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假设我们自己时代的一位作者撰写了一本书：这位作者把他的手稿寄给印刷商；他亲自校订了清样，并于其上签名“付印”。一本在这些条件下刊行的书，会落到我们的手上的。对于一份文献而言，在我们的手上是一件好事。无论作者会是谁，无论他的情感和意图是什么，我们都能肯定——而且，这种肯定是当前唯一涉及到我们的——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了一份相当精确的该作者所撰文本的复制件。我们不得不说“相当精确”，因为原始文本的复制件有可能不完善。如果该作者很糟糕地校订他的清样，或者如果印刷商对其校订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那么即使是在这种特别令人称许的情况下，原始文本的复制件也会是不完善的。印刷商常常会窜改某位作者的文本，而这些窜改的东西这位作者要过很久才会注意到。
有时候，复制一本作者已逝的著作以及未能寄给印刷商的手稿，是很有必要的。比方说，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 ） [1] 就是这种情况。这本回忆录讲的是名人们日常往来的琐事。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它被匆忙刊行。而且，它的原始手稿亦是很容易损坏的。起初，文本被复制；然后，排版工根据复制的文本排印它，进行二次复制；最终（或者应该）某人代替已故作者（在清样阶段）把这二次复制本与一次复制本相核校。当然，最好是与原件相核校。二次复制本的精确度，肯定要比一次复制本要弱些；因为在原始文本和最终复制本之间，尚有着一个媒介物（手稿复制本）。二次复制本的精确度减弱，也有可能因为任何人（除了作者）都难以辨认原本。事实上，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及身后信函的文本，常常因为多次翻版时所出现的抄写及标点错误而受损。那些错误乍一看，还给人留下复制认真的印象。 (1)
现在说说古代文献。我们问：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被保存的。几乎任何时候，只要原件亡佚下，我们就只能有抄件。这些抄件是直接依据原件制成的么？不是，它们是抄件的抄件。制作抄件的抄写者，可并非全都是什么有才干的且本着良心办事的人。抄写者们常常转录文本，但他们根本不理解它，或者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它。而且，像加洛林文艺复兴（Carlovingian Renaissance）时期 [2] 那样把抄件与原件相比较，这也并非总是一贯的做法。 (2)
如果我们的印刷书籍在作者和印刷商的校对员进行了连续修订之后，仍然只是不完美的复制件，那么只能认为古代文献到我们手上时已经满是错误了。许多世纪以来，那些古代文献被漫不经心地抄录、再抄录，而且每一份新抄本都要冒着有所改动的风险。
显然，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了。在使用一份文献之前，我们必须查明是否该文献的文本是“可靠的”。换言之，该文献的文本要尽可能地与作者的原始手稿相一致。而且，当这份文本有“讹误”时，我们必须修订它。在使用一份流传中有所讹误的文本时，我们有可能会错误地把实因复制者造成的讹误归之于作者。现实中有很多时候，各种基于流传中虚假篇章的学说，一旦在真正的文稿被发现或复原后，就迅速破产了。印刷者在复制时所犯下的错误和过失并非总是无害的，或者仅仅具有娱乐性的；那些错误和过失有时候是险恶的，是会误导读者的。 (3)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学名家们总是把获得“可靠的”文本作为一条规则；那些“可靠的”文本是这些名家们必须要参考的，而且是被正确地校订和修复了的。那是一种误解。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仅仅使用他们唾手可得的文本，却不去核校它们的精确度。而且，那些以编辑文本为业的学者们也未曾发现复原文本的艺术。就在不久前，文献仍常常根据到手的初次复制件被编辑。那些初次复制件，无论好坏，都被随意地缀合并校正。今天，古代文献的辑本绝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了。但是，许多中世纪巨著的首度“批判版”出版仍未及30年。而且，某些古代典籍（比如帕萨尼亚斯）的批判文本依然在构想中。
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应该被以一种旨在满足历史学家们安全需要的形式出版，但这迄今仍未完全实现；而且，有些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可疑文本同样要求小心处理，他们依然在我行我素。不过，可观的进步还是出现了。随着几代学者经验的累积，一种公认的净化及复原文本的方法已经演化出来了。没有任何历史方法能比它更具有坚实的基础了，或者更普遍地为人所知了。在几部流行的语文学著作中，这种方法被清楚地阐释了。 (4) 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将只概述该方法的基本原则，并指出其结果。
Ⅰ．我们假设有一篇没有按批判原则被编辑的文献。若要辑校出最可能的文本，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会遇到三种情况。
（a）最普通的情况：我们拥有原始文本，即作者的手稿。于是，我们只需绝对精确地复制手稿的文本。 (5) 理论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的了；但实际上，这一初阶工作也要求一种持久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并非每个人都具有的。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可以让他试一下。即使在学者们中间，从未犯过错的复制者和注意力始终集中的复制者也都是罕有的。
（b）第二种情况：原件已经亡佚；只知道有一份它的复制件。一定要小心谨慎些，因为很有可能这份复制件有错误。
根据某些规则，文本是一代不如一代。在原件和复制件之间，人们注意到有许多差异；人们费了很多心血发现并界定了这些差异的原因和普通形式；从而，人们推论出许多可用于推测性复原的规则。对于某份原件已亡佚的唯一复制件而言，若是在该复制件中有些篇章段落肯定是有讹误的（因为是莫名其妙的）或者十之八九是这样的，那么这些规则也许可用来对那些篇章段落进行推测性复原。
复制件中所出现的与原件不合的地方，即所谓的“传统的异文（traditional variants）”。这些异文应归于造假或犯错。某些复制者会有意地修改或删除某些篇章段落。 (6) 而且，几乎所有的复制者都犯过判断错误（errors of judgment）或偶发错误（accidental errors）。教育程度不足的和不太聪明的复制者们认为修正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原件中的篇章段落和语词是他们的职责；当这些复制者这样做的时候，判断错误就出现了。 (7) 当复制者在复制时误读了，或者耳听笔录时误听了，抑或他们无意中笔误的时候，他们就会犯下偶发错误。
源自于造假或判断错误的改动，常常是很难被校正的，更遑论被发现了。某份唯一复制件中的某些偶发错误（例如，有几行话漏了）也是无法弥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偶发错误都能够被任何一个知晓其普通形式的人发现到。偶发错误的普通形式包括：词义、文字和语词的混乱，语词、文字和音符的错位，重字（文字或音符的无意义的重复），漏字（凡音符或语词该被书写两次的地方，它们都只被写了一次），语词间的错误划分，文句的糟糕标点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错误，是所有国家和时代的抄写者们都会犯下的，与原件的笔迹和语言无关。但是，有些字母的混乱频繁出现在安色尔字体（uncial）原稿的抄本中，另有些出现在小写字体原稿的抄本中。 [3] 词汇或读法当然会随语言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词汇或读法的混乱，可以被解释为是因为词汇或读法的种种类似。推测性校勘（conjectural emendation）的一般理论，可被归纳为我们刚才所述的提纲；对于这门艺术而言，没有任何普适学徒期。一个人所学到的，不是复原摆在他面前的任何文本，而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希腊文本、拉丁文本、法兰西文本等等）。因为若要推测性校勘某一文本，不仅要有文本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退化的一般观念，还要掌握一些深奥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1）某门特殊语言；（2）某种专门的书写法；（3）（词义、文字和语词的）种种混乱，这些混乱对那些复制文本——以某种书写文体而写就的某种语言的文本——的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为了对希腊和拉丁文本的推测性校勘的学徒期有所裨益，人们整理了各种（按字母顺序系统排列的）列表，这些列表涉及到：不同的读法、频繁发生的混乱和可能的修正。 (8) 的确，这些列表不能取代专家们指导下的实践工作，但它们对专家们自己也是有极大用处的。 (9)
给出一份悦人心意的校勘表是很容易的。最令人满意的是那些在古文书学上明显正确的校勘表。比如，马兹维对塞涅卡（Seneca） [4] 的书信（89，4）所作的经典校勘。那段古老的文字即：“Philosophia unde dicta sit，pparet；ipso enim nominee fatetur．Quidam et，sapientiam ita quidam finierunt，ut dicerent divinorum et humanorum sapientiam …”——这段话毫无意义。人们过去常常猜测在ita与quidam之间有词语脱漏了。马兹维则认为亡佚了的原型文本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而且与18世纪之前常见的其他文本一样，该原型文本中的语词是不分开来的（连续书写［scriptio continua ］），句子也是不加标点的。马兹维自问，是否拥有原稿的那位抄写者并没有随意地划分词语，而且那位抄写者读到“…ipso enim nominee fatetur quid amet。Sapientiam ita quidam finierunt…”时是毫无困难的？布拉斯、雷纳克（Reinach） [5] 、林赛（Lindsay），在本书注中提及的著作中，论及了另几种精妙而雅致的校勘。并不是只有希腊学家们和拉丁学家们擅长校勘；同样杰出的校勘也可以在东方学家、罗曼学家和日耳曼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今天，那些东方诸国语言的、罗曼语的和日耳曼语的文本已经被逐字逐句地予以了批判。我们也早已指出：即使现代文献是在最佳印刷条件下复制的，也有可能要进行学术上的校正。
在我们的时代，也许没有一个人在推测性校勘这门艺术上可与马兹维媲美。但是马兹维本人并没有什么关于现代学术研究的高明观点。马兹维认为16和17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在校勘上要比现代学者们训练得更好些。事实上，对希腊和拉丁文本的推测性校勘，是一项体育运动。要想取得这项体育运动的成功，不仅要有天赋和古文书学的直觉，而且还要正确、快速、细致地鉴别出古典语言的细微差异。今天看来，早期的学者们无疑是太大胆了，但是他们比我们现代的学者们要更精通古典语言。
然而毫无疑问地，存留下的大批文本——污损形态的、唯一抄本的——都在（并将继续）抵抗着批判的种种努力。经常出现的是：批判查实了文本已被改动，澄清了词义所指为何，但却谨慎地停了下来；这是因为原文段落中每个地方仍是晦涩不明的；而这种晦涩不明是由于那些成功的校正和根本无法解决的错误纠结在一起而造成的。献身于推测性校勘这一迷人追求的学者们，本着他们的热情，常常会怀疑起那些完全清白的文字，并且对于根本无望的段落还常会提出一些冒险性的臆测。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定下了一条规则：在他们的校勘本中，要把原稿中所见文字与他们自己的复原文字清晰地区分开来。
（c）第三种情况：我们有好几种原本已亡佚的某文献的复制件，而这些复制件是彼此不同的。对于这种情况，现代学者们显然要优于他们的前辈。因为除了学识更加广博之外，现代学者们能更成系统地对这些复制件进行比较。和前述情况一样，目标仍是尽可能精确地重构原本。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该被谴责的冲动，即采用手边的第一份复制件，无论该复制件的品性碰巧会是什么样的。早期的学者们不得不去和这种冲动作斗争。现今的初学者们亦是如此。还有一种冲动也好不到哪去，那就是从好几种不同时期的复制本中选择使用最古旧的本子。理论上（实践中亦常是）各种抄本的相对年代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一份16世纪的稿本，若是转录了一份已亡佚的11世纪的优良抄本，则比起在12或13世纪制成的一份不完善的且润饰过的抄本来，这份稿本要更有价值些。第三种冲动依然远非良善的；这种冲动是要去清点核验过的文字，然后由绝大多数人来决定。设想一下，这儿有20份某一文本的抄本；文字A被认可为真18次，文字B是2次。把认可次数多少作为选择A的理由，是在毫无根据地假设所有的稿本都有着同样的权威性。这是一个判断错误；因为如果接受文字A的18份稿本中有17份是复制自第18份，那么文字A实际上仅仅有1次被确证为真的；唯一的问题是文字A是否在本质上就比文字B要更好些或更坏些。
人们已经认识到，唯一理性的程序是从确定复制本之间的关系开始的。为此目标，我们把一条无可争议的公理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条公理就是：在同一段落中含有同样错误的所有复制本，要么是彼此相互抄录的，要么就全都源自于某份包含这些错误的复制本。几位抄写者分别独立地抄录一份没有错误的原本，却都犯下了完全相同的错误，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错误的同一性证明了来源的一致性。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抛弃掉所有源于某一现存手稿的抄本。显然，这些抄本除了来源一致外，没有任何价值；如果这些抄本是与原本不同的，那只能是因为这些抄本犯了新的错误；研究这些抄本的种种异文，将会是浪费时间的。排除掉这类抄本，我们面前将只会出现独立抄本了，那些独立抄本系直接依据原本或者原件已亡佚的副本（secondary copies，一种直接采自原本的抄本）制成的。副本应该被归合分类（families），每一类都将表现出实为同一传统的内容。为了把副本归合分类，我们再一次求助于对各种错误的比较。一般来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拟定出一张现存抄本的完整系谱表（stemma codicum），而这张系谱表将很清晰地揭示出那些抄本的相对重要性。有时候，由于亡佚的媒介文本数量过多，或者古代的抄写者们武断地把不同传统的文本缀合在一起，从而使得拟定系谱表的工作变得极其劳心费力，甚或是无法实行的，对于上述种种困难情况，我们在这里不予讨论。此外，在这些极端情况下都没有涉及到任何新方法。因而，相应篇章段落的比较仍是一件强有力的工具，但这件工具是批判为此任务而可自由支配的唯一的一件工具。
若手稿的系谱树绘制完成，我们就应努力通过比较不同的传统来复原原始文本。如果这些传统彼此一致并且所给出的文本是令人满意的，那么复原工作就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如果这些传统彼此相异，那么我们对它们就得有所取舍。如果这些传统偶然地都给出了一份有缺憾的文本，那么我们就得求助于推测性校勘，这样做似乎我们就只有一份抄本似的。
理论上，某一亡佚原稿若有好几种独立的抄本，则复原工作肯定要好过只有一种独立抄本的情况。因为对于有些推测性批判无法解决的费解问题，对不同文字的单纯机械性比较常常就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当给稿本归合分类的工作被落下未做或做得很糟糕的时候，稿本多了也是一桩尴尬事，而非一种帮助；没有什么能比武断的和杂乱的复原要更加令人不满意了。在各种彼此关系及与原本的关系都没有先确定下来的抄本中，我们常常能见到那类武断的和杂乱的复原。此外，理性方法的应用有时候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劳力。有些存留下来的著作，有着成百上千的彼此完全相异的抄本；有时候（比如福音书），某一中等规模文本的异文是数以千计；若是打算出版某些中世纪传奇文学的批判版，肯定要进行好几年的勤勉工作。而且，在进行了所有这类工作（校勘和比较）之后，如果只有二三种稿本发挥了作用，那么我们能保证（比如传奇文学的）文本就明显好于原本么？我们无法保证。某些批判版，由于用于进行批判工作的材料是明显丰富的，则只要求一种机械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与作为其酬劳的积极结果是完全脱节的。
“批判版”是以亡佚原本的若干种抄本为基础的。“批判版”应该为大众提供校验编者所拟“版本系统表（stemma codicum）”的手段，并且应当在注释中给出弃置的异文。通过这种方式，有能力的读者们肯定会有所收获，即使所得不是最有可能的善本，至少也是建构善本的材料。 (10)
Ⅱ．文本批判的结果是一种涤清了的和修订了的文本，但这种文本是完全消极的。对于原本已经亡佚了的文献，我们通过推测或者把推测与比较结合起来，不一定就能够建构出好的文本，但可以建构出可能的最好文本。因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去除掉那些讹误和极易造成错误的衍生文字，并且鉴别出同样可疑的篇章段落。但显然，这种方法不会增补进任何新的信息。某份文献的文本，即使是付出无限辛苦方才复原出来的，也没有原本就存留着的文献的价值高；相反，复原文本的价值比存留原本的价值还要少些。如果《埃涅阿斯纪》（Æneid） [6] 的手稿没有被毁掉，那么数个世纪的整理和推测就将被省下来，而且《埃涅阿斯纪》的文本将比它现在的样子要好得多。有些人擅长“校勘游戏（emendation game）”， (11) 并由之而喜好上了这种游戏，而且真得会为没有机会玩这种游戏而难过；对于这些人来说，有原本存留于世是老天故意的。
Ⅲ．然而，只要我们没有历史文献的精确文本，文本批判就将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就科学现状而言，没有什么工作要比发现新文本或改善已知文本的那些工作要更有用了。按照批判原则来刊行未编辑的或曾糟糕编辑的文本，是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实际贡献。各国都有许多学会把它们绝大部分的资源和活动都奉献给了这项重要的工作。但是，待批判文本是浩如烟海， (12) 而且文字考订工作也要求谨小慎微； (13) 因而，出版及复原工作不可能是大跃进式的，而只能是一步一步地缓慢前进。在对中世纪及现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所有文本被从技术上编辑或重新编辑之前，即使假定近些年相对快些的工作会进一步加速，漫长的时间也必定流逝掉了。 (14)
注释
(1) 法国人文科学学会（Société des humanistes français，1894年于巴黎创建）的一名会员，在学会的《通报》（Bulletin ）上，自我解嘲般地指出：众多身后著作（特别是《墓畔回忆录》）的不同辑本中所出现的某些错误，都可经文字批判而得以修订。他认为，通过在古代文本复原工作中所用到的同种方法，最现代的文献中的种种不明之处都有可能被去除掉。
(2) 正是因为那些中世纪复制者们有这类习惯，绝大多数的古代文献著作才能经由这些中间代理人传承给我们，参见W．瓦腾巴赫（W．Wattenbach）搜集的评注，Das Schriftwesenim Mittelalter ，3rd ed．（Berlin，1896，8vo）。
(3) 例如，参见A．托马斯（A．Thomas）搜集的Coquilles lexicographiques ，载Romania，ⅩⅩ．（1891），pp．464以下。
(4) 参见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2nd ed.，pp．341-354．也参考F．布拉斯（F．Blass），载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I．von Müller编辑，I.，2nd ed．（1892），pp．249-289（附有一份详尽的参考书目）；A．托布勒（A．Tobler），载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I．（1888），pp．253-263；H．保罗（H．Paul），载Grundriss de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 ，I.，2nd ed．（1896），pp．184-196．法文的参阅Critique des textes 部分，载Minerva，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classiques scolaires grecs et latins，by J．Gow and S．Reinach （Paris，1890，16mo），pp．50-65．J．泰勒（J．Tayor）的著作，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 （Liverpool，1889，16mo），毫无价值。
(5) 这条规则并非绝对的。如果编者把事实告诉给了公众，那么一般来说编者会被授予统一某份手稿文献的拼写法的权利；无论在什么样的文献中，即使在最现代的文献中，作者的各种正字法的奇想都不具有语文学的趣味。参见Instructions pour la publication des texts historiques ，载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de Belgique ，5th series，Ⅵ．（1896）；以及Grundsätze für die Herausgube von Actenstücken zur neueren Geschichte ，1894年和1895年，在德国历史学家第二届和第三届大会上，该问题被热烈讨论了，载德文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Ⅺ．p．200，Ⅻ．p．364．在热那亚（1893）和罗马（1895）召开的最近两届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这一问题也被讨论了，但没有什么结论。在复制手稿文本时，可合法采用的自由权是什么？这个问题比那些非专业人士所想象的要更难些。
(6) 在第三章参考此处 ，篡改将被论及。
(7) 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书吏，以及严格意义上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抄写者，都竭力提供清晰的文本。因而，这些书吏和抄写者们修正了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每一样东西。好几种古代著作，被以这种方式无可挽回地毁坏了。
(8) 就古典语言而言，这些知识中最重要的，除了上文提及的布拉斯（Blass）（前述，p．74注）的著作之外，就是马兹维（Madvig）的Adversaria critica （Copenhagen，1871—1874，3vols．8vo）了。至于希腊语，备受称赞的是F．J．巴斯特（F．J．Bast）的Commentatio palœographica 和科贝特（Cobet）的Variœ lectiones （Leiden，1874，8vo）；巴斯特的文章是作为语法学家科林斯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Corinth ）著作辑本（Leipzig，1811，8vo）的一篇附录刊行的。至于拉丁语，有H．Hagen，Gradus ad criticen （Leipzig，1879，8vo），和W．M．Lindsay，“An Introduction to Latin Textual Emendation based on the Text of Plautus”（London，1896，16mo）。在《法国人文科学学会通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humanistes français）上，一位撰稿人表示希望关于现代法国的类似收藏会被汇编起来。
(9) 比较Revue Critique ，1895，Ⅱ．p．358。
(10) 近来，我们的学者们常常忽视了这种初阶的预防措施；他们老是说为了避开一种“炫学的气氛（air of pedantry）”。B．奥雷欧先生（M．B．Hauréau），在他的Notices et extraits de quelques manuscrits 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Ⅵ．p．310）中刊行了一首韵诗（rhythmic verse），“De presbytero et logico”。“它并非未被编辑过，”奥雷欧说，“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已经发表过它了……但是赖特这一版是很有缺憾的；文本偶尔是十分难以理解的。因而，我们花大力气校订了它；为此目的，充分利用了两份抄本；不过必须承认，这两份抄本都并非完美无缺的……”奥雷欧这版，未附任何异文，是没法去核对的。
(11) “由于缺乏也许可被称作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的知识，文本校勘常常无效”（WM．Lindsay，p．v．载前述提及著作）。
(12) 人们常常问：是否所有的（all）文本都得忍受这种“定本（establishing）”刊行的麻烦。“在我们的古代文本中，”J．贝迪耶先生（M．J．Bédier）谈及法国中世纪文学时说，“我们应该出版哪一种？每一种。但是人们要问了，我们不是已经在文献的重压下摇摇欲坠了么？……下述即是为什么出版应该无一遗漏的原因。只要我们面对着大量未知的且难解的手稿，这些手稿就仿佛包含了所有谜团的答案一样吸引着我们；每一颗公正的心，在开始探究之旅时，都会为它们所累。只要能摆脱它们并且在今后工作中能当它们似乎是不存在的，出版它们就是值得的……”（Revue des Deux Mondes ，February 15，1894，p．910）。我们已经指出（p．31），所有的文献都应该被编目，这样研究者们才会减轻那种害怕，即害怕也许有些文献对他们的目标来说是有用的，但他们却一无所知。但是在任何情况，只要关于某种文献的概要性分析能够提供充分揭示该文献的内容，而且该文献的形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趣味，那么无删节地（in extenso ）出版该文献不会得到任何东西。我们无须自我负担过重。总有一天，所有文献都会被分析，但是许多文献将绝不会被出版。
(13) 文本的编辑者们以诠释文本为借口，承担起了额外的注释职责，这常常把他们的任务搞得比编辑本身所需要的时间还要长，而且还更难做。他们自己应卸下这重苦工，并且略去所有不属于正当“研究材料（apparatus criticus）”的注解，这样做将给他们带来益处。这个问题可参见T．Lindner，Ueber die Herausgabe von geschichtlichen Quelle ，载Mitth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ⅩⅥ，1895，pp．501以下。
(14) 意识到这一点，就足以把最积极的社团——诸如德意志史料集成学会和意大利历史研究所（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迄今所已做了的，与依然留待它们去做的相比较。更大宗的古老文献和难以复原的文献长期压榨着学者们的聪明才智，现在这些文献的情况相对令人满意。但是，大量的机械工作仍然要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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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家。6卷本《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 ）系作者最重要作品之一，出版于1848年。
[2] 加洛林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公元8世纪前后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也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当时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后，希望恢复昔日罗马的繁盛，在文化上恢复罗马的传统，为此他召集了一批文人学者在首都阿琛搜集整理古籍，让艺术家依照古典样式进行创作，以其宫廷为中心形成了复兴古典文化的潮流，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
[3] 安色尔字体，公元4至8世纪希腊和拉丁手稿中常用的一种大圆字体。小书写体（Minuscule），一种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间从安色尔字体发展而来的小的手写字体，常用于中世纪时的书写。
[4] 塞涅卡（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新斯多葛派主义者。
[5] 雷纳克（1858—1932），法国考古学家，地中海及近东考古成就显著。
[6] 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史诗巨著，作于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19年。共十二卷，约一万二千行。描写特洛伊被希腊军攻陷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出逃意大利，建罗马城的故事。诗人遗嘱将诗稿焚毁，但屋大维下令保存。