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马哈茂德二世，已经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位健在的男性后嗣。他将统治一代人的时间，并且证明自己是一位矢志改革的苏丹。身处这个局势更为动荡的时代，他堪称征服者穆罕默德和立法者苏莱曼的合格继承人。作为一位在国内推动改革的君主，马哈茂德喜欢把自己视作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他的母亲可能是法国人，但他并不懂任何欧洲语言，他接受的也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因此并没有直接接触过西方思想。但是，他在年轻时深受他的堂兄和密友塞利姆三世的影响。特别是在塞利姆下台和自己的兄长穆斯塔法下台之间的这段短暂的时间，马哈茂德和塞利姆曾经共同身处“牢笼”之中。不过，虽然他继承了塞利姆的衣钵，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他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因为当下军队和宗教势力团结一致反对变革，自己无力撼动他们。尽管他认为帝国要想存续非要改革不可，但他一直等待了将近20年，才终于取得了足够推行改革政策的君上权威。
在此期间，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的争斗上。拿破仑认为奥斯曼帝国即将倾覆，于是抛弃了他的奥斯曼盟友，转而与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结盟。法俄两国于1807年缔结了盟约，意欲由法俄两国携手支配欧洲，矛头直指沙皇的英国盟友。这两位权倾一时的君主一面要求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终止彼此之间的敌对行为，一面制订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方案：奥斯曼帝国只能保留亚洲的领土，巴尔干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归俄罗斯，西部则作为补偿划归奥地利；法国将占有阿尔巴尼亚、希腊、克里特岛以及其他的爱琴海岛屿，以便未来继续向东扩张。如果奥斯曼帝国拒绝法国的调停，那么法国就将与俄罗斯联起手来，将欧洲“从土耳其人的奴役和折磨中”解救出来。于是，在法国的主持下，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达成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议。由于两国没有就和约条款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在停战协议到期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敌对行动就又恢复了。
此时，穆斯塔法四世被杀，登基的马哈茂德二世尚无子女。因此，沙皇亚历山大开始考虑奥斯曼皇室后继无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俄罗斯就可以很容易地侵吞奥斯曼帝国。因此，亚历山大试图加速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不过，他现在对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有所企图，而在法俄两国的秘密条约里，上述地区并不属于法俄任何一方。拿破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在此问题上做出让步，他在圣彼得堡的大使也拼尽全力想要亚历山大意识到这一点。在沙皇看来，未来的“君士坦丁堡”只不过是一座地方重镇，是通往他“私宅”的大门，因此他必须掌握这座大门的钥匙。对他的这种设想，拿破仑也很不高兴。
法国大使提出，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仍然应当是自由通行的区域。然而，俄方的谈判代表却要求得到伊斯坦布尔，因为这座城市是希腊东正教的核心城市，理所应当属于东方的帝国，在历史上也一直如此。法国大使则坚持认为，如果俄罗斯要占领伊斯坦布尔，那么法国就应该获得达达尼尔海峡及其两岸的控制权，因为这里是十字军进入叙利亚的经典路径。但是，俄国人坚决不肯让法国取得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自由通航权。
这一僵局打破了拿破仑建立法俄两霸的格局、分割奥斯曼帝国的迷梦。为了回避这一问题，拿破仑提出搁置争端，因为他担心奥斯曼帝国身上最重要的战利品——埃及——可能会落入英国的手中。1808年，他在埃尔福特（Erfurt）[1]重新审视了与俄罗斯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约。盟约中提到，如果俄罗斯与英国分道扬镳，作为补偿，法国将承认俄罗斯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占领。此时，俄军正暂时控制着这两个地区。拿破仑等待着英国对此的反应。
法国承认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的这两个公国的占领，这让奥地利帝国大为不安。奥地利出面调停，想让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达成谅解，以抗衡法俄联盟。尽管遭到了法国的阻挠，奥地利人的目标还是随着1809年《达达尼尔条约》的签订而达成了。于是，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又一次爆发了战争。面对组织混乱、实力遭到削弱的奥斯曼军队，俄军从瓦拉几亚出发渡过多瑙河，夺取了包括锡利斯特拉在内的多瑙河右岸的多座要塞。不过，大维齐尔从坚固的大本营舒姆拉率军迎敌，顽强抵抗俄军，使得俄军未能穿过难以逾越的巴尔干山脉。在占领鲁什楚克之前，俄军还遭到了一支波斯尼亚军队的顽强抵抗。
1811年，俄罗斯与拿破仑之间的联盟关系破裂。在等待拿破仑从西方入侵的同时，俄罗斯人在多瑙河前线转而采取了守势。他们现在需要与奥斯曼帝国议和。1812年夏天，就在拿破仑的大军向莫斯科进军前几个星期，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和约。根据和约，普鲁特河成了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国界。沙皇保留了比萨拉比亚地区，拥有了多瑙河出海口，但是向苏丹归还了摩尔达维亚的剩余部分和整个瓦拉几亚。出于自己的利益，拿破仑此时试图恢复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友谊，要求苏丹在多瑙河前线倾尽全力向俄罗斯发动进攻。作为回报，他承诺将保障奥斯曼帝国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利益，还要让克里米亚回归奥斯曼帝国。但是，拿破仑的努力为时已晚。在英国的压力下，土耳其人决定维持与俄罗斯的和平。而且，他们也不信任拿破仑，因为他们现在完全知晓了拿破仑此前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
《布加勒斯特和约》的最大受害者是塞尔维亚人。俄罗斯曾经承诺保护他们。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确宣布赦免了他们的反叛之罪，还含糊地准许他们自行管理内部事务。但是，贝尔格莱德和其他一些要塞回到了苏丹手中，由奥斯曼军队驻防；土耳其人还拆除了塞尔维亚人之前自行兴建的一些要塞。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给塞尔维亚人的承诺就毫无意义了。第二年，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土耳其人进一步把塞尔维亚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国。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曾经过早地想要瓜分的这个帝国，又在他们二人离世之后存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不过，就面积而言，奥斯曼帝国在马哈茂德的时代继续缩水。这个衰败的国家保住了核心的器官，但在混乱中失去了外围的肢体。在所有失去的肢体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希腊。希腊的民族主义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一开始，希腊民族主义运动是以一种文化复兴的模糊面目出现的。希腊人受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启迪，开始了一场复兴古典时期传统的希腊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同时，从塞利姆三世的统治时期开始，就像土耳其人中的开明分子一样，希腊人中间也兴起了广泛传播知识的热潮。在富人对学校的资助下，希腊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学校也恢复了对希腊历史的学习。此外，海外出版的希腊文书籍也在希腊广为传播。
在这场希腊文艺复兴运动中，埋藏着希腊人争取最终解放和希腊民族精神重生的种子。移居海外的希腊侨民、在帝国内部为政府服务的芬内尔希腊人，以及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士麦那和希腊群岛的各个岛屿上的富足的希腊商人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有一些地方的希腊商人群体实际上实现了自治。比如，在希俄斯岛，除了维护当地的官员和军人的权威之外，土耳其人保留了先前热那亚特许公司那种开明的管理体系；在伊兹拉（Hydra）、斯佩察（Spetsai）、普萨拉（Psara）这三座“航海岛屿”上，水手们拥有船只和货物的股份，当地的航海业社群实际上实现了对岛屿的自治，并将在日后成为希腊舰队的“摇篮”。就这样，在希腊的沿海地区，许多希腊人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在希腊的内陆地区，土耳其人的统治则相对缺乏弹性。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当地人保持高压统治，不在乎他们的福祉和安全，只顾多征税款，压榨所得往往进了腐败的帕夏们的腰包。然而，奥斯曼帝国的官员直接征收的税款，恐怕还是当地人身上种种负担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同样身为希腊人的官员阶层也让他们不堪重负。这些人要么是为了保住家产、权势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地主，要么是依附于政府体系的地方政要——各个村镇里的长老、头人、宗教首领和科扎巴希（koja-bashis，即头目）。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官员的代理人，他们的任务是评估所在社区应缴税收的数额，然后作为包税人，用他们奥斯曼主子的方式去征税。在维持当地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他们享有特权并乐于滥用，经常凶残地压迫他们的基督徒同胞。
同样残暴压迫人民的还有基督教神职人员。他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作为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到苏丹的保护，在希腊人族群中享有很大的权力。因此，在神职人员、地主和地方官员中就形成了希腊人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如果希腊文艺复兴运动转变成寻求民族独立的政治革命，他们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与希腊东正教信仰和希腊语言不同，希腊的民族认同迟迟未能体现在现实层面上。
等到希腊民族精神终于开花结果的时候，一些希腊人在这种民族情感的激励下开始采取军事手段寻求民族独立。在这一过程中，希腊人中的积极分子分成了两部分。第一种是“克莱夫泰”（klephts）。为了躲避土耳其人的统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团伙长期啸聚山林，靠打家劫舍为生。在希腊人看来，克莱夫泰的土匪行径渐渐升华，从纯粹的抢劫行为演变成了反抗奥斯曼帝国暴政的光荣义举。因此，克莱夫泰变成了争取希腊民族独立的爱国行动的核心群体。他们在摩里亚、伊庇鲁斯、鲁米利亚等大陆地区和克里特岛等岛屿上互不相连的山区里各自为政，统率他们的世袭头领也在未来的革命运动中演变成了革命领袖。为了镇压克莱夫泰，土耳其人征募基督徒组建了宪兵队性质的“阿马托利”（armatoli），但这些人往往很快投入了克莱夫泰的阵营。
陆地上的人当土匪，海上的人当海盗。在岛屿和沿海地区活跃着许多私掠者。无论是克莱夫泰还是私掠者，他们都从英国陆海军身上学到了冒险精神和种种经验。1814年，英国军队从拿破仑手中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岛上飘扬的英国国旗激发起希腊人对自由的狂热追求，最终在希腊的大陆地区引发了起义。
但是，如果起义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经过系统性的筹划和协调。在希腊和海外都拥有广泛人脉的希腊商人群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一个名为友谊社（Philike Hetaeria）的组织进行活动。这个组织最初是1770年那次获得了俄国人支持但失败了的希腊人起义的产物。18世纪末，希腊民族诗人里加斯·费拉伊奥斯（Rhigas Pheraios）创办了友谊社，他还为希腊的民族革命写就了属于他们的“马赛曲”。他出生于一个瓦拉几亚人家庭，因此在血缘上是一个罗马尼亚人。他有一个充满诗意却不够现实的设想——他不仅想让希腊获得自由，还希望组成一个由自治的基督教国家组成的巴尔干联邦。这个联邦将像一个微缩版的拜占庭帝国，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以希腊东正教为官方宗教。他希望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可以团结一心，为了希腊的自由拔剑相助。实际上，卡拉·焦尔吉和基督徒对苏丹的第一次反抗运动中的领袖们正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在里加斯遭土耳其人处决后，他的友谊社就衰落了。到了1814年，三位希腊商人在俄罗斯的敖德萨（Odessa）复兴了这一组织。在雅典，这个组织伪装成一个希腊文学社团，以便在不引起土耳其人疑心的同时向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传播其理想。
不过，这个社团的活动还是十分大胆。随着其分支机构和代理人蔓延到奥斯曼帝国的整个欧洲部分和小亚细亚的各个城市，它开始变得尽人皆知。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共济会式的组织，有着复杂的等级体系、秘密符号、神秘仪式，还要求成员庄严地宣誓效忠。通过这个组织的密谋活动，巴尔干地区的族群中出现了多个反叛组织。它的成员中有俄罗斯军官，俄国领事馆的代理人则向该组织的追随者保证，沙皇在秘密资助他们。他还暗示道，沙皇会在希腊人举事的时候提供军事援助。希腊人变得有些过于依赖俄国人的支持了。
一开始，友谊社想邀请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伯爵（Count John Capodistria）[2]出任第一任领袖。此人出生于科孚岛，在圣彼得堡为沙皇服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他曾经代表沙皇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让英国人保护爱奥尼亚群岛。在卡波季斯第亚斯回绝了他们的邀请之后，友谊社又找到了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他来自一个芬内尔希腊人家族，其家族成员曾出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大公。他曾经在俄军中服役，出任沙皇的随军参谋，功勋卓著。1820年，友谊社将他任命为“最高权力总干事长”。
伊普斯兰提斯决心在北方举事，于是做了一个冒险有余但明智不足的决定。他率领一支人员组成复杂的队伍，渡过了俄罗斯和奥斯曼两个帝国的界河——普鲁特河，进入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他信誓旦旦，情操高尚，但缺乏待人处事的经验。他寄希望于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基督徒之间的团结情谊，可这种情谊根本不存在。摩尔达维亚的大公对他表示欢迎，但瓦拉几亚人对希腊的事业不感兴趣。当地的一名起义军战士开导他说：“希腊属于希腊人，罗马尼亚属于罗马人。”沙皇与他断绝了关系，还将他从俄军中除名。在苏丹的吩咐下，伊斯坦布尔的大牧首开除了伊普斯兰提斯的教籍。土耳其人派了一支军队开进布加勒斯特，歼灭了伊普斯兰提斯的“圣队”（Sacred battalion）[3]。伊普斯兰提斯被迫逃进了奥地利，随后遭到奥皇的监禁。
但是，与此同时，希腊独立运动还是开始了。在希腊的许多地区发生了相互呼应的一系列起义。友谊社向希腊各地派遣了一些芬内尔人和其他领袖人物策动举事，其中包括伊普斯兰提斯的兄弟，在伯罗奔尼撒指挥行动的迪米特里；还有一些人则自发地来到了希腊，到当地与起义军领袖建立联系。1821年3月25日，希腊人在帕特拉斯城中宣布起义。
他们举事的时机恰到好处。马哈茂德苏丹的迪万似乎没有意识到希腊迫在眉睫的危机。苏丹决定此时采取行动，彻底制伏名义上向他臣服、实则盘踞在伊庇鲁斯的“亚尼纳之狮”阿里帕夏。阿里在其麾下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支持下权势日隆，不断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位独立的君主——拿破仑还曾经承认过他的这种地位。1819年，他成功地夺取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帕尔加。第二年，阿里的私敌、同为阿尔巴尼亚人的伊斯玛仪从他那里出逃，跑到伊斯坦布尔寻求庇护，做了苏丹的侍从。阿里雇了两名刺客追杀他，结果在他们试图射杀他的时候被捕。这就给了马哈茂德苏丹寻求已久的一举彻底消灭敌人的机会。他公开宣布阿里为乱臣贼子，把他的帕夏管区的管辖权转交给他意欲加害的伊斯玛仪，然后命令伊斯玛仪立即统兵讨伐阿里。阿里这只无路可走的困狮顽强地抵抗了将近两年。苏丹派人去摩里亚传召久经战阵、残酷无情的胡尔希德帕夏（Kirshid Pasha），命令他带兵前来结束这场战役。年迈的阿里躲藏在湖心岛上的要塞里，最终还是被胡尔希德帕夏彻底击败了。阿里和他三个儿子及一个孙子的头颅被人送到伊斯坦布尔，呈给了苏丹。
但是，这样一来，摩里亚地区的诸座要塞就显得防御空虚，给了希腊起义军可乘之机。他们发动突袭，击败了大部分要塞里的守军。与此同时，希腊私掠者在海上采取了协同行动。他们利用致命而灵活的火攻船，控制了沿岸的重要港口。如此，土耳其人就只能翻山越岭，利用陆路来运送补给和增援，而他们途径之地往往又处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起义军控制了斯佩察岛，当地一位富有的希腊寡妇不仅出资，而且亲自投身到封锁纳夫普利翁海湾（Gulf of Nauplia）的战斗中。接着，起义军又先后夺取了普萨拉岛和伊兹拉岛。在伊兹拉岛的战斗中，一位船长成功地煽动起当地民众反对那些同为希腊人的神职人员。
在整个半岛都传唱着一首起义之歌——《摩里亚一个土耳其人都不留！》，结果引起了针对所有穆斯林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起义烽火波及科林斯湾的对岸，莱瓦贾（Livadia）镇中的非基督徒居民也遭到了屠杀。农民翻越了临时修建起来的城墙，攻进了雅典。当时的雅典是苏丹的私人领地，是一座只有1万人口的外省小城。不过，雅典卫城的防御工事在威尼斯人攻打过之后得到过加强，因而又坚守了一年多。在西部，迈索隆吉翁人（Mesolonghi）揭竿而起，发动了起义。在北方，“皮利翁（Pelion）的褶皱”[4]和位于马其顿的分成三岔的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半岛上也燃起了起义烈火。在那里，阿索斯山上的僧侣武装了起来，既为了宗教而战，也为了民族而战。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克里特岛，一支近卫军部队对基督徒犯下了暴行。这些狂热的克里特岛穆斯林原本也是希腊人，现在却在干地亚城大教堂的圣坛上杀害了当地的大主教和五位主教。这引起了在岛上山区中生活的好战的斯法肯人（Sphakian）的报复，他们在一支希腊舰队的支援下，一度封锁了干尼亚的港口。
面对着对自己的统治的公然挑战，马哈茂德苏丹绝不善罢甘休。等到他的军队从希腊人突然举事带来的震惊之中回过神来，他就立刻对希腊人发起了同样残酷的报复，以惩罚他们在整个摩里亚对土耳其人的屠杀。在伊斯坦布尔，他处决了帝国政府译员主管以及其他一些地位显赫的芬内尔人。为了报复希腊人在特里波利（Tripolitza）[5]犯下的暴行，他在复活节当天将出身摩里亚地区的希腊东正教大牧首绞死在了宫门下面。大牧首被暴尸三天，随后苏丹才准许犹太人将他的尸体拖走，丢到海里去。在希俄斯岛的海面上，一艘希腊起义军的火攻船毁掉了土耳其人的旗舰，土耳其人的海军司令和船员全部丧生。为了报复，土耳其人毁掉了繁荣的希俄斯岛，岛上数十万基督徒居民或被贩卖为奴，或被迫远走他乡。土耳其人基本上成功平息了科林斯湾以北的起义，但未能攻入摩里亚。
但是，希腊人并没有趁机巩固他们的军事优势，反而早早陷入地方政府的政治矛盾之中。在希腊人控制的每个地区，他们都组建了一个议事机构——在麦西尼亚（Messenia）[6]成立了一个元老院，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成立了一个“中央政府”，在鲁米利亚的东部和西部也分别选举成立了政府机构。这些机构成了神职人员、地主、东正教会领袖、芬内尔人、海岛商人和克莱夫泰（他们依然无法无天，自行其是）等不同人群追逐利益和野心的争斗工具。对他们来说，团结一致只是一种虚幻的渴望，因为他们尚没有同为希腊人的那种民族意识。
在占领特里波利之后，他们才第一次试图组建一个融合各方利益的希腊中央政府。迪米特里·伊普斯兰提斯在埃皮达鲁斯（Epidaurus）附近召开了全国大会（National Assembly）；接着，在1822年的元旦，他们公布了一部宪法，并且组建了共和制原则下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Alexander Mavrokordatos）。他是一名能干的芬内尔人，在西部迈索隆吉翁的起义军中担任领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被全国大会任命为总统，迪米特里·伊普斯兰提斯则退居幕后。但可惜的是，事实证明，希腊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西方式的宪政。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下浸泡了太多个世纪，同时又顽固地效忠于自己所属的、彼此之间争执不休的小群体。
1822年年底，在克莱夫泰领袖科罗克特洛尼斯（Kolokotrones）的率领下，希腊起义军夺取了伯罗奔尼撒东部最重要的港口、也是该地区的天然首府纳夫普利翁。科罗克特洛尼斯拒绝了全国大会在纳夫普利翁开会的提议。于是，全国大会只好另选地点召开，与会者还在会议上商讨如何制约科罗克特洛尼斯的权力。作为回应，科罗克特洛尼斯绑架了希腊政府机构的四名成员。希腊政府的其他成员只好躲到了在伊兹拉岛和斯佩察岛保护下的一处偏远海岬，并且推选出身于伊兹拉岛的富有的阿尔巴尼亚人后裔昆图利奥蒂斯（Koundouriotis）为总统。科罗克特洛尼斯则实际上成了摩里亚的主宰者。人们很快发现，希腊人不能接受由其他希腊人出任他们的首领。于是，他们只好尝试从西方寻找一位贵族来出任君主。
从一开始，希腊人就过于乐观地指望西方的援助。在军事方面，西方人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拿破仑失败之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希望能够安享一段和平时期。它们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君主同盟”[7]，在欧洲维持了十年表面上的和平和团结。因此，无论是英国、奥地利还是俄罗斯（尽管它做出了种种承诺），都不准备为了希腊的民族独立而战。在起义爆发之时，欧洲各国还一起表示了谴责。1822年，欧洲各国还拒绝让希腊代表团参加在维罗纳举行的一次会议，因为他们被视作革命分子。
但是，在欧洲各国的民众中间，兴起了一种全新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亲希腊热潮。在他们看来，希腊人不仅仅是受压迫的基督徒，更是古典时代的英雄们的勇敢后裔。壮游者[8]、古董收藏家、古典学学者、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燃起了人们对希腊的热情。在他们的帮助下，文化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文明的发祥地，投向了仍然生活在那里的古希腊人的后裔（希腊人多大程度上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一些学者对此存有疑虑），看到了为了复兴而觉醒的希腊。
在商业界，希腊商人把希腊的主张通过西欧各国和俄罗斯的首都播撒到了各处。具体地说，他们的努力促成了诸多亲希腊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纷纷为希腊革命筹集资金。移居海外的希腊人，特别是生活在俄罗斯的富有的希腊侨民，带头捐出了大量的钱财。来自欧洲乃至美洲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则不顾本国政府的反对，自愿前来为希腊独立事业而战。正如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9]揶揄的那样，“诗人和股票投机商煽动起了希腊革命，造福了俄罗斯”。
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拜伦勋爵，他的活动让希腊人受益匪浅。他在1809年第一次来到希腊，随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不朽的文字。他翻译了里加斯写就的革命战歌，还在意大利与马夫罗科扎托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23年，他来到凯法洛尼亚岛，在岛上住了五个月，随后又动身前往希腊。他曾对那些寻求军事援助的希腊人说：“不要把你们的自由寄托在西欧人身上。”他这次来到希腊，带来了经济援助——来自伦敦希腊人组织的高达六位数的贷款。
起义军内部的不团结逐渐发展成了内讧。当拜伦于1824年在迈索隆吉翁登上希腊的土地时，他发现希腊人彼此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科罗克特洛尼斯和昆图利奥蒂斯的支持者各自代表着控制内陆和控制海岸与岛屿的政府，相互厮杀。看到这一情景，拜伦并没有感到吃惊或幻灭。尽管他对希腊事业的支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但他对希腊的真实情况也有着十分现实的估计。他看到，希腊人还没有完全从罪恶的暴政中解脱出来，现在又为了争论应该用怎样的政府取代暴政而兵戈相向。不仅如此，他们还过分痴迷于自由的理念，却为此忽视了实际的可行性。
因此，拜伦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希腊人之间的争端，他也取得了短暂的成功。他吩咐说，他带来的资金只能交给昆图利奥蒂斯。因此，为了能从中分一杯羹，科罗克特洛尼斯只好让出了纳夫普利翁。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内战又不可避免地再一次打响了。科罗克特洛尼斯向昆图利奥蒂斯发动了进攻，结果却被俘获，羁押在伊兹拉岛。马夫罗科扎托斯对这一切深感厌恶，选择退隐。就这样，英国人提供的这笔本该用于防范土耳其人进攻的贷款，却花在了希腊人彼此之间的争斗上。带来这笔钱的拜伦勋爵没有亲眼看到这不幸的结果，他在迈索隆吉翁的沼泽中患上疟疾，不幸病故。但是，对于希腊的事业来说，拜伦堪称一位烈士，他也是希腊人心目中永远的英雄。他的去世对欧洲的亲希腊热潮起到了延续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保证了希腊国家有朝一日可以得到欧洲的承认和支持。
尽管希腊人内讧不断，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成功。苏丹意识到，仅凭自己手中现有的部队不可能打败希腊人，而他又未能在亚洲省份招募到足够的援军。于是，1825年，苏丹向他实力雄厚的属臣、出身阿尔巴尼亚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发出了召唤。从拿破仑时代起，穆罕默德·阿里的部队就按照西方军队的方式进行训练和装备，还曾经在阿拉伯地区为马哈茂德二世苏丹镇压了一次叛乱。现在，马哈茂德二世希望穆罕默德·阿里能够出兵帮助他镇压叛乱的希腊人。作为回报，他许诺将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帕夏的职务。不过，穆罕默德·阿里本人想得到一块更遥远的领地——叙利亚帕夏辖区。
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从亚历山大港出发，率领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这是地中海上非欧洲国家派出过的最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经过克里特岛，来到了摩里亚最西端防御森严的港口莫登。易卜拉欣把大本营设在了这里，这标志着希腊独立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手下纪律严明的部队将横扫伯罗奔尼撒，一路播撒恐惧和毁灭，从希腊人手中为土耳其人收复失地，重新确立土耳其人对希腊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震惊之余，希腊人终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团结。科罗克特洛尼斯重获自由，又一次成了摩里亚地区希腊军队的总指挥。但是，他在易卜拉欣手下连吃了两次败仗。
接着，在1826年，易卜拉欣挥师希腊的陆地领土，协助那里的指挥官雷希德帕夏（Reshid Pasha）围攻迈索隆吉翁。易卜拉欣的海军阻止前来救援的希腊舰队驶入港口，扭转了形势。城中的希腊守军和大量的平民做了最后的殊死抵抗，但还是未能守住城市。
迈索隆吉翁的沦陷导致了昆图利奥蒂斯政府的垮台，而两个相互敌对的全国大会和总统之间的内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此之前，昆图利奥蒂斯正式邀请了两名能干的英国军官——爱尔兰人理查德·彻奇爵士（Sir Richard Church）和苏格兰人科克伦勋爵（Lord Cochrane）分别统领希腊的陆军和海军。作为履职的条件，他们要求分裂的两方达成和解。于是，一个新的全国大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并且选举了带有专制倾向的卡波迪斯特里亚（Capodistria）出任总统。与此同时，雷希德帕夏展开了对雅典的漫长围攻。科克伦勋爵的解围行动失败，土耳其人在1827年6月夺取了雅典卫城。这标志着土耳其人对希腊大陆地区的彻底征服，似乎也预示着希腊独立战争即将告终。
然而，战争并未结束。血腥战争进行了六年之后，欧洲国家终于决定出手干预了。其中，俄国人在对土耳其人施压时最为积极；由梅特涅（Metternich）[10]主政、同样也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奥地利，则倾向于镇压起义者；英国和法国担心新的俄土战争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另一方面，在1824年，法国的君主换成了较开明的查理十世。对法国和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力量来说，希腊人的海军可以帮助对抗海盗活动。
在英国，更具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取代了右翼的托利主义政策。在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11]去世后，倾心自由主义的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接替了他的职务，而他的亲戚、亲希腊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则被任命为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有关易卜拉欣帕夏种种暴行的传闻激怒了英国人。据说，易卜拉欣帕夏正在把大批的希腊人掳掠为奴，以便让埃及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定居。更重要的是，拜伦勋爵为了崇高的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故事震动了英国公众。
欧洲列强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希腊的未来疆域和法律地位。1826年春天，英国和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一项协议，初步形成了一个决定。在这项旨在中止流血冲突、促成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和解的协议中，英俄两国确定了一项基本原则：希腊不应当获得独立，但应当取得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同时需要向苏丹交纳岁贡。
同年秋天，希腊人要求法国也参与进来。在乔治·坎宁的主张之下（他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英、法、俄三国于1827年7月在伦敦签署协议，让法国也加入了英俄两国的协议。此时，距离雅典的陷落刚刚过去了一个月。在这项协议的基础上，英、法、俄三国向奥斯曼帝国提议调停。如果奥斯曼帝国拒绝调停，它们就会与希腊人建立外交关系，承认起义的各省份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与之互派领事。希腊人接受了它们的提议，但苏丹却毫不妥协地拒绝了。他拒不正视现实，谴责这项提议是外国人对其完整、合法主权的公然践踏，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同意放弃他在希腊的权利，甚至不肯稍做变通。
根据协议，列强将出动一支联合舰队确保双方停火，“但不会参与任何敌对行动”。俄罗斯派出了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与英法两国的舰队会合。三个国家的海军司令举行了会晤，但对下一步行动感到十分困惑。一方面，他们得到的指示十分含糊；另一方面，他们很难与易卜拉欣建立起联系。易卜拉欣以希腊人的进攻依然在持续为由，拒绝在没有得到苏丹命令的情况下接受停火。最后，在进行了一次海上封锁之后，联合舰队驶入纳瓦里诺湾，并坚持要在这里展示一次武力，以迫使易卜拉欣接受停火，撤回亚历山大港。三国海军司令达成一致，除非土耳其人率先开火，否则联合舰队绝不开火。
不幸的是，一艘埃及战船向一艘搭载着特派代表的敞舱船开火了。法国舰队的旗舰立刻还以步枪齐射。接着，一场海上大战就不可避免地打响了。在这场海战中，易卜拉欣的舰队几乎被全歼。这是奥斯曼帝国自勒班陀海战以来在海上遭遇过的最大灾难。俄罗斯人和法国人十分满意；在梅特涅看來，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出任英国首相的威灵顿公爵则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件”。不过，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他不久之后就会成为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还是为英国舰队的海军司令爱德华·科德林顿（Edward Codrington）授予了巴斯勋章。不过，不久之后，他又以别的理由批准解除了爱德华·科德林顿的海军指挥权。希腊人欢欣鼓舞，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自从当选之后，全国大会的新任总统卡波迪斯特里亚就一直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活动，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1828年年初，他抵达纳夫普利翁，开始履行总统职责，试图恢复和平。首先，他派出军队，确保希腊人可以从易卜拉欣手中收回他想得到的领土，并在这些领土上建立这个新的国家。在这方面，他取得了部分成功。接着，为了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他又组建了一个在他个人有效控制下的新的统治机关——“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他承诺将适时召开新的全国大会，公布新宪法。在此之前，他通过一个秘书处“统治”国家，这个秘书处实际上相当于他的内阁。
英国人获得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承诺，确保易卜拉欣会如约撤军。一些部队留在希腊，将摩里亚的首府特里波利夷为平地。他们最终被一支法国军队赶走。接着，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战争，推迟了问题最终解决的时间。
多年以来，俄国人一直给土耳其人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1826年，他们迫使奥斯曼帝国签署了羞辱性的《阿克尔曼协定》（Convention of Ackerman），不仅确认了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的条款，还进一步扩大了俄罗斯的权益，强迫土耳其人割让了亚洲的一些要塞。根据协定，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塞尔维亚人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由于土耳其人在纳瓦里诺失去了他们的舰队，俄罗斯获得了在黑海的海上霸权。于是，在面对“莫斯科人古老的死敌”时，好战的尼古拉一世沙皇根本不考虑和解，一心寻求武装对抗。到1827年的冬天，尼古拉一世沙皇将在来年春天入侵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已经路人皆知。于是，苏丹抢先对俄罗斯宣战。
第二年春天，沙皇尼古拉一世亲率大军渡过了普鲁特河。大军先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大公国，随后又在6月份之前渡过了多瑙河，接着开始围攻一系列要塞，以打开通往巴尔干山脉的道路，兵锋直指苏丹的都城。躲在城墙里防守的土耳其人要比开阔地里的土耳其人更难对付，他们的守军几乎像以前一样顽强地抵抗俄军。土耳其人在瓦尔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丢掉了该城。防守失利的部分原因是一位奥斯曼军队指挥官率领数千名部下投向了敌军，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人控制了黑海。锡利斯特拉和堪称通往山口的钥匙的舒姆拉依然在坚守。
俄罗斯人损失惨重。第二年，他们又派来了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率领这支军队的是迪比奇元帅（Marshal Diebitsch），他被毛奇男爵（Baron Moltke）[12]誉为“有战无不胜之名”。他后来被授予了“扎巴尔干斯基”（Sabalskanski）的称号，即“翻越巴尔干山脉的人”。他留下一小股部队围攻锡利斯特拉，最终攻克了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他的主力在舒姆拉前的库勒夫斯卡（Kulewtska）原野上大战一场。在这场战役中，一支奥斯曼大军被规模较小的俄军击溃，还损失了他们全部的火炮。
接着，迪比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尚未攻克舒姆拉要塞（要塞里还有原本的守备队和库勒夫斯卡战役的幸存者）的情况下就翻越了巴尔干山脉。就在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雷希德帕夏还在准备舒姆拉的防御时，迪比奇留下一小股部队牵制守军，随后率领主力强行军九天，穿过深深的峡谷，翻越了令人望而却步的巴尔干山口。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为了准备舒姆拉的防御战，缺乏远见的雷希德事先撤走了防御山口的部队。
就这样，俄军穿过了这一迄今为止几乎不可逾越的天险，在布尔加斯（Burgas）[13]为黑海中的俄罗斯舰队打通了补给线。接着，他们击溃了土耳其人几股小规模的抵抗，还不忘将当地的基督徒农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并且获得了农民们的热情欢迎。现在，俄军已经出现在阿德里安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首府——前的平原上。敌人居然突破了以前从未被突破过的山岭，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阿德里安堡的守军大为震惊。他们未发一枪即告投降。实际上，翻越山岭的路途十分残酷，痢疾、瘟疫和疲劳让俄军减员十分严重；而且，俄军也绝无获得增援或平安撤退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不是土耳其人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实力，他们原本是可以击败这支俄军的。尽管侧翼有了黑海舰队的掩护，但迪比奇十分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但是，他打算用自己的勇气吓倒敌人，于是计划向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很快，他的部队就向前推进了100英里（约161千米）。
在奥斯曼帝国的都城，人们惊慌失措，闻风丧胆，城中一片混乱无序。一开始，苏丹还能够保持冷静。他对守军的力量充满信心，还号召土耳其人志愿加入城市的防御工作中来。他打出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旗帜，宣布将亲自指挥防御。但是，他不明智地乘坐马车出现在众人面前，而非像古代的守城者那样骑在马背上。这一“闻所未闻、令人难堪的新物件”大大挫伤了公众的积极性。迪万中的主要大臣则敦促他求和。英国和法国大使也没有意识到俄国人的外强中干，同样建议他求和。在种种压力之下，本来绝非胆小之辈的苏丹只好屈服。他被俄国人的虚张声势吓到了，让迪比奇避免了原本的难逃之劫。1829年秋天，他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迪比奇的大营，与他协商签署了《阿德里安堡和约》。
死里逃生的俄国元帅开出了看似很温和的条款。他以沙皇的名义许诺，俄国将放弃领土扩张，归还在此次战争中取得的大部分领土。不过，俄国还是会保留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和多瑙河在苏利纳（Sulina）的河口，以便有效控制多瑙河。由于拆除了沿岸的一些要塞，多瑙河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充当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道防线了。尽管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名义上归还给了苏丹，但它们获得了自治权，实际上相当于取得了独立。它们有权自主募集军队，拥立终身制的大公，土耳其人从此以后无权插手它们的事务。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也离开了这两个国家。除此之外，条约还确认了塞尔维亚实质上的独立，只有贝尔格莱德和奥尔绍瓦这两处要地还留在土耳其人手中。在亚洲，俄军另一位出色的统帅帕斯基维奇（Paskievitch）同样取得了赫赫战功，被他征服的卡尔斯、埃尔祖鲁姆和巴耶济德[14]也都归还给了土耳其人。但是，俄国人保留了其他的要塞，并且永久性地吞并了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许多土地。
在希腊，由于奥斯曼军队已经完全撤出，苏丹只好接受《伦敦协议》中那些他曾经拒绝过的条款，以及英、法、俄三国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他被迫承认希腊不再臣属于他，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土耳其人与希腊人就边界问题讨价还价了一番之后，崭新的希腊终于在1830年成立，不久之后成为一个王国。其版图包括希腊的大部分陆地地区，以及除克里特岛之外的诸多岛屿。色萨利地区和阿尔巴尼亚仍然留在苏丹手中，成了其帝国的边疆省份。
这个新生的国家将由世袭君主统治，其称号为希腊国王，人选将出自不属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王室的家族。欧洲列强的首选是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公爵。此人颇有才干，是英王乔治四世的女婿。不过，自己有野心作为终身总统统治希腊、同时又代表俄国利益的卡波季斯第亚斯极力阻挠利奥波德出任国王。于是，利奥波德拒绝了希腊王位，后来作为比利时国王展示了自己的才干。1831年，卡波季斯第亚斯遇刺身亡。凶手来自马尼半岛，是卡波季斯第亚斯的政敌，十分骄傲而痛恨他的独裁作风。卡波季斯第亚斯死后，希腊王位交到了奥托王子手中，其父是亲希腊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苏丹承认了奥托的王位。就这样，奥托成了希腊人的第一位国王，他将统治希腊一代人的时间。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些失败部分要归咎于苏丹在关键时刻不明智地拒绝了其他国家开出的条件，他本来有机会与英、法、俄三国达成比较体面的条款。结果，他丢掉了他的海军，丢掉了希腊，还丢掉了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的不少领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切不幸发生之时，他刚刚鼓足干劲在国内成功推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观念。
[1] 德国中部城市。
[2] 其本名的拉丁化写作Ioannis，John是转成英文后的写法。此处遵从其母语的读音。
[3] “圣队”是由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敖德萨的希腊裔学生志愿组成的部队，是希腊独立战争中第一支由希腊人组建的部队。这支部队借用了公元前4世纪的精英部队“底比斯圣队”的名称。
[4] 即皮利翁山。此山得名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著名的阿喀琉斯的父亲珀琉斯（Peleus）。据说，希腊神话中的许多故事，包括珀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都发生在这里。
[5]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该半岛的行政中心。
[6] 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地区。
[7] 也称作“神圣同盟”，由俄、奥、普这三个君主制国家在拿破仑失败后发起，后来其他欧洲国家陆陆续续加入了这个松散的组织。
[8] 壮游（grand tour），文艺复兴之后流行于欧洲贵族子弟乃至平民阶层的一种活动，年轻人在家财或赞助人的支持下在欧洲大陆游历学习。
[9] 英国散文作家、记者，政治活动家、政论家。
[10] 梅特涅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曾出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
[11] 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卡斯尔雷子爵，曾担任英国外交大臣。1822年，他由于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
[12] 即赫尔穆特·卡尔·冯·毛奇，通常称作“老毛奇”，以与他的侄子“小毛奇”相区分。
[13] 位于保加利亚东南部的黑海沿岸城市。
[14] 今称多乌巴亚泽特（Doğubayazıt），位于今土耳其的东部，与伊朗接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