能力与性格。因此，每个人都各得其所，每个职位都能分配给适合的人。
苏丹亲自接见了巴斯拜克。“他坐在一个矮沙发上，距离地面不超过一英尺，身下是绣着精美花纹的沙发罩子和靠垫，身边放着他的弓和箭。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严厉的神色中带着一丝忧伤，但又十分威严。我们前去拜见他时，他的内侍总管向他介绍了我们……在装模作样地亲吻过他的手之后，我们被人领着面朝着苏丹向墙的方向退去，以避免我们的背部朝向苏丹。”
接着，巴斯拜克表明了此行的目的，希望说服土耳其人停止对匈牙利的劫掠。这个请求和其他的一些相关要求并不符合苏丹的政策。苏丹“表现出鄙夷的神情”，只简短地回答以“好，好”，随即差人把查理五世皇帝的使节带回了他们自己的居所。对于苏丹对其请求的冷淡态度，巴斯拜克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在接见外国使节时，苏莱曼总是用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友邦（比如威尼斯和法国）和敌国的使节。
在巴斯拜克到访的同时，还有一位波斯使节也来拜见苏丹。他比巴斯拜克更受欢迎，同时又带了许多华美的礼物。于是，他对和平的诉求当场就获得了应允。“苏丹对波斯人可谓礼数周到，”巴斯拜克写道，“毫无疑问，苏丹是真心想和他们议和。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不论是礼遇友人，还是羞辱敌人，土耳其人总是喜欢走极端。”波斯人获得了正式的和约，而巴斯拜克只得到了六个月的休战。于是，他带了一封苏莱曼的书信回到了维也纳，然后又不太情愿地带了一封回信返回了伊斯坦布尔。他又一次被引见给苏丹：
他们在我身上套了两件绣着花纹、长及脚踝的长袍，倘若再多一件，我怕是都穿不动了。我的随员们也都穿上了各种颜色的丝质长袍，陪我一同觐见苏丹。接着，我跟着一支规模壮观的队伍向前走，仿佛是在一出悲剧里面饰演阿伽门农（Agamemnon）或是别的什么类似的英雄人物。穿着金衣的苏丹打发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向他道别了。
巴斯拜克和他的随员就这样离开了，没能享用离任使节通常都能享用到的正式早餐。这是因为，“那是给友邦使节的待遇，而我们两国之间的和平都还不甚稳固”。
苏莱曼的外交政策一直受到易卜拉欣帕夏的影响。易卜拉欣帕夏在1536年失势之前一直是苏莱曼的大维齐尔。苏丹任命易卜拉欣为大维齐尔，可谓开创之举。以前的苏丹通常都是从官僚系统内挑选军事法官或行省总督出任大维齐尔，而苏莱曼却从自己的私邸中挑选了自己的亲信，他们密切的私人关系确保了他对其能力的充分了解。就这样，苏莱曼为后世的苏丹开创了一个难说是好是坏的先例。易卜拉欣本人出身于希腊的基督徒家庭，在外国统治者和使节之中也很有影响力，以致弗朗索瓦一世和斐迪南都会写信给他，而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使节也总是先去拜见他。
易卜拉欣总是吹嘘说，他有能力让苏丹按他的意思办，还说“管事的其实是我”。威尼斯人很把他的这种说辞当真，将他戏称为“易卜拉欣大帝”。跟他平日里的嬉笑怒骂一样，易卜拉欣的吹嘘也不过是一种外交武器，都是用来威服、恫吓敌国使节的。这一时期，奥斯曼人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欧洲人则乞求和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待敌国使节就应当采取强势的态度，而不需要谨小慎微。而且，苏莱曼似乎也不反对他的维齐尔自吹自擂。易卜拉欣与苏莱曼表现出的是同样的傲慢态度，区别仅在于易卜拉欣把他的傲慢直率地表达出来，而作为君主的苏莱曼则用一种内敛而冷漠的方式展现他的傲慢。易卜拉欣与苏莱曼成了同一事物的两面。长期来看，苏莱曼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外交策略，即联合法国，侵蚀哈布斯堡王朝，并延伸自己在欧洲的势力。易卜拉欣则利用自己对欧洲的了解，在战术、细节和短期应变方面弥补苏丹的不足。在易卜拉欣自己看来，他对欧洲的了解超过了他的主人，因此自己有能力拓宽主人的视野。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时期，易卜拉欣对奥斯曼帝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外交关系的初创、帝国与欧洲国家新的外交关系的演进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535年，易卜拉欣完成了他的终极成就——与他的“好朋友”弗朗索瓦一世协商、起草并签署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允许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继续经商，他们只需要像土耳其人一样向苏丹缴纳税费即可；作为交换，土耳其人在法国也享有同等特权。根据协定，法国领事法庭的判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也拥有法律效力，且土耳其人有义务执行领事法庭的判决，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法国人获得了彻底的信仰自由，法国还有权守卫基督教圣地，实际上相当于将黎凡特地区的所有天主教徒划入了法国的保护之下。这一协定终结了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主导地位，并且使得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船只——除了威尼斯船只以外——都挂上了法国国旗，以获得保护。
这一协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个给予外国特权的“让步条约”（the Capitulations）。作为法国人经过巧妙磋商后取得的成果，这项协定允许两国互派永久性的使节，使得法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贸易合作的外衣之下，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同盟。此时，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角力的轴心，已经转移到了地中海，而这项协定稳固了欧洲的力量平衡，这是苏丹乐于见到的。但是，这项协定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为帝国带来了隐患，因为它在帝国的疆域内部承认了外国势力的合法存在。而这也是易卜拉欣在外交领域的最后一次活动——他的垮台已经近在眼前。
苏莱曼苏丹被西方人称作“苏莱曼大帝”，而他的奥斯曼臣民则称他为“立法者苏莱曼”。他在“武功”方面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堪与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媲美；而他在“文治”方面，却要胜过他们一筹。他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在臣民的眼中，他是一位品行高尚的君主，崇尚公正而不失宽仁。有时，在征战的过程中，他甚至会骑在马背上亲自做出裁决。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随着年纪渐长而越发严格地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则和传统，越来越笃信伊斯兰教的理念和体制。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他成了一位睿智而仁慈的立法者。
帝国的上一位立法者是征服者穆罕默德。而苏莱曼，这位新的征服者，就站在征服者穆罕默德打造的基石之上。苏莱曼并不想当一位极端的改革者或革新者，因为在这片保守的土地上，已经有了详尽的法律条文、日积月累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以及前代苏丹留下的先例。他要做的并不是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体系，而是让过时的法律条文跟得上时代，让法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和迅速扩张后的帝国的需要。他整理并简化了令人困惑的惯例体系，将其具体化。他完成这一切，依然要依靠奥斯曼政权两大基石的支持：世俗的行政统治体系和宗教立法体系。在苏丹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这两大体系各有各的功能，有点类似西方的政教二元体系。
除了苏丹和他的家族之外，统治体系还包括苏丹的廷臣、政府里的行政官员、常备军，以及大量在接受培训、日后可以成为前三者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男子或者他们的孩子，即都是苏丹的奴隶。一位名叫莫罗西尼（Morosini）的威尼斯使节记载道，他们“都以能自称‘伟大主人的奴隶’而感到莫大的光荣；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奴隶之邦，在这里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人”。另一位使节巴尔巴罗（Barbaro）则评论道：“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财富、军队和政府——或者简而言之，整个奥斯曼国家——都构建在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人之上，并且由他们掌控。”
与行政体系相平行的是穆斯林的宗教体系，这一体系的成员全都出身于穆斯林家庭。法官、法学家、神学家、神职人员、教师，他们作为伊斯兰神圣教法的守护者和执行者，构成了乌理玛这一群体。这些有学识的人负责在整个帝国内维系其知识、宗教和法律体系。
神圣的沙里亚法是由先知穆罕默德传递的真主的意旨，因此苏丹无权变更或忽略沙里亚法规定的原则。这样一来，沙里亚法就限制了苏丹的神授君权。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苏莱曼也无意忤逆沙里亚法。但是，为了让他的人民能够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继续做合格的穆斯林，他认为有必要修改法律的实践方式。例如，在世纪之初，奥斯曼帝国征服的领土上主要的居民还都是基督徒。但是随着帝国在亚洲的进一步征服，一些诸如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这样以前属于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城市也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也被帝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亚洲居民占到了奥斯曼帝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到苏莱曼统治末期，帝国总人口大约为1 500万，包括20个不同的民族，受21个不同的政府的管辖）。只要能让苏莱曼获得作为苏丹—哈里发应有的权力，他就愿意承担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信仰的守卫者、伊斯兰教神圣律法的保卫者、解读者和执行者这一系列头衔。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把他视作圣战的领袖。总之，奥斯曼帝国拥有了比例更高的穆斯林人口，因此就需要用一套新的、效力更高的法律体系来补充以前的法律体系。
苏莱曼命令一位颇有学识的法官——阿勒颇的易卜拉欣毛拉（Mullah Ibrahim of Aleppo）——负责准备新的法典。苏莱曼为这部法典起了一个新奇的名字，以体现其如汪洋大海般的体量——《诸海之汇》（The Confluence of the Seas）。在19世纪的司法改革之前，这部法典一直发挥着效力。与此同时，苏莱曼还为埃及的政权起草了一部新的法典，这部法典实际上成了一部新的宪法。在孜孜不倦地起草新的法律的过程中，苏莱曼与乌理玛中的法学家和神学家密切合作，以确保他的新法不会违犯原初的伊斯兰教法的规定。这些学者将伊斯兰教法中的原则按照重要程度分门别类，明确地让他知道哪些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哪些不是，并且尽可能地为他提供有弹性的诠释方式。
与伊斯兰教法不同，《法令集》式的国家法律体现的完全是苏丹作为君主的意志。出于善心，一向对细节十分关注的苏莱曼特别考虑到了基督徒子民的利益。从他即位之初，他就指示他的行省总督们必须把公正地使用法律当作他们的头等大事，不论法律适用的对象持有何种信仰、是穆斯林还是拉亚。在过去的40年中，他的两位前任苏丹在法律问题上留下了许多没有填补的空白。而要填补上这些空白，实际上相当于进行一次针对国家封建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改变征服者穆罕默德立法时确立的土地所有权和税收制度。
根据前代苏丹的规定，较大的封地（扎米特）是终身制的，理论上不得世袭。然而，此时世代承袭封地却成了一种常见的做法。因此，苏莱曼试图通过改革来制止这种行为。此外，当一些封地由于原有的主人没有男嗣而成为无主土地时，行省总督和维齐尔们经常会随意地将这些土地转让给其他人，导致土地的所有权经常出现不负责任的转移。这种行为损害了苏丹的利益，因为在理论上，作为真主的代言人，苏丹才是一切土地的所有者。
为了重申这一原则，他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总督们只有批准小块封地（蒂玛尔）转让的权力，而大片封地的转让必须得到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或苏丹本人的许可。苏丹此举意在把那些“上层士绅”再次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抑制大片田产的积累，同时确保他分封出去的土地可以确实为他提供有实战能力的常备军。与此同时，为了伸张正义，苏丹大规模地清洗了有着残暴、贪婪、不公正、腐败和无能等种种劣迹的总督和官员。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苏莱曼特别关心拉亚们——为西帕希骑兵耕种土地的基督徒子民——的境况。他颁布了《拉亚法典》（Kanune Raya），规范了他们缴纳的什一税和人头税。这样一来，原本属于农奴或隶农的拉亚们的地位有所上升，达到了近似于欧洲的佃册农（copyholder）[4]的水平。在承担繁重义务的同时，他们的生产能力却因此得到了提升。
尽管外界热衷于说这些拉亚处于“土耳其人的枷锁之下”，但实际上，他们的境遇要比基督教世界里一些从属于基督徒主人的农奴好得多。在奥斯曼帝国的邻国，一些居民甚至宁愿逃到边界的另一边去生活。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写道：“我看到许多匈牙利农夫点着了他们的小屋，带着老婆、孩子、牲畜和农具逃到土耳其人的土地上。他们知道，除了什一税之外，他们在这里不需要忍受其他的苛捐杂税和痛苦折磨。”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摩里亚，那里的居民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也不想再受威尼斯人统治。
苏莱曼的法典里也包括了新的刑法和治安法，内容涵盖了针对失德行为、使用暴力、伤人、偷盗和抢劫等罪行的处罚内容。总的来说，惩处的力度要比以往更加宽仁。许多肉刑被罚款代替了，每种罪行都规定了罚金的数额。适用死刑和毁坏肢体的刑罚的情境减少了，但是作伪证、造假和使用劣币者仍然要被砍掉右手。法律变得更加开明了：诽谤和搬弄是非者要为他们造成的恶果做出赔偿；贷款利率的上限被限制在11%；法律还要求人们善待役畜。
除了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传统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之外，苏莱曼还设置多种多样、范围广泛的其他税种。在家庭组成方面，未婚男子需要缴税，结婚时也需要缴税。在宫廷领域，他对仪式礼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整。在贸易领域，苏莱曼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市场和行会行为、价格与工资、生产与零售活动的法令，甚至详细规定了制作和出售食品的方式。
各色各样的产品、牲畜、矿井和贸易利润都需要纳税，此外还有进出口的关税。除了税收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财源是罚没作奸犯科的高官和其他人等的财产。苏丹还可以从他发动的战争中获得战利品和基督教附庸国支付的岁贡，这些收入不仅可以用来承担战争中的开销，还可以充实国库。
从经济层面看，奥斯曼帝国正在变得越发繁荣。苏莱曼的收入主要来自苏丹私人的领地以及从分配给臣民的土地上收取的税收。苏莱曼的收入很可能比当时任何一位基督教君主的收入都多，而他也不会大肆挥霍。随着苏莱曼统治的继续，财政收入日渐增多，而为了获得这些财政收入，官僚体系也需要相应扩展，于是官僚体系的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庞大。
尽管苏莱曼在改革目的和原则方面都很开明，但他的改革注定效果有限。他毕竟是一名自上而下的立法者，他能够得到的建议只能来自他身边的一小群高官和法学家。他身居帝都，远离分散在帝国各地的绝大部分臣民，无法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对他们的需求和生活境遇也缺乏亲身体会。因此，他既无法直接了解他的法令可能会给臣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也无法一路追踪监督法令的公正执行。这样一来，对法令的解释权就会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下放，导致在行省中出现对法令的滥用和各种贪赃枉法的现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日后官员腐败的隐患。不过，在眼下，由于苏莱曼对正义、公平和秩序的孜孜追求，再加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执行能力，这种权力分散的趋势暂时还不会成为帝国臣民头上的重担，新的法律在大体上也还是改善了他们的境遇。
苏莱曼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他的政府，特别是它的宗教体系。他确认并扩大了乌理玛的首领[大穆夫提或谢赫伊斯兰（Sheikh-ul-Islam）[5]]的权力和特权，使其实际上拥有了可以与大维齐尔比肩的地位，从而调整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力量平衡。与此同时，他重组并加强了乌理玛，使帝国内的法官和其他的穆夫提（他们现在成了法官的法学顾问）也成为乌理玛的一部分，并且让他们都获得了一些特权，例如无须纳税和不被罚没财产的特权。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实现父子相承，从而在帝国内部形成了一个来自教育和法律行业的世袭阶层。他们并非土地的贵族，而是“头脑的贵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享有的这种特权将会带来一些问题。
苏莱曼发展了乌理玛的教育体系，他们的学校继续由宗教基金会资助，并且附属于清真寺。穆斯林男孩可以在这些学校里获得几乎免费的教育，这种待遇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基督教国家。苏莱曼十分慷慨地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和高等学院，扩展了征服者穆罕默德留下的教育体系。在苏莱曼统治期间，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小学（mektebs）数量增加到了14所。小学教授孩子们阅读、书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小学毕业的学童会兴高采烈地在街上举行游行，就像举行割礼庆典时一样。
有能力也有意愿的小学毕业生可以进入伊斯兰学校学习。此时，一共有八所伊斯兰学校，分别位于八个重要的清真寺的辖区内，因而被人称作“八座知识的天堂”。参考西方的人文学科，这些伊斯兰学校会开设十种课程，分别是语法、句法、逻辑、形而上学、哲学、论题、文体学、几何、天文学和占星学。还有一些高等的宗教学校，相当于大学层次的法学院校，其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成为伊玛目（负责带领人们做礼拜）或教师。像以前一样，这些院校都是紧邻或靠近清真寺院落的建筑群的一部分。其周边还会有府库、银行、供旅行者使用的客栈、餐厅、图书馆、浴场、喷泉和奥斯曼“福利国家”提供的其他慈善设施，例如粥厂、医院和疯人院。
处于这个黄金时代的顶点的苏莱曼，既是伊斯兰世界的苏丹—哈里发，又被文艺复兴中的欧洲人视作一位“伟大的阁下”。苏莱曼本人集东方式的神圣君权与西方式的贵族荣耀于一身，他同时也希望将伊斯坦布尔改造成一座在建筑层面上豪华壮丽的都城，使之可以在蓬勃发展的16世纪跻身伟大城市的行列。于是，随着他接连不断的征服和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一座座圆形穹顶和高耸的宣礼塔也渐次改变着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即便到了苏莱曼身后四个世纪的今天，这些建筑的独特轮廓依然装点着马尔马拉海的风景线。当年由征服者穆罕默德继承自拜占庭的建筑风格，在苏莱曼的时代达到了顶峰。这些建筑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伊斯兰教的荣光，以及它在这个曾经由基督教主导的世界播撒文明的成果。
这种连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建筑风格，在一个人的作品中达到了巅峰。这个人就是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家之一的米马尔·希南（Mirmar Sinan）。他来自安纳托利亚，是一位基督徒石匠的儿子。年轻时，他曾经加入近卫军，作为军事工程师伴随苏丹南征北战。渐渐地，他成了建造要塞、军火库、桥梁和输水渠的行家里手。50岁时，他成了皇家首席建筑师，开始在苏莱曼身边服务，把他作为军事工程师掌握的技巧用到了建造精美的宗教建筑上。他修建了数百座风格持重庄严的清真寺和陵墓，以奥斯曼土耳其文明特有的方式融合了简洁与典雅、力量与轻快，丰富了16世纪的建筑艺术。其中最出色的杰作要数为苏莱曼苏丹本人兴建的苏莱曼清真寺和陵墓。在建设这组建筑时，希南意在使其超过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6]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此时已经被称作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他研究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建筑特点，根据伊斯兰教仪式的需要调整了其平面规划。在苏丹的资助下，希南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中，将这种东西方交融的建筑风格推到了极致。
这一时期的奥斯曼设计师们在设计建筑（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世俗建筑）的内部装潢时，往往会更多地借鉴东方的风格。他们会在墙体上使用颜色明快、饰有花纹的瓷砖。这种瓷砖起源于早年的波斯，此时则主要在伊兹尼克（Iznik，即以前的尼西亚）和伊斯坦布尔的作坊里生产，经手的工匠都是从大不里士专门迁来的波斯匠人。像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时代一样，来自波斯的文化影响依然在文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并在苏莱曼统治期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苏莱曼特别鼓励诗歌。在他的积极资助下，波斯传统风格的奥斯曼诗歌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设置了一个地位崇高的职位，叫作“帝国叙事诗人”，其主要任务就是用诗作记录时事。用诗作记载历史事件，这是曾经的菲尔多西和其他波斯诗人的传统。
[1] 一种长及脚踝的长袍。
[2] 这是君士坦丁堡城中一座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古代竞技场。由于土耳其人对赛马等赛事不感兴趣，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座竞技场逐渐变成了举办庆典仪式的场所。
[3] 原文是Pleiades，即昴宿星团。有些人认为这里是神的居所。
[4] 指自己不拥有土地、对地主承担封建义务但以自己的耕畜、农具等独立进行耕作的农民。在15世纪的英格兰，这种佃册农占大多数。
[5] 奥斯曼帝国的大穆夫提拥有“谢赫伊斯兰”的称号。本书中的“谢赫伊斯兰”均指奥斯曼大穆夫提。
[6] 即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