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体系中，“抵抗”指的是压抑的维持。但沙赫特尔已经表明，思想意识的困难可能有其他来源，而不是压抑。有些意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可能被简单地说成是“遗忘”了。我们对无意识的初始认知存在较弱的抵触，而对被桎梏的冲动、欲望或愿望存在更强的抵触，我也曾经试图区分这两者。这些新的研究和其他的研究表明，“抵抗”这一概念可能延展到表达“由于何种原因而实现洞察力的困难”（体质上的无能力除外，比如，智力缺陷、明显的退化、性别差异，甚至谢尔登式的体质决定因素）。
此处的论点是，在治疗情境中，造成“抵抗”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病人对标签化或随意分类的正常反感，因为这样会让其失去个体性、唯一性、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性以及特有的个性。
在之前的研究中（《动机与人格》第四章）把标签化描述为拙劣的认知，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种不认知的形式，一种快速、简单的分类，它的作用是使更仔细、更具体的感知或思考所需要的努力变得不必要。正确地了解一个人比将他归为某一类会耗费更多的精力，至于后者，只要了解一个表明他属于哪一类的抽象特征就行了，比如说，婴儿、侍者、瑞典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女性、将军、护士，等等。标签化强调的是这个人所在的类别，他只是该类别中的一个例子，非个人本身，与其说是差异，倒不如说是相似性。
本书中已经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给他人贴上标签其实是一种冒犯行为，因为这否定了对方的个性，或不注意他的个性，不注意他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身份。威廉·詹姆斯在1902年发表的著名声明明确了这一点：
“智力对一个对象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它与其他对象分类。但是，任何对我们极其重要并能唤醒我们的虔诚的事物，我们也觉得它必定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一只螃蟹听到我们毫不费力地把它当作甲壳类动物来对待，然后把它处理掉，它可能会感到非常愤怒。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就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
作者在对于墨西哥人和美国人对男性与女性的概念的研究中就可以举出一个例子说明标签化会引发怨恨。大多数美国妇女，在初次来墨西哥后，发现他们如此重视女性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无论走到哪里，都常常引起一片口哨声和惊叹，并受到各个年龄段的男人们的热切追求，认为她们漂亮、珍贵，她们对此十分欣喜。对于许多美国女性来说，她们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常常是矛盾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体验，让她们觉得自己更女性化，更乐于享受女性的身份，这反过来又让她们看起来更有女人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人）发现这并不那么令人愉快。她们发现，对墨西哥男人来说，任何女人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年老的女人和年轻的女人，漂亮的和不漂亮的，聪明的和不聪明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此外，她们发现，与年轻的美国男性相反，墨西哥男性非常平静，太平静地接受了拒绝。（一个女孩说，“当你拒绝和美国男人出去时，他会受到很大的创伤，甚至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他们好像不在乎被拒绝，转身便去追求另一个女人。但是，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女人，她自身，作为个人，对男人而言没有特别的价值。男人所有的殷勤是献给女人的，不是献给她的，这表示所有女人都一样好，她可以被别的女人所替代。一个女人会觉得自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人”这个身份类别。最后，她觉得被侮辱了，而不是受宠若惊，因为她希望能够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被重视，为她自己，而不是为她的性别。当然，“女人”比“人”更具有优势，也就是说，这种女性地位要优先满足，但这种满足却使得个人的要求在动机系统中占据突出地位。持久的浪漫爱情、一夫一妻制和女性的自我实现，都是基于对某一个人的关注，而不是对其所在的“女人”这个类别的关注。
另一个关于因标签化而愤怒的常见例子是，当青少年被告知：“哦，这只是你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你最终会摆脱它的”。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悲剧性的、真实、独一无二的事物，哪怕其他千百万人都认为是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因此嘲笑孩子。
最后一个例子：一位精神病医生结束了对一位准病人的简短而匆忙的第一次面谈，他说：“你的问题大致是你这个年纪所特有的。”这个潜在的病人变得非常愤怒，后来报告说感到“被忽视”和被侮辱。她觉得自己好像被当成了小孩一样对待：“我不是一个样本。我就是我，不是别人。”
考虑这些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扩展经典精神分析中关于抵抗的概念。因为抵抗习惯上只被视为神经官能症的一种防御，一种对恢复健康或感知不愉快事实的抵抗，因此抵抗经常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东西，需要克服和分析的东西。但正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被视为疾病的东西有时可能是健康的，或者至少不是疾病。治疗者在他的病人身上感到的困难是患者拒绝接受某种解释，他们的愤怒和反击，他们的固执，几乎可以肯定，在某些情况下，其实来自他们被贴上了标签。因此，这种抵抗可以被看作是对个人独特性、身份或自我的一种主张和保护，以免受到攻击或忽视。这种反应不仅维护了个体的尊严，还使他免于受到不良的心理治疗、照本宣科式的解释、“胡乱的分析”、过于理性或草率的说明或解释、毫无意义的概括或泛化。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切都意味着缺乏尊重。可以参考欧康纳对类似的治疗的论述。
渴望快速治疗患者的新手治疗师；死记硬背一套概念体系、认为治疗不过是灌输概念、“生搬硬套”的学生；缺少临床经验的理论家，刚刚才背熟费尼切尔的理论就对宿舍里的每个人声称自己属于哪个流派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这些人都是标签化者，这使得他们的患者不得不自我保护。哪怕是第一次接触，他们都会草率地发表如下一番论调，“你这是肛门性格”“你只是想要控制他人”“你是想跟我上床”，或是“你非常渴望跟你爸生个孩子”等等。[14]把这种典型、反对标签化的正当自我保护反应称作“抵抗”，不过是滥用概念的又一个例子。
好在那些对治疗患者负责的医生表露了对标签化的反对。这个趋势其实可以从那些明智的心理治疗师对分类学、“克雷丕林型”或“州立病院”精神病学的普遍厌弃中看出来。这些标签化的过程中往往主要做的事或者说是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下结论，也就是将某人归为一个类别。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下结论的方法更多的是法律和行政上的需要，而不是治疗上的需要。如今，哪怕是在精神病医院，人们都提高了认识，认为不存在教科书式的患者；员工会议上的诊断性陈述越来越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不再是简单的贴标签。
现在人们认识到，如果主要目的是心理治疗的话，病人必须作为一个单独的、独一无二的人来对待，而不是作为一个类别中的一项来对待。理解一个人并不等同于对他进行分类或标签化。了解一个人是治疗的必要条件。
总结
人类经常憎恨标签化，这可以被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个性（自我身份）的否定。他们的反应可能是以各种方式重申他们的身份。在心理治疗中，这种反应必须被同情地理解为对个人尊严的主张，而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反应都是某些治疗引起的强烈反击。要么这些自我保护的反应不应该称作“抵抗”（从疾病防护策略意义上说），要么“抵抗”这一概念必须扩展到包括各种认知障碍在内。另外还要指出，这种抵抗是对糟糕的心理治疗极为宝贵的保护机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