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的目的是纠正普遍存在的误解，即自我实现是一种静态的、不真实的、“完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超越，人们“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种超人类的宁静或狂喜的状态中。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样，从经验上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为了让这一事实更加清楚，我可以把自我实现描述为一种人格的发展，它使人摆脱了青年时期的匮乏性问题和神经官能症（或幼稚、幻想、庸人自扰、“虚幻”）。因此，他能够面对、忍受并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这是人内在的终极问题，不可避免的、迄今还没有完美解决方案的“存在性”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从暂时或不真实的问题过渡到真正的问题。出于震慑的目的，我甚至可以讲自我实现者称为自我认可和顿悟的精神病患者。因为，这个词或许可以解释为“理解和接受人的本来面目”，比如勇于面对或承认，甚至对人性的“不足”自嘲，而不是一概否认。
这些实际问题，即便（尤其是）最成熟的人类，也会在未来面对，例如，真正的内疚，真正的悲伤，真正的孤独，健康的自私，勇气，责任，对他人的责任，等等。
当然，除了看到真相而不是欺骗自己的内在满足感之外，还有随着更高的人格进化而来的量（以及性质）上的改善。从统计学上讲，大多数人的罪恶感，与其说是真正的罪恶感，不如说是神经性的。从神经性罪恶感中解脱出来意味着，即使真正的罪恶感仍然存在，但罪恶感会减少。
不仅如此，高度发展的人格也有更多的高峰体验，而且这些体验是更加深刻的（即使这一点可能不大符合“执念”或阿巴顿式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虽然作为更完整的人意味着仍然会有问题和痛苦（即使是一种“更高”的种类），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和痛苦在数量上会变少，而快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会变大。总而言之，一个人达到了更高的个人发展水平，他在主观上就会过得更好。
我们发现自我实现者在一种特定的认知能力上比一般人更强，我称之为存在认知。这在第六章已经被描述为对事物、人或一切的本质、存在性、内在结构和动态以及当前存在的潜力的认识。存在性认知与匮乏性认知或以人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形成了对比。正如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一样，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的存在性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存在性认知的危险
1.存在性认知的主要危险是不去行动，或者至少说是犹豫不决。存在性认知没有判断、比较、指责或评估。同时，存在性认知缺少决定，因为决定意味着准备付诸实践，而存在性认知是被动的沉思、欣赏和不干涉，也就是“顺其自然”。只要一个人凝视着癌症或细菌，对其心存敬畏、欣赏、好奇，或是被动地陶醉在这种丰富认知带来的喜悦之中，那么，他就会无所作为。愤怒、恐惧、改善现状的愿望、破坏或扼杀、谴责、以人为本的结论（“这对我不好”或“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都被搁置了。错与对，善与恶，过去与未来，都与存在性认知无关，同时对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它不在世界中。这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它趋于神性，慈悲，不动，不干涉，无为。在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它无关敌友。只有当认知转向匮乏性认知时，行动、决定、判断、惩罚、谴责、计划未来才成为可能。
那么，主要的危险在于存在性认知与行动在此时是不相容的。[13]但是由于我们大多数时候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行动是必要的（防御或进攻的行动，或以旁观者的角度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的自私为中心的行动）。从“存在”本身的角度来看，老虎（苍蝇、蚊虫或细菌）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冲突。尽管在存在性认知上一个人是反对杀死老虎的，但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必须要杀死老虎。也就是说，即使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内在性和必要性，也会存在一定的自私和自我保护意识，并且允许一定的暴力甚至是残暴。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性认知，也需要匮乏性认知作为自身的一个必要方面。这意味着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必然涉及冲突、实际的决断和选择。因此，抗争、挣扎、争夺、不确定、愧疚和悔恨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然带来的副产品。这意味着自我实现必须既要包括沉思也要包含行动。
现在，社会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劳动分工。如果他人采取行动的话，静观者的确可以不去行动。我们不必一切亲力亲为就像我们不用为了吃牛排亲自去杀牛。戈德斯坦已广义地概括了这一点。这就像是他那些大脑受损的患者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是因为有其他人在保护他们，代替病患做那些他们无法完成的事。对于一般的自我实现也是如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别人的默许和帮助。（我的同事沃尔特·托曼在谈话中也强调，在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中，全面的自我实现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爱因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他的自我实现得益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大学、朋友等等。也许，独自一人在一座荒岛上，他会有戈德斯坦所定义的自我实现（“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不是专门化的自我实现。但也许他独自一人根本无法自我实现，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他可能退回到匮乏性需要层面。
2.存在性认知和沉思式理解的另一个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不那么负责任，尤其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最极端的情况是对婴儿的不负责。对婴儿的“顺其自然”其实是阻碍了他的发展甚至是毁掉了它。我们也对非婴儿、成人、动物、土壤、树木、花朵负有责任。外科医生对着一个大肿瘤过于迷恋，可能会置患者于死地。如果我们欣赏洪水，就不建大坝。不仅深受“无为”之害的人，连静观者自己都认同这一点。因为他一定会为自己的静观和无为给别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感到内疚（他一定感到内疚，因为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爱”他们；他爱他的“兄弟们”，这意味着关心他们的自我实现、他们的死或遭难却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这种困境的最好例子是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治疗师对病人的态度。我们从中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是属于其类别的关系。但我们也必须面对来自老师（家长、治疗师）所担负的促进成长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难题，例如树立界限、纪律、惩罚，令我们不满，故意引起沮丧，唤起和让人忍受敌意，等等。
3.行动的抑制和责任的丧失会导致宿命论，也就是说，“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就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就是这样。它是确定的。我对此无能为力。”这是唯意志论和自由意志的沦丧，是一个坏的决定论理论，肯定对每个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都有害。
4.不活动的静观几乎必然会被他人所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样是缺乏爱、关心和同情的。这不仅会阻止他们向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而且可能会让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倒退，因为这可以“教”他们世事凶险、人心险恶。因此，他们对别人的爱、尊重和信任会消失。这意味着使世界恶化，对儿童、青少年和虚弱的成年人的影响尤其大。他们把“顺其自然”解释为忽视，或缺乏爱，甚至是蔑视。
5.作为上述的一个特例，纯粹的静观包含不写作，不帮助，不教导。佛教徒们将修行之人与菩萨区别开来，前者只为自己达到开悟的警戒，而不管他人；后者虽已开悟，却觉得只要还有人没有开悟，自己的超度就不完美。为了实现自我，我们可以说，为了帮助和教导他人，他必须远离存在性认知的极乐世界。
佛陀的开悟纯粹是个人和私有的么？还是它也必须属于别人，属于世界？的确，写作和教育常常（不是始终）要放下极乐或狂喜。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去帮助别人上天堂。禅宗教徒或道教徒是对的吗？《道德经》中有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既然体验它的唯一方式就是体验它，而且无论如何，语言永远无法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说的。）是这样么？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永恒存在、无法解决的困境。）如果我找到一片可以共享的绿洲，我是自己享受呢，还是带别人过去从而挽救他们呢？如果我发现约塞米蒂这个美丽的地方，它之所以美丽，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安静，没有人烟。我是应该保留它，还是把它变成一个国家公园，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去游玩？由于人数众多，这么做会改变它的面貌，甚至毁了它。我是否应该和他人分享我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不私密？印度人尊重生命不愿杀生，他们把牛养肥，却放任婴儿大量死亡，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呢？在一个贫困的国家，一群饥肠辘辘的孩子看着我，我应该允许自己与他们分享多少食物呢？我也该忍饥挨饿吗？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无瑕疵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无论给出什么答案，都会多少有些许遗憾。自我实现必须是自私的，也必须是无私的。因此，必须有选择、冲突和后悔的可能性。
也许，劳动分工原则（与个人体质差异原则相关联）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但给不了圆满的答案）。在各种宗教的使命中，有些人感觉到这是“自私的自我实现”的召唤，有些人感觉到“从善的自我实现”的召唤，或许社会可以要求一些人成为“自私的自我实现者”，或纯粹的静观者，以作为支持（因而减轻内疚）。社会可能认为，这样的人是值得支持的，这样可以为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启示他人，证明世间的确存在真正的超脱尘世的静观者。我们支持那些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免除他们的教学、写作和社会责任等任务，这不仅是为了追求这种“纯粹”，也是在赌他们能否带给我们回报。
这样两难的困境反而将“真正的内疚”搞复杂了（弗洛姆所说的“人道主义的内疚”），我之所以称为“真正的内疚”，是为了与神经官能性内疚相区别。真正的内疚源自无法坦诚地对待自己、人生的宿命以及自我的内在本质。请参考莫勒和林德的著作。
但是，这时就会再面对一个问题，“在对自己坦诚，而不坦诚对待他人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内疚呢？”选择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只有极少数的选择会让人满意。如果按照戈德斯坦教授所说的，你必须对他人坦诚相待；或者像阿德勒所言，社会利益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内在的、决定性的方面，那么，当自我实现的人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来拯救他人时，这个世界一定会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如果你必须首先对自己诚实，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为那些未写的手稿、被丢弃的画作、以及那些我们本可以从那些不愿帮助我们的纯粹（自私）的冥想者那里学到的教训而感到遗憾。
6.存在性认知可能会导致不加甄别地接受、普遍价值的模糊、鉴别能力的丧失和过分容忍。仅从每个人自身存在的角度看，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评估、指责、评价、否认、鉴定、比较，这些全都对他们不适用而且与其无关。对心理医生、爱人、教师、父母、朋友来说，无条件地接受是必要条件，但对法官、警察或官员来说，仅有无条件接受是不充分的。
这里，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两种人际态度上隐含的两种必然矛盾。大多数心理医生都会拒绝管教和惩罚病人。对于那些被开除或者受到惩罚的人，很多总裁、管理者和将军也不愿意对其矫正或者承担人事责任。
对于所有人，他们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那就是他们必须在不同时期切换其作为“治疗师”和“警察”的角色。我们也可能会认为，越是充满“人性”的人就越能认真地对待这两种角色，相较于普通人，他们会更深地受到这一困境的影响。对普通人而言，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这一困境的存在。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又也许是其他原因，在目前的研究中，自我实现者一般都能通过同情和理解把两种功能结合起来。而且，比普通人更有正当义愤的能力。有数据表明，相比普通人，自我实现者与心智更健康的大学生都能更真诚、毫不迟疑地表达他们的正当义愤。
除非用愤怒、指责、愤慨来补充人的理解同情，否则结果会让人变得冷漠，对人冷淡，无义愤能力，对真正的能力、技能、优势美德无法鉴别。对于那些专业的存在性认知者来说，这对其职业是有害的。如果，我们只浅显地从表面上判断这一普遍印象，那么很多心理治疗师在我们看来都过于中庸、消极、冷漠、冷静地处理社会关系。
7.对另一个人的存在性认知相当于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他是“完美的”，这很容易被他误解。我们知道，被无条件地接受，被完全地爱，被完全地认可，可以很好地增强和促进成长，具有很高的治疗和心理治疗作用。然而，我们现在必须意识到，这种态度也可能被误解为一种无法忍受的要求，以实现不真实和完美的期望。他越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和觉得自己不完美，就越会曲解“完美”和“接受”这两个词，他就越觉得这种态度是一种负担。
当然，“完美”这个词其实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属于存在范畴，另一种是匮乏范畴，在于奋斗和形成。在存在性认知中，“完美”的意思是真实地感知并接受一个人的全部。在匮乏性认知中，“完美”则意味着必然的错误的感知和错觉。在第一种意义上，每个活着的人都是完美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人是完美的，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人视为存在性完美，但他或许以为我们认为他不完美，因此他当然会感到不安、自卑、愧疚，就好像他在骗我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性认知能力越强，他就越能够接受和享受被存在性认知的过程。我们还可以希望，这种误解可能常常会在完全理解和接受另一个认知者上带来微妙的策略问题。
8.可能的超美主义是存在性认知所引发的最后一个策略问题，在这里我也想要谈一谈这个问题。对生活的审美反应，往往与现实以及对生活的道德反应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早就存在的矛盾）。一种可能是把丑陋的事情描绘得很美。另一种是将真、善甚至美呈现得拙劣且毫无美感。（我们暂且不论把真善美用外在形式呈现出来是否有问题。）由于这种两难困境是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我这里只想要指出，它还涉及成熟的人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不成熟的人可能会混淆存在性接受与匮乏性认可。由于深刻理解而产生的关于同性恋、犯罪或不负责任的感人而唯美的表述，可能会被误解为鼓励他人效仿。对于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惧和容易被误导的世界中的存在性认知者来说，这是一个需要承担的额外责任。
经验主义的发现
在我那些完成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身上，存在性认知与匮乏性认知之间到底存在一种什么关系？他们是如何将静观与行动联系起来的呢？虽然我当初没有用这种形式来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印象。首先，如一开始所述，这些被试者的存在性认知能力和纯粹的静观和理解能力远远高于一般人群。这似乎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每个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性认知、完全静观和经历高峰体验。其次，他们同样更能付诸有效行动，进行匮乏性认知。必须承认，这可能是在美国选择研究对象的一种附带现象；甚至，这可能是选美国人作为研究对象这一事实的副产品。总之，我必须说在我的搜寻过程中，我没有遇到像佛教僧侣那样的人。第三，在我的印象中，绝大多数的“最完整的人”在大量的时间里，过着我们所谓的普通人的生活，他们也去购物，吃饭，保持优雅，看牙医，思考金钱，为买黑色皮鞋还是棕色皮鞋纠结，看无聊的电影，读通俗文学。他们通常也会被无聊的事情惹恼，被错误的行为震惊，等等，尽管这种反应可能不那么强烈，或者更多地带有同情心。高峰体验、存在性认知、纯粹的静观，无论它们的相对频率如何，从绝对数量上看，似乎都是非常特殊的经历，即使对于自我实现者也是如此。这似乎是真实情况，尽管更成熟的人在所有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更高的层次上，例如，更清楚地区分手段和目的，深刻和肤浅；他们通常更清楚，更自然，更有表现力，与他们所爱的人有更深刻的联系，等等。
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现实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终极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实际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但这种困境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理论上努力定义人性的可能性和限度。因为它们也滋生了真正的负罪感，真正的冲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存在主义精神病理学”，我们必须继续与它们还有个人问题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