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是一位堪与两个半世纪前征服拜占庭的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相媲美的专制君主。作为“第三罗马”的皇帝，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全俄罗斯的君主和独裁者”，更是“新君士坦丁堡的新君士坦丁大帝”。打着双头鹰徽记的彼得大帝一直希望能够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像以往的苏丹一样，彼得大帝也是一个军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拥有神圣的地位，一心想为帝国开疆拓土，咄咄逼人地在欧洲和亚洲大肆扩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代代沙皇也将继续践行着他的侵略性政策。奥斯曼人从未遇到过像俄罗斯帝国这么可怕的敌人。它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欧洲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受制于国内不同的宗教、政治和民族利益，都尚未能够演化成这样的国家；它拥有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由于信仰上的认同感，它对其异教敌人的欧洲子民也有着潜在的强大感召力。
更重要的是，彼得大帝是一个活在现实中的人，而奥斯曼人还活在过去之中。在东方胜过西方的时代，前代苏丹们学习并改进了各种制度和工具（主要是向东方学习），为统一的奥斯曼帝国赢得了一场场胜利。他们首先学习了亚洲草原上异教游牧民的生活方式，然后又向中世纪的伊斯兰定居文明学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力和资源的集中使用，他们创造出一个开明而井然有序的国家，并且拥有了一支纪律严明的职业化军队。而中世纪的欧洲由城邦和封建邦国构成，维持着过时而杂乱无序的社会形态，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根本无法有效地抵挡奥斯曼帝国。
但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时间的推移，这一形势出现了逆转：西方已经变得比东方更加强大。而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是一个拥有远见、决心和充沛精力的新征服者，已经做好了出击的准备。彼得大帝决意带领这个尚显原始的民族打败衰落中的奥斯曼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国内推行了西化政策。他学到的第一课来自他的少年时代，他目睹了射击军（streltsy）——他们相当于莫斯科大公国的近卫军——发动的一场血腥的政变。六年后的1698年，当射击军再次发动兵变时，他同样血腥地将他们彻底消灭。在他看来，射击军“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众恶之源”。在清除了射击军之后，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组建新的卫戍部队，从而实现对俄罗斯军队的重组、扩充和现代化改造。新的卫队使用了欧洲最先进的训练方式，因而在军事上先进而高效，同时又在政治上认同沙皇的目标。
在彼得大帝25年的征战生涯中（其长度与征服者穆罕默德的征战生涯相仿），他竭尽俄罗斯的物质资源和军事能力，野心勃勃地想要把俄罗斯打造成一个世界性的帝国。面对这样的敌人，奥斯曼人却只能勉强维持他们衰落中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发展已经跟不上西方的前进步伐。曾几何时，他们是战争艺术的先驱。他们率先使用了重型火炮，他们的骑兵在开阔地里锐不可当，他们的近卫军步兵阵列更维护着帝国不可冒犯的尊严。那个伟大时代的土耳其人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富于牺牲精神的斗士，他们的指挥官则头脑冷静、能力超群；而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敌人往往不具备这些优点。
但现在，具有高度机动性的野战炮得到迅速发展，轻骑兵面对步兵的劣势也越发凸显，西方军队的实力已经远超奥斯曼军队。西方坚决地在大型职业化军队的训练、装备和管理方面一掷千金，组建了可以有效应对各类骑兵突击的装备精良的步兵部队。倚赖于弹药、武器、制服、食品和其他物资的大规模运输和供给的西方军队，是以最先进军事技术为基础的战争机器；而依然执着于过去的军事传统的奥斯曼人根本无力与西方军队匹敌；由于奥斯曼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思维，他们有时候甚至不愿意去效仿西方军队。因此，18世纪的奥斯曼军队就像17世纪时一样，由于使用次等和非标准化的装备而使战斗力受损；按照新时代的标准，他们的军需和补给体系杂乱无章，缺乏专业性，组织结构日趋松散，财务管理水平低劣。以往，军队可以依靠四处掠夺和消耗周边乡村产出的农产品来获得足够的补给；而现在，军队的规模如此之大、构成如此之复杂，过去的方式已经不足以支持。现代战争需要计划周密、管理得当的补给体系的支撑。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教欧洲从城堡林立的中世纪一路演化，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推动了这一演化过程，具体体现在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方面，而经济和制度的创新构成了崭新的西方文明的基石。而奥斯曼帝国在这两个世纪中则落在了后面，并没有实现这种进步。奥斯曼帝国的官僚体系日渐臃肿，整个国家仍然困在经济衰退的泥潭中，无论是商业、手工业还是农业，都举步维艰。因此，它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意愿去完成这种演进。它既缺乏财政方面和商业方面的积累，同时又囿于对自身力量和体制的盲目迷信。
在奥斯曼帝国军队所依赖的规模庞大、技艺精湛的工匠群体身上，就能看到上述趋势是如何导致奥斯曼帝国陷入军事困境的。以往，贸易行会这种合作体系曾经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其存在保证了工匠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但是，从经济角度上说，手工艺需要一种追求创新和进取的新精神，但行会束缚性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将阻碍任何进步。它们固执地拒绝任何创新，坚守过时的技艺，僵硬地执行着固有成规和工作时长。此外，不负责任的税收规定和财政政策也不鼓励创新，增强了行会与生俱来的惰性，从而抑制了行业的进步和繁荣。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产品就渐渐无法与欧洲的进口货相媲美了。近卫军与行会同进退，怀疑并拒绝任何有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军事改革。但是奥斯曼帝国急需进行这种改革，而且它的敌人彼得大帝也正在推行这种改革。
这种态度还导致了经济状况的恶化。本来，奥斯曼帝国拥有构建在商品化农业基础上的货币经济。与欧洲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处于明显下风。问题是，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运行由少数族裔掌控——大量的银行家和商人都是希腊人、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想要构建一个统一的、以政府机构与金融阶层、经济阶层密切合作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缺乏经验又轻视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往往没有能力做到，甚至根本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做到。在欧洲，构建在政府和资本、人和金钱的紧密联合的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已经茁壮成长；而在奥斯曼帝国，乃至当时其他的伊斯兰国家里，这种体系并不存在。在这些地方，政府和商业依旧固执地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奥斯曼帝国境内就不会出现政商联合筹划的、长期的、大型的经济项目，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还停留在最低水准。欧洲人带来了贸易格局的变迁，欧洲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在此冲击下，奥斯曼帝国的本土手工业日益衰败，整个国家的经济日渐萎缩。
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其根源在于伊斯兰教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奥斯曼人不顾现实情况如何，沉醉于伊斯兰文明永远优于其他文明的幻想之中，不愿意面对奥斯曼帝国已经在不断进步的西方文明面前日趋衰落的现实。此外，宿命论也是一大障碍。穆斯林的教育体系让人们相信，无论人类做了什么可能干预历史进程的事，真主的旨意最终都一定会达成，因此他们往往固执地遵循传统。所以，不只是近卫军和行会，就连乌理玛自身也十分保守地排斥剧烈的变革，以此来长久维护他们在既有的军事和经济秩序中所获得的利益。到了18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经济秩序变得陈腐不堪。奥斯曼帝国开始腐败变质，而崭新的俄罗斯帝国正在崛起。
但陈旧的结构还没有完全朽坏，伊斯兰教依然作为精神支柱为帝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尽管有种种乱象和腐败，帝国的国家架构依然僵硬地支撑着这个国家，间或还会萌发出复苏的迹象。衰老的奥斯曼帝国依旧活着，尚未变成僵直的尸体。苏丹不再管理国家，但在从上至下替他管理国家的人中，仍然有不少能干的人物，保证其传统的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其中包括一类新的精英，他们不是武将，而文官；他们没有帕夏或贝伊的头衔，而被称作“阿凡提”（Effendis）[1]。他们大多与往昔的官员出自不同的阶层，往往不是出身于宫廷学校的前基督徒，而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穆斯林。不过，他们仍然乐于任用希腊人或其他基督徒出任下级属官。
在签订了《卡尔洛维茨和约》之后，无论在国内事务上还是在国际事务上，奥斯曼帝国都进入了两次风暴间的平静期。在国内，学识渊博、热心公益的科普鲁律·侯赛因（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作睿智的科普鲁律；他的三位前任分别被称作冷酷的、谨慎的和善良的科普鲁律）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推动内部改革，尤其是行政机构的改革。作为少数拥有敏锐洞察力的人，科普鲁律·侯赛因清晰地看到大有必要进行行政领域的改革。他在帝国的财政、法律和教育领域都开展了改革。在军队方面，为了整顿部队的秩序和纪律，他调整了近卫军的人员组成。他还为陆军和海军配备了更好的装备，兴建新的营房，把帝国的国防打理得井井有条。像征服者穆罕默德和以前的伟大苏丹一样，他要么自掏腰包，要么动用国库，修建了一系列公共设施，包括运河、桥梁、引水渠、清真寺、学校和市场。更重要的是，他十分关切基督教社群的福祉，此时这些人群的生活状况往往十分糟糕。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边疆省份蒂米什瓦拉的居民获得了免除一年人头税的待遇；在整个鲁米利亚，他免除了拉亚们拖欠的大部分贡金；在叙利亚，他允许牧民自由放牧。
这些措施可以确保基督徒占主体的农民阶层对国家的忠诚，而且时机也恰到好处。一直对奥斯曼帝国有所图谋的彼得大帝不仅想要蚕食它的土地，还希望其内部出现变乱。他一直想要控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少数族群。既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又出于世俗上的考虑，俄罗斯教会一直以东正教信仰的守护者自居，试图将外国信仰东正教的族群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希腊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在血统上是斯拉夫人，在宗教信仰上又不相信拉丁人，因此日渐将俄罗斯人视作潜在的解放者，十分欢迎他们当中俄罗斯的代言人。彼得大帝为了达成他的长期目标，动用了宣传攻势，秘密煽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起来推翻异教徒的统治，还许诺将为他们的行动提供资助。在基督徒生活的省份里，基督教会里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彼得大帝服务，比如耶路撒冷牧首多西修斯（Dositheus）。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更想让俄罗斯保护他们免受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人的压迫（奥地利人试图让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而不是对付土耳其穆斯林（他们并没有要求东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恳求莫斯科将自己“从压迫东正教的教皇党人和耶稣会会士手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去对付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彼得大帝也想把自己塑造成打击其他信仰、捍卫东正教的勇士。但作为一位行事谨慎的君主，他还不急于扮演这一角色。他眼下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把俄罗斯打造成黑海地区的一大强权。
由于迪万采取了追求和平的政策，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较以往有了缓和。在《卡尔洛维茨和约》签署六个月之后，苏丹穆斯塔法二世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奢华而得体的仪式庆祝条约的正式批准，这一活动加强了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友好的氛围下，奥斯曼帝国政府又与其昔日的欧洲敌人互派了长期的大使。以往，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人员只会偶尔在外国首都短期逗留，而从18世纪初起，他们可以对西方文明和文化产生更多的了解，对西方国家政府运作的方式和政治上的态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奥斯曼帝国派到奥地利帝国的新大使名叫易卜拉欣帕夏，他是一位杰出的将领，曾经与卡拉·穆斯塔法一同参与维也纳围城战役。现在，他进入了维也纳，为皇帝带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批礼物，其中包括一顶用缎子制作的帐篷。这顶帐篷与苏丹的帐篷类似，支柱的顶端都饰有黄金的圆球。皇帝则为苏丹准备了一大笔白银、一座人造的喷泉以及另外一些精美的维也纳工艺品。在伊斯坦布尔，奥地利大使在获得苏丹的接见前先出席了专门为他准备的宴会。宴会上，他享用了产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炸鱼。能够享用这道佳肴象征着特别的优待，因为较低级别的使节——包括来自波兰的代表——是无缘品尝这道菜的。
不久之后，英格兰派来了一位新大使——罗伯特·萨顿爵士（Sir Robert Sutton），用他接替了曾与荷兰代表从中调停、促成了《卡尔洛维茨和约》的佩吉特勋爵。鉴于英格兰在议和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萨顿得到了苏丹的热烈欢迎。而苏丹对俄罗斯的态度则远称不上友好。彼得大帝拒绝签署《卡尔洛维茨和约》，只愿意签订为期两年的和约，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续签和约的时候。为续签和约而来的俄罗斯使节乘坐一艘在沙皇的新船坞中打造的战舰来到伊斯坦布尔，让人们大吃一惊，紧张万分。这艘全副武装的战舰40门火炮齐放致敬苏丹，接着又齐放了一轮来庆祝俄罗斯的某个节日，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在传递信号，等待俄罗斯舰队的其他舰只赶来。
在这样的氛围中，双方花了1700年的整个上半年进行这次会谈。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有时甚至堪称激烈。最终，奥斯曼人同意了和约的条款。根据和约，俄罗斯人同意拆毁他们在第聂伯河上的四座要塞。这四座要塞是在上一次的战争中被俄罗斯夺走的，从那以后就阻断了陆上的交通，同时也影响了草原上生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放牧生活。奥斯曼人想要通过和谈收回这四座要塞，但没有成功。在亚速城周边，俄罗斯人的领土获准向外扩展一点。两个帝国在边界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以亚速和彼列科普地峡（Perekop Isthmus，控制这座地峡就能封锁克里米亚半岛）之间一片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草原为边界。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后不得再袭扰俄罗斯领土，但可以像俄罗斯人一样在第聂伯河三角洲附近的渔场和盐场谋生，也可以在第聂伯河的两岸打猎、捕鱼、养蜂、伐木。克里米亚可汗以后不会再得到沙皇交纳的岁贡，这让可汗大为光火，因为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情。[2]
与此同时，俄罗斯像其他基督教国家一样，获得了在奥斯曼帝国政府派驻永久性大使的权利。永久性大使这一职务由托尔斯泰伯爵（Count Tolstoi）担任。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俄罗斯继续加强海军实力，并且在亚速海沿岸兴建新的要塞。此举让克里米亚可汗十分恼怒，他想再度与俄罗斯开战，但没有成功。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俄罗斯人不断要求获得在黑海自由通航的许可，还要求得到刻赤海峡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强硬地拒绝了这些要求。俄罗斯人在亚速海的舰队日渐壮大，这让土耳其人十分不安，因此坚持认为黑海必须“像一个纯洁而无瑕的处女一样”完好地留在自己手中，继而开始考虑阻断刻赤海峡。但他们后来选择加强刻赤海峡西岸的刻赤城的防御，接着又在与俄国海军基地塔甘罗格隔亚速海相望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的要塞。这座要塞被称作耶尼卡莱（Yenikale）[3]，由一名来自摩德纳（Modena）[4]的归顺者设计，于1703年完工。这座要塞控制着刻赤海峡的北侧入口，要塞中配备的火炮可以摧毁任何试图强闯海峡的船只。
在国内，推动改革的大维齐尔科普鲁律·侯赛因遇到了保守派，特别是大穆夫提和黑宦官总管的阻挠。他们实施了各种阴谋诡计，迫使已然疲惫不堪、健康状况堪忧的科普鲁律·侯赛因辞职。此时，他在大维齐尔的职位上才待了仅仅五年。他获准到他自己挑选的地方——马尔马拉海沿岸的一座农场——居住，而且可以保留他的财产。在临别时，他慷慨地将他最好的60匹马和全部的珠宝都献给了苏丹。短短三个月之后，他就因绝症去世。
就这样，1703年，随着大维齐尔的更迭，帝国再一次陷入无序之中。近卫军和其他部队发动了叛乱，要求得到拖欠的军饷。这场骚乱持续了六个星期，险些酿成一场内战。叛军要求穆斯塔法二世从阿德里安堡返回伊斯坦布尔，但他支支吾吾不置可否。于是，在穆夫提的许可下，规模浩大的叛军和学生一起举着先知神圣的旌旗向阿德里安堡进军。在阿德里安堡，苏丹集结了一支应该忠于苏丹的部队，准备击溃叛军。结果，这支部队里的近卫军不听指挥，倒向了叛军一方。得到加强的叛军迫使穆斯塔法二世退位。这个不幸的家伙甚至都没有一点抵抗的意愿。在年轻时亲自统兵作战的雄心遭遇了灾难性的挫败之后，他的意志被摧垮了，此后就变得心灰意冷，慵懒不堪。
[1] 意为“主人”或“先生”，在奥斯曼帝国通常用来称呼有学识的人。
[2]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汗国交纳的贡赋，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向金帐汗国交纳的贡赋。
[3] 意为“新要塞”。
[4] 一座北意大利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